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前ECPR联合目标温度管理后预后生物标志物的可靠性
该回顾性研究纳入2018年1月至2020年8月雷根斯堡69例院外心脏骤停后接受院前ECPR的患者,最终63例可分析。所有患者接受VA ECMO及TTM(约34.0°C,24h后每0.5°C/h复温)。结果显示,心脏源性骤停、院前手动胸外按压、较短低流量时间、较低BMI及较少ECMO支持与良好神经预后(CPC 1–2)相关;幸存者乳酸、IL6、D-二聚体及NSE显著更低,且S100快速下降。S100因个体差异大无法确定截断值,NSE在12h内受溶血干扰,24h后可区分存活者,48h后可区分神经预后好坏。
要点
- 院前ECPR患者低流量时间越短神经预后越好:CPC 1–2组中位时间40 min,非幸存者49 min(p=0.010)。
- 非心脏源性骤停者死亡率显著高于心脏源性(88% vs. 59%;p=0.024)。
- ECPR后1h非幸存者乳酸、IL6、D-二聚体显著高于CPC 1–2幸存者,纤维蛋白原显著更低。
- NSE在ECPR后12h内受溶血干扰(1h干扰率67%),24h后可区分存活与非存活,48h后可区分神经预后好坏。
- S100绝对值因分布宽泛无法确定截断值,但24h内相对下降提示良好神经预后,延迟下降或上升提示预后不良。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2018年1月至2020年8月雷根斯堡院外心脏骤停后接受院前ECPR的成人及青少年(年龄13.0–82.0岁)患者,均接受VA ECMO和TTM。
- 排除:入院前死亡或采样不完整的患者;已知终末期恶性肿瘤、创伤性损伤伴不可控制出血、无人目击的心脏骤停、或存在可信的不接受延长生命治疗声明的患者不启动ECPR;创伤性骤停或控制性出血未纳入本研究。
- 场景:院前(患者住所、工作场所或街道)实施ECPR,随后转运至急诊科和ICU。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ECPR指征:目击下心脏骤停,旁观者已启动BLS,且按欧洲复苏委员会指南进行ACLS少于60 min直至ECPR启动;患者年龄不是禁忌证。
- 神经预后评估:采用脑功能分类(CPC)评分,CPC 1–2为良好神经预后,CPC 3–4为神经功能受损,CPC 5/脑死亡为死亡;预后不良定义为CPC≥3(严重残疾)。
- TTM:所有ECPR患者通过ECMO给予2,000 mL 4–6°C再灌注缓冲液诱导轻度低温(约34.0°C),入院时体温33.8°C(32.0°C;34.1°C);VA ECMO热交换器维持34.0°C 24h,第25小时起以0.5°C/h复温至正常体温,之后严格避免发热。
- 血流动力学目标:平均动脉压(MAP)=舒张压+1/3(收缩压−舒张压),目标设定为50–60 mmHg。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同时启动ECPR团队和常规救护服务,现场按ERC和AHA指南进行BLS/ACLS。
- 第二步:ECPR团队根据现场情况决定是否实施ECPR,在持续CPR下经皮股静脉和股动脉置管建立VA ECMO(CARDIOHELP®系统)。
- 第三步:通过ECMO给予2,000 mL 4–6°C再灌注缓冲液诱导低温,转运途中不主动加温但保暖。
- 第四步:到达急诊科后行动脉血压测量和首次血样采集,按院内急诊标准进行全身CT、心脏超声等评估;MAP目标50–60 mmHg。
- 第五步:使用带热交换器的VA ECMO维持体温34.0°C 24h,第25小时起以0.5°C/h复温至正常体温,之后严格避免发热。
- 第六步:根据体重使用咪达唑仑或丙泊酚联合芬太尼镇静。
- 第七步:ECPR后1、4、12、24、48、72和96h采集血样检测S100、NSE、乳酸、D-二聚体、IL6、纤维蛋白原和血小板。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非心脏源性骤停(如缺氧性骤停)即使现场实施ECPR和TTM,死亡率仍高达88%,显著高于心脏源性(59%;p=0.024)。
- NSE在ECPR后12h内受溶血干扰严重(1h干扰率67%,4h为51%,12h为22%),此期间NSE值不可靠,不能用于预后判断。
