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甲肾上腺素增强脓毒性休克容量扩张对平均体循环充盈压的效应
该研究在30例脓毒性休克患者中,通过被动抬腿试验(PLR)模拟容量扩张,比较了较高与较低剂量去甲肾上腺素时PLR引起的平均体循环充盈压(Pms)变化。去甲肾上腺素剂量从0.32降至0.26 µg/kg/min,PLR引起的ΔPms在高剂量时为13%,低剂量时为11%(p<0.0001)。高剂量NE时PLR达到的Pms高于各效应之和的预期值(35.6 vs 33.6 mmHg,p<0.01)。结论提示相同容量液体在高剂量去甲肾上腺素时对Pms的血流动力学效应更大。
要点
- 脓毒性休克患者中,PLR引起的ΔPms在高剂量NE时为13 [9–19]%,低剂量时为11 [6–16]%(p<0.0001),高剂量NE增强容量扩张对Pms的效应。
- 高剂量NE时PLR达到的Pms为35.6 [11.2] mmHg,高于低剂量基线Pms加NE剂量变化引起的ΔPms加低剂量PLR引起的ΔPms之和的33.6 [10.9] mmHg(p<0.01)。
- NE剂量从0.32 [0.18–0.62]降至0.26 [0.13–0.50] µg/kg/min(p<0.0001),MAP降低10 [7–20]%,Pms降低9 [4–19]%。
- 高剂量NE时前负荷反应者(PLR引起CI升高≥10%)为8例(27%),低剂量NE时为15例(50%)。
- NE引起的Pms变化与NE剂量变化幅度相关(r=0.66,p<0.01),与高剂量时舒张压(r=0.62,p=0.0003)和高剂量时Pms(r=0.48,p<0.01)相关。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标准:脓毒性休克,持续静脉输注去甲肾上腺素,容量控制模式机械通气,PiCCO2血流动力学监测,血流动力学稳定(MAP和CI至少30分钟变化不超过10%),主治医师决定降低NE剂量以达到预定MAP目标(默认65–70 mmHg,既往高血压者80–85 mmHg)。
- 排除标准:年龄<18岁,妊娠,头部创伤(PLR禁忌),腹腔内高压或使用静脉加压袜(均可导致PLR假阴性)。
- 研究在25张床的ICU进行,患者非连续纳入,取决于研究者可用性。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前负荷反应性定义为PLR引起心脏指数(CI)增加≥10%。
- MAP目标:默认65–70 mmHg,既往高血压患者80–85 mmHg。
- Pms和静脉回流阻力通过心肺交互法估计:在PEEP下(平台压调至28–30 cmH2O并全程恒定)进行两次15秒吸气末闭塞和两次15秒呼气末闭塞,随机顺序,以CI和CVP极值构建静脉回流曲线,Pms为回归线x轴截距。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在较高NE剂量下(基线高剂量)测量Pms和静脉回流阻力,然后进行PLR(从45°半卧位转为腿抬高45°、躯干水平),1分钟后稳定CI,行经肺热稀释测量,再测Pms和静脉回流阻力,返回半卧位。
- 第二步:由主治医师决定一步降低NE剂量以达到预定MAP目标;若降低剂量诱发低血压则增加NE剂量;剂量最后一次改变后至少稳定30分钟,随后保持剂量稳定。
- 第三步:在较低NE剂量下稳定后,行经肺热稀释测量,重复基线测量系列,然后进行第二次PLR,1分钟后记录测量,返回半卧位。
- 第四步:研究期间所有其他治疗保持不变,同一操作者完成所有测量以避免操作者依赖效应。
- 药物剂量:去甲肾上腺素从0.32 [0.18–0.62]降至0.26 [0.13–0.50] µg/kg/min(p<0.0001),剂量变化由主治医师决定,未标准化。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原文未提及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前瞻性生理学研究,单中心(巴黎Saclay大学Bicêtre医院25张床ICU),2018年3月至9月,30例脓毒性休克患者(脓毒性休克发生后6.0 [4.4]天),无患者符合排除标准,无缺失数据。
