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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真菌预防预防重症COVID-19患者COVID-19相关肺曲霉病:一项观察性研究

Antifungal prophylaxis for prevention of COVID-19-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n observational study.
PubMed 文献 · Crit Care · 2021-09-15
一句话结论在COVID-19急性呼吸衰竭的ICU患者中,抗霉菌预防(98%为泊沙康唑)与CAPA发生率显著降低相关,但未改善生存。

这项单中心观察性研究纳入2020年9月至2021年5月因COVID-19相关急性呼吸衰竭入住ICU的连续成人患者132例,其中75例(57%)在入ICU 48小时内接受抗霉菌预防(98%为静脉泊沙康唑标准剂量),57例未接受。主要终点为30天CAPA发生率,采用ECMM/ISHAM共识标准诊断并由对分组盲法的感染病专家判定。抗霉菌预防组30天CAPA发生率为1.4%(95%CI 0.2-9.7),未预防组为17.5%(95%CI 9.6-31.4),sHR 0.08(95%CI 0.01-0.63,p=0.017);但30天ICU生存率无差异。

要点

  • 在COVID-19急性呼吸衰竭的ICU患者中,抗霉菌预防组30天CAPA发生率为1.4%,未预防组为17.5%(p=0.002),sHR 0.08(95%CI 0.01-0.63)。
  • 抗霉菌预防未改善30天ICU生存:两组30天ICU生存率分别为62.7%和63.1%(log-rank p=0.955),IPTW加权后仍无差异(p=0.905)。
  • CAPA与更差预后相关:发生CAPA者90天ICU死亡HR 2.30(95%CI 1.08-4.91,p=0.031),14天地标分析90天ICU生存率为16.7% vs 63.8%(Mantel-Byar p=0.026)。
  • 预防方案:75例中73例(98%)接受静脉泊沙康唑标准剂量,1例因不耐受改用静脉艾沙康唑,1例因疑似既往唑类过敏反应改用卡泊芬净,均在入ICU 48小时内启动。
  • CAPA诊断中位时间为入ICU后6天(IQR 3-9),10例中9例为probable、1例为possible,无30天后新发CAPA病例。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5月1日连续入住奥地利格拉茨医科大学两个ICU的成人SARS-CoV-2 PCR阳性、因急性呼吸衰竭(入ICU前吸空气氧饱和度<88%)的患者,共132例。
  • 排除初始筛查后不符合预设纳入标准或符合预设排除标准的14例(10例术后、2例心肌梗死、1例缺血性卒中、1例颅内出血)。
  • 研究人群病情严重:中位PaO2/FiO2 95(IQR 75-146),72例(56%)需要有创通气(含13例vvECMO和/或59例气管插管),全部接受全身糖皮质激素治疗。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CAPA诊断采用2020年ECMM/ISHAM共识标准,分为proven、probable、possible肺和/或气管支气管CAPA或无CAPA证据;预防组中发生的CAPA按ECMM/MSG突破性感染定义进一步分类。
  • CAPA判定由两名对基线特征和抗霉菌预防给药盲法的感染病专家完成,以减少确认偏倚。
  • CAPA病例诊断依据包括:BAL GM>1.0 ODI(7/10)、BAL培养出曲霉属(4/10)、血清GM>0.5 ODI(4/10)、BAL曲霉PCR阳性(5/10)等。
  • 所有分析患者入ICU后至少有一次ECMM/ISHAM共识诊断检测阴性,以排除抢先治疗。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对COVID-19急性呼吸衰竭入ICU的患者,按本中心内部推荐考虑抗霉菌预防;该推荐建议对每例此类患者使用泊沙康唑或类似抗霉菌药物,但给药决定主要由治疗重症医师做出。
  • 第二步:抗霉菌预防应在入ICU 48小时内启动;75例预防组中73例(98%)接受静脉泊沙康唑标准剂量,1例接受静脉艾沙康唑(因对泊沙康唑耐受不良),1例接受卡泊芬净(因疑似既往唑类过敏反应)。
  • 第三步:两个ICU均常规进行血清GM和BAL GM检测,预防组与未预防组GM检测频率无差异。
