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呼吸衰竭与机械通气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

巴黎索邦医院重症COVID-19 ARDS患者ECMO支持结局的演变

Evolving outcomes of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support for severe COVID-19 ARDS in Sorbonne hospitals, Paris.
PubMed 文献 · Crit Care · 2021-10-09
一句话结论2020年7月1日后接受ECMO的COVID-19 ARDS患者90天死亡率显著升高(HR 2.27),与无创氧疗失败及肺损伤加重有关。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纳入巴黎索邦大学医院网络ICU中因重症COVID-19 ARDS接受ECMO的连续成人患者,比较2020年7月1日前后两个时期(88例 vs 71例)的特征与结局。7月1日后患者年龄更大,插管前HFNO(82% vs 19%)和NIV(37% vs 7%)使用更多,地塞米松使用更多(82% vs 18%)。90天死亡率从36%升至48%,校正混杂因素后HR 2.27(95%CI 1.02-5.07)。ECMO相关并发症两期无差异。作者认为插管前延长无创氧疗失败和肺损伤加重可能部分解释该结局。

要点

  • 2020年7月1日后接受ECMO的COVID-19 ARDS患者90天死亡率48%,显著高于此前的36%(校正HR 2.27,95%CI 1.02-5.07)。
  • 7月1日后患者插管前HFNO使用率82%(此前19%)、NIV使用率37%(此前7%),插管前无创氧疗时间显著更长。
  • ECMO前SOFA心血管评分≥3、年龄更大、ICU入院至ECMO间隔更长与90天死亡率升高相关;ECMO前使用地塞米松为保护因素。
  • 7月1日后气胸发生率更高(17% vs 6%,p=0.03),血管内溶血和管路堵塞更常见,可能与抗凝强度较低有关。
  • 两期ECMO相关大出血、出血性卒中、肺栓塞发生率无差异;90天幸存者ECMO时长中位数分别为22天和33天(p=0.466)。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巴黎索邦大学医院网络ICU中实验室确诊SARS-CoV-2感染、因重症ARDS接受VA-或VV-ECMO的连续成人患者,纳入时间为2020年3月8日至2021年1月28日。
  • ECMO适应证需符合EOLIA试验呼吸严重度标准,且强烈推荐ECMO前使用神经肌肉阻滞剂和俯卧位通气。
  • ECMO禁忌证包括年龄>70岁、严重合并症、心脏骤停、难治性多器官衰竭或SAPS II>90、不可逆神经损伤和/或有创机械通气>10天。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ECMO适应证:符合EOLIA试验呼吸严重度标准的重症ARDS患者,且强烈推荐ECMO前使用神经肌肉阻滞剂和俯卧位通气。
  • ECMO禁忌证:年龄>70岁、严重合并症、心脏骤停、难治性多器官衰竭或SAPS II>90、不可逆神经损伤和/或有创机械通气>10天。
  • VV-ECMO抗凝目标: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60-75秒或抗Xa活性0.3-0.5 IU/mL(普通肝素)。
  • 红细胞输注阈值:血红蛋白7-8 g/dL;血小板输注除严重血小板减少(<50 G/L)或血小板<100 G/L伴出血外不鼓励。
  • ECMO撤机评估:每日使用EOLIA临床和生理标准评估可能的ECMO撤机。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VV-ECMO插管:强烈推荐超声引导下股-颈经皮穿刺,使用大口径引流股静脉导管(25-29Fr)。
  • 泵速调整:以获得动脉血氧饱和度>90%为目标;通过超声和胸片确认导管最佳位置。
  • 抗凝:VV-ECMO使用普通肝素,目标aPTT 60-75秒或抗Xa活性0.3-0.5 IU/mL。
  • 输血:红细胞输注阈值血红蛋白7-8 g/dL;血小板输注仅用于严重血小板减少(<50 G/L)或血小板<100 G/L伴出血。
  • ECMO上通气:推荐超保护性肺通气以增强对呼吸机相关肺损伤的保护;血流动力学稳定且无禁忌时鼓励早期俯卧位通气。
  • 神经肌肉阻滞剂:基于COVID-19患者ECMO运行时间极长和机械通气时间长的早期描述,团队决定减少ECMO上神经肌肉阻滞剂的使用。
  • ECMO上气管切开:在操作前确认患者可能耐受镇静减浅后考虑,所有决策需经医疗团队讨论风险获益后进行。
  • VA-ECMO:启动时同侧肢体通过顺行灌注导管进行经皮插管。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插管前长时间无创氧疗(HFNO或NIV)失败:7月1日后HFNO使用82%、NIV使用37%,插管前无创氧疗时间显著更长,与90天死亡率升高相关。
  • 气胸:7月1日后发生率显著更高(17% vs 6%,p=0.03),尽管两期通气管理相似,作者认为支持自发性肺损伤假设。
