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T1rho与先进扩散MRI无创分期大鼠肝纤维化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以30只大鼠(对照组及2、4、6、8周硫代乙酰胺诱导纤维化组各6只)在3.0T MRI上测量T1ρ、DKI的MK与MD及IVIM的f、D、D*,以METAVIR分期为参考标准。T1ρ与MD在各期鉴别中平均AUC分别为0.954和0.949,二者联合模型AUC更高(≥F1为1.000,F4为0.986)。作者认为联合模型有望成为无创检测并准确分期肝纤维化的影像生物标志物。
要点
- T1ρ与MD在各纤维化分期鉴别中表现优于MK、f和D,平均AUC分别为0.954和0.949。
- T1ρ与MD联合模型在各分期比较中AUC均高于任一单独参数,范围为0.935–1.000。
- T1ρ的观察者间ICC最高,为0.951(95%CI 0.900–0.976,P<0.001)。
核心结论
- 在所评估的影像参数中,T1ρ与DKI衍生的MD在区分不同肝纤维化分期方面更优。
- T1ρ与MD联合模型有希望成为可信的诊断生物标志物,用于检测并准确分期肝纤维化。
- 作者指出需在其他物种中以更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验证该发现。
研究设计与样本
- 实验研究纳入30只8周龄雄性Sprague–Dawley大鼠(200±20 g),随机分为一个对照组和四个纤维化实验组,每组6只。
- 纤维化组以硫代乙酰胺250 mg/kg腹腔注射,每周三次,分别持续2、4、6、8周;对照组以同剂量同频率生理盐水注射8周。
- 使用3.0T MRI(Ingenia 3.0 T,Philips Healthcare)及八通道大鼠相控阵线圈(直径70 mm)扫描,T1ρ采用 turbo field echo 序列,自旋锁频率350 Hz,自旋锁时间0、11.67、23.33、35 ms。
- DKI采用单次激发自旋回波平面序列,4个b值(0、800、1300、2000 s/mm²);IVIM采用单次激发自旋回波平面成像,11个b值(0、10、20、40、60、80、100、200、400、600、800 s/mm²)。
- 以组织病理学METAVIR分期为参考标准(F0无纤维化、F1门管区纤维化无间隔、F2门管区纤维化伴少量间隔、F3大量间隔无肝硬化、F4肝硬化),最终F0、F1、F2、F3、F4分别有6、6、5、7、6只大鼠。
关键影像表现/征象
- T1ρ图基于不同自旋锁时间的T1ρ加权图像按单指数衰减模型逐像素生成,DKI与IVIM图像用供应商提供的先进扩散分析工具后处理。
- 每只大鼠在中央三个连续层面手动绘制共9个感兴趣区(每个层面3个,面积10–12 mm²),避开伪影、大血管、胆管和肝脏边界。
- 随纤维化进展,苏木精–伊红染色显示肝细胞索排列愈加紊乱,F4期可见典型假小叶,胶原纤维随纤维化形成而增多。
- T1ρ和MK值随纤维化进展升高,MD、f和D值总体随纤维化进展降低。
诊断标准与关键数值
- T1ρ在各纤维化分期(F0 vs F1-4、F0-1 vs F2-4、F0-2 vs F3-4、F0-3 vs F4)的平均AUC、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954、92.46、91.85;MD分别为0.949、92.52、91.24。
- MK、f、D的平均AUC分别为0.806、0.861、0.894,平均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低于T1ρ和MD。
- T1ρ与MD联合模型在各分期比较中的AUC为:F0 vs F1-4为1.000(0.884–1.000);F0-1 vs F2-4为0.935(0.782–0.992);F0-2 vs F3-4为0.982(0.852–1.000);F0-3 vs F4为0.986(0.859–1.000)。
- D*在各纤维化分期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586),被排除后续分析;T1ρ、MK、MD、f、D的观察者间ICC均>0.75(P<0.001),T1ρ的ICC最大为0.951(95%CI 0.900–0.976,P<0.001)。
- Delong检验显示仅T1ρ与MK在鉴别F0 vs F1-4时(Z=2.316,P=0.021)、D与MK在鉴别F0-1 vs F2-4时(Z=2.425,P=0.015)的AU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临床应用与阅片要点
