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重症监护救护车:COVID-19疫情期间用巴士创新转运重症患者
本文报告法国在COVID-19疫情期间将一辆长途巴士改装为集体重症监护救护车(CCCA),可容纳最多6名ICU患者并在途中实施高级生命支持。在真实条件下转运4名COVID-19 ARDS机械通气患者,距离37 km,平均装载1分39秒、卸载1分15秒,转运29分钟,无严重不良事件。作者认为该模式安全可行、节省人力,但仅适用于经筛选的稳定重症患者,长途转运前需增加去污通道等配置。
要点
- CCCA由长途巴士改装,可载最多6名ICU患者,配备担架、便携监护、氧气和电源,车内分污染区与清洁区。
- 实测转运4名COVID-19 ARDS机械通气患者,平均年龄58岁,平均住院15天,1人使用去甲肾上腺素0.2 mg/h。
- 排除标准由地区SAMU制定:FiO2>0.6、去甲肾上腺素>0.2 mg/h或PEEP>15 cmH2O的患者不纳入。
- 转运37 km用时29分钟,平均装载1分39秒、卸载1分15秒,无血流动力学不稳、通气紊乱或有害事件。
- 与单患者ALS救护车相比,CCCA降低所需人员数量、空间更大,但巴士入口狭窄、担架通过困难,建议加配铲式担架。
适用人群与场景
- 适用于疫情等大规模重症患者院际转运场景,对象为经筛选稳定的ICU机械通气患者(如COVID-19相关ARDS)。
- 排除标准:FiO2>0.6、去甲肾上腺素>0.2 mg/h或PEEP>15 cmH2O的患者不纳入。
- 民用集体转运应限于已稳定(经分诊)的患者,即使仍需重症监护支持,也须通过适当风险评分评估资格。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原文未提及统一的诊断标准;患者筛选采用地区SAMU制定的排除规则:FiO2>0.6、去甲肾上腺素>0.2 mg/h或PEEP>15 cmH2O者排除。
- 讨论中引用的专家意见建议用SOFA评分进行转运前评估,优于SAPS II或APACHE II;该专家意见的排除标准为PaO2/FiO2<100且PEEP>15 cmH2O、或充分液体复苏和血管活性药物后平均动脉压<60 mmHg、或转运前24小时内曾心肺复苏。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由EHS工作组完成巴士改装,包括风险评估、救护车标准适配、医疗技术程序合规、质量保证与伦理考虑,原文实测准备巴士用时1小时30分钟。
- 第二步:按地区SAMU排除规则筛选患者(FiO2≤0.6、去甲肾上腺素≤0.2 mg/h、PEEP≤15 cmH2O),并取得家属知情同意。
- 第三步:医护人员穿戴PPE后从ICU接出患者,完成床-担架交接并连接车载设备,原文实测平均装载时间1分39秒。
- 第四步:转运途中维持原通气参数和血管升压药输注速率不变,持续监测有创血压、EtCO2、SpO2和ECG;实测转运37 km用时29分钟。
- 第五步:到达目的地后完成担架-床交接并卸载患者,原文实测平均卸载时间1分15秒。
- 药物:转运中1名患者持续输注去甲肾上腺素0.2 mg/h,原文未提及其他药物剂量、途径、频次或目标值。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转运前筛选不严:FiO2>0.6、去甲肾上腺素>0.2 mg/h或PEEP>15 cmH2O的患者被排除,不应纳入CCCA转运。
- 床-担架/担架-床交接时可能发生意外拔管或导管脱出,是转运中的高风险环节。
- 更换呼吸机时参数可能因机型不同而变化,有创血压需重新调零,注射泵更换可能导致输注不规则。
- 巴士入口为窄小楼梯,使用真空担架(需从两侧搬运)时装卸困难,建议加配铲式担架。
- 空调无法完全关闭且过滤器质量未知,长途转运或使用无创通气患者需完全关闭空调或考虑高效过滤器。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概念验证性实地测试(非随机、单中心、小样本),在法国Hauts-de-Seine省SAMU进行。
- 样本:4名COVID-19相关ARDS患者,2女2男,平均年龄58岁,平均住院15天,均接受持续镇静和肌松、气管插管、容量控制辅助-控制模式机械通气;1人使用去甲肾上腺素0.2 mg/h。
- 转运距离37 km,转运时间29分钟;平均装载时间1分39秒,平均卸载时间1分15秒。
- 主要终点:无严重不良事件,未观察到血流动力学不稳或通气紊乱,无有害事件发生。
- 技术问题:1台呼吸机触摸屏冻结需切换备用呼吸机,1根ECG监护导线故障需从基地医院取备用导线。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单中心、小样本(4例)、非对照的概念验证性实地测试,非RCT。
