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苏后休克:病理生理与治疗新进展
本文综述复苏后休克的病理生理与治疗进展。复苏后休克发生于50–70%的心脏骤停复苏后患者,是早期一过性并发症,常导致多器官衰竭和高死亡率。病理生理为全心缺血再灌注损伤,表现为心肌抑制、血管麻痹和低血容量,类似脓毒症休克。血流动力学管理包括液体、升压药和/或正性肌力药;去甲肾上腺素应作为一线升压药,多巴酚丁胺是最成熟的正性肌力药。最佳MAP目标仍未知,可能因人而异。严重患者可考虑ECMO,但需神经预后良好。
要点
- 复苏后休克定义为复苏后ROSC患者需持续升压药维持的组织低灌注和动脉低血压,发生率50–70%,ICU死亡率20–55%。
- 去甲肾上腺素应作为一线升压药以避免其他儿茶酚胺的致心律失常效应;多巴酚丁胺是此情境下最成熟的正性肌力药。
- COMACARE研究(120例OHCA昏迷患者)显示,目标MAP低正常(65–75 mmHg)或高正常(80–100 mmHg)36小时不影响NSE、死亡率或神经结局。
- 保护性肺通气:潮气量≤6 mL/kg与良好神经认知结局、更多无呼吸机和无休克天数独立相关;PEEP 4–8 cmH2O(ARDS患者更高)合理。
- TTM推荐用于OHCA初始可除颤心律且ROSC后仍昏迷者至少24小时;TTM 33°C相比36°C有更多血流动力学紊乱,应避免最低温度目标。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心脏骤停复苏后ROSC患者,发生于50–70%,是复苏后早期一过性并发症。
- 纳入:复苏后ROSC、组织低灌注和动脉低血压需持续升压药输注的ICU患者。
- TTM推荐用于OHCA初始可除颤心律且ROSC后仍昏迷者,建议用于OHCA非可除颤心律或院内心脏骤停任何初始心律且ROSC后仍昏迷者,至少24小时。
- ECMO仅考虑用于最严重复苏后休克且神经预后假定良好的患者。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复苏后休克最实用定义:复苏和ROSC后,组织低灌注合并动脉低血压需持续升压药输注。
- 心肌功能障碍:射血分数降低,心脏指数下降伴充盈压低或正常,通常48小时内消退,超声可见于高达70%患者。
- 相对肾上腺功能不全:52%复苏后患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刺激试验阳性,与休克相关死亡率相关。
- ECLS选择评分:CREST评分用于早期识别循环相关死亡高风险患者;SOFA评分<14、初始可除颤心律、INR<2.4、初始动脉pH(每增加0.1,OR=1.7)、ROSC后24小时内植入ECLS与生存相关。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液体复苏——因血管麻痹、毛细血管渗漏和第三间隙综合征导致低血容量,但常因担心液体过负荷而治疗不足。
- 第二步: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线升压药,以避免其他儿茶酚胺的致心律失常效应。
- 第三步:存在心肌功能障碍时加用正性肌力药,多巴酚丁胺是最成熟选择;动物研究最有效剂量5 µg/kg/min(低剂量无效,高剂量增加心肌氧耗),但该阈值不能直接外推到人类。
- 第四步:MAP目标——最佳MAP仍未知,可能因人而异;COMACARE研究中低正常(65–75 mmHg)或高正常(80–100 mmHg)36小时不影响NSE、死亡率或神经结局;高正常MAP可减少肌钙蛋白释放。
- 第五步:保护性肺通气——潮气量≤6 mL/kg与良好神经认知结局相关;PEEP 4–8 cmH2O(ARDS患者更高)合理;目标正常氧合和正常碳酸血症(最初72小时)。
- 第六步:TTM——ICU入院后立即开始,至少24小时;避免最低温度目标,因TTM 33°C相比36°C有更多血流动力学紊乱(心率下降、乳酸升高、升压药需求增加)。
- 第七步:冠状动脉再灌注——STEMI且神经预后良好者尽早CAG;非STEMI患者CAG时机仍有争议,随机试验显示延迟策略生存相似且避免不必要CAG。
- 第八步:ECMO——最严重复苏后休克且神经预后良好者考虑VA-ECMO作为恢复桥梁;25–28%的ECLS患者存活出院且神经和长期结局良好。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复发性心脏骤停、不可逆缺氧性脑损伤(包括脑死亡)及合并症撤除治疗是OHCA院内死亡主要原因。
