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复苏、休克与脓毒症消化、代谢与肾脏急症

具有增强吸附性能的血透滤器用于COVID-19细胞因子清除的血液净化治疗:一项初步研究

Blood purification therapy with a hemodiafilter featuring enhanced adsorptive properties for cytokine removal in patients presenting COVID-19: a pilot study.
PubMed 文献 · Crit Care · 2020-10-12
一句话结论在COVID-19危重患者中,使用oXiris膜进行血液净化可降低IL-6和SOFA评分,早期治疗者观察死亡率较APACHE IV预测低25.9%。

这项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研究纳入37例COVID-19 ICU患者,使用oXiris血透滤器进行血液净化。治疗前72小时内IL-6从基线1230 pg/ml显著下降,24小时降至479 pg/ml,SOFA评分从13降至48小时8分。IL-6下降与SOFA改善相关(rho=0.48)。观察ICU死亡率为56.4%,较APACHE IV预测的64.7%低8.3%;早期治疗者死亡率47.4% vs 预测73.3%。18.9%治疗因提前凝血终止,无电解质紊乱等不良事件。

要点

  • 37例COVID-19 ICU患者使用oXiris膜行血液净化,IL-6中位基线1230 pg/ml,24小时降至479 pg/ml,48小时320 pg/ml,72小时160 pg/ml(各时间点较基线p=0.001)。
  • SOFA评分中位基线13,24小时11(p=0.09),48小时8(p=0.001),72小时8.5(p=0.002);IL-6下降与SOFA改善相关(rho=0.48,p=0.0003)。
  • 观察ICU死亡率56.4%,APACHE IV预测死亡率64.7%±16.2,平均差异8.3%;早期治疗组死亡率47.4% vs 预测73.3%(中位差异25.9%)。
  • 18.9%治疗(7/37)提前凝血(运行<24小时),这些治疗 effluent dose 中位33.6 ml/kg/h(IQR 9),滤过分数中位31%(IQR 7.4)。
  • 无电解质紊乱、导管移位、管路断开、意外出血、空气或静脉置管相关血栓栓塞记录;1例血管通路感染需更换。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2020年2月至4月意大利四家医院ICU收治、确诊COVID-19(鼻/口咽拭子RT-PCR阳性)并接受oXiris膜血液净化(免疫调节和/或AKI肾脏支持)的成人患者。
  • 排除既往使用其他滤器或oXiris治疗后序贯其他治疗的患者。
  • 另回顾性观察同中心8例未接受血液净化的COVID-19患者作为对照。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AKI定义采用KDIGO标准;26例(70.3%)因AKI启动血液净化,其中KDIGO 3期20例、2期6例;11例(29.7%)无肾脏指征(均为KDIGO 1期)仅行免疫调节。
  • 启动指征为全身炎症的生化与临床证据,合并(1)AKI且有RRT绝对指征,或(2)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和/或器官功能障碍且肾功能储备被认为不足以承受预期液体负荷。
  • PaO2/FiO2 < 150(中重度ARDS)时按当地实践行俯卧位通气至少16小时/天。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所有患者初始处方为连续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CVVHDF),使用oXiris血透滤器在PrismaFlex系统上运行,治疗中位时间37小时(IQR 56)。
  • 第二步:抗凝策略——4例治疗无抗凝;6例全身肝素抗凝,其中3例给予初始负荷剂量平均35 U/kg,6例平均肝素输注10 U/kg/h;27例局部枸橼酸-钙抗凝,枸橼酸(18/0三钠)剂量3 mmol/L,100%氯化钙替代。
  • 第三步:所有患者均接受抗菌药物、机械通气及其他支持治疗,具体由治疗中心临床判断决定。
  • 第四步:药物治疗——全部患者接受羟氯喹和阿奇霉素,无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15例(40.5%)加用托珠单抗,9例(24.3%)加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提前凝血(运行<24小时)发生在18.9%的治疗中,与更高的effluent dose(中位33.6 ml/kg/h,IQR 9)和更高滤过分数(中位31%,IQR 7.4)相关。
  • 1例血管通路感染需更换通路,为唯一记录的不良事件。
  • 未记录电解质紊乱、导管移位、管路断开、意外出血、空气栓塞或静脉置管相关血栓栓塞。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研究,纳入37例(来自oXirisNet Registry共95例中)COVID-19 ICU患者,来自四家医院,评估oXiris膜血液净化的可行性。
