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性胸主动脉损伤TEVAR术后中期疗效与随访
回顾性单中心研究纳入20例接受TEVAR的创伤性胸主动脉损伤患者,评估安全性、有效性及中远期随访。技术成功率与临床成功率均为100%,安全性95%,随访中仅见3例轻微并发症。研究提示TEVAR对正常解剖及解剖变异患者均安全有效,MRI是可行的随访替代手段。
要点
- TEVAR对创伤性胸主动脉损伤技术成功率和临床成功率均为100%,安全性95%。
- 主动脉峡部(3区)是最常见损伤部位,III级假性动脉瘤占比80%。
- 随访中发现的轻微并发症包括稳定型IA型内漏<1 cm、支架网状结构轻微不规则、毫米级鸟嘴征。
核心结论
- TEVAR治疗创伤性胸主动脉损伤安全有效,短期及中远期结果均良好。
- TEVAR对合并主动脉弓解剖变异的患者同样是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
- MRI可替代CTA用于TEVAR术后随访,避免电离辐射和碘对比剂暴露。
研究设计与样本
- 回顾性单中心研究,纳入2012年2月至2023年4月连续20例因创伤性胸主动脉损伤接受TEVAR的患者。
- 平均年龄46±17.0岁,男性15例,女性5例;术前均行CTA,术后出院前均行CTA复查。
- 随访采用CTA(17例,85%)或MRI(3例,15%),中位随访时间17±79.5个月(中位数±IQR,范围1–127个月)。
关键影像表现/征象
- 所有患者主动脉损伤均位于3区,16例(80%)为III级假性动脉瘤,3例(15%)为IV级破裂,1例(5%)为II级壁内血肿。
- 5例(25%)存在解剖变异,包括1例迷走右锁骨下动脉、1例右位主动脉弓、3例牛型弓。
- 术中主动脉造影用于确认CTA所见并指导支架释放,术后再次造影评估支架位置及排除并发症。
- 4例(20%)覆盖左锁骨下动脉,其中1例需颈动脉-锁骨下动脉旁路术重建血运。
诊断标准与关键数值
- 技术成功定义为手术结束时主动脉支架移植物位置正确且通畅,结果为100%(20/20)。
- 临床成功定义为30天时患者存活且支架位置正确、通畅,结果为100%(20/20)。
- 安全性为95%,3例(15%)围手术期并发症中2例为CIRSE I级,1例为CIRSE III级。
- Azizzadeh分级用于损伤分类:I级内膜撕裂,II级壁内血肿,III级假性动脉瘤,IV级破裂。
- 支架直径按原生胸主动脉直径放大约10–20%选择,近端锚定区<1.5–2 cm时覆盖左锁骨下动脉。
临床应用与阅片要点
- 术前CTA是选择合适支架的关键,需重点评估近端锚定区长度及主动脉弓解剖变异。
- 发现主动脉弓解剖变异(如迷走右锁骨下动脉、右位主动脉弓、牛型弓)时,TEVAR仍可实施,但需个体化规划。
- 覆盖左锁骨下动脉前应评估右侧椎动脉、Willis环及内乳动脉-冠状动脉旁路情况,必要时进行血运重建。
- 术后随访中需关注IA型内漏、支架网格不规则和鸟嘴征,即使这些轻微异常在随访中可保持稳定。
局限性
- 研究为回顾性单中心设计,样本量有限(20例),随访依从性较差,缺乏长期结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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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创伤性胸主动脉损伤(TTAIs)是一种罕见疾病(年发生率为1.5–2%)[1, 2],但死亡率很高[3–5]:约77–85%的伤者在到达医院前已死亡,若TTAIs未得到治疗,死亡率为95%[1, 4, 6, 7]。主动脉创伤最常见的原因是机动车碰撞(约80%)[3, 6, 8–11],其次为坠落伤和挤压伤[5, 8–10]。男性受累多于女性,平均年龄为35至40岁[3, 10]。创伤性损伤中最常累及的主动脉节段是峡部区域(3区)[3, 5, 6, 9, 10, 12]。
根据Azizzadeh等[13]的分类,TTAIs可分为四类:I级,内膜撕裂;II级,壁内血肿;III级,假性动脉瘤;IV级,破裂。该分类也被广泛用于确定正确的治疗方案[3]。
