桡神经深支:前臂旋前/旋后对纵向神经排列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高频超声评估前臂最大旋前与最大旋后对桡神经深支在旋后肌弓处纵向排列的影响。55名无症状志愿者的110条神经纳入分析,结果显示最大旋前时神经向旋后肌弓汇聚(角度更小),最大旋后时发散(角度更大),平均角度差约7°。该动态变化有助于理解桡神经深支卡压综合征的病理生理,并提醒放射科医生在检查时注意体位对神经形态的影响。
要点
- 旋前时桡神经深支向旋后肌弓汇聚,旋后时发散,平均角度差约7°。
- 高频超声测量神经角度具有很好的观察者内和观察者间一致性。
- 阅片时需注意前臂旋转体位对神经纵向形态的影响,避免误判为病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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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桡神经深支(DBRN)是肘部区域桡神经的主要分支之一。DBRN卡压主要发生在旋后肌上弓(SASM)水平,该结构也称为Frohse弓[1]。此前已提出DBRN卡压、SASM与反复前臂旋转运动之间的关联[1–4]。DBRN的麻痹性和疼痛性卡压综合征,即骨间后神经(PIN)综合征和桡管综合征,与体育运动及需要肘关节伸展下用力且反复进行前臂旋前和旋后的重体力手工劳动相关[5]。PIN综合征与健美/举重、飞盘、体操、网球/壁球和游泳等运动相关[6],并已有报道见于小提琴手、管弦乐队指挥、调酒师、紧身胸衣裁缝和奶制品工人[7]。此外,在尸体研究中已显示最大旋前会增加SASM和旋后肌下方神经所受的压力[5]。
多种成像方法可用于评估周围神经。近几十年来,随着更高频率换能器的出现和软件的改进,超声检查的作用不断增强[8, 9]。高分辨率超声检查(HRUS)目前被认为是周围神经评估的一线成像方式,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可视化微小神经的高空间分辨率、成本、患者检查的便捷性以及实时动态成像能力[10, 11]。然而,对于DBRN神经动力学的若干方面,包括HRUS在内的无创成像方法仍存在知识空白。
本研究旨在利用HRUS评估前臂旋转运动的极限位置如何影响DBRN在SASM处的纵向排列。我们通过测量神经的成角来研究DBRN长轴构型的改变。假设是:与前臂最大旋后相比,前臂最大旋前时DBRN向SASM的汇聚更为明显。我们旨在通过成像了解DBRN的神经动力学,并将研究结果与卡压综合征的病理生理学相关联。
材料与方法
研究设计
已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参与者于2021年3月至8月入组,最终研究人群由55名无症状志愿者组成。评估为双侧进行(55名受试者),共110条肢体,研究纳入110条神经。
参与者
纳入标准为年龄大于15岁、性别不限的无症状志愿者。排除标准如下:(a)影响持续前臂旋前和旋后位置的症状,(b)前臂活动范围(ROM)的功能性缺陷,(c)既往有旋后肌管手术或DBRN减压或水分离术史,以及(d)偶然发现压迫神经的肿块。
前臂活动度(ROM)使用倾角仪(Sanny®)测量,若旋前超过50°、旋后超过55°则视为正常[12]。使用生物阻抗足部秤(Relaxmedic®)测量体重、体重指数(BMI)、肌肉质量百分比和全身脂肪百分比。BMI按以下类别划分:体重不足≤18.5,正常体重=18.5–24.9,超重=25–29.9,肥胖I级=30–34.9,肥胖II级=35–39.9,肥胖III级≥40。手优势侧和身高根据受试者报告记录。对受试者进行了关于上肢锻炼、上肢体育活动、计算机工作时长以及工作中前臂旋转情况的询问。图1提供了患者入组流程图。
高频超声(HRUS)技术
HRUS由一位具有20年以上经验的单一肌肉骨骼放射科医师(A.M.B)使用18-5 MHz线阵探头(Philips,Affiniti 50)进行。检查期间,参与者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前臂伸展并由桌子支撑,桌子调整至使肩部处于90°屈曲位。在参与者的手和腕部使用由固定带环绕的直夹板,以在中立位进行部分制动。
放射科医师从沿神经长轴拍摄的电影剪辑中选择用于DBRN角度测量的最佳图像(图2)。参考图像为在旋后肌上弓(SASM)近端和远端可视化神经最长节段的最佳图像。图像选择和匿名化离线进行。以SASM水平为中心的1×1 cm感兴趣区(ROI)使用开源Fiji ImageJ(64位版本)制备。
图像分析
两位具有20年以上经验的肌肉骨骼放射科医师(A.M.B和C.B.C)独立分析参考图像并测量DBRN角。角的顶点位于SASM水平神经中心,射线沿神经长轴中心描记为直线。
