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相关不良事件:肿瘤重症监护未来的回顾性展望
这项回顾性多中心研究纳入2013年1月至2019年10月巴黎地区4家大学医院ICU收治的112例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癌症患者。入ICU原因分为免疫相关不良事件(29例,26%)、其他间发事件(39例,35%)和肿瘤进展并发症(44例,39%)。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组1年生存率显著高于其他原因入ICU组(p=0.004),中位生存超过1年。作者结论认为,对疑似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患者应支持ICU收治试验,并强调肿瘤科与重症科紧密协作。
要点
- 因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入ICU的癌症患者1年生存率显著高于其他原因入ICU者(p=0.004),中位生存超过1年。
-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患者中,黑色素瘤(OR=3.85 [1.42–10.66],p=0.004)和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10(OR=3.31 [1.16–10.19],p=0.018)与免疫相关诊断独立相关。
-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最常见为肺炎(8/29,27.6%)、结肠炎(4/29,13.8%)和心肌炎(3/29,10.3%);肺炎在抗PD(L)-1治疗者中更常见(44% vs 0%,p=0.03),结肠炎仅见于抗CTLA4或联合治疗者(0 vs 36%,p=0.027)。
-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患者中62.1%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10.3%需二线免疫抑制;ICU期间24.1%需血管加压药,20.7%需机械通气,6.9%需ECMO。
- 多变量分析中,1年死亡率相关因素包括NSCLC(OR=1.28 [1.07–1.52],p=0.007)、ICU前ICI治疗时长(OR=0.973 [0.952–0.994],p=0.014)、肿瘤进展并发症入ICU(OR=1.35 [1.14–1.59],p<0.001)和入ICU时SOFA评分(OR=1.05 [1.03–1.08],p<0.001)。
适用人群与场景
- 2013年1月至2019年10月巴黎地区4家大学医院ICU收治的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PD-1、抗PD-L1、抗CTLA4或联合)治疗的成人实体瘤或血液恶性肿瘤患者,入ICU时间在末次ICI给药后60天内。
- 排除:ICU停留<24小时者、入ICU前停用ICI超过60天者、研究性免疫治疗(抑制其他检查点或非免疫检查点抑制机制)及非全身给药的免疫治疗。
- 患者中位年龄64.7 [52.1–71.2]岁,男性60.7%,54.4%体能状态评分0或1,84.8%入ICU时已有转移性疾病。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归因由主管医师评估,多数经多学科讨论,并由研究者依据世界卫生组织乌普萨拉监测中心标准化病例因果评价量表及可用的器官特异性指南复核。
- 肿瘤进展定义为瘤周出血、肿瘤梗阻或癌性淋巴管炎;间发事件定义为与肿瘤进展及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均无关的其他医学情况。
- 同时存在肿瘤进展与免疫相关或间发事件时,由主管医师评估并经研究者复核后按入ICU原因回顾性分类。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患者中18/29(62.1%)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3/29(10.3%)需二线免疫抑制:1例接受免疫球蛋白和血浆置换,1例接受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他克莫司,1例接受环磷酰胺。
- 所有糖尿病患者、2例肺炎患者及6例分别诊断为结肠炎、垂体炎、心肌炎(表现为高度房室传导阻滞)、脑膜炎、心包炎和肝炎的患者未接受糖皮质激素。
