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肺炎住院患者的社区获得性与医院获得性呼吸道感染及血流感染
该单中心描述性研究纳入162例COVID-19肺炎住院患者,其中41例(25.3%)入住ICU,34例(82.9%)需机械通气。社区获得性病毒感染仅5例(3.1%),社区获得性细菌感染罕见。医院获得性感染共31例,包括5例VAP、13例气管支气管炎、1例肺炎和6例血流感染,ICU患者医院获得性细菌和真菌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非ICU患者(36.6% vs. 1.7%)。尽管感染率不高,71例(43.8%)患者接受了抗生素或抗真菌治疗,提示存在过度使用。
要点
- COVID-19肺炎住院患者中,社区获得性病毒共感染仅5例(3.1%),社区获得性细菌感染罕见(1例肺炎链球菌肺炎伴菌血症)。
- ICU患者医院获得性细菌和真菌感染发生率为36.6%,显著高于非ICU患者的1.7%;VAP 5例(12.2% of ICU),气管支气管炎13例,血流感染4例。
- 医院获得性感染中位时间:呼吸道感染12.5天(IQR 8-18),血流感染14天(IQR 6-30),提示继发感染多发生于住院后期。
- 两例侵袭性曲霉感染(烟曲霉)患者均无免疫抑制且未接受托珠单抗治疗,其中一例尸检证实多器官侵袭性曲霉病,提示需警惕非免疫抑制患者的真菌感染。
- 71/162(43.8%)患者接受抗生素或抗真菌治疗,其中24例无临床感染征象的ICU患者中19例(79.2%)仍使用了抗生素,提示ICU中经验性抗生素过度使用。
适用人群与场景
- 连续成人(≥18岁)首次SARS-CoV-2检测阳性并住院的患者,排除择期入院无症状筛查阳性者、无肺炎临床证据者(无呼吸道症状和/或无双肺浸润)及住院时间<24小时者。
- 研究场景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医院(三级学术医疗中心,约700张床位),时间范围为2020年2月25日至5月31日第一波疫情期间。
- 最终纳入162例COVID-19肺炎住院患者,中位年龄64.4岁(IQR 50.4-74.2),男性61.1%,中位住院时间7.7天(IQR 4.1-12.3)。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社区获得性病毒感染:与SARS-CoV-2诊断同时检测到另一种呼吸道病毒病原体。
- 社区获得性细菌性肺炎:微生物学确诊的肺炎,与SARS-CoV-2感染同时诊断或入院48小时内诊断。
- 社区获得性血流感染:入院48小时内采集的血培养中鉴定出病原体。
- 医院获得性感染:SARS-CoV-2住院48小时后发生的继发感染;HAP定义为住院48小时后发生的肺炎,VAP定义为气管插管48小时后发生的肺炎。
- 可能的VAP诊断标准:48小时内氧合恶化(FiO2增加≥0.20或PEEP增加≥3 cm H2O)且伴有脓性呼吸道分泌物和/或呼吸道病原体培养阳性。
- 医院获得性血流感染:住院48小时后采集的血培养中鉴定出病原体,由感染病专科医生评估临床相关性。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原文未提及具体的抗生素选择、剂量、给药途径、频次或疗程推荐;仅报告了观察性用药数据:最常用抗生素为阿莫西林/克拉维酸(36例,22.2%)、哌拉西林/他唑巴坦(30例,18.5%)和头孢曲松(14例,8.6%)。
- 7例(5.8%)患者接受唑类或棘白菌素类抗真菌治疗。
- 48例患者仅使用一种抗生素,23例患者使用两种及以上(最多六种)不同抗生素或抗真菌药。
- 在普通内科病房,使用降钙素原指导抗生素治疗;但在ICU患者中,降钙素原和其他炎症标志物未用于区分继发感染与细胞因子风暴。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ICU患者出现呼吸恶化(如FiO2增加≥0.20或PEEP增加≥3 cm H2O)需警惕VAP,尤其注意两例烟曲霉感染患者均在微生物学诊断前出现呼吸恶化,且均无免疫抑制和托珠单抗使用史。