- 作者认为T1ρ与DKI衍生的MD在区分不同肝纤维化分期方面优于其他评估参数,二者联合模型有希望作为无创生物标志物用于临床检测和准确分期肝纤维化。
- 作者指出本研究所用较低自旋锁频率(350 Hz)可降低比吸收率并缩短总扫描时间,且采用自适应B1匀场技术控制B1不均匀性。
- 作者认为D在鉴别早期纤维化(F0-1 vs F2-4和F0-2 vs F3-4)中显示出较好诊断效能,AUC分别为0.949和0.937(P均<0.001),可能有助于无创检测早期肝纤维化。
局限性
- 本实验研究样本量小,可能导致统计学偏倚。
- 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可能不能反映人类肝脏的真实病理变化,人类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常由慢性肝病如乙型或丙型肝炎引起。
- 炎症、脂肪变性和铁沉积也是被认可的潜在病理改变,可能影响MRI参数测量,但本研究未对这些混杂变量进行定量评估。
- 需进一步研究探讨并校正炎症、铁沉积和脂肪变性在肝纤维化过程中的影响。
- 需在其他物种中以更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验证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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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肝纤维化是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和胆道疾病等多种病因的共同特征,并可能最终进展为肝硬化或肝细胞癌[1, 2]。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肝纤维化,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具有逆转为正常结构和功能的潜力[3, 4]。因此,尽早诊断并准确分期肝纤维化至关重要。
数十年来,肝活检一直被视为临床实践中诊断和分期肝纤维化的金标准。然而,这种有创方法存在一些缺点,包括疼痛、出血、采样误差和观察者间变异性[5]。因此,它不适合用于长期监测或评估肝纤维化的治疗效果。
近年来,以组织病理学结果作为参考标准,基于影像学的方法,如超声弹性成像[6]、计算机断层扫描(CT)[7]以及基于磁共振成像的技术[8–17],在肝纤维化分期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诊断效能。在这些先进方法中,MRI是一种有前景且更优越的工具,具有多项优势,包括无创性、高空间分辨率和软组织分辨率,以及多参数成像能力。在过去二十年中,磁共振弹性成像(MRE)已成为一种有前景的肝纤维化分期方法[8]。然而,考虑到MRE成本高、需要专用硬件和软件,并且会延长患者的检查时间,因此难以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9]。另一方面,基于扩散的成像具有易于整合到常规肝脏MR成像中的优势。
据报道,T1ρ是一种检测肝纤维化的潜在方法,因为它对探测运动受限的水分子与其局部大分子环境之间的慢速运动相互作用具有高敏感性[12]。此外,作为传统扩散加权成像(DWI)的扩展,扩散峰度成像(DKI)基于非高斯扩散模型,该模型能够解释大多数组织复杂微结构内受限的水扩散。据报道,DKI在大鼠模型[14]和慢性肝病患者[15]中预测肝纤维化是可行的。此外,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成像是一种双指数模型,可分别评估真实分子扩散和微循环灌注,也被认为是对评估肝纤维化有用的生物标志物[13]。
然而,在一些临床和动物研究中,使用上述MRI技术之一(T1ρ、DKI和IVIM)诊断肝纤维化时得到了相互矛盾的结论[16, 17]。这可以解释为不同的MRI扫描仪、磁场强度甚至不同的研究对象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此外,由于T1ρ、DKI和IVIM在肝纤维化分期中的机制不同,我们希望弄清楚联合这些成像模型是否可以进一步提高诊断效能。
因此,我们设计了本实验研究,旨在探讨在同同一台3.0 T MRI设备扫描的大鼠中,源自T1ρ、DKI和IVIM的成像参数用于肝纤维化分期的效能。此外,我们拟建立基于多参数MRI的肝纤维化分期最佳诊断模型。
材料与方法
本实验研究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20223762)。所有实验程序均符合ARRIVE指南。