- ICU器官支持:7/29(24.1%)需血管加压药,其中2/29(6.9%)需ECMO、1/29(3.4%)需肾脏替代治疗;6/29(20.7%)需机械通气,2/29(6.9%)仅需无创通气,2/29(6.9%)需高流量鼻导管,1/29(3.4%)需两种无创装置;2/29(6.9%)仅需肾脏替代治疗;13/29(44.8%)未需器官支持(代谢紊乱7/29,24.1%;监测观察6/29,20.7%)。
- 8/29(27.6%)患者ICU出院后重新给予同一ICI,未出现显著不良事件复发(仅1例1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其中3/8(37.5%)达完全缓解,2/8(25%)持续部分缓解,3/8(37.5%)按iRECIST诊断肿瘤进展。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肺炎(8/29)、心包炎(1/29)和输液相关超敏反应(1/29)患者因急性呼吸衰竭入ICU。
- 心肌炎(3/29)、输液相关超敏反应(1/29)和结肠炎(1/29)患者因血流动力学衰竭入ICU。
- 肝炎(2/29)患者因肝衰竭入ICU;糖尿病和垂体炎患者因水电解质紊乱入ICU;脑膜炎和脑炎患者因神经功能衰竭入ICU。
- 肾炎(2/29)和结肠炎(2/29)患者因急性肾损伤入ICU,另1例结肠炎患者因出血需急诊内镜评估。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回顾性多中心研究,4家法国大学医院,2013年1月至2019年10月,5644例癌症患者入ICU,其中112例(2%)在ICI给药后60天内入ICU;29例(26%)因免疫相关不良事件、44例(39%)因肿瘤进展并发症、39例(35%)因其他间发事件入ICU。
-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组、间发事件组和肿瘤进展组ICU死亡率分别为17.2%(5/29)、23.1%(9/39)和36.4%(16/44)(p=0.159)。
-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组1年生存率显著高于其他原因入ICU组(p=0.004);具体而言,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组生存显著优于肿瘤进展组(p<0.001),与间发事件组无显著差异(p=0.172)。
-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患者中10/24(41.7%)在ICU入科后1年内死亡;5/29(17.2%)在ICU期间死亡,3/29(10.3%)在出院后不久死亡;ICU出院后超过3个月无死亡记录,1例淋巴瘤患者在ICI所致肺炎需无创通气后5年仍存活。
- 与免疫相关诊断相关的因素:黑色素瘤(OR=3.85 [1.42–10.66],p=0.004)和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10(OR=3.31 [1.16–10.19],p=0.018);非免疫相关并发症与头颈癌相关(无免疫相关入ICU,p=0.011)。
- 多变量分析中与1年死亡率相关的因素:NSCLC vs 其他(OR=1.28 [1.07–1.52],p=0.007)、ICU前ICI治疗时长(OR=0.973 [0.952–0.994],p=0.014)、肿瘤进展并发症入ICU(OR=1.35 [1.14–1.59],p<0.001)、入ICU时SOFA评分(OR=1.05 [1.03–1.08],p<0.001)。
- 2013年至2018年,免疫治疗疗程中入ICU的绝对患者数显著增加(Mann–Kendall检验p=0.024),而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所占比例保持稳定(趋势卡方检验p=0.298)。
- ICU出院后停用ICI的比例在三组间无差异: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组18/29(62.1%)、肿瘤进展组22/39(56.4%)、间发事件组28/44(63.6%)(p=0.942)。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回顾性多中心队列研究。
