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荷超声心动图在肺动脉高压诊断与评估中的应用:实用建议、血流动力学表型及成人与儿童应用
该诊断性综述阐述了负荷超声心动图评估肺循环的生理基础,提出了患者选择与检查方案的实用建议,并提供了以压力-流量关系而非绝对肺动脉压力阈值为核心的解读框架,强调其不能作为肺动脉高压的独立诊断试验,而应在有经验的中心整合入结构化诊断路径。
要点
- 负荷超声心动图用于不明原因劳力性呼吸困难且静息超声正常或临界者的动态评估。
- 解读应以压力-流量关系为核心,不应单独使用运动时绝对肺动脉压力阈值。
- 推荐半仰卧踏车运动负荷,多巴酚丁胺仅用于运动禁忌或不可行时。
核心结论
- 负荷超声心动图可揭示静息时未显现的异常肺动脉压力-流量关系、肺血管储备受损及右心室-肺动脉耦联减低。
- 负荷超声心动图不应视为肺动脉高压的独立诊断试验,在有经验中心整合入结构化诊断路径时是有价值的无创辅助工具。
研究设计与样本
- 诊断性综述,提出了负荷超声心动图评估肺循环的生理基础、患者选择与检查方案的实用建议及解读框架。
- 静息经胸超声心动图是疑似肺动脉高压的首选无创检查,右心导管检查是诊断金标准。
关键影像表现/征象
- 异常肺血管反应的标志是肺动脉压力升高与心输出量增加不成比例。
- 支持性特征包括右心室收缩储备减低(如负荷时TAPSE和/或组织多普勒S′速度增加衰减)、肺动脉压力升高与运动负荷或强度不成比例、左心室充盈压异常升高(如E/e′比值显著增加)。
- 支持性特征单独不具诊断性,但有助于鉴别病理性与生理性适应。
诊断标准与关键数值
- 运动性肺动脉高压的新定义基于右心导管测得的mPAP/CO斜率>3 mmHg/L/min,多普勒超声估测不能复制有创测值。
- 静息时轻度升高的三尖瓣反流速度(>2.8 m/s)可见于健康个体,不应单独解读为肺动脉高压。
- 推荐在静息和峰值负荷时评估峰值三尖瓣反流速度、心率、每搏量、心输出量、右心室收缩功能与收缩储备(TAPSE和/或组织多普勒S′速度)及左心室充盈压(含E/e′比值)。
- 所有多普勒测量应在静息和峰值负荷时至少连续3个心动周期取平均。
临床应用与阅片要点
- 推荐用于不明原因劳力性呼吸困难或运动不耐受且静息超声正常或临界者、静息超声肺动脉高压中等概率者、结缔组织病(尤其系统性硬化)有症状或静息肺动脉压力临界者。
- 可考虑用于已确诊肺动脉高压的风险分层(尤其评估右心室收缩储备)、静息肺动脉压力临界且考虑有创血流动力学检查者。
- 一般不推荐用于静息已明确肺动脉高压者、声窗差无法获得可靠多普勒者、或作为未整合入结构化诊断路径的独立诊断试验。
- 推荐半仰卧踏车运动负荷,目标为症状限制性增量运动约8–12分钟;运动禁忌或不可行时可用低至中等剂量多巴酚丁胺(最大20 μg/kg/min)。
- 应在具备右心成像和肺血管疾病专门经验的中心、采用标准化采集、解读与报告方案进行。
局限性
- 运动时三尖瓣反流速度的多普勒采集易受信号丢失、声束对齐不佳、心动过速相关包络缩短和呼吸运动影响。
- 心输出量估测依赖静息时测量的左心室流出道直径和负荷时获取的速度-时间积分,引入累积测量变异。
- 左心室流出道直径在面积计算中需平方,即使小的测量误差也可能被放大。
- 运动时右心房压力通常假定恒定,可能不反映真实血流动力学行为,尤其在心力衰竭或毛细血管后血流动力学模式患者中可能低估真实肺动脉压力。
- 当使用中间阶段计算压力-流量斜率时,小的测量偏差可能不成比例地影响斜率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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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肺动脉高压(PH)是一种复杂且进展性的疾病,以肺动脉压力升高和肺血管阻力增加为特征,导致右心衰竭和显著的发病率与死亡率[1]。PH定义为静息状态下平均肺动脉压(mPAP)> 20 mmHg,并根据肺血管阻力(PVR)和肺动脉楔压(PAWP)进一步分类[1,2]。尽管治疗取得了进展,延迟诊断仍然常见,并与较差的临床结局相关[1]。