在30张图像上进行了培训课程。随后,角度测量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DBRN角度测量在四组图像中获取,分别为右侧旋后(SR)、右侧旋前(PR)、左侧旋后(SL)和左侧旋前(PL)。第二阶段,阅片者在单组随机化图像中重复测量。重复测量至少间隔15天进行,以减少回忆偏倚。一位不参与图像分析的研究者(RMB)负责对样本集进行盲法处理。图像使用Excel中RAND函数后接RANK.EQ生成的随机数字重新标记,以避免重复数字。
角度解读
角度判读的参考标准如下(图3):180°神经角(中立偏转):角度按直线测量。
< 180°神经角(汇聚偏转):凹面朝向SASM方向的角度。
> 180°神经角(发散偏转):凹面朝向SASM相反方向的角度。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和图表使用开源Jamovi软件(2.2.2版本)和Excel 365完成。采用Shapiro–Wilk检验评估数据的正态性。参数数据以均值±标准差表示,非参数数据以中位数和四分位距(IQR)表示。采用Welch检验评估年龄和性别的不等方差,采用Bland–Altman图展示阅片者之间的一致性,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分析DBRN角度与上肢活动的相关性。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身体不同侧别和前臂不同位置下的DBRN角度。双侧P < 0.05被认为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效应量(d)分类如下:极小 = 0.01,小 = 0.2,中等 = 0.5,大 = 0.8,很大 = 1.2,巨大 = 2。采用Pearson相关和信度分析确定阅片者间和阅片者内一致性。组内相关系数(ICC)及其95%置信区间分类为:无(即0)、轻微(> 0至≤ 0.20)、一般(> 0.21至≤ 0.40)、中等(> 0.41至≤ 0.60)、良好(> 0.61至≤ 0.80)和很好(> 0.81)。ICC基于平均评分(k = 2)、一致性 agreement 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结果
参与者特征
参与者特征列于表1。研究人群包括来自55名无症状参与者的110条神经(中位年龄37.0岁;IQR 23.5–51.0岁;年龄范围16–63岁;29名[52.7%]女性)。我们发现女性(中位数37岁,IQR 24.0–50.0岁)与男性(中位数36.5岁,IQR 22.8–52.8岁)之间的年龄无显著差异。体重、身高、BMI、肌肉量百分比、全身脂肪百分比、前臂长度以及臂围、肘围和前臂围呈正态分布。肢体长度、臂长和年龄的分布不同于正态分布。一名参与者推迟了体重测量。在其他参与者(N = 54)中,1名(1.9%)体重过轻,19名(35.2%)体重正常,16名(29.6%)超重,18名(33.3%)肥胖。在肥胖组(N = 17)中,大多数为I级肥胖(89.3%)。
比较身体右侧和左侧,以及比较SR-SL、PR-PL、SR-PR和SL-PL位置时,前臂总活动度无统计学显著差异。55名参与者中有51名(92.7%)为右手优势。55名参与者中有14名(25.4%)报告在工作中进行旋转动作。其中(N = 14),7名(50%)参与实验室活动,5名(35.7%)从事不使用机械的工作,2名(14.3%)从事家务活动。参与者平均进行4.7小时(0–13小时)的计算机工作。55名参与者中有34名(61.8%)报告有上肢运动活动(过去或现在)。运动项目为游泳(N = 24)、排球(N = 8)、篮球(N = 4)、手球(N = 1)和武术(N = 13)。在这34名参与者中,13名(38.2%)同时从事一种以上的运动活动和/或武术。
一名参与者未记录活动度,但在体格检查和超声检查中活动度正常。另有一名参与者,量表计算了皮下脂肪,但由于肥胖3级无法计算肌肉质量百分比和全身脂肪百分比。由于时间限制,两名参与者未完成左侧旋前的评估。这些缺失数据通过逐项分析排除病例进行统计学处理。
DBRN角分析
前臂最大旋后和最大旋前时DBRN角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阅片者1:95% CI:5.74,8.21,p < 0.001,d = 1.08;阅片者2:95% CI:5.82,8.37,p < 0.001,d = 1.29)(图4和图5)。两名阅片者的角度平均差异约为7.0°(阅片者1,均值:6.98°,范围≥ - 14.2° ≤ + 29.6°,IQR:3.5–10.8°;阅片者2,均值:7.09°,范围≥ - 12.2° ≤ + 35.3°,IQR:2.9–11.1°)。此外,两名阅片者的DBRN角在SR-PR、SL-PL、SR-PL和SL-PR的两两比较中均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p < 0.001)(表2和表3)。SR-SL的比较显示统计学显著差异(阅片者1,p = 0.022;阅片者2,p = 0.020),但效应量较小且为负值(阅片者1,d = −0.3;阅片者2,d = −0.3)。PR-PL的比较在两名阅片者中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阅片者1,p = 0.058;阅片者2,p = 0.431)。
