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增强胸部CT的心肌细胞外容积用于纵向评估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心脏毒性
回顾性纳入1151例接受蒽环类化疗的乳腺癌患者,在基线、化疗中及化疗后多次增强胸部CT上测量左室间隔心肌细胞外容积(ECV)并同步记录左室射血分数(LVEF)。ECV在化疗期间即显著升高且早于LVEF变化,出现癌症治疗相关心脏功能障碍(CTRCD)的患者在约180天和350天时ECV与无CTRCD组差异显著。作者认为CT来源ECV是动态监测蒽环类心脏毒性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要点
- 增强胸部CT静脉期可测量左室间隔心肌ECV,化疗期间即较基线显著升高。
- ECV变化早于LVEF下降,出现CTRCD组在约180天和350天时ECV与无CTRCD组差异显著。
- 作者认为CT来源ECV是监测乳腺癌蒽环类心脏毒性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核心结论
- CT来源ECV是动态监测乳腺癌患者蒽环类心脏毒性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 ECV变化可能有助于在LVEF下降和左室功能受损显现之前识别蒽环类心脏毒性患者,从而允许治疗调整和考虑其他治疗方案。
研究设计与样本
- 回顾性研究,2014年12月至2021年3月路径确诊乳腺癌并接受蒽环类化疗、至少完成基线和第一次随访增强胸部CT的患者,最终纳入1151例。
- 使用两台CT设备(SOMATOM Definition AS+与SOMATOM Drive,Siemens Healthineers,德国),管电压120 kVp、参考管电流110 mAs、探测器准直0.625–1.5 mm、螺距1.375–1.5,1.0 mm层厚重建成纵隔算法。
- 对比剂为碘佛醇(Ioversol,320 mg/mL碘,恒瑞医药,江苏,中国),剂量1.5 mL/kg、流率2.5 mL/sec,随后以相同流率注射30 mL生理盐水;门静脉期扫描于降主动脉达100 HU后约80秒进行。
- ECV在静脉期图像上于左室间隔中部勾画ROI测量;LVEF由二维超声心动图(Philips Ultrasound System Q7)在CT扫描前后7天内测量。
- CTRCD定义为随访期间二维超声心动图测得LVEF较基线下降≥10%且<55%,参照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与欧洲心血管影像协会专家共识。
关键影像表现/征象
- 基线ECV0为26.76%±3.03%(N0=1151),化疗期间ECV1为31.32%±3.10%(N1=1151),均较基线显著升高(p<0.001)。
- 约180天时ECV2为29.60%±3.24%(N2=841),较ECV1下降但仍显著高于基线(ECV2 vs. ECV0,p<0.001)。
- 约350天时ECV3为32.05%±3.58%(N3=511),显著高于ECV0、ECV1和ECV2(p<0.001)。
- CTRCD(+)组与CTRCD(−)组的ECV0和ECV1无统计学差异(p1=0.150;p2=0.216),而ECV2和ECV3在两组间差异显著(p3<0.001;p4<0.001)。
- CT来源ECV的观察者内和观察者间一致性极好,ICC范围为0.772至0.946(175例用于治疗前ECV可重复性分析)。
诊断标准与关键数值
- CTRCD判定标准:随访期间二维超声心动图测得LVEF较基线下降≥10%且绝对值<55%。
- ECV计算公式基于增强前后心肌与血池的CT值,于静脉期左室间隔中部ROI测量。
- ICC分级:0.00–0.20差,0.21–0.40一般,0.41–0.60中等,0.61–0.80好,0.81–1.00极好;本研究CT来源ECV的ICC为0.772–0.946。
临床应用与阅片要点
- 增强胸部CT静脉期可在左室间隔中部勾画ROI测量心肌ECV,用于乳腺癌蒽环类化疗患者的纵向心脏毒性监测。
- ECV在化疗期间即升高,可能早于LVEF下降,阅片时可关注间隔部ECV的动态变化。
- CTRCD(+)组与CTRCD(−)组在约180天和350天时ECV差异显著,提示后期ECV变化与心肌纤维化相关。
- 作者认为ECV变化可能有助于在LVEF下降前识别心脏毒性患者,从而允许治疗调整和考虑其他治疗方案。
局限性
- 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尽管样本量较大。
- 部分患者因缺乏血细胞比容、呼吸伪影严重影响ECV测量或未在本院完成基线检查而被排除。