  • IL-6中位基线1230 pg/ml(IQR 895),治疗24小时降至479 pg/ml(IQR 531),48小时320 pg/ml(IQR 259),72小时160 pg/ml(IQR 141);72小时内随时间显著下降(Kruskal-Wallis p<0.001),仅第一个24小时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0.001),第二个24小时(ΔIL-6=197.5 pg/ml,p=0.17)和第三个24小时(ΔIL-6=118 pg/m
  • SOFA评分中位基线13(IQR 6),24小时11(IQR 6,p=0.09),48小时8(IQR 5,p=0.001),72小时8.5(IQR 4,p=0.002);72小时内显著下降(p<0.001)。IL-6下降与SOFA改善相关(rho=0.48,p=0.0003)。
  • APACHE IV预测死亡率64.7%±16.2,观察ICU死亡率56.4%,平均差异8.3%;按中位至血液净化时间14天分层,早期治疗组死亡率47.4% vs 预测73.3%(中位差异25.9%,IQR 33.6),延迟治疗组死亡率66.6% vs 预测67.2%(中位差异0.1%,IQR 10.2)。
  • 仅免疫调节组观察死亡率较预测降低16.5%(IQR 18),免疫调节+肾脏支持组降低1.1%(IQR 25.5)。
  • 死亡患者从COVID-19症状出现至血液净化时间较存活者更长(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调整SOFA评分后独立于基线SOFA(p=0.478)。
  • 血液净化停止后IL-6即刻反弹至中位1615 pg/ml(IQR 1149),SOFA评分中位7(IQR 0)。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可行性研究(注册研究数据)。
  • 原文未述证据等级或推荐强度。
  • 原文明确局限:可行性评估,未进行样本量计算;未对接受与未接受血液净化的COVID-19患者进行统计学比较。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在COVID-19危重患者中,使用oXiris膜行血液净化可考虑用于合并AKI需RRT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多器官功能障碍且肾功能储备不足的患者,以降低IL-6和改善SOFA评分。
  • 早期(自症状出现中位14天内)启动血液净化可能与观察死亡率较预测死亡率更大幅度降低相关(47.4% vs 73.3%),但原文为观察性数据,不能确立因果。
  • 治疗期间需监测提前凝血风险,尤其是高effluent dose(中位33.6 ml/kg/h)和高滤过分数(中位31%)时;原文提及可考虑每24小时更换膜以最大化清除效果。
  • 无肾脏指征的KDIGO 1期患者仅行免疫调节时,观察死亡率降低幅度(16.5%)大于免疫调节+肾脏支持(1.1%)。
  • 血液净化停止后IL-6可能反弹(中位1615 pg/ml),需注意监测。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未提及指南或共识名称;研究基于oXirisNet Registry(aRRT - http://www.arrt.eu/)。
全文中译19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Crit Care. 2020 Oct 12;24:605. doi: 10.1186/s13054-020-03322-6

引言

肾损伤和急性肾损伤(AKI)似乎是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并受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影响的危重患者中的常见表现。在中国,高达40%的COVID-19住院患者入院时出现异常蛋白尿,而入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患者中有20%至40%发生AKI [1–6]。然而,鉴于缺乏患者入院前基线肾功能的信息[8],这些数字可能低估了肾脏受累情况[7]。最近一项调查纽约地区COVID-19患者的研究显示,超过30%的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AKI)。在2634例住院患者中,14.2%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需要机械通气的患者中89.7%发生AKI,而未通气患者中为21.7%。

迄今为止,COVID-19危重患者的AKI似乎是疾病严重程度的标志物和生存的负面预测因子,并对患者管理构成额外挑战[1,2;7]。事实上,这些患者中观察到的加剧状况似乎与其他冠状病毒感染所触发的过度炎症状态[9–11]以及危重症中复杂的器官交互作用假说[12–14]相一致。

