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ICU患者家属在丧亲第一年内创伤后应激相关症状的病程与预测因素
本研究为前瞻性纵向观察研究,连续纳入台湾两家三级医疗中心内科ICU中APACHE II≥20且入住超过3天的死亡患者家属319人,在丧亲后1、3、6、13个月用IES-R评估PTSD症状(≥33分为临床显著)。临床显著PTSD症状患病率从1个月11.0%降至13个月1.6%。多因素分析显示,ICU住院时间更长(AOR 1.036/天)、经济不足(AOR 3.166)、家属报告使用止痛药(AOR 3.408)与更高风险相关;更强的感知社会支持(AOR 0.937/分)和死亡前签署DNR(AOR 0.073)与更低风险相关。对临终关怀或决策的满意度与PTSD症状无显著关联。
要点
- 临床显著PTSD症状(IES-R≥33)在丧亲1个月为11.0%,3个月3.7%,6个月1.1%,13个月1.6%,随时间显著下降。
- 死亡前签署DNR与家属临床显著PTSD症状风险显著降低相关(AOR 0.073,95%CI 0.011–0.490)。
- ICU住院时间每增加1天,家属临床显著PTSD症状风险轻度升高(AOR 1.036,95%CI 1.006–1.066)。
- 家属经济不足(AOR 3.166,95%CI 1.159–8.647)和报告使用止痛药(AOR 3.408,95%CI 1.230–9.441)与更高PTSD症状风险相关。
- 感知社会支持每增加1分,临床显著PTSD症状风险降低(AOR 0.937,95%CI 0.911–0.965);对临终关怀或决策的满意度无显著关联。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台湾两家三级医疗中心内科ICU中,APACHE II评分≥20且入住超过3天(排除入住3天内死亡者)的死亡患者的成年法定医疗决策代理家属,共319人。
- 患者前三位基础疾病为癌症(50.2%)、肺部疾病(6.9%)、心血管疾病(4.7%);家属中少数有既往医疗状况。
- 原文未提及急诊或院前场景的适用性;研究场景为ICU患者死亡后的丧亲随访。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临床显著PTSD症状定义为IES-R(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22条目,0–4分Likert量表)评分≥33分,灵敏度0.91、特异度0.82;IES-R不能诊断PTSD,仅作为筛查工具。
- 家属对ICU临终关怀的满意度用FS-ICU问卷评估,Care亚量表14条目、Decision-Making亚量表10条目,原始1–5分重新标化为0(最不满意)至100(最满意);Care总分中移除2个条目(躁动管理31.29%、候诊室氛围56.32%被>20%家属评为不适用)。
- 感知社会支持用MOS-SSS(19条目)评估,总分转换为0–100,分数越高感知支持越好。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原文未提及针对PTSD症状的预防或治疗药物剂量方案;仅报告家属报告使用止痛药与更高PTSD症状风险相关(AOR 3.408,95%CI 1.230–9.441),未给出药名、剂量、途径或疗程。
- 原文未提及常规筛查PTSD症状的具体时间点作为推荐;研究在丧亲后1、3、6、13个月通过电话访谈评估IES-R。
- 原文建议:增强社会支持、促进死亡前签署DNR可能减少家属因ICU死亡遭受的创伤(基于观察性关联,非干预试验)。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家属经济不足(AOR 3.166,95%CI 1.159–8.647)与临床显著PTSD症状风险升高相关,需关注此类家属。
- 家属报告既往使用止痛药(AOR 3.408,95%CI 1.230–9.441)与更高PTSD症状风险相关。
- ICU住院时间每增加1天,家属临床显著PTSD症状风险升高(AOR 1.036,95%CI 1.006–1.066)。
- 原文未提及需要立刻处理或不能漏诊的具体红旗征及对应处理措施。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前瞻性纵向观察研究;样本量319名家属,来自台湾2家三级医疗中心内科ICU;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连续招募,随访至2020年12月。
- 主要终点:临床显著PTSD症状(IES-R≥33)患病率在丧亲1、3、6、13个月分别为11.0%、3.7%、1.1%、1.6%,随时间显著下降;3个月(AOR 0.062,95%CI 0.016–0.244)、6个月(AOR 0.052,95%CI 0.018–0.146)、13个月(AOR 0.214,95%CI 0.106–0.431)均低于1个月。
