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呼吸衰竭与机械通气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

托珠单抗在新冠ARDS接受无创通气患者中的疗效

Efficacy of tocilizumab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ARDS undergoing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PubMed 文献 · Crit Care · 2020-09-29
一句话结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托珠单抗可能降低新冠ARDS接受无创通气患者插管或死亡风险(HR 0.44),但需RCT证实。

该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79例新冠重症肺炎合并急性呼吸衰竭接受无创通气的患者,41例接受托珠单抗(28例静脉,13例皮下),38例未接受。主要终点院内死亡率为38%(30/79)。Kaplan-Meier分析显示托珠单抗组死亡和插管/死亡概率显著低于未治疗组。Cox多因素校正年龄和Charlson共病指数后,仅插管或死亡复合终点风险显著降低(HR 0.44,95%CI 0.22-0.89,p=0.022),死亡风险降低无统计学意义(HR 0.55,95%CI 0.22-1.35,p=0.192)。2例托珠单抗治疗患者出现空洞性肺病变。

要点

  • 校正年龄和Charlson共病指数后,托珠单抗组插管或死亡复合终点风险显著降低(HR 0.44,95%CI 0.22-0.89,p=0.022)。
  • 院内总死亡率38%(30/79);托珠单抗组24%(10/41)vs 未治疗组53%(20/38),三组间差异显著(p=0.0085)。
  • 静脉托珠单抗亚组死亡率18%(5/28),皮下亚组38%(5/13),未治疗组53%(20/38)。
  • 插管或死亡复合终点:静脉组32%(9/28)、皮下组54%(7/13)、未治疗组66%(25/38),三组差异显著(p=0.037)。
  • 2/41(4.8%)托珠单抗治疗患者出现空洞性肺病变,未治疗组无此类病变。