  • 第四步:诊断为CAPA的患者按ECMM/ISHAM共识治疗;未预防组中3例接受艾沙康唑、6例接受泊沙康唑,预防组中1例突破性感染患者换用艾沙康唑。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CAPA中位诊断时间为入ICU后6天(IQR 3-9),多数发生在入ICU前2周内,需在此期间保持警惕。
  • 发生CAPA与更差长期预后相关:90天ICU死亡HR 2.30(95%CI 1.08-4.91,p=0.031),14天地标分析中CAPA患者90天ICU生存率仅16.7% vs 无CAPA者63.8%(Mantel-Byar p=0.026)。
  • 原文提及CAPA总体死亡率超过50%,但未给出需立即处理的具体红旗征及对应处理措施。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单中心观察性研究,纳入132例连续成人COVID-19相关急性呼吸衰竭ICU患者,其中75例(57%)接受抗霉菌预防、57例(43%)未接受,采用倾向性评分IPTW调整基线失衡。
  • 主要终点30天CAPA发生率:未调整竞争风险分析中预防组1.4%(95%CI 0.2-9.7)vs 未预防组17.5%(95%CI 9.6-31.4),Gray检验p=0.002,Fine-Gray模型sHR 0.08(95%CI 0.01-0.63,p=0.017)。
  • IPTW加权后30天CAPA发生率:预防组1.1% vs 未预防组15.8%(Gray检验p=0.001),sHR 0.07(95%CI 0.01-0.57,p=0.013)。
  • 30天ICU生存:预防组1/15/30天生存率98.6%/78.3%/62.7%,未预防组93.0%/77.1%/63.1%,log-rank p=0.955;IPTW加权后log-rank p=0.905;90天ICU生存两组亦无差异。
  • CAPA的单变量预测因素:较高PEEP(每增加1 cmH2O,HR 1.04,95%CI 1.02-1.07,p=0.001)、气管插管(HR 4.89,95%CI 1.03-23.03,p=0.045)、较低绝对淋巴细胞计数(每增加1 G/l,HR 0.30,95%CI 0.10-0.93,p=0.037);多变量分析中抗霉菌预防的预后关联仍存在。
  • 全队列30天CAPA发生率8.5%(95%CI 4.6-15.2),10例CAPA中9例为probable、1例为possible;全队列30天ICU生存率63%(95%CI 54-71)。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单中心观察性研究(非随机对照试验),采用倾向性评分IPTW调整潜在非随机分配偏倚,并进行了trimmed IPTW敏感性分析。
  • 局限:单中心观察性设计,抗霉菌预防给药决定由治疗重症医师做出,存在非随机分配偏倚;样本量小(132例,仅10例CAPA);原文结论明确呼吁需随机对照试验评估抗霉菌预防对CAPA发生率和临床结局的疗效与安全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该研究提示对COVID-19相关急性呼吸衰竭的ICU患者,以泊沙康唑为主的抗霉菌预防可大幅降低CAPA发生率(30天CAPA 1.4% vs 17.5%),但不应期望因此改善30天或90天ICU生存。
  • 适用人群:因COVID-19急性呼吸衰竭入ICU、需要有创通气比例较高的成人患者(本研究56%需要有创通气);不适用于原文排除的术后、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颅内出血等非急性呼吸衰竭入院患者。
  • 常见陷阱:不能将观察性研究中的CAPA发生率下降等同于生存获益;原文明确抗霉菌预防未转化为生存改善,且结论呼吁RCT验证。
  • 原文提到泊沙康唑相比伏立康唑/艾沙康唑药物相互作用较少,但这是讨论中的观点,不是本研究直接比较的结果。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未提及具体指南或共识名称作为推荐来源;文中引用2020年ECMM/ISHAM共识标准用于CAPA分类,ECMM/MSG定义用于突破性感染分类。
全文中译13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Crit Care. 2021 Sep 15;25:335. doi: 10.1186/s13054-021-03753-9