- 局限:样本量极小(4例)、单中心、短距离(37 km)、患者病情稳定且经过严格筛选,结果不能直接外推至长途转运或病情更不稳定的患者。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在疫情等大规模转运需求下,可考虑用改装巴士作为集体重症转运工具,但须限于经严格筛选的稳定机械通气患者(FiO2≤0.6、去甲肾上腺素≤0.2 mg/h、PEEP≤15 cmH2O)。
- 转运团队应由EMS常规专业人员组成而非仅限ICU人员,因其熟悉转运技术问题;原文强调转运安全主要依赖人员经验。
- 应配备充足的备用易损部件(如连接器、监护导线、备用呼吸机),因实测中出现呼吸机触摸屏冻结和ECG导线故障。
- 建议在CCCA设备中增加铲式担架,以改善经巴士狭窄入口搬运患者的便利性。
- 长途转运前应增加去污/脱防护服通道,并考虑完全关闭空调或使用高效过滤器;短途转运中空调无法关闭且过滤器质量未知。
- 该模式不适用于未稳定的患者或战时战术/战略场景;民用集体转运应限于已分诊稳定的患者。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未提及具体的指南或共识名称;文中引用了专家意见(参考文献8)建议用SOFA评分进行转运前评估,以及2016年综述、Droogh等、Strauch等、Jahn等、Lockhart等文献,但未给出指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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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20年1月COVID-19大流行袭击法国时,很快就显现出可用的重症监护病房(ICU)床位数量无法满足需求,尤其是在大东部大区和法兰西岛大区。因此,卫生部决定通过院际转运将患者从饱和的ICU转移至较不拥挤的ICU,转运至受影响较轻的地区。大量个体转运通过空中、地面或海上运输完成,并出现了集体转运的创新形式,例如10列“医院列车”,遵循先前已验证的概念[1]。
在此背景下,一辆改装为集体重症监护救护车(CCCA)的长途客车被考虑在真实条件下进行测试。
本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将长途客车作为CCCA运行的概念验证,即在途中转运需要实施高级生命支持(ALS)技术的危重患者,并具备减少交接操作的门到门能力。次要目的是验证该CCCA的技术规格。
方法
在位于上塞纳省的一个紧急医疗服务机构(名为SAMU)中,一个专门致力于特殊医疗情况的工作组(EHS组)着手对Man™ Lion‘s Coach车型(目前使用中最大的客车之一)的内部空间进行重新设计。
项目管理
EHS组被指定为项目经理,由此做出关于CCCA设计主要特征的决策。由于大规模患者转运的紧迫需求,发布的技术规格文件被缩减至严格的最低限度。上塞纳省省长机构批准了行政救护车法规的豁免。使CCCA准备好运行不超过2天。
项目工程包括:风险评估、救护车标准对客车的适配、医疗与技术程序的合规性、质量保证和伦理考量。特别关注了进出便利性、通道内活动、防污染保护和培训。
构想
设备与设计
CCCA设备包括:担架、便携式医疗和监护设备、氧气和电源,均牢固固定。设计工作侧重于内部空间的优化以及“污染”区与“清洁”区的分隔。
两个不同区域由垂直乙烯基薄膜分隔:后部为较大的“污染”区,前部为较小的“清洁”区,包括驾驶室和休息区。在后部区域,拆除了6组每组4个座位,以便通过固定带安装6张Snøgg™型固定担架(图1和图2)。空调气流无法完全关闭,被降至最低。
车载设备和医护人员列于表1。
医护人员培训
操作CCCA的医护人员均为SAMU正式员工,日常在高级生命支持(ALS)救护车上工作。其中三人是化学、生物、放射及核(CBRN)领域的专职教官,所有人均定期接受个人防护装备(PPE)培训。
司机为公交公司志愿员工,未接受额外培训。
患者分诊
排除规则由地区SAMU分区管理机构提供:FiO2 > 0.6,或去甲肾上腺素 > 0.2 mg/h,或PEEP > 15 cm H2O的患者被排除。
评估
CCCA原型的首次测试由一支已在SAMU常规医护人员中指定的专职医疗团队完成。
主要评价标准为:完成公交车准备的时间、时间数据(装载、卸载、运输)、不良意外事件、患者和人员安全。
医护人员对转运条件的意见在随后几天内通过面对面访谈收集。
伦理考量
所有转运均在患者家属知情同意下进行。本次调查获得了国家统计信息委员会(CNIL)要求的MR-003批准。
结果——试运行描述
2020年4月10日,来自科尔贝伊市(法兰西岛大区南部)一家医院的4名COVID-19患者需先被转运至巴黎市中心车站(奥斯特利茨火车站),随后通过“医院列车”转运至波尔多(新阿基坦大区)。
准备
前一天,EHS小组成员在1小时30分钟内完成了公交车的准备工作。
