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复苏、休克与脓毒症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

脓毒性休克合并急性肾损伤危重患者的吸附治疗:一项回顾性与前瞻性队列研究

Adsorption therapy in critically ill with septic shock and acute kidney injury: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PubMed 文献 · Ann Intensive Care · 2020-11-18
一句话结论在脓毒性休克合并SA-AKI患者中实施血液吸附未降低ICU或医院死亡率,多因素分析后治疗时长获益亦不显著。

该单中心研究采用历史对照(2012–2013年,33例)与前瞻性干预组(2015–2018年,43例),纳入脓毒性休克(去甲肾上腺素剂量>20 μg/min)合并SA-AKI且接受CVVHDF的成人患者,干预为Cytosorb™血液吸附。主要终点ICU死亡率两组无显著差异(72.1% vs 66.7%),风险调整后O/E比值亦无差异(0.88 vs 0.80)。单因素分析显示吸附组ICU住院时长、升压药依赖、CVVHDF及机械通气时间较短,但多因素分析后均不显著。结论不支持血液吸附常规用于此类患者以改善预后。

要点

  • 纳入标准为脓毒性休克(去甲肾上腺素剂量>20 μg/min)合并SA-AKI、接受CVVHDF的成人ICU患者,共76例(前瞻性吸附组43例,历史对照组33例)。
  • 主要终点ICU死亡率吸附组72.1%(95%CI 58.7–85.5%)vs 对照组66.7%(95%CI 52.6–80.8%),无显著差异;风险调整O/E比值0.88 vs 0.80亦无差异。
  • 多因素logistic回归中血液吸附系数不显著(ICU死亡OR 0.3–3.0,p=0.99;医院死亡OR 0.43–4.05,p=0.64)。
  • 单因素分析吸附组ICU住院时长、升压药依赖、CVVHDF及通气时间较短(p<0.01),但竞争风险模型调整后均不显著。
  • 吸附组APACHE II评分(p=0.008)和升压药依赖(p=0.001)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病情更重。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成人ICU患者,脓毒性休克(去甲肾上腺素剂量升至>20 μg/min)合并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SA-AKI),且已接受CVVHDF。
  • 单中心研究(德国Cottbus三级医院),前瞻性干预组43例(2015–2018年),历史对照组33例(2012–2013年),纳入标准相同。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脓毒性休克:去甲肾上腺素剂量升至>20 μg/min(尽管已充分液体复苏)。
  • 急性肾损伤:RIFLE标准衰竭期持续12–24 h(相当于KDIGO 3期),且IL-6>500 pg/ml。
  • APACHE II根据CVVHDF/血液吸附启动前24 h计算(按登记方案)。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所有患者按当地脓毒症治疗方案处理,基于各时期有效指南;用PiCCO®或超声评估液体复苏充分性或升压药支持。
  • 初始抗菌治疗根据假定或实际感染灶按医院推荐方案执行。
  • 对脓毒性休克合并急性肾衰竭(RIFLE衰竭期12–24 h,相当于KDIGO 3期)、去甲肾上腺素>20 μg/min且IL-6>500 pg/ml的患者,使用CVVHDF(Prismaflex,M150滤器)联合或不联合血液吸附。
  • 所有患者经持续肝素给药抗凝。
  • 吸附器在CVVHDF系统需更换或需进一步吸附治疗时更换;进一步吸附需求根据停止吸附后患者是否再次不稳定或白细胞介素是否再次升高来评估。
  • 存活者中吸附器使用中位数为每例1个(IQR 1–2),使用35.5 h(IQR 17–47)。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原文未提及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单中心回顾性对照+前瞻性干预队列(历史对照设计),共76例(吸附组43例,对照组33例)。
  • 主要终点ICU死亡率:吸附组72.1%(95%CI 58.7–85.5%)vs 对照组66.7%(95%CI 52.6–80.8%),无显著差异。
  • 风险调整O/E比值:吸附组0.88(95%CI 0.77–0.99)vs 对照组0.80(95%CI 0.65–0.94),无显著差异。
  • 多因素logistic回归(校正血液吸附、APACHE II、CVVHDF前PCT、CVVHDF前CRP、CVVHDF前升压药剂量):ICU死亡OR 0.3–3.0(p=0.99),医院死亡OR 0.43–4.05(p=0.64)。
  • 单因素分析:吸附组ICU住院时长、通气支持、CVVHDF时长及升压药使用时长显著较短(p<0.01);存活者ICU住院时长29(20,40)vs 64(45,80)天(p=0.006)。
  • 竞争风险模型(Fine and Gray)校正相同协变量后,住院时长差异不再显著。
  • 吸附组APACHE II评分(p=0.008)和升压药依赖(p=0.001)显著高于对照组。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单中心、前瞻性干预组与历史对照组比较的队列研究(非随机)。
  • 局限:单中心设计可能导致选择偏倚,结果不可推广;样本量小(76例),无法进行初始功效分析;APACHE II未使用入院后首个24 h最差值,而是使用CVVHDF/吸附前最后24 h值(按登记方案,两组方法一致)。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不改变当前实践:本研究不支持对脓毒性休克合并SA-AKI患者常规实施血液吸附以降低ICU或医院死亡率。
  • 单因素分析中吸附组治疗时长较短的优势在多因素及竞争风险模型校正后消失,不能作为临床决策依据。
  • 适用人群:脓毒性休克(去甲肾上腺素>20 μg/min)合并SA-AKI且已接受CVVHDF的成人ICU患者;不适用于非脓毒性休克、无AKI或未接受CVVHDF的患者(原文未明确排除,但纳入标准限定)。
  • 常见陷阱:单因素分析显示的住院时长缩短可能受病情严重程度混杂影响,需谨慎解读。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未提及指南或共识名称;引用文献包括Schädler等多中心RCT和Hawchar等单中心RCT,但未给出具体指南出处。
全文中译8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Ann Intensive Care. 2020 Nov 18;10:154. doi: 10.1186/s13613-020-00772-7