- S100绝对值个体差异大,无法确定截断值,不能单独依据S100绝对值判断神经预后。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来自雷根斯堡ECMO数据库,2018年1月至2020年8月共69例院前ECPR患者,排除6例入院前死亡或数据不完整,最终分析63例;73%为男性,中位年龄58.0岁(48.0;67.0)。
- 主要终点:CPC 1–2幸存者心脏源性骤停比例显著高于非幸存者(88% vs. 64%;p=0.008);CPC 1–2组手动胸外按压比例显著高于非幸存者(76% vs. 38%;p=0.008);CPC 1–2组ECPR启动前低流量时间显著短于非幸存者(中位40 min vs. 49 min;p=0.010)。
- 生物标志物:ECPR后1h,CPC 1–2幸存者乳酸、IL6、D-二聚体显著低于非幸存者,纤维蛋白原显著高于非幸存者;血小板计数无差异。
- NSE:12h时非幸存者中位NSE 59 pg/L vs. CPC 1–2幸存者35 pg/L(p=0.028);24h时CPC 1–2幸存者35 pg/L vs. 非幸存者133 pg/L(p<0.001);48h时非幸存者中位232 pg/L,75%非幸存者NSE>120 pg/L,CPC 1–2幸存者中位31 pg/L,75%<38 pg/L,CPC 3–4幸存者中位72 pg/L,75%<101 pg/L,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S100:CPC 1–2幸存者S100在最初48h内每个时间点较前次减半;CPC 3–4幸存者S100下降延迟至ECPR后4–12h开始;非幸存者S100初期上升,12h后下降,但24h内下降不明显,48h后才出现减半。
- 其他:非幸存者ECPR支持时间中位3.0天(2.0;4.0),范围1.0–18.0天;CPC 3–4幸存者ECPR支持时间4.0天(1.0;3.5),显著长于CPC 1–2幸存者的2.0天(2.0;12.0)。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单中心回顾性观察性研究,非随机、非盲法,样本量63例,来自单中心数据库。
- 局限:回顾性设计,临床医生未对NSE和S100测量设盲;无正常体温ECPR对照组;S100绝对值分布宽泛无法确定截断值;NSE早期受溶血干扰;单中心小样本,结果需前瞻性验证。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院前ECPR应尽可能缩短低流量时间,CPC 1–2幸存者中位低流量时间40 min,非幸存者49 min,提示启动ECPR宜早。
- 对缺氧性骤停患者,即使现场实施ECPR和TTM,预后仍极差(死亡率88%),应充分权衡是否启动ECPR。
- ECPR后1h乳酸、IL6、D-二聚体升高及纤维蛋白原降低可早期提示死亡风险,但不能区分CPC 1–2与CPC 3–4幸存者。
- NSE在ECPR后12h内因溶血不可靠,不宜用于预后判断;24h后可辅助区分存活与非存活,48h后可辅助区分神经预后好坏。
- S100绝对值不能作为决策阈值,但24h内相对下降(较首次值减半)提示良好神经预后,延迟下降或上升提示预后不良,需结合其他指标综合判断。
指南或共识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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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院外心脏骤停(OHCA)是发达工业国家成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总体生存率为10–30% [1]。全球成年人OHCA的平均发病率为95.9/100,000/年 [1–3]。即使在成功恢复自主循环(ROSC)的患者中,院内生存率仍极低 [4]。导致实现ROSC患者高死亡率和神经功能障碍的潜在机制被归因于心脏骤停后综合征(PCAS)[5]。PCAS有两种病理生理机制:缺血和缺血再灌注损伤(IRI)。