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大流行期间血液肿瘤患者的放射治疗:德国霍奇金研究组与德国淋巴瘤联盟放射肿瘤学专家组的建议
该调查由德国霍奇金研究组(GHSG)和德国淋巴瘤联盟(GLA)的放射肿瘤学专家组通过同行评审问卷进行,10名参与者回答了关于血液肿瘤患者放疗在COVID-19大流行两个阶段(资源充足期与严重短缺期)的推迟、省略和缩短问题。结果显示,仅在存在替代治疗选择时少数情况考虑省略放疗;惰性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所致骨折可使用大分割和降低剂量方案;总体倾向于缩短而非推迟或省略放疗。即使资源严重短缺,专家组同意对典型急诊适应证(颅内压增高、脊髓压迫、上腔静脉综合征)在24小时内启动急诊放疗。分诊可考虑的因素包括(全身)替代选择的可用性、基础疾病动态和治疗目的(根治/姑息)。
要点
- 即使资源严重短缺,专家组同意对颅内压增高、脊髓压迫和上腔静脉综合征等典型适应证在24小时内启动急诊放疗(7/10同意上腔静脉综合征、脊髓压迫和眶内疾病导致的黑矇;6/10同意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所致颅内压增高)。
- 仅在存在替代治疗选择时少数情况考虑省略放疗;总体倾向于缩短放疗而非推迟或省略。
- 惰性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所致骨折可使用大分割方案和降低剂量(如2×2 Gy、1×8 Gy、5×4 Gy、8–12×3 Gy等)。
- 分诊可考虑的因素包括(全身)替代选择的可用性、基础疾病动态和治疗目的(根治/姑息)。
- 若治疗开始前发生COVID-19感染,多数参与者同意对部分病例推迟治疗(病例6 8/10、病例1 6/10、病例4 5/10),并适合中断治疗直至确认COVID-19阴性(病例1和6各60%)。
适用人群与场景
- 血液肿瘤(淋巴瘤和白血病)患者接受放射治疗者,调查中涉及霍奇金淋巴瘤、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惰性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临床情景。
- 调查分为两个阶段:阶段1为大流行早期、人力和治疗能力充足但疾病传播危及患者救治;阶段2为资源严重短缺、可能需要分诊。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分诊可考虑的标准:症状的出现、根治性与姑息性治疗理念(各7/10)、替代(全身)治疗的可用性(6/10);患者相关危险因素(吸烟、高血压、糖尿病、年龄)重要性较低(4/10);患者的免疫状态、治疗的免疫抑制强度以及在门诊环境中实施治疗的可能性被认为更不重要(各3/10)。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即使资源严重短缺,对典型急诊适应证(上腔静脉综合征、脊髓压迫、因眶内疾病导致的黑矇)在24小时内启动急诊放疗(7/10同意),对因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导致的颅内压增高在24小时内启动急诊放疗(6/10同意);椎体受累引起疼痛的病例仅2/10同意在24小时内启动。
- 惰性淋巴瘤(病例6)可考虑大分割方案:1×4 Gy和9×3 Gy(2/10建议);降低剂量方案特别针对情景6提出(7/10),大多数建议为2×2 Gy。
- 病例1大分割方案建议(5/10):1×8 Gy、5×4 Gy、8×3 Gy和10×3 Gy;病例2建议(5/10):5×4 Gy和8–12×3 Gy;病例4建议(1/10):9–10×3 Gy;病例5建议(1/10):12×3 Gy。
- 多发性骨髓瘤可用方案包括1×8 Gy、5×4 Gy至10–12×3 Gy;孤立性浆细胞病变(如单发性骨浆细胞瘤或髓外浆细胞瘤)ILROG提供的剂量建议为40–50 Gy。
- 若治疗开始前发生COVID-19感染,多数参与者同意对病例6(8/10)、病例1(6/10)和病例4(5/10)推迟治疗;类似病例适合中断治疗直至确认COVID-19阴性(病例1和6:各60%)。
- 阶段1建议推迟治疗的时间:病例1和病例3为4周,病例6建议延迟4–12周;一些回答主张对病例6采取观察等待策略,将治疗限于有症状/进展性疾病。
- 阶段2可接受的至放疗开始的延迟时间:病例1为数天至4周,病例2为4–6周,病例3为2–6周,病例4为3–8周,病例5为3–4周,病例6为8–12周。