临床表现对确定正确诊断并非决定性因素:不到一半的患者存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往往症状轻微(通常主诉胸痛、肩胛间痛或腹痛)或无症状。
因此,对于每一例高动能创伤(尤其是胸部创伤),怀疑主动脉损伤至关重要;此外,理解事件的发生过程在高能量创伤中具有决定性意义[5, 6, 8–10, 14]。
一级检查可为胸部X线摄影[9, 10],但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低[3],导致大量假阴性[5, 15]。诊断金标准是CT血管成像(CTA)[3, 5, 9, 12],能够在短时间内以极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识别主动脉损伤及其部位,从而有助于快速选择治疗方案[3, 9, 12]。
目前TTAIs的主要治疗方式是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3, 15],该方法始于90年代初[16, 17],并自2011年起被血管外科学会指南推荐[7](2017年最新指南予以确认)[3, 15]。自1994年(Dake等)[16]引入以来,TEVAR的使用显著增加,取代了伴有高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的传统开放修复术[4, 18]。
TEVAR的长期有效性尚待明确[4, 5, 9]。
目前已出现若干问题,包括所需置入的移植物尺寸(通常为老年性且趋于扩张的主动脉设计)[4]、器械引起的血流动力学改变[19],以及主动脉可能发生的生长(尤其是在年轻患者中)[20]。
文献中有大量研究报告了TEVAR在急性和慢性主动脉疾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据我们所知,TEVAR用于TTAIs的报道较少。此外,随访资料也较缺乏。这项回顾性、单中心研究旨在明确TEVAR在TTAIs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时评估其中长期随访结果,并将我们的发现与现有文献进行比较。
材料与方法
研究人群
这项回顾性、单中心研究纳入了一组连续患者,这些患者在2012年2月至2023年4月期间因TTAIs接受了TEVAR治疗。
急性胸部创伤患者接受临床评估和全身CTA检查;一旦确诊主动脉损伤,根据损伤类型(II、III、IV级)[13]及任何解剖变异,经包括急诊医师、麻醉医师、普外科医师、介入放射科医师和血管外科医师在内的多学科团队评估后,安排TEVAR手术。
根据CTA检查结果和诊断性血管造影选择支架移植物,以确保完全覆盖主动脉损伤并获得足够的远端和近端锚定区。
TEVAR手术
所有手术均在手术室进行,由介入放射科医师、血管外科医师和麻醉医师组成的团队使用便携式C臂血管造影系统(Vision RFD;Ziehm,纽伦堡,德国;BV 300 C-Arm;Philips Medical System,贝斯特,荷兰)完成。患者接受全身麻醉,进行心肺监测和抗生素预防(头孢唑林2g或万古霉素1g)。
根据患者解剖和手术需要,外科分离外周血管入路(左右股总动脉);部分患者经外科分离或经皮穿刺获得肱动脉入路。从股动脉入路,经5 French(F)导引鞘,将0.035英寸亲水导丝推进至升主动脉,然后交换为加硬导丝(Lunderquist Extra-Stiff,Cook Medical,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美国)。将22F导引鞘(Dryseal,W. L. Gore & Associates, Inc.,纽瓦克,特拉华州,美国)送入腹主动脉。将同轴猪尾形血管造影导管(Supertorque MB,Cordis,海厄利亚,佛罗里达州,美国)推进至主动脉瓣处。行主动脉造影以确认CTA所见,使用24至36°C的对比剂(Visipaque 320 mg I/ml,GE HealthCare,芝加哥,伊利诺伊州;患者约200ml),并用于指导手术的后续步骤。支架移植物的选择相对于自体胸主动脉直径放大约10%–20%,并具有足够的长度以完全覆盖主动脉损伤。使用的移植物为Gore TAG Conformable(C-TAG;W. L. Gore & Associates, Inc.,纽瓦克,特拉华州,美国)和Medtronic Valiant Captivia(Medtronic,都柏林,爱尔兰)。一旦确定主动脉损伤并选定移植物,即将支架移植物沿加硬导丝推进,然后释放以覆盖损伤。