最大旋前时汇聚型神经偏转较多(阅片者1:91/108 [84.2%];阅片者2:82/108 [75.9%])。最大旋后时报告的发散型偏转较多(阅片者1:72/110 [65.4%];阅片者2:74/110 [67.2%])。阅片者1在左侧最大旋前时观察到1例中立型偏转,阅片者2为4例。
在两两比较中,两名阅片者均有108个角度中的93个(86.2%)在最大旋前时比最大旋后时偏转更汇聚(旋前均值,阅片者1:174.4°,阅片者2:175.0°;旋后均值,阅片者1:181.4°,阅片者2:182.1°)。108个角度中仅有15个(13.8%)在最大旋后时角度偏转更汇聚。
在右侧(优势侧)(共识中N = 12),最大旋后时更多汇聚角偏转的反转模式主要见于那些进行上肢锻炼(共识中N = 7;87.5%)且使用≥ 5 kg重量锻炼的人。在左侧(共识中4例),具有反转模式的病例较右侧少见。有一名参与者(25%)与肢体锻炼存在关联,并且巧合的是,此人为左利手,且右侧也具有相同的反转模式。
阅片者间一致性
阅片者间一致性的ICC在第1阶段(SR:r = 0.87,p < 0.001,PR:r = 0.95,p < 0.001,SL:r = 0.88,p < 0.001,PL:r = 0.93,p < 0.001)和第2阶段(SR:r = 0.90,p < 0.001,PR:r = 0.92,p < 0.001,SL:r = 0.92,p < 0.001,PL:r = 0.93,p < 0.001)均非常好。
阅片者内一致性
阅片者内一致性的ICC对阅片者1(SR:r = 0.96,p < 0.001,PR:r = 0.93,p < 0.001,SL:r = 0.92,p < 0.001,PL:r = 0.96,p < 0.001)和阅片者2(SR:r = 0.94,p < 0.001,PR:r = 0.95,p < 0.001,SL:r = 0.94,p < 0.001,PL:r = 0.93,p < 0.001)均非常好。
DBRN角及其相关性
本部分分析排除了7例:5例因差异大于平均角度,2例因左侧旋前数据缺失。DBRN角度与旋后和旋前角度差(净活动度(ROM))以及年龄、性别、体重、身高、BMI、肌肉质量百分比和体脂百分比之间无统计学显著相关性。此外,这些角度与净ROM及上肢体育活动、计算机工作时长和前臂旋转性工作之间也无统计学显著相关性。一个例外是阅片者1的SR(p = 0.046)。
讨论
本研究评估了前臂最大旋前和最大旋后对DBRN在神经最常受压部位纵向排列的影响。我们确定了DBRN在SASM水平的偏转模式,并探索了我们关于旋前时神经排列的初步假设。我们的结果表明,在最大旋前时,超过75%的参与者DBRN向SASM汇聚,而在最大旋后时,超过65%的参与者DBRN偏离。此外,我们发现DBRN在长轴上平均具有约7°的偏转活动度(ROM)。
传统上用于评估周围神经异常的超声标志物包括横截面积、神经肿胀比、双侧横截面积不对称性以及回声性的改变[9, 13]。然而,除了神经形态和结构变化外,神经神经动力学正日益被认为是影像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9, 14, 15]。尽管如此,很少有报道使用高频超声(HRUS)评估桡神经及其分支的神经动力学[16–18]。Martinoli等人评论说,PIN(在本研究中描述为DBRN)在Frohse弓处呈现成角走行,不应将其误认为超声上的病理发现[16]。我们同意这一说法,并且在本研究中更进一步,量化了神经的成角,并证明了前臂旋转时存在不同的神经偏转模式。Chen和Wang在一份旋后肌综合征的病例报告中展示了前臂旋前和旋后结合HRUS的临床应用[17]。
因此,据我们所知,我们是首个通过影像学在活体人类队列中研究DBRN在SASM内长轴成角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人们很容易假设较大的偏转角度会对DBRN卡压产生影响。然而,考虑到多个混杂因素,我们的研究设计不支持这一假设。对于未来的研究,将我们的正常人群结果与一组正常运动员和DBRN卡压综合征患者进行比较,可以提供有趣的见解。
尽管如此,基于我们的数据还可以提出另一种假说,这可能有助于阐明深桡神经(DBRN)卡压综合征的病理生理机制。我们认为Shacklock提出的概念,即关节成角会增加旋转轴张开一侧神经床的长度[19],以及工程学理论,即当各向同性杆弯曲时,外侧材料受牵张而内侧受压[20]。我们假设,DBRN在大多数情况下于旋前时在深侧(远离旋后肌弓(SASM)的一侧)延长,于旋后时在浅侧(靠近SASM的一侧)延长。因此,在前臂全范围活动度下,尤其是在棒球投球、球拍类运动和橄榄球过顶投掷等运动极限状态下,神经两侧都将承受一定程度的张力。了解神经动力学可能对运动实践和训练方案具有指导意义。例如,我们的数据支持通过减少前臂旋前和旋后的重复次数来预防损伤,从而减少DBRN深面和浅面的摩擦与张力。结合我们的研究和文献中的大量信息[2, 5],在运动训练方案中应特别关注减少旋前时的过度负荷。
