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急性呼吸衰竭患者迁延性病毒排毒与病毒载量同ICU死亡相关
本研究为法国里昂大学医院2个ICU的回顾性观察研究,纳入129例COVID-19相关急性呼吸衰竭成年患者,评估ICU出院存活者与ICU死亡者之间SARS-CoV-2 RT-PCR阴转时间的差异,并分析病毒排毒时间与CT纤维增殖表现的关系。结果显示ICU死亡者病毒载量显著更高,病毒阴转中位时间存活者为19天,死亡者为26天;年龄和ICU死亡是病毒阴转延迟的独立危险因素,抗病毒治疗与更短阴转时间独立相关;CT纤维增殖表现与病毒排毒时间无显著关联。
要点
- 在129例COVID-19相关ARF的ICU患者中,ICU死亡者呼吸道样本病毒载量显著高于存活者(校正采样部位和RT-PCR技术后p<0.001)。
- ICU存活者SARS-CoV-2 RT-PCR阴转中位时间为19天(95%CI 15-21),ICU死亡者为26天(95%CI 17-无穷大)。
- 竞争风险回归显示ICU死亡和年龄是RT-PCR阴转延迟的独立危险因素,抗病毒治疗与更短阴转时间独立相关。
- CT纤维增殖表现(支气管扩张评分和网格影评分)与SARS-CoV-2阴转时间无显著关联。
- CT上IPO(致密肺实质模糊影)评分越高,RT-PCR阴转概率越低;GGO评分越高,阴转概率越高。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成人COVID-19肺炎相关急性呼吸衰竭患者,SARS-CoV-2 RT-PCR阳性(ICU入科前14天内或入科后7天内),入住ICU者。
- 排除标准:SARS-CoV-2 RT-PCR阴性、既往因同一研究已纳入、缺乏知情同意。
- 研究场景为大学医院2个ICU(法国里昂),2020年2月至6月。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ARDS诊断依据原文提及的ARDS标准(未列出具体条目)。
- 免疫抑制定义:近6个月内接受化疗、未控制HIV感染(CD4 T细胞<200 copies或15%)、泼尼松>10 mg/天、近3个月内免疫抑制治疗(利妥昔单抗为6个月)、再生障碍性贫血、无脾或脾切除。
- RT-PCR阳性定义为循环阈值(Ct)≤45;敏感性分析采用Ct≤40定义阳性。
- 病毒阴转定义为从ICU入科至首次RT-PCR阴性且后续无阳性结果的时间;未阴转者以最后一次阳性RT-PCR时间右删失。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原文未提及具体抗病毒药物名称、剂量、给药途径或疗程;仅说明抗病毒治疗仅在与SARS-CoV-2的抗病毒临床试验纳入时提供,且抗病毒治疗与更短病毒阴转时间独立相关。
- 原文未提及皮质类固醇的具体剂量或疗程;仅说明研究期间ICU政策为RT-PCR阴转前不给予类固醇。
- 原文未提及针对病毒载量或病毒排毒时间的具体治疗阈值或启动/停止标准。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原文未提及需要立即处理或不能漏诊的具体红旗征及对应处理。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回顾性观察研究,2个ICU中心,纳入129例(中心1为97例,中心2为32例),ICU死亡率34%(44例)。
- 共进行432次SARS-CoV-2 RT-PCR(28%下呼吸道样本,72%鼻咽样本,70%阳性),每人中位3次(IQR 2-4);137次胸部CT在39例患者中分析。
- 病毒载量:校正采样部位和RT-PCR技术后,ICU死亡者病毒载量显著高于ICU存活者(p<0.001);采样部位对病毒载量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回归系数0.39±0.82,p=0.63)。
- 病毒阴转时间:ICU存活者中位19天(95%CI 15-21),ICU死亡者中位26天(95%CI 17-无穷大),log-rank p<0.05。