引言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疾病2019(COVID-19)相关急性呼吸衰竭促成了一个高度容许性的炎症环境。这反过来又因危险相关分子模式的释放以及激活抗病毒免疫所需的宿主识别途径的附带效应而有利于真菌致病 [1]。在此背景下,COVID-19相关肺曲霉病(CAPA)已成为COVID-19的重要真菌并发症 [1],平均影响3.1%(范围0.7–7.7%)[2–5]的COVID-19住院患者、8.9%(范围2.5–39%)的重症监护病房(ICU)入住患者 [3, 6–11],以及平均20.1%(范围3.2–38%)的需要有创通气的患者 [6, 7, 12–14]。

在COVID-19相关ARDS患者中,CAPA的诊断具有挑战性,因为CAPA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表现与重症COVID-19相似 [15, 16],且由于曲霉在非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中主要呈气道侵袭性生长,血液检测缺乏敏感性 [15–17]。因此,优先采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进行真菌培养、半乳甘露聚糖(GM)、曲霉聚合酶链反应(PCR)或曲霉GM侧向流检测(LFA)[18, 19],但由于推测存在通过支气管镜检查传播COVID-19的风险,各ICU仍未一致地对原发感染部位进行采样。

需要有创通气的危重患者中CAPA的高患病率,加上诊断困难以及超过50%的毁灭性总死亡率 [2–4, 6, 9–12, 14, 15, 20, 21],可能为评估COVID-19急性呼吸衰竭患者抗真菌预防治疗的临床试验提供了依据。来自比利时的一项回顾性单中心病例系列报告了在一组重症COVID-19的ICU患者中使用吸入脂质体两性霉素B进行预防在减少CAPA病例方面的成功应用 [6];然而,评估全身性抗真菌预防治疗的研究尚缺乏。

这项观察性单中心研究的目的是评估 mold-active 抗真菌预防治疗在预防COVID-19相关急性呼吸衰竭危重患者CAPA方面的有效性。次要目标包括评估抗真菌预防治疗相关的潜在生存获益以及CAPA对总生存率的影响。

方法

研究队列

我们进行了一项观察性研究,连续纳入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5月1日期间入住奥地利格拉茨医科大学内科部ICU(以下简称ICU 1)或奥地利格拉茨医科大学麻醉学系ICU(以下简称ICU 2)的所有成年SARS-CoV-2聚合酶链反应(SARS-CoV-2 PCR)阳性患者。

所有患者数据均按照先前所述方法统一收集[22, 23]。因此,实验室、临床和影像学数据从我院内部电子医疗数据库系统中提取,并使用REDCap电子数据采集系统[24, 25]录入预定义的电子病例报告表(eCRF)。CAPA的分类采用2020年欧洲医学真菌学联盟(ECMM)/国际人类与动物真菌学会(ISHAM)共识标准[16]。根据这些标准,患者被分类为确诊、很可能或可能的肺部和/或气管支气管CAPA,或无CAPA证据。在接受抗真菌预防的患者中,CAPA病例进一步按照ECMM/MSG突破性感染定义进行分类[26]。为减少确认偏倚,CAPA分类由两名感染病专家完成,他们对基线特征和 mould active 抗真菌预防的给药情况设盲。

数据分析在排除14名在初步筛查后不符合预定义纳入标准或符合预定义排除标准的患者后进行(图1)。

本研究项目获当地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EC #32–296 ex 19/20)。

图1 完整试验方案和流程图。A 最初纳入146名患者。14名患者因急性呼吸衰竭以外的其他原因入院(10名术后、2名心肌梗死、1名缺血性卒中、1名颅内出血)。因此,132名患者纳入分析,其中75名接受抗真菌预防,57名未接受抗真菌预防。B 研究的纳入和排除标准。COVID-19 冠状病毒病19;SARS-CoV-2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PCR 聚合酶链反应;ICU 重症监护病房 查看原图 ↗

