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代谢负担的乙肝相关肝癌术后复发影像临床预测模型
本研究回顾性纳入363例内部队列和74例外部验证队列的HBV相关早期肝癌术后患者,探讨代谢异常数量与复发的关系并构建列线图模型。结果显示代谢异常数量与复发风险呈剂量依赖关系,动脉期环形强化、马赛克征等影像特征为独立预测因素。模型对2年和5年复发的C指数优于BCLC和CNLC分期系统。
要点
- HBV相关早期肝癌患者合并≥2项代谢异常时术后复发风险显著升高。
- 动脉期环形强化和马赛克征是独立影像预测因素,阅片时应重点描述。
- TBS>2.4、AST/ALT>1、ALBI 2级与肿瘤负荷和肝功能相关的复发风险增加有关。
核心结论
- 代谢异常数量与HBV相关肝癌术后复发风险呈剂量依赖关系,2项和3-4项代谢异常的复发风险分别增加1.53倍和1.64倍。
- 基于代谢负担的临床-影像模型对早期肝癌术后2年和5年复发预测C指数在外部验证队列中分别为0.710和0.683。
研究设计与样本
- 回顾性多中心研究,内部队列363例,外部验证队列74例,均为HBV相关肝癌BCLC 0-A期行根治性切除患者。
- 术前MRI使用1.5T或3.0T设备,序列包括T1同反相位、T2WI、DWI(b值0/50/800)及钆喷酸葡胺增强三期动态扫描。
- 影像特征依据LI-RADS v2018由两名腹部放射科医师独立评估,分歧通过共识或第三位高年资医师裁定。
关键影像表现/征象
- 动脉期环形强化为独立复发预测因素(HR=1.87),提示肿瘤具有侵袭性生物学行为。
- 马赛克征为独立复发预测因素(HR=1.55),反映肿瘤内部异质性。
- 肿瘤负荷评分TBS>2.4为独立复发预测因素(HR=2.40),整合了病灶数目与最大径信息。
诊断标准与关键数值
- 模型2年复发预测C指数:训练集0.728(95%CI 0.726-0.729),内部验证0.716(95%CI 0.711-0.720),外部验证0.710(95%CI 0.602-0.855)。
- 模型5年复发预测C指数:训练集0.674(95%CI 0.673-0.675),内部验证0.657(95%CI 0.653-0.660),外部验证0.683(95%CI 0.594-0.798)。
- 风险评分公式:100×(TBS>2.4)+47.3×(代谢异常≥2)+53.8×(AST/ALT>1)+74.7×(ALBI 2级)+76.6×(动脉期环形强化)+48.7×(马赛克征),最佳截断值148.7。
临床应用与阅片要点
- 术前MRI阅片时应系统评估并报告动脉期环形强化与马赛克征,两者均为复发高危征象。
- 代谢异常≥2项、AST/ALT>1、ALBI 2级等临床指标可整合入术后复发风险判断。
- 高风险组5年RFS为46.8%,低风险组为75.5%,可用于术后随访强度的分层管理。
局限性
- 本研究为回顾性设计,存在选择性偏倚可能。
- 外部验证队列样本量较小(7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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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原发性肝癌是全球第六大常见癌症,肝细胞癌(HCC)是原发性肝癌最常见的类型,约占所有病例的90% [1]。由于持续的高流行率,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仍是中国HCC的主要危险因素 [2]。根据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CLC)分期系统,极早期HCC(0期)定义为单发肿瘤≤2 cm,无大血管侵犯或肝外播散;早期HCC(A期)定义为单发肿瘤或最多三个结节,每个结节≤3 cm,无大血管侵犯或肝外转移 [3]。肝切除术是BCLC 0-A期患者的首选根治性治疗方法,但预后并不理想,五年内复发率高达50%–70% [4]。
尽管传统分期系统(如BCLC和中国肝癌分期(CNLC))对治疗选择具有重要价值,但其主要考虑病灶的数量和大小,限制了精确的复发风险分层 [5–7]。就BCLC而言,其开发队列主要由丙型肝炎和酒精性肝病患者组成,这与HBV流行人群不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限性 [8, 9]。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MRI在HCC的监测、诊断和治疗评估中的价值,其可提供超出病灶大小和数量之外的更多预后信息。既往研究指出,MRI的某些特征提示HCC复发风险升高,这可能与侵袭性生物学行为相关,且基于术前MRI的风险分层在预测效能上不劣于术后病理 [10, 1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癌症也是一种“代谢性疾病” [12]。肿瘤细胞发生代谢重编程,以适应缺氧和缺营养环境中的快速生长 [13]。代谢重编程的诱导因素包括细胞内在因素以及肥胖、糖尿病等外部因素 [13–15]。