传统上,右心导管检查(RHC)仍是诊断PH及其亚型分型的金标准方法[1]。然而,其侵入性、可及性有限以及操作相关风险限制了其作为广泛诊断工具的使用。因此,经胸超声心动图(TTE)被推荐作为疑似PH的首选无创检查,能够评估PH可能性、评价右心室(RV)结构和功能,并识别潜在的心脏病因[1,3]。
然而,静息TTE仅提供心肺血流动力学的静态评估。在肺血管疾病的早期或潜伏阶段,由于血管储备保留和右心室适应性反应,静息参数(如估测肺动脉压力、右心室收缩功能)可能保持正常或临界状态(1–4)。因此,具有明显劳力性症状和功能受限的患者可能表现为静息超声心动图结果不确定甚至正常,从而导致侵入性评估延迟[1,4]。
肺血流动力学具有流量依赖性;因此,早期异常可能在静息状态下未被发现,仅在心输出量增加的情况下(如运动时)才表现出来[1,4,5]。运动诱发的肺动脉压力升高可提示早期肺血管疾病、左心疾病或混合机制。在此背景下,负荷超声心动图——通过生理性运动或药物负荷进行——提供对肺动脉压力反应、心输出量增加和右心室功能储备的无创、动态评估[6,7]。
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负荷超声心动图可以识别异常的压力-流量关系,揭示右心室-肺动脉耦联受损,并提供超越静息超声心动图的增量诊断信息[5,6,7]。重要的是,当代指南已不再采用固定的运动压力截断值,而转向强调压力相对于流量的关系、心输出量充足性和右心室储备[1]。
本综述为负荷超声心动图在PH中的诊断应用提供实用建议,重点关注患者选择、方案、解读、纳入诊断路径以及成人和儿童的考量。
2. 负荷超声心动图前的基线超声心动图评估
静息TTE是疑似PH的一线无创检查。它对于估测PH的超声心动图可能性、评估右心室大小和功能以及识别可能的左心或瓣膜病因至关重要[8,9]。
负荷试验前的全面静息研究应包括(图1):三尖瓣反流速度(TRV)、右心室尺寸和收缩功能、右心房(RA)大小、下腔静脉(IVC)参数(用于估计RA压力)、室间隔形态、左心室收缩/舒张功能以及瓣膜评估[8,9]。
3. 肺动脉压的生理决定因素及其对判读的启示
肺动脉压本质上依赖于血流,并受多种生理和体质因素的影响[1,8]。与心输出量增加相关的状况,如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全身性动静脉分流,可能在无内在肺血管疾病的情况下导致肺动脉压升高[10,11]。因此,轻度升高的TRV(>2.8 m/s)可能出现在其他方面健康的个体静息状态下,不应孤立地将其解释为肺动脉高压的诊断依据。
此外,一部分健康个体尽管肺血管结构和功能正常,但在运动或低氧时表现出过度的肺动脉压反应。在运动员中,肺动脉压通常在高负荷运动时升高,这是心输出量显著增加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还与左心室充盈压升高有关[12,13]。在这些个体中,顺应性良好的肺血管床通过毛细血管招募和扩张来容纳增加的血流,从而维持较低的肺血管阻力。
最后,年龄和体重指数(BMI)是肺动脉压(PAP)的关键决定因素[14,15]。肺动脉压倾向于随年龄增长而升高,主要归因于肺血管顺应性丧失和僵硬度增加。在50岁以上个体中,收缩期PAP的正常上限高于年轻人群[15]。同样,肥胖个体中常观察到PAP轻度升高[14]。这些生理性变异凸显了绝对压力阈值的局限性,并强调需要对肺血流动力学进行整合的、血流校正的判读——尤其是在负荷试验期间——以准确区分正常生理与早期或隐匿性病理疾病。
3.1. 负荷超声心动图的推荐适应证
负荷超声心动图推荐用于以下临床场景的诊断性评估:•不明原因劳力性呼吸困难或运动不耐受且静息超声心动图结果正常或临界异常的患者;
静息时超声心动图肺动脉高压概率为中等程度的患者;
患有结缔组织病,尤其是系统性硬化症,伴有症状或静息肺动脉压临界升高的患者;
疑似运动诱发性肺动脉高压的个体,包括症状与静息血流动力学不成比例者;
