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协作障碍：神经放射科医生与临床专科医生报告偏好调查

引言

尽管结构化报告（SR）取得了进展，神经放射科医师与转诊的神经相关临床医师之间的沟通障碍似乎仍会导致次优的工作流程和临床决策延迟[1, 2]。神经放射学报告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临床医师的需求，而放射科医师在转诊申请中往往获得不足的临床背景信息[3]。这些偏好错配的程度及其对临床神经中心跨学科协作的影响仍未得到充分描述。

结构化报告被提倡用于提高放射学报告的清晰度和完整性[4, 5]，但其采用仍然有限，部分原因是工作流程整合方面的挑战和模板被认为过于僵化[6, 7]。既往研究大多仅关注普通放射学报告偏好，而关于神经相关临床各学科报告期望和沟通障碍的综合数据有限。

此外，各机构之间在报告相关方案上的跨学科一致性似乎并不统一，且尚未常规开展由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耳鼻咽喉科专家参与意见的正式验证[8]。迄今为止，神经放射学领域尚未系统评估临床医师对报告内容、结构和补充要素（如分类和关键图像）的偏好。

因此，本横断面调查旨在量化某三级神经中心神经放射科医师与临床专科医师之间的报告偏好和沟通障碍。我们比较了对报告格式、内容要素和沟通实践的偏好，以识别错配领域并提出神经放射学报告的潜在改进建议。

材料与方法

在这项前瞻性单中心调查研究里，我们通过比较分析调查回复，考察了神经放射科医师与转诊临床专科医师之间的报告偏好。纳入标准包括所有在三级神经中心在职并参与调查的医师（神经放射科工作人员和神经相关临床医师，包括神经内科医师、神经外科医师和耳鼻咽喉科专家）。分别为神经放射科医师和神经相关临床医师设计了两份几乎完全相同的调查问卷，从各自角度针对相应条目进行调查。

每份调查包含17个条目，包括人口学问题、满意度评估和报告相关偏好，采用随机化的单选和多选题项、条件性追问以及五点李克特量表（范围0至5）。调查提供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版本。在知情同意要求之后，参与者回答了涵盖跨学科协作满意度、当前报告实践、内容偏好和偏好报告格式的问题。对于后者，他们被要求从四种示例性卒中报告格式中选择一种：（1）基于情境的结构化报告，其中关键临床信息如出血的存在、缺血的实质征象和CT灌注参数（例如达峰时间（Tmax）、脑血流量（CBF）、不匹配比率）被明确突出显示，并根据具体临床情景进行相应定制；（2）基于解剖的结构化报告，一种按解剖分区（例如实质、脑脊液（CSF）间隙、血管）分段的标准化格式；3）传统自由文本报告，一种无预定义结构的叙述性格式，允许充分的描述灵活性；以及4）简短报告，由以少量关键要点排列的发现和结论的简要概括组成（见图1）。

所有问题均针对日常临床实践，包括择期和急诊环境。

调查通过Typeform平台以电子邮件发送给所有参与者。数据收集期在2024年持续5周，参与者入组在整个时间段内进行。在第3周发送了一次提醒以最大化应答率。应答以电子方式收集并合并为德语数据集以供后续分析。

对于临床医生和放射科医生应答的分析，使用了Python 3.10.1程序。数据分析部分通过描述性统计进行，展示应答的频数和百分比，包括报告格式偏好以及神经放射科医生和临床医生之间感知临床影响评分（见“结果”部分“报告格式与标准化偏好”）。分类应答分布的组间差异使用独立性卡方检验评估。对于感知临床影响，对李克特量表应答的分布应用卡方检验，以评估临床医生和神经放射科医生之间的总体应答分布是否存在差异（见“结果”部分“神经放射学报告的感知影响”）。统计显著性定义为p < 0.05（双侧）。

结果

参与者数据

共有80名参与者纳入调查，包括21名神经放射科医师和59名临床医师。队列包括29名女性和51名男性。各组年龄分布不同：神经放射科医师中4名（19.0%）小于30岁，16名（76.2%）为30–45岁，1名（4.8%）大于45岁；而临床医师中13名（22.0%）小于30岁，32名（54.2%）为30–45岁，14名（23.7%）大于45岁。在医师总数中（31名神经放射科医师、90名神经内科医师、30名神经外科医师和45名耳鼻喉科专家），获得以下应答率：神经放射科医师为68%，神经内科医师和神经外科医师为30%，耳鼻喉科专家为51%。人口学和专业分布更详细地呈现于表1。