- 局限:回顾性研究,仅纳入ICU收治患者;尽管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罕见,本研究仍纳入112例接受ICI治疗患者和29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与病例报告相比是ICU环境下描述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最大研究;入ICU偏倚是最重要局限,多数患者体能状态评分高,可能不能反映所有癌症患者,妨碍与传统化疗ICU患者的直接比较;选择末次给药后60天为入ICU时间窗,尽管部分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可在ICI停药后长达2年出现,但末次给药至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时间在早期与晚期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重症科医师应认识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即使晚期癌症患者也可能在早期诊断和治疗后获得良好结局,即使存在严重器官衰竭和转移性疾病。
- 作者认为,这些结果支持对疑似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患者进行ICU收治试验,但肿瘤科与重症科在诊断程序和免疫抑制治疗方面的紧密协作仍至关重要。
- 作者指出,3级和4级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推荐使用全身糖皮质激素;对于激素难治性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建议基于主要免疫浸润进行个体化管理;激素治疗失败后的挽救治疗尚无推荐。
- 作者指出,基于原发性自身免疫病的治疗方法,结肠炎早期使用抗TNFα、神经毒性使用血浆置换已被提倡。
- 作者认为,入ICU前应评估体能状态,因其与重症癌症患者死亡率一致相关;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并不导致姑息治疗。
指南或共识出处
- 世界卫生组织乌普萨拉监测中心标准化病例因果评价量表(用于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归因评估)。
- iRECIST标准(用于肿瘤反应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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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已经彻底改变了癌症治疗,并在多种肿瘤中带来了显著的生存改善[1]。
目前已获批的药物通过逆转由两种负性调节因子引起的肿瘤逃逸来增强抗肿瘤免疫: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和程序性细胞死亡1(PD-1)或其配体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
自2010年代初以来,随着ICI的成熟及其引发的巨大关注,一种新的毒性特征也逐渐显现。这些新型治疗性抗体的副作用被称为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源于免疫稳态的丧失和外周组织的脱靶效应[2, 3]。尽管皮肤、内分泌腺和消化道最常受累,但也有肺部[4–6]、神经系统[7–10]、肝脏[11–13]和心脏[14–19]副作用的报道,且可能危及生命。
irAEs的最佳标准治疗尚未通过随机试验确立,该领域的研究被认为是迫切需求[6],但基于专家意见的指南通常将类固醇作为一线治疗[20, 21],随后根据irAE的类型和受累器官选择其他免疫抑制治疗[22–25]。
随着ICI适应证的不断扩大及其作为癌症治疗支柱的地位,重症监护医师将越来越多地面对其副作用。
因irAEs入住ICU的患者的结局仍不清楚,可能与因其他肿瘤并发症入住ICU的患者不同[26]。
本研究旨在描述接受ICI并入住ICU的癌症患者的特征。因irAE入院的患者与因其他原因入院的患者进行了比较。
方法
我们开展了一项回顾性多中心研究,纳入巴黎地区4所法国大学医院的患者。所有中心均为肿瘤中心,并设有 multidisciplinary board(多学科委员会)[27]以讨论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管理。符合条件的患者于2013年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在ICI治疗过程中入住ICU(包括抗PD-1(NIVOLUMAB、PEMBROLIZUMAB或SPARTALIZUMAB)、抗PD-L1(ATEZOLIZUMAB、DURVALUMAB)、抗CTLA4(IPILIMUMAB或TREMELIMUMAB)或ICI联合治疗)。
