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与急性胰腺炎的免疫调节治疗:专家意见综述
本专家意见由印度脓毒症论坛主持、52位专家经五次在线会议形成,综述脓毒症、ARDS和急性胰腺炎中免疫调节治疗。文中汇总类固醇、乌司他丁、胸腺肽α-1、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CytoSorb、治疗性血浆置换等证据,并给出用药时机与剂量建议。作者认为应在器官功能障碍或生物标志物升高的第一个迹象出现时早期给予免疫调节剂。感染源控制仍是脓毒症治疗的基石。
要点
- 作者认为免疫调节剂应被视为脓毒症和ARDS的辅助治疗,并可成为重症急性胰腺炎的初始选择以改善临床结局。
- 感染源控制是脓毒症治疗的基石,考虑免疫调节剂时药物选择、剂量和给药时机是关键。
- 作者建议乌司他丁200,000 IU每日三次、持续五至七天用于危重患者管理,并应在疾病早期使用。
- 作者建议胸腺肽α-1 1.6 mg每日两次皮下注射、持续五至七天,随后每日一次、持续一至两天,尤其用于绝对淋巴细胞计数低的患者。
- 作者认为在急性胰腺炎中早期(72小时内)开始乌司他丁对预防多器官功能障碍至关重要,晚期恶化时也可考虑。
适用人群与场景
- 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和急性胰腺炎(AP)的危重症患者。
- COVID-19患者:类固醇为首选免疫调节剂;肺部受累为主时也可使用乌司他丁;淋巴细胞抑制为主时考虑胸腺肽α-1;肾脏受累为主时可考虑CytoSorb等治疗。
- 急性胰腺炎患者:早期(72小时内)开始免疫调节剂(如乌司他丁)对预防多器官功能障碍至关重要;晚期恶化时(如第二或第三周)可考虑使用乌司他丁等免疫调节剂。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降钙素原(PCT)和C反应蛋白(CRP)等生物标志物对细菌性脓毒症有帮助;CRP、铁蛋白和白细胞介素-6在病毒性脓毒症中可能更有用。
- β-D-葡聚糖、半乳甘露聚糖、PCT和CRP可用于评估真菌感染。
- 在急性胰腺炎患者中,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估II(APACHE-II)等疾病严重程度评分可能比特定生物标志物更有价值。
- 应在出现器官功能障碍的第一个迹象时开始使用免疫调节剂。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氢化可的松200-300 mg/天,以输注或每六小时推注的方式给药,持续七至十四天(基于随机对照试验证据的一项研究建议)。
- COVID-19:地塞米松6 mg每日一次、共10天,28天死亡率相对风险降低17%;有创机械通气患者相对风险降低36%,接受氧疗但未接受有创机械通气患者相对风险降低18%。
- 乌司他丁:200,000 IU每日三次、持续五至七天,用于危重患者管理,应在疾病早期(如有器官功能障碍证据或生物标志物水平升高时)使用。
- 胸腺肽α-1:1.6 mg每日两次皮下注射、持续五至七天,随后每日一次、持续一至两天,应在脓毒症病程早期开始,尤其可用于绝对淋巴细胞计数低的患者。
- 重症急性胰腺炎:奥曲肽100至500 μg每日三次皮下注射或25至50 μg/小时静脉输注,持续五至七天开始使用。
- 重症登革热:乌司他丁200,000 IU每12小时一次、连续五天,与安慰剂相比与第28天死亡率降低相关并预防多器官功能障碍。
-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脓毒症中提供更大获益的最佳剂量为1.5-2 g/kg。
- 急性胰腺炎:低剂量皮质类固醇疗程3至14天最为有效;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后胰腺炎低至中等风险患者,ERCP前或期间预防性给予高剂量乌司他丁150,000或200,000 IU可显著降低ERCP后胰腺炎风险。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病毒感染中异常免疫反应导致病毒复制持续并伴免疫耗竭,此阶段以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程序性死亡1、干扰素-γ和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升高为特征,免疫抑制是继发性医院感染和死亡率更重要的促发因素。
- 病毒性脓毒症中,一项纳入19项研究、4916例流感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类固醇治疗与死亡率增加和医院获得性感染相关,并延长机械通气时间和ICU住院时间。
-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过度且持续的炎症损伤肺泡上皮和内皮,导致肺泡水肿和低氧血症;未缓解者可出现全身性免疫抑制伴持续性肺部炎症。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ADRENAL试验显示连续输注氢化可的松每日200 mg或安慰剂七天,90天死亡率无差异,但氢化可的松组休克缓解中位时间、ICU出院时间和停止机械通气时间显著缩短,并发症发生率无差异。
- 对16项荟萃分析的汇总分析确定,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中长期使用低剂量皮质类固醇与28天死亡率、住院死亡和ICU死亡的显著降低以及ICU住院时间缩短相关。
