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巴细胞免疫抑制与功能障碍促进持续炎症-免疫抑制-分解代谢综合征(PICS)
本文为综述,聚焦创伤和脓毒症后持续炎症-免疫抑制-分解代谢综合征(PICS)中淋巴细胞的免疫抑制与功能障碍。PICS临床定义包括住院>14天、C反应蛋白>150 μg/dL、淋巴细胞计数<800/mm3、尽管营养充足仍体重下降(住院期间瘦体重丢失>10%或BMI<18且血清白蛋白<3.0 g/dL)。作者提出初始免疫失衡决定PICS发展,并讨论了Treg、ILC、NKT细胞、DN T细胞和B细胞在创伤及脓毒症后免疫抑制中的作用,以及有前景的诊断和治疗干预。
要点
- PICS临床定义:住院>14天、C反应蛋白>150 μg/dL、淋巴细胞计数<800/mm3、尽管营养充足仍体重下降(住院期间瘦体重丢失>10%或BMI<18且血清白蛋白<3.0 g/dL)。
- 脓毒症后患者可进展为早期死亡(<14天)、快速恢复(6个月生存率98%)或慢性危重症(6个月生存率63%),目前无诊断工具可评估患者将进入哪一类别。
- 脓毒症起病24小时内即可见IL-10血清水平上调、淋巴细胞减少和T细胞功能障碍(脓毒症休克中)、MDSCs血清水平升高;3–5天内Tregs相对增加并活化。
- 临床研究显示脓毒症ICU患者非存活者第7天Treg比例显著增加,INFECT试验提示Treg比例增加预测ICU患者继发感染易感性。
- 脓毒症患者NK细胞PD-1表达增加与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降低相关;NK细胞IFN-γ产生受损与危重患者巨细胞病毒再激活相关。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经历大炎症打击急性期后恢复迁延的患者,创伤和脓毒症是此类打击后演变的两种病理状态。
- 需要ICU治疗的脓毒症和严重创伤患者。
- PICS也可见于患有其他疾病的ICU患者。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PICS临床定义(Gentile等,2012):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14天)、炎症(C反应蛋白水平>150 μg/dL)、免疫抑制(淋巴细胞计数<800/mm3)、尽管营养充足仍体重下降(住院期间瘦体重丢失>10%或BMI<18且血清白蛋白<3.0 g/dL)。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综述提出初始免疫失衡决定PICS发展;脓毒症起病24小时内IL-10血清水平上调、脓毒症休克中淋巴细胞减少和T细胞功能障碍、MDSCs血清水平升高,3–5天内Tregs相对增加并活化,并持续贯穿慢性危重症发展。
- 一项纳入106例烧伤患者的前瞻性观察研究(部分发生脓毒症)显示,外周血Treg频率与烧伤面积正相关,IL-10和TGF-β水平亦如此;脓毒症非存活者Tregs中FoxP3和CTLA4表达水平增加。
- 创伤后脓毒症患者中Th17/Treg比值失衡与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升高正相关;脓毒症ICU患者非存活者第7天Treg比例显著增加;INFECT试验提示Treg比例增加预测ICU患者继发感染易感性。
- 临床研究报道脓毒症患者NK细胞PD-1表达增加与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降低相关;NK细胞IFN-γ产生受损与危重患者巨细胞病毒再激活相关。
- Hawkins等报道脓毒症队列患者可进展为早期死亡(<14天)、快速恢复(6个月生存率98%)或慢性危重症(6个月生存率63%)。
- Rosenthal和Moore报道ICU出院后1年,50%的PICS患者死亡,另有25%仍卧床不起。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综述。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除定义临床表型的临床评估外,评估反映淋巴细胞免疫状态的细胞表型对指导诊断和治疗很重要;细胞表型可通过表面受体、细胞因子或其组合等生物标志物检测,多项研究显示生物标志物联合时预测价值更好。
- 作者认为,生物学活性功能测定似乎有前景,可更有效反映免疫抑制功能,而生物标志物检测可能无法完全反映。
- 作者提出,过去因治疗未根据患者免疫状态调整而失败,未来可能因此调整治疗策略。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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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S的定义
许多脓毒症和严重创伤患者需要在重症监护病房(ICU)接受治疗。然而,由于近年来临床治疗的改善,这些患者的急性死亡率有所下降(1)。尽管如此,死亡率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目前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存活者,也往往需要延长ICU住院时间,在出院后难以康复,并且无法恢复体力(2)。为了开发针对该病症更好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清晰的定义。2012年,Gentile等人(2)提出了PICS这一术语:持续性炎症、免疫抑制和分解代谢综合征(Persistent Inflammation, Immunosuppression and Catabolism Syndrome),并定义了其临床决定因素:住院时间延长(> 14天)、炎症(C反应蛋白水平 > 150 μg/dL)、免疫抑制(淋巴细胞计数 < 800/mm3),以及尽管营养充足仍出现体重下降(住院期间瘦体重丢失 > 10%或BMI < 18且血清白蛋白 < 3.0 g/dL)(2, 3)。然而,当观察住院后的时间时,该疾病的深远影响便显而易见:许多PICS患者需要在长期急性护理机构接受治疗——Rosenthal和Moore(4)报告称,至ICU出院后1年,50%的PICS患者已经死亡,另有25%仍卧床不起。这种无法正常康复的情况尤其在老年患者中观察到,他们比年轻成人更频繁地遭受持续性炎症(5)。随着医学和技术的进步使患者更有可能在初始炎症打击中存活,西方社会的老龄化因此使得显而易见的是,迫切需要更好地理解PICS underlying的持续性免疫失衡(2)。本综述的重点在于淋巴细胞对创伤和脓毒症后PICS发生的贡献;然而,PICS也可见于患有其他疾病的ICU患者。
PICS中的免疫抑制和免疫细胞功能障碍
PICS的特征是炎症和免疫抑制同时存在。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这些看似矛盾的状况为何共存以及如何受到调控。