当近端锚定区长度小于1.5–2cm时,必须覆盖并封堵左锁骨下动脉开口。支架移植物放置后,行第二次主动脉造影以评估支架移植物定位是否正确并排除并发症。
结果与随访
评估技术成功和临床成功。技术成功基于手术结束时主动脉支架移植物的正确放置和通畅。临床成功基于患者存活以及30天时装置的定位正确和通畅。
并发症按照CIRSE质量保证文件和并发症分类标准中的定义进行报告[21]。
所有患者在出院前均接受术后CTA检查,并按要求在术后1、6、12个月及此后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次CTA随访;如有CTA禁忌证(肾功能衰竭或碘对比剂过敏),则改用MRI。随访期间评估主动脉尺寸、移植物特征及可能存在的并发症。通过电话联系患者以确认随访的延续性及其健康状况。
统计学分析
本观察性研究仅进行描述性统计。分类变量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正态分布变量以均数和标准差(SD)表示。采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评估正态性。
结果
人群
共招募20例患者,其中男性15例,女性5例,平均年龄46 ± 17.0岁(均数 ± SD;范围:19–79岁),均因创伤性胸主动脉损伤(TTAIs)接受TEVAR。研究人群的一般特征见表1和表2。10例(50%)患者创伤时无基础疾病;在其余10例患者中,7例(35%)患有代谢综合征,包括高血压和糖尿病。最常见的致伤原因为机动车碰撞(15例,75%),其次为高处坠落(4例,20%)和挤压伤(1例,5%)。6例(30%)患者入院时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在14例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患者中,5例(25%)到达时已气管插管,2例(10%)完全无症状,其余患者临床症状轻微。
平均主动脉直径为23.8 ± 2.7 mm。所有患者的主动脉损伤均位于3区(图1、图2):其中16例(80%)为III级损伤,3例(15%)为IV级,1例(5%)为II级。5例(25%)发现解剖变异(图3、图4)。此外,所有患者均合并主动脉创伤以外的其他损伤:仅2例(10%)为孤立性胸部创伤。
手术过程
外周血管通路经手术游离:11例(55%)右侧股总动脉,6例(30%)左侧股总动脉,1例(5%)双侧股动脉,1例(5%)右侧髂外动脉,1例(5%)右侧髂总动脉;3例(15%)还需使用肱动脉入路(1例右侧,2例左侧)。
所使用的支架为Gore C-TAG 19例(95%),Medtronic Valiant仅1例(5%)。所有患者均仅置入一个支架模块。所置入支架的平均直径为26.8 ± 4.6 mm(均值 ± 标准差;范围:21–36 mm),长度为111.5 ± 18.4 mm(均值 ± 标准差;范围:100–150 mm)。
4例(20%)封堵了左锁骨下动脉开口:1例使用弹簧圈(Concerto Helix,Medtronic,都柏林,爱尔兰),2例使用Amplatzer血管塞(Abbott,芝加哥,伊利诺伊州,美国)(12和16 mm)(图2),最后1例采用手术结扎。
1例合并迷走右锁骨下动脉(ARSA)的患者,需经肱动脉入路以潜望镜技术(从ARSA开口至主动脉支架远端边缘)置入13 mm × 100 mm覆膜支架(Viabahn,W. L. Gore & Associates, Inc.,纽瓦克,特拉华州,美国)(图3)。
结果
所有病例均获得技术成功(100%,表1):无患者在手术中死亡;所有患者均生命体征稳定,支架位置正确且通畅。
