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纯实性表现临床I期肺腺癌:黏液性与非黏液性腺癌的影像特征及生存对比
本回顾性研究纳入579例影像呈纯实性表现的临床I期肺腺癌患者,其中非黏液性腺癌442例、黏液性腺癌137例。比较两组临床病理、HRCT、基因及复发模式。结果显示黏液性腺癌CT值更低、空气支气管征更多,且5年RFS和OS显著优于非黏液性腺癌。
要点
- 纯实性I期肺腺癌中黏液性腺癌CT衰减值显著低于非黏液性腺癌(20.89 HU vs 36.88 HU),报告时可用CT值提示亚型。
- 空气支气管征和肺下叶分布更支持黏液性腺癌,无空气支气管征、伴肺气肿更支持非黏液性腺癌。
- 纯实性I期肺腺癌中黏液性腺癌预后明显更好,5年RFS 86.9% vs 62.7%,脑转移罕见。
核心结论
- 影像呈纯实性表现的临床I期肺腺癌中,黏液性腺癌与非黏液性腺癌在影像特征、复发模式和生存预后上存在显著差异。
- 黏液性腺癌5年RFS(86.9%)和5年OS(97.1%)均显著优于非黏液性腺癌(62.7%和83.2%)。
- 非黏液性腺癌复发率更高(38.5% vs 13.1%),脑转移更常见(27.1% vs 0%)。
研究设计与样本
- 回顾性研究,纳入上海肺科医院2015年1月至2017年2月579例影像纯实性表现临床I期肺腺癌患者。
- 影像评估由两名胸部放射科医师独立阅片,HRCT机型为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Sensation-16和Philips Brilliance 64,层厚0.625–1.0 mm。
- 均行术前增强CT,静脉注射100 mL非离子型对比剂,参考标准为手术切除病理,并随访复发和生存结局。
关键影像表现/征象
- 黏液性腺癌组CT衰减值显著低于非黏液性腺癌组(20.89 HU vs 36.88 HU,p<0.001)。
- 黏液性腺癌空气支气管征出现率更高,非黏液性腺癌无空气支气管征比例更高(27.0% vs 61.3%)。
- 黏液性腺癌多位于下叶(63.5%),非黏液性腺癌多位于上叶(50.3%),外周分布占97.4%。
- 非黏液性腺癌伴肺气肿更多见(25.1% vs 3.6%,p<0.001),临床T分期更低。
诊断标准与关键数值
- 多因素logistic回归中空气支气管征预测黏液性腺癌的比值比为3.7(95%CI 2.2–6.2),下叶分布OR为2.4(95%CI 1.5–3.8)。
- CT衰减值≥34 HU和存在肺气肿均显著降低黏液性腺癌风险(OR均为0.1,95%CI分别为0.07–0.2和0.04–0.3)。
- 影像特征多因素预测黏液性腺癌模型的AUC为0.876。
- 多因素Cox回归中空气支气管征为RFS独立有利预测因素(HR 0.5,95%CI 0.3–0.6;p<0.001)和OS有利因素(HR 0.4,95%CI 0.2–0.6;p<0.001)。
临床应用与阅片要点
- 遇到纯实性肺结节且CT值明显偏低、可见空气支气管征、位于下叶时,阅片报告应把黏液性腺癌纳入鉴别。
- 纯实性非黏液性腺癌更易出现脑转移,报告或随访管理中应重视头颅影像评估。
- 空气支气管征是纯实性肺腺癌良好预后的独立影像标志,可在影像报告中明确描述。
- CT值高、伴肺气肿的纯实性结节更倾向非黏液性腺癌,诊断时应提示更高复发和转移风险。
局限性
-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设计,存在选择偏倚和报告偏倚。
- 基因分析数据仅486例可获取,部分患者基因状态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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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磨玻璃影(GGO)定义为在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HRCT)上表现为局灶性结节状密度增高影,内部无实性成分,且支气管和血管边缘得以保留的病变[1]。