动物模型
本实验研究纳入30只雄性Sprague-Dawley大鼠(8周龄,200 ± 20 g),随机分为四个实验组和一个对照组(每组n = 6)。为诱导肝纤维化,实验组大鼠腹腔注射溶于生理盐水的硫代乙酰胺(TAA;Sigma-Aldrich,西班牙),每周三次,剂量为250 mg/kg,分别持续2、4、6和8周[18, 19]。对照组大鼠腹腔注射等剂量和频率的生理盐水,持续8周。所有大鼠均受到人道对待,并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水。
MRI采集
采用3.0 T MRI设备(Ingenia 3.0 T,Philips Healthcare,荷兰贝斯特),配备直径70 mm的八通道相控阵大鼠线圈(上海辰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行扫描。扫描前经腹腔注射3%戊巴比妥(w/v;0.2 mL/100 g体重)麻醉大鼠。大鼠取仰卧位,头部朝正前方放置。为减少呼吸运动,用绑带固定其腹部。
对所有大鼠进行以下扫描:(1)T1ρ采用 turbo field echo(TFE)序列测定,自旋锁定频率 = 350 Hz,自旋锁定时间 = 0、11.67、23.33和35 ms;(2)DKI采用单次激发自旋回波平面序列,使用三方向运动探测梯度,4个b值(0、800、1300和2000 s/mm2);(3)IVIM序列基于单次激发自旋回波平面成像,11个b值(0、10、20、40、60、80、100、200、400、600和800 s/mm2)。其他详细扫描参数列于表1。
图像分析
采集的图像以DICOM格式传输至IntelliSpace Portal 10版(Philips Healthcare,荷兰)。
T1ρ图根据单指数衰减模型,由所有不同TSL的T1ρ加权图像逐像素生成,该模型可用以下方程描述:其中MTSL为不同自旋锁定时间下的磁化强度,M0表示自旋锁定时间为零时的磁化强度,TSL为自旋锁定脉冲时间。
DKI和IVIM采集的DICOM图像使用供应商提供的ADA(advanced diffusion analysis)工具进行后处理。对于DKI模型,多个b值下的扩散加权信号强度用以下方程拟合:其中S(b)为特定b值下的信号强度,S0为b = 0 s/mm2时的信号强度,D为无高斯偏差的校正ADC,K为无量纲参数,表示水运动偏离高斯扩散的程度。
IVIM 模型及其参数根据以下双指数方程拟合:其中 S(b) 为平均信号强度,S0 为 b = 0 s/mm2 时的信号强度,f 为灌注分数。D* 为灌注相关扩散系数,D 代表非灌注部分的扩散。
所有 MR 图像由两名腹部放射科医师(T.T.G 和 Y.W.G,分别具有 10 年和 5 年腹部影像经验)分析,二人不知晓组织病理学结果。在中央三个连续层面上(每层三个 ROI),于肝实质内手动绘制共九个大小为 10–12 mm2 的感兴趣区(ROI),避开伪影、大血管、胆管和肝脏边界。计算这些参数的平均值,包括 T1ρ、DKI 相关 MD 和 MK、IVIM 相关 f、D 和 D*,用于后续分析。
组织病理学
各组大鼠在 2、4、6 和 8 周时于每次 MRI 采集后实施人道处死并取出肝脏。肝样本随后固定于磷酸盐缓冲的 10% 福尔马林液中 [20]。部分切片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以进行肝实质形态学分析,而其他固定肝组织行天狼星红染色和 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免疫组化染色以评估纤维化程度 [21]。所有病理标本由一名具有 10 年以上肝脏病理经验的病理学家审阅。使用图像分析软件(Image J,版本 1.52a;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测量天狼星红和 αSMA 免疫组化染色的阳性面积。纤维化分期采用 METAVIR 分类系统评估 [22],分期定义如下:F0 无纤维化;F1 门管区纤维化无间隔;F2 门管区纤维化伴少量间隔;F3 大量间隔无肝硬化;F4 肝硬化。
统计分析
