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D Flow MRI联合脾容积与脾ECV识别肝硬化高危食管静脉曲张
本研究前瞻性纳入58例肝硬化患者,以胃镜为参考标准,评估4D Flow MRI血流参数及脾容积、脾细胞外容积分数(ECV)识别高危食管静脉曲张(HRV)的价值。结果显示联合模型AUC达0.945,优于单一影像指标及实验室模型。该联合模型由脾静脉峰值流速、脾容积和脾ECV构成,有望减少不必要的筛查性胃镜。
要点
- 肝硬化患者MRI复查时可加扫4D Flow序列,测量脾静脉峰值流速辅助HRV风险分层。
- 同时测量脾容积与脾ECV,三者联合优于任一单一指标。
- 4D Flow低VENC(30 cm/s)设置可能导致奇静脉等高流速血管显示欠佳。
核心结论
- 4D Flow MRI是肝硬化患者中检测HRV有价值的无创技术。
- 联合脾静脉峰值流速、脾容积与脾ECV的模型可准确预测HRV,AUC为0.945。
研究设计与样本
- 研究类型为前瞻性单中心研究,共纳入58例肝硬化患者,其中HRV组25例、NHRV组33例。
- 检查设备为3.0T MRI(Magnetom Prisma,西门子),4D Flow采用前瞻性心电门控、呼吸门控,VENC设置为30 cm/s。
- 参考标准为胃镜检查,依据Calès分级系统将食管静脉曲张分为0–3级,并记录红色征。
- 肝硬化的病因以慢性乙型肝炎相关肝硬化为主。
关键影像表现/征象
- HRV组的门静脉、肠系膜上静脉和脾静脉峰值流速与最大压力梯度均显著高于NHRV组。
- 肠系膜上静脉总流量在HRV组显著大于NHRV组,而门静脉与脾静脉总流量组间无显著差异。
- HRV组脾最大宽径、最大厚度、最大长度及脾容积均大于NHRV组。
- HRV组脾脏平扫T1值与脾ECV显著高于NHRV组,脾增强后T1值组间无显著差异。
诊断标准与关键数值
- 脾静脉峰值流速在4D Flow参数中对HRV具有最高的ROC曲线下面积。
- 脾容积识别HRV的AUC为0.845,阈值为150 cm³时敏感度0.96、特异度0.58。
- 脾ECV识别HRV的阈值为35.6%时敏感度0.88、特异度0.67。
- 脾脏平扫T1值识别HRV的阈值为1312 ms时敏感度0.88、特异度0.58。
- 联合模型经内部验证的校正C指数为0.940(95%CI 0.870–0.989)。
临床应用与阅片要点
- 联合模型在列线图上评分越高,提示HRV风险越大,可用于日常报告中的风险量化。
- 对弹性成像结果不确定的患者,4D Flow联合脾指标可作为补充评估工具。
- 4D Flow扫描时间约8–15分钟,需在报告中关注屏气配合与图像质量。
- 低VENC设置不适用于肝动脉或奇静脉等高流速血管的准确评估。
局限性
- 单中心研究且样本量较小,虽进行了bootstrap内部验证,但仍可能存在把握度不足。
- 缺乏肝静脉压力梯度作为门静脉压力的金标准。
- VENC设置较低,限制了肝动脉和奇静脉等高流速血管的评价。
- 采用中国食管静脉曲张三级分级系统而非Baveno/AASLD两级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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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食管静脉曲张(EV)出血是肝硬化患者中一种常见且可能危及生命的并发症,每年发生率为10%–15%[1],六周内病死率高达20%[2]。早期识别高危静脉曲张(HRV)对于肝硬化患者至关重要,因为某些预防措施,如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和静脉曲张套扎术,有助于预防EV出血并最终改善总生存期[3, 4]。虽然内镜检查是EV风险分层的金标准,但其具有侵入性且费用较高,患者可能难以耐受反复检查[5, 6]。因此,探索用于EV风险分层的无创诊断方法势在必行。
根据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实践指南[7],推荐将MR或超声弹性成像作为评估HRV风险的无创工具。然而,设备可及性差且费用高昂,使其难以广泛应用,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MRI常用于肝硬化患者以监测疾病进展和排除肝细胞癌,近年来其在HRV风险评估中的作用也得到探索。MRI上测量的脾脏体积和脾脏细胞外容积分数(ECV)已被证明是肝硬化患者EV风险评估的有效指标[8–12]。