所有连续入住ICU、因实体瘤或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接受ICI治疗的成年患者均纳入研究。入住ICU不足24小时或在入院前已停止ICI治疗超过60天的患者不纳入。基于抑制其他检查点或免疫检查点抑制以外机制的研究性免疫治疗以及非全身给药的免疫治疗被排除。
所有数据均从病历中提取。记录了直至ICU入住后1年的随访情况。
随后,根据入院原因对患者进行分类,分为与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相关、与免疫治疗无关的并发不良事件(intE)或与肿瘤进展相关的并发症(TumProg)。irAE的ICI归因性由主管医师评估,多数病例在多学科委员会讨论[27],并由研究者(AJ和VL)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乌普萨拉监测中心标准化病例因果关系评估量表及可获得的器官特异性指南进行审核[16]。肿瘤进展定义为瘤周出血、肿瘤梗阻或癌性淋巴管炎。并发事件定义为与肿瘤进展及irAE均无关的任何其他医学状况。若同时存在肿瘤进展与免疫相关或并发事件,则根据主管医师评估并由研究者(AJ和VL)审核的ICU入住原因进行事后分类。
统计分析
定量数据以中位数及第25和第75四分位数[Q1–Q3]表示,分类数据以数量和百分比表示。定量变量比较采用Wilcoxon检验,定性变量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必要时使用Yate连续性校正。第一张表描述ICU入住时的基线人口学、肿瘤学、临床和生物学特征,并检验相关变量与irAE诊断(Fisher检验)及1年死亡率(逻辑回归)的关联。多因素逻辑回归模型纳入单因素逻辑回归中与1年死亡率显著相关的变量及临床相关变量。ICU入住后至1年的Kaplan–Meier曲线按显著变量分层,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患者从ICU出院后至死亡或随访结束的随访情况以泳者图表示,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类型的irAE。根据iRECIST[28]的ICI再次引入和完全缓解以象形图描绘。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侧,α水平为0.05。统计使用R软件版本3.4.2(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维也纳,奥地利;https://www.R-project.org/)进行。
结果
2013年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5644例癌症患者入住ICU,其中112例(2%)在ICI给药后60天内入住。其中,29例(26%)患者因irAE入住,44例(39%)患者因与肿瘤进展相关的并发症(TumProg)入住,39例(35%)患者因其他原因入住ICU(intE)(附加文件1:图S1)。
在免疫治疗疗程内入住ICU患者的绝对数量从2013年至2018年显著增加(Mann–Kendall检验p = 0.024),而这些年份中irAE的比例保持稳定(趋势卡方检验p = 0.298)(图1)。
总体而言,在ICI治疗过程中入住ICU的患者大多为男性(n = 68/112,60.7%),中位年龄为64.7 [52.1–71.2]岁,61/112(54.4%)的患者体能状态评分为0或1。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为黑色素瘤(n = 30/112,26.8%)、非小细胞肺癌(NSCLC)(n = 32/112,28.6%)和头颈癌(n = 15/112,13.4%)(附加文件2:图S2面板B)。95例患者(84.8%)在入院时已存在转移性疾病。
从ICI启动至入住ICU的中位时间为51.5 [20.8–117.4]天,距末次给药的中位时间为14 [7–27]天。入院时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中位数为4 [1–5]。
ICU住院时间中位数为3 [1–5]天,30/112(26.8%)例患者在ICU内死亡。
15例患者(irAE(n = 5)、intE(n = 7)和TumProg(n = 3),13.4%)失访,67/97例患者(69.1%)在入住ICU后1年内死亡。
irAE患者
irAE的诊断包括肺炎(n = 8/29,27.6%)、结肠炎(n = 4/29,13.8%)、心肌炎(n = 3/29,10.3%)、与垂体炎相关的代谢紊乱(n = 2/29,6.9%)或糖尿病(n = 3/29,10.3%)、肾炎(n = 2/29,6.9%)、肝炎(n = 2/29,6.9%)、输注相关超敏反应(n = 2/29,6.9%)、心包炎(n = 1/29,3.4%)、脑膜炎(n = 1/29,3.4%)和脑炎(n = 1/29,3.4%)(附加文件1:图S1)。