- 干预:将NE剂量从高剂量降至低剂量,在高和低NE剂量下分别进行PLR(模拟容量扩张),比较PLR引起的ΔPms。
- 主要结果:PLR引起的ΔPms在高剂量NE时为13 [9–19]%,低剂量时为11 [6–16]%(p<0.0001);高剂量NE时PLR达到的Pms为35.6 [11.2] mmHg,高于各效应之和预期的33.6 [10.9] mmHg(p<0.01)。
- 关键次要结果:NE剂量降低使MAP降低10 [7–20]%,Pms降低9 [4–19]%,CI降低11 [3–16]%;高剂量NE时PLR引起CI增加6 [2–10]%,前负荷反应者8例(27%);低剂量NE时PLR引起CI增加10 [7–15]%,前负荷反应者15例(50%)。
- 相关性:NE引起的Pms变化与NE剂量变化幅度相关(r=0.66,p<0.01),与高剂量时舒张压(r=0.62,p=0.0003)和高剂量时Pms(r=0.48,p<0.01)相关;ΔPmsHigh−ΔPmsLow与基线平台压相关(r=0.45,p=0.02)。
- 不良事件:原文未提及。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前瞻性生理学研究(非RCT),单中心,小样本(30例),非连续纳入,开放标签(剂量调整由主治医师决定,未标准化),研究的是已复苏患者中NE剂量的降低而非升高。
- 原文指出的局限:研究的是已复苏患者中NE剂量的降低而非升高;NE剂量变化由主治医师决定以达到预定MAP目标,未标准化;NE可能有轻微正性肌力作用,可能降低Pms并抵消高剂量NE时Pms的升高,但心脏功能指数无变化不支持该假设,但不能排除左室收缩力增加的可能。
- 设计本身局限:单中心、样本小、非随机、非连续纳入、开放标签。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在脓毒性休克已复苏患者中,较高剂量去甲肾上腺素时相同容量(以PLR模拟)对平均体循环充盈压的效应更大,提示去甲肾上腺素与液体治疗可能具有累积血流动力学效应。
- 原文指出NE可能限制液体用量,结合其快速恢复动脉压的作用,可能支持在脓毒性休克早期输注NE的策略;但本研究为生理学研究,不能直接推广为临床推荐。
- 原文指出研究的是已复苏患者中NE剂量的降低而非升高,在需要增加NE剂量的低血压患者中可能导致更大剂量变化,但尚无药理学理由认为NE的静脉效应在剂量升高与降低时方向不同。
- 常见陷阱:PLR在腹腔内高压或使用静脉加压袜时可出现假阴性(原文列为排除标准);NE剂量变化未标准化,血管反应性个体差异大,PLR引起的ΔPms变化与NE剂量降低幅度不相关。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未提及指南或共识;参考文献中提及NE是脓毒性休克的一线血管加压药(参考文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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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信息
去甲肾上腺素增强了被动抬腿试验引起的平均体循环压升高。这提示去甲肾上腺素与液体治疗在脓毒性休克患者中可能产生累积性血流动力学效应。
背景
容量扩充和去甲肾上腺素(NE)是脓毒性休克血流动力学支持的主要支柱,其心血管特性已被广泛研究。特别是,一些研究聚焦于NE对静脉回流的影响[1–5]。这些研究表明,NE在收缩动脉的同时也收缩静脉,从而降低静脉容量并升高平均体循环充盈压(Pms)[1–3]。由此产生的心脏前负荷增加在临床实践中幅度显著[4, 5],因此在前负荷反应性存在的情况下,NE可增加心输出量[2, 5]。