四维(4D)血流MRI是一种新型无创时间分辨相位对比MR成像技术,具有三维解剖覆盖和沿三个血流方向的速度编码(VENC),通过提供相关解剖和血流动力学信息,能够准确显示和量化门静脉(PV)、肠系膜上静脉(SMV)和脾静脉(SV)[13]。虽然一些初步研究探讨了4D血流MRI在肝硬化患者EV评估和治疗评价中的应用[14–18],但其效能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尤其是与脾脏体积和脾脏ECV等其他指标的比较。
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4D血流MRI参数单独使用以及联合脾脏体积和脾脏ECV用于识别肝硬化患者HRV的有效性。
材料与方法
患者
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遵循1975年《赫尔辛基宣言》的伦理准则,并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YF2022-171-01)。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于2022年5月至2023年1月期间连续入组。纳入标准如下:(1)年龄≥18岁;(2)由肝病科医师根据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制定的肝硬化诊断指南确诊为肝硬化;(3)在两周间隔内计划同时进行肝脏MRI(用于肝细胞癌监测或病情严重程度评估)和胃食管内镜检查(用于根据临床指南进行静脉曲张筛查)。排除标准如下:(1)MRI图像质量欠佳及临床资料不完整;(2)有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门静脉血栓形成、门静脉海绵样变性、布加综合征、急性肝衰竭或肝癌的患者;(3)有潜在出血性疾病的患者;(4)既往有脾切除史者;(5)MR检查中使用钆塞酸二钠作为对比剂者。
MRI扫描方案
所有受试者均使用3.0 T MRI扫描仪(Magnetom Prisma,Siemens Healthcare)进行MR检查,配备标准32通道脊柱线圈和18通道体部阵列线圈。患者在MR检查前至少禁食8小时。完整MRI方案包括平扫及增强后T1 mapping、动态增强T1加权成像和4D血流MRI。
4D血流序列采用前瞻性心电门控和R波触发技术,覆盖门静脉(PV)、脾静脉(SV)和肠系膜上静脉(SMV)血管。为减少呼吸运动伪影,采用来自下方的自适应呼吸门控信号。VENC调整为30 cm/s,以优化门静脉高压循环中慢血流的成像。每次采集的成像时间约为12分钟(范围:8–15分钟),具体取决于呼吸模式。全部58例纳入患者均成功完成了4D血流序列扫描。因严重腹水、明显心动过速(心率>100次/分)或呼吸配合不佳导致图像质量欠佳的患者,在入组前已被排除。
T1 mapping在对比剂注射前及注射后10分钟进行,采用心电图门控改良Look-Locker反转恢复(MOLLI)序列覆盖整个脾脏。每位患者以2 mL/s的流速注射0.1 mL/kg的钆布醇(Gadovist,Bayer Vital GmbH)以获取动态增强图像。动脉期、门脉期和延迟期图像分别在对比剂注射后15秒、60–70秒和5分钟获取。采集参数见补充表S1。
图像分析
所有影像数据均由一名对临床和内镜数据不知情的高年资放射科医师进行分析。在横断面延迟期图像上测量脾脏最大宽度(任一横断面上最大径)和最大厚度(垂直于最大宽度平面的脾脏内、外缘之间的最大距离)。在冠状面上测量最大长度(脾脏穹顶至脾尖之间的最大径,见补充图S1)。随后,采用以下公式计算脾脏体积[19]:脾脏体积(cm³)= 30 + 0.58 ×(宽度 + 长度 + 厚度)。
在增强前和增强后T1 mapping图像上,于中间三个连续层面(每层两个ROI)勾画六个直径5–10 mm的圆形感兴趣区(ROI)来测量脾脏T1弛豫时间,避开伪影、脾脏边缘、局灶性病变和大血管(见补充图S2)。六个ROI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脾脏T1弛豫时间。同样,在同一层面的腹主动脉上测量血池T1弛豫时间。随后,采用以下公式计算脾脏细胞外容积(ECV):
使用血流分析软件(CVI42;Circle Cardiovascular Imaging,加拿大)对4D-flow数据集进行后处理。位移伪影和抗混叠信号自动校正。通过三维矢量场和流线显示门静脉主干(PV)、肠系膜上静脉(SMV)和脾静脉(SV)(见补充视频)。在PV、SMV和SV血管上垂直于血管长轴做三个等距切面,避开非层流区域(见补充图S3)。测量血流动力学参数,包括总流量、峰值流速和最大压力梯度。三个切面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最终值。
为评估观察者间一致性,另一名低年资放射科医师独立重新测量了所有MRI评估指标。采用组内相关系数评估两位放射科医师测量结果的观察者间可靠性。
临床与实验室数据