满意度评估和报告相关偏好

神经放射学报告的主观影响

神经放射科医师主要将其报告对临床决策影响的主观印象评为有帮助至极其有帮助（评分4–5：15/21，71.4%），其中6/21（28.6%）选择“极其有帮助”（评分5），9/21（42.9%）选择“有帮助”（评分4）；5/21（23.8%）选择中性评分（评分3），1/21（4.8%）表示影响较低（评分2）。临床医师同样报告放射学报告对其临床决策有强烈影响（评分4–5：44/59，74.6%），其中11/59（18.6%）评为“非常强烈影响”（评分5），33/59（55.9%）评为“强烈影响”（评分4）；10/59（17.0%）选择中等影响（评分2–3），2/59（3.4%）表示影响极小（评分1），3/59（5.1%）未提供评分，即不适用/不可获得（N/A）。神经放射科医师与临床医师之间未观察到影响评分分布的统计学显著差异（卡方检验，p = 0.25）。按亚专业划分的临床医师分布见表2。

临床医师如何对待放射学报告及相应图像？

在临床医师中，59名中有35名（59.3%）报告常规阅读整份放射学报告，而59名中有23名（39.0%）主要关注印象或结论部分；仅1名临床医师（1.7%）报告完全不阅读报告。阅读行为在不同临床亚专业之间无显著差异（卡方检验，p = 0.59）。独立审阅影像数据较为常见，59名临床医师中有37名（62.7%）表示总是自行审阅放射学图像，59名中有20名（33.9%）表示通常自行审阅。

对临床信息和沟通的满意度

神经放射科医师报告对其临床同事提供的临床信息和转诊问题的总体满意度较低。大多数受访者（18/21，85.7%）表示低至中等满意度（Likert评分≤ 3），而2名神经放射科医师（2/21，9.5%）报告满意度良好（评分4）；无受访者将其满意度评为非常高（评分5），1名（1/21，4.8%）未提供评分，即N/A。

报告过程中的工作相关中断（报告期间来自临床医师的电话）频繁，21名神经放射科医师中有18名（85.7%）报告在其至少一半的报告时间内受到打扰（评分≥ 3）。

相比之下，临床医生在对放射学报告有异议时，常常寻求与神经放射科医生的直接沟通：59名临床医生中有20名（33.9%）报告总是联系负责的神经放射科医生，另有16名（27.1%）表示经常这样做。

结构化内容、分类和关键图像

临床医生表示强烈倾向于在报告中纳入分类和定量测量：14/59（23.7%）选择“总是”，21/59（35.6%）选择“经常”，18/59（30.5%）选择“有时”；4/59（6.8%）选择“很少”，仅2/59（3.4%）选择“从不”。最常被认可的项目（允许多选）为体积测量（肿瘤/出血；n = 20）、多发性硬化（MS）的McDonald标准（n = 10）、出血严重程度评分（例如Fisher评分和Barrow神经病学研究所（BNI）评分；n = 9）、白质/萎缩评估量表（例如Fazekas、Wahlund评分（ARWMC）和Koedam评分；n = 6），以及卒中/侧支循环评估（例如ASPECTS、ASITN/SIR侧支评分；n = 4）。

临床医生也高度看重报告中纳入参考图像或关键图像（图2）：59名中有17名（28.8%）表示希望常规纳入这些图像，而59名中有36名（61.0%）倾向于仅在复杂病例中使用。在神经放射科医生中，21名中有7名（33.3%）支持常规纳入关键图像，21名中有7名（33.3%）赞成仅在复杂或模糊病例中使用，21名中有7名（33.3%）表示从不整合关键图像。

报告格式和标准化的偏好

当被要求在卒中背景下选择偏好的报告格式时（见图1），59名临床医生中有27名（45.8%）倾向于基于情境的结构化报告，而21名神经放射科医生中仅2名（9.5%）选择此格式。大多数神经放射科医生（85.7%；18/21）倾向于简短报告（47.6%；10/21）或标准自由文本报告（38.1%；8/21）（图3）。

缩写作为障碍

缩写经常被认为存在问题。在神经放射科医生中，申请表上的缩写似乎造成困扰的情况为：总是1/21（4.8%）、经常5/21（23.8%）、有时12/21（57.1%）、很少2/21（9.5%）、从不1/21（4.8%）。在临床医生中，放射学报告中的缩写被认为存在问题的情况为：经常3/59（5.1%）、有时13/59（22.0%）、很少34/59（57.6%）、从不9/59（15.3%）。