除这种类液体效应外,NE还可能以“累积”方式增强容量扩充对Pms的影响。通过降低静脉储血池的容量,NE可能增强液体输注所引起的应激血容量增加[3]。相同容量的液体在较高NE剂量下可能比在较低剂量下使Pms升高幅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同时给予NE和液体对Pms产生的效应将大于各治疗效应之和。NE将增强容量扩充对Pms的影响。
本研究对此假说进行了探讨。其目的是在脓毒性休克患者中检验:由容量负荷试验引起的Pms变化幅度在较高NE剂量下是否大于较低剂量下,从而提示NE与容量扩充之间存在累积效应。为此,我们采用了Maas等人[1]提出的Pms和静脉回流阻力估算法。容量负荷试验通过被动抬腿(PLR)实施,PLR通过对静脉回流决定因素产生可比效应来模拟容量扩充[6],且完全可逆[7]。
方法
研究人群
本研究于2018年3月至9月在巴黎-萨克雷大学Bicêtre医院的25张床位的内科重症监护病房进行。研究经我院机构审查委员会(法兰西岛第七区人员保护委员会)批准。患者或其近亲被告知研究内容并同意参与。
患者符合以下全部标准时纳入:脓毒性休克[7]、持续静脉给予NE、容量辅助-控制模式机械通气(Evita 4或V500,Dräger,吕贝克,德国)、使用PiCCO2设备(PULSION Medical Systems,费尔基兴,德国)进行血流动力学监测、血流动力学稳定定义为平均动脉压和心脏指数(CI)变化不超过10%持续至少30分钟[2]、主治医师决定降低NE剂量以达到预设的平均动脉压目标(默认65–70 mmHg,既往高血压患者为80–85 mmHg[8])。患者非连续纳入,而是根据研究者的可用性纳入。
排除标准包括:年龄<18岁、妊娠、颅脑创伤(PLR禁忌)以及腹腔内高压[9]或静脉加压袜(二者均可导致PLR试验出现部分假阴性)。
研究设计
在基线时,我们进行了第一组测量,包括图1所示的Pms和静脉回流阻力。随后通过将患者从45°半卧位移动到腿部抬高45°且躯干水平的位置来实施PLR[10]。一分钟后且CI稳定后,进行经肺热稀释测量。然后,如同基线时一样进行第二组测量,包括Pms和静脉回流阻力。随后将患者移回初始的半卧位。
在第一组测量之后,由负责患者的临床医生决定,将NE的剂量一步降低,目的是使平均动脉压达到规定的目标值[11]。如果这一降低诱发了低血压,则增加NE的剂量。无论如何,在最后一次改变NE剂量后,允许至少30分钟的稳定时间。一旦NE剂量降低,在研究剩余时间内保持稳定。
稳定后,进行经肺热稀释测量,并如同高剂量NE时一样进行一系列测量。开始第二次PLR。一分钟后,再次记录测量数据(图1)。将患者恢复至半卧位。在研究期间所有其他治疗保持不变。由同一操作者对患者进行所有测量,以避免操作者依赖性效应[12]。
测量
血流动力学测量
动脉和中心静脉压力传感器置于腋中线水平,并对照大气压进行调零。气道压力在气管导管近端测量。动脉压、中心静脉压(CVP)和气道压力使用HEM 4.2数据采集软件(Notocord,Croissy sur Seine,法国)连续计算机化记录。CI通过PiCCO2装置经肺热稀释法[13]和脉搏轮廓分析[14]测量。由PiCCO2装置通过脉搏轮廓分析得出的每搏输出量的逐搏值,使用PiCCOWin 4.0软件(Pulsion Medical Systems,Feldkirchen,德国)进行计算机化记录。脉搏轮廓分析衍生的每搏输出量的校准通过经肺热稀释法进行,注射三次15 mL冷生理盐水团注[15, 16]。通过经肺热稀释法,我们还测量了心脏功能指数(左心室收缩功能的估测)[17]。
Pms和静脉回流阻力
Pms和静脉回流阻力通过利用心肺相互作用的血流动力学效应构建估测的静脉回流曲线来确定。这种“心肺相互作用法”此前已有描述[1, 2]。
简言之,其原理基于Guyton模型,即静脉回流曲线是右心房压力与静脉回流之间的关系。在呼气末正压(PEEP)水平下进行了一系列两次15秒吸气末阻断和两次15秒呼气末阻断,PEEP在研究开始前调整至平台压达28–30 cmH2O,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保持恒定。