- 一项纳入33项随机对照试验、共2,344例ARDS患者的荟萃分析观察到乌司他丁使死亡率(RR=0.51,95%CI=0.43至0.61)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RR=0.50,95%CI=0.36至0.69)显著降低,机械通气时长(SMD=-1.29,95%CI=-1.76至-0.83)、ICU住院时长(SMD=-1.38,95%CI=-1.95至-0.80)和住院时长(SMD=-1.70,95%CI=-2.63至-0.77)显著缩短。
- Yadav等随机对照试验中,乌司他丁组28天死亡率显著低于氢化可的松、抗坏血酸和硫胺素治疗组(20% vs. 50%,p=0.015)。
- 重型COVID-19患者中,胸腺肽α-1治疗较未治疗显著降低死亡率(11.11% vs. 30.00%);在CD8+ T细胞计数或CD4+ T细胞计数分别低于400/μL或650/μL的患者中获益更大。
- 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后胰腺炎高风险患者中,ERCP后立即单次直肠给予吲哚美辛与安慰剂相比,胰腺炎发生率显著降低(9.2% vs. 16.9%,p=0.005),中重度胰腺炎也显著降低(4.4% vs. 8.8%,p=0.03)。
- He等观察到乌司他丁400,000和600,000 IU组死亡率显著低于每日200,000 IU组。
- PLACID试验报告中度COVID-19患者中使用恢复期血浆不能减少向重症疾病的进展或降低总体死亡率。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专家意见综述,由印度脓毒症论坛主持、52位专家经五次在线会议形成。
- 文中引用多项荟萃分析和随机对照试验,包括ADRENAL试验、PLACID试验、COVACTA试验、RECOVERY试验、ETASS试验、CITRIS-ALI试验等。
- 局限:原文提到类固醇在急性胰腺炎中的作用仍有争议,需要进一步的大规模盲法研究来确定其在任何类型急性胰腺炎中的作用。
- 局限:原文提到奥曲肽在急性胰腺炎中不同研究观察到相互矛盾的结果,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确定其作用。
- 局限:原文提到治疗性血浆置换需要在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中进一步评估。
- 局限:原文提到缺乏免疫调节剂使用的具体指南可能限制其广泛应用。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免疫调节剂应被视为脓毒症和ARDS的辅助治疗,并可成为重症急性胰腺炎的初始选择以改善临床结局。
- 作者认为感染源控制是脓毒症治疗的基石,在考虑免疫调节剂治疗时药物选择、剂量和给药时机是关键方面。
- 作者认为应在器官功能障碍或生物标志物水平升高的第一个迹象出现时早期给予免疫调节剂以获得最佳结局。
- 作者认为在急性胰腺炎中早期(72小时内)开始使用免疫调节剂(如乌司他丁)对于预防多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生至关重要。
- 作者认为在COVID-19患者中类固醇是首选的免疫调节剂;肺部受累为主时也可使用乌司他丁;淋巴细胞抑制为主时考虑胸腺肽α-1;肾脏受累为主时可考虑CytoSorb等治疗。
- 作者认为乌司他丁可能作为类固醇的替代选择用于合并应激性溃疡、高血糖以及有真菌感染风险等合并症的患者。
- 作者认为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临床决策应发挥重要作用。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印度脓毒症论坛专家意见综述,Cureus
全文中译3 节 · 点击展开
引言与背景
免疫功能紊乱在危重症患者中很常见,这类患者更容易发生感染以及防御反应失调所带来的全身性后果。免疫功能紊乱直接影响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1-3]。危重症患者对损伤的反应各不相同。其反应可表现为明显的炎症反应或与损伤相关的免疫抑制[2,4]。过度的免疫反应主要归因于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通常称为细胞因子风暴,这在伴有感染或损伤(如脓毒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危重症患者中很常见[5]。即使在急性胰腺炎(AP)患者中,早期全身炎症反应也与重症疾病相关,且全身炎症和器官衰竭所呈现的机制与脓毒症和ARDS中观察到的相同[6,7]。免疫反应失调伴随感染、炎症、缺血和/或休克进展,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MODS),并最终导致死亡[8]。
令人鼓舞的证据表明,调节危重症患者的免疫反应可以是一种不同的治疗策略。针对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的荟萃分析报告,使用乌司他丁以及胸腺肽α-1(Tα1)联合乌司他丁可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减少MODS发生率并缩短机械通气持续时间[9,10]。在ARDS患者中,使用类固醇[11,12]和乌司他丁[13]等药物已被证明可显著降低死亡率和缩短机械通气持续时间。尽管一些报告提示在重症AP中使用类固醇治疗可能在缩短住院时间、减少手术干预需求和降低死亡率方面有益[14],但类固醇在AP中的作用仍有争议。乌司他丁对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炎症标志物显示出显著效果,并在AP中减少和预防了MODS并降低了死亡率[15,16]。然而,一些免疫调节剂未能带来死亡率降低的获益,如脓毒性休克中的 drotrecogin alpha[17]和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中的托珠单抗[18],这引发了关于在危重症患者中使用免疫调节剂的某些疑问。因此,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免疫调节剂对危重症患者的可能用途。在本综述中,我们讨论关于在脓毒症、ARDS和AP危重症患者管理中使用免疫调节剂的关键方面。