  • 血管内溶血和管路堵塞:7月1日后更常见,可能需要更换管路,可能与抗凝强度较低有关。
  • ECMO前SOFA心血管评分≥3:与90天死亡率升高独立相关。
  • 年龄更大和ICU入院至ECMO间隔更长:与90天死亡率升高独立相关。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巴黎索邦大学医院网络ICU,比较2020年7月1日前后两个时期。
  • 样本量:共159例,7月1日前88例,7月1日后71例;90天随访完整。
  • 人群:实验室确诊SARS-CoV-2感染、因重症ARDS接受ECMO的连续成人患者。
  • 主要结果:90天死亡率7月1日前36%(95%CI 27-47%),7月1日后48%(95%CI 37-60%);校正混杂因素后HR 2.27(95%CI 1.02-5.07)。
  • Kaplan-Meier 90天生存率:第一期64%,第二期52%(log-rank p=0.108)。
  • ECMO相关并发症:大出血、出血性卒中、肺栓塞两期无差异;血管内溶血和管路堵塞7月1日后更常见;气胸7月1日后更常见(17% vs 6%,p=0.03)。
  • ECMO时长中位数(IQR):第一期19(10-35)天,第二期18(5-35)天(p=0.949);90天幸存者分别为22(12-48)天和33(8-62)天(p=0.466)。
  • 90天死亡率预测因素:7月1日后入住ICU(HR 2.27,95%CI 1.02-5.07)、年龄更大、ECMO前SOFA心血管评分≥3;ECMO前使用地塞米松为保护因素;ECMO前PCO2更高和ICU入院至ECMO间隔更长趋于相关。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
  • 局限:高容量经验丰富的ECMO中心,结果外推到经验较少的中心需谨慎;研究期间SARS-CoV-2变异株(英国20I/501Y.V1、南非20H/501Y.V2、巴西BR-P1、Delta)尚未流行;COVID-19管理持续演变(广泛使用皮质类固醇和IL-6抑制剂),第二期患者可能更重;不能排除残余混杂;部分患者90天时仍在住院,死亡率可能进一步变化。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对于重症COVID-19 ARDS考虑ECMO的患者,应关注插管前无创呼吸支持(CPAP、HFNO或NIV)的持续时间,作者建议将其纳入ECMO启动决策。
  • 2020年7月1日后ECMO支持的COVID-19 ARDS患者90天死亡率升高至48%,不再与非COVID ECMO患者相当,应向家属告知这一预后变化。
  • ECMO前使用地塞米松与较低90天死亡率相关,但该结果在多重插补后不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不能据此改变用药决策。
  • ECMO运行期间需监测气胸、血管内溶血和管路堵塞,7月1日后这些并发症更常见,可能与抗凝强度较低有关。
  •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ECMO适应证和禁忌证在整個研究期间未改变。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未提及指南或共识名称;文中引用RECOVERY试验(地塞米松6 mg/day for 10 days)和EOLIA试验呼吸严重度标准及撤机标准。
全文中译15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Crit Care. 2021 Oct 9;25:355. doi: 10.1186/s13054-021-03780-6

引言

体外膜氧合(ECMO)在2020年1月至6月初始暴发期间常用于治疗重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患者[1–4]。高容量ECMO中心和大规模ECMO网络报告称,这些患者的生存率与接受ECMO支持的非COVID相关ARDS患者相似[5–7]。

随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随机试验的发表使对该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COVID-19患者的管理在随后数月内不断演变。2020年6月,RECOVERY试验结果显示,与常规治疗相比,地塞米松(6 mg/天,共10天)显著降低了接受有创机械通气或单纯吸氧患者的死亡率。该地塞米松方案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并广泛用于COVID-19患者。经鼻高流量氧疗(HFNO)或无创通气(NIV)也被证明可降低COVID-19患者对有创机械通气的需求,并被国内外指南推荐。

由于COVID-19患者的管理在2020年下半年发生了变化,我们比较了2020年7月1日前后在巴黎索邦医院集团因实验室确诊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相关重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接受ECMO支持患者的特征和结局。