危险相关分子模式(DAMPs)和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可在无菌或非无菌组织损伤反应中驱动炎症(6, 7)。通过Toll样受体(TLRs)识别DAMPs和PAMPs可引起先天免疫系统的激活,尤其是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8, 9)。这些细胞及其他细胞通过产生促炎细胞因子,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IL-8、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和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MIP1α),来维持炎症(10, 11)。特别是IL-6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能强效促进急性期蛋白的产生、免疫细胞的成熟和活化,并与损伤严重程度直接相关(12, 13)。
与这些促炎细胞因子已被充分表征的作用相比,抗炎细胞因子的免疫抑制作用仍知之甚少。创伤和脓毒症中主要的抗炎细胞因子是白细胞介素-10(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14-16)。较新的研究还认为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具有重要作用(17, 18)。这三种细胞因子均显著改变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细胞的免疫功能。在创伤和感染的背景下,这些变化促成了以以下特征为标志的免疫抑制状态:T细胞耗竭(19, 20)、创伤后或脓毒症发生后调节性T细胞(Tregs)比例立即增加(21, 22)、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麻痹(2, 23, 24)、中性粒细胞功能障碍(25),以及免疫抑制性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的显著扩增和活化(26)。
淋巴细胞对PICS发生发展的贡献
适应性免疫细胞是脓毒症中髓系固有免疫细胞功能的强效调节者(27-30)。PIC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临床定义的一部分(淋巴细胞计数< 800/mm3),是淋巴细胞减少症(2)。它在入院时即普遍存在,并可持续长达30天(31)。在鼠PICS模型中,我们此前能够证明,淋巴细胞减少不仅表现为T细胞的定量丢失,而且还发生定性损害,因为初始CD4和CD8 T细胞数量也显著减少(20)。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研究确实揭示持续性淋巴细胞减少与重症监护患者的死亡率增加和继发感染相关(32-34)。此外,首批用IL-7(一种调节T细胞存活和增殖的细胞因子)(NCT02640807)治疗脓毒症患者的有前景的方法,凸显了淋巴细胞在PICS慢性免疫损害发展中的重要性。当前文献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MDSCs在PICS发展中的作用(3, 35)。
在本综述中,我们将聚焦于通过Tregs介导的免疫抑制,因为它们是T细胞家族中最强效的免疫抑制成员(28),在脓毒症中T细胞群体中相对增加,并削弱例如CD4 T细胞功能(27, 28)。脓毒症中效应T细胞功能的损害已在别处充分描述(36, 37)。此外,多项研究提示Tregs在危重患者慢性免疫抑制中发挥关键作用(38-40)。此外,我们试图填补关于淋巴细胞免疫抑制和功能障碍对慢性免疫失衡发生发展贡献的理解空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多种不同的淋巴样细胞群体具有显著的免疫抑制功能,但较少被综述:固有淋巴样细胞(ILC)、自然杀伤T细胞(NKT细胞)、TCRαβ+ CD4− CD8−双阴性T细胞(DN T细胞)和B细胞(41)。总之,它们对PICS中慢性免疫失衡的贡献可能被低估,或至少尚未被充分表征。通过本综述,我们概述了可能导致PICS发生发展的最重要免疫抑制功能和功能障碍。
从脓毒症或创伤打击向PICS的进展
我们认为,在创伤和脓毒症的情况下,最初的打击已经启动了PICS的发展。这一观点的临床指征是,在脓毒症中,关键的免疫抑制机制已被证明在脓毒症发作时即上调(24小时内:IL-10血清水平上调(35)、淋巴细胞减少和T细胞功能障碍(脓毒性休克中)(42)、MDSCs血清水平升高(3);3-5天内:Tregs的相对增加和活化(38, 43)),并在慢性危重症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3, 34, 35, 38)。此外,一些研究显示初始的定量和定性细胞功能障碍与MODS的发展之间存在相关性(44, 45),而MODS可以是PICS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回顾了淋巴细胞行为的急性和慢性变化,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在早期阶段评估PICS的发展。
发展为慢性危重症(如PICS)的患者因高死亡率而成为医疗系统的严重负担,尤其是在脓毒症患者中(2年累积死亡率在67%(46)至42%(47)之间)。有趣的是,并非所有患者都会发展为慢性免疫紊乱(如PICS)。Hawkins等人(35)最近的一项发表显示,脓毒症队列中的患者可以进展为早期死亡(<14天)、快速恢复(6个月生存率98%)或慢性危重症(6个月生存率63%)。目前,尚无诊断工具来评估患者将进展为这些类别中的哪一种。已描述了脓毒症的不同临床表型,作为区分影响不同器官的不同免疫紊乱模式的尝试(48)。这可能指导治疗并允许估计生存机会。我们认为,除了定义临床表型的临床评估外,反映淋巴细胞免疫状态的细胞表型评估对于指导诊断和治疗也很重要。细胞表型可以使用不同的生物标志物来检测,如表面受体、细胞因子或其组合。几项研究显示,当生物标志物联合使用时具有更好的预测价值(49, 50)。生物活性的功能测定在试图获得免疫抑制功能更有效的图像方面似乎很有前景(51),而这可能无法通过生物标志物的测量完全反映出来。
因此,可能有可能调整过去失败的治疗方法,因为治疗未根据患者的免疫状态进行调整。因此,潜在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在最后几章中予以强调。
创伤、脓毒症中的淋巴细胞免疫抑制和功能障碍及其对PICS的贡献
调节性T细胞(Tregs)
Tregs的类型——
Tregs的来源允许广泛分类为胸腺来源的(tTreg)或外周来源的(pTreg)。对胸腺中呈递的自身抗原的免疫耐受由tTregs提供,而pTregs确保对非病理性外来抗原的外周免疫耐受,如胃肠道中的共生细菌(52)或妊娠期间在胎盘中所接触的抗原(53)。这些抗原不能在胸腺中呈递。因此,外周免疫耐受必须由pTregs来确保,此外还服务于在炎症中调节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细胞(54, 55)。