既往研究表明,HRCT上的GGO和实变分别主要对应于病理上的贴壁样生长方式和浸润成分[2, 3]。此外,大量研究已证实,含有GGO成分的亚实性结节相较于纯实性肺腺癌具有更好的预后[4–7]。我们此前的研究也证实,即使仅含有少量GGO成分,其生存结局也显著优于纯实性肺腺癌[8]。影像上表现为纯实性或亚实性肿瘤的患者在临床病理学和肿瘤学结局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反映了这两类病变不同的致癌机制[9]。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含有GGO成分的亚实性结节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肺腺癌临床亚型[10]。与亚实性结节相比,纯实性表现的腺癌可能具有不同的生长方式和起源。此外,其生长更快,预后更差,如何识别这类病变在临床上是一个难题。从影像学角度,纯实性表现的肺腺癌由于不含GGO成分,有时在影像上相对难以精确诊断。然而,我们可以通过HRCT上的非直观参数来感知它,例如肿瘤的纹理和密度。
在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美国胸科学会(ATS)和欧洲呼吸学会(ERS)提出的2011年肺腺癌分类系统中,原发性肺黏液腺癌(LMA)被定义为肺腺癌的一种独特变异型[2]。浸润性黏液腺癌,既往称为黏液性细支气管肺泡癌(BAC),在原发性肺癌中具有独特的组织学特征,表现为柱状或杯状细胞形态、基底位细胞核及胞质内黏液积聚[11]。LMA与非黏液性腺癌的区分主要源于两者在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病理学及遗传学特征方面的显著差异[12–15]。肺炎型LMA具有相对典型的影像学特征,常表现为累及多个肺叶的实变,并有经气道腔播散的倾向[16]。当影像表现为纯实性结节时,没有直观的参数可用于区分黏液性腺癌与非黏液性腺癌。然而,我们能够感知到这种差异;例如,表现为纯实性结节的黏液性腺癌由于含有黏液而相对较软。据我们所知,此前尚无研究证实如何通过影像学特征来区分这两种病理亚型的肺腺癌。此外,结合HRCT特征和病理学特征,对浸润性黏液性与非黏液性腺癌的生存结局和复发模式进行比较的研究也尚未见报道。
因此,本研究旨在从多角度比较临床Ⅰ期纯实性外观的黏液腺癌与非黏液腺癌在临床病理、基因及预后方面的差异,并探讨其潜在的深层因素。
材料与方法
研究样本
本回顾性研究经上海市肺科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伦理编号:K25-871),免除患者知情同意要求。2015年1月至2017年2月期间,一名放射科医师(W.L.,具有13年胸部放射诊断经验)在医院放射信息系统中使用“纯实性结节或肿块”“可能恶性”等检索词进行检索,初步确定1560例患者为潜在纳入对象。应用以下排除标准后,排除981例:(a) 肿瘤最大径超过4 cm;(b) 纵隔或肺门淋巴结短径大于1 cm;(c) 病理证实为非腺癌;(d) 复发性或转移性肿瘤;(e) 既往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f) 临床或影像资料不完整;(g) 术前CT扫描未行增强检查,因不同CT参数可能引入判读偏倚,尤其是CT衰减值方面;(h) 失访或随访时间不足5年的患者。最终,579例经影像学确认的纯实性腺癌患者纳入本研究。
记录所有患者的以下临床特征:确诊年龄、性别、吸烟史、癌胚抗原(CEA)水平及手术方式。每例肿瘤的临床T分期依据第8版肺癌TNM分期标准进行评定。
胸部高分辨率CT(HRCT)扫描方案与影像学评估
胸部HRCT采用以下扫描设备:Somatom Definition、Sensation-16(西门子医疗)和Brilliance 64(飞利浦医疗),参数设置为120 kVp、100–200 mAs,螺距0.875–1.5,准直0.625–1.0 mm。图像采用中等锐利重建算法重建,层厚0.625–1.0 mm。经静脉以4.0–5.0 mL/s的速率注射100 mL非离子型对比剂(碘帕醇)。在主动脉上放置感兴趣区,当衰减值达到120 Hounsfield单位(HU)后5 s开始自肺尖至肺底的扫描,扫描在一次屏气内完成。