- 本研究为纵向观察实验,在多个时间点测量左室间隔ECV,但若观察时间更长则信息更丰富。
- 由于研究为回顾性设计,每个随访时间点均有部分患者失访。
- 本研究的ECV使用包含心脏图像的胸部增强CT测量,而非专门的心脏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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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乳腺癌(BC)患者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后,CT衍生的细胞外容积(ECV)升高。
ECV在伴有和不伴有癌症治疗相关心功能障碍(CTRCD)的BC患者之间显示出差异。
CT衍生的ECV是监测BC中蒽环类心脏毒性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引言
蒽环类药物(ACs)是常用于乳腺癌(BC)治疗的高效化疗药物[1]。然而,心脏毒性是蒽环类药物治疗的一个突出的不良效应,可导致弥漫性和不可逆的心肌纤维化[2–4];心脏毒性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取决于蒽环类药物的累积剂量。已知心脏毒性与不良心脏事件相关,并严重影响癌症幸存者的预后[5, 6]。
近年来,通过心脏磁共振(CMR)T1 mapping测量的细胞外容积(ECV)已被开发用于量化化疗所致心脏毒性引起的弥漫性心肌纤维化[7–9]。ECV分数反映非细胞构成心肌的百分比,当存在病理性物质沉积时(如纤维化或淀粉样变性)会升高[10, 11]。多项研究利用钆基对比剂给药前后的CMR T1 mapping评估ECV作为蒽环类所致心脏毒性的生物标志物[8, 12]。然而,CMR存在一些局限性和禁忌证,限制了其临床应用;例如,它费用高昂、耗时较长,并可诱发幽闭恐惧症。计算机断层扫描(CT)存在辐射风险和CT对比剂损害等缺点。但它也具有空间分辨率高和应用广泛的优势,已逐渐用于表征心肌结构。近期研究提出采用CT衍生的ECV检测弥漫性心肌纤维化[13, 14]。这些研究的原理在于,CT使用的碘对比剂与CMR使用的钆对比剂尽管分子结构不同,但具有相似的动力学、分子量和ECV分布[15]。此外,多项研究表明CT衍生的ECV与CMR衍生的ECV及组织学高度相关[14]。
近年来,随着BC患者生存时间的延长,癌症治疗相关心功能障碍(CTRCD)已成为最重要的心脏毒性类型,因为它严重影响BC幸存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16]。目前,影像学方法在识别蒽环类所致心脏毒性方面远非最佳;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最常用于监测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患者的心功能[17]。然而,到LVEF下降的临床阶段时,心脏损伤往往已不可逆。因此,为降低CTRCD风险,早期发现和监测蒽环类所致心脏毒性至关重要。
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评估来自增强胸部CT的心肌ECV,用于纵向评价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的BC患者的心脏毒性。
材料与方法
研究人群
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由于采用回顾性研究设计,豁免书面知情同意。2014年12月至2021年3月,2169例经病理诊断为BC的患者接受了增强胸部CT检查,以评估潜在的肺转移或合并肺部疾病。治疗前后均行二维超声心动图(2DE)监测心功能。这些患者通过CT数据库进行回顾性筛选,由一名具有15年经验的放射科医师记录每位患者的病史和相关临床特征。纳入标准如下:(1)病理确诊为BC;(2)根据指南[18]接受AC化疗;(3)至少接受两次胸部增强CT检查,包括基线(AC治疗前)和第一次随访(AC治疗期间)。排除标准如下:(1)因左侧BC接受放疗,因其可能混淆心脏毒性;(2)既往接受过化疗;(3)有活动性或既往心脏病史(如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原发性心肌病、瓣膜性心脏病或心脏结节病);(4)具有心脏危险因素,如高血压或糖尿病。58例老年患者有心肌梗死或心力衰竭病史。206例左侧BC患者接受了左侧胸壁放疗。15例患者有既往化疗史。355例患者有高血压或糖尿病。384例患者仅有基线胸部增强CT检查而无随访胸部增强CT检查。最终,纳入1151例接受AC化疗的BC患者。研究流程图见图1。