当日早晨,CCCA前往科尔贝伊医院,医疗团队在穿戴PPE后于上午6:05从ICU接出患者。
患者
4名患者(2女2男,平均年龄58岁)病情稳定。他们均患有COVID-19相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在科尔贝伊医院平均住院15天。所有人均处于持续镇静和肌松状态,已插管并以容量循环辅助控制模式进行机械通气。其中一人正在接受去甲肾上腺素0.2 mg/h。监测包括有创血压、EtCO2、SpO2和ECG。
时间
患者的装载和卸载与ALS救护车的常规操作不同。平均装载时间为1分39秒。平均卸载时间为1分15秒。装载和卸载均从公交车门外右侧起算至工作站内安置完毕,反之亦然。
CCCA于上午7:32从科尔贝伊出发,行驶37公里后于上午8:01到达奥斯特利茨火车站。
运输
通气参数和血管加压药物输注速率保持不变。未观察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或通气障碍。未发生有害事件。与每辆ALS救护车中单独作战的团队相比,医护人员之间的相互支持被视为明显优势。
接出阶段发生了两起技术问题:一台呼吸机的触摸屏出现冻结,需切换至备用呼吸机并进行维护操作;
一根心电监护电缆被证实存在缺陷,需从基地医院调取备用电缆。
此外,CCCA团队报告称公交车入口是一个狭窄的小楼梯通道。装载和卸载“包装”在VM(从两侧搬运)中的患者并不容易。
讨论
这次经验在患者方面是在非常好的条件下进行的,转运期间没有出现不良效应。它提供了关于用巴士进行集体转运的宝贵信息。
转运的安全性
如上所述,出现了一些轻微的設備功能障碍,提示需要为每个敏感设备额外配备备用外围物品(连接器等)。
迄今为止,尚无关于COVID-19患者院际转运的现有文献。2016年的一篇综述指出,院际转运的安全问题只是最近才成为一些研究的焦点[2]。此外,Droogh等[3]指出文献更常涉及医学问题而非技术问题,并清点出55类此类问题。作者还强调了转运团队解决危急事件的能力,在一项298例研究中,此类事件的发生率约为全部患者的16%[4],但在另一项涉及368次转运的研究中则为不那么令人担忧的6.4%[5]。2020年一项对42,188次院际转运后短期死亡率的评估[6]主张通过高级生命支持(ALS)救护车进行转运以将风险降至最低,另一项研究[7]亦如此。
总之,除了拥有充足的冗余备用物品外,此类院际转运的安全性本质上依赖于所指派人员的经验。由紧急医疗服务(EMS)常规专业人员(而非工作仅限于ICU的人员)组成的专业转运团队必须负责,因为他们对转运技术问题具有特定知识。CCCA试运行人员符合这一建议。
患者分诊
当院际转运的目的是为医疗系统疏解瓶颈时,必须尽可能降低风险。
Strauch等通过使用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评估了院际转运后的短期结局和死亡率[5]。一份专家意见[8]也推荐将SOFA评分用于转运前患者评估,优先于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SAPS II)或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APACHE II)。在该出版物中,患者若符合以下标准之一则被排除:PaO2/FiO2比值<100且PEEP>15 cmH2O,或尽管给予充分液体治疗和血管活性药物后平均动脉压仍<60 mmHg,或在转运前24小时内接受过心肺复苏。
在CCCA试运行中,SAMU分区确实提供了排除规则:FiO2>0.6,或去甲肾上腺素>0.2 mg/h,或PEEP>15 cm H2O的患者被排除。
担架技术
通常,通过ALS救护车转运的患者被“打包”在真空床垫(VM)中。毫无疑问,VM对于创伤患者的制动是有用的[9],但当患者通过狭窄走廊时,VM就不那么方便,因为它需要从两侧操作。
巴士的入口就是这样一个狭窄通道。为便于上车,VM可与铲式担架配合使用,前者固定于后者之上。这样,整个“包裹”可从两端操作,使操作更加顺畅。
因此,必须为CCCA设备添加铲式担架。
患者交接
上塞纳省移动急救与复苏服务(SAMU)每年完成2200次院际转运。其经验使人们强调了一个阶段的重要性,有趣的是,所综述的文献并未强调这一阶段:即患者在原重症监护病房或某一特定转运载体上连接的设备因交接而必须更换为其他设备的时刻。这与患者从床到担架(或担架到担架,或担架到床)的转移同时发生,通常也伴随负责医疗团队的更换。
试运行显示,与装载和卸载时间相比,该程序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设备更换
在这些床/担架更换移动过程中,意外拔管或导管脱出是可能发生的事件。
患者交接过程中其他敏感操作包括:更换呼吸机,其参数可能因型号不同而有所差异;
有创血压需重新初始化(归零);
注射泵需更换,存在输注不稳定的风险;