所有肺炎患者、1例心包炎患者和1例输注相关超敏反应患者因急性呼吸衰竭入院。3例心肌炎患者、1例输注相关超敏反应患者和1例结肠炎患者因血流动力学衰竭入院。2例肝炎患者因肝衰竭入院。所有糖尿病和垂体炎患者因水电解质紊乱入院。脑膜炎和脑炎患者因神经功能衰竭入院。2例肾炎患者和2例结肠炎患者因急性肾损伤入院,而最后1例结肠炎患者因出血需紧急内镜评估入院。
irAE患者入住ICU时的临床特征和基础疾病见表1。
入院时使用的ICI包括纳武利尤单抗(n = 9/29,31%)、帕博利珠单抗(n = 7/29,24.1%)、伊匹木单抗(n = 5/29,17.2%)以及6/29(20.7%)例患者使用伊匹木单抗联合纳武利尤单抗(附加文件2:图S2面板A)。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在抗CTLA4、抗PD(L)-1及联合治疗之间有所不同(p = 0.028),肺炎在接受抗PD(L)-1治疗的患者中更为常见(44% vs 0%,p = 0.03),而结肠炎仅在接受抗CTLA4或联合治疗的患者中被诊断(0 vs 36%,p = 0.027)(附加文件2:图S2面板C)。
29例患者中有7例(24.1%)需要血管升压药,包括2/29例(6.9%)接受体外膜肺氧合的患者和1/29例(3.4%)接受肾脏替代治疗的患者。氧合策略包括机械通气(n = 6,20.7%)、仅无创通气(n = 2/29,6.9%)或经鼻高流量氧疗(n = 2/29,6.9%)或两种无创装置联合使用(n = 1/29,3.4%)。2/29例(6.9%)患者需要肾脏替代治疗而无其他器官支持。13/29例(44.8%)因代谢紊乱(n = 7/29,24.1%)或监测观察(n = 6/29,20.7%)入院的患者不需要任何器官支持。
irAE(免疫相关不良事件)采用类固醇治疗(n = 18/29,62.1%),3/29例(10.3%)患者需要二线免疫抑制治疗(免疫球蛋白和血浆置换(1/29,3.4%)、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他克莫司(1/29,3.4%)以及环磷酰胺(1/29,3.4%))。所有糖尿病患者、2例肺炎患者和6例结肠炎(n = 1)、垂体炎(n = 1)、表现为高度房室传导阻滞的心肌炎(n = 1)、脑膜炎(n = 1)、心包炎(n = 1)和肝炎(n = 1)患者未接受类固醇治疗。29例irAE患者中有5例(17.2%)在ICU住院期间死亡。1例肝炎患者在首次接受伊匹木单抗治疗黑色素瘤后33天死亡,未接受任何类固醇治疗。1例患者因胸腺癌首次接受纳武利尤单抗后16天死于严重心肌炎,尽管接受了类固醇、免疫球蛋白和血浆置换治疗。2例NSCLC(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帕博利珠单抗和纳武利尤单抗治疗后2个月内死于肺炎,此前接受过类固醇治疗(n = 1)或类固醇联合环磷酰胺治疗(n = 1)。最后,1例NSCLC患者在纳武利尤单抗治疗开始后2.5个月死于暴发性肝炎,尽管接受了类固醇治疗。
ICU出院后,8/29例(27.6%)患者(糖尿病(n = 2)、垂体炎(n = 1)、脑膜炎(n = 1)、输注相关反应(n = 1)、结肠炎(n = 1)、肺炎(n = 1)和心包炎(n = 1))再次接受了相同的ICI(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未出现任何显著不良事件复发(1例1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在这些患者中,3/8例(37.5%)达到完全缓解,2/8例(25%)患者维持部分缓解,3例(37.5%)根据iRECIST诊断为肿瘤进展。
24例irAE患者中有10例(41.7%)在ICU入院后一年内死亡。
如泳者图(图2)所示,患者在ICU住院期间死亡(n = 5/29,17.2%)或出院后很快死亡(n = 3/29,10.3%)。ICU出院后3个月以上未登记任何死亡,1例淋巴瘤患者在ICI诱导的肺炎需要ICU无创通气后5年仍存活。
ICU入住的其他原因
对于另外83例患者,最终诊断与irAE无关。他们在表1中描述。非irAE诊断主要为脓毒症(n = 11/83,13.3%)、肺炎(n = 10/83,12%)、出血(n = 9/83,10.8%)、心力衰竭(n = 7/83,8.4%,包括冠状动脉事件(n = 1)、仅用利尿剂治疗的液体过负荷和高血压(n = 4)、积液检查发现肿瘤细胞的心包炎(n = 1)和流感相关心肌炎(n = 1))、腹膜炎(n = 5/83,6%)、肾衰竭(n = 4/83,4.8%)、肺栓塞(n = 2/83,2.4%)和未控制的肿瘤(n = 31/83,37.3%)。