抗真菌预防组和对照组

抗真菌预防的分配依据我院内部推荐意见,该推荐意见建议对所有因急性呼吸衰竭入住ICU的COVID-19患者使用泊沙康唑或类似 mould active 抗真菌药物进行抗真菌预防。该推荐意见基于我们在2020年9月之前发生的COVID-19相关霉菌感染的经验[16, 27, 28],以及本中心频繁的真菌耐药检测结果——迄今为止未发现曲霉菌属对唑类药物耐药的病例。该推荐意见首先在ICU 1实施,随后在ICU 2实施。然而,mould active 抗真菌预防的给药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治重症监护医师,这使我们能够比较在其他方面按照相同医疗标准治疗的接受与未接受抗真菌预防患者的结果。接受治疗的患者和对照患者分布在两个重症监护病房中。

统计分析

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tata(Windows版本16.1;Stata Corp.,Houston,TX,USA)和R 4.0.5(https://www.r-project.org/)进行,并遵循预先设定的分析计划(附加文件1:图S1)。抗真菌预防组与无抗真菌预防组之间基线变量的分布酌情采用秩和检验、χ2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进行评估。这些差异的大小用标准化均数差(SMD)量化,SMD ≥ 0.31被认为提示可能存在相关程度的差异。为了考虑有和无抗真菌预防两组之间协变量的差异,我们使用了倾向性评分分析。我们从以抗真菌预防组为结局变量的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中获得了倾向性评分e。对于该模型,我们预先设定了最多10个预测变量的固定数量,以避免每个预测变量少于3个事件。具体而言,模型的建立最初包括两组间差异p ≤ 0.16和/或SMD ≥ 0.31的所有变量。然后根据平均处理效应原则将倾向性评分e转换为逆概率治疗加权(IPTW),即,其中抗真菌预防表示治疗分配[29]。为了进行平衡诊断,我们随后使用IPTW加权数据重新估计了两治疗组之间差异的SMD和p值[30, 31]。对于该倾向性评分模型,十个变量(体重指数、paO2/FiO2、呼气末正压、乳酸、白细胞介素6、C反应蛋白、铁蛋白、高敏肌钙蛋白T、D-二聚体、绝对淋巴细胞计数)的缺失数据使用链式方程算法进行插补[32]。在使用IPTW加权后重新进行了组间差异检验。

敏感性分析包括截尾IPTW(即排除IPTW ≤ 其分布第1百分位数和 ≥ 第99百分位数的患者)。

研究的主要结局,即ICU入住30天内CAPA的发生,定义为从ICU入住到获得CAPA首次阳性样本的时间点或删失日期(删失日期最晚设定为ICU入住后30天)之间的时间间隔。在ICU入住当天死亡的患者(n = 2)生存时间增加一天。研究的次要结局,即30天ICU总生存期(OS),定义为从ICU入住到任何原因死亡或ICU入住后30天仍存活时的删失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90天ICU总生存期以评估长期ICU生存。

分别拟合未加权和IPTW加权的单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以及Fine和Gray比例子分布风险模型,以分析抗真菌预防与时间-事件终点之间的关联。

分别采用竞争风险累积发生率估计法、Gray检验以及Fine和Gray比例子分布风险模型,对未加权和IPTW加权的CAPA发生风险及全因死亡风险进行单变量分析。在CAPA发生风险分析中,全因死亡被视为竞争性事件[33]。为消除CAPA与ICU总生存率关联分析中的不死时间偏倚,将CAPA的发生作为Cox模型中的时间依赖变量进行建模。CAPA与ICU生存率的关联被定义为共同次要结局。这通过将发生CAPA患者的随访时间划分为CAPA诊断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段来实现。为了直观展示CAPA与ICU总生存结局之间的关联,我们在ICU入住14天后进行了界标分析。选择该界标时间点是因为大多数CAPA诊断发生在ICU入住后的前2周内。