所有HRCT图像由两名胸部放射科医师(W.L.和J.S.,分别具有13年和31年胸部放射诊断经验)独立审阅,且对研究目的设盲。评估基于肺窗和纵隔窗设置,肺窗窗位−450 HU、窗宽1500 HU,纵隔窗窗位40 HU、窗宽400 HU。记录以下CT参数:肺气肿、肿瘤分布与位置、CT衰减值及空气支气管征。临床T分期根据任一平面上的肿瘤最大径,依据第8版TNM分期标准确定。
病理学评估
所有肿瘤在手术切除后均被完整取材并送交组织病理学评估。主要组织学亚型根据IASLC/ATS/ERS肺腺癌分类进行确认。同时评估了病理特征,包括淋巴结受累、脏层胸膜侵犯(VPI)和淋巴/血管侵犯(LVI)。此外,从病理报告中提取了关于EGFR突变、ALK重排、KRAS、BRAF和ROS1状态的基因数据。
生存分析与复发模式分析的随访
肺肿瘤切除后,患者于术后3个月进行随访检查,前2年内每6个月随访一次,此后每年随访一次直至5年。通过病历查阅或电话访谈评估生存和疾病进展情况。复发根据体格检查和诊断性影像学进行诊断,在临床可行时进行组织学确认。所有随访胸部CT扫描及其他影像学检查均由一名放射科医师(W.L.,具有13年胸部放射诊断经验)和一名胸部肿瘤科医师(H.D.,具有12年胸部肿瘤治疗经验)进行回顾性审阅。无复发生存期(RFS)定义为从手术切除到肺癌首次复发(局部、区域或远处转移)或任何原因死亡的时间,总生存期(OS)定义为从手术到任何原因死亡的时间。对于末次就诊/联系时仍存活或无复发的患者,RFS和OS在末次疾病评估日期进行删失。
局部复发定义为吻合线或支气管残端附近的肿瘤再生长。区域复发指同侧肺内或1–14站淋巴结以及双侧锁骨上窝内的复发。远处转移定义为转移至胸膜、心包、对侧肺、其他淋巴结站或胸外部位。
统计分析
临床病理特征和HRCT表现以均数±标准差(SD)或频数(百分比)表示,视情况而定。组间差异评估中,连续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
构建Kaplan–Meier曲线以描述事件(RFS和OS)随时间的累积发生概率,组间差异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分析。预后风险比(HR)及95%置信区间(CI)采用逐步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估计。比例风险假设采用Schoenfeld全局检验进行验证。变量根据其与结局的单变量关联性及临床相关性纳入多变量Cox回归模型。
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PSS 20.0版(IBM)和MedCalc 11.2.1.0版(MedCalc Software)进行。双侧p值<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结果
患者人口学与临床特征
在1560例影像学表现为纯实性肺癌的患者中,最终研究队列纳入了579例患者(平均年龄:59.9 ± 9.7岁;298例女性)(图1)。平均肿瘤大小为2.1 ± 0.7 cm。大多数患者为非吸烟者(79.3%,459/579)。在全部样本中,442例患者被归类为非黏液腺癌组,137例为黏液腺癌组。肿瘤位置分析显示,63.5%(87/137)的黏液腺癌位于下叶,而50.3%(222/442)的非黏液腺癌位于上叶。此外,大多数肿瘤(97.4%,564/579)呈周围型分布。根据第8版TNM分期,临床T分期如下:45例为cT1a,242例为cT1b,223例为cT1c,69例为cT2a。87.2%(505/579)的患者接受了肺叶切除术,大多数(95.7%,554/579)接受了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所有患者切缘均为阴性。此外,49.4%(286/579)的患者接受了辅助治疗(表1)。
不同组织学亚型的临床病理、影像学和基因特征比较