从患者管理角度来看,COVID-19的早期报告记载约23–36%的患者需要肾脏替代治疗(RRT)[4;6](而ICU普通人群中为10%[15]),通常在发病后中位15天后出现[1,2,5]。此外,其中67%的患者出现额外的多器官衰竭,提示器官支持和细胞因子阻断/清除具有重要作用[16]。尽管应用于过度炎症状态的体外血液净化疗法(EBP)的疗效尚未确立,其机制仍为研究对象,一些作者提出RRT联合序贯EBP作为支持肾功能和减轻COVID-19全身炎症的手段[11]。

最近,Ronco等人探讨了COVID-19患者肾脏损伤的特殊性,强调了遵守KDIGO指南的重要性,并提供了额外的建议以符合特定的EBP,例如应对通常观察到的凝血功能亢进的方法[11, 17]。审慎选择特定的技术先进的EBP耗材(如新型吸附柱)并充分利用其独特性能,还可能带来额外的结局获益。

oXiris膜(Baxter,IL - USA)是一种高度生物相容性的肝素涂层血液透析滤器,主要以其在支持肾功能方面的用途而闻名;然而,该装置也可用于非选择性清除细胞因子和内毒素,并具有减少治疗过程中凝血的附加功能。

因此,我们旨在初步探讨oXiris在COVID-19背景下接受EBP的危重患者管理中的作用。具体而言,我们描述了EBP期间IL-6 [10, 18]和多器官功能的随时间变化,以及临床严重程度评分作为该患者人群可行性替代结局的指标,目前尚无已发表数据。

方法

研究设计和患者人群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一项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研究,评估oXiris进行EBP治疗COVID-19患者的可行性,研究数据记录于oXirisNet注册登记(aRRT - http://www.arrt.eu/)[19],这是一个意大利注册登记系统,收录了使用oXiris膜进行EBP治疗的多器官功能障碍患者。本研究纳入了2020年2月至4月期间入住ICU的所有确诊COVID-19患者的数据,这些患者在AKI期间接受了oXiris膜治疗以进行免疫调节和/或支持肾功能。

SARS-CoV-2感染诊断定义为鼻/口咽拭子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阳性。AKI依据KDIGO标准定义。既往使用其他滤器治疗或在oXiris治疗后进一步序贯治疗为排除标准。

最后,为了描述重症SARS-CoV-2感染患者中未接受EBP治疗者生化和临床特征的随时间变化,本研究纳入了来自相同中心的COVID-19患者队列数据。

研究目的、结局和终点

本初步研究的目的为:(1)评估IL-6和多器官功能障碍评分随时间的变化;(2)根据疾病严重程度评分比较观察死亡率与预测死亡率;(3)评估操作相关并发症、凝血和治疗时长的发生情况。

测量指标和参数

本研究考虑的数据包括主要人体测量学、临床和生化参数(包括炎症标志物)、合并症、疾病相关症状以及器官功能障碍严重程度指数(APACHE IV评分[20];SOFA评分)。IL-6的测定通过所有中心的免疫分析(Simple PlexTM,ProteinSimple,圣何塞,加利福尼亚,美国)[21]进行评估。考虑的EBP详细信息包括处方数据(如流量、剂量和抗凝)、实施情况(如滤过分数或治疗有效时间)和结局(如凝血和意外中断)。

临床和技术评估在EBP开始前即刻(T0)、12小时后(T1)以及此后从T0起前10天内每24小时进行。随访结束于ICU出院或ICU内死亡(如发生)。

仪器和临床干预

本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的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抗菌药物、EBP、机械通气及根据治疗中心临床判断的任何其他支持治疗。同样,根据当地实践,当PaO2/FiO2 < 150(中重度ARDS)[22]时,患者被置于俯卧位每天至少16小时。

EBP使用oXiris血液透析滤器进行(所有患者均已前瞻性录入oXirisNet注册登记)。选择特定使用oXiris膜基于以患者为基础的个体化方案和ICU团队的临床判断,并考虑该膜的特定技术特征。滤器在PrismaFlex系统(Baxter,IL - 美国)上使用。