- 预测因素:ICU住院时间(AOR 1.036,95%CI 1.006–1.066)、经济不足(AOR 3.166,95%CI 1.159–8.647)、家属报告使用止痛药(AOR 3.408,95%CI 1.230–9.441)与更高风险相关;更强感知社会支持(AOR 0.937,95%CI 0.911–0.965)和死亡前签署DNR(AOR 0.073,95%CI 0.011–0.490)与更低风险相关。
- 对临终关怀满意度(AOR 0.988,95%CI 0.944–1.034)和决策满意度(AOR 0.980,95%CI 0.944–1.018)与PTSD症状无显著关联。
- 原文未提及关键次要终点和不良事件的具体数据。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前瞻性纵向观察研究(非RCT)。
- 局限:仅来自台湾两家医院,可能限制向其他国家/人群推广(原文提及文化差异);结果不适用于原文未明确说明的家属人群(原文结尾处截断);样本量为319名家属;PTSD症状用筛查工具IES-R评估而非临床诊断。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对ICU死亡患者家属,可在丧亲早期(如1个月)关注PTSD症状筛查,因临床显著症状在1个月时患病率最高(11.0%),随后下降。
- 对经济不足、既往使用止痛药、或患者ICU住院时间较长的家属,应视为PTSD症状高风险人群,可加强社会支持。
- 死亡前签署DNR与家属PTSD症状风险降低相关,但原文为观察性关联,不能推断DNR本身可因果性预防PTSD;原文未提供DNR签署的具体流程或适用条件。
- 原文未提及对临终关怀或决策满意度改善可降低PTSD症状(无显著关联),不应据此夸大满意度干预的效果。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未提及指南或共识名称;本文为研究论文(来源:PubMed,Crit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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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过去几十年间,全球范围内重症监护得到大幅发展[1–3],已成为资源消耗最大的急性医院服务之一[4]。疾病过程中重症监护病房(ICU)的高强度利用导致了高昂的医疗费用[1],并引发了对ICU资源优化使用的关注[5],尤其是对临终(EOL)照护的关注,过去十年间临终照护需求有所增加[6]。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强调,ICU中临终照护质量虽有改善但仍不理想[7–9]。因此,改善ICU临终照护质量至关重要[10],有助于提高死亡与濒死质量[11]、促进家属的丧亲调适[10],并遏制不可持续的ICU医疗支出[10, 11]。
ICU患者的家属是ICU照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改善ICU临终照护质量的关键目标人群[12, 13]。危重症的不确定病程、积极延长生命治疗的可怖性质[14],以及亲人的突发和最终死亡,对ICU患者家属而言是创伤性事件[15]。因此,家属面临重症监护后综合征(PICS-F)的风险增加——即在亲人的危重症之后出现的、持续至急性住院之后的身体、认知或心理健康状况的新发或加重损害[16],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14]。PTSD对身体健康[17, 18]和心理健康[17–19]、个人关系/社会功能[20]造成损害,并给个人、医疗系统和社会带来相当大的经济负担[21, 22]。这些显著特征使PTSD成为公共心理健康的优先事项[19]。
更好地理解创伤后应激相关症状(以下简称PTSD症状)的可干预危险因素,可能使医疗专业人员能够预先识别在丧亲期间易感PTSD症状的家属,并在ICU中制定可操作的、高质量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临终照护。然而,大多数考察ICU患者家属PTSD症状潜在预测因素的研究[14]主要针对ICU幸存者的家属[9, 14, 23–27],仅有少数针对 deceased 患者的家属[7–9, 28–34]。此外,这些研究中仅少数发现了显著关联,且大多数聚焦于不可改变的家属和患者特征[7, 9, 14, 23–26, 28, 29]。在少数考察ICU临终照护过程性质量指标的研究[28, 29, 33]中发现,参与早期家庭会议和患者死亡时在场与家属更严重的PTSD症状相关[28],而撤除生命维持治疗(LSTs)则无关联[29, 33]。家属对ICU死亡质量的感知/满意度与PTSD之间的关联尚无定论[8, 9, 25, 26, 30]。