按组织学亚型分类的临床病理、影像学和基因特征总结于表2,纯实性外观肺腺癌的示例见图2和图3。与黏液腺癌组相比,非黏液腺癌组男性比例显著更高(52.7% vs 35.0%,p < 0.001),吸烟史发生率更高(22.9% vs 13.9%,p = 0.023),年龄无显著差异(p > 0.05)。非黏液腺癌组的CEA水平也更高(p = 0.003)。符合条件患者各种CT特征的观察者间一致性结果见表S1。所有特征均显示出高度一致性,组内相关系数(ICC)或kappa系数大于0.90。在影像学特征方面,非黏液腺癌组与更高的CT衰减值相关(36.9 vs 20.9 HU,p < 0.001),肺气肿发生率更高(25.1% vs 3.6%,p < 0.001),临床T分期更低(51.8% vs 42.3%,p < 0.001),且空气支气管征缺失率更高(61.3% vs 27.0%,p < 0.001)。箱线图显示了不同病理亚型间CT衰减值的分布(图4),显示非黏液腺癌组的中位数、上须线和下须线CT值均显著更高(p < 0.001)。两组间最大肿瘤直径和病灶分布无显著差异(均p > 0.05)。非黏液腺癌组中病理淋巴结受累和脏层胸膜侵犯(VPI)更常见(21.5% vs 8.8%,p = 0.001;21.0% vs 2.9%,p < 0.001),而淋巴血管侵犯(LVI)无显著差异(p = 0.12)。非黏液腺癌组术后病理分期上调也更为常见(p < 0.001)。579例患者中486例有基因分析结果。EGFR突变在非黏液腺癌组中更常见,而KRAS突变在黏液腺癌组中更常见(p < 0.001)。
临床I期纯实性表现肺腺癌中非黏液腺癌与黏液腺癌的影像学预测因素
在非黏液腺癌或黏液腺癌患者中,当其他协变量保持不变时,原发肿瘤存在空气支气管征的患者为黏液腺癌组的概率显著高于无此特征的患者(比值比[OR],3.7;95%置信区间[CI]:2.2-6.2);肿瘤位于下叶的患者为黏液腺癌组的概率也显著更高(OR,2.4;95% CI:1.5-3.8)。相反,CT衰减值较高(CT ≥ 34 HU)的患者为黏液腺癌组的概率显著更低(OR,0.1;95% CI:0.07-0.2),存在肺气肿的患者为黏液腺癌组的概率也显著更低(OR,0.1;95% CI:0.04-0.3)(表3)。在logistic回归中,CT值以中位数34 HU为界进行二分类。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见图5。
按组织学亚型比较复发模式的差异
在579例患者中,188例出现肿瘤复发。35例患者(18.6%)通过病理学确认诊断为复发,153例患者(81.4%)通过影像学评估诊断为复发。与非黏液腺癌组(38.5%,170/442)相比,黏液腺癌组的复发率(13.1%,18/137;p < 0.001)更低(表4)。最常见的复发类型为远处转移,发生于94.7%(161/170)的非黏液腺癌患者和94.4%(17/18)的黏液腺癌患者。脑转移在非黏液腺癌组中显著更常见(27.1% vs 0%;p = 0.02)。虽然非黏液组的胸膜转移发生率更高,但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差异。在黏液腺癌组中,复发主要位于对侧肺(72.2%,13/18),且无脑转移(表4)。此外,表S2显示,携带EGFR突变的患者中脑转移和胸膜侵犯的比例更高(分别为69.6%,32/46和65.9%,29/44)。
RFS的生存分析
至复发的中位随访时间为71个月(范围:1–117个月)。非黏液腺癌组和黏液腺癌组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如图6所示。两组的5年RFS存在显著差异:黏液腺癌组的5年RFS(86.9%)优于非黏液腺癌组(62.7%)(风险比[HR],0.3;95% CI:0.2–0.4;p < 0.001)。
单变量分析表明,至复发时间与CT衰减值、CEA水平、肿瘤分布、空气支气管征的存在、病理淋巴结受累、LVI、术后治疗及病理亚型相关(均p < 0.05;表S3)。多变量Cox回归分析显示,空气支气管征的存在(HR,0.5 [95% CI:0.3–0.6];p < 0.001)和周围型肿瘤分布(HR,0.5 [95% CI:0.3–0.9];p = 0.028)是良好RFS的独立预测因素。相反,病理淋巴结受累和非黏液腺癌亚型是不良RFS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HR,2.6 [95% CI:1.9–3.6];p < 0.001和HR,2.1 [95% CI:1.2–3.8];p = 0.009;表5)。