缺血(原发性损伤)发生于心脏骤停(CA)导致血流立即减少继而氧输送下降时。为了限制缺血性损伤,必须尽快恢复循环。除了立即开始标准心肺复苏(CPR)的至关重要性外,在OHCA持续时间较长的情况下,体外心肺复苏(ECPR)可在早期阶段建立充分的循环和氧气供应 [6]。系统评价已显示ECPR在OHCA中的有效性 [7–13]。充分复苏的目标是使无流和低流时间尽可能短,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原发性损伤 [13]。为此,我科尝试将体外膜氧合(ECMO)带到急诊现场应用于患者,以实现尽可能短的低流时间。然而,CA后的再灌注也是氧输送与组织代谢率不匹配的原因,而PCAS导致的脑损伤是独立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因素 [5, 14]。重要的是,ROSC后早期和适当的目标温度管理(TTM)(轻度低温约34.0 °C)可改善神经功能预后 [2, 13, 15]。脑缺血后复杂的级联事件是温度依赖性的,这意味着低温通过一系列机制保护大脑。脑血流量、兴奋性毒性、脂质过氧化、自由基产生、全身性炎症、凝血级联反应的激活以及脑肿胀也会减少 [16, 17]。在院外心脏骤停体外心肺复苏后(为方便起见,全文简称为ECPR),一个可靠的预后工具对于确定神经功能预后在为这些患者做出进一步治疗决策时是不可或缺的。在其他情况下,血清生物标志物如NSE和S100已被确定为神经元损伤的有效预测标志物 [18]。使用生物标志物S100B蛋白来判定非创伤性、创伤性和肿瘤相关脑损伤是公认的做法 [19, 20]。同样,NSE被认为是CA后神经功能预后的有效预后生物标志物 [21]。已知低温和静脉-动脉体外膜氧合(VA ECMO)对NSE和S100生物标志物的预测价值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 [22, 23]。迄今为止,尚无研究探讨在急诊现场实施ECPR联合TTM(为方便起见,全文简称为ECPR)是否影响神经功能预后生物标志物的可靠性。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检验这些生物标志物在院前ECPR中的可靠性,以反映当前实践。
方法
伦理批准
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了本研究(伦理委员会案件编号:19-121.56)。豁免了对回顾性收集匿名人口学资料以及生理和医院结局数据进行知情同意的要求。
研究设计
对我院雷根斯堡ECMO数据库的回顾性审查共识别出69例难治性心脏骤停(CA)患者,这些患者在2018年1月至2020年8月期间除接受常规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ACLS)外,还接受了院外体外心肺复苏(ECPR)治疗。人口学和临床信息从我院临床数据库系统中回顾性收集,分析前已删除姓名和可识别患者编号。所有研究人员均受过良好的复苏培训,并可访问数据库,未设盲。由于研究设计为回顾性,临床医生对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和S100测量未设盲。所有患者 primarily 需要静脉-动脉体外膜氧合(VA ECMO)。入院前死亡的患者以及采样不完整的患者数据被排除。神经学结局采用脑功能分级(CPC)评分确定,其中不良神经学结局定义为CPC评分≥3,相当于严重残疾[24]。
我科针对院外心脏骤停(OHCA)的ECPR适应证标准
OHCA中ECPR的适应证标准如下:心脏骤停有目击者,基础生命支持(BLS)已由旁观者启动,且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ACLS)按照欧洲复苏委员会指南实施直至启动ECPR的时间少于60分钟。对于已知终末期恶性肿瘤、伴有不可控制出血的创伤性损伤、无目击者的心脏骤停,或存在现存且可信的声明表明患者不希望接受延长生命治疗的情况,不启动ECPR。患者年龄不是禁忌证。创伤性心脏骤停或已控制的出血未纳入本研究。
OHCA中的ECPR管理