- 多器官衰竭:心肌功能障碍高达2/3、急性肾衰竭汇总发生率37%(1/3需肾脏替代治疗)、缺氧性肝炎近15%、代谢性酸中毒高达90%,均与不良结局相关。
- 动脉低血压与不良神经结局相关,ROSC后脑血流自动调节可能受损。
- 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可导致继发性脑损伤,即使接受ECLS者也应严格控制。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综述类型:聚焦复苏后休克病理生理与治疗新进展的叙述性综述。
- 流行病学:复苏后休克发生率50–70%;一项OHCA后ICU回顾性队列报告总发生率68%,男性、可除颤心律、ROSC时间与发生相关。
- 归因院内死亡率20–55%,多死于多器官衰竭。
- 病理生理:心肌功能障碍(超声高达70%)、血管麻痹(中性粒细胞-内皮相互作用、诱导型NO合酶、活性氧、炎症细胞因子)、低血容量(相对性、毛细血管渗漏、第三间隙综合征)、内脏功能障碍和内毒素血症、相对肾上腺功能不全(52%)和精氨酸加压素释放受损。
- 早期目标导向治疗:探索性研究20例患者未改善死亡率;近期多中心随机研究证实不改善死亡率、不限制缺氧脑损伤范围或神经结局,尽管改善脑氧合。
- COMACARE研究:120例OHCA昏迷患者,MAP低正常(65–75 mmHg)或高正常(80–100 mmHg)36小时不影响NSE、死亡率或神经结局;高正常MAP减少肌钙蛋白释放。
- TTM试验亚组:TTM 33°C相比36°C有更多血流动力学紊乱(心率下降、乳酸升高、升压药需求增加)。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叙述性综述,汇总动物实验、前瞻性观察研究、回顾性队列和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
- 关键RCT:COMACARE研究(多中心随机,120例OHCA昏迷患者)比较MAP低正常与高正常目标;早期目标导向治疗多中心随机研究。
- 关键RCT:Lemkes等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显示非STEMI心脏骤停患者无论CAG时机生存相似,延迟策略避免不必要CAG。
- 局限:部分证据来自动物研究(多巴酚丁胺剂量、左西孟旦、米力农);部分为回顾性研究;最佳MAP目标、TTM最佳目标和持续时间、非STEMI CAG时机仍未知;ECLS选择评分需进一步验证。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复苏后休克应早期积极血流动力学管理:液体、去甲肾上腺素一线、多巴酚丁胺为正性肌力药首选。
- 不应常规使用早期目标导向治疗以求改善死亡率或神经结局,但可用于维持器官灌注。
- MAP目标不建议统一高正常或低正常,应个体化;高正常MAP可能减少心肌损伤标志物释放。
- TTM应避免最低温度目标(33°C),尤其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者,因增加升压药需求和乳酸。
- STEMI且神经预后良好者尽早CAG;非STEMI可考虑延迟CAG以避免不必要操作。
- ECMO仅用于最严重休克且神经预后良好者,需用评分(CREST、SOFA、pH、INR等)筛选。
- 不推荐常规血液净化去除细胞因子;不推荐左西孟旦或米力农用于复苏后休克(尚需临床验证)。
- 常见陷阱:因担心液体过负荷而低估低血容量;将动物研究多巴酚丁胺5 µg/kg/min直接外推至人类。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引用指南:当前指南推荐目标正常氧合和正常碳酸血症最初72小时;TTM推荐用于OHCA初始可除颤心律且ROSC后仍昏迷者至少24小时;保护性肺通气。
- 原文引用研究:COMACARE研究、TTM试验、Lemkes等非STEMI CAG时机RCT。
- 原文未提及具体指南名称、发布机构及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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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后休克的概念