人工智能（AI）的可用性

据报告，21名神经放射科医生中有18名（85.7%）使用AI支持的程序，而21名中有3名（14.3%）否认使用AI支持的程序。

报告周转时间和等待时间

自我报告的报告时间在X射线（≤ 10分钟：19/21，90.5%）和超声（≤ 10分钟：18/21，85.7%）中最短，而CT最常见为< 10分钟（12/21，57.1%），MRI最常见为< 30分钟（14/21，66.7%；< 1小时：1/21，4.8%）。临床医生报告的等待时间因检查方式而异（因不适用/缺失应答，分母< 59）：对于X射线（n = 49），1/49（2.1%）等待< 1小时，40/49（81.6%）> 1至< 24小时，8/49（16.3%）> 24至< 72小时；对于CT（n = 55），1/55（1.8%）等待< 1小时，45/55（81.8%）> 1至< 24小时，6/55（10.9%）> 24至< 72小时，3/55（5.5%）> 3天；对于MRI（n = 56），34/56（60.7%）等待> 1至< 24小时，16/56（28.7%）> 24至< 72小时，6/56（10.6%）> 3天；对于超声（n = 47），3/47（6.4%）等待< 1小时，35/47（74.5%）> 1至< 24小时，9/47（19.1%）> 24至< 72小时。

对报告进行明确的紧急标记

临床医生强烈支持对包含需及时阅读发现的报告进行明确标记：52/59（88.1%）赞成此类标记，6/59（10.2%）不赞成，1/59（1.7%）未作答。

讨论

这项横断面调查强调，神经影像学报告已融入日常临床决策，临床医生积极参与放射学报告，而非将其视为单纯的行政文件。放射学报告是学科间的关键接口；就预期需求实现最佳相互协调至关重要[1, 2, 9]。我们的数据更倾向于指向放射学–临床边界处的设计与工作流程不匹配，而非对报告的根本性信任缺失。

一个核心主题是临床医生偏好以情境为导向、支持决策且信息丰富的架构与神经影像学家偏好传统、灵活格式之间的分歧。这种不匹配与更广泛的SR文献一致，后者描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需求：（i）面向下游诊疗路径的标准化和快速信息提取，以及（ii）针对异质性检查和复杂病例的叙述灵活性与效率[4, 7, 10, 11]。情境化或“基于情境”的报告方法已在神经影像学中被专门提出，以通过突出临床主导场景（例如，出血 vs. 缺血 vs. 占位性病变）并使报告结构与临床推理而非解剖分区或成像技术相一致来协调这些优先事项[12]。重要的是，主要专业建议警告称，“结构化”不应等同于僵化、普遍标准化的模板；相反，成功实施需要本地化管理、用例驱动的推广，以及结合利益相关者意见的迭代改进[4, 11, 13–15]。我们的发现与这些建议高度一致：工作流程整合、临床共同设计的方法似乎比强制执行不灵活的广泛模板更为可行。

对分类和定量测量的偏好凸显了对报告要素的需求，这些要素可用于与既往数值进行快速比较，并可直接转化为治疗决策、预后判断和随访计划。临床医生认可的具体项目对应已建立的神经影像决策框架（例如体积评估、出血评分、多发性硬化（MS）标准、白质/灰质萎缩量表和卒中/侧支循环分级），这表明临床医生主要要求的并非“更多文字”，而是结构化、可比较且与决策相关联的描述符，并能被迅速可视化。文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将结构化报告要素与定量影像生物标志物和定性评分系统相结合，可以提高清晰度和完整性，前提是模板保持临床相关性且在常规实践中可操作 [10, 16–18]。在此背景下，实际挑战不在于标准化指标的概念价值，而在于如何在不致不成比例地增加报告负担的情况下实施它们——这是实施研究和立场文件中反复强调的问题 [5, 7, 11]。

临床医生对关键图像和报告时间标记（例如标记为紧急）的强烈认可，进一步反映了对支持快速视觉印象的报告特征的偏好，以便对主要发现进行快速解读和及时临床管理（尤其适用于复杂病例），以及对患者进行优先排序。

由于大多数颈部和脊柱检查包括部分肺部，我们认为使用肺结节作为预期目的下的合适关键图像示例。

关键图像可以作为一个共享的视觉锚点，减少歧义并使不同学科的心智模型趋于一致；然而，其效用取决于仔细选择、与书面结论的明确关联以及治理，以避免医疗法律歧义或过度依赖单一快照。专业指南通常支持此类以临床为导向的提升工具，前提是将其嵌入连贯的报告策略中，而非将其视为孤立的附加项 [11, 19]。同样，明确的“请尽快阅读”标记可以改善时间关键的沟通，而无需耗时进行特定的调整或重构报告格式，因为例如该步骤可以很容易地作为报告签署前的一个小按钮选择来实施。此外，这样的实施将与围绕关键发现沟通的既定安全原则相一致 [8]，并可能减少电话沟通。