专家意见形成的方法
制定专家意见文件的构想最初由一位全国知名的重症监护专家提出。在与其他重症监护专家、呼吸科专家和消化科专家的共同参与下,在印度脓毒症论坛(SFI)的主持下,通过在线平台举行了五次核心专家组会议。来自各自领域的专家讨论了脓毒症、ARDS和AP管理中的免疫改变方面及可能的免疫调节治疗策略。在汇总所有会议的讨论内容后,形成了专家意见。总体而言,五次会议上52位专家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以最终确定专家意见。
综述
免疫功能障碍的病理生理学
脓毒症
广义而言,在任何类型的脓毒症(如细菌性、病毒性、真菌性)中,病原体入侵、细胞信号传导以及导致器官功能障碍的炎症反应均较为明显。变化的严重程度可能因多种因素而因人而异,其中宿主因素是主要因素。然而,每种类型脓毒症的细微差异也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器官功能障碍。这种区分可能有助于选择合适的免疫调节治疗[19]。在此,我们简要讨论各类型脓毒症之间的差异(图1)。
在胞内细菌感染中,细胞介导免疫发挥重要作用。部分患者在细菌感染治疗开始后可能出现炎症反应增强。这伴有循环IL-1、IL-6、IL-8、IL-10和TNF-α水平升高。在胞外细菌感染中,除固有细胞免疫外,补体系统通过替代途径激活,并产生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TNF-α、IL-1和IL-6等细胞因子在感染早期阶段产生。这些可能提供针对细菌感染的保护性反应。然而,过度的炎症反应或难以控制初始反应可能引发组织损伤。细菌壁中存在的脂多糖(LPS)刺激促炎细胞因子的加剧产生,导致低血压、组织灌注不良和细胞死亡[20]。实验证据表明,通过IL-10与LPS联合抑制IL-12、干扰素-γ(IFN-γ)和TNF-α的产生,在脓毒性休克中具有保护作用[21]。
在病毒感染中,病毒被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其他吞噬细胞吞噬。IFN-γ和IL-12刺激T细胞分化为Th1细胞和CD8 T细胞。这些细胞导致感染细胞凋亡,并增加吞噬细胞中活性氧的产生,从而杀死被吞噬的病毒。抗体产生有助于调理作用、增强吞噬作用和病毒清除。当病毒感染中发生异常免疫反应时,被吞噬的病毒细胞分解并将病毒呈递给抗原呈递细胞(APC)。2型免疫反应的刺激(如IL-4、IL-6、IL-13、IL-15、IL-17)导致炎症反应而无病毒清除。病毒复制持续并伴免疫耗竭。此阶段的特征为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程序性死亡1、IFN-γ和TNF-α水平升高。与最初的过度免疫反应相比,病毒性脓毒症导致的免疫抑制是继发性医院感染和死亡率更重要的促发因素[22]。
真菌感染可能具有自限性,因为宿主防御反应通常能保护免受真菌侵袭。然而,中性粒细胞减少或频繁细胞免疫缺陷的个体可能发生复发性真菌病,有时可能进展为严重形式[21]。一些研究表明,调节免疫反应(如CD8+ T细胞治疗)可能对侵袭性真菌感染有帮助[23]。
蠕虫感染中的免疫反应主要是抗体介导的病原体杀伤。在各种严重的原虫感染中,有证据表明导致组织损伤的加剧免疫反应具有特异性(如阿米巴病中的中性粒细胞作用、恰加斯病中CD4+和CD8+细胞介导的反应、以及脑型疟中TNF-α和一氧化氮的增加)[20]。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通常继发于原发损伤。来自肺外部位的炎症刺激,如脓毒症(细菌性或病毒性)、创伤和输血,或来自肺部的局部刺激,如线粒体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激活肺泡中的巨噬细胞。这些细胞释放促炎细胞因子如IL-1-β、TNF-α、IL-6、IL-8等,进一步募集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过度且持续的炎症损伤肺泡上皮和内皮。上皮损伤导致表面活性蛋白减少以及Na⁺/K⁺-ATP酶等离子通道功能下降。这进而导致液体清除减少。内皮损伤导致的血管屏障受损增加肺泡通透性。这两个过程均导致肺泡水肿,干扰肺泡气体交换,导致低氧血症。ARDS患者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和血浆中炎症细胞因子如IL-1β、TNF-α、IL-6和IL-8升高。在未缓解的ARDS患者中,可观察到全身性免疫抑制并伴有持续性肺部炎症[24]。
急性胰腺炎
外部因素(如饮酒)引起胆囊收缩素受体(CCKR)过度刺激。这导致细胞内腺泡蛋白酶失调,并促使胰蛋白酶原生成胰蛋白酶,造成腺泡细胞损伤和DAMPs释放。这些DAMPs作用于抗原提呈细胞(APCs)的Toll样受体(TLRs),产生由IL-6、IL-1β和TNF-α等促炎细胞因子组成的混合物。中性粒细胞迁移进入胰腺,增加胰蛋白酶原激活,并直接或通过产生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诱导腺泡细胞损伤。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改变间质通透性。此外,还观察到肠道菌群易位进入循环。这些菌群通过TLRs和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NOD)激活腺泡细胞。通过CCKR和NOD信号传导的刺激导致核因子-κB、TNF-α和I型IFN因子激活,从而维持胰腺中的炎症[25]。