- 仅少数参与者考虑减少糖皮质激素作为免疫抑制剂的使用(3/10);为促进病毒性肺炎与放射性肺炎的鉴别诊断,50%的参与者主张使用CT(4票对4票)。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上腔静脉综合征、脊髓压迫、因眶内疾病导致的黑矇、因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导致的颅内压增高为需在24小时内启动急诊放疗的典型适应证。
- 椎体受累引起疼痛的病例仅2/10同意在24小时内启动急诊放疗。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调查问卷由GHSG和GLA放射肿瘤学专家组通过同行评审过程制定,于2020年5月分发,答复截止日期为2020年5月15日,10名参与者回答。
- 大多数科室已对血液肿瘤放疗患者采取防护措施(9/10,90%),包括患者和工作人员佩戴口罩以及严格的基本卫生措施(治疗室消毒、社交距离、减少等待时间);大多数科室实施了决定性问卷筛查以识别可能的感染患者。
- 参与者绝大多数拒绝在阶段1(10/10)和阶段2(4/7)减少血液肿瘤患者数量;三名参与者建议对胸部放疗采取更严格的适应证,6人对此表示否定。
- 阶段1在允许多选情况下,参与者明确拒绝延迟放疗,除病例6(7/10,70%)、病例3(2/10,20%)和病例1(1/10,10%)外;在资源短缺情况下考虑省略放疗的情景为病例6(8/10,80%)、病例1(3/10,30%)、病例3(2/10,20%)和病例4(1/10,10%)。
- 阶段2与第一阶段相比,关于减少患者的考虑有所增加(3/10“是”对4/10“否”);关于省略耗时较长的放疗如全身照射(TBI)未达成一致(3/10赞成对2/10反对,5/10犹豫不决);因容量有限而考虑省略放疗的为病例1(5/10,50%)和病例6(4/10,40%)。
- 阶段2关于哪些患者应推迟的回答不一致,主要集中在病例1和6(各5/10,50%)以及病例3和4(各4/10,40%)。
- 针对临床病例3(霍奇金淋巴瘤),大多数参与者不同意仅化疗方案(5/10,50%反对对2/10,20%赞成)。
- 对不同情景进行排序显示在紧迫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病例2优先级最高(4/10,40%),病例6优先级最低(6/10,60%);仅考虑完整回答的中位秩次病例1–6依次为4、1、2.5、3、2和6,情景2和5定义为最优先的病例。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专家问卷调查(GHSG和GLA放射肿瘤学专家组),10名参与者。
- 局限:仅咨询了有限数量的淋巴瘤治疗领域的放射肿瘤学专家;尽管纳入不同机构旨在反映各种理念,但可能无法呈现完整图景;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在大学医院工作,因此提供了偏颇的治疗观点;将调查限制在预设情景中促进了评估过程,但可能倾向于过度简化复杂的临床现实。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血液肿瘤患者的放疗应维持高优先级,即使在大流行后期阶段也应维持;仅在存在替代治疗选择时少数情况考虑省略放疗。
- 大分割和缩短的治疗方案对于明确界定的情形是可行选择,但必须在临床背景下加以讨论;各方案必须结合临床背景考虑,并根据个体患者进行调整。
- 即使资源严重短缺,对典型急诊适应证(颅内压增高、脊髓压迫、上腔静脉综合征)应在24小时内启动急诊放疗。
- 全身照射(TBI)作为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前已确立的预处理方式,即使在大流行晚期阶段也不应被放弃。
- 作者认为,必须维持所有患者获得高质量放疗的机会,同时保持德国联邦伦理委员会所阐述的治疗公平性和个人尊严。
- 治疗医师应同时关注通过限制病毒在人群中传播来维护公共卫生,以及保障最先进的血液肿瘤癌症诊疗。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德国霍奇金研究组(GHSG)和德国淋巴瘤联盟(GLA)放射肿瘤学专家组的专家建议(2020年)。