在雷根斯堡,院外心脏骤停(OHCA)的体外心肺复苏(ECPR)在急救现场实施(例如患者家中、工作场所或街道上)。为了实现快速的现场ECPR,雷根斯堡大学医院的ECPR团队与常规救护车服务(AS)同时被派遣。现场的基础生命支持/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BLS/ACLS)治疗遵循欧洲复苏委员会和美国心脏协会关于基础与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及复苏后护理的指南 [2, 13]。在对现场情况进行简报后,由ECPR团队做出实施ECPR的决定。ECMO插管的置入在持续心肺复苏过程中进行。在我们的研究中,心肺复苏同时使用了手动和机械胸外按压。ECPR的血管通路通过经皮扩张穿刺股静脉和股动脉实现,这是VA ECMO的标准技术,已在其他地方详细描述 [25, 26]。使用的ECMO系统为CARDIOHELP®(Getinge GmbH,拉施塔特,德国)。在现场或转运至急诊科期间未进行动脉血压测量。患者根据体重使用咪达唑仑或丙泊酚及芬太尼进行镇静。动脉血压测量在急诊科进行,第一份血样在急诊室(ER)采集。平均动脉压(MAP)= 舒张压 + 1/3(收缩压 – 舒张压)设定为50-60 mmHg。到达急诊室后,按照医院内部急诊室标准对患者进行评估(全身计算机断层扫描、心脏超声等)。若病因非心源性(例如肺动脉栓塞),也给予符合指南的治疗。
目标温度管理(TTM)
所有ECPR患者通过ECMO给予2,000 mL 4–6 °C再灌注缓冲液以诱导神经保护性轻度低温(约34.0 °C)。由于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且心脏骤停后通过TTM进行神经保护是我科的标准做法,因此本研究中无常温ECPR组。在转运至医院期间,患者未主动加温,但确保了保暖(毯子等)。使用带有集成热交换器的VA ECMO,患者在复苏后体温维持在34.0 °C达24小时。从第25小时起,体温以0.5 °C/小时的速度升至常温。此后,积极严格避免发热。
血样采集及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NSE)、S100、乳酸、白细胞介素6、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和血小板计数的测量
所有ECPR患者一到达急诊科即直接采集系列血样。第一份样本从ECMO系统的静脉管路采集,后续样本按照我科ECPR患者标准采血方案经动脉采集。血清样本在VA ECMO置入后1、4、12、24、48、72和96小时采集。完全盲法的血清样本在雷根斯堡大学医院临床化学系进行分析。为获得S100、IL6和NSE的测量值,使用定量自动化免疫分析仪(Cobas e411,Roche Diagnostics,Indianapolis,United states)。乳酸使用定量自动化光度法(Siemens Dimension Vista 1500,Newark,Germany)测量,纤维蛋白原使用定量自动化凝血分析法(Siemens BCS XP,Newark,Germany)测量,血小板计数使用流式细胞术(Sysmex XE-5000,Kobe,Japan)分析。所有实验室数据均从医院数据库系统和ECMO数据库中提取。在ECPR之前,没有患者已知与NSE或S100值升高相关的合并症。
神经学结局参数
采用CPC评分评估ECPR后的神经学结局。患者被分配至三个结局组之一:神经学结局良好的幸存者(评分1或2)、神经学功能受损的幸存者(评分3或4)和死亡者(评分5/脑死亡)[24]。在本研究中,我们评估患者出院时——或在死亡者情况下——治疗结束时的CPC评分。若住院期间进行了不止一次CPC测量,本研究仅使用每位患者记录的最佳CPC评分。
统计分析
血清样本在ECMO置入后1、4、12、24、48、72和96小时采集。若患者的样本在这些时间区间之一内被采集不止一次,则选择最高值作为该患者的特征值。总体而言,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所有数据均使用非参数方法进行描述和统计分析。数据以中位数(第25/75百分位数)表示,并使用Mann–Whitney检验进行统计分析。使用IBM的SPSS Statistics 25软件(SPSS Inc.,Armonk,United States)进行统计分析。P值< α = 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为评估多个参数的影响,使用错误率法将显著性水平α调整为α*(k) = 1 − (1 − α)1/k(k = 所进行的配对检验数)[27]。ECPR患者根据其生存状态分为CPC 1–2幸存者、CPC 3–4幸存者和死亡者。