脓毒症中的免疫调节剂
在脓毒症的管理中,免疫调节治疗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减轻炎症和修复免疫不应状态,恢复对感染的平衡免疫反应[26]。除抗生素、液体和/或血管加压药等主要治疗外,各种免疫调节剂在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中可能有所帮助。
类固醇
凭借其作用,类固醇有助于限制促炎反应并保护先天免疫。在过去四十年中,类固醇在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中的使用一直存在争议。多项荟萃分析报告了关于死亡率获益相互矛盾的结果[27]。近期的辅助性皮质类固醇治疗危重脓毒性休克患者(ADRENAL)试验显示,连续输注氢化可的松(剂量为每日200 mg)或安慰剂七天,90天死亡率无差异。然而,氢化可的松组休克缓解的中位时间、重症监护病房(ICU)出院时间和停止机械通气的时间均显著缩短,并发症发生率(如感染、伤口裂开)无差异[28]。近期一项对16项荟萃分析的汇总分析确定,在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中长期使用低剂量皮质类固醇与28天死亡率、住院死亡和ICU死亡的显著降低以及ICU住院时间缩短相关[29]。另一项对42项随机对照试验(RCT)的荟萃分析表明,皮质类固醇可能实现28天死亡率的轻微降低和第7天休克逆转率的提高[30]。英国医学杂志(BMJ)的快速推荐建议对所有脓毒症患者使用类固醇。他们还建议在不同患者类别之间(如脓毒性休克、肺炎、ARDS或其他脓毒症来源,或病情更重者)没有有意义的差异。基于RCT的证据,一项研究建议氢化可的松200-300 mg/天,以输注或每六小时推注的方式给药,持续七至十四天[31]。然而,这些推荐未区分细菌性或病毒性脓毒症,可能适用于细菌性脓毒症的治疗。在病毒性脓毒症中,类固醇的使用一直存在争议。在一项纳入19项研究、4916例流感患者的荟萃分析中,类固醇治疗与死亡率增加和医院获得性感染相关。此外,使用类固醇延长了机械通气时间和ICU住院时间[32]。此外,研究发现类固醇在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中无益处[33,34]。然而,在COVID-19患者中,住院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地塞米松(6 mg每日一次,共10天)与单纯常规治疗相比,28天死亡率的相对风险降低17%。死亡率获益在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相对风险降低36%)和接受氧疗但未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相对风险降低18%)中更为明显[35]。同样,研究发现类固醇治疗在登革热感染包括登革休克综合征中的效用[36,37]。这些观察提出了重要关切,如病毒性脓毒症中类固醇的最佳剂量和给药时机。需要进一步证据以建议在其他病毒性疾病中使用类固醇。类固醇在真菌性和寄生虫性脓毒症中的作用需要进一步评估。
乌司他丁
乌司他丁是一种广谱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丝氨酸蛋白酶参与全身性炎症和细胞凋亡[37,38]。乌司他丁抑制胰蛋白酶、糜蛋白酶、凝血酶、激肽释放酶、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和组织蛋白酶等蛋白酶。其结果是调节炎症反应,表现为促炎细胞因子如IL-6、IL-8、IL-4和TNF-α的减少,以及炎症标志物如CRP的降低,最终减少中性粒细胞浸润。同时,IL-10增加,下调Th-1反应。此外,它通过其抗氧化作用减少线粒体损伤来抑制凋亡。另外,乌司他丁可使凝血障碍正常化,减轻内皮功能障碍,改善组织灌注,并恢复器官功能[9,39,40]。一项纳入13项随机对照试验、涉及1,358例脓毒症、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的荟萃分析观察到死亡率和MODS发生率显著降低。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估II(APACHE-II)评分显著降低,表明给予乌司他丁降低了疾病严重程度。对IL-6和血清TNF-α降低以及IL-10升高的显著效果表明乌司他丁具有优良的抗炎活性[9]。它在危重患者的脓毒症中 also 有效[41]。在印度最近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Yadav等人在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中比较了乌司他丁与氢化可的松、抗坏血酸和硫胺素(HAT)治疗。乌司他丁组的28天死亡率显著低于HAT治疗组(20% vs. 50%,p = 0.015)。乌司他丁组第3天和第5天的平均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以及降钙素原水平的降低率显著更高。因此,乌司他丁可能在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早期管理中发挥有益作用[42]。
