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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我们做对了什么,以及本可以或本应做得更好的——4P框架

COVID-19: What we've done well and what we could or should have done better-the 4 Ps.
PubMed 文献 · Crit Care · 2021-01-28
一句话结论重症医生应从准备、进展、个体化、优先级四方面反思COVID-19应对,以优化ICU组织与患者救治。

本文为重症医学专家对SARS-CoV-2大流行ICU应对的反思性综述,围绕准备(Preparation)、进展(Progress)、个体化(Personalization)和优先级(Prioritization)四个维度展开。作者指出,尽管医院和系统有应对大规模灾难的计划,但对COVID-19重症患者突然大量涌入准备不足;将手术室和麻醉恢复室改为临时ICU虽必要但牺牲了常规非紧急手术,且人员培训仓促。在进展方面,对疾病累及多器官、内皮病和凝血病的认识改善了管理,减少有创机械通气使用并更有效预防血栓,死亡率下降;但太多药物未经严格试验即使用,羟氯喹早期未经同行评议发表导致随机分组困难,瑞德西韦被模型过度宣传而后续显示对重症患者效果有限。个体化方面,呼吸衰竭表现多样,不应一律给予高PEEP;限制性液体治疗可能导致低血容量、肠系膜缺血和肾损伤;治疗应分双相,早期抗病毒、后期免疫调节,并利用生物标志物筛选宿主反应过度的亚组。优先级方面,ICU准入决策应基于合并症、衰弱和预期寿命而非仅年龄,资源极度紧张时可考虑抽签或先到先得原则,需平衡高资源干预(如ECMO)与更广泛患者的基础救治。

要点

  • 应将手术室和麻醉恢复室改为临时ICU以应对重症患者激增,但此举牺牲常规非紧急手术,可能增加非COVID发病率与死亡率,其幅度尚待全面评估。
  • COVID-19不仅累及呼吸道和肺功能,还影响所有器官;内皮病和凝血病的识别及病毒几乎在所有器官中被记录,促使减少有创机械通气并更有效预防血栓,死亡率下降。
  • 不应一律按气体交换异常严重程度给予高PEEP,因部分患者肺病变并非弥漫性;治疗应按每位患者具体呼吸状态个体化。
  • 早期避免肺水肿而采用限制性液体治疗并大量使用利尿剂,部分患者实际存在低血容量,导致肠系膜缺血和肾损伤高发,可能受益于补液。
  • ICU准入决策应基于合并症、衰弱和预期寿命而非仅年龄;资源极度紧张时可考虑抽签或先到先得原则,但需避免主观评估和不公平。