结果
人口学特征
2018年1月至2020年8月期间,对69例OHCA患者实施了院前ECPR。这69例患者中有6例在入院前死亡或数据缺失,被排除在进一步分析之外(图1)。
其余63例ECPR患者中73%为男性。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8.0岁(48.0岁;67.0岁),范围为13.0至82.0岁。在这些患者中,73%的循环骤停主要病因为心源性,而27%的患者因非心脏问题需要ACLS(表1)。对于存活者,末次CPC评分在出院时测量,平均为19天(范围:4天至39天);对于非存活者,末次CPC评分在治疗结束时测量,平均为3天(范围:1天至7天)。与非存活者相比,CPC 1–2存活者中以心源性为循环骤停主要病因的比例显著更高(88% vs. 64%;p = 0.008)。CPC 3–4组中循环骤停的病因(心源性/非心源性)与CPC 1–2组和非存活者组相似。在应用ECPR之前,48%的病例采用手动胸外按压进行复苏,52%的病例使用机械复苏装置(LUCAS CPR device ®,Redmond,United States)。在CPC 1–2组中,ECPR前接受手动CPR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非存活者(76% vs. 38%),(p = 0.008)。CPC 3–4存活者与CPC 1–2或非存活者无差异。在本研究中,OHCA中ECPR前的平均时间在CPC 1–2组显著更短,为40 min(范围:30 min至47 min),而非存活者为49 min(范围:38 min;67 min;p = 0.010)。然而,OHCA中ECPR置入时间在CPC 3–4存活者与CPC 1–2或非存活者组之间无显著差异(图2)。
经4–6 °C复苏缓冲液处理后,入院时体温为33.8 °C(32.0 °C;34.1 °C)。三组之间体温均无差异。OHCA后,患者需要ECPR的时间为3.0天(2.0 d;4.0 d),范围为1.0至18.0天。非心源性循环骤停的ECPR患者死亡率显著高于心源性循环骤停的ECPR患者(88% vs. 59%;p = 0.024)(表1)。
在我们的研究人群中,存活者与非存活者在年龄和BMI方面无差异。在存活者中,神经功能预后较差(CPC 3–4)的患者BMI显著更高。分类为CPC 3–4的存活者需要ECPR的时间为4.0天(1.0 d,3.5 d),显著长于CPC 1–2存活者的2.0天(2.0 d,12.0 d)。
促炎细胞因子和凝血标志物
ECPR置入后一小时,CPC 1–2存活者的乳酸、白细胞介素6(IL6)和D-二聚体水平显著低于非存活者(图3A、B)。CPC 1–2存活者组的纤维蛋白原值显著高于非存活者(图3B)。
乳酸、IL6、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的所有数据见表2。ECPR置入后一小时,CPC 1–2存活者、CPC 3–4存活者和非存活者的血小板计数无差异。
S100
在所有组中,与来自文献[20, 28]的健康对照组相比,VA ECMO植入后第一小时内均观察到S100值升高。统计分析显示,S100蛋白的绝对浓度在整个观察期内呈显著离散分布(图4)。
为分析S100的变化,将首次测量的S100值设定为100%,随后将后续值与首次值进行比较(图5)。在CPC 1–2存活组中,自首次测量后立即开始观察到S100值下降(图5)。
在CPC 1–2存活组中,S100值在最初48小时的每个连续时间点均减半。神经功能预后受损的存活组(CPC 3–4)中S100值的下降在VA ECMO启动后延迟4至12小时才开始。在非存活组中,S100值 initially 升高,12小时后下降,但直至24小时浓度降低才较为明显。在该组中,仅在48小时之后才观察到各时间点之间起始值的减半。