适用人群与场景

  • 79例连续收治于Pulmonology Unit的成年新冠重症肺炎合并 worsening 急性呼吸衰竭患者,71%为男性,均经RT-PCR确诊SARS-CoV-2感染且有临床和影像学表现 compatible with COVID-19 severe pneumonia。
  • 所有患者入院时均需要无创机械通气(NIV),依据PaO2/FiO2比值≤200 mmHg;所有患者PaO2/FiO2比值>100且≤200 mmHg(尽管经Venturi面罩FiO2 60%给氧),入院时平均PaO2/FiO2比值120.1±41.6 mmHg。
  • 所有患者均有炎症指标升高(CRP和IL-6水平升高),入院时平均CRP 11.9±7.2 mg/dl,平均IL-6 147.2±180.4 pg/ml。
  • 排除标准原文未明确列出;对照组为2020年3月20日至4月5日期间(16天)因药物不可获得而未接受托珠单抗的38例连续患者。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ARDS诊断基于PaO2/FiO2比值 cut-off 值:所有患者PaO2/FiO2比值>100且≤200 mmHg,尽管经Venturi面罩FiO2 60%给氧。
  • NIV启动标准:入院时根据急性呼吸衰竭严重程度,PaO2/FiO2比值≤200 mmHg。
  • NIV失败定义依据ERS/ATS指南(原文引用文献14)。
  • 插管标准:尽管NIV治疗,急性呼吸衰竭持续或恶化(PaO2/FiO2比值<100 mmHg,呼吸频率>36次/分);出现需要气管插管保护气道的情况(昏迷或惊厥性疾病);或需要处理大量气管和/或支气管分泌物;或血流动力学或心电图不稳定。
  • 改善标准:NIV后PaO2/FiO2比值增加30%,FiO2<50%,呼吸频率<30次/分,压力支持<10 cm H2O和PEEP<8 cm H2O时呼气潮气量>5 ml/kg预计体重;满足后逐步暂停NIV,根据动脉血气数据开始Venturi氧面罩可变FiO2。
  • 基线CRP界值10 mg/dl用于评估炎症状态(原文引用文献18、19),但未发现高于或低于该界值患者间死亡率或插管/死亡有差异。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所有患者入院时启动NIV,使用Philips V680™或Hamilton G-5机械通气机经全面罩进行,依据PaO2/FiO2比值≤200 mmHg。
  • 第二步:托珠单抗治疗取决于药物可获得性;静脉托珠单抗剂量为8 mg/kg(最大800 mg),通过两次连续输注,间隔12小时。
  • 第三步:皮下托珠单抗剂量为每次162 mg,同时在不同注射部位给药,根据药物可获得性和体重给予2至4剂;药代动力学上,2剂162 mg皮下托珠单抗同时给药等效于4 mg/kg静脉。
  • 第四步:托珠单抗在NIV开始时给药。
  • 第五步:监测改善标准(PaO2/FiO2比值增加30%、FiO2<50%、呼吸频率<30次/分、呼气潮气量>5 ml/kg预计体重且压力支持<10 cm H2O和PEEP<8 cm H2O),满足后逐步暂停NIV并改为Venturi氧面罩。
  • 第六步:NIV失败或满足插管标准时行气管插管。
  • 原文提及患者更频繁接受羟氯喹治疗(托珠单抗组 vs 标准治疗组,p=0.05),但未给出具体剂量。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持续或恶化急性呼吸衰竭:PaO2/FiO2比值<100 mmHg,呼吸频率>36次/分,尽管NIV治疗——需气管插管。
  • 需要气管插管保护气道的情况:昏迷或惊厥性疾病。
  • 需要处理大量气管和/或支气管分泌物。
  • 血流动力学或心电图不稳定——需气管插管。
  • 托珠单抗治疗患者出现空洞性肺病变(2/41,4.8%):1例分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另1例培养未鉴定出感染病原体;两例均经抗生素治疗病变消退。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样本量79例;单中心(Pulmonology Unit of Azienda USL-IRCCS of Reggio Emilia);人群为新冠重症肺炎合并急性呼吸衰竭接受NIV的患者;干预为托珠单抗(41例:28例静脉,13例皮下)vs 标准治疗(38例未接受托珠单抗);主要终点为院内死亡率。
  • 院内总死亡率38%(30/79);托珠单抗组死亡率24%(10/41),静脉亚组18%(5/28),皮下亚组38%(5/13),未治疗组53%(20/38),三组间差异显著(p=0.0085)。
  • Kaplan-Meier分析:托珠单抗组死亡概率显著低于未治疗组(log-rank p=0.0057);皮下 vs 静脉托珠单抗无显著差异(log-rank p=0.092);静脉托珠单抗 vs 未治疗差异显著(log-rank p=0.0017),皮下托珠单抗 vs 未治疗无显著差异(log-rank p=0.53),但后述比较受评估患者数量少的限制。
  • Kaplan-Meier分析插管或死亡复合终点:托珠单抗组显著低于未治疗组(log-rank p=0.036);静脉托珠单抗 vs 未治疗差异显著(log-rank p=0.01),皮下托珠单抗 vs 未治疗无显著差异(log-rank p=0.45)。
  • Cox多因素分析校正年龄和Charlson共病指数后:托珠单抗组插管或死亡风险显著降低(HR 0.44,95%CI 0.22-0.89,p=0.022);死亡风险降低无统计学意义(HR 0.55,95%CI 0.22-1.35,p=0.192)。
  • 插管或死亡复合终点:托珠单抗组39%(16/41),静脉亚组32%(9/28),皮下亚组54%(7/13),未治疗组66%(25/38),三组间差异显著(p=0.037);插管率:静脉组25%(7/28),皮下组15%(2/13),标准治疗组31.6%(12/38),p=0.507。
  • CRP水平:托珠单抗组治疗开始后72小时和7天CRP水平显著低于标准治疗组(p=0.02和p=0.001);同时IL-6水平升高(已知托珠单抗阻断IL-6受体增加血清游离IL-6水平)。
  • 基线CRP>10 mg/dl患者21例(平均17.0+5.0 mg/dl),<10 mg/dl患者20例(5.2+2.4 mg/dl),两组间死亡率无差异(5/21,24% vs 5/20,25%,p=0.90),插管/死亡无差异(7/21,33.3% vs 9/20,45.0%,p=0.75)。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 原文自述主要局限性:回顾性性质(retrospective nature)和入组患者数量相对较少(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patients enrolled)。
  • 其他原文提及的局限性:托珠单抗给药途径异质(静脉和皮下),且缺乏明确数据说明两种制剂有效性相似(考虑不同药代动力学特征);研究期间ICU紧张和ICU准入限制的差异、入院时COVID-19肺炎严重程度差异、合并症和年龄差异可能影响患者死亡率和托珠单抗阳性结果;但多因素分析校正了年龄和合并症指数,且治疗选择的唯一因素是药物可获得性。
  • 原文提及:皮下托珠单抗治疗患者数量少可能影响了阴性结果;皮下制剂未完全模拟静脉制剂的药效学活性和剂量;皮下途径单次给药后需数天达到血浆峰浓度。
  • 原文结论:托珠单抗可能对接受NIV的新冠重症呼吸功能障碍患者有效,但需更多安全性数据,尤其是重叠感染风险;需要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确认疗效和安全性,并评估皮下和静脉制剂疗效差异。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对于新冠ARDS接受NIV且PaO2/FiO2比值>100且≤200 mmHg、炎症指标升高的患者,托珠单抗可能降低插管或死亡复合终点风险(HR 0.44,95%CI 0.22-0.89),但该结果来自回顾性单中心小样本研究,需RCT证实。
  • 静脉托珠单抗方案为8 mg/kg(最大800 mg),两次连续输注间隔12小时;皮下方案为每次162 mg同时不同部位注射,2至4剂,但皮下途径与静脉途径疗效差异尚未明确,皮下组样本量小且未显示显著获益。
  • 托珠单抗治疗期间需监测重叠感染,尤其是空洞性肺病变(原文报告2/41,4.8%),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1例,另1例病原体未明,均经抗生素治疗消退。
  • 不适用于原文未纳入的人群:未接受NIV的患者、PaO2/FiO2比值>200 mmHg或≤100 mmHg的患者(原文所有患者PaO2/FiO2>100且≤200 mmHg)、以及非新冠ARDS患者。
  • 原文提示NIV失败或满足插管标准(PaO2/FiO2<100 mmHg、呼吸频率>36次/分、需保护气道、大量分泌物、血流动力学或心电图不稳定)时应行气管插管。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引用ERS/ATS指南用于定义NIV失败(文献14)。
  • 原文引用多项研究支持托珠单抗在重症COVID-19中的潜在疗效(文献9–13)。
  • 原文引用地塞米松随机试验(文献8)和Somers等关于托珠单抗重叠感染的研究(文献23)。
  • 原文引用一项前瞻性研究关于大剂量甲泼尼龙后必要时托珠单抗的策略(文献24)。
全文中译6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Crit Care. 2020 Sep 29;24:589. doi: 10.1186/s13054-020-03306-6