胰岛素抵抗作为代谢综合征的一个关键方面,已成为一种可能驱动包括HCC在内的癌症发生的机制通路 [16, 17]。此外,代谢紊乱导致氧化应激增强,通过氧化性DNA损伤诱导基因突变,从而致癌 [18]。目前研究表明,代谢异常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CC的发生和进展相关 [19–22]。重要的是,这种代谢负担(定义为代谢异常的数量,包括超重或肥胖、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和血脂异常)与HCC风险呈剂量依赖关系 [23–26]。然而,代谢异常对术后复发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剂量依赖关系迄今尚未见报道。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代谢异常及其剂量依赖性负担对BCLC 0-A期HBV相关HCC术后复发的影响,并进一步建立基于代谢负担的临床-影像学复发预测模型。
材料与方法
本回顾性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的指导原则进行。该研究经机构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B2024-240R),并免除了书面知情同意的要求。
患者
本回顾性研究纳入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根治性肝切除术(R0切除)的BCLC 0-A期HBV相关HCC成年患者(≥18岁)作为内部队列。纳入标准为:(1)经病理学证实的HCC;(2)HBV相关HCC(在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或有慢性HBV感染记录史的患者中确诊的HCC);(3)BCLC 0期或A期;(4)术前MRI资料完整。符合相同纳入标准的2017年1月至2017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及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其厦门分院就诊的患者被纳入作为外部队列。排除标准为:(1)临床资料不完整;(2)合并其他慢性肝炎感染或血吸虫感染史;(3)既往接受过任何抗肿瘤治疗;(4)术前MRI检查与手术间隔超过一个月;(5)MRI图像质量不合格,不符合诊断要求;(6)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
最终,363例BCLC 0-A期HBV相关HCC患者被纳入作为内部队列(男性295例,女性68例,平均年龄:55.9±10.7岁),74例患者被纳入作为外部验证队列(男性55例,女性19例,平均年龄:55.5±10.2岁)。研究人群流程图见图1。
磁共振检查
MR成像使用1.5T或3.0T MR扫描仪(Magnetom Aera,西门子医疗;Prisma,西门子医疗)采集。本研究评估的常规磁共振扫描方案包括T1加权同相位和反相位梯度回波序列、横断面T2加权快速自旋回波序列以及b值为0、50和800 s/mm²的弥散加权成像(DWI)。动态成像采用T1加权脂肪抑制序列进行。钆喷酸葡胺(Magnevist;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以2 mL/s的速率静脉注射,剂量为0.1 mmol/kg。当对比剂到达升主动脉时自动触发动脉期采集,随后依次采集门静脉期(70-90 s)和延迟期(160-180 s)。详细序列参数列于补充表1。
图像分析
所有 MRI 图像由两名具有腹部影像诊断资质的放射科医师(分别具有 13 年和 15 年经验)独立评估,他们对最终诊断均不知情。本研究开始前,两名观察者均接受了超过 2 个月的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RADS)v2018 病变评估培训。对于存在分歧的病例,两名观察者通过共同复审达成一致意见。如仍无法达成一致,则由第三位高年资腹部放射科医师做出最终决定。主要依据 LI-RADS v2018 诊断算法 [27] 评估以下特征:(1)病灶数目;(2)位置(是否毗邻肝门):毗邻肝门定义为病灶距肝静脉、门静脉、胆道系统主要分支或下腔静脉小于 1 cm;(3)最大径;(4)肿瘤负荷评分(TBS):计算公式为 TBS2 =(病灶数目)2 +(最大径)2 [28];(5)边缘(规则或不规则);(6)信号均匀性(均匀、不均匀),主要在 T2 加权图像上评估;(7)动脉期强化方式(环状或非环状);(8)非周边廓清;(9)动脉期瘤周强化:定义为动脉期图像上病灶边缘周围可见的弧形或多角形强化,延迟期变为等信号;(10)强化包膜(完整、不完整或缺如);(11)马赛克征;(12)瘤内坏死;(13)瘤内出血。对于多发病灶患者,评估最大病灶。
临床与病理资料