所有统计分析使用 SPSS 25.0(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进行。采用 Shapiro–Wilk 检验评估数据分布的正态性。正态分布的定量数据以均值 ± 标准差表示,非正态分布数据以中位数和四分位距表示。影像参数的观察者间可重复性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估。纳入 ICC > 0.75 的影像参数,采用经验更丰富的评价者测量的数据进行后续分析。T1ρ、IVIM 和 DKI 衍生影像参数在不同肝纤维化分期之间的统计学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和最小显著差异(LSD)检验确定。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评估影像参数与组织病理学评分之间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和 Delong 检验评估不同影像参数对肝纤维化分期的诊断效能。P < 0.05 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组织病理学分析和肝纤维化分期
HE染色显示,随着肝纤维化进展,肝细胞索排列越来越紊乱,在F4期纤维化中可观察到典型的假小叶(图1)。此外,随着肝纤维化的形成,胶原纤维生成。天狼星红作为一种酸性染料,可与胶原纤维反应使其呈红色。αSMA免疫组化染色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如表2所示,天狼星红和αSMA免疫组化染色的阳性面积百分比均随肝纤维化严重程度增加而升高(两者P < 0.001)。根据组织病理学结果,分别有6、6、5、7、6只大鼠归入F0、F1、F2、F3和F4期。
影像学参数的观察者间可重复性
T1ρ、MK、MD、f、D和D*表现出优异的观察者间可重复性,ICC值均 > 0.75(所有P < 0.001)(表3)。值得注意的是,T1ρ的ICC值最大,为0.951(95% CI 0.900, 0.976;P < 0.001)。
影像学参数的变化
所有影像学参数均符合正态分布。根据方差分析(ANOVA)检验,D*在各肝纤维化分期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 = 0.586)。因此,D*被排除在后续分析之外。不同纤维化分期下T1ρ、DKI和IVIM衍生的其他影像学参数的典型图见图2。
如表2所示,T1ρ和MK值随肝纤维化进展而升高(两者P < 0.05)。F0-F4期的平均T1ρ值分别为31.47 ± 1.23 ms、34.31 ± 1.31 ms、34.48 ± 0.85 ms、36.99 ± 2.01 ms和38.59 ± 1.20 ms。对于不同纤维化分期的T1ρ值,ANOVA联合LSD事后检验显示,F0与F1-4、F1与F3-4、F2与F3-4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F0-4期的平均MK值分别为0.91 ± 0.03、0.94 ± 0.04、0.95 ± 0.11、0.98 ± 0.07、1.05 ± 0.08。在ANOVA联合LSD事后检验分析的所有分期比较对中,F0与F4、F1与F4、F2与F4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相反,MD、f和D值总体随肝纤维化进展而降低,尤其是MD(所有P < 0.001)(表2)。F0-4期的平均MD值分别为(1.67 ± 0.14)× 10–3 mm2/s、(1.43 ± 0.10)× 10–3 mm2/s、(1.39 ± 0.13)× 10–3 mm2/s、(1.26 ± 0.11)× 10–3 mm2/s和(1.17 ± 0.05)× 10–3 mm2/s。根据ANOVA联合LSD事后检验,F0与F1-4、F1与F3-4、F2与F4之间M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影像学参数与组织病理学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如表4所示,T1ρ、MD和D与组织病理学评分(天狼星红阳性率和αSMA阳性率)之间存在强相关性。T1ρ、MD和D与天狼星红阳性率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899、−0.858和−0.787(P均<0.001)。T1ρ、MD和D与αSMA阳性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69、−0.828和−0.758(P均<0.001)。MK和f与组织病理学评分呈中度相关。MK和f与天狼星红阳性率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643和−0.675(P均<0.001),与αSMA阳性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04和−0.689(P均<0.001)。结果提示T1ρ和MD与组织病理学评分的相关系数较高且相当。
ROC曲线分析