- 竞争风险回归:ICU死亡和年龄是RT-PCR阴转延迟的独立危险因素,抗病毒治疗与更高阴转概率独立相关。
- CT亚组:39例中22例(56%,95%CI 41-71%)出现纤维增殖表现(存活者40%,死亡者74%,p=0.05);最大支气管扩张评分和IPO评分与ICU死亡率相关,网格影和GGO评分与ICU死亡率无关。
- CT评分与病毒阴转:IPO评分与更低阴转概率相关,GGO评分与更高阴转概率相关;支气管扩张和网格影评分与阴转时间无显著关联。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回顾性观察研究(单篇论文),非随机对照试验。
- 局限:回顾性设计;RT-PCR采样间隔较宽(7-10天)可能高估病毒排毒时间;多数为鼻咽拭子,可能低估下呼吸道病毒载量;使用了4种不同RT-PCR技术;仅27%患者有至少2次连续阴性RT-PCR;CT评分仅基于5个层面,CT亚组样本量小(39例)且未行多因素分析;原文提及可能存在选择偏倚。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对于COVID-19相关急性呼吸衰竭的ICU患者,病毒载量更高和病毒排毒时间更长与ICU死亡相关,提示可考虑监测呼吸道病毒载量作为风险分层参考(原文未给出具体阈值或干预方案)。
- CT上出现广泛IPO(致密肺实质模糊影)的患者病毒阴转时间更长,原文建议此类患者是强效抗病毒治疗的强烈候选人群(原文未给出具体药物或方案)。
- CT纤维增殖表现(支气管扩张、网格影)与病毒排毒时间无关,原文提示肺纤维化可能与宿主因素或外部因素(如呼吸机相关肺损伤或患者自身肺损伤)有关,而非病毒侵袭强度。
- 原文未提及常规临床实践中应改变的具体抗病毒治疗启动时机、剂量或疗程。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未提及指南或共识名称;参考文献格式为Ann Intensive Care。
全文中译12 节 · 点击展开
背景
COVID-19感染常与急性呼吸衰竭(ARF)相关,从症状出现到发生ARF的中位延迟时间为8–10天[1, 2]。约14%至28%的住院患者需要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3–5]。ICU死亡率较高,尤其是在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中,死亡主要与多器官功能衰竭相关[6]。宿主反应失调导致细胞因子风暴已被怀疑是参与呼吸衰竭恶化和休克发生的潜在机制[1, 7],最佳治疗方案(抗病毒、免疫调节或两者兼用)仍有待确定。然而,住院患者中病毒持续排毒较为常见,中位时间为3周[8],重症患者可能更长[9–12]。目前尚不清楚ICU死亡主要与病毒感染的失控、宿主反应失调还是两者均有关。
另一方面,高达40%的COVID-19肺炎患者在出院后计算机断层扫描(CT)上显示肺纤维化征象,入住ICU已被确定为潜在危险因素[13]。肺纤维化可能与病毒感染相关的肺泡上皮细胞死亡、触发促纤维化反应的过度免疫应答和/或呼吸机所致肺损伤有关。
我们假设,在ICU死亡的伴ARF的COVID-19患者呼吸道病毒清除率低于存活出院患者,且病毒排毒时间延长与肺部CT上的纤维增殖模式相关。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比较ICU出院时存活组与ICU死亡组中通过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评估的SARS-CoV-2转阴时间。本研究的次要目的是评估RT-PCR SARS-CoV-2转阴时间与基于CT的纤维增殖评分之间的关联。
方法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于2020年2月至2020年6月在大学医院(法国里昂民用 Hospices Civils de Lyon)的2个重症监护病房进行。本研究按照修订版《赫尔辛基宣言》进行,并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20–41)。已向患者或其代理人征求数据使用同意。