NSE
虽然溶血对S100测量的干扰相对较低,但NSE分析因溶血而大为复杂化。在第一小时进行的所有NSE测量中,67%发现溶血干扰。在随后两次测量(分别在4小时和12小时进行)中,该干扰分别降至51%和22%。植入后24小时,干扰值与S100测量相似(约10%)。在ECPR植入后1小时或4小时均未检测到NSE的统计学显著差异(图6)。
在体外心肺复苏(ECPR)启动后12小时,非幸存者的中位NSE水平显著高于CPC 1–2组幸存者(59 pg/L vs. 35 pg/L;p = 0.028)。CPC 3–4幸存者与非幸存者的NSE浓度无显著差异。在ECPR植入后24小时,CPC 1–2幸存者组患者的中位NSE水平为35 pg/L,显著低于非幸存者组患者的133 pg/L(p < 0.001)。NSE最高值出现在ECPR植入后48小时,非幸存者的NSE值为本研究中所有组别最高。48小时非幸存者NSE中位值为232 pg/L;所有非幸存者中75%在ECPR启动后48小时NSE值> 120 pg/L。相比之下,CPC 1–2幸存者48小时NSE中位值为31 pg/L,其中75%的患者此时NSE(48小时)值< 38 pg/L。在CPC 3–4幸存者组中,48小时NSE中位值为72 pg/L,75%的CPC 3–4幸存者NSE值< 101 pg/L。三组在ECPR后48小时的NSE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所有这些显著差异的确切p值见表3。48小时测量之后,CPC 1–2幸存者和非幸存者的NSE值在随后96小时内降至最高水平的大约一半。
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直观地表示不同参数值下效率与错误率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ROC分析清楚表明,NSE值在ECPR后最初12小时内不是判断患者生存机会或神经学结局的有效指标。然而,24小时之后可基于NSE值判定ECPR幸存者。神经学结局的评估最早可在48小时后进行(图7A–C)。
讨论
我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S100和NSE值是确定在急诊现场接受ECPR的幸存者神经学结局的可靠生物标志物。前24小时内S100的相对下降提示神经学结局良好,而置管后前24小时内S100升至基线水平则与较差的神经学结局相关。在我们的研究中,尽管存在溶血,88%的病例在OHCA后前12小时内测定了S100值。我们研究中S100生物标志物值范围较宽,意味着无法确定ECPR后神经学结局的截断值。这一较宽的范围可能是由于S100在不同组织中表达:除神经组织外,S100还在肌肉和脂肪组织中表达,并有助于调节许多细胞内和细胞外过程[29]。因此,S100值的波动可被解释为个体间对PCAS应激的反应,并表现在不同组织中[28]。然而,即使绝对S100值不能用作神经学预后参数,ECPR后前24小时内S100浓度的快速下降仍可预测神经学结局。在我们的研究中,神经学结局良好与S100相对于首次值(12小时内测量)持续下降相关。S100下降延迟,甚至在ECPR后4小时和12小时升高,与神经学结局不良相关。这些发现与其他研究CA后S100B变化的结果一致[20, 30];使用S100B蛋白生物标志物来判定非创伤性、创伤性和肿瘤相关脑损伤是公认的做法[19]。由于我们研究中S100值分布范围较大,无法确定有效的中位数/截断值,因此与NSE相比,S100对CA和ECPR后神经学结局的预后有效性较低。基于上述原因,仅根据S100变化过程来单独判断CA和ECPR后的神经学结局似乎并不可靠。与其他生物标志物联合使用时,S100变化过程可提高CA和ECPR后神经学结局的预后有效性。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NSE是ECPR生存的良好预测指标。然而,OHCA后前12小时内溶血严重影响了NSE测量的获得[22]。这可能解释了为何未能在ECPR后前12小时内识别出NSE值的显著差异。然而,随着溶血干扰减弱,可根据NSE值判定患者结局:ECPR后24小时,可区分幸存者与非幸存者;ECPR后48小时,可区分神经学结局良好的幸存者与神经学结局不良的幸存者。这些发现显示于ROC曲线中(图7A–C)。在我们的研究中,ECPR后24小时NSE值未超过58 pg/L的所有患者中有75%存活。此外,NSE值超过74 pg/L的所有患者中有75%未存活,而48小时后NSE值未超过38 pg/L的所有患者中有75%在ECPR后存活且神经学结局良好(CPC 1–2)。用于判定接受ECPR的OHCA患者中幸存者与非幸存者的NSE截断值,与未接受ECPR的其他OHCA研究中所用截断值相当(69 pg/L)[31](76 pg/L)[32]。