- ICU患者医院获得性感染中位时间为12.5天(呼吸道)和14天(血流),住院后期出现新发发热、脓性气道分泌物增多或影像学新发实变需考虑继发感染。
- 血流感染病原体包括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白色念珠菌、表皮葡萄球菌和柠檬酸杆菌,需结合临床评估血培养阳性结果的临床相关性(15例血培养阳性被判定为污染)。
- 仅分离到1株多重耐药病原体(鲍曼不动杆菌OXA-23),来自国外转院患者;其余药敏结果与瑞士低多重耐药发生率一致。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单中心描述性研究;样本量162例住院COVID-19肺炎患者;中心数:1个(瑞士巴塞尔大学医院);人群:中位年龄64.4岁,61.1%男性。
- 主要终点:社区获得性病毒感染5例(3.1%);社区获得性细菌感染罕见(1例肺炎链球菌肺炎伴菌血症);医院获得性感染共31例,包括5例VAP、13例气管支气管炎、1例肺炎和6例血流感染。
- ICU亚组(n=41,25.3%):34例(82.9%)需机械通气,2例ECMO,8例(19.5%)死亡;16例患者共诊断22例医院获得性感染,包括5例VAP、13例气管支气管炎和4例血流感染。
- ICU患者医院获得性细菌和真菌感染发生率为36.6%,非ICU患者为1.7%。
- 抗生素/抗真菌治疗:71/162(43.8%)患者接受至少一种抗生素或抗真菌药;24例无临床感染征象的ICU患者中19例(79.2%)使用了抗生素。
- 病原体谱:医院获得性呼吸道感染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包括肠杆菌科和非发酵菌,另分离到2例烟曲霉(其中1例尸检证实多器官侵袭性曲霉病)。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单中心描述性研究(非随机、非对照)。
- 证据等级:原文未提供正式证据等级或推荐强度。
- 局限:单中心、观察性设计、样本量较小(n=162)、仅纳入第一波疫情期间患者、部分患者微生物学检测不完整(如仅53.7%完成呼吸道多重PCR,21.6%完成呼吸道培养)、ICU患者临床和微生物学发现经跨学科复核但非盲法、未进行显著性检验(作者明确因因果推断困难而避免)。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COVID-19肺炎患者入院时社区获得性病毒和细菌共感染率低(病毒3.1%,细菌罕见),不应常规经验性使用广谱抗生素覆盖社区获得性病原体。
- ICU患者住院后期(中位12.5-14天)出现呼吸恶化或新发发热时,应积极排查医院获得性细菌和真菌感染,包括VAP和血流感染,并送检呼吸道培养和血培养。
- 非免疫抑制、未接受托珠单抗的COVID-19重症患者仍可能发生侵袭性曲霉感染,呼吸恶化时应考虑真菌病原学检测(培养、PCR、半乳甘露聚糖抗原)。
- ICU中降钙素原和其他炎症标志物未用于区分继发感染与细胞因子风暴,可能导致抗生素过度使用;需结合微生物学检测结果和临床评估指导抗生素降阶梯。
- 不适用于非COVID-19肺炎患者、门诊患者或无症状SARS-CoV-2筛查阳性者;研究数据来自第一波疫情,对后续变异株和疫苗接种人群的适用性需谨慎。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未提及指南或共识出处;本文为研究论文,参考文献包括两篇荟萃分析([2,3])及多项队列研究([4-9]等),但无具体指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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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关于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住院患者中社区获得性和医院获得性感染的知识仍然有限。