我们报告了3例(15%)围手术期并发症:1例术后15分钟出现左上肢缺血,需行肱-尺-桡动脉Fogarty取栓术,术后完全缓解(CIRSE并发症分级系统I级)。1例ARSA患者于术后第11天发现支架狭窄,行血管成形术治疗(CIRSE III级)。第3例为1枚16 mm Amplatzer封堵器误置于左颈总动脉(LACC),随即用12 mm Hooker型导管取出;随后左锁骨下动脉开口被正确封堵,且无需行锁骨下动脉血运重建。术后头颅CT阴性,患者无后遗症(CIRSE I级)。因此,手术安全性为95%。
术后30天,所有患者均存活,血管内支架均通畅且位置正确。临床成功率为100%(表1和表2)。1例患者于术后41天死于心血管骤停,与手术相关并发症无关。
随访
随访通过CTA(17例,85%)或MRI(3例,15%)完成。中位随访时间为17 ± 79.5个月(中位数 ± 四分位距;范围:1–127个月),其中9例(45%)还通过电话完成了随访。
随访期间发现以下情况:(1)1例IA型内漏,但似乎稳定(43个月时< 1 cm);(2)1例器械远端三分之一处支架网细微不规则(36个月时);(3)1例毫米级鸟嘴征(1个月时)。
在末次随访(包括电话调查)中,除1例患者外,其余患者均报告身体状况良好,并确认已恢复日常生活活动。仅1例患者因创伤相关并发症(脊髓横断及随之而来的截瘫)未能恢复日常生活。
讨论
主动脉及动脉病变的血管内治疗,因其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低于外科手术,通常被认为是首选治疗方案 [3, 5, 7, 11, 12, 15, 17, 19, 22–26]。从文献中关于创伤性胸主动脉损伤(TTAIs)最早的研究可以看出,TEVAR避免了开放手术的一些典型缺点,如单肺通气、主动脉阻断和体外循环;同时还能缩短手术时间并减少失血量 [5]。TEVAR通常并发症较少,但并不能排除其发生的可能 [4],包括死亡、截瘫、肾衰竭、输血、因出血再次干预、心脏并发症、肺炎及恢复时间延长 [3, 10]。文献中目前没有直接比较开放修复与血管内技术的随机临床试验,鉴于TEVAR在降低死亡率和并发症方面的明显优势;因此,有必要通过系统评价或回顾性试验来比较这两种方法 [3, 4, 7, 27–30](表3)。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2年批准将TEVAR用于TTAIs [3],2015年EAST通过一项荟萃分析确认了该适应证 [7],目前是SVS推荐用于解剖条件合适的患者的方法(2017年指南,GRADE IC) [15]。
迄今为止,血管内修复是TTAIs的最佳选择 [27, 31–33],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开放修复适用于不适合血管内治疗的病例(主要由于解剖条件不利,包括髂股动脉轴病变或这些血管直径小于7 mm)或TEVAR失败需要中转开放手术的病例(发生率约为4%) [3, 10]。
基于CTA的术前规划对于选择正确的血管内移植物至关重要。最重要且最具挑战性的测量指标是近端锚定区:可能存在解剖变异,或其长度可能不足20 mm。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左锁骨下动脉(LSA)封堵 [3, 5, 31, 34–36];据报道,在创伤病例中,LSA封堵发生在超过一半的病例中 [37],而在我们的病例系列中,仅有20%的患者需要封堵。LSA封堵存在相关风险 [3, 37]:2022年,Grigorian等 [37] 表明,因TTAIs行TEVAR并封堵LSA的患者,与未经历创伤的患者相比,这些并发症似乎更为多见;在我们接受LSA封堵的患者中,无一例出现临床并发症。如果右侧椎动脉发育不良或闭锁,如果存在Willis环的解剖变异,或存在使用乳内动脉的主动脉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情况,应考虑通过传统外科技术(如LSA转位或颈动脉-锁骨下动脉旁路术)或血管内技术(如烟囱技术或开窗移植物)进行LSA血运重建 [4, 15, 36, 37]。
术前规划对于识别是否存在解剖变异也很重要;这些并非罕见情况:我们小组发表的一篇综述 [26] 发现,解剖变异存在于 15–34% 的病例中;特别是,迷走右锁骨下动脉的描述比例为 0.4–1.2%,右位主动脉弓为 0.1–0.2%。在这些病例中,紧急情况下应用 TEVAR 仍存在争议。在我们的队列中,有 5 例患者存在解剖变异:1 例(5%)迷走右锁骨下动脉,1 例(5%)右位主动脉弓,3 例(15%)牛型弓;所有患者均接受了 TEVAR 治疗,随访时所有支架移植物仍位置正确且保持通畅。