OS的生存分析
OS的中位随访时间为73个月(范围:9–117个月),579例患者中有86例(14.9%)在随访期间死亡。黏液腺癌组的5年OS率为97.1%,非黏液腺癌组为83.2%。Kaplan–Meier曲线显示,黏液腺癌组的5年OS显著高于非黏液腺癌组(97.1% vs 83.2%;HR,0.3 [95% CI:0.2–0.4];p < 0.001)(图6)。
单因素分析确定了几个与较差总生存期(OS)正相关的因素:较高的癌胚抗原(CEA)水平(p = 0.001)、非黏液腺癌亚型(p < 0.001)、病理淋巴结受累(p < 0.001)和淋巴血管侵犯(LVI)(p = 0.006)。此外,空气支气管征的存在与较差OS呈负相关(p < 0.001;表S2)。在最终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中,空气支气管征的存在与死亡风险降低独立相关(HR,0.4 [95% CI: 0.2–0.6];p < 0.001)。病理淋巴结受累和较高的CEA水平是较差OS的独立预测因素(HR,2.7 [95% CI: 1.7–4.2];p < 0.001 和 HR,1.7 [95% CI: 1.1–2.7];p = 0.018;表5)。
讨论
肺黏液腺癌由于其独特的病理学和遗传学特征,被视为肺腺癌的一种独特变异类型。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其在影像学特征、生存结局和复发模式上的显著不同。据我们所知,本研究是迄今为止通过影像学参数系统评估黏液性和非黏液性纯实性表现肺腺癌的最大规模研究,这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临床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影像学特征有助于区分这两种类型。具体而言,与非黏液腺癌相比,黏液腺癌表现出显著更好的生存结局,并且与较低的复发风险相关。此外,复发模式因组织学亚型而异:黏液腺癌患者对侧肺转移的发生率较高(72.2%;13/18),且无脑转移,而非黏液腺癌患者更易发生脑转移(27.1%;46/170)和胸膜侵犯(24.7%;42/170)。
黏液腺癌与非黏液腺癌的预后比较在不同研究中仍存在争议 [17–24]。我们的研究借助大样本,为这两组之间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是既往研究未曾探讨的方法。与几项早期研究一致,我们的发现显示,非黏液腺癌患者的生存结局显著差于黏液腺癌患者(两者 p < 0.001)。生存结局的差异可以通过影像学和病理学特征加以解释。首先,黏液腺癌的 CT 衰减值显著低于非黏液腺癌,这可能归因于大量黏液的存在,降低了 CT 衰减。黏液成分可能也促成了较小的病理浸润范围 [25],并可能限制肿瘤细胞向远处部位转移的潜能。其次,空气支气管征被证实是一个持续有利的预后因素,与复发时间(HR,0.5;p < 0.001)和总生存期(HR,0.4;p < 0.001)均显著相关,与既往报道一致 [26, 27]。在我们的队列中,黏液腺癌组空气支气管征的发生率显著高于非黏液腺癌组(73.0% vs 38.7%,p < 0.001)。在病理特征方面,既往关于肿瘤病理行为的研究已确定,脏层胸膜侵犯(VPI)和病理淋巴结转移是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负面预后指标 [10, 28]。我们的数据证实了这些发现,显示非黏液腺癌组中 VPI、病理淋巴结转移和病理分期升级的发生率显著高于黏液腺癌组。这些结果表明,黏液腺癌的恶性潜能显著低于其非黏液性对应类型。
