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脑内钆布醇沉积:横断面与纵向MRI T1 mapping研究
本研究回顾性纳入52例仅接受钆布醇的儿童,用3T T1 mapping在兩個时间点测量六个脑区T1值,并与既往钆布醇剂量做混合模型分析。结果发现苍白球和壳核的年龄校正T1时间随钆布醇剂量增加而显著缩短,提示钆布醇在儿童脑内沉积。
要点
- 儿童多次接受钆布醇后,苍白球和壳核T1弛豫时间显著缩短。
- 常规T1加权图像无法显示钆布醇沉积,需用定量T1 mapping。
- 报告儿童脑MRI时,应关注基底节区T1信号变化并结合对比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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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MRI中,钆基对比剂可缩短受影响组织的质子T1弛豫时间。作为MRI对比剂使用时,它们被认为是安全的[1, 2]。Kanda等人于2014年证明,在多次给予钆基对比剂后患者的原生T1加权图像中,苍白球(GP)和齿状核(ND)出现高信号,这引起了医疗专业人员和公众的担忧[3]。这些高信号的推测原因是钆沉积,并已在多项回顾性MRI、组织病理学和动物研究中得到证实[4–7]。
钆基对比剂可分为大环类和线性类,前者由于其立方结构而表现出更高的热力学和动力学稳定性[8]。钆沉积主要发生于成人和儿童的灰质核团,且在成人中线性螯合物复合物的效应明显强于大环类复合物[5, 7, 9]。因此,在FDA于2017年发布相应警告后,含钆线性对比剂几乎完全被钆布醇等大环类对比剂所替代,而后者沉积更难以检出[10–14]。
由于脑内钆沉积的组织病理学发现只能于死后获得,因此其混杂因素多且难以收集。因此,需参考体内形态学相关指标以评估可能的沉积。基于T1加权序列的简单信号强度分析——该序列主要用于使用对比剂的MRI研究——依赖于目标组织与参考组织的比例,因为各自的信号强度仅代表相对值。这种方法容易出现假阳性及假阴性结果[15]。使用这种定性技术,在成人及儿童中均未能发现钆布醇沉积的证据(9–12)。相比之下,T1弛豫时间的绝对测量——T1定量成像(T1 mapping)——允许定量评估钆对T1的影响,因此有望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在成人中,T1定量成像已证明多次给予钆(包括钆布醇)后T1弛豫时间发生变化[16, 17]。然而,尚未有关于儿童的T1定量成像研究报道,而儿童发育中的大脑可能具有不同的沉积模式。此类研究的一个限制因素是,婴儿大脑在出生后最初几年内即已发生生理性T1时间缩短,主要归因于髓鞘化的出现[18]。因此,钆布醇在儿童脑组织中沉积的事实仍存在争议。除MP2RAGE[19]或合成MRI[20]等T1定量成像技术外,一种称为T1FLASH(T1快速小角度激发)的快速且高精度T1定量成像技术最近已有描述[21]。
本研究旨在使用一种快速且高精度的T1定量成像技术(其儿童正常参考值已发表[22])来识别T1弛豫时间的变化,作为儿童脑内钆布醇沉积的指标。
材料与方法
队列
本回顾性研究覆盖2019年9月至2022年1月期间在一家儿科三级中心的时间段。本研究经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367/19-ek)。
参与者包括年龄不超过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这些受试者在两次扫描之间至少接受过一次钆布醇给药,并获得了两次脑部T1 MRI检查。病理改变非常广泛、以致超过三个感兴趣区(ROI)因病理改变而必须被舍弃的患者被排除。既往有使用钆布醇(Gadovist;Bayer Schering Pharma)以外对比剂史的患者也被排除。钆布醇给药与T1定量成像之间间隔少于7天是另一项排除标准,以确保肾脏完成初级排泄[23]。此外,颅脑放疗后的患者被排除,因为放射性损伤可能改变T1[24]。另外,由于钆布醇经肾脏清除,肾功能不全(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低于90 mL/min/1.73 m2)的患者被排除。
在研究期间,共有90例患者接受了至少两次T1定量成像检查。28例患者因放疗史被排除,8例因既往使用过另一种对比剂被排除,2例因病变广泛被排除(图1)。没有患者因肾功能不全被排除。因此,52例患者(中位年龄11岁,IQR 6–15,女性26例)被纳入研究。
为了生成年龄校正的T1值,我们采用了已使用相同方法学研究过的正常人群[22]。后一组队列由100例患者组成,中位年龄为11岁(IQR 7–15,女性54例)。
MRI