方法

研究设置

纳入2020年3月8日至2021年1月28日期间巴黎索邦大学医院网络ICU收治的所有实验室确诊SARS-Cov-2感染、因重型ARDS接受静脉-动脉(VA)或静脉-静脉(VV)ECMO的连续成人患者,并提供90天生存状态。前83例队列患者的特征和结局此前已有报告[2]。我们选择将该队列分为2020年7月1日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该日期对应于RECOVERY试验的发表[8],也是法国第一波和第二波COVID-19疫情之间的过渡期。7月1日之前,ECMO支持在Pitié–Salpêtrière和Tenon医院的四个ICU提供,此后在Pitié–Salpetrière医院的一个ICU提供。索邦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了研究方案(CER-SU-2020–46)。

ECMO适应证与组织

COVID-19患者的ECMO适应证详见其他文献[2, 4],在整个研究期间未发生变化。简言之,ECMO置管的适应证集中管理并在工作人员会议上评估,至少包括两名重症监护医师。符合ECMO条件的重型ARDS患者须满足EOLIA试验的呼吸严重程度标准[5],强烈推荐ECMO前使用神经肌肉阻滞剂和俯卧位通气。同样,ECMO禁忌证仍为年龄>70岁、严重合并症、心脏骤停、难治性多器官衰竭或简化急性生理评分(SAPS)II[9]>90、不可逆神经损伤和/或有创机械通气>10天。一旦确定适应证,Pitié–Salpêtrière移动ECMO转运团队(由一名心血管外科医生和一名灌注师组成)即被派往患者床旁进行ECMO置管并将患者转运至我科,如先前所述[10, 11]。

COVID-19的ECMO管理

在整个研究期间,强烈推荐在超声引导下经股静脉-颈静脉经皮置管,使用大号股静脉引流套管(25–29Fr)进行VV-ECMO。调整泵速以获得> 90%的动脉血氧饱和度。通过超声和胸部X线验证最佳套管位置。由于ECMO运行期间血栓栓塞事件频发,包括大面积肺栓塞[12],并且基于我们的早期经验[2],VV-ECMO使用普通肝素抗凝的目标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为60–75 s或抗Xa活性0.3–0.5 IU/mL。红细胞输注的血红蛋白阈值为7–8 g/dL,除严重血小板减少(< 50 G/L)或血小板减少< 100 G/L伴出血外,不鼓励血小板输注。为加强对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的保护,推荐在ECMO运行期间采用超保护性肺通气[6],并在无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和禁忌证的情况下鼓励在ECMO运行期间早期俯卧位[13]。基于对COVID-19患者极长ECMO运行时间和机械通气的最初描述[1, 2, 14],我们的团队决定减少这些患者在ECMO运行期间神经肌肉阻滞剂的使用。每日使用EOLIA临床和生理标准[5, 15]评估患者是否可能脱离ECMO。在操作前确定患者可能耐受减少镇静后,考虑在ECMO运行期间行气管切开术。所有气管切开决策均在医疗团队内讨论该操作在ECMO运行期间的风险与获益平衡后做出[16]。当启动VA-ECMO时,同侧肢体通过顺行灌注导管接受经皮置管。

数据收集

我们第一波接受ECMO治疗的COVID-19患者的数据此前已有报道[2]。简言之,包括ECMO前人口学信息;严重程度评分(即SAPS II [9];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17];呼吸体外膜氧合生存预测(RESP)评分[18]);挽救性治疗;ECMO前通气力学,包括驱动压(ΔP)、机械功率[19]和通气比[20];动脉血气参数及常规实验室检查值。由于我们预计插管前管理在研究期间已发生变化,经鼻高流量氧疗(HFNO)和无创通气(NIV)的使用及其持续时间也被记录。

从第1天至第7天每日记录ECMO运行期间的机械通气设置、动脉血气、辅助治疗及ECMO相关并发症,之后每7天记录一次,直至ECMO第60天、脱离ECMO或死亡(以先发生者为准)。大出血定义为因明显出血事件需要≥ 2单位浓缩红细胞、需要外科或介入操作、脑出血或致命性出血;大量溶血定义为血浆游离血红蛋白> 500 mg/L并伴有溶血的临床征象。

最后,记录特定的COVID-19治疗。我们明确地塞米松(6 mg/天)是在ECMO前还是ECMO期间开始使用,以及患者在ECMO运行期间是否接受了高剂量皮质激素,定义为自ARDS发病起泼尼松或等效药物> 1 mg/kg/天[21]。