一个被广泛研究的pTreg亚群是1型调节性T细胞(Tr1 T细胞)(54, 55)。Tr1 T细胞的诱导发生在外周。目前尚无控制Tr1 T细胞分化或表征Tr1 T细胞的特异性转录因子(54)。它们不组成性表达FoxP3,这将Tr1 T细胞与表达FoxP3的pTreg区分开来(54)。FoxP3+ pTreg与FoxP3− Tr1 T细胞之间的功能差异尚未被系统研究。Roncarolo等人(56)观察到不同的无监督转录组学结果,发现小鼠Tr1 T细胞似乎依赖有氧糖酵解,而FoxP3+ Treg的代谢依赖氧化磷酸化。两种细胞类型均存在于次级淋巴组织中,且Tr1 T细胞与FoxP3+ Treg之间似乎存在功能性相互作用(56)。Tr1 T细胞的特征在于独特的TGF-β细胞因子谱和高水平IL-10表达(57, 58),以及表面标志物CD49b和LAG-3的表达(59)。然而,CD49b和LAG-3用于鉴定Tr1 T细胞的特异性受到了一些作者的质疑,因为包括CD8 T细胞和B细胞在内的其他一些细胞类型也被证明表达这些标志物(60, 61)。
淋巴系统中大多数Treg被认为是tTreg(约70–90%)(62, 63)。然而,评估这一分布是困难的,因为目前仍不清楚如何在实验上充分区分tTreg和pTreg。Shevach及其同事鉴定了转录因子Helios和细胞表面分子神经纤毛蛋白-1(NRP1)作为区分标志物(64)。然而,这些标志物的特异性也受到了质疑,因此它们的使用仍存在争议(65)。
除了来源之外,Treg还可以根据其与非调节性T细胞谱系分化的相似性进一步分类(表1)。这些区分很重要,因为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细胞类型履行不同的调节功能并影响不同的T细胞。表2总结了Treg根据其生命周期不同而具有的不同免疫抑制能力,分为“中枢型”cTreg、“效应型”eTreg和“记忆型”mTreg。这些细胞在不同组织中似乎具有不同的功能,几乎类似于分工(66):cTreg在次级淋巴组织中循环,依赖IL-2维持稳态并抑制T细胞启动(66)。另一方面,eTreg主要驻留于非淋巴组织,其稳态和增殖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IL-2,并在炎症组织中提供快速免疫抑制(66, 67)。最后一个亚型mTreg也驻留于非淋巴组织,但在屏障表面(如皮肤)维持调节功能。mTreg在短暂抗原识别后发育,而eTreg需要TCR介导的信号传导以维持自身(66)。
Tregs 另一个日益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定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Tregs 在不同组织中维持稳态(68)。一项近期研究显示,来自血液、肺和结肠的人 Tregs 在 mRNA 水平上表现出不同的受体表达模式(69)。虽然这些模式仍须在蛋白质水平上确认,但它们表明来自不同组织的 Tregs 可能在功能上存在差异。另一项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他们通过特征性转录因子表达和细胞因子释放来表征 Treg 亚群,并发现其在不同器官中的分布模式不同(70)。
与此一致,另一个有趣的挑战是计数不同隔室中 Tregs 的浓度。如果组织驻留和循环 Tregs 确实在功能上存在差异,它们可能对脓毒症和创伤的免疫反应有独特贡献。重要的是,如果组织驻留 Tregs 的比例高于既往认为的水平,那么这些细胞实际上可能产生创伤和脓毒症期间释放的大部分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而不是更常被研究的循环对应细胞。无论如何,Treg 功能和可塑性如何受到创伤和脓毒症影响尚未完全明了。此外,由于创伤可被视为无菌性炎症(至少在其早期阶段),Treg 在创伤和脓毒症中的激活机制很可能不同。但已讨论的和未来的 Treg 分类将有助于阐明其在创伤和脓毒症全身性炎症中的作用。
Tregs 的免疫抑制功能—
Tregs 通过多种方式对其他 T 细胞、树突状细胞、B 细胞、巨噬细胞、成骨细胞、肥大细胞、NK 细胞和 NKT 细胞发挥免疫抑制功能(71)。例如,Tregs 可产生 IL-10、IL-35 和 TGF-β,从而抑制 CD4+ 效应 T 细胞和抗原呈递细胞(APCs)(27, 28, 54, 72)。此外,Tregs 可通过上调自身 IL-2 受体(CD25)表达从而清除 IL-2 来使邻近效应 T 细胞饥饿(27, 28)。而且,Tregs 可通过颗粒酶介导的细胞溶解直接破坏效应 T 细胞和 B 细胞(27, 28)。髓系 APCs 可通过释放颗粒酶 B 和穿孔素以及通过 CD2/CD58 和 CD266/CD155 的细胞–细胞接触被破坏(54, 73, 74)。就初始 T 细胞而言,Tregs 可通过阻碍其与树突状细胞的相互作用来妨碍其激活(27, 75)。在代谢方面,Tregs 可通过 CD39 和 CD73 将细胞外 ATP 水解为腺苷来影响 T 细胞(54, 76)。已知腺苷通过腺苷 A2a 受体抑制 T 细胞激活和功能(77)。关于 Treg 免疫抑制功能的深入综述,请参阅 Caridade、Graca 和 Ribeiro(27)。
创伤和脓毒症中 Treg 介导的免疫抑制—
Tregs在创伤和脓毒症中的作用仍仅被部分了解。通常认为Tregs通过其免疫抑制功能帮助恢复免疫稳态,因此Tregs通常被认为在创伤和脓毒症背景下具有保护作用(78, 79)。然而,目前尚不清楚Treg数量和功能的临床相关变化与患者结局的关系如何,以及这些变化是否可用于预测临床病程。特别是在病程延长的患者中,如PICS,通过Tregs介导的免疫抑制可能促成不良结局(79)。一些研究已开始探讨这一问题。
临床前研究——
临床前动物研究提示,较高的Treg数量与死亡率增加相关:最近,Hu等(80)在鼠类二次打击脓毒症加肺炎模型中显示,体内使用抗CD25抗体清除Treg后,疾病严重程度降低且生存率提高。通过IL-10和TGF-β中和间接减少Treg后,鼠类脓毒症模型中也报告了生存率提高(81)。其他鼠类研究也发现,脓毒症急性期Treg频率增加,而CD4+ T细胞总数同时减少(82)。目前仍不清楚这种Treg频率的增加是否仅由常规T细胞凋亡所致,还是也诱导了Treg的扩增。
临床研究——
在人类患者中观察到相似的动态变化。在一项纳入106例烧伤患者(其中部分发生脓毒症)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中,外周血Treg频率与烧伤面积大小呈正相关,IL-10和TGF-β水平亦然(38)。此外,脓毒症非存活者Tregs中FoxP3和CTLA4表达水平升高(38)。在另一项创伤后脓毒症患者研究中,失衡的Th17/Treg比值与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升高呈正相关(83)。在脓毒症ICU患者中,非存活者第7天Treg比值显著升高(39)。此外,INFECT试验提示Treg比值升高可预测ICU患者对继发感染的易感性(40)。这些发现与Tregs在创伤和脓毒症中有益的一般假设相反,而是提示——如临床前研究所见——Treg数量增加与更差的结局相关。