统计分析

采用Chen-Shapiro检验[23]对变量的正态分布进行检验。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定性变量采用频数和百分比,定量变量计算均值和相应的标准差。对非正态分布的定量变量计算中位数和四分位距(IQR)。

采用Spearman和Pearson相关系数探讨定量变量之间的关系。对非正态分布的变量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Sidak事后调整进行多重比较。

在回归分析中,解释变量被编码为二分类变量。对于每一个此类事件,我们通过多因素回归评估连续变量和有序变量的联合效应,这些变量在先前的单因素回归分析中已显示在事件发生时具有显著效应。绘制箱线图以描述IL-6和SOFA评分的变化。

未对接受和未接受EBP治疗的COVID-19患者进行统计学比较,也未进行样本量计算,因为这是一项可行性评估,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

所有计算均使用标准统计软件包(STATA for Windows version 14.1, College Station, Texas, USA)完成。

伦理问题

本研究经当地伦理委员会“Comitato Etico di Area Vasta Centro, Regione Toscana”(意大利佛罗伦萨)批准[rif. CEAVC 14334]。鉴于其观察性设计,本研究除医生不论是否纳入注册研究而实施的标准实践外,未涉及任何医学、药理学或行为干预。所有研究均按照原始《赫尔辛基宣言》及其后续修正案所规定的原则进行,数据处理符合患者知情同意。

结果

本评估纳入了oXirisNet注册研究中所有确诊为COVID-19的患者,共37例(注册研究总计95例患者),来自四家不同医院。自发病以来最常见的COVID-19症状为咳嗽25例(78%)、发热30例(81%)、呼吸困难29例(78.4%)以及胃肠道表现2例(5.40%)。

纳入研究的所有患者均需入住ICU接受呼吸支持。其中4例(10.8%)还需肾脏支持,2例(5.4%)休克患者需心血管支持。体外治疗在入住ICU后中位数3.6天(IQR 3.7)开始,在症状出现后中位数14天(IQR 10)开始。EBP启动时的人体测量参数、合并症和临床状况见表1。

本队列中使用oXiris进行EBP的指征为全身炎症的生化和临床证据,伴有(1)具有RRT绝对指征的AKI,或(2)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和/或多器官功能障碍且患者肾功能储备被认为不足以承受预期液体超负荷所致代谢负担。中位治疗时间为37小时(IQR 56)。

AKI是26例(70.3%)患者启动EBP的原因;其中20例表现为KDIGO 3期,6例为KDIGO 2期。这些患者的特定治疗指征为容量超负荷15例(40.5%)、控制尿毒症溶质18例(48.6%)、调整水电解质平衡9例(24.3%)。其余11例(29.7%)患者即使没有肾脏指征也接受了EBP治疗;所有这些患者均处于KDIGO 1期。启动EBP时,所有患者均接受控制性有创机械通气;其中24例(64.9%)还表现为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并接受血管活性胺类药物治疗。15例患者正在接受利尿剂治疗——均使用呋塞米(500 mg/天)。纳入研究的37例患者中,有14例(37.8%)可获得入院前血清肌酐值。

所有病例的初始处方均为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CVVHDF)。治疗参数总结于表2。

其中,4次治疗未使用抗凝;6次治疗使用肝素全身抗凝,仅3例患者给予初始负荷量(平均剂量35 U/kg)。这6例患者的平均肝素输注速度为10 U/kg/h。最后,27例患者接受枸橼酸-钙局部抗凝治疗;枸橼酸(枸橼酸三钠18/0)剂量为3 mmol/L,并以100%氯化钙替代。

表1 患者人体测量学特征、合并症及EBP启动时的临床参数 查看原表 ↗
表2 EBP初始处方 查看原表 ↗

IL-6与SOFA评分随时间变化

基线IL-6中位数为1230 pg/ml(IQR 895),与基线SOFA评分严重程度相关(rho = 0.44,p = 0.03),尤其与PaO2/FiO2比值相关(rho = − 0.47,p = 0.02)。