在内镜检查前1周内收集人口统计学和人体测量数据(年龄、性别)及空腹实验室指标(血小板、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白蛋白、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总胆汁酸[TBA]、肌酐[Cr])。计算每例患者的Child–Pugh评分、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AST与血小板比值指数(APRI)和纤维化-4指数(FIB-4)[20, 21](见补充方法S1)。
内镜检查
食管静脉曲张在内镜检查中由一名具有十年以上经验的消化内科医师独立分级,该医师对临床及影像学数据不知情,依据Calès提出的静脉曲张分级系统[22]如下:0级,无静脉曲张;1级,注气后静脉曲张被压扁;2级,静脉曲张不融合,注气后仍突入管腔;3级,融合性静脉曲张注气后不被压扁。同时评估并记录红色征的存在情况(见补充图S4)。高风险食管静脉曲张定义为伴有红色征的轻度食管静脉曲张(1级)或伴或不伴红色征的中重度食管静脉曲张(2–3级)[23]。为评估内镜静脉曲张分级的观察者间一致性,一名独立的消化内科医师以盲法方式复核了所有实时内镜检查。随后采用加权kappa统计量分析一致性程度。
统计分析
连续变量以均值±标准差或中位数(四分位距[IQR])表示,并酌情使用Student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分类变量以频数(百分比)表示,并使用Fisher精确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鉴于样本量相对于候选预测因子数量有限,使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进行变量筛选,将p < 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采用逐步向前选择法以识别独立预测因子。随后将这些预测因子纳入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内部验证采用1000次重抽样的bootstrap重复采样方法进行。计算经乐观校正的曲线下面积(AUC),并在内部验证后生成校准曲线以评估一致性。最后,进行决策曲线分析以确定临床适用性。
通过测量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敏感性和特异性来评估不同变量识别HRV的性能。使用Youden指数确定不同变量的最佳截断值。为进行比较,绘制各变量的ROC曲线,并使用DeLong检验比较相应的AUC值。
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PSS(版本26.0;IBM Corp.)、R(版本4.3.1;http://www.r-project.org/)和MedCalc(版本20)完成。统计学显著性定义为双侧p值< 0.05。
结果
患者
在研究期间接受上腹部MRI和内镜检查的108例连续CHB相关肝硬化患者中,58例纳入本研究(图1)。参与者平均年龄为56.58 ± 12.12岁,其中46例(79.3%)为男性。根据内镜检查,25例(43.1%)患者有HRV。
与无HRV(NHRV)患者相比,HRV患者的年龄、INR、TBIL、DBIL、TBA、Child–Pugh评分、MELD评分、FIB-4和APRI显著更高,而PLT、ALB、ALT和血Cr水平显著更低。两组间临床特征的详细信息见表1。
两位胃肠病学家对食管静脉曲张分级、红色征和高危静脉曲张(HRV)分类的观察者间一致性极好,kappa值范围为0.98至1.00。同样,两位放射科医师之间对4D Flow MRI测量的脾脏体积、脾脏细胞外容积(ECV)及血流动力学参数的观察者间一致性强(见补充表S2),组内相关系数范围为0.661至0.998。
脾脏体积对HRV的识别
如表2和图2所示,HRV组脾脏的最大宽度、最大厚度、最大长度和体积均大于非高危静脉曲张(NHRV)组。其中,脾脏体积的AUC最大,为0.845。以150 cm³为截断值,脾脏体积识别HRV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96和0.58。
脾脏T1 mapping和脾脏ECV对HRV的识别
HRV组的脾脏平扫T1值显著高于NHRV组。以1312 ms为截断值,脾脏平扫T1值识别HRV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88和0.58。
同样,HRV组的脾脏ECV显著大于NHRV组。以35.6%为截断值,脾脏ECV识别HRV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88和0.67。