适用人群与场景

  • 适用于急诊与ICU场景中SARS-CoV-2感染需重症监护的患者,以及大流行期间ICU组织与资源分配决策。
  • 原文未明确列出纳入或排除标准。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原文未提及具体的诊断标准、评分界值或启动/停止阈值。
  • ICU准入决策基于合并症、患者偏好、衰弱和预期寿命,而非仅年龄;原文提及相关指南[16–19],但未给出具体条款。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将手术室和麻醉恢复室等其他区域改为临时ICU以扩充重症床位,但需注意牺牲常规非紧急手术可能增加非COVID发病率与死亡率。
  • 第二步:通过在线教育项目(如ESICM C19_SPACE、SCCM培训)快速培训非ICU常规工作的医护人员,原文指出此类培训常仓促且不充分。
  • 第三步:开发简易持续气道正压(CPAP)系统和基础呼吸器以满足呼吸支持需求增加。
  • 第四步:通过视频通话等方式让家属参与和告知,并减少患者孤独感。
  • 第五步:个体化呼吸管理,不一律按气体交换异常严重程度给予高PEEP,因部分患者肺病变非弥漫性。
  • 第六步:避免不加区分地限制性液体治疗和大量使用利尿剂,部分患者存在低血容量,可能受益于补液。
  • 第七步:治疗分双相,早期以抗病毒为主,后期病毒复制不再是主要问题时以免疫调节为主;可利用生物标志物识别宿主反应过度(有时被误称「细胞因子风暴」)。
  • 第八步:托珠单抗和阿那白滞素可能对部分亚组患者有效,但在未经仔细选择的异质性患者群体中可能不显示获益。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部分患者实际存在低血容量,限制性液体治疗和大量使用利尿剂可导致肠系膜缺血和肾损伤高发,需个体化监测和管理组织灌注。
  • 对肺病变非弥漫性患者给予过高PEEP可能有害,不应仅依据气体交换异常严重程度设定PEEP。
  • 资源紧张时,若ICU床位和呼吸支持被预后差、不太可能获益的患者占满,资源无法用于救治康复机会更大的其他患者。
  • 患者尽管接受最优干预仍持续恶化时,需重新评估是否停止生命维持治疗,应在生理、背景健康和适当伦理框架下进行。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文为综述/专家反思文章,非原始研究,无样本量、中心数或主要终点。
  • 文中汇总:识别内皮病和凝血病及病毒几乎在所有器官中被记录,促使减少有创机械通气并更有效预防血栓,死亡率下降。
  • 文中汇总:RECOVERY、SOLIDARITY和REMAP-CAP适应性研究平台显示许多初始假设错误且无获益。
  • 文中汇总:羟氯喹早期研究未经严格同行评议发表,导致患者和家属需求高涨,限制随机分组能力。
  • 文中汇总:瑞德西韦的医学和药物经济学模型被大量用于推广,但后续显示至少对重症患者效果有限。
  • 文中汇总:皮质类固醇给药的获益来自一项运行良好的临床试验,但RECOVERY初步结果早期发表导致其他进行中试验提前停止,限制了后续试验结果的完整解读。
  • 文中汇总:内皮病/凝血病可能是血栓调节蛋白等物质的良好适应证。
  • 文中汇总:对影响COVID-19重症易感性和宿主反应的因素研究不足。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综述/专家反思文章(非系统评价、非RCT)。
  • 局限:非系统评价,未描述文献检索方法;部分结论基于作者观点和反思,引用文献[1–20]支持但未做证据分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能改变的做法:不应一律按气体交换异常严重程度给予高PEEP,应个体化呼吸管理;不应不加区分地限制性液体治疗和大量使用利尿剂,需监测组织灌注并考虑部分患者存在低血容量。
  • 能改变的做法:ICU准入决策应基于合并症、衰弱和预期寿命而非仅年龄;资源极度紧张时可考虑抽签或先到先得原则以避免主观评估和不公平。
  • 能改变的做法:资源紧张时需平衡ECMO等高资源干预与更广泛患者的基础救治,并继续满足非COVID急诊和复杂择期手术的ICU需求。
  • 适用人群:急诊与ICU中SARS-CoV-2感染需重症监护的患者;不适用人群原文未明确列出。
  • 常见陷阱:未经严格试验即使用药物(如羟氯喹早期未经同行评议发表导致随机分组困难);医学和药物经济学模型过度推广疗效有限的药物(如瑞德西韦)。
  • 常见陷阱:将手术室和麻醉恢复室改为临时ICU时牺牲常规非紧急手术,可能增加非COVID发病率与死亡率;人员培训仓促且不充分。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引用指南[16–19],但未列出具体指南名称、发布机构或年份。
全文中译7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Crit Care. 2021 Jan 28;25:40. doi: 10.1186/s13054-021-03467-y

“研究过去,方能定义未来”(孔子)

引言

自SARS-CoV-2大流行首次暴发以来,已采取多种策略以尽量减少病毒在社区中的传播,但这些策略往往不够及时、广泛或有效,未能防止大量住院、重症监护病房(ICU)入住和死亡。因此,随着大流行的持续,我们作为重症医学工作者,需要不断评估和重新评估我们的应对措施,回顾我们已经学到的、迄今所取得的成就、做得好的方面,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的方面。

本文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将思考分为四大领域,即4个P:准备(Preparation)、进展(Progress)、个体化(Personalization)和优先级排序(Prioritization)(表1)。随着冠状病毒病(COVID-19)持续影响全球数千人,这一反思可以帮助我们优化患者诊疗和ICU组织,也将有助于我们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做好规划。

表1 我们做得较好的一些方面以及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的一些方面 查看原表 ↗