Tregs在PICS中作用的后果——
这些发现凸显了我们对Treg在创伤和脓毒症中认识上的空白,而在PICS中则更为有限。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Treg比例和功能如何随这些状况而变化。未来的研究将探讨目前观察到的Treg比例升高是反应性释放的结果,即宿主试图控制过度强烈的炎症,还是由于常规T细胞死亡和/或Treg功能失调性增殖导致的比例性偏移。后者可能由Treg相较于常规T细胞的高基础增殖率所促进(84)。此外,还必须考虑不同类型Treg及其来源的贡献。许多使用外周血Treg的临床研究以CD4+和CD25+作为标志物,缺乏对“中枢型”cTreg和“效应型”eTreg的区分,而这两者在不同组织中似乎具有不同的功能(66)。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制定患者分层策略,并可能随后实现以个性化和Treg亚群特异性的方式对Treg进行治疗性靶向,这在改善患者预后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固有淋巴样细胞(ILC)
ILC的类型——
固有淋巴样细胞(ILC)来源于共同淋巴样祖细胞,但与T细胞或B细胞不同,它们缺乏抗原特异性的T细胞或B细胞受体。最初,它们被归类为T细胞谱系的对应物,即ILC1(Th1)、ILC2(Th2)和ILC3(Th17)。此后,又描述了另外两类ILC:NK细胞和淋巴组织诱导(LTi)细胞(85)。ILC的命名和功能总结于表3。ILC调节不同组织中的免疫稳态。例如,ILC3维持对共生微生物群的控制(85)。与T细胞不同,ILC像固有免疫细胞一样对炎症立即作出反应。然而,与其“成熟”的T细胞亲属相似,ILC也表现出很大的可塑性,使其在受到某些细胞因子刺激时能够改变表型(85)。
与淋巴细胞不同,ILC被认为是组织功能的局部维护者:大多数ILC长期驻留在组织中,不通过血液循环。在局部,ILC通过自我更新维持,并可在免疫稳态发生系统性扰动时扩增(86)。例外的是NK细胞和炎性ILC2,它们在外周血中以相关数量存在。NK细胞占人血淋巴细胞的5%至15%。它们是干扰素γ(IFN-γ)和TNF-α的强效产生者,并增强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功能。此外,NK细胞可通过死亡配体结合及释放穿孔素和颗粒酶杀死靶细胞(29)。
创伤和脓毒症中的NK细胞——
迄今为止,研究ILC在脓毒症中作用的研究非常少。因此,导致ILC从正常止血功能转变为在创伤和脓毒症中有害功能障碍的潜在机制尚不清楚。就NK细胞而言,已充分确定它们表达多种TLR(2、4、7和9(87))。因此,其激活程度可能取决于特定细菌菌株和感染起源的组织。
临床前研究——
迄今为止,关于该问题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NK细胞数量减少及其IFN-γ产生受损上。一些研究报道脓毒症期间NK细胞受到抑制。在脓毒症小鼠中已有描述NK细胞细胞毒活性和细胞因子产生降低,以及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及其配体PD-L1表达增加(88)。
一项大鼠脓毒症研究表明,IL-15治疗后NK细胞数量、血清IFN-γ水平和生存率均增加,提示NK细胞产生IFN-γ具有重要作用(89)。该研究及其他研究提示NK细胞是脓毒症中IFN-γ的重要产生者(89, 90)。与前述脓毒症期间NK细胞受抑制的结果相反,有报道在小鼠脓毒症模型中第7天肠系膜淋巴结、结肠和回肠中NK细胞数量增加(91),这大致与小鼠发生PICS的同一天重合(20)。此外,在啮齿动物脓毒症模型中清除NK细胞可降低死亡率(29)。尽管IFN-γ通常增强微生物清除,但该研究中生存改善被归因于减轻了IFN-γ的过度释放(29)。一项小鼠内毒素血症研究结果表明,由活化的恒定NKT细胞通过mTORC1诱导的NK细胞产生IFN-γ,可降低巨噬细胞吞噬能力、损害继发性念珠菌感染的清除并增加死亡率(30)。
临床研究——
关于表达PD-1增加的鼠NK细胞据推测发挥有害的免疫抑制作用(88)这一观点已在人类中得到证实。已有描述脓毒症患者NK细胞上PD-1表达增加与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降低之间的相关性(92)。
在人类中,与小鼠类似,NK细胞IFN-γ产生受损被认为参与烧伤后免疫抑制的有害效应(93)。对炎症反应的影响见图1。与此一致,若干临床研究报道了支持性IFN-γ治疗在脓毒症(94, 95)和创伤(96)中的有益作用。个别临床病例也报道了严重感染中结局改善(97),但仍需要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NK细胞IFN-γ受损还与危重患者巨细胞病毒再激活相关(98)。在真菌感染中,IFN-γ释放的动态变化似乎很重要。在一组病例系列中,使用IFN-γ治疗侵袭性真菌感染可恢复部分免疫功能(99)。然而,有报道称人类患者脓毒症早期高IFN-γ水平与继发性念珠菌感染的发生相关(30)。这些发现值得在未来研究中加以检验,因为继发性感染是慢性免疫抑制的临床表现,可见于PICS(2)。
在人类和小鼠中均已充分确立,TGF-β可下调IFN-γ释放并损害NK细胞的细胞溶解功能(15)。因此,这些发现也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TGF-β释放如何促进创伤和脓毒症中的免疫抑制。然而,这是一个争议点,因为一些研究者主张TGF-β和IL-10在调节脓毒症和创伤中NK细胞反应中的作用(100),而其他人报道无影响或仅有极小影响(93)。
NK细胞在PICS中作用的后果——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表明,NK细胞功能在脓毒症和创伤本身中既非有害也非有益,而是取决于宿主在相应组织中反应的复杂动态。未来的研究可能更多地关注NK细胞的组织特异性炎症反应以及不同NK亚群的作用。例如,在人类中,可以区分出CD56dim CD16bright细胞毒性亚群和CD56bright CD16−/dim亚群,后者主要产生细胞因子(29)。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一种偏抑制性或功能失调的NK细胞亚型随时间推移相对占优势,或者NK细胞的急性或超急性激活永久性损害其他细胞,NK细胞可能因此促进PICS的发生发展。小鼠与人类之间NK细胞行为的差异也阻碍了我们对其在脓毒症中作用的理解,这也将不得不在未来研究中加以解决(29)。
创伤和脓毒症中的其他ILC——
关于其他ILC作用的认识仍然有限。与NK细胞类似,关于它们在脓毒症和创伤中有益或有害作用的发现差异很大。除NK细胞外,其他ILC的确切激活机制仍有待明确,但已知多种细胞因子可调节ILC功能(29, 100, 101),并且已有关于其对微量营养素和维生素A依赖性的描述(85)。因此,PICS中存在的代谢和营养状态受损可能促进ILC功能障碍。