尽管脾脏ECV的AUC值大于脾脏平扫T1值,但根据DeLong检验,两个AUC之间无显著差异(p = 0.090)。此外,两组间脾脏增强后T1值无显著差异。详见表3和图3。
4D Flow MRI对HRV的识别
如表4所示,HRV组门静脉(PV)、肠系膜上静脉(SMV)和脾静脉(SV)的峰值流速和最大压力梯度均显著大于NHRV组。然而,仅SMV的总流量在HRV组显著大于NHRV组。PV和SV的总流量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ROC分析显示,SV峰值流速识别HRV的AUC最高(见补充表S3)。
AUROC比较显示,采用DeLong检验,脾脏体积、脾脏ECV和SV峰值流速对HRV的识别能力之间无显著差异。
识别HRV的联合模型
所有用于识别HRV的影像变量均通过LASSO回归筛选。最优λ值通过10折交叉验证获得。最终保留了脾脏体积、脾脏ECV、SMV最大压力梯度、SV峰值流速和SV最大压力梯度。随后,将这五个变量纳入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向前选择法构建联合模型。最终,将脾脏体积、脾脏ECV和SV峰值流速输入R软件,创建用于预测HRV的列线图(图4)。在该列线图中,总分越高——由各预测变量指定分值相加所得——表明HRV的可能性越大。列线图的校准曲线(图S5)显示其在预测HRV方面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该预测模型的表观C指数为0.945。使用1000次自助重抽样进行内部验证,得到经乐观校正后的C指数为0.940(95% CI:0.870–0.989),表明过拟合程度极低,模型稳定性良好。此外,决策曲线分析(图S6)显示在几乎所有阈值概率下均具有显著的净获益。
如图5和表5所示,联合模型的性能显著优于脾脏体积(p = 0.025)、脾脏ECV(p = 0.025)和SV峰值流速(p = 0.003)模型。同样,联合模型也优于基于实验室检查的常用模型,如Child–Pugh评分、MELD评分、FIB-4评分和APRI(如图6所示)。
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证明了4D flow MRI衍生的血流动力学参数能够有效预测肝硬化患者的HRV。值得注意的是,SV峰值流速表现出最佳的诊断性能,与脾脏体积和脾脏ECV相当。此外,4D flow MRI可作为其他脾脏指标的补充方法,以提高诊断效率。纳入SV峰值流速、脾脏体积和脾脏ECV的联合模型优于单一影像指标和既有的基于实验室检查的模型。这些结果将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
虽然4D flow MRI在头部[24]、主动脉[25]和心脏[26]中的应用日益增多,但其在门静脉系统中的应用受到血管管径小、流速慢和呼吸运动[27]的挑战,关于食管静脉曲张评估的数据有限。Motosugi等[16]报道,以奇静脉流量>0.1 L/min联合门静脉血流分数变化<0为标准,对高危静脉曲张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为100%,但其队列仅纳入23例患者。在本研究中,由于低VENC设置导致奇静脉显示欠佳,可能造成测量不精确,因此我们未分析奇静脉血流动力学。我们的研究结果与Karam等[17]和Hu等[18]的发现一致,他们验证了4D flow MRI用于高危静脉曲张分层,强调了脾静脉峰值流速的强大诊断效能。其优于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参数的表现可能归因于其血流动力学机制。在门静脉压力升高的情况下,除胃左静脉外还会形成多条侧支血管,由于大量分流导致门静脉血流发生显著波动,而脾静脉血流动力学更为可靠,且与胃左静脉密切相关,胃左静脉被广泛认为在食管静脉曲张的形成和进展中发挥关键调节作用[28]。此外,高危静脉曲张组仅肠系膜上静脉流量显著增大,门静脉或脾静脉流量在组间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肠系膜上静脉汇集来自肠道和肠系膜血管的血流,这些血管在血管活性物质作用下扩张并增加心输出量[29]。然而,门静脉和脾静脉流量受到自发门体分流数量和大小的高度变异影响,而这些分流在高危静脉曲张患者中更为普遍。
门静脉高压增加了脾静脉流出阻力,引起脾淤血和脾肿大[30],随后血液淤积、脾髓增生和纤维化扩大了细胞外间隙,表现为脾脏细胞外容积(ECV)增加[31]。与既往研究[7-11]一致,我们发现高危静脉曲张组的脾脏体积和脾脏ECV显著升高。虽然单纯脾脏体积显示出良好的诊断效能,但联合模型提供了更优的准确性,表明4D Flow MRI捕捉到了门静脉系统的功能性异常,而这些异常并未完全通过脾脏增大反映出来,从而改善了高危静脉曲张的风险分层。尽管4D flow MRI采集时间长且后处理复杂,但联合模型比单纯脾脏体积提供了更高的诊断准确性。鉴于漏诊高危静脉曲张的致命后果,包括静脉曲张出血和死亡,这一增加的诊断效益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特别是对于特定患者亚群,如弹性成像结果不明确的个体。然而,仍需进一步研究加速采集技术以缩短扫描时间和简化后处理流程,以提高4D flow MRI的临床适用性。