准备

当我们开始意识到大流行可能对医疗系统、尤其是对ICU产生的影响时,我们迅速开始准备,将医院其他区域(如手术室和麻醉复苏室)改造为临时ICU。尽管鉴于大量患者需要重症监护,这样做是必要的,但往往以牺牲常规、非紧急操作为代价,这可能导致了非COVID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其程度才刚刚开始被全面评估。现有资源在各病区和医院之间尽可能均匀分配,以确保所有单位有充足供应[1]。护士和医生,包括仍在培训中的人员,从其他病区调往ICU工作,尽管此类人员的培训往往仓促且不充分。为加强培训,多个团体和学会推动了在线教育的快速扩展,包括欧盟委员会和欧洲重症医学会(ESICM)的C19_SPACE项目(COVID-19技能准备课程),该项目旨在为非常规从事重症监护工作的医护人员提供更好的培训[2],以及重症医学会(SCCM)为非ICU临床医生提供的培训[3]。

凭借想象力和创新,开发并建造了新型简易持续气道正压(CPAP)系统和基础呼吸器(甚至汽车工厂也开始生产一些),以满足对呼吸支持日益增长的需求。还设计了让不允许探视亲人的家属参与和了解情况的新方法,以及限制患者孤独感的新方法,包括采用视频通话。

当然,事后看来,我们本可以、也确实应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确保有足够数量训练有素的人员、足够数量配备适当的重症监护病床以及充足物资——从个人防护装备到呼吸机——的方法本可以更好地规划,并预先确定潜在的替代供应链。本应制定计划,使患者能够被转运至国内受影响较轻地区的医院,甚至跨越国际边界。许多国家现在已建立集中分配系统,以确保患者均匀分布。重要的是,应为所有参与新冠大流行应对的人员——工作人员、患者和家属——提供持续心理支持,这一点本应被预见到并可随时获得,且根据个人需求进行个性化调整。

进展

我们在理解与COVID-19相关的病理生理改变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特别是认识到该疾病并不局限于呼吸道和肺功能改变,而是累及所有器官。对相关内皮病和凝血病[4]的识别以及对病毒几乎存在于所有器官中的记录[5],帮助我们认识到受累的是整个机体而不仅仅是肺部。因此,管理已显著改善,有创机械通气的使用减少,血栓预防更为有效。死亡率也已下降,可能归因于对该疾病过程理解的改善和患者管理的优化[6]。

然而,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探索(旧有和)新治疗干预措施的效果,我们可能在特定治疗方面取得了更多进展。在确定有效治疗方法的压力以及必须采取行动帮助挽救生命的感受下,我们尝试了太多药物而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的测试。此后,RECOVERY、SOLIDARITY和REMAP-CAP适应性研究平台的结果表明,我们最初的许多假设是错误的,并未带来任何益处[7, 8]。一个例子是羟氯喹的早期研究,其结果未经通常严格的同行评审程序即在线发表。由此产生的对羟氯喹的初期热情,加上相关的媒体炒作以及知名人士和政治人物的支持,成为开展该药物有效随机对照试验的障碍,因为患者和家属对该药物的高需求限制了我们对患者进行随机分组的能力。这种宣传也阻碍了评估其他干预措施的试验,因为担心使用羟氯喹可能给试验增加噪声。另一个例子是药物瑞德西韦。医学和药物经济学模型大量参与宣传一种后来被证明不太有效的疗法,至少在重症患者中如此[7]。与本次大流行病管理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临床试验的国际合作很差,如果在大流行早期就使用结构更好的国际平台,结果本可以得到改善。确定皮质类固醇给药益处是一个运行良好的临床试验的例子[9]。然而,由于RECOVERY试验初步结果的早期发表,其他正在进行的试验被提前终止,限制了对这些后期试验结果的完整解读[10]。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许多其他干预措施可以而且应该被测试。例如,内皮病/凝血病可能代表血栓调节蛋白等物质的极好适应证[11]。关于影响COVID-19重症表现易感性和宿主反应的因素,研究也不够充分[12],尽管这方面可能仍会有进展。