在描述冠状病毒病(COVID-19)临床病程的快速增长的文献中,已经明确一些患者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全身性炎症以及需要持续机械通气的迁延病程。因此,COVID-19患者本身具有继发感染的高风险[1]。最近两项荟萃分析[2, 3]发现,很少有研究系统报告COVID-19患者继发感染的发生率,且所分离的微生物病原体及所用诊断方法大多未作描述。总体而言,7%的住院COVID-19患者存在细菌感染[2],但超过三分之二的患者接受了抗生素治疗,其中广谱抗生素的使用相当普遍[3]。这一矛盾凸显了抗生素管理的重要性——在大流行时期亦然——以避免不必要的经验性抗生素治疗。后续研究报告,早期细菌感染在总体上2–3%的患者中被诊断[4, 5]。相比之下,晚期细菌感染更为常见,可能发生于三分之一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患者中,主要为呼吸机相关感染和晚发型感染[6]。肺炎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是社区获得性细菌性肺炎最常见的病因,而肠杆菌科和非发酵菌是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主要病因[4–6]。据报道,血流感染发生于约5%的住院COVID-19肺炎患者中,高于对照队列[7]。在78例需要ICU住院的患者中,15天血流感染累积风险为25%[8]。此外,在西班牙COVID-19患者中,多重耐药菌占所有分离病原体的12%,强调需要进行微生物学检测以指导抗生素治疗[5]。
在本研究中,我们提供了关于第一波大流行期间在我院住院的COVID-19患者中社区获得性和医院获得性病毒、细菌和真菌感染的诊断及发生的详细信息。
方法
在这项描述性研究中,我们确定了在大流行阶段(2020年2月25日至5月31日)于巴塞尔大学医院住院的所有连续成人患者,且其首次SARS-CoV-2检测为阳性。我们排除了择期入院、经常规筛查检测阳性且无症状的患者,以及无肺炎的患者(基于病历审查记录无呼吸道症状和/或无肺部浸润)。我们进一步将研究队列限制为住院时间至少24小时的患者。SARS-CoV-2检测标准和聚合酶链反应(PCR)方法见补充材料[9]。
随后我们关联了住院期间进行的微生物学检测结果,重点关注呼吸道样本和血流感染。
巴塞尔大学医院是瑞士的一家三级学术医疗中心,拥有约700张床位,年住院量约35,000例。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了该研究(EKNZ项目ID 2020-00769)。
附加微生物学诊断
我们通过关联COVID-19患者呼吸道样本(包括鼻咽、痰液、气管分泌物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的微生物学结果与血培养结果,评估了呼吸道感染和血流感染的发生情况。
使用BIOFIRE® FILMARRAY® Respiratory 2 plus Panel PCR进行附加病毒学检测,以实现对其他相关病毒性呼吸道病原体的快速检测(受检病原体见表S1)[9]。
对于细菌和真菌病原体的诊断,接种了包括哥伦比亚绵羊血琼脂(Becton Dickinson GmbH,BD)、用于革兰阳性菌的黏菌素萘啶酸血琼脂(BD)、用于革兰阴性菌的嗜血杆菌巧克力琼脂(bioMérieux)和麦康凯琼脂(BD)在内的培养平板。在附加申请的情况下,如军团菌属或霉菌,则接种针对该病原体的特定选择性平板(分别为BMPA(BD)和沙氏葡萄糖琼脂(BD))。特定病原体的孵育时间和条件有所不同。我们使用MALDI-TOF质谱法(Bruker,microflexTM或MALDI BiotyperTM;MBT 8468 MSP Library,BDAL V9.0.0.0_7854-8468)鉴定细菌或真菌菌种。对于疑似真菌感染的患者,采用内部实时PCR检测曲霉属或半乳甘露聚糖抗原来补充培养。
尿液样本通过Sofia®荧光免疫分析(FIA)检测肺炎链球菌抗原,并通过Quidel Corporation®(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检测嗜肺军团菌血清群1。