心脏骤停(CA)的结局仍然很差。超过60%的院外心脏骤停(OHCA)患者将死亡,未能实现可持续的自主循环恢复(ROSC)[1]。在实现可持续ROSC的患者中,重症监护病房(ICU)死亡率仍然很高,范围为患者的60%[2, 3]至80%[1, 4]。OHCA后的院内死亡主要由不同原因导致,包括复发性CA、不可逆的缺氧性脑损伤(包括脑死亡),以及合并症的撤除治疗[5, 6]。此外,这些CA后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将遭受严重的血流动力学障碍,这可能加重器官损伤,并可能在最初数小时或数天内导致死亡。所有这些并发症与CA的无血流和低血流持续时间密切相关,因而也与不同器官氧债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对这种复苏后休克的最早描述由Vladimir Negovsky在45年前以上提供[7]。在一系列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中,他报告了大量可作为CA引起的全身缺血和再灌注后果而观察到的临床和生物学变化。在这些紊乱中,血流动力学障碍是最常见和最严重的改变之一。如今,普遍认为在复苏和ROSC之后,组织低灌注和需要持续输注血管升压药的动脉性低血压的组合可能对应于这种休克最实用的定义[3, 8, 9]。使用这一定义,复苏后休克的发生率在50%至70%之间[3, 8, 9]。在一项纳入OHCA后入住ICU患者的回顾性队列中,Lemiale等报告总体发生率为68%,他们还确定了与其发生相关的一些因素(男性、可电击心律、ROSC时间)[3]。
归因于这种复苏后休克的院内死亡率在20%至55%之间变化[2, 3, 5],并且最常由多器官衰竭导致,包括(1)高达三分之二患者的心肌功能障碍[10],(2)根据所用定义10–80%患者的急性肾衰竭,合并发生率为37%[11],其中三分之一患者需要肾脏替代治疗[12],并与慢性肾病的长期发生相关[13],(3)近15%患者的缺氧性肝炎[14, 15]以及(4)高达90%患者的代谢性酸中毒[16]。所有这些器官衰竭均被显示与此背景下的不良结局相关。
在本综述中,我们旨在聚焦于复苏后休克的病理生理学和治疗的最新进展。
复苏后休克的病理生理学
复苏后休克的病理生理学既归因于CA的病因,也归因于缺血–再灌注综合征,后者导致器官功能障碍的复杂和多因素拼图。无论CA的病因如何,复苏后休克主要是心肌功能障碍、血管麻痹和低血容量的组合。
心肌功能障碍
在一项结合血管造影数据和肺动脉导管监测的关键研究中,Laurent及其同事前瞻性地描述了心源性心脏骤停(CA)后连续患者在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前、初始左心室造影时以及ICU停留最初72小时内的血流动力学特征[17]。进行左心室造影时,所有患者的射血分数均降低,而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的充盈压升高,无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的充盈压则低至正常。入住ICU数小时后,发现所有患者的心脏指数降低,充盈压低或正常,提示低血容量。此后,心脏指数逐渐改善,24小时内恢复正常值,而充盈压随时间保持不变。尽管心脏指数改善,所有患者在最初72小时内仍需大量液体输注和高剂量血管升压药以维持可接受的平均动脉压(MAP)水平[17]。总体而言,这些观察结果提示早期且严重的心肌功能障碍,通常在48小时内消退,并伴有血管麻痹。
使用超声心动图已证实,这种复苏后心肌功能障碍非常常见,涉及高达70%的患者[10, 18]。最常见的模式是早期短暂的收缩和舒张左心室功能障碍[17],可视为缺血-再灌注综合征后心肌顿抑的一种模型[19]。当然,当CA由冠状动脉闭塞引起时,这种心肌功能障碍非常常见。然而,这种心肌功能障碍可因反复除颤(尤其是使用单相高能量电流时)而加重,也可部分被视为“肾上腺素能心肌病”,正如心肺复苏期间给予的肾上腺素剂量与心脏功能障碍严重程度之间的独立关联所示[20]。
血管麻痹
关于缺血-再灌注综合征后常见的血管麻痹,基于前瞻性人体研究,主要怀疑两种机制。首先,全局性缺血和再灌注后微血管中中性粒细胞积聚、中性粒细胞-内皮相互作用及中性粒细胞活化导致内皮细胞功能障碍[21]。后者增加诱导型NO合酶的转导,进而诱导血管平滑肌细胞舒张并促进凝血级联反应的激活[22]。其次,缺血-再灌注综合征产生的活性氧激活先天免疫细胞。这导致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和诱导型NO合酶表达增加,两者均加重内皮功能障碍,从而加重血管麻痹[23, 24]。由于这两种机制与脓毒症病理生理学中涉及的机制非常相似,复苏后休克常被视为“类脓毒症综合征”。此外,真正的脓毒症也可能促成这种血流动力学特征,因为感染性并发症在这一阶段非常常见[25]。