四次阻断以随机顺序进行。在呼吸阻断期间,通过脉搏轮廓分析测量的CI极值(吸气末阻断为最小值,呼气末阻断为最大值)取阻断最后两秒的平均值。同时记录CVP的极值(呼气末阻断为最小值,吸气末阻断为最大值)。每次通气阻断可获得一对CI和CVP测量值。
将CI和CVP值对绘制在图表上(Excel,Microsoft,Redmond,WA),CVP为x轴(作为右心房压力的估计值),CI为y轴(作为静脉回流的估计值,因为在稳态时静脉回流与心输出量相等)(附加文件1:图S1)。然后,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这些点之间的回归线(Excel,Microsoft,Redmond,WA)。Pms估计为回归线x截距处的压力,如附加文件1:图S1所示。静脉回流阻力由回归线斜率的倒数估计。
数据分析
为了检验我们的假设——NE增强容量扩张对Pms的效果,我们对每位患者比较了PLRHigh期间实际观察到的Pms值与仅由PLR效应和增加NE剂量效应之和(BaselineLow时Pms + 改变NE剂量引起的Pms变化 + PLRLow引起的Pms变化之和)所预期的PLRHigh期间Pms值。如果两个值显著不同,我们认为假设成立。
为了检验同一假设,我们还在每位患者中比较了高剂量(∆PmsHigh)和低剂量(∆PmsLow)NE时PLR引起的Pms相对变化(ΔPms)。如果∆PmsLow低于∆PmsHigh,我们认为减少NE降低了容量负荷对Pms的效能。
indexed动脉阻力计算为(平均动脉压 – Pms)/CI,indexed静脉阻力计算为(Pms − CVP)/CI。最高和最低NE剂量下的前负荷反应性分别定义为PLRHigh和PLRLow期间CI增加≥ 10% [10]。
统计分析
考虑到α风险为5%、β风险为20%,并考虑改变NE引起的ΔPms变化为8 ± 15% [5, 6],计划纳入30例患者。数据分布的正态性通过肉眼评估。
数据根据情况以中位数[四分位距]、均值[标准差]或频率(n,%)表示。∆PmsHigh和∆PmsLow采用Wilcoxon检验进行比较。对于其他变量,研究不同时间点之间的比较采用Friedman检验或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随后根据情况按照Conover [18]进行变量的两两比较。亚组之间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Spearman相关进行检验。无缺失数据。统计分析使用MedCalc 11.0.0软件(MedCalc,Mariakerke,比利时)完成,并由本院统计学家审核。
结果
患者特征
共纳入30例患者,纳入时间为感染性休克发病后6.0 [4.4]天。无患者符合排除标准。除NE外,无患者使用其他儿茶酚胺类药物(表1)。12例(40%)患者已知患有高血压。所有患者均接受镇静,23例(77%)接受了神经肌肉阻滞剂。5例(17%)患者在测量期间正在进行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未进行液体清除。7例(23%)患者处于心房颤动状态。15例(50%)患者接受了糖皮质激素(氢化可的松200 mg/天)(表1)。考虑研究中的所有时间点,用于估算Pms的回归线的决定系数为r2 = 0.91 [0.83–0.98]。
PLRHigh的影响
第一次PLR在最高剂量NE下进行,与BaselineHigh相比,Pms显著增加13 [9–19]%(表2,图2)。静脉回流阻力无显著变化。在PLRHigh期间,CI显著增加6 [2–10]%,且有8例(27%)患者增加≥ 10%,提示前负荷反应性(表2)。
降低NE的影响
NE剂量从0.32 [0.18–0.62]降至0.26 [0.13–0.50] µg/kg/min(p < 0.001)(表2)。附加文件1:表S1描述了研究期间每位患者的NE变化。NE降低与BaselineLow之间的时间为38 [32–48]分钟。在此期间,液体平衡为− 1 [− 18至22] mL。
随着NE的这一调整,平均动脉压下降10 [7–20]%(p < 0.001)。Pms下降9 [4–19]%(p < 0.001)(表2)。CI下降11 [3–16]%(p < 0.001)。