- 国际淋巴瘤放射肿瘤学组(ILROG)大流行期间白血病和淋巴瘤患者治疗的紧急指南,定义了三种关键策略:省略、延迟或缩短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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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年12月,中国湖北省武汉市首次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致病病毒随后被鉴定为含RNA的冠状病毒科成员,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由此引起的疾病称为冠状病毒病2019(COVID-19)[1]。临床表现呈现高度异质性,从无症状病程到发热、咳嗽和呼吸困难等典型肺炎症状,还包括恶心、腹泻和肾损伤,可能需要重症监护[2–4]。因呼吸衰竭接受机械通气的患者病死率尤其高[2–4]。截至本文投稿时,全球已有3110万人感染,其中962,000人死于该病[5]。
肿瘤患者可能尤其易感,中国作者称肿瘤患者的感染率、重症率和病死率均有所增加,后者高达28.6%[6–9]。聚焦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报告显示病死率高达40%[10–12]。
来自纽约市的数据显示,合并COVID-19的癌症患者插管率增加,尽管死亡率增高仅限于<50岁的患者[13]。在此背景下,必须权衡感染风险与推迟或省略治疗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14, 15]。
尽管COVID-19对癌症患者的确切影响尚待确定,许多放射肿瘤学专家已制定了大流行期间肿瘤患者治疗的紧急指南和建议[15–21]。关于血液肿瘤患者,国际淋巴瘤放射肿瘤学组(ILROG)近期的共识文件已概述了针对各种疾病实体的策略。尽管如此,治疗建议仍存在未满足的需求,这促使我们组建了一个由德国霍奇金研究组(GHSG)和德国淋巴瘤联盟(GLA)主要放射肿瘤学家组成的专家组。本文分析了典型场景,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
方法
放射治疗(RT)专家组通过同行评审过程制定了一份问卷,并于2020年5月在组内分发(临床病例见表1,完整问卷见补充图1)。接收者为GHSG和GLA内放射肿瘤科主任或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领域的专科医师。两个放射肿瘤科未回复问卷。答复截止日期为2020年5月15日。调查分为两部分,分别代表COVID-19大流行的连续阶段。第一个场景(第1阶段)描述了大流行早期的情形,此时人力和治疗能力充足,但与此同时疾病正在传播,从而危及患者救治。随后,第二阶段(第2阶段)的特征是资源严重短缺,可能需要就患者救治进行分诊。调查通过在线询问方式进行,采用本地化改编的Lime survey(Lime Survey,汉堡,德国)。数据使用Microsoft Excel 2016(Microsoft Corporation,雷德蒙德,美国)进行分析。
结果
总体而言,10名参与者回答了问卷。大多数科室已对血液肿瘤放疗患者采取防护措施(9;90%),包括患者和工作人员佩戴口罩以及严格的基本卫生措施(治疗室消毒、社交距离、减少等待时间)(表2)。此外,大多数科室实施了决定性问卷筛查以识别可能的感染患者。COVID-19感染检测被广泛应用,但应用于不同人群(所有患者、所有住院患者、所有有症状患者、所有工作人员、所有有症状工作人员)。
参与者绝大多数拒绝在阶段1(10/10)和阶段2(4/7)减少血液肿瘤患者数量。三名参与者建议对胸部放疗采取更严格的适应证,而6人对此表示否定。对于糖皮质激素作为免疫抑制剂,仅少数参与者考虑减少使用(3/10)。为促进病毒性肺炎与放射性肺炎的鉴别诊断,50%的参与者主张使用计算机断层扫描(CT)(4票对4票)。
阶段1
在允许多选的情况下,在这一疫情阶段,除病例6(7;70%)、病例3(2;20%)和病例1(1;10%;图1)外,参与者明确拒绝延迟放疗。建议推迟治疗的时间为病例1和病例3为4周,病例6建议延迟4-12周。一些回答主张对后一病例采取观察等待策略,将治疗限于有症状/进展性疾病。在资源短缺情况下考虑省略放疗的情景为6(8;80%)、1(3;30%)、3(2;20%)和4(1;10%)。
对于几乎所有给出的示例,讨论了通过大分割放疗缩短治疗或限制总剂量的各种剂量方案。有建议在病例1中使用大分割放疗(5;50%),方案为1*8 Gy、5*4 Gy、8*3 Gy和10*3 Gy;病例2(5;50%)为5*4 Gy和8-12*3 Gy;病例4(1;10%)为9-10*3 Gy;病例5(1;10%)为12*3 Gy;病例6(2;20%)为1*4 Gy和9*3 Gy。降低剂量的方案特别针对情景6提出(7;70%),大多数建议为2*2 Gy。