收集术前临床特征和术后病理资料。所有临床指标和评分均在术前一周内获得。基线代谢异常包括:超重或肥胖(根据中国标准定义为体重指数 [BMI] ≥ 24 kg/m2 [29])、血压升高(包括高血压和正常高值血压 [30])、血糖升高(包括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 [31])以及致动脉粥样硬化性血脂异常(包括高甘油三酯血症和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2])(补充表 2)。
研究终点与随访
本研究的主要终点为至复发时间。复发定义为经 CT、MRI、超声或病理学证实发现肝内或肝外新生物。次要终点为无复发生存期(RFS)和总生存期(OS)。随访资料从电子病历中回顾性收集。根据机构方案,随访包括腹部增强 MRI/CT、胸部 CT 和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患者术后前 2 年每 3 个月门诊随访一次,此后每 6 个月一次,并以电话联系作为补充。计划随访时间至少为 5 年,或直至复发、死亡或失访(超过 12 个月无联系)。内部队列和外部队列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 60.3 个月(IQR:58.1–61.5 个月)和 65.0 个月(IQR:38.9–83.9 个月)。
统计分析
本研究使用R语言(版本4.2.3)或SPSS软件(版本26.0)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效能分析使用PASS 2011(版本21.0.3)完成。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 < 0.05视为有统计学意义。
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均值 ± 标准差(SD)表示,偏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四分位距[IQR])表示。分布的正态性使用Shapiro-Wilk检验进行检验。
使用多变量Cox回归校正混杂因素,记录校正后风险比(aHR)和95%置信区间(CI)。为探索变量与复发风险之间潜在的非线性关系,在校正混杂因素后使用三节点的限制性立方样条绘制平滑风险比(HR)曲线。进行趋势检验以评估是否存在剂量依赖关系[33]。
观察者间一致性评估中,连续变量使用组内相关系数(ICC),分类变量使用kappa统计量。单变量Cox回归中p < 0.20的变量通过计算容差(TOL)和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共线性检验。TOL < 0.1和/或VIF > 10提示存在显著共线性。排除具有共线性的变量后,将剩余变量纳入多变量回归,并使用赤池信息准则(AIC)进行逐步向后消元。所构建的模型使用5折、100次交叉验证进行内部验证。使用列线图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可视化。基于最大约登指数确定风险评分的最佳截断值。使用累积发生率曲线比较低风险组和高风险组之间的复发累积发生率。使用Kaplan-Meier曲线比较不同组间的RFS和OS,差异使用Log-rank方法检验。使用校准曲线评估一致性,并采用bootstrap方法(B = 500)进行校正。使用时变C指数曲线展示不同时间点的预测效能。使用决策曲线评估临床净获益。基于模型构建过程中确定的最佳截断值,在外部队列中进一步评估该模型的普适性。BCLC和CNLC分期系统的预测性能评估如下:将每个分期系统视为有序变量,作为单一协变量分别纳入独立的Cox回归模型。这些模型的预测准确性使用与我们的临床-放射学模型相同的评估框架进行评价。
事后统计效能分析通过PASS 2021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检验完成。对于内部队列,统计效能 > 0.99(alpha = 0.05,总样本量 = 363,组1(+)百分比 = 0.50,曲线下面积1 = 0.70)。对于外部队列,统计效能为0.872(alpha = 0.05,总样本量 = 74,组1(+)百分比 = 0.50,曲线下面积1 = 0.70)。
结果
基线临床特征
最终共有363例HBV相关肝细胞癌(HBV-HCC)患者被纳入内部队列。其中,71例患者(19.6%)为BCLC 0期,292例患者(80.4%)为BCLC A期。同时,74例患者被纳入外部验证队列,包括12例(16.2%)BCLC 0期患者和62例(83.8%)BCLC A期患者。基线人口学特征见表1。
代谢异常与术后复发风险
内部队列的中位随访时间为60.3个月(IQR:58.1–61.5个月)。1年、2年和5年无复发生存(RFS)率分别为83.7%、73.5%和57.1%。在调整病灶数量、最大直径、HBV脱氧核糖核酸载量、抗病毒治疗、肝功能和肝硬化后,观察到多种代谢指标与复发风险之间存在潜在的非线性关联(补充图1)。总体而言,术后复发风险随舒张压、体质指数(BMI)、空腹血糖和血浆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而趋于增加,随血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升高而趋于降低。多变量Cox回归分析表明,血糖升高是独立危险因素(HR = 1.45,95% CI:1.02–2.06,p = 0.040)(表2)。