血培养(需氧和厌氧)最多孵育6天(BacT/Alert®配合Virtuo孵育箱,bioMérieux)。初始病原体鉴定直接使用MALDI-TOF MS从阳性培养瓶中完成[10]或使用BIOFIRE FILMARRAY BCID Panel PCR(bioMérieux,法国里昂),并在传代培养后使用MALDI-TOF MS确认。对于耐药性检测,我们使用了VITEK2(bioMérieux)微量稀释法、Etest条(Liofilchem®,意大利罗塞托德利阿布鲁齐)或Sensititre® YeastOne®(Thermo Fischer Scientific,英国奥尔特灵厄姆)。
社区获得性感染
病毒共感染定义为在SARS-CoV-2诊断同时检测到另一种病毒性呼吸道病原体。社区获得性细菌性肺炎定义为在SARS-CoV-2感染同时或入院后不到48小时内诊断的微生物学确诊肺炎[11]。社区获得性血流感染定义为入院48小时内采集的血培养中鉴定出病原体。
医院获得性感染
医院获得性感染定义为因SARS-CoV-2住院48小时以上发生的继发感染。医院获得性肺炎(HAP)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分别定义为住院或气管插管48小时或更长时间后发生的肺炎[11]。对于可能的VAP诊断,需要48小时内氧合恶化指标(FiO2值升高≥ 0.20或PEEP值升高≥ 3 cm H2O)以及脓性呼吸道分泌物和/或呼吸道病原体培养阳性[12]。ICU患者如有继发感染的临床征象(如新发发热、气管脓性分泌物增多、支气管镜检查见脓性或出血性分泌物/误吸或影像学见符合细菌性肺炎的实变),但无微生物学证据,则视为培养阴性的呼吸道感染。
我们将医院获得性血流感染定义为住院48小时或更长时间后采集的血培养中鉴定出病原体。感染病专科医生对所有血培养阳性的患者(在培养阳性时)进行评估,确定其临床相关性。
抗生素治疗
我们从电子病历中检索了住院期间使用抗生素和抗真菌药物的信息。仅纳入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的全身体内给药。
ICU患者评估
两名资深医生(重症监护专科医生MS和感染病专科医生VB)独立对所有ICU患者的临床和微生物学检查结果进行重新评估,以识别VAP、气管支气管炎和血流感染病例。
统计分析
对患者进行随访以观察呼吸道感染的发生情况,直至出院、死亡或随访结束(2020年6月30日,即至少30天),以先发生者为准。我们列出了性别和中位年龄(附四分位距,IQR),并计算了机械通气和体外膜肺氧合(ECMO)的使用频率。我们计算了住院前症状持续时间和住院时间(中位数,IQR)。我们考察了合并感染和继发感染(肺炎、气管支气管炎和血流感染)的发生情况,并描述了抗生素和抗真菌治疗的使用。统计分析使用STATA 12.0(StataCorp LP,College Station,TX,USA)进行。
结果
2020年2月25日至5月31日期间,在我院接受SARS-CoV-2检测的13,834人中,1073人(7.8%)为阳性。其中,220人(21%)住院。12名患者拒绝一般同意书,未进一步纳入。我们还排除了17名因择期手术或其他医疗情况入院(检测阳性但无症状)的患者、12名无肺炎征象的SARS-CoV-2阳性患者以及17名住院时间< 24小时的患者(图1)。在剩余162名患者中,中位年龄为64.4岁(IQR,50.4–74.2),99人(61.1%)为男性,中位住院时间为7.7天(IQR,4.1–12.3)。住院前症状持续时间中位数为7.6天(IQR,4.6–11.5)。在162名患者中,41人(25.3%)需要入住ICU,17人(10.5%)死亡(表1)。被排除患者的特征和结局见补充材料。
微生物学检测的完整性
在纳入的162例患者中,87例(53.7%)接受了BIOFIRE® FILMARRAY®呼吸道2 plus panel检测,35例(21.6%)有一份或多份呼吸道样本送培养。嗜肺军团菌和肺炎链球菌尿抗原检测分别有60例(37.0%)和48例(29.6%)患者进行。最后,127例(78.4%)至少采集了一次血培养。入住ICU患者的检测完整性更高(63.4%送呼吸道样本培养,68.3%进行嗜肺军团菌尿抗原检测,56.1%进行肺炎链球菌尿抗原检测,95.1%采集了血培养)(表2)。