传统上与DBRN卡压相关的因素包括Frohse弓,即具有腱性质地而非肌性或膜性的SASM,以及旋前时SASM下方压力增高[1–5]。然而,仅凭这些尚不足以完全解释DBRN在SASM水平卡压的动态特性。例如,根据最近的一项meta分析,Frohse弓在成人中较为常见,该人群中的合并患病率约为66%[1]。另一方面,SASM下方压力增高似乎是一种生理性发现,如同Valsalva动作时观察到的胸腔内压增高[21]。我们推测DBRN动态卡压具有多因素性质,而我们的发现代表了这一谜题中缺失的一块。总之,我们认为要触发卡压的临床症状,除了解剖因素(Frohse弓)和生理因素(旋前时SASM水平压力增高)之外,还必须加上神经上的超生理生物力学应力(重复性屈曲和摩擦),从而增加局部神经炎症水平。
在我们的正常人群中,全身生物特征、上肢体育活动、电脑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期间的前臂旋转与DBRN角度及净活动范围(ROM)均无相关性。然而,在将我们的结果与未来研究进行比较时,应考虑我们人群的一些特征。尽管我们大多数参与者(61.8%)参与上肢体育活动,但无一处于专业水平或为比赛做准备。此外,少数参与者(25.4%)报告了工作中的旋转动作,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与持续重复的重体力活动或使用机械无关。大多数参与者,即92.7%,为右利手,这一比例与一般人群的估计值(81.9%至90.7%)非常接近[22]。手部优势与肌肉张力可能解释了优势右侧在旋后时相比左侧出现更多正向偏转的原因。
我们的研究在评估DBRN角度方面具有非常好的观察者间和观察者内一致性,我们将其归因于多种因素,如阅片者经验和感兴趣区(ROI)选择。尽管如此,我们仍观察到角度测量中的少数差异,说明了该技术潜在的陷阱。这些挑战与肌肉肥大相关的低回声神经周围脂肪量少(N = 3)、邻近血管模拟神经走行(N = 1)以及神经分支(N = 1)有关。在临床实践中,可通过使用动态影像剪辑回顾图像、与神经短轴进行对照以及借助多普勒来促进分析。此外,了解DBRN排列的体位变化对于放射科医生在影像解读和介入操作中避免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第一,我们未考虑神经随身体其他部位运动而产生的纵向位移[19, 23]。然而,为减轻神经纵向位移,我们将参与者的手和腕部部分固定于中立位,并指导其保持头部正直,避免侧向旋转。值得一提的是,DBRN位移也可发生于横断面,其他神经偏转也可能随运动而发生。然而,对其专门分析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DBRN神经动力学的这些其他组成部分至少部分纳入了我们的角度分析,因为无论前臂位置和神经位置变化如何,探头均以显示神经最长纵向节段的方式放置。第二,我们的人群由南美洲人组成,主要为巴西人,因此结果可能在不同人群、不同生物特征、社会行为以及不同体力、工作和体育活动中有所差异。第三,神经仅在SASM处进行评估,而其他区域的神经动力学也涉及卡压综合征。此外,研究中使用的ROI聚焦于一个特定神经区域,但神经的其他区域和邻近结构可能在DBRN成角和卡压中具有额外作用[24]。
总之,我们的研究在SASM层面提供了关于DBRN神经动力学的补充信息。观察到DBRN的主要成角模式:在最大旋前时呈现更趋汇聚的偏转,在最大旋后时呈现发散的偏转。了解DBRN的位置变化模式对于放射科医生在影像解读和介入操作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可能对运动实践和训练计划具有启示意义。
引用
- Mohana-Borges, Souza, Mohana-Borges, et al. Deep branch of the radial nerve: effect of pronation/supination on longitudinal nerve alignment. Skeletal Radiol. 2023. PMID: 37010538. doi:10.1007/s00256-023-04332-5
- 全文:PMC1034897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0348978/
供执业医师工作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数值与分级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