结局

ECMO植入后第28、40、50、60、70、80或90天的患者结局包括以下终点:ECMO支持中、ICU内且撤除ECMO、存活且离开ICU或死亡。还计算了在指定天数之前处于这四种状态各自的时间。其他结局包括ICU相关和ECMO相关并发症。

统计分析

患者特征根据情况以分类变量的n(%)或连续参数的中位数(四分位距,IQR)表示。

为了描述患者随时间在ICU内的轨迹,采用了多状态模型,与我们之前的研究一致[2, 22]。简言之,该框架认为患者在随访期间可经历不同状态。在此,起始时间为ECMO启动日,使ECMO支持中成为所有患者的初始状态,随后可能经历两个中间状态:ICU内且撤除ECMO或存活且离开ICU。由于患者可在随访期间任何时间死亡,无论是在ICU内或出院后,死亡是唯一的最终吸收状态(患者可进入但一旦进入即不可离开的最终状态)。在这个四状态模型(附加文件1)中,每个方框代表一个状态,每个箭头代表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可能转换。

评估患者状态后,未达到最终吸收状态的参与者进行右删失。拟合了按每个可能转换状态分层的Cox模型,以估计随时间变化的转换(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和状态占据(四种状态各自)概率;同时以堆叠概率图表示随时间处于每种可能状态的患者百分比,并报告ECMO启动后第28、40、50、60、70、80和90天的95%置信区间(CI)。另一图(附加文件2)单独显示随时间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所有可能转换概率。还报告了相同时间点的平均状态占据时间(即多状态模型中每种可能状态的预期停留时间)。最后,确定了中位ECMO持续时间和ICU住院时间。这些分析分别对第一波和第二波进行了计算。

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对整个队列评估了90天死亡率的ECMO前危险因素。多因素模型中包含的变量为预先定义的,未进行任何变量选择。在适当时使用多重插补来替代缺失值。简言之,基于包括参与者结局和ECMO前特征的观测数据,创建了10份缺失值被插补值替代的数据集副本。然后对每个数据集进行分析,并应用Rubin规则[23]将每个数据集的结果合并为最终结果。估计了风险比及其95%CI。

最后,从多因素Cox回归模型估计了调整后的Kaplan–Meier生存概率。首先考虑第一波纳入的所有受试者,其次考虑第二波纳入的所有受试者,从模型估计每个受试者随时间变化的生存概率。然后,对所有个体的生存概率取平均值。最后,将未调整和调整后的Kaplan–Meier曲线绘制在同一图中。

所有分析均采用R软件4.0.3版本,以双侧α水平5%进行计算。

结果

ECMO前患者特征

2020年7月1日之前收治88例患者,之后收治71例(表1)。简言之,7月1日之后收治的患者年龄显著更大,而ECMO置管时衰竭器官的数量和类型相当。第二时段首次COVID-19症状至插管的时间间隔更长。7月1日之后,插管前分别使用经鼻高流量氧疗(HFNO)(19% vs. 82%)和/或无创通气(NIV)(7% vs. 37%)的使用率及其持续时间均显著更高,而两个时段的插管至ECMO时间间隔相当。ECMO置管时,各组间的通气参数、呼吸力学和血气分析无差异。两个时段中,超过90%的患者在ECMO前接受过神经肌肉阻滞剂并接受过俯卧位通气,而7月1日之后吸入一氧化氮或前列环素(35% vs. 52%,p = 0.032)及地塞米松(18% vs. 82%,p < 0.001)的使用显著更频繁。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时段收治患者的d-二聚体浓度显著更低。

表1 根据2020年7月1日前后ICU收治时间分组的ECMO前特征 查看原表 ↗

ECMO期间患者管理

两个时段的ECMO管理见表2和附加文件3。在第二时段,更多患者接受气道压力释放通气/双水平模式通气,另有2例保持未插管、清醒并接受HFNO。两个时段的通气参数相当,ECMO第1天驱动压、静态顺应性、机械功率和通气比均显著下降。超过80%的患者在ECMO期间接受俯卧位通气,两个时段的俯卧位次数相当,而第二时段接受持续神经肌肉阻滞的患者百分比显著更低(94% vs. 27%,p < 0.001)。7月1日之后,60例(85%)患者在ECMO期间前15天内接受地塞米松,且因ARDS未缓解而接受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的患者百分比显著更高(15% vs. 37%,p = 0.001)[21]。