临床前研究——
ILC通常被认为在组织修复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ILC3,其有助于肠道免疫稳态(102)。ILC2细胞增多在小鼠过敏性气道炎症中被描述为有害的,因为它们促进Th2相关细胞因子(103)。同样,在肠道中也描述了有害作用。在烧伤后粪肠球菌易位中,据报道小鼠肠道固有层中的ILC2细胞损害抗菌防御(104)。另一方面,在小鼠脓毒症模型中,ILC2细胞保护肺内皮细胞免于焦亡(105)。同一研究还报告了脓毒症诱导后ILC2细胞增加(105)。在腹部脓毒症小鼠和人类中也观察到ILC2细胞的组织依赖性上调,但在这项研究中,小鼠盲肠结扎穿孔脓毒症模型中ILC2耗竭与有益结局相关(106)。
尽管在小鼠脓毒症加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的双打击模型中,也报告了肺ILC2以及NK、ILC2和ILC3细胞增殖增加,但IL-7治疗改善了生存率(107)。在这项研究中,血液和脾脏中的IFN-γ等细胞因子水平未变化,但在肺中升高。有人提出,在脓毒症早期发作期间,ILC的增殖可能比其他淋巴样细胞(如CD4和CD8 T细胞)的增殖更为重要,因为后者需要更多时间来协调病原体防御(107)。
临床研究——
有报道称,在脓毒症患者外周血中,ILC2细胞较ILC3细胞呈比例性增多(108)。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增多似乎源于循环中ILC1和ILC3细胞的凋亡。所有ILC均显示活性caspase 3(一种凋亡标志物)表达增加,导致循环ILC总数减少,但相对而言ILC3受影响最大(108)。循环ILC还显示HLA-DR表达降低(108)。这提示ILC参与脓毒症中的免疫抑制。然而,某些促炎能力似乎仍未受损,因为响应TLR激活而分泌TNF-α的能力未受到显著影响(108)。一项前瞻性研究比较了脓毒性休克患者、无感染的ICU患者(创伤、心脏骤停、神经功能障碍)和健康志愿者,也报道了脓毒症患者中ILC3细胞减少(109)。但在该研究中,ILC3细胞减少伴随循环ILC1细胞增多和ILC2细胞减少(109)。这也导致ILC3细胞相对于ILC2细胞的比例下降。这种差异可能由这些研究所纳入脓毒症患者的不同免疫状态来解释:第二项研究仅观察了脓毒性休克患者,而第一项研究未作此区分。我们在图2中强调了ILC比例变化的潜在作用,并总结了其功能。
非NK细胞ILC在PICS中作用的后果——基于这些研究,尤其是后一项研究,可以推测ILC2细胞对脓毒性休克患者有害的免疫抑制状态有显著贡献(109)。有趣的是,在小鼠中发现TGF-β可促进ILC2细胞的发育并维持其在外周的成熟表型(110)。由于TGF-β在人类创伤和脓毒症中可上调(38, 111),这可能促进ILC2介导的免疫抑制。然而,这需要在未来研究中予以证实。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提示ILC以组织和免疫状态特异性的方式在调节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为确定其在急性脓毒症中的作用以及在PICS中的长期影响,研究ILC的组织特异性反应将至关重要。
自然杀伤T(NKT)细胞
NKT细胞的类型——
NKT细胞是一组异质性细胞,与T细胞和ILC均有相似之处:虽然它们确实表达抗原受体,但可通过非抗原依赖机制被激活,使其比常规T细胞更“固有样”。根据其抗原受体,NKT细胞被分类为恒定型(iNKT/I型)或多样型(dNKT/II型)。iNKT细胞表达相同的恒定TCR α链并共享相同的抗原特异性。dNKT细胞,顾名思义,可具有更广泛的TCR谱(112)。
dNKT细胞的效应功能仍知之甚少,而已知iNKT细胞有助于清除不同细菌、病毒和真菌。iNKT细胞通常居住于非淋巴组织中,在那里它们可被募集至感染部位(113)。它们可通过抗原依赖性和非抗原依赖性机制被激活。抗原介导的激活由识别APC上CD1d受体结合的微生物脂质所驱动。非抗原依赖性激活由炎性细胞因子驱动(113)。激活后,iNKT细胞可直接杀伤细胞,方式为参与死亡配体如FasL和TRAIL,或释放颗粒酶B和穿孔素(113)。此外,iNKT细胞激活后可释放大量细胞因子,包括IFN-γ、IL-2、TNF-α、IL-4、IL-5、IL-10、IL-13、IL-17、IL-3和粒细胞-单核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根据释放的细胞因子和表达的受体不同,iNKT细胞可类似于常规T细胞谱系进行亚群分类:NKT1(IFN-γ)、NKT2(IL-4)、NKT10(IL-10)、NKT17(IL-17)和NKTFH(滤泡辅助性NKT细胞,表达滤泡归巢受体CXCR5)(112)。此外,还描述了另一iNKT细胞亚群,其由TGF-β诱导,表达FoxP3,并具有与Tregs相似的功能(114)。髓系细胞缺乏IL-12产生可驱动NKT细胞从产生IFN-γ向产生IL-4的亚型转变(93)。产生IL-4和IL-10的亚型也可通过IL-10或TGF-β(93)以及在实验上通过给予修饰的脂质抗原(如OCH)和免疫检查点调节剂(如Tim-3配体)而被促进(112)。
iNKT细胞在对抗细胞外细菌感染中可发挥两大主要功能:第一,iNKT细胞(NKT1)通过释放IFN-γ诱导炎症以促进细菌清除。第二,iNKT细胞具有调节作用,并通过释放IL-4(NKT2)或IL-10(NKT10)促进炎症消退。
创伤和脓毒症中的NKT细胞——
iNKT细胞释放IL-4(NTK2)和IL-10(NKT10)促进向Th2细胞相关免疫表型的转变。该表型被认为有助于脓毒症后的免疫抑制(115, 116)。在烧伤模型中,IL-4的产生几乎完全归因于NKT细胞(93)。因此,调节性iNKT细胞亚群可能在PICS期间的免疫抑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其确切作用仍有待阐明。
外周血中iNKT细胞数量较低,因为它们仅占人类所有循环T细胞的约0.01%至0.5%。小鼠血液中的百分比相似(0.2%–0.5%),但小鼠肝脏中iNKT细胞的百分比更高(人类< 0.4%,小鼠约30%)(112)。
临床前研究——
小鼠脓毒症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果:在盲肠结扎穿孔术(CLP)后,小鼠肝脏iNKT细胞被激活并募集至腹膜,产生多种促炎细胞因子以及IL-10。虽然两项研究报告称清除iNKT细胞后死亡率降低,但一项使用CD1KO小鼠的研究显示NKT细胞对死亡率无影响(112, 117, 118)。由于后者是最严重的CLP模型,NKT细胞的作用可能因脓毒症严重程度而异(112)。一些研究并未清除NKT细胞,而是尝试改变NKT细胞反应以在脓毒症中获得有利结局:给予修饰的脂质抗原(如OCH)、细胞因子(如IL-30)和免疫检查点调节剂(如Tim-3配体)可使iNKT细胞向更具调节性的亚型偏移,并在实验性脓毒症中显示出结局改善(119-121)。在其他小鼠研究中,有报道iNKT细胞的激活会加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122, 123),但有助于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链球菌的细菌清除(124, 125)。