Baveno VII标准(B7C)[32]推荐使用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CTE)获得的肝脏硬度测量值(LSM)对肝硬化患者的高危静脉曲张(HRV)进行风险分层。然而,肋间隙狭窄、大量腹水、肝脏炎症和胆汁淤积等因素可影响LSM的准确性[33, 34],据报道技术失败率为15%[35]。此外,B7C的免内镜阈值(LSM < 20 kPa且血小板计数 > 150 × 10⁹/L)较为严格,其敏感性高达97%,但特异性仅为41%[36],导致了大量不必要的内镜检查。相比之下,我们的模型虽然敏感性略低,为92%,但特异性显著提高至88%。然而,由于大多数患者缺乏LSM数据,限制了我们与B7C的直接头对头比较。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评估该模型作为弹性成像结果不确定患者的二线工具的潜力。此外,对于VCTE在技术上不可行的患者,以及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和未常规配备VCTE的非肝病中心,我们的模型可作为有价值的替代方案。尽管如此,必须强调的是,本研究是一项单中心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虽然进行了bootstrap内部验证,但研究的检验效能仍明显不足。此外,慢性乙型肝炎(CHB)占主导地位以及使用3.0 T西门子扫描仪可能限制了结果向其他病因、设备厂商和场强的外推。因此,在大规模、多中心研究验证之前,在临床实施前应极为谨慎。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作为门静脉压力测量的金标准,肝静脉压力梯度在本研究中未能获得。因此,我们的预测模型与该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次,本研究中的VENC设置相对较低,限制了评估肝动脉和奇静脉等高流量血管的能力。第三,我们使用了广泛接受的中国三分类食管静脉曲张(EV)分级系统,而非Baveno/AASLD的两级分类,这是因为该系统在我们中心长期使用且观察者间一致性极佳。虽然既往研究显示两种系统在诊断一致性和HRV检出方面无显著差异[37],但仍需使用Baveno/AASLD标准进一步验证4D Flow MRI对HRV的检测能力。最后,尽管采用了加速方法,4D Flow MRI仍会在标准方案基础上增加8–15分钟,这必须与其优势进行权衡。对于接受MRI进行肝细胞癌监测的患者——这是肝硬化人群中常见的情况——增加的序列仅增加边际成本与负担。然而,在仅为了评估HRV而进行MRI的情况下,更简单且更便宜的替代方法(超声弹性成像、血清生物标志物)可能更适合作为一线工具。未来研究有必要开展比较不同筛查策略的成本效益分析。
总之,4D flow MRI是一种有价值的无创技术,可用于检测肝硬化患者的高危静脉曲张(HRV)。结合脾静脉峰值流速、脾脏体积和脾脏细胞外容积(ECV)的联合模型能够有效识别HRV,并优于单一影像指标和常用的基于实验室检查的模型,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筛查性内镜检查,并辅助肝硬化患者的临床决策。
补充信息
电子补充材料
补充视频
引用
- Li, Zhang, Chen, et al. Four-dimensional flow MRI for identifying high-risk esophageal varices: a comparison and combination with spleen volume and splenic 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 Insights Imaging. 2026. PMID: 42329528. doi:10.1186/s13244-026-02341-1
- 全文:PMC13287174(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3287174/
供执业医师工作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数值与分级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