针对ICU患者家属中PTSD的研究[7–9, 23–34]同样受方法学不足的限制。首先,大多数研究为横断面研究[7–9, 23, 25, 27–29, 32],PTSD症状的测量时间跨度较大(丧失后1–9个月),这使得难以比较不同研究中PTSD的患病率,也无法确定与预测因素的时间关联。其次,虽然六项纵向研究[24, 26, 30, 31, 33, 34]中的大多数在丧失后3个月[30, 31, 33, 34]和6个月[26, 30, 31, 33, 34]评估了PTSD症状,但仅有少数研究拥有丧失后1–2个月[24, 26]和12个月[30, 31, 33]的数据。第三,样本量往往较小(N = 30–475,15项研究中有五项[8, 23, 25, 26, 29]受试者< 100例),限制了检测PTSD症状潜在预测因素的效能。最后,没有一项研究来自亚洲国家,而亚洲国家对悲伤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反应,且仅有一项研究考虑了家属原有的心理健康和身体状况[7]。因此,本研究旨在全面考察一个大型台湾家属队列中,其亲人在ICU离世后第一年丧亲期内PTSD的病程及预测因素。本研究特别关注探讨影响ICU临终关怀质量的可改变因素。
材料与方法
研究设计与场所
在这项前瞻性纵向观察研究中,我们扩展了先前的研究——这些研究评估了ICU中基于过程的临终关怀质量[35]以及ICU临终关怀质量指标与丧亲家属焦虑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36]——扩大样本量并考察ICU临终关怀质量与丧亲家属PTSD症状发生之间的关联。患者及其主要家属成员于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连续招募,并随访至2020年12月,来自台湾两家学术附属三级医疗ICU(分别为223张和201张床位)。所有研究ICU均配备重症监护专科医师,每班护士与患者比为1:2,并实施开放探视政策。姑息治疗、不施行心肺复苏(DNR)医嘱以及针对濒死患者的正式家庭会议虽非强制,但受到台湾政府的推广。床旁医生-家属关于预后和临终关怀的讨论较为常规。
抽样策略与研究参与者
符合条件的ICU患者被确定为死亡高风险者,即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估(APACHE)II评分≥ 20。入住ICU 3天内死亡的患者被排除,因为时间不允许实施高质量的临终关怀[8, 9, 25, 30]。符合条件的成年家属为自我认定具有法律授权可作为其亲人医疗决策代理人的家庭成员。本研究已获批准(201700343B0)。每位患者的法定家属代理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参与研究并查阅患者的病历。
测量指标
结局变量
丧亲家属的创伤后应激相关症状(PTSD症状)采用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IES-R)进行测量,该量表为包含22个条目的问卷,已在ICU患者家属中确立了重测信度、内部一致性和同时效度[37, 38]。IES-R不能诊断PTSD,但可作为PTSD症状的筛查工具,并且如一项系统综述[39]所示,该量表在ICU家属中最为广泛使用[8, 9, 23–27, 29–34]。IES-R包含三个分量表:侵入、回避和过度唤醒。每个条目按过去一周内的痛苦程度采用Likert量表评分,从0(完全没有)到4(极度)。IES-R评分≥33提示临床上存在PTSD的显著可能性,敏感度为0.91,特异度为0.82[37]。在首个丧亲年内,IES-R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和重测信度分别为0.925–0.953和0.693–0.868。
自变量
选择从病历中提取的、基于过程的高质量ICU临终关怀指标[13],聚焦于与家属的沟通和对家属的心理社会支持,以促进知情的临终关怀决策并限制可能不适当的维持生命治疗(LST)。这些指标包括医生-家属预后沟通、举行家庭会议、提供姑息治疗、社会工作者参与、死亡前签署不复苏(DNR)医嘱、未行心肺复苏(CPR)的死亡、撤除任何LST,以及死亡时家属在场[13, 35]。
家属对ICU临终关怀的满意度采用重症监护病房家属满意度问卷(FS-ICU)进行评估[40, 41]。FS-ICU照护分量表(14个条目)评估(1)对信息获取的满意度,(2)照护质量、连续性和可及性,以及(3)ICU和候诊室氛围。FS-ICU决策分量表(10个条目)测量家属对所收到信息的内容、完整性和一致性的满意度,以及决策过程中所获支持的数量和质量。条目应答由原始1–5 Likert量表重新标化为从0(最不满意)到100(最满意)的量表。两个条目从FS-ICU照护总分中删除,因其被>20%的家属参与者评为“不适用”[41](躁动管理,31.29%;候诊室氛围,56.32%)。