关于dNKT细胞,研究发现某一特定亚型在心脏骤停和复苏后具有保护作用(112),在肾和肝缺血-再灌注损伤后同样具有保护作用(126, 127)。此外,在小鼠金黄色葡萄球菌脓毒症模型中,抗炎性硫脂类激活dNKT细胞可降低死亡率和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128)。
在创伤方面,小鼠研究旨在模拟人类急性创伤期NKT细胞数量变化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发生相关的发现(44)。小鼠模型显示NKT细胞在创伤后超急性期被激活,并假设这种早期动员影响长期结局(129)。证明急性激活与MODS发生之间因果关系的动物研究尚待开展。
临床研究——
在脓毒症患者中,iNKT细胞的绝对数量以及iNKT细胞占T细胞的百分比似乎略有增加(112, 119, 130)。然而,并非所有脓毒症患者群体中都能发现这种增加(112, 131)。这种增加是否伴随向免疫抑制性iNKT细胞类型的表型转变,仍有待阐明。
一项近期研究探讨脓毒症后免疫抑制,发现脓毒症患者早期血清IFN-γ水平升高与继发性念珠菌感染易感性增加相关(30)。在一项转化型小鼠脓毒症研究中,这一发现被归因于iNKT驱动的IFN-γ产生损害了巨噬细胞吞噬功能(30)。第二项人类脓毒症研究检测到NKT细胞活化增强,伴IL-4和颗粒酶B产生增加(130),两者均可促进免疫抑制。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发现IFN-γ水平升高(130)。该研究存在一些显著局限性:未研究动态变化,用于鉴定NKT细胞的标志物对iNKT细胞不具特异性,且未评估潜在的表型变化(130)。
需要进一步研究以阐明哪些iNKT细胞依赖机制主要促成人类脓毒症后的免疫抑制。NKT细胞向免疫抑制性和促炎性亚群分化的假说见图3。
在创伤患者中,仅有少数研究考察了NKT细胞对全身免疫功能障碍的影响。Hazeldine等(44)的一项研究发现,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的发生与创伤后超急性期NKT数量升高相关。随后Jo等系统性地研究了NKT细胞在人创伤性损伤中的功能。他们显示,在创伤急性期,NKT细胞数量相对和绝对减少,并且在受刺激时增殖和产生IFN-γ的能力受损(132)。
两项研究均提示NKT功能的初始受损促进了MODS的发生(44,132),而MODS可由PICS等慢性免疫紊乱引起(2)。这些研究未区分不同的NKT亚群,这一点应在未来研究中加以解决。
对NKT细胞在PICS中作用的启示——基于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以及iNKT细胞已知的促炎和调节作用,其效应可能在短期内(当细菌清除至关重要时)有益,但在长期内(当持续的免疫抑制使宿主易感继发感染时)有害。因此,未来研究应旨在考察不同NKT亚型的贡献,并研究其损伤是持续存在还是促成其他细胞的慢性功能障碍从而可能导致PICS的发生。此外,未来研究在确定各种iNKT亚型的作用及其对脓毒症和创伤患者结局的影响时,应包括对细菌载量和患者免疫状态的评估。
DN T细胞
DN T细胞的类型——
双阴性T细胞(DN T细胞)表达TCR-αβ,但既不表达CD4也不表达CD8。它们约占小鼠和人类总T细胞群的1%至5%(133-135)。DN T细胞活化可由抗原驱动(134)。然而,与NKT细胞类似,也有研究提出不依赖共受体的活化机制(136)。由于缺乏区分DN T细胞和NKT细胞的适当标志物,对其特异性效应的研究变得复杂。不出所料,迄今为止所描述的DN T细胞功能与NKT细胞相当相似:DN T细胞活化后产生与NK细胞相似的细胞因子(IFN-γ、IL-4、IL-5、TGF-β和IL-10(135,137,138)),它们可抑制CD4和CD8 T细胞、NK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B细胞和浆细胞,还可通过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FasL依赖途径发挥细胞毒作用(135)。
多项研究表明,DN T细胞可分为抑制性和免疫刺激性亚型:在烧伤小鼠中,DN T细胞通过抑制淋巴细胞增殖以及产生IL-4和IL-10参与烧伤后免疫抑制,但它们也产生IFN-γ和IL-2(139)。在脓毒症小鼠中,研究表明DN T细胞或为IFN-γ阳性或为IL-10阳性,但未发现双表达的DN T细胞(140)。这表明不同的DN T细胞亚群可根据其细胞因子产生情况加以区分。这种推测的二分类如图4所示。与此一致,在一项使用土拉弗朗西斯菌活疫苗株的肺部感染模型中,描述了一个潜在不同的第三种亚群表达IL-17A(141)。然而,与NKT细胞的区分类似,这些亚群缺乏特异性标志物使得对不同DN T细胞亚型特异性功能的研究变得复杂。
创伤和脓毒症中的DN T细胞——
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关于DN T细胞如何影响创伤后及脓毒症和PICS期间的免疫,目前所知甚少。感染相关研究表明,DN T细胞在感染部位增多(142),并可能促进中性粒细胞募集(143)。在卒中模型中,DN T细胞增加了促炎性小胶质细胞的数量(144)。目前尚不清楚DN T细胞在创伤和急性脓毒症中是否表现出类似的动态变化和促炎功能。在小鼠脓毒症模型中,CLP后1周脾脏DN T细胞数量增加(140),这大致对应于小鼠发生PICS的时间(20)。DN T细胞的比例甚至在1个月时仍保持升高(140)。
对DN T细胞在PICS中作用的意义——这表明DN T细胞可能参与小鼠PICS中持续的免疫功能障碍,但需要在小鼠和人类中进一步研究以阐明其具体作用。
B细胞
B细胞的类型——
初始B细胞通常分为B-1 B细胞、滤泡B细胞和边缘区(MZ)B细胞。不同亚群在位置、迁移能力以及通过T细胞依赖性或不依赖性机制活化方面存在差异。关于亚群特异性功能的研究大多在小鼠中进行(145)。
B细胞的免疫抑制功能直到最近才被研究。Mizoguchi等人创造了“调节性B细胞”这一术语,当时他们鉴定出一个产生IL-10的离散B细胞群体(146)。然而,迄今为止这些细胞及其潜在亚型尚无统一分类,但至今已在各种(小鼠)模型中鉴定出若干具有重叠表型和功能的Breg亚群(147)。已报道的抑制机制包括产生IL-10和TGF-β(148, 149)、释放细胞毒性颗粒酶B(149)、表达FasL(149),以及通过表达PD-L1和PD-L2诱导T细胞耗竭(148, 149)。B细胞特有的一种机制是产生免疫抑制性抗体:唾液酸化的IgG抗体对经典Fc-γ受体的亲和力降低,并通过与髓系细胞的复杂相互作用介导免疫抑制,从而导致效应巨噬细胞受到抑制(综述于(149))。此外,“天然”抗体在体内和体外均被赋予强大的免疫抑制功能。天然抗体是由B-1细胞产生的低亲和力抗体,被认为有助于清除凋亡细胞(149)。其免疫抑制功能见图5。最后,据报道B细胞可通过诱导CD4+ FoxP3+调节性T细胞和Tr1 T细胞来减轻炎症(148)。