低血容量
心脏骤停(CA)后低血容量常见,但常治疗不足,因为这些患者存在潜在心肌功能障碍,担心液体过负荷。其原因包括血管麻痹(因内容物与容器不匹配导致的相对低血容量)、在自主循环恢复(ROSC)前复苏时间延长和/或接受体外生命支持(ECLS)的最严重患者中的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26],以及在后期与肠梗阻和肠道损伤相关的第三间隙综合征。
内脏功能障碍与内毒素血症
一些人体和前瞻性研究提示,肠道损伤也可能通过其诱发或加重全身炎症反应的能力,促成复苏后休克中所见的血管麻痹[27–29]。事实上,在心脏骤停后患者中,肠道损伤标志物升高且内毒素血症常见[27, 28],后者与血管麻痹的严重程度相关[29]。然而,其发生率仍不清楚,且复苏后休克与肠道损伤之间的关系复杂,因为二者密切交织。
激素功能障碍
相对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也可能参与复苏后休克期间所观察到的血管麻痹。Pène及其同事对连续收入ICU的心脏骤停后患者前瞻性进行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刺激试验,他们观察到其中52%的患者存在相对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且与休克相关死亡率相关[30]。这些发现被其他团队证实[31, 32],突出了相对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和肾上腺储备耗竭的概念(如脓毒性休克患者中所观察到的)。此外,心脏骤停后患者下丘脑释放精氨酸加压素似乎受损[33],也促成了血管麻痹。
重要的是,上述不同机制在复苏后休克病理生理学中的各自权重存在个体间差异。然而,所有机制都密切相互作用,并导致自我延续的恶性循环(图1)。
复苏后休克的处理
对症治疗
早期目标导向治疗
脓毒症休克与复苏后休克的相似性使一些作者主张对复苏后休克采用早期目标导向治疗策略,包括血流动力学复苏和治疗性低温[34, 35]。所提出的血流动力学复苏基于积极的阶梯式策略,包括液体、血管升压药、正性肌力药和输血,以目标预设的平均动脉压(MAP)水平并使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正常化,后者在治疗最初数小时内用作氧输送的替代指标。一项纳入20例患者、未系统评估心脏功能的探索性研究的初步结果表明,与匹配的历史对照相比,这种早期目标导向治疗并未改善死亡率[34]。最近一项多中心随机研究证实,这种早期目标导向治疗策略尽管改善了脑氧合,但既未显示改善死亡率,也未显示限制缺氧性脑损伤范围或改善神经学结局[35]。尽管如此,在复苏后休克中使用此类策略以维持充分的器官灌注可能是合理的(图2)。
血管加压药和正性肌力药
除液体输注外,复苏后休克的血流动力学管理主要基于血管加压药,因为存在严重的血管麻痹和血管扩张,当存在复苏后心肌功能障碍时,联合使用正性肌力药(图2)。
去甲肾上腺素应被视为一线血管加压药,以避免其他儿茶酚胺的致心律失常作用。关于正性肌力药,多巴酚丁胺是这种情况下最成熟的治疗[36, 37]。这两项动物研究表明,多巴酚丁胺成功克服了长时间心脏骤停(CA)导致的整体左心室收缩和舒张功能障碍[36, 37]。此外,最有效的剂量为5 µg/kg/min:较低剂量无效,较高剂量会过度增加心肌氧耗[37]。重要的是,这一阈值5 µg/kg/min不一定能外推至人类,较高剂量多巴酚丁胺的潜在有害效应值得进一步研究。
左西孟旦在此情况下也可能是多巴酚丁胺的有趣替代选择,如一项动物研究所示[38],以及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如米力农[20]。然而,近十年来该领域未有新进展,这两种治疗仍需进一步临床验证,迄今不推荐用于复苏后休克的管理。
平均动脉压水平的目标