疑似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患者,其运动中前毛细血管与后毛细血管机制的鉴别具有临床意义者;
遗传性或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一级亲属,尤其是存在劳力性症状时。
3.2. 负荷超声心动图的潜在适应证
在预期额外的功能或血流动力学信息会影响诊断决策的特定病例中,可考虑负荷超声心动图:•作为已确诊肺动脉高压患者危险分层的一部分,特别是评估右心室收缩储备;
静息肺压力处于临界值、正考虑进行有创血流动力学检查的患者;
无法立即进行有创检查的患者,此时无创功能评估可能有助于指导转诊时机;
有症状且静息检查结果模棱两可的特定运动员或高度训练个体,当需要区分生理性适应与病理状态时。
3.3. 负荷超声心动图的不推荐场景
以下情况下一般不推荐负荷超声心动图:•静息状态下已明确存在明显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负荷试验不太可能改变诊断;
声窗条件差、即使经过优化仍无法获得可靠多普勒评估的患者;
作为肺动脉高压的独立诊断试验,而未计划纳入结构化诊断路径;
临床不稳定、未控制的心律失常,或存在运动或药物负荷禁忌证的患者。
4. 推荐的负荷超声心动图方案
4.1. 负荷方式
使用半仰卧式自行车测力计的运动负荷超声心动图是评估肺血流动力学的首选方式。该方法能够在递增负荷期间进行连续多普勒成像,从而实时评估肺压力、心输出量和右心室功能反应[16,17]。平板运动试验不太适用,因为运动停止与图像采集之间存在延迟,可能低估峰值肺压力。
当体力运动存在禁忌或不可行时,可使用低至中等剂量多巴酚丁胺(最高20 μg/kg/min)的药物负荷作为替代方案,以激发血流动力学负荷,同时尽量减少非生理性效应,如过度的全身血管扩张或肺血管舒缩变化[16,17,18]。运动负荷仍是首选方式,因为它保留了心输出量、肺血管募集与通气反应之间的生理性耦联。相比之下,多巴酚丁胺主要在静息负荷条件下产生正性肌力和正性变时刺激,可能导致血流动力学模式与动态运动不完全可比。因此,多巴酚丁胺负荷期间的正常参考值和压力-流量关系尚不够完善,检测早期肺血管疾病的诊断准确性可能不同。因此,多巴酚丁胺负荷应主要在有运动试验不可行时考虑,并应谨慎解读。
4.2. 成像方案与时机
完整的方案需要在静息和峰值负荷时采集数据。在可行时,鼓励采集中间负荷阶段的数据,因为它们能为压力-流量关系(例如mPAP/心输出量[CO]斜率)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尽管对于基本诊断解读并非强制要求[15,16,17]。所有图像和多普勒信号必须在优化声窗和精确声束对准的条件下获取,以确保测量可靠。
为提高各实验室间方案标准化与可重复性,我们提出一个适用于成人的实用半仰卧自行车负荷框架。目标是实现约8–12分钟的症状限制性递增运动试验,从而在生理应激与充足的Doppler采集时间之间取得平衡。负荷递增应允许在每个阶段获得稳定成像,同时避免可能影响压力–流量评估的血流动力学骤然变化。下表基于预期功能储备提供了一种结构化但可调整的方法。
负荷增量应根据年龄、基线功能储备、症状和合并症进行个体化调整。对于低储备或虚弱患者,较小的增量(5–10 W)配合较长的阶段(约3分钟)可提高Doppler可行性并减少过早终止(表1)。对于体能较好的受试者,只要允许充足时间采集TRV和LVOT VTI,较大的增量是可以接受的(表1)。
目标是保留递增运动生理学,而非达到预先设定的峰值负荷。中间阶段在评估压力–流量关系(例如mPAP/CO斜率)时尤为有用。至少应在静息和峰值应激时收集全面数据。应始终应用标准运动试验终止标准以确保安全。
心率目标(例如≥预测最大心率的85%)可以被记录,但不应作为强制性终点,尤其是在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的患者或进行症状限制性方案的患者中。血流动力学解读应强调所达到的负荷和Doppler衍生的压力–流量反应,而非绝对心率阈值。
4.3. 强制性血流动力学和功能测量