创伤和脓毒症中的B细胞——
临床前研究——在小鼠脓毒症模型中,也有B细胞淋巴细胞减少的诱导报道,且早在脓毒症诱导后6小时即开始(150)。与脓毒症患者的观察结果相似,小鼠的淋巴细胞减少对不同亚群的影响不均一,而实际上产生IL-10的调节性B细胞比例有所增加(150)。这些细胞还显示PD-L1表达增加和MHCII mRNA表达降低(150),提示其具有潜在的T细胞抑制作用。相反,在小鼠内毒素血症模型中,CD1d表达降低提示调节性B细胞功能下降,且Bregs的IL-10表达减少(151)。在该模型中,过继转移来自健康野生型小鼠的调节性B细胞具有保护作用,并下调CD4 T细胞的IFN-γ分泌(151)。然而,转移来自IL-10缺陷供体的细胞并未赋予保护作用(151)。值得注意的是,调节性B细胞在内毒素血症中的作用似乎取决于模型的严重程度,因为在轻度内毒素血症模型中据报道调节性B细胞增加(151)。这也可能解释CLP模型中的相反发现。
除产生IL-10的亚群外,在小鼠脓毒症模型中还描述了一个新的B细胞亚群,被命名为先天应答激活B细胞。这些B细胞以先天、非APC诱导的方式发挥作用,并通过产生GM-CSF调节免疫应答(152)。
临床研究——
一项纳入52例患者的观察性前瞻性临床研究显示,与T细胞类似,B细胞在脓毒性休克期间发生凋亡(153)。脓毒症期间的B细胞凋亡可能导致吞噬细胞产生抗炎细胞因子(41, 153)。在28天的随访期间,B细胞淋巴细胞减少持续存在(153)。值得注意的是,淋巴细胞减少对B细胞亚群的影响呈异质性,脓毒性休克存活者和非存活者表现出不同的B细胞模式:ICU入住时CD23+细胞百分比低和CD80+ CD95+ B细胞百分比高与死亡率增加相关(153)。已有报道称CD23表达于活化B细胞上(153, 154),而CD80被认为是T细胞共刺激标志物,CD95则提示凋亡易感性增加(153)。这表明CD23+ B细胞代表功能活跃的细胞,对免疫应答有益贡献,而CD80+ CD95+ B细胞则预示B细胞淋巴细胞减少。B细胞功能受损在脓毒症中具有危害性的进一步证据是,与未发生脓毒症的患者相比,严重脓毒症创伤患者B细胞上HLA-DR(一种B细胞活化标志物)的水平较低(155)。此外,老年脓毒症患者(≥65岁)的血清IgM水平与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II(APACHEII)评分呈负相关(156)。后一项研究还报道,脓毒症患者B细胞在离体刺激后产生IgM的能力总体下降,且与健康对照相比,脓毒症患者中耗竭B细胞(CD21−/低)的比例增加(156)。也有报道称脓毒症患者血清γ-免疫球蛋白水平显著降低,这可能促进对继发感染的易感性增加(157)。除了γ-免疫球蛋白的产生和/或分泌减少外,内皮损伤所致的血管渗漏、炎症组织中分布失衡、补体系统的过度利用以及分解代谢过度也被认为是低丙种球蛋白血症的潜在原因(158)。尽管多克隆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治疗在脓毒症中的治疗获益存在争议,但IVIG似乎除了有助于病原体和毒素清除外,还对免疫细胞具有抗炎和抗凋亡作用(159)。
对B细胞在PICS中作用的影响——
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驱动了脓毒症中的B细胞功能障碍。已有研究表明TGF-β对B细胞具有免疫调节作用。据报道,TGF-β可降低小鼠和人类B细胞的增殖,并增加未成熟或静息B细胞的凋亡(160-163)。此外,TGF-β可抑制小鼠和人类中IgG同种型的免疫球蛋白合成和类别转换,并促进IgA的产生(164-166)。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表明B细胞功能障碍促成了有害免疫抑制状态的发生,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评估B细胞功能障碍在创伤、脓毒症和PICS中的临床相关性。以下问题尚待阐明:A)仅保护性促炎功能的受损是否单独导致预后恶化,或B)脓毒症中触发的免疫抑制功能是否可能发挥有害作用。此外,需要在PICS患者中评估B细胞的作用,并使用持续性免疫抑制的临床前模型以确定 underlying 分子机制。
诊断与可能的治疗干预
创伤、脓毒症和PICS中免疫扰动的病理特征在于免疫的强烈促炎性上调与免疫抑制的双重性(167)。在实施治疗之前,评估个体患者的免疫状态以最小化不良事件的风险将至关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过去30年间已有超过30,000名患者参加了测试脓毒症免疫调节治疗的临床试验(168),但无一显示出疗效。这些失败的潜在原因可通过两个突出例子加以说明。针对TNF-α的单克隆抗体和阿那白滞素(重组人IL-1受体拮抗剂)均在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试验中进行了测试,两项试验均因未能降低死亡率而提前终止(169, 170)。然而,在两种情况下,后续分析均显示某些患者亚组从治疗中获益。针对TNF-α的抗体确实逆转了脓毒症休克并推迟了器官衰竭(171),而阿那白滞素改善了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患者的生存率(172)。我们得出结论,鉴于脓毒症和创伤的动态性质,这需要对患者的免疫状态和功能障碍程度进行准确评估,且评估应能及时提供并可轻松重复以监测疾病进展和治疗反应。这种患者分层至关重要,可能使未来使用免疫调节剂的治疗方法被证明能有效降低死亡率和预防PICS。脓毒症患者的分期和个性化干预最近已被广泛综述(173, 174)。可用于确定患者免疫状态的生物标志物包括细胞因子水平、细胞因子产生以及白细胞表面标志物的变化。
大量研究检验了细胞因子在脓毒症和创伤患者中的预测价值(12, 38, 111, 175)。关注多种细胞因子的研究通常显示出更好的预测价值(49, 50)。鉴于此,我们推测需要同时评估多种细胞因子才能正确评价患者的免疫表型。可用于评估炎症的主要促炎细胞因子是TNF-α、IL-6和IL-1β(12, 50, 175),而IL-10和TGF-β是与疾病严重程度和不良预后相关的强效抗炎细胞因子(49, 111, 176, 177)。
然而,仅细胞因子水平不足以充分反映患者细胞的功能能力(178)。流式细胞术可用于获得初步见解。例如,T细胞活化由CD25、CD44、CD69和CD71阳性表明(179, 180),而活化的单核细胞上调HLA-DR,活化的中性粒细胞上调CD64(181-183)。表明抑制状态的T细胞标志物包括CD62L、PD-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184, 185),而在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情况下,CD88的下调(186)提示反应性差。