由于动脉低血压与心脏骤停(CA)后患者的不良神经结局相关[39],且自主循环恢复(ROSC)后脑血流自动调节可能受损[40],平均动脉压(MAP)水平是复苏后休克患者的重要治疗目标。在这方面,多项观察性研究表明,维持较高的MAP水平与更好的脑组织氧合[41]、生存率改善[42, 43]和更好的神经结局[44]相关。在最近一项多中心随机研究(COMACARE研究)中,120例院外心脏骤停(OHCA)后昏迷患者显示,在ICU入住后前36小时内以低正常(65–75 mmHg)或高正常(80–100 mmHg)MAP水平为目标,既不影响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血清水平,也不影响死亡率或神经结局[45]。然而,近期显示以高正常MAP水平为目标可减少肌钙蛋白释放,后者是心肌损伤的标志物[46]。因此,尽管目前推荐血流动力学治疗应以动脉压为指导,最佳MAP水平仍未知,且可能因患者而异[47]。
通气管理
根据现行指南,绝大多数心脏骤停后(post-CA)患者接受机械通气[47]。关于保护性肺通气策略,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较低的潮气量(≤ 6 mL/kg)与良好的神经认知结局、更多的无呼吸机天数和更多的无休克天数独立相关[48]。关于呼气末正压(PEEP)水平,对三项国际前瞻性、观察性、多中心研究(共纳入812例心脏骤停后接受机械通气的患者)的二次分析显示,1998年至2010年间PEEP水平从3.5 ± 3 cmH2O升高至6.5 ± 3 cmH2O,且较低的PEEP水平与ICU获得性肺炎的发生独立相关[49]。因此,尽管尚无研究专门探讨该问题,但PEEP水平在4至8 cmH2O之间[47],或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中更高[50],似乎是合理的。总之,对于此类暴露于显著炎症反应的患者,考虑采用保护性肺通气似乎是合理的。
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应严格控制,因为二者均可能导致继发性脑损伤,即使在接受体外生命支持(ECLS)的患者中也是如此[51]。然而,氧合的作用仍存在争议:靶向温度管理(TTM)试验的一项探索性事后亚组研究结果表明,高氧血症和低氧血症与不良神经结局及脑损伤生物标志物升高无关[52],而一些实验和临床研究的回顾性和/或荟萃分析发现,高氧血症可能通过氧化应激以及氧对肺和心血管的潜在直接毒性[54]与不良神经结局相关[53]。最后,初步的实验研究[55, 56]和人体研究[57, 58]可能提示高压氧治疗作为再灌注损伤的治疗手段具有潜在价值,可减少神经元死亡[55, 56]并改善心脏骤停后的神经结局[55–57]或认知功能[58],但这些研究并非针对一氧化碳中毒或气体栓塞。
在多中心随机COMACARE研究中,在ICU入住后最初36小时内将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和氧分压(PaO2)目标设定为正常低值或正常高值范围,并未影响NSE血清水平[59]。然而,正常高值PaCO2(5.8–6.0 kPa)和中度高氧血症(PaO2:20–25 kPa)可带来更好的脑氧合[59]。另一项比较大正常碳酸血症与轻度高碳酸血症在院外心脏骤停(OHCA)后患者中应用的大型多中心随机试验仍在进行中(NCT03114033)。
目前,现行指南推荐在最初72小时内以正常氧合和正常碳酸血症为目标[47]。
靶向温度管理
目前推荐对院外心脏骤停(OHCA)后初始心律为可除颤心律且自主循环恢复(ROSC)后仍处于昏迷状态的患者进行靶向温度管理(TTM),并建议对院外心脏骤停后初始心律为不可除颤心律或院内心脏骤停后任何初始心律且ROSC后仍处于昏迷状态的患者进行TTM,持续至少24小时[47, 60, 61]。TTM应在入住ICU时立即开始[62]。然而,最佳目标温度[63, 64]、TTM的最佳持续时间[65]以及降温方法[66–68]仍存在争议。
除神经保护作用外[69],TTM还可能具有心脏保护作用,尤其是在经历复苏后心肌功能障碍的患者中[20]。目前,没有足够的数据表明复苏后休克患者禁忌使用TTM。然而,当使用TTM时,有一些论据建议避免最低温度目标。在TTM试验的一项子研究中,与36 °C的TTM相比,33 °C的TTM与更频繁的血流动力学改变(心率下降、乳酸水平升高以及需要增加血管升压药支持)相关[70]。
特异性治疗
冠状动脉再灌注