背景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的严重程度差异极大,从无症状患者到发展为肺炎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患者不等[1]。临床演变的不确定性可能取决于病毒株和病毒载量、年龄及合并症[2]。宿主的个体易感性可能调节反应的严重程度,尤其是细胞因子风暴,在某些情况下可进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和死亡[3]。

在SARS-CoV感染中,与病情较轻的病例相比,重症患者血清促炎细胞因子(IFN-γ、IL-1、IL-6、IL-12和TGFβ)和趋化因子(CCL2、CXCL10、CXCL9和IL-8)水平升高[4]。即使在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感染中,也有文献记载与较轻病例相比,最严重病例中存在血清促炎细胞因子(IL-6和IFN-α)和趋化因子(IL-8、CXCL-10和CCL5)水平升高[5]。就SARS-CoV-2而言,最常升高的细胞因子为IL2、IL-6、IL7、IL10、GSCF、IP10、MCP1、MIP1a和TNF α,其水平在病情更严重的患者中更高[2, 6]。需要注意的是,重症患者血液中IL-6水平高于轻症患者,且发现IL-6血清水平升高与死亡率增加之间存在关联[6, 7]。

除糖皮质激素(GCs)外,目前仍没有真正有效的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治疗方法[8]。一些证据表明,托珠单抗(TCZ),一种人源化抗白介素6(IL-6)受体单克隆抗体(mAb),可能有效并避免重症COVID-19的进展[9–13]。

本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旨在分析TCZ在接受无创机械通气(NIV)的COVID-19 ARDS患者队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患者与方法