应在静息和峰值应激时评估以下参数:•峰值TRV:通过多窗口连续波Doppler探查获得;
心率;
每搏输出量:根据左心室流出道直径(基线时测量)和各阶段的速度–时间积分计算;
心输出量:计算为心率×每搏输出量;
右心室收缩功能和收缩储备:使用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TAPSE)和/或组织Doppler S′速度评估;
左心室充盈压:包括E/e′比值,以帮助鉴别毛细血管前与毛细血管后成分。
收缩期肺动脉压(sPAP)通过简化Bernoulli方程(4×TRV2)加估测右心房压(RAP)(来自基线IVC参数)由峰值TRV估算。平均肺动脉压(mPAP)可在可行时使用经验证的Doppler衍生公式或全频谱包络描记进行近似[9,19]。
所有Doppler测量应在静息和峰值应激时对至少连续三个心动周期取平均值,以提高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4.4. 可选和辅助测量
对比增强Doppler成像:推荐用于在窗口欠佳时增强三尖瓣反流信号质量,但需注意可能高估压力[9,19];
右心室流出道加速时间:当TRV不可靠或无法获得时,一种有用的补充性流量指标[9,19]。
5. 疑似肺动脉高压负荷超声心动图的诊断解读与血流动力学表型
5.1. 解读原则
疑似PH的负荷超声心动图必须认识到肺血流动力学的内在血流依赖性。仅凭运动期间的绝对肺动脉压值不足以定义病理,可能导致误分类,尤其是在高血流生理状态下[6]。因此,解读应优先考虑肺动脉压力-心输出量关系,同时评估右心室功能储备和左心充盈压。
重新引入的运动性肺动脉高压定义(mPAP/CO斜率 > 3 mmHg/L/min)完全基于右心导管检查获得的有创血流动力学测量[2,8]。运动期间多普勒超声心动图估算的肺动脉压和心输出量在精确度、时间分辨率或可重复性方面无法复制有创测量[2,8]。因此,压力-流量关系的无创评估不应被解读为运动性肺动脉高压的诊断依据,而应视为生理筛查工具,可提高怀疑并支持需要有创确认。
5.2. 主要诊断标志物
肺血管反应异常的标志是肺动脉压升高过度,与心输出量增加不成比例。此模式可能反映压力的潜在高估[9,19],其特征为:•陡峭的肺动脉压力-流量关系,表现为负荷期间估算平均肺动脉压相对于心输出量的过度升高;
肺血管阻力未能随流量增加而适当下降。
当可获得心输出量测量时,压力-流量指标相比绝对压力阈值提供更优的诊断判别力。因此,运动期间肺动脉压的固定截断值不应单独用于诊断决策[20,21,22,23,24]。
5.3. 支持性超声心动图特征
这些辅助发现与异常压力-流量行为相结合时,可增强对病理血流动力学的怀疑(图2)[25,26,27,28]:•右心室收缩储备降低(例如,负荷期间TAPSE和/或组织多普勒S′速度增加衰减);
肺动脉压升高与运动负荷或强度不成比例;
左心室充盈压异常升高(例如,E/e′比值显著增加)。
支持性特征单独不具诊断性,但有助于区分病理性与生理性适应。
5.4. 质量要求、可行性及技术考虑
在经验丰富的中心使用标准化方案进行负荷超声心动图评估肺血流动力学和右心室功能,在大多数患者中是可行的。大型可行性研究已证明负荷期间右心室功能评估的成功率很高,特别是反映右心室收缩储备的参数,如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TAPSE)和组织多普勒S′速度,表2 [29]。
相比之下,基于多普勒的肺动脉压力估测在运动峰值时技术上更具挑战性。虽然三尖瓣反流速度(TRV)在大多数患者静息状态下可可靠获取,但在最大负荷时,由于过度通气、心动过速、呼吸运动及肺部伪影,其可行性常下降。各中心及不同方案报道的成功率存在差异,见表2 [29,30],这意味着仅基于TRV的压力估测在所有患者的峰值负荷下可能无法实现。此外,TRV测量的观察者间及观察者内变异性——尤其在运动峰值时——是一个重要局限,可能影响常规临床实践中的可重复性,进一步强调需要标准化采集方案和经验丰富的操作者 [10,29]。