在本研究中,黏液性和非黏液性肺腺癌组之间的复发模式表现出显著差异。在黏液性肺腺癌队列中,复发主要见于对侧肺(72.2%,13/18),且无脑转移记录。相比之下,脑转移在非黏液性肺腺癌组中显著更为常见,这可能反映了潜在的分子遗传学差异。具体而言,EGFR突变在非黏液性组中更常见,而KRAS突变在黏液性肺腺癌组中占主导(p < 0.001)。既往研究表明,EGFR在生理性和病理性血管生成中均发挥重要作用,能够促进内皮细胞和肿瘤细胞中血管生成信号的形成,从而通过复杂的生物学级联反应促进血管生长 [29, 30]。EGFR诱导的血管生成可能增强EGFR突变型肺腺癌的血供,使其更易发生复发和转移。相比之下,KRAS突变的致病机制与EGFR不同。有趣的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显示,脑转移患者中EGFR突变的发生率更高,这与既往研究一致 [31, 32]。此外,非黏液性肺腺癌组术后胸膜转移的发生率(24.7%,42/170)高于黏液性组(11.1%,2/18)。这一差异可能归因于非黏液性肺腺癌队列中病理性血管侵犯(VPI)发生率更高(21.0% vs 2.9%,p < 0.001)。临床上,观察到VPI与基因突变亚型之间存在潜在联系;然而,目前尚无足够证据证明VPI与突变谱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基于单中心数据,并采用回顾性设计。其次,虽然术前PET/CT成像是纯实性外观肺癌的关键且有效的筛查方法,但本研究中仅一小部分患者(6.9%,40/579)在术前接受了PET/CT扫描。PET/CT使用率相对较低可能归因于其高昂的医疗费用,这限制了其在中国作为常规诊断工具的广泛应用。此外,CT衰减值的评估在本研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我们回顾性分析中所纳入的CT扫描采用了不同的技术采集参数,且各病例的CT衰减方案未标准化,可能导致结果存在潜在差异。为减少这种变异性,两位放射科医师独立测量了每个病例的CT衰减值,后续分析采用平均值。未来通过CT灌注或DWI-IVIM序列成像来探讨这一问题,无疑将提供有价值的见解。据我们所知,虽然浸润性黏液腺癌被认为通过悬浮在细胞外黏液中的肿瘤细胞播散,取代含气腔隙——类似于其他肺癌中观察到的经气腔播散(STAS)——但STAS这一概念于2015年才被提出[2]。由于本研究的大部分数据收集于2015年至2017年间,并非所有病例均评估了STAS。最后,黏液腺癌亚组中复发例数较少,限制了特定部位转移比较的稳健性,且两组队列规模的巨大差异可能影响回归稳定性。这两方面需要予以注意。
总之,肺腺癌的两种不同病理亚型具有独特的影像学特征。此外,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黏液性和非黏液性肺腺癌之间的生存结局和复发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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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 Li, Du, Wu, et al. Radiological pure-solid appearance clinical stage I lung adenocarcinom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ucinous and non-mucinous adenocarcinoma based on imaging features and survival outcomes. Insights Imaging. 2026. PMID: 42493663. doi:10.1186/s13244-026-02353-x
- 全文:PMC13396331(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3396331/
供执业医师工作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数值与分级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