引言

脓毒症是感染后免疫反应失调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是全球主要死亡原因之一[1, 2]。感染性休克作为脓毒症的一种亚型,其定义包括循环不稳定以及因此在容量替代后需要使用血管升压药,还包括细胞和代谢功能障碍伴乳酸水平升高。与仅患脓毒症的患者相比,感染性休克与更高的院内死亡率相关。在感染性休克患者中,急性肾衰竭(ARF)患者的死亡率最高[3]。据推测,“细胞因子风暴”导致脓毒症恶化为感染性休克[4]。这种过度炎症反应不仅由内源性细胞因子(IL-1β、IL-6、IL-12、TNF-α)的释放诱导,还由外源性毒性物质诱导,如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或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

全血吸附器可清除过量的炎症介质,如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血红蛋白、肌红蛋白、胆红素、胆汁酸、生物活性脂质、抗体轻链、毒素、肠毒素(志贺毒素、α-溶血素、坏疽毒素、白喉毒素)及其他毒性代谢产物[5]。该吸附器可连接至体外膜氧合(ECMO)装置或肾脏替代治疗(RRT),并将部分清除上述介质[6]。就目前关于血液吸附的文献而言,在合并ARF的脓毒症患者中,将Cytosorb™加入RRT进行血液吸附似乎是合理的,且仅涉及最小的物流安排。然而,尚无研究对合并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SA-AKI)的感染性休克患者进行前瞻性分析[6–19]。迄今为止,仅有病例报告/系列研究和回顾性研究在其研究结果中支持本研究所使用吸附器的应用[6–20]。虽然该吸附器尚未获得FDA批准,但已获准用于COVID-19紧急治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则决定予以批准。尽管该吸附器于2011年在欧洲获批,但仍没有任何前瞻性研究支持其有效性。仅有一项随机对照多中心试验。在该研究中,主要终点是通过吸附降低脓毒症中的IL-6。次要终点是降低多器官衰竭(MOF)发生率、增加无呼吸机天数以及对氧合的积极影响。该多中心试验的主要和次要终点显示血液吸附无影响。然而,合并ARF的严重脓毒症患者仅为一个小的亚组(N = 15 [32%] vs. N = 8 [16%]),因此无法对合并ARF的感染性休克患者进行分析[8]。

最近一项随机对照单中心初步研究描述了20例不合并ARF的感染性休克患者,显示接受吸附器治疗的患者对儿茶酚胺的需求量以及PCT水平显著降低[7]。由于患者数量少,作者无法进行结局分析。

由于缺乏关于血液吸附的证据,我们于2015年决定参加CytoSorb®注册试验,并进一步进行前后对照分析。我们分析的目的是确定在脓毒症休克合并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SA-AKI)患者中实施血液吸附是否会影响重症监护病房(ICU)相关结局。主要目的是考察血液吸附是否会影响ICU死亡率。次要目的是考察对治疗时长的影响,如肾脏替代治疗(RRT)、ICU住院时间(LOS)、儿茶酚胺使用时间及通气支持持续时间。