准确的血流动力学评估需要高质量连续波多普勒信号的获取,并仔细优化成像窗口和声束对齐。应常规采用多窗口探查,以最大限度提高获得完整且边界清晰的TRV频谱包络的可能性。源自不完整或边界不清的多普勒信号的测量值不应用于诊断判读 [9,18]。
当三尖瓣反流信号不充分时,造影增强多普勒成像可能提高可行性和信号质量 [31]。然而,使用造影剂可能因频谱信号增宽而导致肺动脉压力高估,因此应谨慎解读,并结合基于血流的指标。在此类情况下,右心室流出道加速时间是一种有用的补充参数,在运动期间具有高可行性,并在无法可靠获取三尖瓣反流速度时提供额外的血流依赖性信息。
负荷期间右心房压力(RAP)的估测是另一项技术局限。基于下腔静脉的估测在峰值运动时往往不可靠,而从静息到负荷假设RAP恒定可能导致真实肺动脉压力被低估,尤其在心力衰竭或毛细血管后血流动力学模式的患者中。
在基于TRV的压力估测不可靠的情况下,替代性基于血流的指标可提供有价值的补充信息。右心室流出道加速时间(RVOT-AcT)在静息和负荷期间均具有极佳的可行性,与侵入性测量的肺动脉压力强相关且可重复性高 [32]。其血流依赖性特征使其在常规压力测量受限时成为有用的辅助参数。
负荷超声心动图的可行性和诊断可靠性受操作者专业知识和实验室经验的强烈影响。因此,用于肺血流动力学评估的负荷超声心动图应在具有右心成像和肺血管疾病特定专业知识的中心进行,使用标准化的采集、判读和报告方案,正如当前超声心动图指南所推荐(图2)[9,18]。
若干方法学限制进一步限制了负荷超声心动图与有创血流动力学检查的诊断等效性。运动期间连续波多普勒采集三尖瓣反流速度易受信号丢失、声束对齐欠佳、心动过速相关的包络缩短及呼吸运动的影响[2,16,19,31]。心输出量估算依赖于静息时测量的左心室流出道(LVOT)直径以及负荷期间获得的流速-时间积分(VTI)记录,这会引入累积的测量变异性[2,16,19,31]。
每搏输出量由LVOT横截面积——基于单次基线LVOT直径测量、假设圆形几何形状及运动期间直径恒定而得出——与峰值负荷时获得的LVOT VTI计算而来。由于面积计算中LVOT直径需平方,即使微小的测量误差也可能被放大[9,10]。在高心率下,与呼吸、前负荷波动及心动过速相关的逐搏变异性可能进一步降低VTI的可重复性。在峰值运动时,由于患者运动和过度通气,多普勒声束与LVOT血流的对齐变得更加困难,可能导致速度低估[9,10]。由于心输出量按每搏输出量×心率计算,每搏输出量测量的变异性在较高负荷时可能被放大。
此外,运动期间右心房压通常被假定为保持不变,这可能并不反映真实的血流动力学行为。当使用中间阶段计算压力-流量斜率时,微小的测量偏差可能对斜率估算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9,10]。这些变异来源强调,无创斜率评估应谨慎解读并在有经验的实验室中进行,不应被视为可有创测量互换使用。
6. 诊断收益高的临床场景
负荷超声心动图在以下临床情境中显示最高的诊断收益:以劳力性症状为特征、静息超声心动图发现处于临界值或不能得出结论、以及肺血管或心脏受累检验前概率增高。在此类场景中,动态血流动力学评估可能揭示静息时不明显的异常肺动脉压力-流量反应和右心室功能损害[33,34]。
6.1. 系统性硬化症与结缔组织病
系统性硬化症及其他结缔组织病患者发生肺动脉高压的风险增高。在这些人群中,尽管存在早期肺血管受累,静息超声心动图可能仍正常或处于临界值。负荷超声心动图可能揭示运动期间异常的肺血流动力学反应,包括肺动脉压力不成比例的升高和右心室储备功能受损,从而支持肺血管疾病的早期识别并指导转诊进行有创血流动力学确认[35,36,37,38]。
6.2. 遗传性或特发性肺动脉高压(PAH)患者的亲属
遗传性或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一级亲属是公认的高危人群。在此背景下,负荷超声心动图可在运动期间识别过度的肺动脉压力反应或肺血管储备降低,即使在静息状态无异常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些发现可为有症状的个体或静息超声心动图参数处于临界值的个体提供额外的功能信息[39]。