在内部队列中,219例患者(60.3%)存在至少两种代谢异常:101例患者(27.8%)有两种,84例患者(23.1%)有三种,34例患者(9.4%)有四种代谢异常。在存在代谢异常的患者中,57例患者(占血糖升高患者的41.9%)接受了降糖治疗,162例患者(占血压升高患者的69.2%)接受了降压药物治疗,16例患者(占致动脉粥样硬化性血脂异常患者的11.8%)接受了调脂药物治疗。与0-1种代谢异常的患者相比,具有2种和3-4种代谢异常患者的复发风险分别增加至1.53倍(95% CI:1.00–2.34,p = 0.049)和1.64倍(95% CI:1.09–2.48,p = 0.018),趋势检验p值为0.022。
术后复发预测模型的构建与内部验证
表3总结了单变量和多变量Cox回归分析的结果。补充表3总结了研究者之间对MRI特征评估的一致性。如补充表4所示,p < 0.20的特征之间不存在显著共线性。TBS > 2.4(HR = 2.40,95% CI:1.34–4.30,p = 0.003)、代谢异常数目 ≥ 2(HR = 1.49,95% CI:1.06–2.11,p = 0.023)、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丙氨酸转氨酶(ALT)比值 > 1(HR = 1.51,95% CI:1.09–2.08,p = 0.012)、白蛋白-胆红素评分(ALBI)2级(HR = 1.70,95% CI:1.09–2.66,p = 0.020)、动脉期环形强化(HR = 1.87,95% CI:1.26–2.80,p = 0.002)和马赛克征(HR = 1.55,95% CI:1.04–2.31,p = 0.033)被确定为与复发风险独立相关。
上述独立变量最终被纳入预测模型。对于预测2年内复发,该模型在训练集中的平均C指数为0.728(95% CI:0.726–0.729),在验证集中为0.716(95% CI:0.711–0.720)。对于预测5年内复发,训练集中为0.674(95% CI:0.673–0.675),验证集中为0.657(95% CI:0.653–0.660)。交叉验证后C指数的分布见补充图2。
风险评分的公式如下(图2a):
风险评分 = 100 ×(TBS > 2.4)+ 47.3 ×(代谢异常数目 ≥ 2)+ 53.8 ×(AST/ALT > 1)+ 74.7 ×(ALBI 2级)+ 76.6 ×(动脉期环形强化)+ 48.7(镶嵌征)。
由最大约登指数确定的最佳截断值为148.7。随后将内部队列人群分为低风险组(风险评分 ≤ 148.7,n = 140)和高风险组(风险评分 > 148.7,n = 223)。如图2b所示,高风险组的复发累积发生率更高(p < 0.001)。低风险组与高风险组之间的RFS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图2c),低风险组的2年RFS为87.4%,5年RFS为75.5%,而高风险组分别为64.8%和46.8%。此外,OS率也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图2d)。低风险组的2年和5年OS率分别为97.8%和95.0%,而高风险组为88.3%和79.7%。多因素Cox回归显示,在校正肿瘤分级后,风险评分分层仍与复发风险相关(HR = 2.76,95% CI:1.87–4.09,p < 0.001)。
BCLC 0期患者大多属于低风险组(68/71)。在BCLC A期患者中,低风险组与高风险组之间的RFS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图2e),而在低风险组内,BCLC 0期与A期患者之间的RFS无显著差异(p = 0.140,图2f)。图3展示了低风险组和高风险组的两个示例。
图4a展示了模型的校准曲线,显示模型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图4b展示了时依C指数曲线,表明在极早期或早期HCC中,该模型的预测性能优于BCLC和CNLC分期系统。对于这些患者,预测模型的1年、2年和5年C指数均高于BCLC(所有p < 0.001)和CNLC(所有p < 0.001)分期系统。与现有临床分期系统相比,该模型显示出更好的净获益(图4c)。
外部验证
外部队列的中位随访时间为 65.0 个月(IQR:38.9–83.9 个月)。在外部队列存在代谢异常的患者中,9 例患者(占血糖升高患者的 34.6%)接受了降糖治疗,18 例患者(占血压升高患者的 50.0%)接受了降压药物治疗,2 例患者(占致动脉粥样硬化性血脂异常患者的 8.3%)接受了调脂药物治疗。临床-影像模型预测 2 年内复发的 C 指数为 0.710(95% CI:0.602–0.855),预测 5 年内复发的 C 指数为 0.683(95% CI:0.594–0.798)。低危组与高危组的 RFS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32),低危组 2 年 RFS 为 85.9%,5 年 RFS 为 72.1%,而高危组分别为 68.7% 和 41.9%(图 4d)。图 4e 显示了该模型在外部验证队列中的校准曲线。