以及患者或多或少较为粗暴地被转移到新的表面上。
因此,在院际转运中限制这些设备更换是一个安全问题,主张转运载体具备门到门能力。
人员更换
当危重患者的责任从一个医疗团队转移到另一个团队时,全面的数据传递是强制性的[10]。一项2019年关于院际转运的定性研究指出了路途时间与任务总时间之间的差异,并将其解释为准备转运、收集信息等非常耗时[11]。
同样,在院际转运中限制这些人员更换主张转运载体具备门到门能力。
门到门能力
在其关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院际个体转运方法和问题的非常全面的综述中,Jahn等人[12]指出了不浪费时间的重要性,特别是因为在途中无法升级治疗。他们尤其强调了固定翼飞机转运的两个必要的中间路段,即:从机场到医院和从医院到机场,相比之下直升机可直接降落在医院本身。
考虑集体运输载体,固定翼飞机和火车需要在机场或车站与医院之间这两个中间路段,意味着4次人员更换/设备更换。
对于短距离,由于其门到门能力,巴士可能是一种合适的替代方案,可将这些人员更换/设备更换从4次减少到2次。CCCA最多只能容纳6名患者,因此需要在载体容量与转运距离之间进行平衡研究,逐案进行。
防污染保护
Lockhart等人[13]强调了与COVID-19个人防护装备(PPE)脱除过程相关的风险,即医护人员“放松警惕”时。
在通过 CCCA 完成第一段转运后的“医院列车”行程中,CBRN 参考教官在通往车厢上层(被视为“安全区”)的楼梯底部设置了一个去污/脱除防护装备的通过点,“污染区”按定义为下层。这使得医护人员能够在穿戴个人防护装备(PPE)下长时间工作期间得到休息。该通过点必须纳入未来长途运输的 CCCA 配置中。
最后,空调系统(A/C)被设定在最低档,因为它无法关闭,且空调过滤器质量未知。医护人员穿着 PPE,这对短途行程可能无关紧要。对于长途运输或接受无创通气(NIV)的患者,完全关闭空调或考虑高效过滤器将是必要的。
集体后送的军事与民用概念
法国陆军卫生局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发展一种名为 Morphée(高空后送复苏模块)的集体战略空中医疗后送能力 [14]。在一架 Airbus A330 MRTT Phénix 上,它可在10,000公里航程内收治6至12名患者。
这些军事集体后送资源与 CCCA 民用解决方案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差异:民用运输工具是一次性的、为特定情况而设计,而军方一直在发展基于早期战略航空医疗后送(MEDEVAC)的医疗支援概念 [15]。这一战略 MEDEVAC 本身是从受伤地点到本土的生存链的第三段 [16]。显然,这些军事后送必须针对临床状态不稳定的患者实施,且途中稳定能力是强制性的 [17],可提供明显的生存优势 [18]。
民用组织的集体后送无法应对战时战术或战略情况,因此必须专用于已稳定(已分诊)的患者,即使处于重症监护支持下,也必须通过适当应用风险评分 [8] 来评估患者的适格性。
在民用灾难期间,可以设想稳定患者可由集体民用组织的运输工具(如 CCCA)从现场后送至远处医院。另一个可设想的情形是突然出现对稀缺特定能力(如烧伤重症监护床位)的重大需求。
结论
这是 CCCA 首次进行短距离院际转运,共4名患者,在非常好的条件下进行,无不良效应或有害事件。该经验提供了大量关于安全性、能力和时间效率的信息。
与仅收治一名患者的高级生命支持(ALS)救护车相比,CCCA 通过更少的人员编制降低了资源需求,空间更大,并改善了工作人员的室内舒适条件。一个预期前景是门到门能力,出于安全考虑和时间效率,最大限度减少患者交接。允许组织、规范和概念化 CCCA 的极短时间体现了此次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紧急背景。
下一步将是在长途运输中测试 CCCA,以评估成本-效益方面和总运输延迟的缩短。
参考来源
- Lentz T, Groizard C, Colomes A, et al. Collective Critical Care Ambulance: an innovative transportation of critical care patients by bus in COVID-19 pandemic response. Scand J Trauma Resusc Emerg Med. 2021. PMID: 34088335. doi:10.1186/s13049-021-00896-0
- 全文:PMC8177260(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8177260/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