对于将急性冠状动脉疾病视为成人患者心脏骤停(CA)的常见原因已有广泛共识[71, 72]。与其他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管理类似,最常见的策略是尽快进行冠状动脉造影(CAG),因为许多观察性研究报告了早期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与院外心脏骤停(OHCA)后结局改善之间的显著关联[73–75]。当前指南主张在这些患者中广泛使用早期CAG[47, 76]。一旦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在缺血性病因所致CA中的价值被普遍认可,仍有若干未解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最佳候选患者的选择和CAG的最佳时机最具争议。关于适应证,早期CAG的决定应基于一系列论据,包括既往病史、骤停前的预警症状、初始心律、自主循环恢复(ROSC)后的心电图表现以及可获得的生物标志物。此外,近期回顾性数据强调了将冠状动脉干预聚焦于神经功能状态保留患者的价值[77]。关于时机,对于神经预后保留的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共识支持早期CAG(即在入院后尽快进行),因为这种“就地抢救并转运”策略具有即时诊断和治疗的益处,并可能避免与未治疗的冠状动脉闭塞相关的继发性心循环恶化[47]。相反,对于无STEMI证据的患者,可提出“观察等待”策略(延迟CAG)[78]。因此,Lemkes及其同事在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中显示,无STEMI征象的CA患者无论CAG时机如何,生存率相似。此外,延迟策略避免了相当数量的无用CAG[78]。这两种策略(非STEMI患者中早期与延迟CAG)目前正在多项正在进行的研究中评估(DISCO NCT02309151、COUPE NCT02641626、TOMAHAWK NCT02750462、PEARL NCT02387398、NCT02587494、EMERGE NCT02876458),这些研究应有助于建立未来的指南。
体外生命支持
当假定神经预后良好时,最严重形式的复苏后休克可能需要机械循环支持。已提出多种技术,如Impella[79]或主动脉内球囊反搏[80]。然而,复苏后心肌功能障碍可能非常严重且呈全心性[10, 20],其严重程度不可预测,甚至可达难治性心源性休克。基于这些原因,静脉-动脉体外膜氧合是复苏后休克中最常用的体外生命支持(ECLS)技术[81]。
主要问题是确定哪些复苏后休克患者最适合接受体外生命支持(ECLS)。Bascom及其同事提出使用“CREST评分”(表1)来早期识别心脏骤停(CA)后发生循环相关死亡风险最高的患者,这些患者因此可能成为ECLS的候选者[82]。研究还表明,在接受ECLS治疗的复苏后休克患者中,入院时SOFA评分<14、初始可除颤心律和国际标准化比值<2.4以及初始动脉pH值(比值比=每增加0.1为1.7)和自主循环恢复(ROSC)后24小时以上才植入ECLS与生存相关,因此可作为此类患者有用的分诊工具[83, 84]。有趣的是,这些ECLS患者中有25-28%存活至出院,且神经功能和长期预后良好[83, 84],支持在经过仔细筛选的复苏后休克患者中使用ECLS[85]。
除血流动力学严重程度外,在决定复苏后休克患者是否使用ECLS之前,还应考虑神经预后。已有多个评分被提出用于评估院外心脏骤停(OHCA)后的神经预后[77, 86-88](表1),可用于指导发生CA患者的治疗策略[77]。
总之,ECLS应仅作为经过特定预后因素或特定评分(表1)评估神经状态保留的最严重复苏后休克患者通向康复的桥接治疗来考虑。
清除性治疗
鉴于复苏后休克患者中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的显著释放,动物研究表明早期清除血液中的炎症介质可能与血流动力学和预后改善相关[89, 90]。然而,炎症介质是相对较大的分子,因此与传统肾脏替代治疗相比,常规肾脏替代治疗使用的膜不太可能实现高水平的细胞因子清除,而其他替代性体外血液净化疗法则不同。在这方面,Laurent及其同事前瞻性评估了高容量血液滤过(一种已知能更好清除细胞因子的技术)在连续复苏后休克患者中的效果[91]。与传统肾脏替代治疗相比,使用高容量血液滤过与更好的生存相关,而对细胞因子水平无显著影响[91]。最近更多的动物研究[92]或人体研究[93]证实了细胞因子清除对血流动力学缺乏效果,反对在缺血-再灌注综合征中进行细胞因子清除,无论使用何种清除技术。
这种缺乏效果可能由几种机制解释:(1)入住ICU时细胞因子水平较低(与脓毒性休克患者相比)[22],(2)ROSC时初始短暂升高后细胞因子水平迅速下降[91, 92],和/或(3)膜污染,导致尽管使用了高截留膜,对低分子量分子的清除逐渐改善。