材料与方法

参与者的选择与描述

在获得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参与Cytosorb®注册研究后[AS 88(bB)/28.01.2015,主席Prof. M. Matthias],我们自2015年起在德国科特布斯一家三级医院的ICU前瞻性收集了为期3年的数据[20]。我们决定在上述期间对所有符合以下情况的患者使用Cytosorb™进行血液吸附:在我们ICU接受治疗的成年患者中出现脓毒症休克(去甲肾上腺素剂量升高超过20 µg/min)合并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Cytosorb®注册研究的设计目的是在真实临床条件下,利用血液吸附期间的所有相关信息(如诊断、合并症、治疗/合并用药、临床实验室参数、结局)探索Cytosorb™(Cytosorbents Corp.,美国新泽西州)吸附器在危重症患者中的应用(ClinicalTrials.gov标识符:NCT02312024)[20, 21]。这一前瞻性、多中心注册研究涉及来自22个国家的130多个中心,其主要终点是比较根据APACHE II评分预测的院内死亡率。APACHE II根据注册方案计算CVVHDF/血液吸附启动前24小时内的评分。此外,我们经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回顾性分析了我们ICU中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接受治疗、具有相同临床纳入标准的已识别患者组,作为历史对照组。具体而言,纳入标准为在我们ICU接受治疗的成年患者中出现脓毒症休克(去甲肾上腺素剂量升高超过20 µg/min)合并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由于改造措施及所使用的患者数据管理系统,我们只能将历史对照组追溯至2012年。3年前瞻性数据招募系依据Cytosorb®注册研究方案默认设定。因此,我们的研究是一项带历史对照的单中心前瞻性干预研究。

治疗方案与材料

所有患者均按照当地脓毒症治疗方案进行治疗,该方案基于各治疗期间实际有效的指南[22, 23]。我们使用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监测(PiCCO®,Getinge Deutschland GmbH,Rastatt,德国)或超声评估液体复苏治疗或血管升压药支持的充分性。初始抗微生物治疗根据实际医院建议、基于假设或潜在的脓毒症病灶计算。根据RIFLE分类[24],所有合并急性肾衰竭(RIFLE标准衰竭期持续12–24小时,相当于KDIGO 3期)、去甲肾上腺素剂量超过20 µg/min时儿茶酚胺依赖性增加(尽管已给予充分液体复苏治疗)且IL-6升高超过500 pg/ml的脓毒症休克患者,均使用连续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CVVHDF,Prismaflex,M150滤器,Baxter International Inc.公司),联合或不联合血液吸附。所有患者均通过持续给予肝素进行抗凝。因此,纳入我们分析的所有患者均表现为脓毒症休克、去甲肾上腺素剂量超过20 µg/min时儿茶酚胺依赖性增加,并因急性肾衰竭接受CVVHDF治疗。

当CVVHDF系统需要更换或需要进一步吸附治疗时更换吸附器。进一步吸附治疗的必要性通过以下情况评估:患者在吸附治疗终止后是否再次逐渐变得不稳定,或白细胞介素是否再次开始升高。

数据采集与统计分析

自2015年1月起,我们前瞻性采集Cytosorb®登记研究的数据。根据Cytosorb®登记研究的基础方案,我们同样选择ICU死亡率作为评估的主要终点。其次,我们评估了医院死亡率以及以天计的治疗时长(ICU/医院/通气支持/儿茶酚胺治疗/CVVHDF)。

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5进行数据分析与统计。数据根据需要以中位数或均值描述。适当时在括号中显示四分位距(IQR)或95%置信区间。由于样本量小,所有检验均采用精确检验。为评估组间差异,我们使用Levene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我们使用α = 5%。缺失数据仅涉及实验室检验结果,因此不影响主要或次要结果的解读。显著结果和差异在表中用星号(*)标记。就本文而言,“显著”一词用于数据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时,定义为p < 0.05。由于文献中信息缺失,最初无法进行功效分析。因此,我们决定按照方案参与CytoSorb®注册研究。对照组样本量也未计算,但我们筛查并评估了自2012年患者数据管理系统实施以来至2014年Cytosorb™开始实施期间的所有患者。为便于组间比较,我们计算了观察值与预期值(ICU和医院)死亡率比值(O/E比值)。进一步分析包括对ICU死亡率和医院死亡率进行逻辑回归,并校正协变量“血液吸附”、“APACHE II”、“CVVHDF前PCT”、“CVVHDF前CRP”和“CVVHDF开始前儿茶酚胺剂量”。相同的协变量用于Fine and Gray模型,以分析在ICU死亡这一竞争事件存在的情况下“存活出院离开ICU”事件的亚分布风险比。