患者
符合条件的参与者为成年人,因COVID-19肺炎相关ARF入住ICU,且在入住ICU前14天内或入住ICU后7天内呼吸道拭子SARS-CoV-2 RT-PCR阳性确诊。排除标准为SARS-CoV-2 RT-PCR阴性、既往因同一研究在先前ICU住院期间已纳入、以及不同意参与。
COVID-19疫情期间的ICU政策是促进每7–10天进行序贯RT-PCR采样和胸部CT检查。被认为对SARS-CoV-2有活性的抗病毒治疗仅在纳入抗病毒临床试验时给予。根据研究进行时的ICU政策,在RT-PCR转阴之前不给予类固醇。
数据收集
收集以下变量:人口学和人体测量学数据、入住ICU时的简化急性生理评分II(SAPS II)[14]和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15]、免疫抑制状态、是否符合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标准[16]、COVID-19感染首次症状出现日期、ICU住院期间任何时间针对SARS-CoV-2的活性抗病毒治疗、ICU住院期间呼吸及肺外器官支持、ICU住院时长、住院期间胸部CT检查日期及CT半定量评分(见下文)、住院期间每次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的采样日期和结果。若患者在过去6个月内接受过化疗、存在未控制的HIV感染(CD4 T细胞少于200个拷贝或15%)、接受泼尼松等效剂量>10 mg/天的糖皮质激素治疗、过去3个月内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利妥昔单抗为6个月)、再生障碍性贫血、无脾症或脾切除术,则视为免疫功能低下。
SARS-CoV-2的RT-PCR检测在未插管患者中通过鼻咽拭子进行,在侵袭性机械通气患者中通过鼻咽拭子或下呼吸道样本进行。由于常规诊断方法的演变和诊断试剂短缺,研究期间采用4种不同技术进行RT-PCR检测,均靶向ORF1a基因且前分析步骤相似:1-巴斯德研究所(法国巴黎)开发的QS技术检测了183份样本;2-适配于Panther Fusion全自动系统(Hologic ®,美国马萨诸塞州马尔堡)开放通道的QS技术检测了180份样本(QS–HOL);3-Cobas®SARS-CoV-2检测试剂在Cobas® 6800系统(Roche Diagnostics ®,瑞士巴塞尔)上检测了57份样本;4-Eurobioplex SARS-CoV-2试剂盒(Eurobio Scientific ®,法国于利斯)检测了4份样本。所有技术的RT-PCR结果均以循环阈值表示,循环阈值定义为信号穿越阈值(即超过背景水平)所需的循环数。循环阈值与病毒载量呈负相关,循环阈值≤ 45时样本视为阳性。8份在其他医院使用未知RT-PCR技术进行的病毒拭子检测缺乏循环阈值数据。RT-PCR上SARS-CoV-2转阴时间计算为从入住ICU至首次报告阴性RT-PCR且后续无阳性RT-PCR的时间间隔。住院期间RT-PCR未出现SARS-CoV-2转阴的患者在其最后一次阳性RT-PCR时间点进行右删失处理。
对中心#1患者入住重症监护病房期间进行的所有CT扫描均进行了分析。CT采集采用仰卧位,使用iCT 256或Ingenuity CT(Philips Healthcare,荷兰埃因霍温),设置如下:电压120至140 kVP,层厚0.9 mm至1.5 mm,矩阵大小512×512。视野、像素大小和mAs根据每位患者进行调整。每次CT扫描由2名呼吸科医师(LF、LC)通过共识同时进行半定量评分[17]。在以下位置分析5个CT层面:主动脉弓、右侧膈顶上方1 cm处,以及这两个层面之间等距的另外三个层面。在每个层面上,每侧肺分为前区和后区,每个层面形成四个象限进行分析。在每个象限中评估以下影像学表现:网状影、磨玻璃影(GGO)和致密肺实质影(IPO)。每种模式的空间范围采用半定量评分:0=无受累;1=该层面肺部面积受累<5%;2=受累5%至25%;3=受累26%至49%;4=受累50%至75%;5=受累>75%。对于每种影像学模式,平均评分(范围0–20)通过将所有层面的所有象限值相加,除以层面数计算得出。最后,每个层面上支气管扩张评分为存在(1)或不存在(0),支气管扩张总评分通过将所有层面的值相加计算得出(范围0–5)。每位患者的任何纤维增生性CT特征定义为在ICU住院期间出现至少一个支气管扩张评分或网状影评分>0。