因此,鉴于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尽管半衰期极短,却可能对血流动力学产生 prolonged 影响,未来的治疗应更侧重于能够阻断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释放后炎症级联反应的药物,而非清除性治疗。
类固醇
尽管有证据表明存在激素功能障碍,类固醇在复苏后休克患者中的使用仍存在争议。虽然回顾性或初步研究 [94, 95] 已提示心肺复苏期间给予糖皮质激素的有益作用,但仅有少数研究关注了皮质类固醇给药对成功复苏患者的影响。在 Mentzelopoulos 及其同事 [96] 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比较了联合使用血管加压素、甲泼尼龙和肾上腺素与单用肾上腺素的策略,成功复苏的患者接受了应激剂量氢化可的松(每日 300 mg,持续 7 天)或生理盐水。有趣的是,给予氢化可的松(至少一剂)改善了出院时神经功能良好的生存率,提示类固醇可能有益。然而,由于同时使用了多种干预措施,难以确认氢化可的松本身对结局的影响。近期,Donnino 等人在一项纳入 50 例难治性复苏后休克患者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中评估了氢化可的松给药(每日 300 mg,持续 7 天)的价值 [97]。与安慰剂给药相比,未观察到氢化可的松对死亡率、休克逆转时间或休克逆转、或神经功能结局的有益作用。然而,记录有肾上腺功能不全并接受氢化可的松的患者比接受安慰剂者更倾向于实现休克逆转 [97]。
在近期一项研究中,Tsai 等人对台湾全民健康保险研究数据库的回顾性分析显示,心脏骤停后期间给予类固醇仅与接受低剂量类固醇(每日等效泼尼松 < 50 mg,即氢化可的松约 200 mg/天)患者的出院生存率和 1 年生存率改善相关 [98]。相反,较高剂量的类固醇甚至可能与未接受类固醇的患者相比更差的结局相关 [98]。尽管该研究为回顾性设计且结果来自健康保险数据库(存在许多潜在混杂因素),在复苏后休克患者中给予低剂量氢化可的松可能具有意义,尤其是在合并相对性肾上腺功能不全的患者中。需要进一步的随机试验来阐明类固醇在复苏后休克患者中的潜在价值。
新视角
尽管下丘脑精氨酸加压素释放受损参与了复苏后休克血管麻痹的发生[33],但关于加压素给药在复苏后休克患者中潜在价值的数据仍很少[96, 99],且仅有一项研究探讨了加压素给药在此类患者中的潜在独立效应[99]。因此,Mayr及其同事回顾性报告了精氨酸加压素给药在23例对包括液体、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和米力农在内的血流动力学治疗无反应的复苏后休克患者中的血流动力学效应。精氨酸加压素给药显著升高了MAP并降低了儿茶酚胺需求和血乳酸水平[99]。尽管该研究为回顾性设计且患者数量较少,这些结果应鼓励进一步评估精氨酸加压素的效应,或可联合低剂量氢化可的松,以期在复苏后休克患者中实现“激素性修复”。
最后,为进一步研究心脏骤停后患者的肠道功能障碍,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ENTRACT研究,NCT02349074)旨在通过对所有发生CA的患者进行系统性胃镜检查来确定上消化道缺血的发生率。
结论
复苏后休克由循环骤停、复苏操作和自主循环恢复这一序列所引发的全身缺血-再灌注过程所致。它是复苏后阶段的早期和短暂并发症,常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和高死亡率。其病理生理学复杂且涉及多种因素,综合了心肌功能障碍和脓毒症常见特征,如血管麻痹、低血容量和内皮功能障碍。治疗基于早期积极的血流动力学管理,包括对最严重患者使用ECLS,并在需要时联合冠状动脉再灌注。需要进一步临床研究以探索针对炎症、激素和血管功能障碍的新治疗机会。
参考来源
- Jozwiak M, Bougouin W, Geri G, et al. Post-resuscitation shock: recent advances in pathophysiology and treatment. Ann Intensive Care. 2020. PMID: 33315152. doi:10.1186/s13613-020-00788-z
- 全文:PMC7734609(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734609/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