社区获得性感染
在162例住院患者中,其他呼吸道病毒或细菌病原体的共同检出较为罕见。5例(3.1%)患者检出了另一种社区获得性呼吸道病毒(表1和表S1)。1例患者从另一家医院转入,伴有肺炎链球菌肺炎和菌血症。
医院获得性感染
我们未观察到医院获得性病毒感染。然而,共有14例(8.3%)患者的呼吸道样本中生长出相关病原体,且经临床评估为继发性细菌感染(记录于患者病历中)。病原体谱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但重要的是也包括两例烟曲霉(表3)。仅从一例从国外医院转入的病例中分离出一株多重耐药病原体(鲍曼不动杆菌,Oxa-23)。其他药敏试验结果与瑞士多重耐药病原体低发生率相一致。至感染的中位时间为12.5天(IQR 8–18)。5例患者(3.0%)被诊断为医院获得性血流感染。1例患者有大肠埃希菌菌血症(且此前有大肠埃希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1例患者有铜绿假单胞菌菌血症和尿路感染;2例患者分别因白色念珠菌和表皮葡萄球菌发生导管相关脓毒症。最后,1例患者有来源不明的克氏柠檬酸杆菌菌血症。至血流感染的中位时间为14天(IQR,6–30)。另有15例患者血培养阳性,但被视为污染(所有培养出的微生物见表2和表S2)。
抗生素和抗真菌治疗
总计71/162例(43.8%)患者在住院期间接受了一种或多种抗生素或抗真菌药。最常用的抗生素为阿莫西林联合克拉维酸(n = 36,22.2%)、哌拉西林/他唑巴坦(n = 30,18.5%)和头孢曲松(n = 14,8.6%)。此外,7例(5.8%)患者接受了唑类或棘白菌素类治疗(表4)。总计48例患者仅使用一种抗生素,而23例患者在住院期间使用了两种或以上(最多六种)不同的抗生素或抗真菌药。
入住ICU患者的亚队列(n = 41)
因COVID-19肺炎需要入住ICU的患者中位年龄与总体队列相似,但男性比例更高(75.6% vs. 61.1%)。住院前症状中位持续时间为9.2天(IQR,6.6-13.3),中位住院时间为14.5天(IQR,9.5–28.1)。所有患者入院时均有COVID-19肺炎的典型影像学表现。41例患者中,34例(82.9%)需要机械通气,2例需要ECMO。ICU入住期间8例患者死亡(19.5%)。2例患者在诊断为SARS-CoV-2时同时检出另一种呼吸道病原体;1例为副流感病毒,另1例为社区获得性肺炎及肺炎链球菌菌血症。16例患者中共诊断22例次医院获得性感染,包括5例VAP、13例次气管支气管炎和4例血流感染(表1和表3)。重要的是,这些感染还包括2例侵袭性烟曲霉感染。1例患者培养出烟曲霉(气管抽吸物,第13天),而血半乳甘露聚糖抗原试验阴性。然而,尸检证实为多器官侵袭性曲霉病。第2例患者培养出烟曲霉(气管抽吸物,第20天),并经曲霉特异性PCR(支气管分泌物)证实。两例患者在微生物学诊断前均出现呼吸功能恶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均未接受免疫抑制治疗,也未接受托珠单抗治疗。大多数患者(n = 36,87.8%)接受了抗生素和/或抗真菌治疗。在ICU期间无细菌或真菌继发感染临床征象的24例患者(58.5%)中,19例(79.2%)接受了抗生素治疗。
讨论
我们对瑞士巴塞尔大学医院162例因COVID-19肺炎住院的患者中社区获得性和医院获得性病毒、细菌和真菌感染进行了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入院时的合并感染在患者中罕见。相比之下,继发性肺部感染和/或血流感染常见,尤其是在需要入住ICU的患者中。肠杆菌科是检出最多的病原体,但非发酵菌和烟曲霉也被确定为肺部感染的病因。