患者人口学和临床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诊断(癌症 vs. 其他)、疾病严重程度(APACHE II评分)和ICU住院时间(LOS)。我们通过检查病历中是否记录了除基础原发疾病以外的21种常见疾病(如癌症、心血管疾病、先天性心力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中的任何一种来探索患者的合并症。如果记录了除基础原发疾病以外的任何疾病,我们将合并症变量编码为“是”,否则编码为“否”。
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年龄、与患者的关系(配偶、子女或其他)、教育水平(≤或>初中)、经济上是否足以维持生计(是或否)、既往心理健康或躯体疾病状况以及社会支持。既往疾病状况采用7条目心理健康问卷进行评估[7]。条目包括患者危重疾病前一年内急诊就诊和住院的频率,以及止痛药或情绪调节药物的使用情况。这些问题被重新归类为“是”或“否”。感知社会支持采用19条目医学结局研究社会支持调查量表(MOS-SSS)[42]进行测量,该量表评估情感性、信息性、工具性和亲密性支持,以及积极的社会互动。计算总分并转换为0至100的范围,得分越高表示感知支持越好。
数据收集
患者及家庭成员的人口学特征和既往合并症在入组时记录。患者疾病严重程度(APACHE II评分)在ICU住院期间进行评估。患者层面的基于过程的质量指标数据由经过培训的、有经验的研究助理从病历中提取,具有良好的评定者间信度[35]。家庭成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和感知社会支持由经过培训的、有经验的研究助理在患者死亡后1、3、6和13个月通过电话访谈进行评估。电话访谈为半结构化——数据收集者被指导使用示例脚本访谈研究参与者,但可根据参与者的需求自由修改访谈脚本。为确保数据收集的一致性,在本研究启动前,通过将研究助理收集的数据与主要研究者在5个预试验病例中记录的数据进行比较,以及在另外5个预试验病例中比较研究助理之间的评定者间信度,确认了研究助理数据收集的可靠性,要求最低一致性达到95%。为维持95%的评定者间信度,主要研究者在研究全程中间歇性检查一致性。如果首次尝试未能联系到参与者,则在一周内不同时段(如早晨和晚间、不同工作日)拨打电话。电话访谈在患者死亡后1个月进行,因为PTSD症状是指创伤暴露后持续≥1个月的症状[37];在患者死亡后13个月进行,以避免测量周年效应。家庭成员对临终照护质量的满意度仅在患者死亡后1个月进行评估。
统计分析
采用广义估计方程法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所提出的预测因素与家庭成员在首次丧亲年内临床显著PTSD症状(IES-R评分≥33)之间的关联。统计分析使用患者死亡前最后测量的APACHE II评分和基于过程的临终照护质量指标。logistic回归模型中各独立变量的回归估计值经指数化转换为校正比值比(AOR)及95%置信区间(CI)。
结果
参与者特征
在招募的353例患者中(图1),319名家庭成员(90.37%)参与了丧亲调查并构成本研究的参与者。在丧亲后1、3、6和13个月,分别有309、298、274和248名家庭成员完成了丧亲调查(图1)。丧亲调查的参与者与非参与者(在开始时拒绝或退出参与)在患者人口学特征(附加文件1:表S1)或家庭成员人口学特征(附加文件2:表S2)方面无差异。患者和家庭参与者的人口学特征见表1和表2。患者参与者中前三位基础疾病为癌症(50.2%)、肺部疾病(6.9%)和心血管疾病(4.7%)。少数家庭参与者存在既往病史。ICU高质量临终关怀的过程性指标见表3。家庭成员对ICU照护和决策过程的满意度较低(表3)。
丧亲第一年家庭成员中临床显著PTSD症状的预测因素
在丧亲后1、3、6和13个月,分别有11.0%、3.7%、1.1%和1.6%的丧亲家庭成员存在临床显著的PTSD症状。与丧亲后1个月相比,3个月(AOR [95% CI] = 0.062 [0.016, 0.244])、6个月(0.052 [0.018, 0.146])和13个月(0.214 [0.106, 0.431])时存在临床显著PTSD症状的可能性较低(表4)。
在患者特征中,仅ICU住院时长与家庭成员临床显著PTSD症状相关(ICU每增加一天,AOR增加1.036 [95% CI = 1.006, 1.066])。在家庭成员特征中,仅经济不足和过去一年内使用止痛药物与临床显著PTSD症状可能性增加相关(AOR分别为3.166 [1.159, 8.647]和3.408 [1.230, 9.441])。然而,感知社会支持越强与临床显著PTSD症状呈负相关(MOS-SSS评分每增加一个单位,AOR降低0.937 [95% CI = 0.911, 0.965])。
在ICU高质量临终关怀的过程性指标中,仅死亡前开具DNR医嘱与临床显著PTSD症状可能性降低相关(AOR = 0.073 [0.011, 0.490])(表4)。对ICU照护或决策过程的满意度较高与临床显著PTSD症状可能性降低相关,但无统计学意义(AOR分别为0.988 [0.944, 1.034]和0.980 [0.944, 1.018])(表4)。
讨论