若在治疗开始前发生COVID-19感染,大多数参与者同意对病例6(8;80%)、病例1(6;60%)和病例4(5;50%)推迟治疗,对其余三个病例推迟治疗的同意率低于50%。类似病例被认为适合中断治疗直至确认COVID-19阴性(病例1和6:分别为60%)。
阶段2
与第一阶段相比,关于减少患者的考虑有所增加(3;30%“是”对4;40%“否”;表2)。临床分诊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疾病,例如症状的出现、根治性与姑息性治疗理念(各7;70%),以及替代(全身)治疗的可用性(6;60%),而患者相关危险因素(吸烟、高血压、糖尿病、年龄)的重要性较低(4;40%)。患者的免疫状态、治疗的免疫抑制强度以及在门诊环境中实施治疗的可能性被认为更不重要(各3;30%)。
对于大多数给定示例,在24小时内开始急诊放疗达成了广泛共识(上腔静脉综合征、脊髓压迫和因眶内疾病导致的黑矇为7;70%;因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导致的颅内压增高为6;60%),但椎体受累引起疼痛的病例除外(2;20%)。关于省略耗时较长的放疗如全身照射(TBI;3;30%赞成对2;20%反对,5;50%犹豫不决)未达成一致。就所呈现的临床情况而言,因容量有限而考虑省略放疗的为病例1(5;50%)和病例6(4;40%),其他情景的比例较小(图2)。关于哪些患者应推迟的问题收到了不一致的回答,主要集中在病例1和6(各5;50%)以及病例3和4(各4;40%)。此外,可接受的至放疗开始的延迟时间差异显著,病例1为数天至4周,病例2为4–6周,病例3为2–6周,病例4为3–8周,病例5为3–4周,病例6为8–12周。
针对临床病例3(霍奇金淋巴瘤),大多数参与者不同意仅化疗方案的想法(5;50%反对对2;20%赞成)。对不同情景进行排序显示在紧迫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病例2优先级最高(4;40%),病例6优先级最低(6;60%)。仅考虑完整回答的中位秩次分别为:病例1–6依次为4、1、2.5、3、2和6,这将情景2和5定义为最优先的病例。
讨论
本文呈现的调查反映了放射肿瘤学中血液肿瘤患者诊疗在面临疫情时的复杂性。它强调了放疗在大多数临床情景中的重要性,并阐明了可行的替代方案。
癌症患者被定义为COVID-19感染重症病程的风险人群之一[22]。他们依赖于持续的基本卫生措施和社交距离,几乎所有科室都已为保护患者和工作人员而实施了这些措施。
许多肿瘤患者的免疫抑制状态使其易受感染,且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来自中国的报告描述,癌症患者感染COVID-19的风险以及疾病致命病程的风险均翻倍[7, 8]。与这一发现一致,一项对28例COVID-19癌症患者的回顾性分析将过去14天内的抗癌治疗确定为严重事件的风险因素(该组中仅一名患者接受了放疗)[9]。尽管放疗传统上被视为一种免疫抑制治疗,但近期放射生物学研究更倾向于提示其具有复杂的免疫调节作用,作用于免疫系统的细胞和体液层面[23, 24]。
由于血液肿瘤患者风险特征升高,加大筛查力度并避免额外毒性可能具有吸引力。然而,没有人同意减少胸部照射以预防推测的心肺副作用。与这一结果一致,减少使用皮质类固醇也未获批准。Guy’s Hospital近期的一篇综述未能确定使用类固醇是COVID-19患者的风险因素,甚至指出在感染早期阶段使用时具有积极作用[25]。将CT扫描作为鉴别放射性肺炎与COVID肺炎手段的想法引发了褒贬不一的反应。重要的是,COVID-19的CT征象,如磨玻璃影和实变,并不具有特异性,也可能由流感引起,或与放射性肺炎相混淆[26–28]。因此,需要有医学指征,因为胸部CT扫描既不能替代实验室检查,也不应被用作筛查方法[26–28]。
近期,ILROG发布了大流行期间白血病和淋巴瘤患者治疗的“紧急”指南,其中定义了三种关键策略:省略、延迟或缩短放疗[15]。
如临床情景1所示,在姑息治疗环境中若有替代选择,放弃放疗可能是可行的。因此,一半的参与者在 later phase of the pandemic(大流行后期)对一名可比患者同意省略或推迟治疗最多4周。此外,60%的回答提示,如果该患者SARS-CoV-2检测呈阳性,在这种情况下应延迟或中断治疗。重要的是,大多数参与者建议缩短而非省略放疗,尤其是在大流行的第1阶段。关于多发性骨髓瘤,有从1*8 Gy、5*4 Gy到10–12*3 Gy的各种方案。尽管大分割放疗可行,但各方案必须结合临床背景考虑,并根据个体患者进行调整。Rades等证明,使用≥30 Gy的放疗剂量可使伴有脊髓压迫的骨髓瘤患者获得更好的神经功能恢复[29]。此外,孤立性浆细胞病变,如单发性骨浆细胞瘤或髓外浆细胞瘤,可能从剂量递增中获益,ILROG提供的剂量建议为40–50 Gy[30–32]。