完整数据集和主要分析代码可应第一作者要求提供。

在所有分析中,p值<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结果

队列描述与基线特征

在研究期间,共有132例患者因COVID-19相关急性呼吸衰竭入住ICU,因此纳入最终分析(图1)。其中,75例(57%)患者根据本地方标准在ICU入住后48小时内接受了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治疗,而其余57例(43%)未接受。入住ICU时,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5岁[第25–75百分位数:55–75],48例(36%)为女性。研究人群的中位合并症数为2种[1–4],从SARS-CoV-2 PCR阳性至入住ICU的中位时间为3天[0–6]。本研究纳入的所有患者在入住ICU前呼吸环境空气时氧饱和度均低于88%,被归类为急性呼吸衰竭。大多数患者表现为重度急性呼吸衰竭,中位paO2/FiO2比值(Horowitz指数)为95[第25–75百分位数75–146]。72例(56%)患者需要有创通气,包括静脉-静脉体外膜氧合(vvECMO)(n = 13)和/或气管插管(n = 59)。本研究中的所有患者均接受了全身性糖皮质激素作为支持治疗。33例(40%)患者接受了瑞德西韦,50例(38%)患者接受了恢复期血浆,而仅1例患者接受了托珠单抗(表1)。在ICU入住后的前30天内,我们观察到10例CAPA病例,对应于整个队列中1天、15天和30天CAPA发生率分别为0.8%(95% CI 0.1–5.2)、8.5%(4.6–15.2)和8.5%(4.6–15.2)(附加文件2:图S2)。

表1 研究人群的基线特征——ICU入住时的分布 查看原表 ↗

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

在接受抗真菌预防治疗的75例患者中,73例(98%)按照我院内部方案推荐,接受标准剂量的静脉泊沙康唑作为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治疗。1例患者(1%)因对泊沙康唑耐受不良而接受静脉艾沙康唑。1例患者(1%)因疑似既往对唑类药物发生过敏反应而接受卡泊芬净。预防组所有患者均在入住ICU后48小时内开始抗真菌预防治疗(表1)。两个ICU均常规进行血清半乳甘露聚糖试验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半乳甘露聚糖试验,预防组与无预防组之间GM检测频率未见差异,排除了任何观察偏倚(附加文件3:表S1)。

倾向性评分

如表1所示,预防组患者的体重指数较低,慢性肾脏病发生率较高,血清肌酐水平和血液透析比例较高,冠状动脉疾病发生率较低,免疫抑制比例较高,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较低,面罩供氧频率较低,入住ICU时D-二聚体水平较低,且更频繁地接受瑞德西韦作为COVID-19治疗(附加文件4:图S3)。治疗组之间的这些不均衡可能反映非随机分配偏倚。我们预先设定了一个最多包含10个变量的倾向性评分模型;然而,仅9个变量符合p ≤ 0.16和/或SMD ≥ 0.31的标准。因此,我们基于9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附加文件5:表S2)预测倾向性评分,以控制组间差异。倾向性评分覆盖了整个概率范围(附加文件6:图S4A),随后转换为IPTW(附加文件6:图S4B)。对数据重新加权后,倾向性评分能够消除治疗组之间的所有差异(表1,附加文件4:图S3),这使我们能够校正潜在的非随机分配偏倚并提供更可靠的结果。此外,截尾IPTW在减少组间差异方面显示出相同的潜力,表明所计算的倾向性评分具有高可靠性(数据未展示)。