已确定若干临床因素为COVID-19不良结局的预后因素[13–15]。然而,正如最近两项荟萃分析[2, 3]所展示的,很少有研究系统报告COVID-19患者中感染的发生频率,描述微生物病原体或用于检测病原体的方法的研究则更少。这两项荟萃分析分别基于28项研究(n = 3448例患者)[3]和30项研究(n = 3834例患者)[2]。总体而言,7%的住院COVID-19患者存在细菌感染,ICU患者中的感染比例高于混合患者(14% vs. 4%)[2]。总体而言,尚不清楚所报告的感染是社区获得性还是医院获得性,且比例因所报告的检测方法而异(培养法和未指明方法分别为4%和10%)[3]。分别仅有13项研究(n = 41株细菌)和17项研究(n = 27株细菌)报告了细菌菌种——这凸显了COVID-19患者中细菌重叠感染的标准化采样和报告不足[16]。在SARS-CoV-2阳性患者中,报告的病毒共感染不足2%[5, 9]。在这些荟萃分析发表后,来自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住院患者中社区获得性和医院获得性感染的发生情况[4–6]。与我们的发现一致,病毒共感染和社区获得性细菌性肺炎很少被诊断(2–3%)[4, 5]。尽管基于较低的绝对数量,所报告的致病病原体包括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常见病因,如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相比之下,晚期细菌感染的风险似乎是住院患者中更为严重的问题。在989例西班牙COVID-19肺炎患者中,73例患者有微生物学确诊的感染,共计74例细菌感染(如肺炎、菌血症、尿路感染和腹腔内感染)、7例真菌感染和7例病毒感染。细菌感染的诊断在12例患者中通过尿抗原试验完成,仅在3例患者中通过培养完成。该西班牙研究识别了15例细菌性和3例烟曲霉医院获得性肺部感染,包括11例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在54例法国ICU患者中,20例(37%)患有细菌性肺炎,其中15例为呼吸机相关性且主要为晚发型[17]。医院获得性感染的致病病原体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不同的肠杆菌科和非发酵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VAP的常见病因[18]。报告实验室检测病原体的研究发现肺炎支原体占所检测病原体的29%和42%(不清楚结果是否基于血清学或PCR),而我们在队列中未检测到与这些病原体或嗜肺军团菌的任何共感染。一个包含5700例患者的美国队列仅检测到3例肺炎衣原体或肺炎支原体患者,但检测的完整性未知[19]。COVID-19患者中的播散性曲霉病病例已有描述[20, 21],但其诊断困难也被强调[22]。在我们的队列中,1例经尸检证实为播散性曲霉病,另1例为疑似曲霉病(临床怀疑结合培养阳性和曲霉特异性PCR)。两例患者在微生物学诊断曲霉病之前均出现呼吸功能恶化,且均无免疫抑制或接受托珠单抗治疗。我们发现患者经常定植念珠菌属,但这些不被认为是VAP致病病原体的直接作用[18]。血流感染也可能使住院COVID-19肺炎患者的临床病程复杂化。在227例丹麦患者中,无社区获得性血流感染,而12例(5.3%)有医院获得性血流感染。相比之下,在无COVID-19肺炎的匹配队列中,血流感染患者比例为1.4%[7]。在一项纳入78例危重COVID-19患者的意大利研究中,31例(40%)至少有一次血流感染,入院15天后累积风险达25%[8]。与此一致,我们仅发现1例社区获得性血流感染,而10%的ICU患者有医院获得性血流感染。我们仅发现1株多重耐药病原体,而西班牙队列中检测到9株多重耐药病原体[5],强调了进行微生物学检测以指导抗生素治疗的必要性。
需要入住ICU的患者住院前症状持续时间与其他住院患者相似,而被排除的患者症状持续时间较短。需要入住ICU的患者住院时间是整个队列的两倍,并且ICU患者中需要机械通气的比例很高。总体而言,我们研究和西班牙队列的死亡率相当。西班牙研究得出结论,院内继发感染患者住院时间更长、死亡率更高(使用显著性检验)[5]。我们避免进行显著性检验,因为因果关系问题难以判断。患者住院时间更长是因为继发感染,还是继发感染是住院时间延长的结果?