在我们的研究中,乳酸和D-二聚体是ECPR后最早可靠的生存预后标志物。在ECPR后一小时,与非存活者相比,CPC 1–2存活者的乳酸值显著增高。这一发现与未使用ECPR的其他研究具有可比性[39]。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无法根据1小时乳酸值区分CPC 1–2和CPC 3–4存活者。与非存活者相比,存活者(CPC 1–2)的凝血活性(D-二聚体)和炎症反应(IL6)升高。凝血因子的消耗伴随炎症反应,可能提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是微血管损伤导致神经组织损伤的原因[4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凝血参数的变化在OHCA后第一小时内即已开始出现,因此对于死亡预后的评估具有实用价值。在我们的研究中,D-二聚体升高和纤维蛋白原降低伴随IL6升高与显著更高的死亡率相关。
我们的ECPR研究人群在年龄、性别和CA病因方面的人口学数据与其他OHCA研究相似[33–35]。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心源性ECPR患者的死亡率(59%)低于文献报道(67–92%)[34, 35]。非心源性ECPR患者(如近乎溺死)在我们的研究和文献中的死亡率相似(88%)[12, 34]。M. Kuisma等人报告了类似的发现[36]。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提出非心源性OHCA生存率较低是由于这些病例中旁观者CPR频率较低[36]。由于我们的研究仅纳入有目击者CA且通过旁观者CPR提供BLS的患者,Kuisma等人的解释不能作为我们研究中非心源性组生存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此外,Kuisma等人报告非心源性OHCA的主要原因包括溺水、肺栓塞和中毒。这些也是我们研究中非心源性复苏最常见的原因,由此导致的缺氧是OHCA的原因。在本研究所有病例中,85%的ECPR死亡原因是缺氧性脑损伤。因此我们认为,OHCA前的缺氧是主要的死亡因素。然而,它并不是影响ECPR结局的唯一因素。
在我们的研究中,与BMI正常的患者相比,BMI升高的ECPR患者往往神经功能结局较差。这是因为肥胖使复苏期间充分的胸外按压和通气更加困难[37]。众所周知,肥胖会增加氧耗量(VO2),同时降低机体氧储备[38]。所有这些因素导致肥胖者缺氧率更高。肥胖导致的预先存在的氧缺乏与非心源性CA中的缺氧相当,这反过来加重缺血/再灌注综合征,从而恶化OHCA后的结局[5]。此外,肥胖中的慢性炎症对CA后的生存有额外的负面影响[39]。
此外,ECPR启动前CPR持续时间较短与更高的生存率及良好的神经功能结局显著相关。我们研究中的发现与其他研究相似,那些研究中较短的 low-flow 时间(低血流时间)是OHCA存活的关键[40]。在我们的研究中,直至启动ECPR的时间超过60分钟与较低的生存率直接相关。这些发现与Takayuki Otani等人的研究相似[40]。
在我们的研究中,与使用机械复苏装置相比,人工胸外按压与良好的神经功能结局相关;我们的发现是机械复苏装置并不优于人工胸外按压。我们认为,影响ECPR结局的不是机械复苏装置的使用,而是ECPR启动前较长的低血流时间。由于机械复苏装置常用于长时间CPR,这一观察结果强调,即使采用ECPR,较短的低血流时间也是成功复苏的关键。机械复苏装置使用所致的损伤是否影响生存,本研究未予考察。