结果

2015年1月至2018年5月,共有2,102例脓毒性休克患者在我们的ICU接受治疗。其中,844例患者发生ARF,159例接受CVVHDF治疗。我们识别出43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在历史对照组(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中,672例脓毒性休克患者在我们的ICU接受治疗;164例发生ARF,其中70例接受CVVHDF治疗。此外,我们识别出33例符合纳入标准的对照组患者。在实施血液吸附前后,我们患者的特征(在开始CVVHDF或血液吸附时)相似(见表1)。组间唯一差异是接受血液吸附治疗的患者疾病严重程度显著更高,如APACHE II(p = 0.008)和儿茶酚胺依赖性(p = 0.001)所示(表1)。

观察到的ICU死亡率分别为72.1%(95% CI 58.7–85.5%)和66.7%(95% CI 52.6–80.8%),组间无显著差异(表2)。比较风险校正后的医院死亡率(观察值与预期值死亡率比值,简称O/E比值)时,未发现组间显著差异:0.88(95% CI 0.77–0.99)对0.80(95% CI 0.65–0.94)。关于存活者中血液吸附柱的使用,每例患者约使用一个吸附柱,中位数(IQR 1, 2)为35.5 h(17, 47)。

我们通过多因素分析(逻辑回归,附加文件1:表S1)进一步分析了ICU死亡率和住院死亡率。在两个模型中,我们均以协变量“血液吸附”“APACHE II”“CVVHDF前PCT”“CVVHDF前CRP”和“CVVHDF开始前儿茶酚胺剂量”对死亡率进行了校正。血液吸附的系数在这两个模型中均不显著(ICU的OR 0.3–3.0 [p = 0.99],住院OR 0.43–4.05 [p = 0.64])。

在对所有患者的单因素分析中,我们发现血液吸附组患者的LOS、通气支持、CVVHDF持续时间和儿茶酚胺给药持续时间均显著较低(p < 0.01)(表2)。当仅分析存活者时,这些结果仍然显著。我们发现,除CVVHDF持续时间外,住院时间和治疗均有利于血液吸附组(表2,图1、2)。存活者的ICU-LOS为29(20,40)天 vs. 64(45,80)天(p = 0.006)。

然而,当使用竞争风险模型(Fine和Gray)分析所有患者的LOS时,其中LOS按照上述逻辑回归中提到的相同协变量进行校正,两组之间不再存在显著差异(图3)。

表1 研究人群的人口学特征(对照组 vs 血液吸附治疗组) 查看原表 ↗
表2 对照组和HA组(Cytosorb™组)的治疗与结局 查看原表 ↗
图1 蓝色:对照组——未接受血液吸附的患者(n = 11);红色:接受血液吸附的患者(n = 12) 查看原图 ↗
图2 未接受(蓝色)和接受(红色)血液吸附患者的ICU儿茶酚胺依赖持续时间。对于ICU存活者,N = 11(对照组)vs. N = 12(Cytosorb™组)。对于ICU非存活者,分别为N = 22 vs. N = 31 查看原图 ↗
图3 未校正累积发生率图中血液吸附对ICU存活出院 vs. ICU死亡的时间至事件的影响。置信区间重叠,显示累积发生率无显著差异 查看原图 ↗

讨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校正协变量后,血液吸附对脓毒性休克患者的死亡率或ICU的LOS均无益处。关于LOS,我们仅在单因素分析中发现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多因素分析中则未发现。不能排除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观察数量较少所致,这使得对多个协变量的校正变得困难。