在荟萃分析中,COVID-19患者补充抗生素的合并估计值为72%(基于14项研究,n = 1689例患者)[3]。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可能反映临床评估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先前未知病原体的情况下,例如炎症标志物的自然病程尚不清楚。对细菌继发感染的恐惧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经验性广谱抗生素治疗。在我们的队列中,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比先前报道的少。尽管如此,并非所有患者都有培养证实的感染,而且重要的是,大多数没有细菌或真菌感染临床征象的ICU患者也接受了抗生素治疗。总体而言,在普通内科病房接受治疗的患者中经验性抗生素使用较低,在这些患者中使用降钙素原指导抗生素治疗。然而,在ICU患者中,降钙素原和其他炎症标志物并未被用于区分继发感染和细胞因子风暴,这可能解释了该环境中抗生素的大量过度使用。
细菌性肺炎是呼吸道病毒感染患者的常见并发症。对于甲型流感病毒,高达35%的患者被诊断为社区获得性细菌性肺炎,主要由肺炎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23–26]。对于COVID-19肺炎,社区获得性细菌性肺炎的发生率似乎较低。我们发现我们队列中VAP的发生率高于西班牙COVID-19患者队列的报道(41例中5例(12.2%) vs. 146例中11例(7.5%)),两个队列中的病原体主要由革兰阴性菌构成。重要的是,烟曲霉是严重VAP的一个严重且不可忽视的病因,在约20%的流感相关肺部感染ICU患者中发生[27, 28]。在西班牙队列中,有3例由曲霉病引起的院内感染,在我们队列中有2例。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曲霉病在多大程度上使COVID-19肺炎病程复杂化,但多个中心已报道了患者中播散性曲霉病的病例。
我们研究的一个优势是结构化的跨学科评估,将微生物学发现与临床表现相结合。我们提供了关于检测完整性、病原体实验室检测和诊断标准的详细信息。我们观察到社区获得性呼吸道病毒合并感染率较低,这可能提示针对呼吸道的病毒存在竞争性感染情况[9]。非典型细菌性肺炎也较为罕见——但已知最常见于较年轻的成年人——而我们队列的中位年龄为64岁。然而,我们发现需要入住ICU的患者中细菌和真菌继发感染的发生率高于荟萃分析和西班牙队列所报告的水平[5]。这一差异可能由我们仅纳入SARS-CoV-2阳性且患有COVID-19肺炎的患者(即不仅是SARS-CoV-2阳性)来解释。虽然大多数ICU患者有呼吸道标本送培养,但当采样在开始抗生素治疗后进行时,我们可能遗漏了相关病原体。在我们的队列中,抗生素使用率低于荟萃分析所报告的水平,但经回顾性评估后仍高于必要水平,强调即使在大流行的艰难时期也需要抗生素管理。不必要的抗生素治疗对于避免抗菌药物耐药性的发展至关重要,此外还可避免其他附带损害,如耐药病原体定植或抗生素相关感染,例如艰难梭菌(Clostridioides difficile)。
结论
我们观察到,在需要入住ICU的住院SARS-CoV-2阳性患者中,继发感染的发生率较高,这使本已充满挑战的患者临床管理更加复杂。
补充信息
附加文件1。
参考来源
- Søgaard KK, Baettig V, Osthoff M, et al. Community-acquired and hospital-acquired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nd bloodstream infection in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pneumonia. J Intensive Care. 2021. PMID: 33461613. doi:10.1186/s40560-021-00526-y
- 全文:PMC7812551(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812551/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