2020年3月10日至2020年4月14日期间,79例连续的重症COVID-19肺炎伴急性呼吸衰竭(ARF)恶化患者入住雷焦艾米利亚Azienda USL-IRCCS呼吸科,并随访至2020年5月18日(中位随访时间60天;四分位距22–69天)。所有患者(71%为男性)均经呼吸道标本SARS-CoV-2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阳性确诊SARS-CoV-2感染,且临床和影像学表现符合COVID-19重症肺炎(人口学和临床特征见表1)。基础实验室检查包括IL-6、C反应蛋白(CRP)、铁蛋白、D-二聚体、乳酸脱氢酶(LDH)水平及全血细胞计数(CBC)(表2)。所有患者入院时血清CRP和IL-6水平均升高,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11.9 ± 7.2 mg/dl和147.2 ± 180.4 pg/ml,表明大多数患者处于高炎症状态。根据ARDS发病时记录的动脉血氧分压与吸入氧分数比值(PaO2/FiO2)截断值所评估的ARF严重程度,全部79例患者入院时均需要NIV。由于我科NIV的可及性和实践经验,NIV优先用于中重度ARF。

所有患者的PaO2/FiO2比值均> 100且≤ 200 mmHg,尽管通过文丘里面罩(FiO2 60%)给氧。表2显示,我们患者入院时的PaO2/FiO2比值均值±标准差为120.1 ± 41.6 mmHg。无创通气(NIV)通过全面罩使用Philips V680™(Respironics INC®,宾夕法尼亚州,美国)或Hamilton G-5(Hamilton Medical AG,Bonaduz,瑞士)机械通气机提供。表1还显示了患者入院时的其他特征。

纳入研究的79例患者中,41例接受TCZ治疗。使用TCZ治疗患者的决定及我们所使用药物的制剂严格基于药物可及性。患者于2020年3月11日至4月14日入组,随访至5月25日(最后入组患者的随访时间为31天)。由于静脉(IV)TCZ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获得,故给予皮下(SC)TCZ;此外,我们在3月底和4月初(2020年3月20日至4月5日)连续16天两种制剂均不可获得。因此,在此期间开始NIV的所有38例患者均未接受TCZ治疗,构成对照组。患者在开始NIV时接受TCZ治疗。主要结局为院内死亡率。次要复合结局为对TCZ无反应,定义为在呼吸科病房住院期间接受插管或死亡的患者。为获取感染数据,其中一位作者(MF)查阅了所有患者的病历。治疗组仅纳入给予TCZ后发生的感染。

当满足以下条件时认为有好转:NIV后PaO2/FiO2比值增加30%,FiO2 < 50%,呼吸频率(RR)< 30次/分,在压力支持< 10 cm H2O和PEEP < 8 cm H2O条件下呼气潮气量> 5 ml/kg预计体重。在此情况下,逐渐停止NIV,并根据动脉血气数据开始使用可变FiO2的文丘里氧气面罩(表2)。

NIV失败根据ERS/ATS指南定义[14]。插管决定基于以下标准:尽管给予NIV,急性呼吸衰竭(ARF)持续或恶化(PaO2/FiO2比值< 100 mmHg,呼吸频率> 36次/分),出现需要气管内插管(EOT)以保护气道(昏迷或惊厥性疾病)或管理大量气管和/或支气管分泌物的情况,或血流动力学或心电图不稳定。

本研究经Area Vasta Emilia Nord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855/2020/OSS/AUSLRE),并按照《赫尔辛基宣言》的原则进行。由于并非所有患者均能给予知情同意,伦理委员会豁免了这一要求。所有存活患者在恢复心智能力后即寻求知情同意。本研究部分由意大利卫生部资助,资助编号COVID-2020-12371808。资助方在研究设计的确定以及结果的解释和发表中均未发挥作用。

表1 79例患者的特征及接受托珠单抗+标准治疗的患者与仅接受标准治疗的患者之间的比较 查看原表 ↗
表2 79例患者的血液检查及托珠单抗+标准治疗组与单纯标准治疗组患者之间的比较 查看原表 ↗

统计分析

连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均值±标准差(SD)表示。两组比较采用Welch t检验和Mann-Whitney检验,三个或以上连续变量的比较酌情采用Brown-Forsythe和Welch方差分析检验及非参数Kruskal-Wallis检验。分类变量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TCZ对死亡率和死亡或插管概率的影响通过Kaplan-Meier生存函数估计进行评估,治疗组与标准治疗组之间的差异采用对数秩检验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用于评估托珠单抗治疗、年龄及诊断时Charlson合并症指数与死亡率和插管/死亡之间的关系。我们报告了年龄和Charlson合并症指数校正后的风险比(HRs)和95%置信区间。p值小于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使用SPSS 22.0版(IBM Statistics,Armonk,NY:IBM Corp,USA)完成。