尽管我们发现了一些证据,即应用血液吸附缩短了几种侵入性ICU相关治疗的持续时间,如RRT、通气和儿茶酚胺依赖;但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持续时间较短,这些患者并未显示出更低的ICU或住院死亡率。我们的发现与现有RCT一致,其中作者指出未发现死亡率降低[7, 8]。在Schädler等人的多中心RCT中,研究了脓毒症和ARDS患者。然而,所研究的组别急性肾衰竭(ARF)发生率远低于我们的患者(16% vs. 32%),APACHE II值也更低(23–25 vs. 35–39)。尽管我们的匹配产生了更同质的组别,我们仅能证实其关于死亡率的主要结果[8]。在Hawchar等人的第二项RCT中,仅研究了20例无ARF的患者,因此未计划进行死亡率分析。2019年9月,发表了一项评估脓毒性休克患者和CVVHDF的回顾性研究[19]。在该文中,作者指出他们观察到28天死亡率无显著降低(48% vs. 51%)。在对数据进行统计调整后,他们发现接受血液吸附治疗的患者28天死亡率显著更低(52% vs. 72%)。由于其回顾性性质、治疗分配缺乏随机化以及缺乏对每种治疗选择原因的说明,将其结果与我们自己的或进一步的研究进行比较是困难的。

关于次要结局分析,我们观察到在调整协变量后,接受血液吸附的患者并未有更低的死亡率。虽然Schädler等人[8]未评估治疗持续时间(ICU、住院、呼吸机治疗、CVVHDF),Hawchar等人在其先导试验中也未能发现ICU-LOS的显著差异[7]。虽然作者描述了对死亡率或LOS无影响,但他们指出在血液吸附期间可显著减少儿茶酚胺[7]。尽管这些结果似乎与我们的结果一致,但他们描述的结果仅涉及血液吸附组的前后值,并未将两组相互比较。此外,由于其对照组年龄更大且预期死亡率更高(57% vs. 70%),他们的结果可能只是描述了一个更健康人群组的康复效果,或者仅仅是由于小样本量导致的巧合。

此外,我们注意到细胞因子风暴负面效应的减少也被描述为大环内酯类的免疫调节作用。2013年,在希腊一项纳入600例脓毒症患者的RCT中显示,静脉给予克拉霉素(1 g/日,共4天)使治疗费用降低约30% [29]。在脓毒性休克和多器官衰竭患者的亚组分析中,作者发现接受额外克拉霉素治疗的患者28天死亡率显著更低(73.1% [19/26] vs. 53.6% [15/28]),脓毒症治疗持续时间更短(10 vs. 6天)。由于这些结果来源于占总研究人群< 10%的亚组,因此也必须将其解释为探索性的并需谨慎对待。

我们两个研究组之间疾病严重程度的差异并未引入偏倚,因为我们仅比较风险校正后的死亡率。然而,我们必须承认,APACHE II并非使用入院后最初24小时的最差值计算。我们改为根据登记方案使用血液吸附给药前最后24小时来计算APACHE II值。然而,由于两组均以相同方式进行,数值仍具有可比性。

此外,必须提到的是,尽管在我们的环境中血液吸附不被视为患者的最后手段,但这种新技术的可用性可能鼓励临床医生进一步升级脓毒症治疗,否则这些治疗可能不会实施(例如CVVHDF)。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血液吸附组中有更多患者具有较低的MAP和GCS评分。

我们研究的局限性当然在于其单中心设计。这可能导致研究人群的选择偏倚以及数据获取方式的偏倚,从而可能使结果无法推广。在此背景下,一项以缩短ICU相关治疗时间(可能通过免疫调节)为主要终点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可为进一步评估血液吸附在脓毒性休克中的效果及其作为脓毒症治疗集束化方案一部分的疗效奠定基础。

结论

对伴有急性肾衰竭的严重脓毒性休克患者实施血液吸附并未导致ICU或住院死亡率降低。尽管单变量分析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血液吸附组ICU相关治疗时间较短,但这些在多变量分析中未保持显著性。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评估血液吸附在伴有严重脓毒性休克和SA-AKI的危重患者中的效果。

补充信息

附加文件1:表S1。死亡率的逻辑回归和LOS的Fine & Gray模型。分别以ICU死亡率和住院死亡率为因变量的逻辑回归模型拟合了协变量“血液吸附”、“APACHE II”、“CVVHDF前PCT”、“CVVHDF前CRP”和“CVVHDF开始前儿茶酚胺剂量”。血液吸附的系数在这两个模型中均不显著。在存在ICU死亡竞争事件的情况下,对活着转出ICU事件的亚分布风险比拟合了Fine和Gray模型,协变量与逻辑回归模型相同。所有协变量均未显示出显著影响。

参考来源

  1. Schittek GA, Zoidl P, Eichinger M, et al. Adsorption therapy in critically ill with septic shock and acute kidney injury: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Ann Intensive Care. 2020. PMID: 33206229. doi:10.1186/s13613-020-00772-7
  2. 全文:PMC7672170(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672170/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