6.3. 静息超声心动图正常或临界的不明原因劳力性呼吸困难
对于表现为劳力性呼吸困难或运动不耐受且与静息超声心动图所见不成比例的患者,负荷超声心动图可能有助于揭示潜在的肺血管或右心室功能障碍。这一情形是负荷超声心动图最常见且最具临床相关性的适应证之一,尤其是当静息肺动脉压力正常或仅轻度升高时,表2 [31,33]。
6.4. 疑似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
负荷超声心动图在疑似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中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尤其是当静息血流动力学正常或处于临界值时。其标志性异常为左心室舒张储备受损:运动期间,顺应性降低和松弛延迟导致左心室充盈压(PAWP)不成比例地升高,即使静息值正常[14,28]。
同步有创-超声心动图研究表明,运动诱发的PAWP升高是HFpEF中主要的早期血流动力学异常。在不明原因劳力性呼吸困难且射血分数保留的患者中,运动右心导管检查显示尽管静息压力正常,PAWP显著升高,表2 [28]。运动E/e′与有创测得的充盈压相关,支持负荷超声心动图作为筛查和表型分型工具而非导管检查的诊断替代,表2 [28,40,41]。
PAWP的升高驱动平均肺动脉压(mPAP)的继发性升高,表明以毛细血管后模式为主,并可能因肺血管重构而演变为毛细血管后与毛细血管前合并病变[14]。运动期间右心室-肺动脉(RV-PA)脱耦联——反映相对于后负荷增加而言右心室收缩储备有限——进一步导致运动不耐受和不良血流动力学表型[42]。
负荷超声心动图通过综合判读帮助评估这些机制:•E/e′显著升高伴肺动脉压力上升提示毛细血管后性HFpEF反应。
压力-流量斜率异常而E/e′变化极小提示肺血管受累。
TAPSE或S′反应减低提示RV-PA耦联受损。
虽然负荷超声心动图不能直接测量PAWP或RV-PA耦联比值,但它增强了无创血流动力学评估,并识别出可能受益于确诊性运动右心导管检查的患者。
6.5. 运动员和高体能个体
在伴有劳力性症状且静息超声心动图结果不明确的特定运动员或高度训练个体中,负荷超声心动图可能有助于区分生理性血流动力学适应与病理反应。在该人群中进行解读需要仔细整合负荷、心输出量和压力-流量关系,并应在有经验的中心进行[43,44]。
6.6. 肺动脉高压与瓣膜性心脏病
肺动脉高压常伴随左侧瓣膜性心脏病,尤其是二尖瓣和主动脉瓣病变,并具有重要的诊断和预后意义。负荷超声心动图可通过揭示运动诱发的肺动脉压力升高、阐明肺动脉高压的毛细血管后成分以及识别尽管静息瓣膜病变仅为中度但表现出不成比例血流动力学反应的患者,提供增量信息[45,46,47]。在此情况下,负荷期间对三尖瓣反流衍生压力变化、左心室充盈压(E/e′)和右心室收缩储备的综合评估可支持临床决策并优化干预时机[45,46,47]。然而,解读需要仔细整合瓣膜严重程度、负荷条件和运动能力,因为该人群的肺动脉压力反应强烈依赖于血流。
7. 儿童肺动脉高压中的负荷超声心动图
儿童和青少年肺动脉高压因潜在病因(如先天性心脏病、发育性肺血管疾病、特发性/遗传性PAH)、不同的生理学(如生命早期较高的肺血管储备)以及评估和管理中年龄特异性的考量而呈现独特挑战。虽然2022年ESC/ERS指南强调包括右心导管检查作为金标准的综合诊断方法,但负荷超声心动图等无创工具在特定儿科病例的功能评估中正获得关注[48,49]。
在儿童中,静息超声心动图常低估早期或潜伏性PH的疾病严重程度,与成人相似,这是由于血管顺应性保留和右心室适应性反应。运动或药物负荷超声心动图可提供心输出量增加期间肺动脉压力反应、右心室收缩储备和双心室功能的动态洞察——可能揭示亚临床异常或指导风险分层[50,51,52]。
7.1. 儿科推荐或潜在适应证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如已修复的室间隔缺损、单心室生理或肺动脉异常)且伴有劳力性症状或静息肺动脉压力临界值的儿童;
疑似特发性/遗传性PAH或结缔组织病相关PH的症状性患者,其静息检查结果不确定;