在病毒性脓毒症中,乌司他丁已被用于某些病毒感染。近期,在中重度COVID-19患者中高剂量使用时,乌司他丁与临床参数、炎症参数改善、氧需求减少以及肺部病灶不同程度吸收相关。未报告安全性问题[43]。根据经验,来自印度[44]和中国[45]的专家建议使用乌司他丁管理住院的COVID-19患者。因此,乌司他丁具有改变COVID-19结局的潜力,需要进一步评估。在重症登革热患者中,Javeri等人证明,与安慰剂相比,乌司他丁(200,000 IU)每12小时一次、连续五天与第28天死亡率降低相关,并预防MODS[46]。另一项来自中国、涉及“新型布尼亚病毒”病(或严重发热伴血小板减少)患者的研究报告,乌司他丁联合免疫球蛋白、利巴韦林、重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和异甘草酸镁以及支持治疗可使重症患者生存改善[47]。在另一项来自中国的研究中,Xi等人分别在近30%和29%的H1N1流感患者中使用乌司他丁和类固醇治疗。他们报告,低剂量类固醇可用于脓毒性休克,而乌司他丁可能作为类固醇的替代选择用于合并应激性溃疡、高血糖以及有真菌感染风险等合并症的患者[48]。这些结果要求进一步评估乌司他丁在由不同病毒引起的严重病毒性脓毒症中的作用。
关于乌司他丁在真菌性脓毒症中使用的直接证据尚不可获得。一项来自中国的回顾性研究纳入295例脓毒症患者,报告17.63%的样本培养出真菌,同时培养出革兰阴性菌(40.00%)和革兰阳性菌(26.10%)。在多变量分析中,乌司他丁治疗使28天死亡风险降低44%。未按脓毒症类型进行亚组分析。尽管如此,该研究提供了真菌性脓毒症中可能存在死亡率获益的间接证据[49]。
胸腺肽α-1
Tα1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免疫调节剂。作为一种天然存在的胸腺肽,它作为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的内源性调节因子发挥作用。它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包括抗肿瘤至免疫调节活性[50]。两项分别纳入12项和10项RCT的荟萃分析发现,接受基于Tα1免疫治疗的危重脓毒症患者死亡率显著降低[51,52]。然而,对ICU住院时间、MODS发生率和机械通气持续时间无显著影响[52]。与免疫球蛋白联合使用时,Tα1已被证明可降低疾病严重程度、减少机械通气时间,并改善严重脓毒症患者的生存和预后[53]。乌司他丁与Tα1联合可减少炎症细胞因子反应、改善疾病严重程度并降低28天死亡率[10]。
近期针对COVID-19危重患者的研究显示结果相互矛盾。Sun等人在倾向性评分匹配比较Tα1与对照组后报告28天死亡率无差异[54]。在另一项研究中,Wu等人在校正模型中报告,接受Tα1治疗者的28天死亡率显著低于未接受Tα1治疗者(p = 0.016)[55]。在另一项针对重型COVID-19患者的研究中,Tα1治疗较未治疗显著降低死亡率(11.11% vs. 30.00%)。在CD8+ T细胞计数或CD4+ T细胞计数分别低于400/μL或650/μL的患者中,获益更大。这表明Tα1逆转了COVID-19中的T细胞耗竭并恢复了免疫重建[56]。除COVID-19外,Tα1在治疗丙型肝炎、乙型肝炎和人免疫缺陷病毒等病毒感染方面已显示出潜在获益,并且还被用作流感疫苗佐剂[50]。
在真菌性脓毒症中,Tα1也可能有效提供正向免疫调节反应。在烟曲霉感染中,Tα1诱导了真菌脉冲致敏树突细胞的功能成熟和IL-12产生[57]。胸腺肽α1治疗严重脓毒症疗效(ETASS)试验将Tα1与对照人群进行了比较。两组中分别报告单纯真菌性脓毒症占患者的11.6%和12.2%,而分别有30.9%和31.7%的患者培养显示混合生长。尽管未按分离出的病原体进行评估,该研究发现Tα1治疗的28天死亡率更低(26.0% vs. 35.0%)[58]。
氢化可的松、抗坏血酸和硫胺素
关于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中的HAT联合治疗,早期回顾性研究报告了死亡率获益[59]。然而,近期研究否定了其在降低死亡率方面的获益[60,61]。在印度最近的一项研究中,Wani等人在脓毒症中使用HAT治疗,观察到院内死亡率和30天死亡率无差异[62]。Shi等人汇总了四项RCT的数据,观察到无死亡率获益,但SOFA评分和血管加压药使用时间显著降低。相比之下,汇总五项队列研究的数据显示死亡率和SOFA评分显著降低,但血管加压药使用持续时间未降低[63]。这些发现表明HAT仍可作为降低脓毒症严重程度的辅助治疗。需要进一步的大规模RCT以得出更明确的结论。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过去三至四十年来,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治疗一直被视为脓毒症的辅助治疗。十年前进行的一项纳入14项RCT的荟萃分析显示,IVIg治疗可显著降低脓毒症患者死亡率。然而,当仅汇总高质量研究时,获益减弱。作者观察到研究间存在显著异质性[64]。近期两项荟萃分析也证明IVIg对脓毒症患者具有降低死亡率的获益。然而,研究间存在异质性[65,66]。被确定可提供更大获益的最佳剂量为1.5-2 g/kg[66]。这些数据表明IVIg在脓毒症患者中可能具有辅助作用。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已用于治疗并发贫血的慢性细小病毒感染。在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感染患者中,IVIg改善了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与类固醇联合使用时,IVIg也被证明可促进SARS-CoV患者的康复[67]。在一项对回顾性和开放标签研究的综述中,Galeotti等人观察到IVIg免疫治疗可使重症和危重症COVID-19患者获益[68]。一项来自中国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重症COVID-19患者接受大剂量IVIg治疗后28天死亡率降低[69]。Gharebaghi等人的一项双盲随机对照试验(RCT)证明,IVIg治疗可独立降低重症COVID-19患者的住院死亡率[70]。尽管受限于样本量较小,该RCT为IVIg用于COVID-19提供了令人鼓舞的证据。入院48小时内给予IVIg与较低的死亡率相关(23.3 vs. 57.1%)[71]。