CT采集方案
根据BC临床管理指南[18],对于复发或疑似肺转移的患者推荐行增强胸部CT检查。CT检查在两台CT扫描仪上进行(SOMATOM Definition AS +,Siemens Healthineers,德国;SOMATOM Drive,Siemens Healthineers,德国)。嘱患者在采集期间屏气,所有扫描均按头足(自上而下)方向进行。SOMATOM Definition AS + 和 SOMATOM Drive参数如下:管电压,120 kVp;参考管电流,110 mAs;探测器准直,0.625–1.5 mm;光束螺距,1.375–1.5。图像数据采用纵隔算法重建为1.0 mm层厚。所有患者均接受包括心脏在内的全胸部CT扫描。
静脉注射碘对比剂(碘佛醇,320 mg/mL碘,恒瑞医药,江苏,中国),剂量为1.5 mL/kg,流速为2.5 mL/秒,随后以相同流速注射30 mL生理盐水。
增强扫描采用自动曝光控制(CARE Dose 4D,Siemens Healthineers,Forchheim,德国)确定。具体而言,在注射对比剂后于主动脉单轴层面上获取低剂量监测图像。注射后,采用团注跟踪技术在降主动脉以100亨斯菲尔德单位(HU)为阈值启动动脉期扫描。门静脉期扫描在降主动脉达到100 HU后约80秒进行。
CT图像分析
所有图像由两名分别具有10年和15年经验的放射科医师独立评估。首先,观察者在门静脉期图像上选择能够最佳纵向显示左心室室间隔的层面。其次,在室间隔中部手动勾画感兴趣区(ROI)。接着,在同一层面的左心室心腔血池中另绘一个ROI,尽可能避开乳头肌。然后,将前几步在门静脉期图像上绘制的两个ROI复制并放置于平扫室间隔和血池中的相似位置(图2)[19]。由于自由呼吸心脏活动的影响,ROI置于室间隔中部。
根据既往研究[20],室间隔ECV采用以下公式计算:其中myo=心肌;pre=增强前;post=增强后。
LVEF获取与CTRCD定义
所有患者在CT扫描前或后7天内通过2DE(Philips Ultrasound System,Q7,Philips Healthcare)测量LVEF。
根据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和欧洲心血管影像协会专家共识[21],CTRCD定义为随访期间2DE测量的LVEF较基线下降≥10%至<55%。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25.0版(美国纽约州阿蒙克市IBM研究所)进行所有统计分析。采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评估定量数据分布的正态性。连续数据根据情况以均值±标准差或中位数和四分位距(IQR)汇总;分类数据以频率或百分比表示。有无CTRCD患者之间的比较采用Student t检验或卡方检验。基线时及不同随访时间点ECV之间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Bonferroni事后检验进行比较。ECV随时间的纵向变化进行线性拟合。CT衍生ECV的观察者内和观察者间可重复性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估。计算ICC以评估ECV分数的观察者间一致性(ICC = 0.00–0.20,相关性差;ICC = 0.21–0.40,相关性一般;ICC = 0.41–0.60,相关性中等;ICC = 0.61–0.80,相关性好;ICC = 0.81–1.00,相关性极好)。采用Bland–Altman分析评估数据一致性。在所有其他检验中,双侧p值< 0.05被认为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研究人群
应用排除标准后,共有1151例BC患者纳入研究队列;化疗剂量根据临床指南按体重和体表面积调整。基线患者特征汇总于表1。患者分别在蒽环类药物治疗前(“基线”)、蒽环类药物治疗期间和治疗后{1–3个月[61天(IQR,46–75天)]、约6个月[180天(IQR,170–190天)]和约12个月[350天(IQR,341–360天)]}接受胸部增强CT检查(图1)。ECV和LVEF分别在蒽环类药物治疗前(ECV0、LVEF0)、治疗期间((ECV1、LVEF1)和(ECV2、LVEF2))和治疗后(ECV3、LVEF3)测量。CTRCD(+)组代表在BC化疗期间出现CTRCD的患者,CTRCD(−)组代表无CTRCD的患者。所有患者首次CT检查时的年龄为51.31 ± 9.10岁。化疗前平均血细胞比容为39.26% ± 3.14%,而心电图或超声心动图未见异常发现。
CTRCD的发生率和发生时间