在确诊的儿科PH中评估右心室-肺动脉耦联和功能储备,用于风险分层或治疗监测;
区分活跃儿童或青少年的生理性适应与病理状态。
7.2. 儿童方案考量
优先选择半仰卧自行车功率计(调整负荷从低开始,如0.5–1 W/kg递增)以进行连续成像;合作良好的年长儿童可使用跑台;
当运动不可行时,药物负荷(低剂量多巴酚丁胺)可作为替代方案;
强制参数与成人方案一致(TRV、CO 估算、TAPSE/S′、E/e′),当 TRV 难以获取时强调 RVOT 加速时间;
在有经验的儿童超声心动图实验室中可行性高,但配合度、镇静需求(罕见)和运动伪影需要专业知识 [47]。
判读遵循成人原则:优先关注压力-流量关系而非绝对压力,结合临床背景综合分析,避免孤立使用固定截断值。异常反应(如 mPAP/CO 斜率陡峭、右心室储备减低)应提示转诊进行侵入性确认。
8. 结论
负荷超声心动图在肺动脉高压的诊断评估中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无创辅助手段,适用于在结构化、基于生理学的框架内选择性应用。虽然右心导管检查仍是明确诊断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描述的金标准,但仅凭静息经胸超声心动图对早期/隐匿性疾病、临界发现或症状与静息血流动力学不成比例的患者往往不够。
通过在运动过程中实现对肺动脉压力反应、心输出量增加和右心室功能储备的动态评估,负荷超声心动图提供了超越静息评估的增量诊断和预后信息。其主要用途在于识别异常的压力-流量关系(如 mPAP 相对于心输出量过度升高)、肺动脉血管储备受损和右心室收缩储备减低——而非依赖运动期间绝对肺动脉压力阈值。
当代判读必须采用整合的、流量校正的方法,纳入工作量、心输出量、心室交互作用和临床背景。不应孤立使用固定的运动肺动脉压力截断值,因为生理、人口学和体质因素对肺血流动力学有显著影响。
这与 2022 ESC/ERS 指南重新引入运动性肺动脉高压相一致,后者通过侵入性方法定义为 mPAP/CO 斜率 > 3 mmHg/L/min。负荷超声心动图无法以无创方式确立该诊断,但可识别异常的压力-流量模式,从而提示转诊进行确认性侵入性血流动力学评估 [2]。
在有经验的中心使用标准化方案和细致的多普勒优化进行操作时,负荷超声心动图有助于区分毛细血管前与毛细血管后(或混合性)机制,细化血流动力学表型,并指导适当的转诊进行侵入性确认——包括在临床有指征时进行运动右心导管检查。它并非独立的诊断手段,而是一种补充工具,可增强侵入性检查的患者选择,并支持在高产出场景(如系统性硬化症、遗传性 PAH 亲属、不明原因劳力性呼吸困难和疑似 HFpEF)中早期识别临床相关疾病。
总之,在选定患者中根据推荐方案选择性应用,并通过基于压力-流量的原则进行判读,负荷超声心动图在肺动脉高压的现代诊断路径中占据明确且有意义的地位。
引用
- Charisopoulou D, Koulaouzidis G, Kleitsioti P, et al. Stress Echocardi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and Evaluation of Pulmonary Hypertension: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Haemodynamic Phenotyping, and Application in Adults and Children. Diagnostics (Basel). 2026. PMID: 41828068. doi:10.3390/diagnostics16050792
- 全文:PMC12984300(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98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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