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在脓毒症患者中,GM-CSF改善了感染恢复,缩短了住院时间,减少了需要机械通气的天数,并降低了医疗费用[72]。在Meisel等人开展的一项RCT中,纳入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合并脓毒症相关免疫抑制的患者,GM-CSF治疗使所有患者(n = 19)的单核细胞人类白细胞抗原-DR恢复正常,而对照组19例患者中仅3例恢复正常(p < 0.001)。GM-CSF治疗组的APACHE-II评分显著降低,住院时间和ICU入住时间无显著缩短。因此,GM-CSF被证明可逆转脓毒症诱导的免疫抑制[73]。
在病毒感染中,若在疾病早期给药,GM-CSF可能有帮助。基于GM-CSF在COVID-19中可能获益的假设,一项使用沙格司亭(sargramostim,一种重组人源化GM-CSF)治疗伴有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的COVID-19患者的试验正在进行中(ClinicalTrials.gov标识符:NCT04326920)。
其他治疗
体外细胞因子清除(CytoSorb®)在脓毒性休克患者中的使用是有效且安全的。在脓毒症发病24至48小时内启动治疗与更好的临床结局相关[74,75]。然而,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其在脓毒症谱系中的作用。它正被用作重症COVID-19患者的辅助治疗。一些报告表明其使用具有积极发现[76]。一项开放标签研究正在此类患者中进行,以进一步确立CytoSorb在COVID-19中的疗效和安全性[77]。治疗性血浆置换(TPE)用于脓毒症管理已被考虑超过三十年[78]。一些研究报告了其在改善临床结局方面的益处[79,80]。一项小型单中心研究显示TPE在COVID-19患者中具有死亡率获益[81]。然而,该策略需要在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中进一步评估。恢复期血浆(CP)的使用已在多种病毒感染中被建议,包括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H1N1[82]。在重症COVID-19患者中,多项小样本量研究显示CP在改善临床状况方面可能有益[83,84]。然而,来自印度的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II期研究——PLACID试验报告,在中度COVID-19患者中使用CP不能减少向重症疾病的进展或降低总体死亡率[85]。然而,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立CP在改善临床结局方面的效用,尤其是在重症/危重症COVID-19患者中。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的免疫调节剂
类固醇
多项在ARDS患者中进行的荟萃分析观察到,类固醇降低死亡率、缩短通气持续时间并增加无呼吸机天数[86-88]。一项Cochrane荟萃分析观察到,与安慰剂相比,类固醇具有降低90天死亡率和改善无呼吸机天数的益处[89]。给药时机、类固醇剂量和治疗持续时间是获得最佳益处的关键决定因素。早期和低剂量给药是改善结局的关键[90]。在COVID-19相关ARDS患者中,一项纳入44项研究的荟萃分析报告了对短期死亡率有益处并减少了对机械通气的需求[91]。世界卫生组织COVID-19疗法快速证据评估(REACT)工作组的一项荟萃分析报告了类似的益处[92]。晚期给予类固醇与任何临床益处均不相关[93]。
乌司他丁
乌司他丁通过其广谱丝氨酸蛋白酶抑制作用,调节ARDS中的炎症反应。一项纳入33项随机对照试验、共2,344例ARDS患者的荟萃分析观察到,死亡率(风险比[RR] = 0.51,95%置信区间[CI] = 0.43至0.61)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RR = 0.50,95% CI = 0.36至0.69)显著降低。机械通气时长(标准化均数差[SMD] = -1.29,95% CI = -1.76至-0.83)、ICU住院时长(SMD = -1.38,95% CI = -1.95至-0.80)和住院时长(SMD = -1.70,95% CI = -2.63至−0.77)显著缩短。此外,患者的氧合指数显著升高,呼吸频率以及TNF-α、IL-6和IL-8显著降低[13]。另外,超氧化物歧化酶和丙二醛水平表明其改善了抗氧化能力[94]。因此,在ARDS患者中,乌司他丁应被视为降低死亡率和获得最佳临床获益的潜在治疗选择之一。
维生素C
维生素C是一种已知的抗氧化剂,具有免疫调节特性。在纳入脓毒症和严重急性呼吸衰竭患者的CITRIS-ALI试验中,维生素C输注(50 mg/kg)未能显示出改善器官功能障碍评分或改善炎症和血管损伤标志物的获益。然而,维生素C组28天死亡率的次要结局显著低于安慰剂组[95]。Bharara等报道了大剂量维生素C在一例复发性ARDS患者中的有益作用[96]。一项纳入五项研究、涉及危重症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给予维生素C具有减少血管升压药使用的效应并减少了对机械通气的需求,但未降低死亡率[97]。