结果

79例患者中,41例接受TCZ治疗。28例患者接受静脉TCZ(8 mg/kg——最大800 mg),分两次连续输注,间隔12小时。13例患者接受皮下TCZ,根据药物可及性和体重,按照因静脉制剂暂时不可用而制定的内部方案,每例患者接受2至4剂162 mg TCZ(同时在不同注射部位给药)。从药代动力学角度,同时给予2剂162 mg皮下TCZ等效于4 mg/Kg静脉给药[15, 16]。

表1显示了患者特征及随访期间的合并治疗。在TCZ治疗组中,开始治疗后72小时和7天时CRP水平显著低于标准治疗组(分别为p = 0.02和p = 0.001),而同一时间点IL-6水平升高,这是由于TCZ阻断IL-6受体可增加血清游离IL-6水平的已知效应。入院时,与标准治疗组相比,接受TCZ治疗的患者更年轻、Charlson合并症指数更低,且更频繁地接受羟氯喹治疗(分别为p = 0.005、p = 0.002和p = 0.05);然而,其他评估参数无差异,包括合并症数量和SOFA指数。

TCZ给药前(T0)及3天(T3)和7天(T7)后测定的CRP水平在静脉TCZ和皮下TCZ治疗患者之间无显著差异(分别为11.2 ± 7.1 mg/dl vs 11.2 ± 7.5,p = 0.77;5.9 ± 5.9 mg/dl vs 7.6 ± 7.9,p = 0.80;1.1 ± 1.5 mg/dl vs 5.1 ± 8.5,p = 0.78)。

院内死亡率为38%(30/79例患者)。在所有接受TCZ治疗的患者中,死亡率为24%(10/41例患者),而静脉TCZ亚组为18%(5/28例患者),皮下TCZ亚组为38%(5/13例患者),未接受TCZ治疗的亚组患者为53%(20/38例患者)。3个亚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85)。图1显示了随访期间死亡概率的Kaplan-Meier估计值。所有接受TCZ治疗的患者死亡概率显著低于未接受TCZ治疗的患者(log-rank p值 = 0.0057)。皮下与静脉TCZ治疗患者之间未发现显著差异(log-rank p值 = 0.092),静脉TCZ治疗与未治疗患者之间的差异显著(log-rank p值 = 0.0017),但皮下TCZ治疗与未治疗患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log-rank p值 = 0.53)。然而,最后几项比较受到评估患者数量较少的限制。

接受TCZ治疗的患者中有16/41例(39%)在呼吸科病房接受插管或死亡:分别为接受静脉TCZ治疗的9/28例(32%)、接受皮下TCZ治疗的7/13例(54%)以及未接受TCZ治疗的25/38例(66%)。3个亚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37)。插管率在静脉TCZ组为7/28(25%),在皮下TCZ组为2/13(15%),在标准治疗组为12/38(31.6%,p = 0.507)。图2显示了随访期间死亡或插管概率的Kaplan-Meier估计值。接受TCZ治疗的全部患者死亡或插管的概率显著低于未治疗患者(log-rank p值 = 0.036)。与未治疗患者相比,接受静脉TCZ治疗的患者差异显著降低(log-rank p值 = 0.01),但接受皮下制剂治疗的患者差异不显著(log-rank p值 = 0.45)。在经性别和年龄调整的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分析中,接受托珠单抗治疗的患者在随访期间插管或死亡的风险显著降低(HR 0.44,95%CI 0.22–0.89,p = 0.022),而死亡率并未降低(HR 0.55,95%CI 0.22–1.35,p = 0.192)。

选择基线CRP水平10 mg/dl来根据炎症状态评估接受TCZ治疗的患者。21例患者基线CRP水平> 10 mg/dl(均值 + 标准差,17.0 + 5.0 mg/dl),20例患者< 10 mg/dl(5.2 + 2.4 mg/dl)。基线CRP > 10 mg/dl的患者与CRP值< 10 mg/dl的患者之间,无论是死亡率还是插管/死亡均未观察到差异(分别为5/21,24% vs 5/20,25%,p = 0.90;以及7/21,33.3% vs 9/20,45.0%,p = 0.75)。