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终点为RT-PCR上SARS-CoV-2转阴时间。本研究的次要终点为ICU住院期间最大支气管扩张、网状影、GGO和IPO的CT评分。
统计分析使用R版本4.0.1 [18]及以下软件包进行:survival [19, 20]、survminer [21]、cmprsk [22]、powerSurvEpi [23]、lme4 [24]和lmerTest [25]。选择p值低于0.05为统计学显著性。
分类变量以计数(百分比)表示,连续数据以中位数(第1四分位数-第3四分位数)表示。组间数据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检验(分类变量)和Mann–Whitney U检验(连续变量)。比例的95%置信区间(CI95%)采用Wilson评分法计算。
病毒载量(通过循环阈值评估)随时间的变化采用线性混合模型分析,以时间作为随机斜率,以ICU出院时生命状态作为随机截距,并校正采样部位(鼻咽或下呼吸道)和RT-PCR技术。进行此校正以考虑采样部位和RT-PCR技术对病毒载量的潜在混杂效应。
首先在不考虑死亡竞争风险的情况下,使用Kaplan–Meier估计量和对数秩检验分析ICU死亡率和CT评分对RT-PCR上SARS-CoV-2转阴时间的影响。然后,进行Fine和Gray竞争风险回归分析,以考虑死亡竞争风险对RT-PCR上SARS-CoV-2转阴时间的影响[26],并通过Schoenfeld残差的图形分析评估比例风险假设。所有多变量分析均通过纳入单变量分析中p值≤0.2的变量并进行逐步后退选择来进行。
病毒学检测
共进行了432次SARS-CoV-2 RT-PCR检测,其中121次(28%)采样自下呼吸道,311次(72%)采样自鼻咽部,301次(70%)为阳性。每位患者RT-PCR检测次数的中位数为3次[2–4]。40例患者(31%)在随访结束时仅有1次阴性RT-PCR,35例(27%)患者在随访结束时至少有2次连续阴性RT-PCR,54例(42%)患者在随访结束时RT-PCR仍为阳性。每位患者RT-PCR检测的时间见附加文件1。从ICU入组开始,循环阈值随时间显著升高(p < 0.001,图1和附加文件2),且在调整采样部位和RT-PCR技术后,死亡患者的循环阈值显著较低(即病毒载量显著较高),与ICU出院时存活患者相比。有趣的是,采样部位对病毒载量的影响无统计学显著性(附加文件2),回归系数为0.39 ± 0.82(即鼻咽部样本的拟合循环阈值平均比下呼吸道样本高0.39 ± 0.82,p = 0.63)。仅使用QS和QS–HOL技术分析的病毒样本进行的敏感性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果。
RT-PCR状态改变的概率
SARS-CoV-2 RT-PCR持续阳性的概率的Kaplan–Meier图见图2。与ICU存活者相比,ICU出院时非存活者的病毒排出时间显著更长(p < 0.05)。ICU出院时存活患者RT-PCR上SARS-CoV-2转阴的中位时间为19天[CI95%:15–21],ICU出院时非存活者为26天[CI95%:17-无穷]。
表2和图3展示了RT-PCR检测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转阴概率的单因素和多因素竞争风险回归分析结果。ICU出院时的年龄和生命状态与较低的RT-PCR SARS-CoV-2转阴概率独立相关,而抗病毒治疗与较高的转阴概率独立相关。所有检测变量均未发现违反比例风险假设。使用循环阈值≤40定义PCR阳性(附加文件3)或使用距首次阳性RT-PCR的时间代替距ICU入住时间(附加文件4)进行的敏感性分析提供了相同的结果。
CT半定量评分