所有检查均在3 T(Prisma fit,Siemens Healthcare)下使用64通道头线圈完成。采用T1FLASH进行T1定量成像,使用单层选择性180°反转脉冲,并通过连续系列具有随机射频相位的扰相快速小角度激发(FLASH)图像探测所产生的反转恢复过程[21, 25]。高度欠采样的径向黄金角轨迹(TR 3.51 ms,TE 2.24 ms,体素大小1 × 1 × 3 mm,翻转角6°,17条径向辐条)使单幅图像采集时间为60 ms。通过正则化非线性反演[26]估计连续图像,随后进行去噪和逐像素拟合。通过专用GPU计算机绕过MRI系统主机,确保了T1图的在线重建、可视化和存储,无需任何用户干预。全脑T1定量成像约需2.5 min。
常规序列包括T1磁化准备快速梯度回波(T1 MPRAGE)序列、加和不加液体衰减反转恢复(FLAIR)的T2涡轮自旋回波(TSE)序列,以及回波平面扩散加权成像序列(EPI-DWI)。按体重调整(1 mmol/kg体重)的钆布醇仅在临床需要时给药。
T1图分析
在放射学工作站(IntelliSpace Portal 10.0,Philips)上,按照文献[22]中先前描述的方法,使用自由手工具绘制相应的感兴趣区(ROI)。采集平均像素强度,其等于以毫秒为单位的T1弛豫时间(图2)。检查以下六个区域:尾状核(NC)、壳核、苍白球(GP)、丘脑、黑质(ND)和额叶白质(补充图1)。通过采用常规成像序列(T1加权、T2加权、弥散加权)排除具有治疗后病变(例如切除腔或胶质增生)和疾病相关改变(例如脱髓鞘或残留肿瘤)的ROI,不纳入进一步分析。每个区域在无病理的情况下双侧测量并取平均值。所有测量由两名阅片者(D.G.和S.H.S.,分别具有12年和8年儿童脑MRI经验)在独立会话中对患者两侧大脑半球分别进行。两名阅片者的测量结果用于评估观察者间变异性,D.G.的测量结果用于进一步分析。
统计学
由于该研究包含纵向数据,每位患者有两次测量,因此使用了考虑个体内相关性的方法(混合模型)。为确定预期T1弛豫时间,采用了来自规范队列的T1值,该队列使用相同的T1映射技术采集[22]。通过双指数模型预测脑发育过程中T1的生理性下降。随后,使用以下公式计算年龄校正T1弛豫时间(T1adj):实测T1时间 − 给定年龄的预期T1时间。为对横断面和纵向关系进行汇总分析,应用了线性混合模型(LMM),以T1adj为结局变量,以钆布醇给药次数、年龄和不确定效应(可能由疾病或治疗引起)作为该非健康队列中的协变量。
为了用另一种分析方法验证结果,拟合了一个广义加性混合模型(GAMM),其中T1弛豫时间被建模为年龄的平滑函数、钆布醇给药次数的线性函数,以及一个用于解释非健康队列不确定效应的虚拟变量。与健康对照队列相比,这些不确定效应导致钆剂组T1时间出现固定偏移,且与既往钆剂给药次数无相关性,可能归因于多种原因,但主要是疾病或其治疗。该模型使用R包“mgcv”中的函数“gamm”以默认参数(薄板回归样条基)拟合,并对患者设置随机截距。使用分位数-分位数图和Shapiro-Wilk检验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在正态分布情况下,数值以均值和标准差表示,否则以中位数和四分位距(IQR)表示。在后续分析中,采用阅片者1的均值。阅片者1和阅片者2之间的观察者间变异性通过组内相关系数确定。
所有关于集中趋势的检验均为双侧检验。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p值采用Holm-Bonferroni方法进行多重比较校正。性别与队列之间的依赖性采用卡方检验确定。统计分析使用RStudio软件(Integrated Development for R. RStudio 1.2.5033, PBC)进行。
结果
队列
所有54例患者的人口学数据和研究适应证见表1。患者的年龄与用于计算预期T1弛豫时间的规范队列无显著差异(中位数11.4,p = 0.43)。患者既往接受钆布醇给药次数的中位数为7次(IQR 3–11)。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检查之间,患者接受钆布醇给药次数的中位数为1次(IQR 1–2,最小–最大 1–9)。两个时间点之间的中位间隔为238天(IQR 151–491天)。
回归分析
双指数模型成功地对正常队列中的T1值进行了年龄校正,残差呈正态分布。在线性混合模型分析中,苍白球(GP)(p = .012)和壳核(p = .03)的T1adj随钆布醇给药次数显著降低(表2和图3)。在多重线性回归中,其余脑区的T1adj既无显著降低,年龄对T1adj也无显著残余效应(补充图2)。与研究队列相比,在苍白球、壳核、丘脑和额叶白质中观察到不是由年龄或钆布醇给药次数引起的研究队列T1值额外效应。线性混合模型的结果与广义加性混合模型获得的结果一致(补充表2)。观察者间变异性极好,每个脑区的组内相关系数均大于0.96(补充表3)。图4展示了未进行年龄校正的研究队列和规范队列的T1弛豫时间原始数据。
讨论