讨论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 BCLC 0-A 期 HBV 相关 HCC 患者中,代谢异常数目与术后复发风险呈剂量依赖性相关。此外,我们开发了一个包含代谢负担的临床-影像预测模型。患者被分为两个风险层级,预测为高危的患者显示出更差的生存。该模型显示出良好的一致性,与现有的 BCLC 和 CNLC 分期系统相比,在极早期/早期 HCC 中具有更高的预测效能和更好的临床净获益。
既往研究表明,代谢异常的数量与HCC发生风险呈剂量依赖关系[23–26]。同样,本研究验证了在HBV相关HCC中,代谢异常的数量也与术后复发风险呈剂量依赖相关。本研究评估的代谢异常是代谢综合征的主要组成部分,胰岛素抵抗是其核心环节[34, 35]。胰岛素抵抗可能是术后复发风险增加的共同原因。既往研究表明,当胰岛素与其受体结合时,会启动一系列磷酸化事件,导致磷脂酰肌醇3-激酶催化活性的激活,而当该信号通路被长期激活时,可驱动恶性转化和肿瘤进展[17, 36, 37]。氧化应激、慢性炎症和肠道菌群改变也共同推动代谢异常向肝癌发生方向发展[17]。既往研究表明,常用于治疗代谢性疾病的药物如二甲双胍和他汀类药物,与切除术后HCC复发显著降低和生存率改善相关[38–40]。同时,与既往研究一致[41, 42],本研究也将ALBI分级和AST/ALT比值作为术后复发预测的关键参数。
纳入模型的影像学变量包括肿瘤负荷评分(TBS)、动脉期环形强化和马赛克征。TBS通过整合肿瘤数量和最大直径而提出,显示出优越的术后复发预测能力[28]。动脉期环形强化是一种与LR-M类别相关的靶样形态,据报道是增殖型HCC的独立预测因子,与侵袭性临床和病理特征相关[43, 44]。同时,马赛克征提示瘤内病理异质性,表明更具侵袭性的生物学行为,并与HCC较高的肿瘤分级相关[45]。它也被证实是术后复发的重要预测因子,与我们的结果一致[46]。
本研究构建的模型在内部和外部验证队列中对术后复发均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表明其具有满意的泛化能力和稳健性。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对于极早期或早期患者,我们的模型与现有临床分期系统BCLC和CNLC相比显示出更优的预测性能,这可能在临床上为治疗计划和术后随访安排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此外,模型中纳入的临床和影像学变量均可通过常规临床实践轻松获取,不依赖于复杂的软件或后处理技术。
我们的研究有几个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由选择偏倚和回忆偏倚引起的系统误差不可避免。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队列仅纳入了BCLC 0-A期的手术患者。未来需要开展研究以验证代谢异常在更晚期患者中的影响。其次,外部验证队列中的研究人群有限,且内部与外部验证队列之间的肿瘤分级分布存在差异。然而,根据我们的结果,无论肿瘤分级如何,风险评分均与复发相关。虽然该队列包含了来自时间和地域验证的患者,但仍需要更大规模的多中心研究以确定其普遍适用性。第三,作为一项回顾性研究,本研究评估的代谢异常基于患者术前基线水平,无法评估代谢参数的动态变化以及相关治疗的长期效果对复发的影响。需要大规模前瞻性研究来验证这些方面。
结论
基于代谢负荷的临床-放射学模型在预测术后复发方面具有价值,在极早期/早期肝细胞癌中,与现有临床分期系统相比具有更好的预后分层潜力。
补充信息
电子补充材料
引用
- Zheng, Wang, Xiao, et al. Metabolic burden-based clinical-radiological model for predicting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hepatitis B-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sights Imaging. 2026. PMID: 41490954. doi:10.1186/s13244-025-02183-3
- 全文:PMC12770151(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770151/
供执业医师工作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数值与分级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