在中心#1的39例患者中进行了137次胸部CT扫描,这些患者在ICU住院期间至少接受了一次CT扫描(每位患者CT扫描中位次数:3次[2–4])。
每位患者的首次CT和末次CT扫描分别在ICU入住后2[1–9]天和28[15–39]天进行(附加文件5)。纳入CT子研究的患者SAPS2和SOFA评分显著更高,更频繁地符合ARDS标准,更常需要器官支持,且ICU死亡率显著更高(附加文件6)。22例患者(56%[95%CI:41–71%])在ICU住院期间表现出纤维增生模式(ICU出院时存活组为40%,ICU死亡组为74%,p=0.05,表3)。ICU住院期间最大支气管扩张和IPO CT评分与ICU死亡率相关,而最大网状影和GGO评分则不相关(表3)。
RT-PCR SARS-CoV-2转阴概率与ICU住院期间最大CT评分之间关系的Fine和Gray竞争风险回归分析见图4。IPO评分与较低的RT-PCR SARS-CoV-2转阴概率相关(即评分越高,RT-PCR转阴时间越长),而GGO评分与较高的RT-PCR SARS-CoV-2转阴概率相关。探索纤维增生的CT评分(即支气管扩张和网状影评分)均与RT-PCR SARS-CoV-2转阴时间无显著相关。由于该分析中患者数量较少,未进行多因素分析。
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1- 在ICU死亡且伴有急性呼吸衰竭(ARF)的COVID-19患者中,呼吸道样本RT-PCR SARS-CoV-2转阴时间显著更长,病毒载量显著更高;2- 超过50%的患者可识别出纤维增生性CT模式,但其与呼吸道样本病毒排毒持续时间无显著关联;3- IPO CT评分与RT-PCR SARS-CoV-2转阴时间更长相关。
关于外部效度,本研究的年龄、性别比与既往ICU报道相似[1, 27–29]。从症状出现至ICU入住的中位时间在既往发表的ICU患者研究范围内[1, 27, 30]。需要有创通气、使用血管升压药的患者比例及ICU死亡率与大型ICU队列中观察到的结果相似[28–30]。病毒排毒持续时间与年龄之间的关系此前已在单因素分析中观察到[8],并被认为与免疫衰老有关。在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患者中证明病毒排毒持续时间较短并不出乎意料,因为初步数据提示至少对瑞德西韦而言对临床结局有积极作用[31]。然而,对本研究中抗病毒治疗对病毒排毒影响的解读应谨慎,因为患者数量有限,抗病毒治疗高度异质,且除瑞德西韦外, none of them has clearly shown any clinical efficacy。
据我们所知,此前发表的研究均未将ICU死亡率与ARF患者的病毒排毒持续时间相关联。相反,一项纳入191例住院患者的研究发现非幸存者的病毒排毒时间显著更短,但该研究未考虑死亡的竞争风险,且混合了ICU和非ICU患者[11]。高病毒载量此前已被认为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12, 32],这与本研究的发现一致。可以假设,非幸存者病毒排毒持续时间更长可能是ICU入住时病毒载量更高的结果。非幸存者病毒排毒时间更长也可能是该组免疫反应无效的结果,因为我们课题组最近已表明,高达20%的COVID-19合并ARF的ICU患者表现为I型干扰素产生持续缺失[33],而I型干扰素是先天免疫系统防御病毒感染的主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这些数据提示需要有效的抗病毒治疗以改善ICU死亡率。