1151例BC患者的平均基线LVEF为65.85% ± 2.72%;治疗前经2DE测量无患者LVEF低于55%。在化疗和随访期间,共有102例(8.86%)患者发生CTRCD。然而,在基线2DE检查时,CTRCD(+)组和CTRCD(−)组的平均LVE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5.88% ± 2.65% vs. 65.57% ± 3.28%,p > 0.05)。在化疗期间或化疗后发生CTRCD的102例患者中,3例(2.9%)在3个月时确诊,13例(12.7%)在6个月时确诊,86例(84.3%)在12个月时确诊。符合CTRCD标准时,CTRCD(+)组的平均2DE LVEF为50.46% ± 3.51%。
所有患者心肌ECV的时间变化
在1151例患者中进行了蒽环类化疗前的基线CT检查;平均基线左心室心肌细胞外容积(ECV)为26.76% ± 3.03%(ECV0:26.76% ± 3.03%,N0 = 1151)。在距基线中位间隔60.5天(IQR,45–75天)时,共1151例患者在治疗随访期间接受了第二次CT检查;ECV1平均测量值较基线显著升高(ECV1:31.32% ± 3.10%,N1 = 1151,p < 0.001)。共841例患者在距基线约180天(IQR,171–190天)时接受了第三次CT扫描,此时患者已完成全部化疗周期。ECV2平均值(ECV2:29.60% ± 3.24%,N2 = 841,p < 0.001)较ECV1下降,但仍较基线显著升高(ECV2 vs. ECV0,p < 0.001)。化疗完成后,511例患者接受了化疗后CT随访,距基线中位间隔时间为350天(IQR,341–360天)。此外,观察到ECV3值显著高于ECV0、ECV1和ECV2(ECV3:32.05% ± 3.58%,N3 = 511,p < 0.001)。所有患者心肌ECV纵向变化的时间变化和线性拟合见表2和图3。
有和无CTRCD患者心肌ECV的时间变化
在整个研究期间,发现有和无CTRCD患者左心室心肌ECV的时间变化不同,见表3和图3。两例有和无CTRCD患者的ECV测量示例见图4。ECV0和ECV1在CTRCD(+)组与CTRCD(−)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1 = 0.150;p2 = 0.216)。然而,ECV2和ECV3在两组之间显示出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3 < 0.001;p4 < 0.001)。
可重复性
共对175例患者进行了治疗前ECV可重复性分析。CT衍生的ECV产生了极好的观察者内和观察者间一致性,ICC范围为0.772至0.946。
讨论
在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的乳腺癌(BC)患者队列中,结果表明CT衍生的细胞外容积(ECV)作为监测蒽环类早期心脏毒性的生物标志物具有可行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ECV的变化显著早于观察到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变化。因此,在监测蒽环类所致心脏毒性方面,ECV变化比LVEF更敏感,且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
蒽环类药物是一种代表性化疗药物,对包括乳腺癌在内的广谱恶性肿瘤高度有效[22]。鉴于其作为癌症患者最常用化疗方案的地位,蒽环类所致心脏毒性的临床意义日益扩大[23]。蒽环类心脏毒性可分为急性和慢性,急性毒性在给药后2–3天内发生,而慢性毒性可分为早期和晚期阶段[24]。早期效应出现在治疗第一年内,而晚期效应可在数年之后发生[17]。
目前,临床上使用LVEF或整体纵向应变进行心脏毒性的早期检测[17];然而,这些变化反映的是心肌功能的严重损害,因此仅在疾病较晚阶段才表现出来。近年来,心脏磁共振(CMR)T1 mapping和ECV分数测量已成为评估蒽环类所致心脏毒性引起的弥漫性心肌纤维化的可靠无创方法[8, 9]。然而,CMR成像并非在所有医疗机构中广泛用于临床实践。已有报道称,CT衍生的ECV与CMR衍生的ECV及组织学密切相关[14]。我们认为这是因为CT使用的碘对比剂和MRI使用的钆对比剂均为细胞外间质对比剂。因此,CT是CMR的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在存在CMR禁忌证的个体中[25]。此外,我们的基线心肌ECV与Monti等[19]和Kurita等[26]报道的一致,表明通过胸部增强CT获得的ECV是准确的。