与其他诊断相比,irAE的诊断与黑色素瘤(OR = 3.85 [1.42–10.66],p = 0.004)和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低于10(OR = 3.31 [1.16–10.19],p = 0.018)相关,而非irAE并发症与头颈癌相关(无irAE入院,p = 0.011)。
各组之间入住ICU前的治疗持续时间无差异。
各组之间在ICU出院后停止ICI治疗的患者比例无差异(irAE、TumProg和intE分别为18/29(62.1%)、22/39(56.4%)和28/44(63.6%),p = 0.942)。
预后因素
ICU死亡率在因irAE、intE和TumProg入住ICU的患者中分别为17.2%(n = 5/29)、23.1%(n = 9/39)和36.4%(n = 16/44)(p = 0.159)。
在1年时截尾的总生存期,因irAE入院的患者显著高于因其他原因入院的患者(p = 0.004)。具体而言,irAE患者的生存期显著优于TumProg患者(p < 0.001),与intE患者相比无显著差异(p = 0.172)(图3)。
多因素分析中与1年死亡率相关的因素(表2)与肿瘤部位(NSCLC与其他(OR = 1.28 [1.07–1.52],p = 0.007))、入住ICU前ICI治疗持续时间(OR = 0.973 [0.952–0.994],p = 0.014)、入住ICU原因(因肿瘤进展并发症入住ICU(OR = 1.35 [1.14–1.59],p < 0.001))和入住ICU时SOFA评分(OR = 1.05 [1.03–1.08],p < 0.001)相关。
附加文件3显示了按ICI分子(A图)和肿瘤部位(B图)分组的生存曲线。
讨论
本研究描述了ICI治疗后入住ICU的患者。我们研究的主要结果是irAE患者与其他ICU入住原因相比具有更好的结局。irAE患者的中位生存期超过一年。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重塑了肿瘤科病房的标准治疗方式,并且在重症监护病房中越来越常见,正如本研究中入院人数呈指数增长所示。重症监护医师需要了解这些新型治疗手段,即使在晚期癌症患者中也能带来高生存率和良好生活质量[1]。这些治疗导致免疫反应增强,与多种免疫相关疾病相关[29],其中大多数仍为低级别且易于管理。然而,ICI治疗下的毒性相关死亡率在抗PD1治疗中可达0.36%,在抗PD1/抗CTLA4联合治疗中可达1.23%[30]。随着接受治疗患者数量的增加,2015年至2017年间报告的致命性irAEs数量增加了三倍以上[30]。因此,重症监护医师应认识到此类严重并发症在早期诊断和治疗后可能获得良好结局。事实上,通过依赖肿瘤科医师与重症监护医师密切合作的简单诊断策略,其他并发症可被轻易排除。随后应迅速给予包括类固醇在内的免疫抑制治疗以逆转irAE[20, 31, 32]。全身性类固醇推荐用于3级和4级免疫相关不良事件[20, 21, 32, 33]。对于类固醇难治性irAEs,建议基于主要免疫浸润类型进行个体化管理[22, 23]。然而,当类固醇未能减轻毒性时,目前尚无挽救治疗的推荐方案。因此,肿瘤科医师与重症监护医师之间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基于原发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思路,已提倡对结肠炎早期使用抗TNFα治疗[24, 34],对神经系统毒性使用血浆置换[25]。
本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结果是所收治患者的类型。尽管ICI通常用于转移性疾病的的一线或二线治疗,但患者可能保持较高的体能状态。此类患者可从ICU收治中获益。此外,在本研究及既往研究中,ICI可安全地重新给药并可导致长期缓解[35, 36]。同时,一些发生高度严重AE并停用ICI的患者已显示出长期缓解或疾病稳定。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已被证明与缓解率相关,一些研究描述发生irAEs的患者预后更好[37–39]。因此,此类不良事件并不导致姑息治疗。然而,在收治ICU前应评估体能状态,因为其始终与重症癌症患者的死亡率相关[40]。