在治疗的前72 h内,IL-6随时间显著下降(Kruskal-Wallis检验p < 0.001)(见图1a)。具体而言,血清IL-6浓度在24 h降至479 pg/ml(IQR 531),48 h降至320 pg/ml(IQR 259),72 h降至160 pg/ml(IQR 141)(各时间点与基线相比p = 0.001;统计学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 = 0.05/3 = 0.016)。血清IL-6降低在治疗第一个24 h内具有统计学显著性(p = 0.001),但在第二个24 h(∆ IL-6 = 197.5 pg/ml,p = 0.17,IQR 323)或第三个24 h(∆ IL-6 = 118 pg/ml,IQR 100.5,p = 0.16)内无统计学显著性(统计学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 = 0.05/3 = 0.016)(见图1a)。在EBP停止后立即观察到血清IL-6值升高(中位数1615 pg/ml,IQR 1149)。

血清IL-6浓度的降低与器官功能改善相关,以SOFA评分下降衡量(rho = 0.48,p = 0.0003)。治疗前72 h内观察到的这种下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Kruskal-Wallis检验p = 0.002)(见图1b)。SOFA评分在各主要时间点的中位值为:基线13(IQR 6)、24 h 11(IQR 6)(p = 0.09)、48 h 8(IQR 5)(p = 0.001)、72 h 8.5(IQR 4)(p = 0.002);统计学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 = 0.05/3 = 0.016(见图1b)。EBP停止后立即的SOFA评分中位数为7(IQR 0)。

具体就器官功能恢复和死亡率而言,治疗后改善最明显的SOFA项目与血流动力学稳定性(以血管活性正性肌力药物评分及最初72小时内的血管活性药物需求衡量)和肺功能(以PaO2/FiO2比值量化)相关。

EBP在各时间点的临床和处方参数变化见表3。

最后,还回顾性观察了8例未接受EBT治疗的COVID-19患者的临床和生化参数随时间的变化(包括IL-6的自然衰减和SOFA评分变化)(见补充材料表S1)。

图1 IL-6和SOFA评分随时间的变化。全人群在基线、治疗开始后24小时、48小时和72小时以及EBP停止后即刻的IL-6(a)和SOFA评分(b)。*相对于基线的统计学显著性(p < 0.016);§相对于前一时间点的统计学显著性(p < 0.016) 查看原图 ↗
表3 监测时间点12、24、48和72小时的主要临床参数 查看原表 ↗

药物治疗

在该队列中,每例患者均接受羟氯喹和阿奇霉素治疗,无患者接受皮质类固醇治疗。其中,15例(40.5%)还接受托珠单抗治疗,9例(24.3%)接受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接受托珠单抗和/或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的患者IL-6和SOFA评分的基线水平及随时间变化见表4。

表4 接受托珠单抗和/或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的患者IL-6和SOFA评分的基线水平及随时间变化 查看原表 ↗

预测死亡率与观察死亡率

根据基线APACHE IV评分(117 ± 20)计算的预期死亡率为64.7% ± 16.2,而观察到的ICU死亡率为56.4%,平均差异为8.3%。按ICU死亡分层,死亡患者从COVID-19症状出现到EBP的时间长于未死亡患者(p < 0.001),且独立于基线SOFA评分(在校正SOFA评分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p = 0.478)。

预期与观察死亡率之间的差异进一步通过区分早期和延迟治疗进行分析,首先按时间区分,然后按治疗需求区分。在前一种情况下,患者以14天作为至EBP时间的中位数截断值分为早期和延迟治疗,结果显示接受早期治疗的患者死亡率为47.4%,而预期死亡率为73.3%(IQR 34.3)(中位差异为25.9%,IQR 33.6)。接受延迟治疗的患者死亡率为66.6%,而预期APACHE IV死亡率为67.2%(IQR 11.3);(中位差异为0.1%(IQR 10.2)。