蒽环类所致心脏毒性被认为是一个持续过程,始于亚临床心肌细胞损伤,导致早期无症状性LVEF下降,随后可进展为症状性心力衰竭[27]。我们关于BC患者的数据相对全面;可在化疗前、化疗期间和化疗完成后的整个周期中观察到左心室心肌ECV的变化。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观察到ECV早在化疗期间即显著升高;具体而言,在无癌症治疗相关心功能障碍(CTRCD)的患者中,心肌ECV显著升高而无可检测的LVEF变化。此外,ECV在开始治疗后3个月即发生显著变化,而LVEF的显著变化直到治疗6个月后才被观察到。我们的结果与既往动物研究相似,该研究中平均心肌ECV在第3周显著升高,早于LVEF下降(第6周)[28]。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观察到与第一次随访(ECV1)相比,第二次随访检查(ECV2)时ECV降低。一项早期蒽环类药物毒性动物模型报道,除纤维化外,退行性心肌改变、空泡化和间质水肿也促进早期ECV的增加[29, 30]。根据Ewe等[11]的研究,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源于急性水肿和随后的纤维化,两者均决定了ECV的增加。也就是说,心肌损伤先于纤维化的发展。因此,我们研究中ECV2低于ECV1可能是由间质水肿消退所致。换言之,ECV可能反映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在心肌纤维化和LVEF降低之前所致的亚临床心肌损伤。然而,尚需进一步研究。
此外,我们假设蒽环类药物诱导的心脏毒性导致心肌ECV变化的机制是治疗早期诱导心肌水肿[7]以及后期诱导心肌纤维化[30]。在我们的研究中,CTRCD组的ECV(ECV2、ECV3)变化大于无CTRCD的患者。观察到该变化的中位时间点分别为治疗后180天和350天,对应于后期阶段。这些结果表明,在治疗后期,CTRCD患者中蒽环类药物诱导的心脏毒性所致的心肌纤维化比无CTRCD的患者更为严重。然而,在早期阶段,两组之间的ECV(ECV0、ECV1)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CTRCD(+)组的LVEF在化疗早期阶段未显著降低,因此此时两组的ECV变化相似。
必须考虑本研究的一些局限性。首先,尽管样本量较大,但这是一项单中心研究。部分患者因缺乏血细胞比容、或严重影响ECV测量的呼吸伪影而被排除,或者他们未在我院进行基线检查。其次,这是一项纵向观察实验,在多个时间点测量了左心室室间隔的ECV;然而,如果观察时间更长,将提供更多信息。第三,鉴于研究的回顾性性质,部分患者在各随访时间点失访。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研究中的ECV是使用包含心脏图像的胸部增强CT测量的,而非专门的心脏CT。然而,一些既往研究已证实体部增强CT测量左心室ECV的可行性[19, 31]。由于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CTRCD患者未进行心脏活检,尽管在未来的前瞻性研究中可以进行。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我们研究中测量的心肌ECV与既往报道一致[26],表明通过胸部增强CT获得的ECV是可行的。
结论
CT衍生的ECV作为监测BC患者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的生物标志物是可行的。此外,ECV的变化可能有助于在左心室功能受损和LVEF下降变得明显之前识别出发生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的患者,从而允许进行治疗调整并考虑其他治疗方案。
引用
- Tu C, Shen H, Liu R, et al. Myocardial extracellular volume derived from contrast-enhanced chest computed tomography for longitudinal evaluation of cardiotoxicity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anthracyclines. Insights Imaging. 2022. PMID: 35507098. doi:10.1186/s13244-022-01224-5
- 全文:PMC906884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9068848/
供执业医师工作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数值与分级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