这是首项在儿童中证明T1缩短与既往使用大环状含钆对比剂——本研究中为钆布醇——存在相关性的研究。在苍白球(GP)和壳核中显示出显著效应。在儿童中证明这种相关性具有挑战性,因为T1随年龄的变化过程并非线性[22],这妨碍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次,脑T1值存在显著的个体间变异。最后,无论钆布醇给药次数如何,疾病似乎对T1时间存在未确定的效应。所有这些问题均通过采用相同年龄范围、相同方法学研究的正常队列对T1值进行年龄校正,以及对横断面和纵向关系进行汇总分析来加以解决。
与使用T1加权图像强度比相比,成人T1定量成像已被证明能够检测更细微的信号改变,这些改变可能由钆布醇沉积引起。例如,Tedesci等人在35名接受平均6.3次对比剂给药(71%钆布醇、8%钆特酸葡甲胺——另一种大环状对比剂,以及20%线性对比剂)的多发性硬化成人患者中发现,对比剂给药次数与齿状核(ND)T1弛豫时间之间存在相关性[16]。在多变量分析中,可检测到大环状对比剂的边缘效应。
在一项纳入46名成人患者的横断面研究中,Kang等人确定随着既往钆布醇给药次数的增加,GP中T1显著降低[17]。然而,放疗并非排除标准,且有30名患者在病程中 collectively 接受了脑部放疗。在160名成人的研究组中,Saake等人报告GP中T1弛豫时间轻度降低,但ND、丘脑和脑桥中未见降低,且与钆布醇剂量次数相关[27]。
另一种方法是定量磁敏感图。利用该技术,Choi等人在501名成人患者队列中发现,随着钆布醇给药次数增加,GP中磁敏感信号升高,而ND中未见升高,可作为钆沉积的潜在标志物[28]。
组织学证据作为钆布醇沉积的金标准较为缺乏且易产生偏倚:Stanescu等人在10名儿童尸检中证实了大脑多个区域存在钆沉积,其中仅两人接受过钆布醇(且各自还接受过另一种对比剂),一人还接受过放射治疗[9]。
我们未发现钆对齿状核有显著影响——而齿状核正是2014年引发后续所有沉积研究的触发点——这一事实可由多种原因解释:除了儿童与成人沉积动力学可能不同外,线性和大环类对比剂的沉积模式也可能存在差异。此外,该核团铁含量高且变异大,可能妨碍对细微T1变化的检测,不仅在个体间,而且在个体内随时间的比较中也是如此。然而,我们的发现与近期一项成人T1 mapping研究一致[27]。
组织病理学研究[9, 29]以及钆布醇可通过脑脊液穿越健康血脑屏障的论证[30]均提示,即使是被认为更安全的大环类对比剂如钆布醇,也会导致脑组织沉积。
本研究结果的意义不止一个方面:第一,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无创方法来验证儿童脑内钆布醇的滞留。第二,我们的发现提示钆布醇沉积的分布可能在成人与儿童之间存在差异,因为显著的T1改变不仅存在于苍白球(GP),也存在于壳核。第三,影像学线索很重要,因为若无放疗或患者病史中其他药物给药等混杂因素,组织病理学沉积证据难以获得。综上所述,令人安心的是,钆布醇导致的脑内钆沉积可能远少于线性对比剂。然而,任何程度的脑内钆沉积都令人高度关注:作为一种强效钙拮抗剂,在一个遍布至关重要电压门控钙通道的器官中,多种可能的病理相互作用是可以想象的[31]。然而,尚不清楚沉积相关的长期效应(如果存在的话)是否遵循线性剂量-反应关系。
本研究除回顾性性质外,还有若干局限性。第一,仅将放疗后状态作为排除标准,而未排除化疗后状态。此外,根据我们的结果,大脑中可能存在其他疾病或治疗相关效应影响T1弛豫时间。这些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所有MRI钆沉积研究,因为出于伦理原因这些研究无法在健康个体中进行。然而,据我们所知,尚无证据表明化疗促进钆沉积。另一个误差来源可能是弛豫率的假设性变化,即如果钆失去螯合键,将使其在T1成像中更难被检测到[32, 33]。最后,仍存在残余风险;例如,尽管询问了父母并查阅了患者记录,患者仍可能在外部医院接受过钆布醇以外的对比剂。然而,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发生概率较低,因为儿童通常没有伴随疾病或既往疾病。
总之,研究结果表明,基于T1弛豫测量法,钆布醇会在儿童的苍白球(GP)和壳核中蓄积。
补充信息
ESM 1(DOCX 1767 kb)
引用
- Gräfe, Simion, Rosolowski, et al. Brain deposition of gadobutrol in children-a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MRI T1 mapping study. Eur Radiol. 2022. PMID: 36520178. doi:10.1007/s00330-022-09297-y
- 全文:PMC10289941(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0289941/
供执业医师工作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数值与分级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