虽然流式细胞术可以给我们一些见解,但它仍然是静态测量,不能充分评估患者免疫细胞的功能。因此,为了获得更完整的图像,功能测定已被证明是有用的(51)。一种特别有前景的技术是酶联免疫斑点测定(ELISPOT)。该方法可以报告细胞对生理相关刺激的反应性,易于执行和标准化,并且该技术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由于ELISPOT可以定量细胞在较长时间内产生的细胞因子总量,与其他使用较短孵育时间的方法相比,它在揭示细胞功能的组间差异方面更敏感(173)。
如果通过上述方法发现患者处于免疫抑制状态,则可以治疗性地增强其免疫反应。例如,细胞因子可用于增强适应性和先天性免疫细胞。
目前,有四种细胞因子正在临床研究中评估:IFN-γ、GM-CSF、IL-7和IL-15。脓毒症患者中减弱的单核细胞功能通过IFN-γ成功恢复,如通过HLA-DR表达和响应刺激的离体TNF-α分泌所确定(94, 187)。IFN-γ的III期临床研究结果待定(NCT01649921)。据报道,GM-CSF增加单核细胞上的HLA-DR表达,恢复全血中的TNF-α产生,并减少脓毒症患者医院感染的发生率(184)。GM-CSF的强效抗炎功能也有描述,包括髓源性抑制细胞的扩增(188)。因此,准确的免疫分层和密切的患者监测可能对GM-CSF治疗的成功至关重要。一项III期临床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中(NCT0261528)。IL-7促进T细胞的存活和增殖,通过增加TCR多样性并增强小鼠模型中T细胞向感染部位的募集,从而促进病原体清除和存活(184)。目前,一项治疗严重脓毒症的II期研究正在进行中(NCT02640807)。IL-15或IL-15超级激动剂可用于刺激记忆CD8+ T细胞、NK细胞和NKT细胞产生IFN-γ,从而改善其功能和稳态。不幸的是,IL-15治疗出现了IL-7未见到的严重毒性反应。因此,其在脓毒症中的广泛临床适用性值得质疑(189)。
其他最初为癌症开发的免疫调节疗法也可能对脓毒症有用。表达于T细胞上的PD-1及其表达于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上的配体PD-L1构成免疫检查点,驱动T细胞耗竭和巨噬细胞功能障碍(184, 185)。脓毒症患者中PD-1的表达升高,并与死亡率增加相关(190)。在多微生物脓毒症小鼠模型中,使用抗PD-1可恢复T细胞凋亡并提高生存率(184, 191, 192)。这些有希望的结果提示抗PD-1可能在脓毒症患者中具有类似的有益作用。在小鼠模型中成功靶向的另一个检查点受体是CTLA-4。CTLA-4表达于活化T细胞上,与APC上的CD80和CD86结合后抑制T细胞功能(192, 193)。脓毒症患者CD4+ T细胞上CTLA-4表达增加(179, 184)。在小鼠模型中,抑制CTLA-4可减少T细胞凋亡(99),并且是阻断PD-1和PD-L1的合适佐剂(193)。
本文所综述的若干淋巴样细胞被提及其存在免疫抑制亚群与促炎亚群之间的二分现象(例如,NKT10对NKT1(115)、ILC2对ILC3(108, 109)、IFN-γ+对IL-10+ DN T细胞(140)、CD80+ CD95+ B细胞对CD23+ B细胞(153))。理想情况下,治疗干预应旨在选择性地将细胞群体偏向有益亚型,和/或选择性地清除有害亚型。然而,重要的是要考虑其动态行为,因为免疫抑制亚型可能在疾病进展过程中并非始终驱动宿主免疫反应走向不良结局。目前只有IL-15治疗增强癌症患者NKT功能(189)以及使用IL-7改善T细胞的生存和增殖(184)是朝着这一方向进行的。未来研究其他淋巴样细胞的亚型调控可能会改进并拓宽治疗手段的武器库。
结论与未来方向
脓毒症对每个医疗体系都是沉重负担,对每位重症监护临床医生都是挑战,因为它导致了三分之一的院内死亡(194)。但即使幸存者也常常无法从脓毒症中完全康复,并处于一种称为PICS的慢性免疫抑制状态。不仅脓毒症患者可进展为PICS——已有研究显示创伤后也会发生(2, 31)。正如本综述所强调的,多种不同的淋巴样细胞群体具有显著的免疫抑制功能,可促成该综合征。然而,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尚无获批药物用于治疗创伤和脓毒症中的免疫功能障碍。鉴于前几章所综述的免疫抑制功能,我们推测以下四项措施将改善患者免疫表型分析和治疗开发:
应将持续动态免疫监测作为ICU的标准实施。评估患者的免疫状态目前尚非常规临床实践。然而,根据患者在干预时的免疫状态,患者可能需要增强性或抑制性治疗——给已处于高炎症状态的患者再给予 booster,或进一步抑制已受损的免疫系统,很可能是有害的。因此,“一刀切”的方法不太可能成功。学术型ICU应以评估细胞因子水平以及评估细胞活化标志物和功能测定作为其临床诊断标准。长期目标应是获得免疫反应的“实时图谱”,类似于对ICU患者进行持续生理监测。
应采用多种生物标志物和功能测定来确定免疫状态,而不仅仅是单一测量。研究表明,由于敏感性和特异性较低,单一标志物无法预测脓毒症的结局,但使用比值或几种生物标志物的组合可提高敏感性和特异性(49, 195, 196)。功能测定与生物标志物联合的相对较新应用可能进一步增强这一点,并提高预测治疗反应的准确性(51)。因此,免疫状态组合检测而非单一标志物不仅可指导治疗决策,还可改善临床试验分析。
必须根据免疫状态定义脓毒症和创伤患者群体中的亚组。这种患者分层对临床研究至关重要,因为许多研究不仅对脓毒症使用不同定义(这使得结果难以比较),而且在给予受试治疗时广泛用药而不考虑患者的免疫表型。对一些过去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表明,其失败是由于将治疗限制在合适的患者群体中(172)。最近发表的一项对16,552名独特患者的回顾性分析确定了四种不同的临床表型,这些表型与宿主反应模式和临床结局相关,模拟提示这些表型可能有助于理解治疗效应的异质性(48)。
应考虑并将为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症开发的药物用于脓毒症和创伤后免疫功能障碍的治疗测试。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症与脓毒症免疫功能障碍共有若干免疫学特征。因此可以设想,为癌症或自身免疫开发的免疫调节剂也可能对脓毒症和创伤患者有益。鉴于这些药物已在临床试验中测试并可能已获FDA批准,如果能在这些患者群体中证明获益,它们可及时用于脓毒症和创伤患者。
参考来源
- Bergmann CB, Beckmann N, Salyer CE, et al. Lymphocyte Immunosuppression and Dysfunction Contributing to Persistent Inflammation, Immunosuppression, and Catabolism Syndrome (PICS). Shock. 2021. PMID: 33021569. doi:10.1097/SHK.0000000000001675
- 全文:PMC1275584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75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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