NE引起的Pms变化(以绝对值或百分比表示)与NE剂量变化幅度显著相关(r = 0.66,p < 0.01)。其与BaselineHigh时的舒张动脉压相关(r = 0.62,p = 0.0003),并与BaselineHigh时的Pms相关(r = 0.48,p < 0.01)。
PLRLow的影响
与基线低剂量相比,被动抬腿试验低剂量(PLRLow)使平均体循环压(Pms)显著增加11 [6–16]%(表2,图1)。静脉回流阻力无显著变化。在PLRLow期间,心指数(CI)平均显著增加10 [7–15]%,并且15例(50%)患者的CI增加≥ 10%(表2)。
PLRLow与PLRHigh所致ΔPms的比较
PLRHigh时的Pms显著高于以下各项之和:BaselineLow时的Pms +(BaselineHigh时的Pms − BaselineLow时的Pms)+(PLRLow时的Pms − BaselineLow时的Pms)(分别为35.6 [11.2] mmHg vs. 33.6 [10.9] mmHg,p < 0.01)。PLRHigh所致的ΔPms显著大于PLRLow所致的ΔPms(13 [9–18]% vs. 11 [6–15]%,p < 0.001)(图3)。PLRLow所致的CI增加显著大于PLRHigh所致的CI增加(p < 0.01)(表2)。
ΔPmsHigh − ΔPmsLow与去甲肾上腺素(NE)所致的∆Pms无显著相关性(p = 0.30),与从BaselineHigh到BaselineLow的NE剂量变化无显著相关性(p = 0.23),与BaselineHigh时的舒张压无显著相关性(p = 0.88),与NE所致的平均动脉压变化无显著相关性(p = 0.56),与基线时的呼气末正压(PEEP)水平无显著相关性(p = 0.68),与气道驱动压无显著相关性(p = 0.39)。它与基线时的气道平台压相关(r = 0.45,p = 0.02)。ΔPmsHigh − ΔPmsLow在去甲肾上腺素下降幅度最小的半数人群与下降幅度最大的半数人群之间无差异(分别为1.15 [0.52–1.51] mmHg和2.07 [1.16–2.41] mmHg,p = 0.06)。
从BaselineHigh到BaselineLow的Pms变化与同时发生的NE剂量变化显著相关(r2 = 0.34,p < 0.01)(附加文件1:图S2)。
讨论
本研究表明,与较低剂量相比,较高剂量NE时PLR所致的Pms升高(∆Pms)更大。较高剂量NE时PLR所致的∆Pms大于改变NE剂量对Pms的影响与在较低NE剂量下施行PLR对Pms的影响之和。本研究还证实,降低NE剂量可显著降低Pms(NE的“类液体”效应)。这些结果提示,NE可改善液体治疗的血流动力学效能。
去甲肾上腺素(NE)是感染性休克的一线血管升压药[19]。虽然NE主要通过动脉血管收缩来恢复动脉压,但其对静脉循环的影响可能也很重要。刺激静脉α受体可诱导静脉收缩,从而增加 stressed blood volume(应力血液容积)并减少 unstressed blood volume(非应力血液容积)。Datta和Magder首次在动物实验中证实了这一点[3]。最近,一些方法被开发用于研究危重患者静脉回流量的决定因素。特别是,Maas及其同事优雅地描述了我们在本研究中使用的心肺相互作用方法[1, 20]。这些在感染性休克患者中进行的研究证实,NE增加Pms[1, 2]。它也增加静脉回流阻力,但程度较小。因此,NE在前负荷依赖患者中增加静脉回流量和心输出量[2, 5]。我们的研究证实了这些先前发现;在最高NE剂量下Pms显著更高。在该剂量下,前负荷反应性病例的比例较低,PLR诱导的CI增加也较小。在这方面,NE对静脉回流的影响类似于液体给药。