同样,当按仅免疫调节与免疫调节加肾脏支持将患者分为早期和延迟治疗时,观察到更大的下降趋势;仅因免疫调节接受EBP的患者观察死亡率(与预测相比)降低16.5%(IQR 18),而同时因免疫调节和肾脏支持接受治疗的患者降低1.1%(IQR 25.5)。早期和延迟治疗患者的IL-6基线水平和SOFA评分相似(两者p > 0.05)。

技术并发症或不良事件

表5描述了随时间变化的治疗趋势:7次治疗(18.9%)提前凝血(运行<24小时);其中2次未进行抗凝治疗(占所有未抗凝治疗的50%),5次使用区域枸橼酸抗凝(占所有枸橼酸抗凝治疗的18.6%)。这7次治疗还具有较高的Effluent剂量(中位数33.6 ml/kg/hr,IQR 9)和较高的滤过分数(中位数31%,IQR 7.4)。治疗期间未记录到电解质紊乱,也未记录到因体外血液净化(EBP)操作行静脉置管导致的导管移位、管路断开、意外出血、空气栓塞或血栓栓塞。至于不良事件/并发症,仅发生1例与体外治疗期间血管通路感染相关的事件,需更换通路。

表5 根据处方抗凝方案的治疗趋势随时间变化 查看原表 ↗

讨论

本可行性评估旨在初步研究重症监护病房(ICU)中COVID-19危重患者的临床和实验室数据,这些患者接受EBP治疗,所用膜具有高度生物相容性,并以增强的细胞因子吸附特性为特征。治疗最初24小时内IL-6水平显著下降。这一结果与SOFA评分改善相一致,尤其是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和肺功能方面。还观察到实际死亡率较APACHE IV评分预测的死亡率略有降低。早期治疗获得了最佳结局。

oXiris膜是一种血液透析滤器,在制造过程中预 graft 平均4.500 UI/m2肝素,表面经聚乙烯亚胺(PEI)处理,提供大量游离带正电荷的氨基,从而能够吸附内毒素等大分子量物质[9]。既往研究已探讨了该膜在合并急性肾损伤(AKI)的危重患者中的应用[9],其中少数研究专门评估了其在脓毒症患者中的安全性和可行性[9, 24–26]。迄今为止,本文所呈现的数据是首批关于COVID-19患者发表的 data。

Turani等人[23]的研究评估了oXiris在约60例患者中的应用,证实了细胞因子和内毒素水平的下降,以及平均SOFA评分的改善(从12.4降至9,治疗时间72 ± 13小时)、心肾功能和呼吸参数的改善,同时去甲肾上腺素剂量减少。Zhang等人[24]的病例报告系列涉及4例合并AKI的脓毒症ICU患者,支持将该膜用于早期治疗作为辅助治疗,前提是具备适当的感染控制。重要的是,作者还记录了高出血风险患者的结局,报告了在这些患者中的可行性,最长36小时无需额外抗凝。最后,Broman等人[25]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在少量合并AKI的脓毒症患者样本中比较了oXiris与标准膜,发现约三分之一患者的内毒素水平降低,且TNF-α、IL-6和INF-γ低于标准膜。在首个治疗阶段降低具有显著性。此外,去甲肾上腺素用量在oXiris组减少,而标准滤器组未减少。