在我们的研究中,需要延长ECMO支持与不良神经功能结局相关。OHCA中的ECPR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侵入性治疗;它也与并发症相关。患者需要ECMO支持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发生损害结局的事件(出血、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和感染)[41, 42]。因此,仅需短期ECMO与更好的结局相关。
本研究提供的数据应在一些潜在局限性的约束下进行解读。我们研究中纳入的大多数患者为老年人和男性。因此,无法利用本研究的数据就急诊现场实施的ECPR结局作出可靠的、独立于性别和年龄的陈述。在解读数据时还应注意,由于本研究的回顾性性质,各组样本量不同。最后,应提及研究中纳入患者数量有限这一局限性。
在解读我们的研究时,还必须考虑方法学局限性。在临床实践中,并非总能严格按照规则的时间间隔在ECPR后采集血液。因此,我们不得不在研究中定义较大的采样时间窗。由于此类急诊操作的性质,采集时间存在差异,并按如下分组:样本≤ 2 h = 1 h;样本> 2 h ≤ 6 h = 4 h;样本> 6 h ≤ 12 h = 12 h;样本> 12 h ≤ 30 h = 30 h;样本> 30 h ≤ 55 h = 48 h;样本> 55 h ≤ 78 h = 72 h;样本> 78 h ≤ 100 h = 96 h;样本> 100 h = > 96 h。因此,血液样本采集的精确时间点可能在这些区间内有所变化,这可能影响结果。由于本研究的回顾性性质,错误的测量(例如因溶血所致)无法重新进行。然而,由于对血液样本的影响——如溶血和错误测量——是随机的,我们未将其列为偏倚。
由于本研究为回顾性设计,临床医生对NSE和S100测量结果未设盲。事实上,在我们临床中心,这些参数没有截断值,治疗限制也没有截断值。尽管非盲法通常是主要局限性,但我们认为其影响可忽略不计,因为该研究是在四个不同重症监护病房(ICU)由不同临床医生实施的。
用ECPR治疗CA是一个复杂过程,可能发生大量并发症(大血管损伤、大出血、腿部缺血等)。可以设想,此类并发症也可能导致溶血以及其他情况/疾病/主诉,从而影响本研究的实验室参数。
由于我们认为ECPR在生存方面优于标准ACLS治疗,从伦理角度看,针对CA时ECPR治疗进行前瞻性随机研究设计并不合理[43]。因此,应对我们研究局限性的唯一方法是增加病例数。未来研究的目的是在多中心研究中纳入更多ECPR患者,以验证本研究的发现。
结论
缺氧诱导的OHCA以及BMI升高与较差的生存率和神经功能结局相关,即使采用ECPR也是如此。直到ECPR启动前的短低流量时间(< 60 min)对生存和良好神经功能结局很重要。乳酸和D-二聚体是ECPR中最早可靠的生存预后标志物。此外,NSE是急诊现场OHCA-ECPR生存的良好预测指标。NSE值是急诊现场ECPR幸存者神经功能结局判定的可靠生物标志物。NSE和S100联合可提高CA和ECPR后神经功能结局的预后效度。这是一个有前景的研究领域,由于其可能影响ECPR的治疗和患者结局,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来源
- Petermichl W, Philipp A, Hiller KA, et al. Reliability of prognostic biomarkers after prehospital extracorpore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with target temperature management. Scand J Trauma Resusc Emerg Med. 2021. PMID: 34627354. doi:10.1186/s13049-021-00961-8
- 全文:PMC850240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850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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