在接受TCZ治疗的患者中,两例出现了空洞性肺部病变:第一例患者分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而第二例患者在培养检查中未鉴定出感染性病原体。然而,抗生素治疗使两例患者的病变均消退。

图1 a 在接受与未接受TCZ治疗的无创通气患者中,随访期间生存率的差异(对数秩p值=0.0057)。b 在接受静脉或皮下TCZ治疗或未接受TCZ治疗的患者之间,随访期间生存率的差异。接受皮下与静脉TCZ治疗的患者之间未发现显著差异(对数秩p值=0.092),接受静脉TCZ治疗与未治疗患者之间的差异显著(对数秩p值=0.0017),但接受皮下TCZ治疗与未治疗患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对数秩p值=0.53) 查看原图 ↗
图2 a 在接受与未接受TCZ治疗的无创通气患者中,随访期间在呼吸科病房死亡或插管概率的差异(对数秩p值=0.036)。b 在接受静脉或皮下TCZ治疗或未接受TCZ治疗的患者之间,在呼吸科病房死亡或插管概率的差异。接受静脉TCZ治疗的患者与未治疗患者相比,差异显著更低(对数秩p值=0.01),但接受皮下制剂治疗的患者则不然(对数秩p值=0.45) 查看原图 ↗

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在一个接受无创通气(NIV)治疗的COVID-19危重患者队列中评估了TCZ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通气前PaO2/FiO2比值与重症监护病房(ICU)中接受有创通气患者队列相似[17],因此损伤程度较高。

使用Kaplan-Meier法计算的死亡率以及在呼吸科病房插管或死亡的概率,在接受TCZ治疗的患者中显著低于未接受治疗的患者。然而,当我们使用Cox多因素分析,校正年龄和Charlson合并症指数后,仅与在我们病房插管或死亡风险降低的关联保持了显著性,因为TCZ治疗与死亡风险降低之间的关联不再显著。这些结果提示,TCZ可能是接受NIV治疗的COVID-19危重患者的一种有效治疗选择;然而,需要更多数据来证实TCZ在该组患者中的疗效,尤其是来自随机对照试验的数据。

我们还评估了炎症表型更明显的患者对TCZ是否可能有不同的反应。我们选择基线CRP水平10 mg/dl作为最佳截断值,因为在多项研究中,CRP值高于10 mg/dL可识别炎症更严重的患者[18, 19]。然而,在接受TCZ治疗的患者中,我们未观察到基线CRP ≥ 10 mg/dl与CRP值< 10 mg/dl的患者之间在死亡率或插管/死亡方面有任何差异。

由于静脉制剂短缺,我们给予了皮下注射托珠单抗(TCZ)。然而,即使我们使用的皮下注射剂量高于用于类风湿关节炎和其他炎症性疾病的剂量,该制剂也未能完全模拟静脉制剂的药效学活性和剂量。需要注意的是,单次给药后皮下注射途径需要数天才能达到血浆峰浓度。这是由于通过淋巴系统进入体循环的吸收缓慢所致[15, 16]。为克服这些局限性,患者同时接受了多次分开的皮下注射TCZ。该策略得到了皮下与静脉TCZ比较药代动力学/药效学研究结果的支持[15]。我们未观察到接受皮下TCZ治疗的患者与未治疗患者在死亡率以及呼吸科病房插管或死亡患者比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然而,TCZ两种制剂在COVID-19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中的疗效可能存在差异,这必须通过更大规模的研究来证实。接受皮下制剂治疗的患者数量较少,可能影响了阴性结果。文献中有报道证明皮下TCZ在降低重型COVID-19肺炎死亡率方面的疗效[13]。我们还在T3和T7时观察到接受静脉和皮下TCZ治疗的患者CRP水平出现相似的下降,证实了在所给药剂量下两种TCZ制剂具有相似的抗炎活性。