CAPA发生率与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

在重症监护病房(ICU)入住后的最初30天内,我们观察到10例CAPA病例(9例为很可能CAPA,1例为可能CAPA),对应的1天、15天和30天CAPA发生率分别为0.8%(95% CI 0.1–5.2)、8.5%(4.6–15.2)和8.5%(4.6–15.2)。ICU入住30天后未诊断出任何CAPA病例。CAPA病例在ICU入住后中位6天被诊断(第25–75百分位3–9天),除定义CAPA所需的其他参数外,表现为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半乳甘露聚糖(GM)> 1.0光密度指数(ODI)阳性(7/10)、BAL培养生长曲霉属 species(4/10)、血清GM > 0.5 ODI阳性(4/10)以及BAL曲霉PCR阳性(5/10)。根据ECMM/ISHAM共识,所有纳入分析的患者在ICU入住后至少有一项CAPA诊断试验为阴性,以排除潜在的抢先治疗。诊断为CAPA的患者按照ECMM/ISHAM共识接受治疗。具体而言,在非预防组中,3例患者接受艾沙康唑治疗,6例接受泊沙康唑治疗;预防组中发生突破性感染的患者被转换为艾沙康唑。CAPA患者的详细特征总结于附加文件7:表S3。

在10例CAPA病例中,9例发生于未接受抗霉菌预防的患者,1例发生于抗霉菌预防组(该患者仅有一次血清GM阳性作为唯一的真菌学标准,而BAL GM为阴性)。在未调整的竞争风险分析中,30天CAPA发生率估计在非抗真菌预防组为17.5%(95% CI 9.6–31.4),在接受抗霉菌预防者中为1.4%(95% CI 0.2–9.7)(Gray检验p = 0.002,图2A)。在Fine和Gray模型中,这对应于接受与未接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组之间的亚分布风险比(SHR)为0.08(95% CI 0.01–0.63,p = 0.017)。

此外,我们使用生成的IPTW对重加权数据进行了分析。经过调整后,30天CAPA发生率估计在非抗真菌预防组为15.8%,在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组为1.1%(Gray检验p = 0.001,图2B)。在Fine和Gray模型中,这对应于接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的SHR为0.07(95% CI 0.01–0.57,p = 0.013)。

图2 按抗真菌预防分组的CAPA发生率。无(红色曲线)和有(黑色曲线)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患者的30天CAPA发生率。由于死亡是发生CAPA的竞争风险,故进行了竞争风险分析。图A表示未调整分析(17.5 vs 1.4%,p = 0.002)。图B表示IPTW加权(调整)分析(15.8 vs 1.1%,p = 0.002)。缩写:AF 抗真菌预防;CAPA COVID-19相关肺曲霉病;ICU 重症监护病房 查看原图 ↗

CAPA的单变量和多变量预测因素

对30天CAPA的进一步单变量分析发现,较高的呼气末正压(每增加1 cmH2O的HR = 1.04,95% CI 1.02–1.07,p = 0.001)、气管插管(HR 4.89,95% CI 1.03–23.03,p = 0.045)以及绝对淋巴细胞计数降低(每增加1 G/l的HR = 0.30,95% CI 0.10–0.93,p = 0.037)是与CAPA相关的因素(附加文件8:表S4)。为确定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对30天CAPA发生的独立预后价值,进行了纳入所有单变量预测因子的多变量分析。在此,预后相关性仍然存在。(附加文件9:表S5)。

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CAPA与ICU生存

在ICU入住后30天内,观察到48例死亡,对应于整个队列中1天、15天和30天ICU生存估计分别为96%(95% CI 91–98)、78%(70–84)和63%(54–71)(附加文件2:图S2)。

在时间至事件分析中,接受抗真菌预防的患者30天ICU生存结局未见改善:接受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的患者1天、15天和30天ICU生存率分别为98.6%(95% CI 90.1–99.8)、78.3%(67.1–86.2)和62.7%(50.5–72.6),未接受抗霉菌活性预防的患者分别为93.0%(82.3–97.3)、77.1%(64.0–86.1)和63.1%(49.2–74.1)。Kaplan–Meier分析结果显示治疗组之间无差异(log-rank p = 0.955)(图3A)。为考虑非随机分配偏倚,我们还对该数据进行了IPTW重新加权。然而,重新加权分析也显示接受抗真菌预防的患者与未接受者之间30天ICU生存无差异(log-rank p = 0.905)(图3B)。为探究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对长期ICU生存的潜在影响,我们对90天ICU生存重复了时间至事件分析。有趣的是,在这一共同次要终点方面,两组之间未观察到差异(附加文件10:图S5)。