在COVID-19相关ARDS患者中,已有维生素C水平低的报道。尽管维生素C水平低的病因学尚不清楚,但这可能是由于炎症反应增强继发的代谢消耗增加、经肾脏滤过增加(肾小球超滤过)或胃肠道吸收减少所致[98]。一项在危重症COVID-19患者中进行的初步试验观察到,与安慰剂相比,大剂量维生素C(12 g/50 mL,每12小时一次,持续七天)未改善28天死亡率,但确实改善了无创机械通气天数[99]。因此,需要产生进一步证据以确定大剂量维生素C在改善ARDS患者死亡率等硬终点方面的作用。
白细胞介素6抑制剂:托珠单抗
多项研究报告了托珠单抗对伴有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COVID-19患者可能具有的益处[100,101]。COVACTA是一项3期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RCT),未能显示出在28天死亡率降低或临床改善方面优于安慰剂[102]。然而,在近期一项纳入低氧血症且具有全身炎症证据患者的RECOVERY试验中,在标准治疗基础上加用托珠单抗与28天死亡率的相对风险显著降低相关。在基线时未接受机械通气的患者中,使用托珠单抗与有创机械通气或死亡这一复合结局的发生率显著降低相关[103]。这些结果得到了一项回顾性研究观察的进一步支持,该研究报告,在接受托珠单抗治疗的重型COVID-19肺炎患者中,有创机械通气或死亡的风险显著降低[104]。
其他治疗
抗CD6单克隆抗体伊妥珠单抗(Itolizumab)是一种人源化重组免疫球蛋白G1单克隆抗体。它在印度获批用于COVID-19所致中重度ARDS中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的限制性紧急使用[105]。多项临床研究观察到伊妥珠单抗在不同COVID-19疾病严重程度水平下均取得阳性结果[106-108]。在重型ARDS中,Kumar等报告,与对照组相比,伊妥珠单抗在死亡率和恢复方面具有更大获益[109]。一氧化碳(CO)可防止氧化应激和细胞死亡,并抑制炎症。一项I期试验显示,低剂量吸入CO在改善肺损伤和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方面具有益处[110]。尚需进一步研究以确定其在ARDS中的作用。已知间充质基质细胞具有免疫调节和促修复作用。尽管临床前和I期研究报告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结果,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确定其在ARDS管理中的明确作用[111]。目前有多种治疗策略正在研究中。对这些治疗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Horie等已对当前的研究性方法进行了详细综述[111]。
急性胰腺炎中的免疫调节剂
奥曲肽
生长抑素是一种神经肽,已知在急性胰腺炎(AP)中发挥显著的抗炎作用。在AP早期病程中,已知生长抑素水平降低,同时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升高。给予生长抑素类似物奥曲肽已被证明可降低AP的严重程度,尤其是在肥胖患者中,并可改善生长抑素水平、降低IL-6等炎症标志物。然而,不同研究观察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这可能是由于奥曲肽剂量和给药时机不同所致[112,113]。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以确定奥曲肽在AP中的作用。
乌司他丁
除了其已知的通过降低CRP、IL-6和TNF-α发挥抗炎作用外[16],乌司他丁已被证明可通过增加调节性T细胞(Tregs)的比例来减轻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114]。乌司他丁可改善已存在的器官功能障碍并预防新发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生,同时减少重症急性胰腺炎(AP)患者的住院率和死亡率[16,115,116]。乌司他丁的剂量可能影响结局。He等观察到,与每日200,000 IU相比,400,000和600,000 IU组的死亡率显著降低[117]。与奥曲肽联合使用时,乌司他丁已被证明可发挥更好的抗炎效果,改善血清学和临床指标,并减少重症AP患者的并发症和死亡率[118]。在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后胰腺炎(PEP)低至中等风险的患者中,一项荟萃分析观察到,在ERCP前或期间预防性给予高剂量乌司他丁(150,000或200,000 IU)可显著降低PEP风险[119]。尚需在PEP高风险患者中进一步研究。因此,乌司他丁似乎是治疗重症AP以改善临床结局、预防器官功能障碍和降低死亡率的最有效治疗选择之一。此外,它在降低PEP方面也有效。
类固醇
Dong等对6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荟萃分析,共涉及430例患者。与不使用类固醇相比,皮质类固醇治疗与重症AP患者住院时间显著缩短、手术干预需求减少和死亡率降低相关。观察到低剂量、疗程3至14天的治疗最为有效。然而,由于研究未设盲,作者建议考虑研究者偏倚[14]。目前,类固醇在AP管理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仍有争议,需要进一步的大规模盲法研究来确定其在任何类型AP中的作用。
其他药物