表2 根据2020年7月1日前后ICU收治时间分组的ECMO期间特征及并发症 查看原表 ↗

ICU及ECMO相关并发症

尽管7月1日之后ECMO期间最初几天的aPTT比值显著更低,但两个时段的大出血、出血性卒中和肺栓塞发生率无差异。然而,7月1日之后血管内溶血和管路堵塞更为频繁。第二时段气胸发生显著更频繁(6% vs. 17%,p = 0.03)。接受抗生素治疗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和菌血症发作频率仍然很高,且在研究时段之间相当。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在ECMO期间需要肾脏替代治疗。

患者结局

2021年4月28日,所有患者均完成了90天随访。在ECMO启动后90天时,处于ECMO支持中、在ICU且已撤除ECMO、存活且已离开ICU或死亡的状态-occupation概率估计值(95% CI)分别为:第一 period 为1%(0.2–8%)、3%(1–10%)、59%(49–69%)和36%(27–47%);7月1日之后入院的患者为3%(0.7–11%)、1%(0.2–10%)、48%(37–60%)和48%(37–60%)(图1和附加文件4)。第一 period 和第二 period 的90天生存Kaplan–Meier估计值分别为64%和52%(log-rank检验p = 0.108)(图2)。校正混杂因素后,7月1日之后接受治疗的患者在第90天时死亡概率显著更高(HR 2.27,95% CI 1.02–5.07)。

第一 period 和第二 period 的ECMO持续时间中位数(IQR)分别为19(10–35)天和18(5–35)天(p = 0.949);在90天存活者中分别为22(12–48)天和33(8–62)天(p = 0.466)。同样,ICU和住院时间在两个 period 之间无差异(附加文件5)。

图1 7月1日之前a或之后b入院的ICU患者的多状态模型堆叠概率图。图中展示了ECMO植入后90天内处于各终点状态的概率——ECMO支持中、在ICU且已撤除ECMO、存活且已离开ICU或死亡。这四种状态各自的概率和平均住院时间(含95%置信区间)报告于附加文件2。ECMO体外膜肺氧合,ICU重症监护病房 查看原图 ↗
图2 按入院 period 分层的ICU入院后90天Kaplan–Meier生存估计。校正后(HR 2.27,95% CI 1.02–5.07;p = 0.05)和未校正(log-rank检验p = 0.108)的生存模型值 查看原图 ↗

90天死亡率的预测因素

多变量Cox回归模型确定以下患者特征与更高的90天死亡率显著相关:7月1日之后入住ICU、年龄较大以及ECMO前SOFA心血管分量表评分≥ 3(表3)。此外,较高的ECMO前PCO2和较长的ICU入院至ECMO间隔趋于与更高的90天死亡率相关。相反,在ECMO植入前接受地塞米松是一个保护因素,而SOFA肾脏分量表评分、ECMO前驱动压和PaO2/FiO2比值与更高的死亡风险无独立关联。对缺失数据进行多重插补得到了相似结果,但7月1日之后入住ICU和地塞米松治疗不再达到统计学显著性(附加文件6)。

表3 与接受ECMO的重症COVID-19–ARDS患者90天死亡率相关的ECMO启动时因素 查看原表 ↗

讨论

在我们这一治疗最重症COVID-19 ARDS的有经验中心,开始ECMO支持后90天患者死亡率从2020年7月1日之前的36%上升至之后的48%。该日期之后入院的患者年龄更大,ICU入院至插管间隔更长,HFNO或NIV使用更频繁,且大多数患者在ECMO启动时已接受地塞米松。整个队列中ECMO前90天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素为年龄较大、ICU入院至ECMO间隔较长、心血管功能障碍、未接受地塞米松以及2020年7月1日之后入院。

我们接受ECMO治疗的COVID-19患者中,2020年7月1日之后入院者的死亡率较高,这一结果出乎意料。患者特征、管理方式及SARS-CoV-2致病性的差异可能解释这一观察结果。第一,致病性的作用似乎不太可能,因为直至2021年1月中旬,原始欧洲SARS-CoV-2毒株占法国流行毒株的>90%,此后B.1.1.7(Alpha)变异株逐渐成为优势株。第二,两个时期的多数患者特征相当,唯第二时期中位年龄高5岁。然而,2020年7月1日之后ECMO前的患者管理存在显著差异。RECOVERY试验结果(2020年6月发表)显示,随机接受10天地塞米松(6 mg/天)治疗的患者死亡率低于接受常规治疗的机械通气COVID-19患者(分别为29% vs. 41%),此后多数患者接受了皮质类固醇治疗。相关的是,在我们的预测模型中,ECMO前开始使用地塞米松与较低的90天死亡率显著相关。此外,7月1日之后更频繁地使用地塞米松和大剂量皮质类固醇治疗持续性ARDS,并未伴随更高的感染并发症发生率。