在这项纵向研究中,死亡ICU患者家属中具有临床意义的PTSD症状患病率在首个丧亲年内显著下降(从丧亲后1个月的11.0%降至13个月时的1.6%)。尽管既往研究[30, 31, 33]也观察到类似趋势,但我们研究中观察到的具有临床意义的PTSD症状患病率显著低于其他纵向研究(丧亲后3–12个月为19–46.2%)[30, 31, 33, 34]和横断面研究(丧亲后3–18个月为14–51%)[7, 28, 29, 32]所报告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自评筛查工具(包括IES-R)测量的具有临床意义的PTSD症状报告患病率在成人重症监护存活者中为20.2%(95% CI 16.6–24.0%)[43],在烧伤存活者住院期间为3.3–35.1%[44],在癌症存活者中为7.3%(4.5–11.7%)–13.8%(9.5–19.6%)[45]。所有这些人群均经历了造成创伤的疾病和治疗。我们观察到的具有临床意义的PTSD症状患病率更接近其他报告:ICU存活者家庭照护者中为3–62%[14],癌症患儿父母中为11.6%(9.6–11.6%)[46]。
与西方国家研究报告的结果[7–9, 28–34]相比,我们研究中丧亲家庭照护者具有临床意义的PTSD症状发生率较低,这可能归因于台湾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悲伤反应方面的文化差异。在台湾文化中,照顾患病亲属被视为家庭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其基础是植根于儒家学说的孝道观念[47]。亚洲文化更以家庭为导向,家庭成员愿意通过提供比更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更强的经济和情感支持来帮助彼此适应失去亲人的痛苦[48]。因此,丧亲的台湾家庭成员发生具有临床意义的PTSD症状的风险可能较低。
我们研究中癌症患者比例较高(50.2%)可能是具有临床意义的PTSD症状患病率较低的另一个原因。Azoulay等报告癌症诊断是使家庭成员易发生更严重PTSD症状的因素[9]。然而,这一发现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混杂影响,例如患者在ICU死亡以及家属需要做出临终照护决策,这两者均与较高的PTSD发生率相关[9]。癌症患者的终末期疾病轨迹通常比心血管或肺部疾病所致突然且意外的疾病轨迹更可预期和可预测。在我们的研究中,癌症患者的家庭成员发生具有临床意义的PTSD症状的可能性低于非癌症诊断患者的家庭成员。然而,这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可能是由于我们研究中具有临床意义的PTSD症状患病率较低。癌症濒死和死亡的具体特征可能减轻因亲人死亡所致的压倒性和不可控的创伤。
我们旨在关注重症监护室(ICU)临终关怀质量指标与丧亲第一年内家属中具有临床意义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之间的关联。我们未发现基于过程的指标[28]或家属对ICU临终关怀满意度[8, 25, 26]方面有许多显著关联,这与既往研究一致。我们观察到家属对ICU护理(均值[标准差] = 67.14 [16.30])和决策过程(72.60 [14.76])的满意度较低,这可能归因于不同医疗保健背景下对护理的不同期望,如已有报道[49],但有必要对SF-ICU进行进一步的跨国和跨文化比较。
然而,在死亡前记录有放弃复苏(DNR)医嘱与家属中具有临床意义的PTSD症状可能性较低相关(校正比值比[95%置信区间] = 0.073 [0.011, 0.490])。过去三十年来,台湾政府在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启动了多项全国性项目,以促进临终关怀理念和姑息治疗服务的推广。这些努力的目标是提高临终关怀质量,重点在于推广DNR医嘱和避免对临终患者无益的生命维持治疗(LSTs)。台湾政府通过立法和教育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来推广DNR医嘱。这促进了预后信息的披露,尊重患者和家属放弃LSTs的意愿,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使患者得以安详离世。因此,拥有DNR医嘱可能有助于防止丧亲家属经历创伤性丧失和发展出显著的PTSD症状。
然而,尽管死亡前记录有DNR医嘱的比例较高,但在ICU死亡的台湾患者直至死亡仍大量使用生命支持治疗(79.31%),撤回LSTs的决定很少(20.69%)。这一悖论可能归因于台湾医生和家属在撤回LSTs方面的因素。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ICU医生报告,与西方医生相比,他们撤回LSTs的可能性较低,但更可能对患有不可逆疾病(如严重感染性休克)的患者“做一切努力”[50]。最重要的是,台湾家属基于儒家孝道观念[47]负有强烈的文化义务,即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维持亲人的生命。因此,即使家属充分知晓亲人的不良预后并被医生建议撤回LSTs,他们也可能犹豫是否启动或接受该建议,尤其是对于那些撤回被理解为导致即刻死亡的措施,例如机械通气支持或血管升压药。这种医患之间关于LSTs使用的分歧可能部分解释了我们观察到的ICU护理和决策满意度较低,但有必要进一步进行跨文化研究。