多项研究已采用半定量评分分析非重症SARS-CoV-2感染患者的胸部CT。在21例从疾病早期到晚期反复接受检查的患者中,症状出现后0-4天以磨玻璃影为主,症状出现后5-8天以铺路石征为主,而IPO的范围在症状出现后10天达到峰值[34]。与本研究发现一致,我们100%的患者均存在IPO,因为几乎所有CT均在症状出现后10天以上完成。在一项纳入83例患者(其中25例为重症患者)的研究中,CT总评分及CT上IPO的存在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35];这一结果与我们在更重症患者中的结果一致。在3项研究中,30%至50%的患者观察到支气管扭曲[36-38],这一数值与本研究中观察到的56%相似。我们未能证明纤维增生性CT评分(网格影评分和支气管扩张评分)与病毒排毒时间延长之间存在关联,提示COVID-19后的肺纤维化可能与宿主因素或外部因素(如呼吸机所致或患者自致性肺损伤)相关,而非与病毒侵袭强度相关。然而,IPO评分与病毒排毒持续时间之间的强关联提示,CT上存在广泛IPO的患者是抗病毒治疗的强候选对象。另一方面,CT上GGO范围与较短病毒排毒持续时间之间的关联可能提示GGO反映肺实质中炎症细胞的募集,尽管这仍属推测。
本研究的一些局限性应予承认。第一,由于RT-PCR采样间隔相对较宽(7-10天),病毒排毒时间的估计值可能被高估,尽管这在两组患者(ICU出院时存活和死亡)中可能相似。第二,我们大多数采用鼻咽拭子进行RT-PCR,这可能使结果产生偏倚,因为ICU患者下呼吸道样本中RT-PCR假阴性可能较少见[39]。第三,使用了4种不同的RT-PCR技术,预期会对循环阈值产生影响,尽管已通过对测量部位和RT-PCR技术进行多因素分析校正来加以考虑。第四,定义RT-PCR阳性的循环阈值可能存在争议,因为在如此高的数值下病毒可能已不再可培养[40],且该水平的阳性可能反映免疫系统缺陷和无法完全清除病毒。然而,在敏感性分析中使用较低的循环阈值(即40)时,本研究的主要判断标准未发生变化。第五,仅27%的患者至少有2次连续阴性RT-PCR,病毒排毒持续时间可能因假阴性检测而被低估[8]。最后,CT评分仅按既往在非消退性ARDS中的做法在5个CT层面上计算[17],不能排除选择偏倚,尽管所有分析的CT方法学相同。
然而,研究的多中心特征和相对较大的样本量是限制偏倚风险的重要因素。尽管仅有一部分患者可通过计算机断层扫描进行分析,但所分析的CT扫描数量确保了COVID-19肺部病变的时间进程得到了正确评估。研究中大多数患者CT上显示纤维增殖,提示抗纤维化治疗可能有助于缩短机械通气持续时间并预防ICU出院后的肺部后遗症。
结论
在COVID-19相关呼吸衰竭的ICU存活者中,呼吸道样本的病毒载量显著较低,病毒排毒时间显著较短,且与肺部CT上纤维化的发生无关。肺纤维化在重症ICU患者中较为常见,提示抗纤维化治疗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CT上密集肺实质磨玻璃影的范围与呼吸道样本的病毒排毒持续时间相关,提示表现出该模式的ICU患者是抗SARS-CoV-2强效抗病毒治疗的有力候选对象。
补充信息
附加文件1. rt-pcr采样时间安排。
附加文件2. 阳性RT-PCR样本中与循环阈值(病毒载量的倒数)相关变量的多因素线性回归。
附加文件3. 使用循环阈值≤40定义pcr阳性的敏感性分析。SARS-CoV-2 RT-PCR转阴概率的多因素Fine和Gray竞争风险回归。
附加文件4. 使用距首次阳性RT-PCR的时间替代距ICU入院时间的敏感性分析。SARS-CoV-2 RT-PCR转阴概率的多因素Fine和Gray竞争风险回归。
附加文件5. 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的时间安排。
附加文件6. ICU入院时患者特征与纳入胸部ct子研究的关系。
参考来源
- Bitker L, Dhelft F, Chauvelot L, et al. Protracted viral shedding and viral load are associated with ICU mortality in Covid-19 patien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Ann Intensive Care. 2020. PMID: 33301059. doi:10.1186/s13613-020-00783-4
- 全文:PMC7725883(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725883/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