其他值得注意的患者管理差异是,第二时期更频繁地使用经鼻高流量氧疗(HFNO)或无创通气(NIV),且插管前使用时间更长。尽管无创呼吸支持已被证明可降低插管和有创机械通气的需求,但该策略失败的COVID-19患者可能面临更高的并发症和死亡风险[24, 25]。确实,强烈且失调的自发性呼吸努力伴随跨肺压大幅波动,可能在HFNO或NIV期间增加有害的“自戕性肺损伤”风险,并伴随COVID-19肺炎更频繁的纤维化演变[26, 27]。这一现象在COVID-19患者中甚至更难以察觉,因为这些患者常出现深度低氧性呼吸衰竭与仅中度呼吸窘迫和呼吸困难感觉及体征之间的分离[28]。相关的是,尽管两个时期通气管理相似,7月1日之后更高的气胸发生率支持这一假说,尽管ECMO前呼吸力学参数在两个时期之间无显著差异。还应指出,尽管7月1日之后ECMO期间俯卧位通气仍较频繁(>80%),但接受持续神经肌肉阻滞的患者较少。最后,肺栓塞、卒中和出血发生率无变化,而7月1日之后血管内溶血和需要更换的管路堵塞更为频繁。这些观察可能反映第二时期患者接受的抗凝治疗显著较低。

我们承认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我们的患者在一家高容量、经验丰富的ECMO中心接受治疗。由于有报道称此类中心的ECMO后结局更好[4, 29],将这些结果外推至经验较少的ECMO中心时需谨慎。其次,我们的研究开展于与更严重ARDS形式相关的SARS-CoV-2变异株(英国20I/501Y.V1、南非20H/501Y.V2、BR-P1巴西变异株和Delta变异株)变得更流行之前。感染这些毒力更强毒株的患者的ECMO结局应紧急评估。第三,COVID-19管理在整个研究期间不断演变,皮质类固醇和白细胞介素-6抑制剂得到广泛使用。因此,在第二阶段接受ECMO的对多种COVID-19治疗无效的患者可能被认为比2020年7月1日之前管理的患者病情更重。此外,我们不能排除我们的logistic模型未考虑某些残余混杂因素的可能性。最后,我们队列的死亡率可能进一步变化,因为部分患者在ICU入住后90天时仍在住院。

结论

总之,在我们经验丰富的中心,ECMO救治的重症COVID-19 ARDS患者的生存率随时间下降,已不再与非COVID ECMO患者相当。插管前长时间无创氧疗策略失败和肺损伤加重,以及选择对特定COVID-19治疗已无效的患者,可能部分解释了这一结局。尽管本文可能未考虑其他残余混杂因素,无创呼吸支持(如持续气道正压通气、HFNO或NIV)的持续时间或许应纳入为重症COVID-19患者启动ECMO的决策中。

补充信息

附加文件1。随时间从一个状态到另一状态的所有可能转移概率。

附加文件2。(A) 2020年7月1日之前入住ICU的88例患者和(B) 2020年7月1日之后入住ICU的71例患者从一个状态到另一状态的所有可能转移的估计概率(95% CI)。

附加文件3。按ICU入住时间段划分的患者特征和ECMO期间并发症的附加信息。

附加文件4。按ICU入住日期划分,ECMO启动后第28、40、50、60和90天处于四个终点状态各自的概率及在每个状态的平均停留时间。

附加文件5。按ICU入住时间段划分的ECMO持续时间以及ICU和住院时间。

附加文件6。采用多重插补的159例COVID-19重症ARDS成人90天死亡率相关预测因素。

参考来源

  1. Schmidt M, Langouet E, Hajage D, et al. Evolving outcomes of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support for severe COVID-19 ARDS in Sorbonne hospitals, Paris. Crit Care. 2021. PMID: 34627350. doi:10.1186/s13054-021-03780-6
  2. 全文:PMC8502094(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8502094/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