ICU住院时长是唯一与丧亲家庭成员出现显著PTSD症状的可能性相关的患者因素。这与先前报道的无关联性相反[24]。然而,McGiffin及其同事[15]提出,如果ICU环境本身即为创伤性应激源,那么ICU暴露的增量增加(例如更长的ICU住院时间)可能预期近似于与更差心理结局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我们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在ICU中停留更长时间增加了家庭成员在首个丧亲年内出现显著PTSD症状的可能性。
我们发现,报告经济不足增加了家庭成员出现显著PTSD症状的风险[14, 33],而较强的感知社会支持则降低了该风险。此外,在患者危重疾病前一年内报告接受过医疗照护的家庭成员总体上更可能发展为显著PTSD症状,这与先前一项研究一致[7]。这一趋势在报告使用药物治疗疼痛的家庭成员中达到显著性,这与Gries及其同事的发现[7]不同,后者发现使用药物治疗情绪与PTSD症状呈正相关。我们的发现可能归因于亚洲人倾向于通过报告疼痛来躯体化其情绪困扰[51],以避免精神障碍带来的污名化[52]。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文化和社会经济阶层中的PTSD症状。
我们的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参与者仅从台湾两家医院采样,这可能限制我们的发现对全国/国际人群的推广性,尤其考虑到东西方国家丧亲期间哀伤反应的文化差异[47]。我们的发现需要在文化、社会和医疗照护特征有实质性不同的国家中进行重复验证。我们的结果不适用于在ICU入住3天内死亡患者的家庭成员,也不适用于退出丧亲后调查者。PTSD症状采用IES-R测量,该工具不能诊断PTSD,因此可能高估PTSD的患病率。然而,这一特征也有助于防止医疗提供者忽视家庭对心理支持的需求。我们的研究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也无法排除未测量因素的潜在影响,例如家庭成员偏好决策角色与实际决策角色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医患对治疗适当性的一致意见,这些因素在与丧亲家庭成员PTSD症状的关联方面可能比当前所识别的ICU高质量临终照护指标更为有力。我们未将焦虑或抑郁症状纳入潜在预测因素,但我们将在即将进行的研究中探讨这三种心理困扰之间的关联。
结论与临床意义
已故ICU患者的家属在首个丧亲年内经历的具有临床意义的PTSD症状的患病率显著下降。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更强、且在患者死亡前已下达不复苏(DNR)医嘱时,风险较低。然而,当ICU住院时间更长、或家属报告在患者危重疾病前一年存在经济不足或使用过止痛药物时,风险较高。在ICU患者的临终(EOL)照护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存在显著PTSD症状风险的家属,尤其是当ICU住院时间较长,或家属遭受疼痛、面临经济困难或社会支持薄弱时。在患者死亡前促成DNR医嘱不仅可避免不必要的ICU患者痛苦[48],还可降低丧亲家属发生显著PTSD症状的风险,从而减少对个体[16–20]、医疗系统和社会[21, 22]的巨大成本。
补充信息
附加文件1。入组时患者特征的比较。
附加文件2。入组时家庭照护者特征。
参考来源
- Tang ST, Huang CC, Hu TH, et al. Course and predictor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related symptoms among family members of deceased ICU patients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bereavement. Crit Care. 2021. PMID: 34353352. doi:10.1186/s13054-021-03719-x
- 全文:PMC8340476(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8340476/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