图3和表5展示了T1ρ、MK、MD、f和D在鉴别肝纤维化分期中的诊断效能。各肝纤维化分期(F0 vs. F1-4、F0-1 vs. F2-4、F0-2 vs. F3-4、F0-3 vs. F4)的平均AUC值、灵敏度和特异度汇总于表6。根据ROC曲线分析,T1ρ和MD在所有纤维化分期中的诊断效能相对优于MK、f和D。T1ρ和MD的平均AUC值分别为0.954和0.949,而MK、f和D的平均AUC值分别为0.806、0.861和0.894。此外,T1ρ和MD在所有纤维化分期中的平均灵敏度和特异度也高于MK、f和D,T1ρ分别为92.46和91.85,MD分别为92.52和91.24。然而,在比较这些成像参数在所有纤维化分期中的AUC值时,Delong检验提示仅T1ρ vs. MK在鉴别F0 vs. F1-4时以及D vs. MK在鉴别F0-1 vs. F2-4时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Z = 2.316,P = 0.021;Z = 2.425,P = 0.015)。
进一步,我们建立了联合T1ρ和MD的logistic回归模型,并研究其鉴别肝纤维化分期的诊断效能(图4)。我们发现联合模型表现出更好的诊断性能,AUC值大于任何单一方法(F0 vs. F1-4:1.000(0.884–1.000);F0-1 vs. F2-4:0.935(0.782–0.992);F0-2 vs. F3-4:0.982(0.852–1.000);F0-3 vs. F4:0.986(0.859–1.000))。
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探讨了由T1ρ、DKI和IVIM衍生的成像参数用于肝纤维化分期的诊断效能。结果表明,T1ρ和由DKI衍生的MD均与组织病理学评分(天狼星红和αSMA阳性比率)强相关,并且在所有纤维化分期中比其他成像参数具有相对更好的诊断效能。此外,我们建立了一个结合T1ρ和MD的诊断模型,该模型可进一步提高肝纤维化分期的诊断效能。
已知肝纤维化是包括胶原在内的细胞外基质蛋白的过度积累,发生于大多数类型的慢性肝病中[23],并且已成为全球主要的公共卫生负担[24]。在临床实践中,许多被诊断或怀疑为肝纤维化的患者不愿意接受肝活检以确定该疾病的严重程度。因此,基于成像的方法,尤其是MRI相关技术,已被研究用于检测和准确分期肝纤维化。T1ρ和基于扩散的成像(包括DKI和IVIM)很容易纳入标准临床肝脏MRI,因为这些技术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或软件,甚至不需要专用的对比剂。在本实验研究中,我们使用TAA诱导大鼠肝纤维化[18],其表现出不同肝纤维化分期的特征性组织病理学特征。此外,我们旨在探讨由T1ρ、DKI和IVIM衍生的成像参数与组织病理学指标之间的关系,并评估这些参数用于肝纤维化分期的诊断效能。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T1ρ随肝纤维化严重程度增加而升高,并与天狼星红和αSMA阳性比率呈强正相关(r = 0.899和0.869,两者P < 0.001)。这些结果与既往研究一致[12, 25]。在区分不同肝纤维化分期(F0-F4)方面,T1ρ也表现出优异性能,AUC值 = 0.924–0.993。此外,我们还发现T1ρ的ICC值在这些评估的成像参数中最大。这些结果表明,T1ρ在测量上更稳定、重复性更好,有望用于临床环境中帮助检测和分期肝纤维化。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较低的spin lock频率(350 Hz),这与大多数既往研究(500 Hz)不同。这一差异可能导致对大分子组成的敏感性不同。我们使用此设置主要由于两个原因:首先,较低的spin lock频率可以降低比吸收率(SAR)[26]。由于本研究在3.0 T MR临床系统上进行,SAR远大于既往在1.5 T MR系统上的研究。我们希望将相同的扫描方案应用于进一步的人体研究。较低的spin lock频率不仅可以改善患者体验,还可以缩短总扫描时间;其次,低spin lock功率的T1ρ在既往研究中也引起了兴趣[27, 28],尽管它容易产生伪影。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了自适应B1匀场技术来控制B1不均匀性[29]。