在初始病毒期之后,部分COVID-19患者会发展为过度炎症期,表现为细胞因子风暴的生物学改变,通常伴有因肺炎导致的快速呼吸功能恶化。在这些患者中,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和/或静脉TCZ已成为现实临床中的首选治疗[20]。尽管一些使用TCZ治疗重型COVID-19的回顾性和观察性研究显示了有希望的结果[9–13],但其他研究——包括随机试验的初步结果以及一项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未能证明TCZ在改善临床状态或降低ICU入住风险和死亡率方面具有获益[21, 22]。然而,TCZ可能对特定亚组患者有效,正如我们在本研究中对接受无创通气(NIV)的患者所显示的,以及Somers等对需要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所显示的[23]。在最近一项随机试验中,住院COVID-19患者使用地塞米松后,在随机分组时接受有创机械通气或仅吸氧的患者中28天死亡率较低,但在未接受呼吸支持的患者中则不然[8]。因此,TCZ与糖皮质激素(GCs)联合使用可能对重型COVID-19肺炎患者有益,可预防有创机械通气和/或死亡。在这方面,最近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由一疗程大剂量甲泼尼龙继以必要时托珠单抗组成的治疗策略,可加速COVID-19相关细胞因子风暴综合征患者的呼吸恢复、降低住院死亡率并减少有创机械通气的可能性[24]。以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作为首选治疗也可能是便利的,因为糖皮质激素安全、广泛可及且价格低廉。

接受无创通气并接受TCZ治疗的COVID-19患者发生严重感染的风险尚未明确。Somers等人证明,在接受TCZ治疗并需要有创机械通气的重症COVID-19患者中,重叠感染很常见[23]。在该研究中,接受TCZ治疗的患者发生重叠感染的可能性是未治疗对照者的两倍以上,这主要由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大幅增加所驱动。金黄色葡萄球菌约占细菌性肺炎的50%。我们在接受TCZ治疗的2/41(4.8%)例患者中观察到空洞性肺部病变,而未治疗患者中未观察到此类病变。第一例患者分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而第二例患者培养检查未鉴定出感染病原体;然而,抗生素治疗使两例患者的病变均消退。可能我们的研究低估了严重感染的发生率;然而,所有继发感染均经过准确审查以确保报告严谨。此外,与Somers等人的研究不同,我们纳入的是无创通气患者,与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相比,其重叠感染的暴露风险较低。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其回顾性性质以及纳入患者数量相对较少。需要报告的一项重要观察是,由于大流行第一期间设备短缺,加热湿化高流量鼻导管(HHFNC)在本院未常规使用。此外,我们优先使用NIV,因为我们在该技术上经验更丰富。基于这些原因,在本单元,NIV被用作中重度疾病患者的首选。另一方面,疫情期间ICU床位可用性低,在采用机械通气治疗许多患者方面存在一些困难。另一个局限性是TCZ给药途径不统一,且考虑到不同的药代动力学特征,关于静脉与皮下制剂在有效性方面是否相似尚无确定性数据。此外,研究期间ICU负荷差异及ICU准入限制、入院时COVID-19肺炎严重程度差异、合并症和年龄差异可能影响了患者死亡率,进而影响TCZ的阳性结果。然而,多因素分析已按年龄和合并症指数进行校正,且影响治疗选择的唯一因素是药物可及性。本研究的优势在于所有患者均使用共同的标准化方案进行同质化随访。此外,在雷焦艾米利亚住院的COVID-19患者中,死亡率在住院1个月后达到平台期[25];因此,我们的研究具有足够的随访期(中位数为60天),能够恰当观察COVID-19相关死亡。

结论

总之,我们的初步数据显示,TCZ对接受无创通气(NIV)的重度呼吸功能受损的COVID-19患者有效,可显著降低呼吸科病房死亡或插管患者的比例。这可能代表了一个TCZ特别有效的患者亚组。然而,关于安全性,特别是发生重叠感染风险增加的问题,还需要更多数据。需要开展纳入大量患者系列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以确认TCZ在不同严重程度呼吸系统受累的COVID-19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并评估该药物皮下(SC)与静脉(IV)剂型之间是否存在疗效差异。

参考来源

  1. Menzella F, Fontana M, Salvarani C, et al. Efficacy of tocilizumab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ARDS undergoing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Crit Care. 2020. PMID: 32993751. doi:10.1186/s13054-020-03306-6
  2. 全文:PMC752325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523258/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