个性化

COVID-19是一种单一疾病,但个体反应可能因人而异、随时间而变化,使其成为比最初设想更为异质的疾病状态。在大流行初期,大量关注集中在COVID-19患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发生上,对所有急性呼吸衰竭患者给予标准化的呼吸机管理,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些患者的呼吸衰竭可以是多方面的,部分患者表现为更局灶性的改变[13]。事实上,尽管ARDS是COVID-19的常见并发症,但初期往往并不严重。然而,在大流行早期,患者有时根据气体交换异常的程度接受过高的呼气末正压(PEEP),而其肺部改变并非弥漫性。也许我们花了太多时间试图寻找COVID ARDS与非COVID ARDS之间的差异,以及胸肺顺应性的整体差异,而治疗本应根据每位患者具体的呼吸状态进行个体化。最初也是如此,专注于避免肺水肿导致了限制性液体治疗并大量使用利尿剂,而事实上部分患者存在低血容量,导致肠系膜缺血和肾损伤发生率高,可能本可从补液中获益。对需要个体化监测和管理组织灌注改变的问题关注不够。我们认识到早期COVID-19的治疗可能与后期疾病不同,但基本上将其与疾病严重程度和气体交换异常程度相关联。

与其他危重症领域一样,COVID-19患者的管理需要个体化。总体而言,治疗是双相的,初期侧重于抗病毒治疗,而在后期病毒复制不再是主要问题时采用免疫调节策略。因此,我们本可以更好地利用生物标志物[14]来识别过度的宿主反应,这种反应有时被(错误地)称为“细胞因子风暴”[15]。托珠单抗和阿那白滞素等药物可能对某些患者亚群有效,而在未经仔细筛选的异质性患者群体中可能不显现获益。同样,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何确定抗凝的最佳剂量,以便为个体患者实现个体化治疗。

优先排序

SARS-CoV-2感染患者需要入住ICU的人数大幅且出乎意料地迅速激增,这意味着必须经常就适合入住重症监护作出快速决定。这种情况下的决策主要基于合并症的存在,并考虑患者的意愿。尽管年龄被广泛报道为影响ICU入住决策的因素之一,但衰弱和预期寿命比年龄更重要。尽管已发布了指南[16–19],但各单元和个人对基本原则的解读方式差异很大,往往导致困惑和痛苦。为避免主观评估和不公平,有时考虑采用抽签或“先到先得”原则[20]。当ICU床位和呼吸支持方式等关键资源能够有效扩展时,这当然是更可取的做法;但是,如果所有重症监护资源都被预后不良、不太可能从重症监护中获益的患者完全占用,这些资源就无法再用于为其他康复机会更大的患者提供救命治疗。此类决策的关键在于,根据患者生理储备、急性疾病状态和对治疗的反应相结合,识别出将最大获益的患者。当患者在最佳干预下仍持续恶化时,关于停止生命维持治疗的困难决定也必须重新审视,并应在生理学、背景健康和适当伦理框架的背景下进行评估。这些决定不仅与大流行有关。重症监护医师经常需要作出此类决定,以确保重症监护的需求与供给保持平衡。因此,应始终制定 carefully 明确的ICU入住标准以及暂缓和中止生命维持治疗的标准。

当资源紧张时,可能还需要重新考虑使用需要高护理水平的干预措施,例如体外膜肺氧合(ECMO)。向有限数量的患者提供资源密集型治疗,可能需要与向更多患者提供较不高级的护理之间进行平衡[18]。重要的是,对于以急诊就诊的患者以及需要复杂择期手术的患者,必须继续为其他需要ICU能力的疾病提供护理;如果他们的治疗出现任何显著延迟,其预期寿命将受到明显影响。我们还需要解决将患者分流为COVID阳性、急诊和择期护理的问题,以提供最佳服务并限制院内传播。因此,优先排序同等适用于COVID和非COVID患者。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且资源有限(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并不总是可能或切实可行地提供我们希望并习惯提供的护理质量;这在心理上很难接受,但这是应对患者数量增加的唯一方法。

结论

随着我们继续经历这场大流行,许多国家仍面临高病例数和住院人数的挑战,这些关于准备、进展、个性化和优先级排序的方面将继续被讨论,我们的方法必须根据新发现以及大流行表现和患者人口统计学的变化而演变。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这将改善我们面对不断增加的入院人数和管理患者的方式。我们在过去几周和几个月中所学到和将要学到的东西,将帮助我们为未来类似事件做好准备,将推动在疾病理解和管理方面的持续进展,将鼓励我们个性化患者治疗,并将促进在必要时优先分配护理资源的艰难决策。

参考来源

  1. Vincent JL, Wendon J, Martin GS, et al. COVID-19: What we've done well and what we could or should have done better-the 4 Ps. Crit Care. 2021. PMID: 33509218. doi:10.1186/s13054-021-03467-y
  2. 全文:PMC7841973(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841973/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