TEVAR 后最常遇到的并发症是 I 型内漏 [3]。其他并发症包括卒中和脊髓缺血 [4]、入路部位并发症(如感染和出血)、内移植物塌陷、其他类型的内漏以及喉返神经损伤 [3, 5]。总体而言,并发症发生率在 3% 至 36% 之间,死亡率在 0% 至 20% 之间 [5],且两者均随手术修复的延迟而升高 [3]。在我们的病例系列中,未报告重大并发症,手术相关死亡率为 0%。
对因 TTAIs 接受 TEVAR 的患者进行随访的目的是早期诊断病变进展和并发症 [3, 38]。然而,目前关于最合适的诊断检查方法、时机和随访持续时间,尚无明确的指南。在无影像学异常的情况下,一些专家建议 12–36 个月后重复检查,而另一些专家则建议每 2–5 年检查一次 [3, 4]。其他问题包括文献中缺乏长期结局数据,以及患者依从性差,经常失访。患者通常年轻且其他方面健康,因此他们可能认为没有必要接受诊断性检查。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是,患者来自广阔的区域,随访很难在其接受手术的中心进行。通常使用 CTA,但一些作者更倾向于进行胸部 X 线检查并联合 MRI [4, 12]。MRI 在规划 [39] 和患者随访 [3, 5] 中都是 CTA 的可行替代方案:其在诊断主动脉病变方面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与 CTA 相当,并且具有一些优势,例如更好的解剖学定义(包括溃疡和壁内血肿)和左心室功能评估,且不使患者暴露于对比剂和辐射 [3](这可能对年轻患者是一种鼓励);心脏评估在长期患者评估中尤为重要,因为已有研究表明,针对 TTAIs 的 TEVAR 会引起心脏和主动脉重构,若未被识别和治疗,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率 [19]。MRI 的问题之一在于成像时间长,幽闭恐惧症患者可能无法耐受;对于带有金属假体(多发性创伤患者中的常见情况)、夹子或起搏器的患者,MRI 也可能存在禁忌 [3]。我们的经验表明,对于因 TTAI 接受 TEVAR 治疗的患者,MRI 是随访期间 CTA 的良好替代方案。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其设计,因为它是回顾性、单中心的,样本量有限,且随访情况不佳。
结论
根据我们的经验,TEVAR治疗创伤性胸主动脉损伤(TTAI)已被证实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达到使其成为TTAI治疗金标准的水平,短期和中长期结果均良好。TEVAR对于解剖变异的患者也是一种有效的选择。此外,我们的经验表明,在随访期间对患者进行MRI检查是可行的,以避免终生反复接受CTA检查所带来的风险,但仍需要更大患者队列和更长随访时间的进一步研究。
引用
- Fontana, Piacentino, Grimoldi, et al.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traumatic thoracic aortic injuries in patients with normal anatomy and anatomical variants: safety, efficacy and long-term follow-up. Radiol Med. 2026. PMID: 41591721. doi:10.1007/s11547-026-02173-5
- 全文:PMC1320136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3201368/
供执业医师工作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数值与分级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