若干工作流程和沟通障碍成为可操作的改进目标，这些目标可能合理地解释了偏好差距。第一，神经放射科医生对转诊信息的不满与关于影像申请质量及其对报告相关性和效率影响的更广泛文献一致[3]。基于临床背景的报告需要可靠的临床前提：信息稀疏、非特异性或大量使用缩写的转诊会削弱选择适当模块、应用正确分级系统或定制建议的能力。第二，报告过程中频繁的工作流程中断是公认的导致认知负荷过重和效率低下的因素，并可能阻碍采用更结构化、条目更丰富的报告风格[20, 21]。因此，改善转诊完整性并减少可避免的中断并非仅仅是带来“更多舒适感”的干预措施，而是实施临床医生所重视的那种临床信息丰富的结构化报告（SR）的重要前提[22]。第三，出现分歧时直接联系的做法可以有两种解读：既可视为功能可及性和协作文化的证据，也可视为残余歧义、理解不足甚至分歧的信号，而这些可能通过更清晰的结构化、标准化术语、避免不确定陈述以及提供选择性关键图像来减少[1, 2, 11, 19]。

周转时间预期是另一个相关问题。当机构规范强调快速签发且临床医生依赖及时可用性时，报告解决方案必须在时间压力下具有现实可行性。SR文献反复指出，模板采用在紧密整合到报告环境中时（例如智能默认值、重复元素自动化、无缝测量导入）会成功，而当被视为“额外步骤”、意味着“与时间延迟相关的更多工作”时则会失败[5, 7, 11]，同时还需考虑到部分放射科医生可能对工作流程变化接受度较低，更偏好传统的完整句子报告。从这个角度来看，定量测量和分类最好作为工作流程整合的输出（例如自动提取或只需最少手动操作的结构化字段），而非叙事文本的手动补充。然而，对于复杂病例，例如治疗后肿瘤随访，预定义格式如果限制了尽可能清晰地传达主要发现所需的灵活性，则可能不利。预定义模板是否会导致对细微或良性偶然发现的过度简化，仍有待确定。

最后，人工智能（AI）和大语言模型（LLMs）的作用应保守定位，并与专业指南保持一致。尽管LLMs在放射学文本的起草、重构或标准化方面日益受到探索，但在现阶段，证据基础仍以可行性研究和回顾性评估为主，而非前瞻性结局研究[6, 23–27]。与ESR关于结构化报告（SR）的建议及更广泛的实施原则一致，任何AI支持都应是辅助性的、受治理的（模板版本管理、审计追踪、验证），并接受放射科医师的监督；否则，看似合理但内容错误（“幻觉”）、对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微妙扭曲或不恰当建议的风险可能损害患者安全和信任[6, 11]。在我们的环境中，所报告的AI支持程序的使用情况表明已具备数字化增强的准备度，但这不能替代结构化内容模块的治理和临床验证。

局限性。研究结果的解读应考虑单中心设计、样本量适中以及临床医生专业和经验水平之间存在相对异质性，这些可能限制普遍适用性。

可以说，数据可能存在偏向于对SR有强烈意见的受访者的偏倚。然而，调查标题并未明确提及SR，而是暗示对一般协作障碍的评估。

报告格式偏好任务仅使用卒中示例以保持调查简洁；其他神经临床场景可能产生不同的偏好。卒中示例被认为是合适的，因为我们的机构包括一个大型血管中心，且SR尚未在神经放射学科实施，除外多发性硬化（MS）和神经退行性疾病。这可能减少了与熟悉结构化模板相关的潜在偏倚。

该调查捕获的是认知和偏好而非临床结局；因此，关于总体效率改善或患者获益的陈述仍无答案。最后，一些模态特定的工作流程问题可能因不适用或未回答的项目而产生不同的分母，这是实践模式调查的典型特征，但限制了跨模态可比性。

结论

结果支持一个与既定建议一致的务实改进议程：与转诊专科共同开发用例驱动、本地治理、面向情境的模板；加强转诊信息质量以实现有意义的背景化；减少不必要的报告中断；实施选择性的、高收益的结构化元素（例如定量指标、关键图像），同时保留对复杂病例的灵活性[3, 4, 11, 12, 19, 20]。这种方法使SR能够被呈现为一个适应各自工作流程的可调整沟通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