使用以CAPA发生为因变量的单变量时间至事件回归分析,我们还评估了CAPA对90天ICU生存作为长期生存共同次要结局的影响。在ICU住院期间发生CAPA的患者在90天ICU死亡率方面显示更差的结局(HR 2.30,95% CI 1.08–4.91,p = 0.031)。这些发现在调整预后协变量的多变量回归分析中仍然存在,这些协变量包括年龄、SOFA、肌酐、合并症数量、体重指数、免疫抑制以及如前所述的恢复期血浆支持治疗(附加文件11:表S6)。在14天后的界标分析中,ICU住院期间有和无CAPA的患者的90天ICU生存估计分别为63.8%和16.7%(Mantel–Byar p = 0.026,图4)。

图3 按抗真菌预防分组的30天ICU生存。A 未调整分析,B IPTW调整分析。p值使用log-rank检验计算。风险表仅针对未调整分析计算。ICU生存率使用Kaplan–Meier估计量计算。CAPA 冠状病毒病19相关肺曲霉病;AF 抗真菌预防 查看原图 ↗
图4 根据CAPA诊断对90天ICU生存情况的地标分析。选择ICU入住后第14天作为地标日期,因为大多数CAPA诊断发生在此时间点之前。90天总生存估计在无CAPA患者中为52.9%,在CAPA患者中为14.6%(p = 0.026)。缩写:CAPA 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肺曲霉病;ICU 重症监护病房 查看原图 ↗

讨论

我们观察到,对入住ICU的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急性呼吸衰竭患者进行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在预防CAPA方面高度有效。在未接受抗真菌预防的患者中,CAPA诊断率为17.5%,而接受预防者中仅为1.4%,表明预防组发生CAPA的相对风险降低92%,预防所需治疗人数为7以预防1例CAPA病例。这些结果概述了泊沙康唑预防的疗效。虽然CAPA与显著更高的死亡率相关,但抗真菌预防对总生存无显著影响。

在我们的研究中,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使CAPA减少> 90%,概述了抗霉菌预防在此背景下的有效性。在调整基线特征差异后,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的正面效应甚至更强。我们研究中绝大多数患者接受泊沙康唑预防,这是目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抗真菌预防的金标准[34, 35]。泊沙康唑,尤其是其较新的片剂和静脉制剂,与用于预防的其他药物相比具有若干优势,首先是良好的药代动力学、长半衰期和高细胞内浓度[36]。伏立康唑和艾沙康唑主要由CYP酶系统代谢,与主要通过尿苷二磷酸-葡萄糖醛酸转移酶途径代谢的泊沙康唑相比,导致更高的药物-药物相互作用发生率[37–39]。事实上,伏立康唑是ICU环境中与重大药物-药物相互作用最常相关的药物之一[40],并且也可能与瑞德西韦发生相互作用,后者也是CYP3A4的底物,尽管其代谢主要由水解酶活性介导[41]。静脉注射脂质体两性霉素B的使用因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已显示肾脏趋向性并被描述为急性肾损伤的常见原因而变得复杂[42]。吸入性两性霉素B可能是CAPA预防的替代方案,但在此应用中缺乏监管批准,并与严重不良事件相关[43]。因此,泊沙康唑目前似乎是CAPA预防的合适选择,尽管艾沙康唑可能是一种替代方案。目前正在开发的新抗真菌类别,即fosmanogepix和olorofim,在当前的IIb期研究中显示出同等疗效且药物-药物相互作用和毒性极小,可能很快成为选择/替代方案。