细胞因子、IL-6与器官功能障碍

具体就炎症反应而言,我们人群的结果证实了促炎细胞因子(如IL-6)的血清浓度与多器官功能障碍之间的相关性。IL-6是影响全身炎症的主要介质,在合并ARDS的COVID-19患者中已显示浓度升高[27]。COVID-19患者中细胞因子浓度较高与器官功能障碍和更差结局相关,一般而言,血液中IL-6越高,SOFA评分水平越高[13]。被医生认为“炎症不严重”因而未接受EBP的COVID-19患者(表S1),其IL-6水平和SOFA评分低于接受oXiris膜EBP的患者。在此背景下,一些作者建议应用EBP以清除细胞因子[14, 28],从而预防或减轻炎症相关器官损伤。在此背景下,oXiris膜已被证明可通过非选择性吸附清除细胞因子和内毒素。有趣的是,本研究中在EBP期间观察到IL-6净下降,同时SOFA评分稳定降低,且独立于托珠单抗等其他药物治疗[27]。与危重脓毒症患者的其他观察性发现一致,在本研究中,EBP期间多器官功能障碍的改善主要与血流动力学稳定性(以血管活性正性肌力评分表示)和氧合(以PaO2/FiO2衡量)的恢复相关。尽管本研究中这些下降不能唯一归因于oXiris的EBP,我们的结果似乎提示该治疗在降低炎症介质和改善多器官功能方面具有潜在作用。表S1显示了入住相同招募中心的、未接受EBP治疗的SARS-CoV-2感染危重患者中IL-6的自然衰减。与接受oXiris治疗的COVID-19患者中观察到的IL-6随时间变化进行临床比较尤其有趣。特别是,在后一组队列中,IL-6血清浓度在体外治疗最初24小时内显著下降,逐渐达到稳态。IL-6下降在治疗最初24小时内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在随后48小时和72小时内变得不那么重要。从技术上讲,这一现象可考虑连续体外治疗(运行24–72小时)期间预期发生的膜污染,以及由于溶质与膜之间非选择性结合可用位点随时间饱和而导致吸附性能预期下降来解释。鉴于这些原因,可考虑每24小时定期更换膜,以最大化随时间的清除效果[11]。事实上,在大流行期间需要仔细分配有限的可用资源,这一点应被仔细考虑。

有趣的是,在EBP停止时可观察到血清IL-6轻度升高。这一效应可能进一步提示EBP在治疗期间可能具有维持血清IL-6浓度稳定且较低的作用。然而,循环炎症介质的这种“反弹”(可能由于托珠单抗输注[29, 30]导致IL-6半衰期延长)似乎与多器官功能恶化不相关,并会在2–4天内自然消退。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IL-6和SOFA评分随时间下降的结果应谨慎解读,因为数据可能受到72小时观察期内死亡患者脱落率的正向影响(这些患者数值最差)。

死亡率降低

尽管使用EBP的病理生理学依据是减轻全身性炎症并预防或缓解作为短期结局的多器官功能障碍,但在本研究中,我们还观察到观察死亡率相比APACHE IV评分预测的死亡率略有但有趣的下降。与我们人群基于APACHE IV评分计算的预期死亡率64.7%相比,治疗后观察到的死亡率明显下降至56%(与中国ICU收治的COVID-19患者报告的80%死亡率形成对比)[3, 5]。预期死亡率与观察死亡率之间的比较被用作替代结局,以更好地描述EBP在伴有全身性炎症的危重患者中的潜在作用。有趣的是,无论基线SOFA评分如何,所有患者均观察到死亡率的降低,且在早期接受EBP的患者中最为显著,无论是从时机(从COVID-19症状出现到EBP启动的时间)还是体外治疗指征(在因AKI需要肾脏支持之前进行免疫调节的主动治疗)方面均是如此。总体而言,我们人群中从症状出现到体外治疗启动的时间与近期COVID-19患者研究的数据一致[1–3],从症状出现的中位时间为14天(既往研究中为15天)[2, 4]。

技术并发症或不良事件

总体而言,治疗实施过程中未出现特定并发症,如导管移位、意外断开、出血、血栓栓塞、空气栓塞或电解质紊乱。特别是,将患者转为俯卧位并未影响EBP的可行性,治疗按处方继续进行。这一结果非常积极,回应了麻醉医师对大口径静脉通路患者翻身操作期间并发症的共同担忧。尽管许多文献常将COVID-19中的体外治疗描述为因高凝状态导致治疗意外中断而不可行[29],但我们患者的凝血发生率与其他危重症患者进行的连续性RRT相似。当然,体外治疗的实施需要更仔细地管理药物和非药物策略以减少凝血的发生。一些具体例子包括大口径血管通路的正确定位——如专家小组最近所推荐[11]——已被证明在提供充足血流、降低滤过分数方面非常有效,以及抗凝的优化(无论是全身肝素化还是局部枸橼酸抗凝)。在我们的研究中,大多数患者接受了股静脉置管,血管通路长度超过25 cm,这在血流方面保证了最佳性能(从未低于150 ml/min)。与其他关于治疗持续时间的论文报道相似,我们研究中采用局部枸橼酸抗凝进行的治疗持续时间也更长,且较少受到因凝血导致的意外早期中断的影响。有趣的是,每一次过早凝血(治疗<24 h)的RRT均有更高的废液剂量(通常处方以补偿这些患者预期的停机时间)和更高的滤过分数(>30%)。然而,除了这些“经典方法”之外,其他新发展的概念和技术进步可减少膜污染并保持COVID-19患者的体外清除率,也值得考虑。例如,使用高度生物相容性的肝素涂层耗材如oXiris膜,可能防止局部凝血激活并进一步防止膜污染,且独立于所应用的抗凝策略。