该问卷还旨在评判仅采用化疗方案治疗早期霍奇金淋巴瘤(病例3)的使用情况,该问题已在三项多中心试验中得到研究。单模式治疗的非劣效性未能得到证实,因此,2–3个周期ABVD方案后接累及部位或累及淋巴结放疗的联合模式治疗仍是早期患者的标准治疗[33–35]。这与同意该纯化疗策略的专家组成员比例较低相一致。
近年来,淋巴瘤患者放疗剂量的降阶梯一直受到关注,尤其是对惰性淋巴瘤[36, 37]。FORT试验证明了2*2 Gy与24 Gy相比的可行性和疗效。尽管低剂量方案的無进展生存期和局部控制较差,但总生存期无显著差异[36]。进一步的研究阐述了该概念用于结外惰性淋巴瘤的可行性[38–41]。这一理由支持了将2*2 Gy作为情景6替代治疗策略的建议。其他选择可能包括将放疗推迟1至3个月(获得了较高的同意率),或采取观察等待策略直至症状出现。
这与病例4和病例5中描述的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侵袭性生物学行为形成对比[42]。对于这些患者,只有在面临资源严重短缺时,延迟治疗才是可接受的。此外,大分割方案缺乏研究验证,主要基于计算出的等效生物效应[15]。
总体而言,白血病和淋巴瘤患者的治疗被优先考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患者治疗短缺的问题被忽视。这与同意对几乎所有提供的适应证启动急诊放射治疗相一致,即使在大流行后期也是如此。此外,全身照射(TBI)作为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前已确立的预处理方式,即使在大流行晚期阶段也不应被放弃[43]。
然而,充分的分类在医学和伦理层面仍然具有挑战性,是一个多因素过程。专家组成员同意在决策过程中整合治愈性与姑息性方案的区分、症状发作/基础疾病的生物学行为以及(系统性)替代方案的可用性。作者坚信,必须维持所有患者获得高质量放疗的机会,同时保持德国联邦伦理委员会所阐述的治疗公平性和个人尊严[44]。
本调查存在若干局限性,因为仅咨询了有限数量的淋巴瘤治疗领域的放射肿瘤学专家。尽管纳入不同机构旨在反映各种理念,但可能无法呈现完整图景。此外,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在大学医院工作,因此提供了偏颇的治疗观点。将调查限制在预设情景中促进了评估过程,但可能倾向于过度简化复杂的临床现实。
尽管如此,本文为血液肿瘤患者放疗的典型适应证提供了概念,这些概念对日常临床实践具有意义。本文所提供的建议在当前大流行结束之前具有价值,并可作为未来流行病或危机的蓝图。总之,治疗医师应同时关注通过限制病毒在人群中传播来维护公共卫生,以及保障最先进的血液肿瘤癌症诊疗。
结论
COVID-19在未來数月内很可能仍将是国家和国际层面卫生系统的挑战。血液肿瘤患者的放疗具有高度优先性,即使在大流行的后期阶段也应维持。大分割和缩短的治疗方案对于明确界定的情形是可行选择,但必须在临床背景下加以讨论。
图注 电子补充材料
补充图1 参与者所回答的完整问卷。问题按顺序评估
参考来源
- Oertel M, Elsayad K, Engenhart-Cabillic R, et al. Radiation treatment of hemato-oncological patients in tim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 Expert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radiation oncology panels of the German Hodgkin Study Group and the German Lymphoma Alliance. Strahlenther Onkol. 2020. PMID: 33125504. doi:10.1007/s00066-020-01705-w
- 全文:PMC7596809(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596809/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