在PEP高风险患者中,与安慰剂相比,ERCP后立即单次直肠给予吲哚美辛与PEP发生率显著降低相关(9.2% vs. 16.9%,p = 0.005)。中重度胰腺炎在吲哚美辛组也显著降低(4.4% vs. 8.8%,p = 0.03)[120]。多种靶向特异性分子如抗TNF抗体、IL-1阻滞剂、IL-20激动剂和内皮素阻滞剂正在研究用于AP的治疗[6]。
专家意见
免疫(炎症)反应在大多数危重症患者中可能被忽视
危重症患者的免疫反应大多被忽视,可能是因为其功能状态无法被充分评估[2]。靶向免疫反应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治疗选择,COVID-19大流行使其受到关注[121]。在疾病早期识别免疫过度激活至关重要。
在脓毒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急性胰腺炎的管理中应考虑免疫调节治疗
免疫调节剂治疗应考虑作为脓毒症、ARDS或AP危重患者管理的辅助治疗。然而,感染源控制(感染源)是治疗的基石,尤其是在脓毒症患者中。在考虑免疫调节剂治疗时,药物选择、剂量和给药时间是关键方面。基于当前证据和我们的经验,我们提出了脓毒症、ARDS和AP中免疫调节剂的不同选择(表1)。在COVID-19患者中,类固醇是首选的免疫调节剂。此外,当肺部受累为主时,也可使用乌司他丁,因为其在ARDS患者中已知有效。当淋巴细胞抑制为主时,考虑Tα1。当肾脏受累为主时,可考虑如CytoSorb等治疗。根据我们的经验,类固醇和乌司他丁等免疫调节剂可能对热带疾病有帮助。在AP患者中,早期(72小时内)开始使用免疫调节剂(如乌司他丁)对于预防MODS的发生至关重要。尽管我们的经验有限,但在AP晚期恶化时(如第二或第三周),可考虑使用乌司他丁等免疫调节剂,因为脓毒症在此期间往往更频繁发生。缺乏免疫调节剂使用的具体指南可能限制其广泛应用。
生物标志物和疾病严重程度标准可帮助决定何时开始免疫调节剂治疗
证据表明,早期使用免疫调节剂、生物标志物和疾病严重程度评分可辅助决策。降钙素原(PCT)和CRP等生物标志物对细菌性脓毒症有帮助,而CRP、铁蛋白和IL-6在病毒性脓毒症中可能更有用。相比之下,β-D-葡聚糖、半乳甘露聚糖、PCT和CRP可用于评估真菌感染。在AP患者中,APACHE-II等疾病严重程度评分可能比特定生物标志物更有价值。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临床决策应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应在出现器官功能障碍的第一个迹象时开始使用免疫调节剂。
免疫调节剂的给药时机和剂量
对于脓毒症、ARDS和AP,以正确剂量和正确时间使用现有免疫调节剂对于获得最佳临床获益至关重要。已建议在中重度COVID-19患者的管理中使用低剂量类固醇,如地塞米松6 mg(分别相当于氢化可的松160 mg、泼尼松40 mg、甲泼尼龙32 mg)每日一次。在脓毒症、ARDS和AP的管理中,乌司他丁应在疾病早期使用(例如,有器官功能障碍证据或生物标志物水平升高时),以获得最佳获益。已建议剂量为200,000 IU每日三次,持续五至七天,用于危重患者的管理。Tα1应在脓毒症病程早期开始使用。推荐剂量为1.6 mg每日两次皮下注射,持续五至七天,随后每日一次,持续一至两天。它尤其可用于绝对淋巴细胞计数低的患者。在重症AP患者中,奥曲肽可以100至500 μg每日三次皮下注射或25至50 μg/小时静脉输注,持续五至七天开始使用。
未来方向
尽管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但必须区分哪种免疫调节剂可能根据脓毒症类型(细菌性、病毒性、真菌性)更具特异性用处。通过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积累更多免疫调节剂的使用经验,我们认识到需要在前瞻性研究中比较不同患者群体中的不同免疫调节剂。给药时机一直是脓毒症和ARDS的关键方面。进一步的研究应侧重于探索这一点以巩固证据。各种免疫调节剂在AP患者中的效用需要在前瞻性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结论
在脓毒症、ARDS和AP的进展中,已确立伴有免疫发病机制的过度活跃免疫反应。尽管在危重患者中常被忽视,但COVID-19使其受到关注。当前证据表明,在脓毒症和ARDS患者中,类固醇、乌司他丁、Tα1等免疫调节剂在改善临床结局方面具有潜在作用。乌司他丁在AP包括PEP中已被证实的作用使其早期用于预防MODS成为必要。在特定患者群体(如细菌性或病毒性脓毒症)中选择特定免疫调节剂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特定环境中的有效药物。应考虑在器官功能障碍或生物标志物水平升高的第一个迹象出现时早期给予免疫调节剂以获得最佳结局。随着类固醇等免疫调节疗法在COVID-19大流行中证明有益,迫切需要加强评估各种免疫调节剂的研究,以有效抗击这一大流行,并为这些疗法在各种热带疾病中的进一步扩展奠定基础。总之,我们建议免疫调节剂应被视为脓毒症和ARDS的辅助治疗,并可成为重症AP的初始选择以改善临床结局。
参考来源
- Mehta Y, Dixit SB, Zirpe K, et al. Therapeutic Approaches in Modulating the Inflammatory and Immunological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nd Pancreatitis: An Expert Opinion Review. Cureus. 2021. PMID: 34692364. doi:10.7759/cureus.18393
- 全文:PMC852606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8526068/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