优势与局限性

本研究首次提供了该肝素涂层血液滤过器在SARS-CoV-2感染重症患者中使用的数据,并可能适用于COVID-19中的高凝和高炎症状态。

鉴于本研究的观察性性质,我们无法提供该特定EBP与更好患者结局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据,也无法确定EBP在改善器官功能障碍和ICU死亡率方面的疗效。这需要进一步的对照研究。此外,鉴于纳入患者较少,结果未指向任何可能指示EBP最佳启动时机阈值或截断值的数值或疾病阶段(伴或不伴AKI)。

未涉及的一个方面是流出物中药物和细胞因子的清除。理论上,抗生素和血管升压药可被高通量血液透析滤器(如oXiris膜)清除。然而,由于药物的分子质量、表面电荷和蛋白结合特性,理论上不预期专门用于COVID-19的药物会被体外清除。特别是托珠单抗,考虑到其高分子量(149 KDa)[31],不太可能被高通量血液透析滤器清除;此外,这种复杂蛋白质的电荷可能通过吉布斯-唐南效应减少与滤膜的相互作用。细胞因子既未在流出物中评估(以证明这些溶质跨oXiris高通量膜的跨膜清除),也未在滤器前和滤器后评估(以评估这些溶质在膜中的吸附)。因此,治疗期间IL-6的随时间下降不能正式归因于EBP效应。由于缺乏特异性测量,内毒素清除也未涉及,但这超出了我们研究的范围。

结论

COVID-19危重患者常表现为全身性炎症和器官功能障碍,需要免疫调节和肾脏替代治疗(RRT)。EBP已被证明可对适应不良性炎症反应患者进行免疫调节。因此,强有力的病理生理学依据支持在COVID-19中使用EBP。特别是,EBP可能减轻全身性炎症,预防或减轻多器官功能障碍。在我们的人群中,所有患者均显示IL-6显著降低,并伴有器官功能障碍的改善,特别是对于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和氧合指数等短期结局。此外,使用oXiris膜的EBP在技术上可行,且未伴随重大不良事件。然而,未来无疑需要随机试验来证明EBP在COVID-19中的临床效果。

补充信息

附加文件1:表S1。对照组在监测时间点12、24、48和72小时的主要临床参数。无患者有严重全身性炎症体征;仅1例患有AKI(KDIGO 1期);所有患者均有急性呼吸衰竭,并在ICU入住时接受有创机械通气治疗。在该队列中,每例患者均接受羟氯喹和阿奇霉素治疗;其中两例接受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而无患者接受托珠单抗治疗。数据酌情以百分比N(%)、均值±标准差(mean±SD)和中位数(四分位距,IQR)表示。CKD:慢性肾脏病;CLD:慢性肝病;CRP:C反应蛋白;INR:国际标准化比率;MV:机械通气;OTI:经口气管插管;PCT:降钙素原;PIP:吸气峰压;Pplat:平台压;RASS:里士满躁动-镇静评分;RR:呼吸频率;VT:潮气量;WBC:白细胞。

参考来源

  1. Villa G, Romagnoli S, De Rosa S, et al. Blood purification therapy with a hemodiafilter featuring enhanced adsorptive properties for cytokine removal in patients presenting COVID-19: a pilot study. Crit Care. 2020. PMID: 33046113. doi:10.1186/s13054-020-03322-6
  2. 全文:PMC7549343(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549343/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