此外,本研究描述了此类患者在重症监护背景下的临床异质性;3种最常见的诊断(肺炎、结肠炎和心脏疾病)仅约占患者的一半。这些不良事件已有报道[2]。特别是,结肠炎与抗CTLA4相关,而肺炎与抗PD1治疗相关[41],正如我们的研究所示。此外,我们证实了使用ICI联合治疗时出现严重AE的风险[2, 30, 42]。如果我们的样本量较小,无法比较不同类型irAEs之间的死亡率,但来自ICU之外的大型队列已描述了心肌炎[16–19]、肺炎[4–6]和肝炎[11–13]患者的高死亡率[30]。虽然结肠炎很少致命,但已被报道为接受抗CTLA4治疗患者中治疗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30]。
某些irAEs,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或急性垂体炎,与肿瘤患者中导致ICU入院的更常见疾病相比,预后较好。即使对于晚期癌症患者,重症医学科医生也应能够容易地识别和处理此类诊断。此外,此类irAEs可在不进行免疫抑制治疗的情况下得到管理[36]。在我们的队列中,因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和其他几种免疫相关事件入院的患者未接受类固醇治疗,这凸显了提高对此类并发症认识并建立多学科方案以治疗这些患者(尤其是危重患者)的必要性。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仅纳入入住ICU的患者。尽管irAEs罕见,但本研究可纳入112例接受ICI治疗的患者和29例irAEs。与病例报告相比,这是描述ICU环境中irAEs的最大规模研究。此外,还可以与接受ICI治疗的患者因其他原因入住ICU的情况进行比较。
在此类回顾性研究中,入院偏倚仍是最重要的局限性。事实上,我们研究中的大多数患者体能状态较高,可能不能代表所有癌症患者,从而妨碍了与接受常规化疗并入住ICU的患者进行直接比较。然而,接受ICI治疗期间因非免疫相关原因入住ICU的患者已与因irAEs入住的患者进行了比较。
第三,我们选择了从末次给药至入住ICU 60天的时间范围。如果说从首次给药至irAE发生的时间已被深入研究且在各类irAEs之间差异很大[2],那么从末次给药至irAE发生的时间则鲜有报道。一方面,一些irAEs被报道可在ICI停药后长达2年发生[43]。另一方面,从末次给药至irAE发生的时间似乎在早发和晚发irAEs之间差异不大,结肠炎[44]和肾炎[45]的中位时间均为2周,与我们的发现相似。因此,我们采用的末次ICI给药至入住ICU之间2个月的时间范围不太可能导致显著的入院偏倚,同时它避免了关于ICI归因性或irAE组与ICI停药很久后因非免疫相关原因入院患者之间可比性的问题。
最后,irAEs具有异质性,无法为每种类型的irAE确定危险因素。然而,我们研究的目的是增加重症监护医生对此类不良事件的了解。未来,随着接受ICI治疗的患者数量不断增加、新的联合治疗方案出现以及入住ICU的风险可能升高,不良事件将得到更好的评估[46]。
结论
总之,即使是晚期癌症患者,重症监护医生也应警惕irAEs。此类不良事件通过早期诊断和治疗,即使在严重器官衰竭和转移性疾病的情况下,也可能获得良好的结局。这些结果支持此类患者入住ICU,但肿瘤科医生与重症监护医生在诊断程序和免疫抑制治疗方面的密切合作仍然至关重要。
补充信息
附加文件1:图S1。研究期间入住ICU患者的纳入资格与分类。ICI: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附加文件2:图S2。A:ICI治疗饼图(n = 112)。B:原发肿瘤部位饼图(n = 112)。C:按ICI类别划分的irAE类型雷达图(n = 29)。每一类ICI以不同颜色表示,每种并发症类型的数量标注在相应轴上。D:按irAE类型划分的ICU出院时状态(n = 29)。每种并发症类型在ICU出院时存活和死亡的患者数量分别以蓝色和黄色标注在轴上。
附加文件3:图S3。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类别(p = 0.19)和肿瘤类型(p < 0.001)分层的总生存期Kaplan–Meier曲线。
参考来源
- Joseph A, Simonaggio A, Stoclin A, et al. 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a retrospective look into the future of oncology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Ann Intensive Care. 2020. PMID: 33064239. doi:10.1186/s13613-020-00761-w
- 全文:PMC7567777(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567777/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