使用抗霉预防来预防CAPA具有吸引力,因为CAPA与高死亡率相关[2–4, 12, 15],这在我们研究中得到证实,在ICU住院期间发生CAPA的患者与无CAPA的患者相比,预后更差,死亡率高出两倍以上。鉴于ICU入住后很早期死亡的患者不再能够发生CAPA——并且在我们队列中大多数诊断发生在ICU入住后14天内(诊断中位时间为ICU入住后6天)——我们从这一时间点进行了landmark分析,发现无CAPA患者的生存估计为64%,而诊断为CAPA的患者为17%。虽然早期治疗可能降低死亡率[2],但CAPA的早期诊断具有挑战性,因为COVID-19和CAPA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表现可能重叠(发热、气短、咳嗽;非特异性浸润和实变、晕征),并且血清半乳甘露聚糖敏感性低[1, 15]。虽然长期中性粒细胞减少、干细胞移植、免疫抑制、基础肺部疾病或全身性糖皮质激素已被描述为发生CAPA的危险因素[1],但这些均不是CAPA的强预测因子,CAPA也很可能发生在除COVID-19相关急性呼吸衰竭外没有任何其他危险因素的患者中[1]。

肺曲霉病也可能使其他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衰竭复杂化,其中包括重症流感患者,我们最近在本中心观察到了三例肺曲霉病[19]。

在一项关于抗霉预防以预防流感相关曲霉病的最新研究中[44],泊沙康唑未显示出显著获益,原因是患者大多在ICU入住后48小时内发生侵袭性曲霉病(即泊沙康唑达到稳态之前[45])。相比之下,CAPA此前已被证明大多在ICU入住后>5天发生,此时通常已达到泊沙康唑稳态水平[15, 46, 47],使其成为抗真菌预防的更好靶标。

重要的是,CAPA的患病率已被证明因中心而异。在我们未接受抗霉预防的队列中观察到的17.5%患病率高于先前报道的ICU入住COVID-19患者的中位8.9%[3, 6–11, 20, 48, 49],但低于其他研究中需要侵入性通气的COVID-19患者报道的中位20.1%[4, 6, 7, 12–14]。我们研究中显示的>90%减少CAPA的疗效是否能证明在其他中心广泛使用抗霉预防是合理的,将主要取决于当地CAPA患病率。在某些较高风险患者群体中靶向使用预防也可能是一些中心的选择。

我们的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包括这些患者未随机接受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治疗,且病例和对照部分是在不同ICU入组的。然而,我们发现接受或不接受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治疗的患者基线特征相似,并另外使用倾向评分和IPTW加权分析对任何不平衡进行了调整。此外,这是一项单中心研究,尽管我们中心观察到的患病率在先前的报道范围内,但报道的范围较宽,我们中心观察到的CAPA患病率可能不能推广到其他中心。

结论

总之,这是第一项评估抗霉菌活性抗真菌预防治疗对因COVID-19导致急性呼吸衰竭的ICU患者疗效的研究。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队列中显示,抗真菌预防治疗能够预防CAPA。发现CAPA的发生与不良结局相关。

补充信息

附加文件1. 统计分析计划

附加文件2. 总生存率和CAPA发生率

附加文件3. 按ICU周进行的半乳甘露聚糖检测。

附加文件4. 标准化均数差(SMD)图

附加文件5. 用于治疗组分配的倾向评分模型

附加文件6. 倾向评分和IPTW的直方图。

附加文件7. CAPA患者的特征

附加文件8. CAPA的单变量预测因素。

附加文件9. 总队列中根据抗真菌预防治疗的总生存率多变量Cox回归

附加文件10. 根据抗真菌预防治疗的90天ICU生存率

附加文件11. 用于调整事件后CAPA的90天ICU生存率多变量Cox回归模型,纳入7个重要的ICU生存预测因素

参考来源

  1. Hatzl S, Reisinger AC, Posch F, et al. Antifungal prophylaxis for prevention of COVID-19-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n observational study. Crit Care. 2021. PMID: 34526087. doi:10.1186/s13054-021-03753-9
  2. 全文:PMC8441945(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8441945/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