基于弥散的成像技术,如DKI,也在一些动物和临床研究中被用于肝纤维化分期[14, 15]。MK和MD是DKI衍生的特征参数。MK反映偏离理想高斯曲线的程度,已被提出用于测量组织微结构的复杂性,而MD评估组织内水分子扩散率[30]。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MD随肝纤维化进展而降低,而MK升高。我们的组织病理学结果提示,随着肝纤维化的形成,胶原纤维增多,肝脏微结构排列变得更加紊乱。这些组织病理学发现恰好解释了本研究中MD和MK的相应变化。在区分不同肝纤维化分期方面,我们发现MD在任何组中均优于MK。该结果与Sheng[20]报道的结果相似。这可能归因于MK的技术不稳定性,考虑到呼吸运动伪影和高b值下信噪比不足[31]。
作为分别评估真实分子扩散和微循环灌注的双指数模型[32],IVIM已被用于评估肝硬化[33]或纤维化[34],以及用于表征局灶性肝脏病变[35]。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D*在不同纤维化分期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 = 0.586)。该结果与Liang[36]报道的结果一致。与我们的发现相反,一些研究提示D*随肝纤维化严重程度而降低[13, 37]。差异可能归因于IVIM参数的采集取决于场强,b值也可能影响结果。本研究中发现D和f随肝纤维化分期增加而降低,并可区分不同纤维化分期。特别是,D在区分早期纤维化(F0-1 vs. F2-4和F0-2 vs. F3-4)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诊断效能,其AUC值分别为0.949和0.937(两者P < 0.001)。这提示D可能有助于无创检测早期肝纤维化。
在比较T1ρ、DKI和IVIM衍生参数对肝纤维化分期的诊断效能时,我们的研究提示,在所有纤维化分期中,T1ρ和MD的平均AUC值、敏感度和特异度均高于其他参数。然而,除区分F0 vs. F1-4时T1ρ versus MK以及区分F0-1 vs. F2-4时D versus MK外,这些AUC值之间未发现统计学差异。这可能归因于本实验研究样本量较小。
已知T1ρ反映组织中的大分子组成和质子交换[38];而MD不仅可能更好地反映高b值下组织中的水分子扩散性,还包含非高斯扩散行为的特定信息[23]。因此,源自DKI的MD可能为T1ρ提供补充信息。基于这一构想,我们建立了一个结合T1ρ和MD的预测模型用于肝纤维化分期,并与单独使用T1ρ或MD的诊断效能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联合模型表现更佳,在所有纤维化分期中其AUC值均大于任一单一参数(AUC = 0.935–1.000)。据我们所知,此前尚无研究报道结合T1ρ和DKI相关参数用于肝纤维化分期的价值。我们的研究表明,联合模型可能是一种可靠的诊断生物标志物,可用于检测并准确分期肝纤维化。仍需在其他物种中开展更大样本量的进一步研究以验证这一发现。
我们的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本实验研究的样本量较小,可能导致统计学偏倚。其次,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可能无法反映人类肝脏的真实病理变化。众所周知,人类的肝纤维化和肝硬化通常由慢性肝病引起,如乙型或丙型肝炎。第三,炎症、脂肪变性和铁沉积也被认为是潜在的病理改变,可能影响MRI参数的测量。然而,本研究未对这些混杂变量进行定量评估。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探究并校正炎症、铁沉积和脂肪变性在肝纤维化过程中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所评估的成像参数中,T1ρ和源自DKI的MD在区分不同肝纤维化分期方面更具优势。结合T1ρ和MD的模型有望成为一种无创生物标志物,用于临床实践中检测并准确分期肝纤维化。
引用
- Guo Y, Guo T, Huang C, et al. Combining T1rho and advanced diffusion MRI for noninvasively staging liver fibrosis: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rats. Abdom Radiol (NY). 2024. PMID: 38607572. doi:10.1007/s00261-024-04327-3
- 全文:PMC11213740(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1213740/
供执业医师工作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数值与分级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