本研究扩展了这些发现。在感染性休克患者中,PLR(模拟液体给药)诱导的Pms增加在最高NE剂量下显著大于最低剂量下。这表明在最高NE剂量下,PLR增加应力血液容积的比例大于最低剂量下。在最低静脉收缩程度下,PLR(或液体给药)仍增加应力血液容积的比例,但程度低于高剂量下相同容量。换言之,PLR的血液转移可能发生在收缩的静脉网络上,这增强了其血流动力学效力。这证实了Harrois等人的观察,即NE减少小鼠不受控出血性休克液体复苏期间的液体需求[21]。本研究首次在感染性休克患者中报告了这种效应,尽管NE剂量的减少很小。值得注意的是,PLR诱导的Pms变化与NE剂量减少幅度不相关。这反映了即使在此感染性休克急性后期阶段,血管反应性在患者之间也差异很大。
使用PLR是为了以可逆方式再现液体给药的血流动力学效应。否则,比较两种NE剂量下的血流动力学状况将不可能。事实上,在两种NE剂量下,PLR期间向心腔转移的静脉血容量可能不同。确实,在最高剂量下,收缩的内脏和下肢静脉 compartment(腔室)容积较小,因此与最低剂量相比,PLR期间可能动员的血容量较少。然而,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会倾向于减少(而非增加)PLR诱导的Pms增加,这甚至强化了本研究的结论。
在重症监护病房中,液体正平衡是有害的,会增加死亡率[22–24]。目前的结果提示,去甲肾上腺素(NE)的一个可能意义在于限制所给予的液体量[21]。结合其在危及生命的低血压情况下能够迅速恢复动脉压这一事实,这可能支持在脓毒性休克病程早期输注NE的策略[25]。脓毒性休克最初数小时的复苏需要给予液体以纠正低灌注。根据我们研究中描述的效果,液体与NE联合给予可能通过增加液体对静脉回流的效力,更快地纠正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低灌注。这与以下观察一致:早期给予NE减少了总累积液体平衡,并与死亡率降低相关[24, 26]。
除上述讨论的方法学偏倚外,我们的研究还有局限性。第一,我们研究的是已经复苏的患者中NE的减少而非增加。其合理性在于需要在血流动力学稳定期间进行测量,而这在脓毒性休克初始阶段的低血压患者中不可能观察到。尽管没有药理学理由说明当NE剂量增加而非减少时其静脉效应方向会不同,但在需要增加NE剂量的患者(即低血压患者)中进行我们的研究,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剂量变化。第二,NE剂量的改变由主治医师决定,以达到其预先设定的平均动脉压目标。剂量减少未标准化,而这在动物研究中本是可以做到的。第三,NE可能具有轻度正性肌力作用[4],这会降低平均体循环压(Pms),并在最高NE剂量时抵消Pms的增加。心脏功能指数无变化否定了这一假设。然而,不能排除左心室收缩力仍可能增加,因为心脏功能指数如同左心室射血分数[27]一样,倾向于随着心室后负荷增加而降低。
结论
本研究表明,NE增强了被动抬腿(PLR)动作引起的Pms升高。这些结果提示,在脓毒性休克期间,相同体积的一次液体团注在高剂量去甲肾上腺素时比低剂量时具有更大的血流动力学效应。
补充信息
附加文件1:图S1:用于估计静脉回流决定因素的心肺相互作用方法。一例典型患者中采用心肺相互作用方法估计静脉回流曲线及其决定因素的示例。图S2:去甲肾上腺素剂量减少引起的平均体循环压变化与剂量减少幅度之间的相关性。平均体循环压变化位于y轴,剂量减少幅度位于x轴。表S1:每例患者的去甲肾上腺素变化。本表描述了NE减少前后的剂量。
参考来源
- Adda I, Lai C, Teboul JL, et al. Norepinephrine potentiates the efficacy of volume expansion on mean systemic pressure in septic shock. Crit Care. 2021. PMID: 34419120. doi:10.1186/s13054-021-03711-5
- 全文:PMC8379760(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837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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