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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实践策略与早产儿肠道菌群及2年神经发育结局的关联评估

Assessment of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Practices and Preterm Newborn Gut Microbiota and 2-Year Neurodevelopmental Outcomes.
PubMed 文献 · JAMA Netw Open · 2020-09-01
一句话结论极早产儿生后第4周肠道菌群分为5个可扩增簇加1个低载量簇,其中以肠球菌、葡萄球菌为驱动及无法扩增的簇与2年死亡或神经发育延迟风险升高独立相关(AOR 4.53–6.17)。

EPIFLORE是EPIPAGE 2全国性队列的辅助研究,纳入2011年出生、胎龄<32周、来自24个NICU的577名早产儿,于生后第4周采集粪便行16S rRNA基因测序。菌群分为5个可扩增簇和1个因细菌载量低无法扩增的第6簇;以大肠埃希菌/志贺菌为驱动的簇3(n=61)与较高胎龄相关(平均29.4周)并作为参照。校正混杂后,第1天无辅助通气与簇5、簇6风险降低相关(AOR 0.21、0.19),镇静与低容量肠内营养与簇5、簇6风险升高相关(AOR 10.55、4.62;10.48、7.28),皮肤接触与簇5风险降低相关(AOR 0.14)。簇4、5、6与2年死亡或ASQ<185的非最佳结局独立相关(AOR 6.17、4.53、5.42)。作者认为菌群可能是早产儿不成熟的无创生物标志物,需干预性随机临床试验确认改变实践能否调节菌群并影响2年结局。

要点

  • 极早产儿生后第4周肠道菌群可聚为5个可扩增簇(分别由产气肠杆菌、严格梭菌、埃希菌/志贺菌、肠球菌、葡萄球菌驱动)及1个因细菌载量低无法扩增的第6簇(n=93)。
  • 以肠球菌驱动的簇4(n=63)、葡萄球菌驱动的簇5(n=52)及无法扩增的簇6(n=93)与较低平均胎龄相关(26.7、26.8周),簇3(埃希菌/志贺菌,n=61)与较高平均胎龄相关(29.4周,P=.001)。
  • 校正混杂后,第1天无辅助通气与簇5、簇6风险降低相关(AOR 0.21,95%CI 0.06–0.78;AOR 0.19,95%CI 0.06–0.62),皮肤接触与簇5风险降低相关(AOR 0.14,95%CI 0.04–0.48)。
  • 校正混杂后,镇静与簇5、簇6风险升高相关(AOR 10.55,95%CI 2.28–48.87;AOR 4.62,95%CI 1.32–16.18),低容量肠内营养与簇5、簇6风险升高相关(AOR 10.48,95%CI 2.48–44.29;AOR 7.28,95%CI 2.03–26.18)。
  • 簇4、5、6与2年死亡或ASQ<185的非最佳结局独立相关(AOR 6.17,95%CI 1.46–26.0;AOR 4.53,95%CI 1.02–20.1;AOR 5.42,95%CI 1.36–21.6)。

适用人群与场景

  • EPIPAGE 2为法国全国性基于人群的前瞻性队列,覆盖68个NICU,纳入胎龄24–31周的早产儿;EPIFLORE为其辅助研究,来自24个自愿参与的NICU。
  • 本研究纳入2011年出生、胎龄<32周、生后第4周仍存活且住于上述24个NICU的早产儿,共577名,平均(SD)胎龄28.3(2.0)周,男性303名(52.5%)。
  • 粪便样本于生后中位23天(IQR 22–26天)采集;577份样本中484份可扩增并分析。
  • 2年随访时22名死亡,555名符合随访条件;脑瘫信息获自490名(占符合条件存活者88.2%),ASQ数据获自372名(67.0%)。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2年非最佳结局定义为死亡或ASQ(24月龄第二版)评分<185;次要分析定义为死亡或脑瘫。
  • 菌群簇由属水平分类组成的聚类方法划分(partitioning around medoids算法,Calinski-Harabasz评分确定簇数),第6簇定义为因细菌载量低而DNA无法扩增。
  • NICU对某项策略判定为「有利」的标准:该NICU实际执行该策略的百分比大于根据早产儿及其母亲特征经logistic回归计算的预期百分比;差值≤0为不利。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EPIFLORE为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系法国全国性基于人群的EPIPAGE 2队列的辅助研究,来自24个NICU,纳入577名胎龄<32周早产儿,粪便于生后第4周采集行16S rRNA基因测序。
  • 菌群特征:484份可扩增样本的中位(IQR)Shannon多样性指数为2.56(1.85–3.74),处于低水平;共5个可扩增簇:簇1产气肠杆菌驱动(n=240,中位丰度58%,IQR 44%–73%)、簇2严格梭菌驱动(n=68,55%,40%–77%)、簇3埃希菌/志贺菌驱动(n=61,67%,52%–87%)、簇4肠球菌驱动(n=63,78%,58%–89%)、簇5葡萄球菌驱动(n=52,92%,84%–96%);簇6为因细菌载量
  • 菌群簇与胎龄:簇4、簇5、簇6与较低平均(SD)胎龄相关(分别为26.7[1.8]周与26.8[1.9]周),簇3与较高平均(SD)胎龄相关(29.4[1.6]周;P=.001);以簇3为参照。
  • NICU策略与菌群(校正后):第1天无辅助通气与簇5、簇6风险降低相关(AOR 0.21,95%CI 0.06–0.78;AOR 0.19,95%CI 0.06–0.62);镇静与簇5、簇6风险升高相关(AOR 10.55,95%CI 2.28–48.87;AOR 4.62,95%CI 1.32–16.18);低容量肠内营养与簇5、簇6风险升高相关(AOR 10.48,95%CI 2.48–44.29;AOR 7.28,95%CI 2.
  • 2年结局:65名ASQ<185(17.1%;多重插补后20.6%),其中14名合并脑瘫、49名无脑瘫、2名无脑瘫数据;死亡或ASQ<185与胎龄相关(平均[SD] 27.6[2.1]周 vs 28.4[2.0]周;P=.01),死亡或ASQ<185者中49/84(58.3%)属于簇4、5、6,而其余为118/375(31.5%)(P<.001)。
  • 校正胎龄、新生儿特征及策略后,簇4、簇5、簇6与2年死亡或ASQ<185独立相关(AOR 6.17,95%CI 1.46–26.0;AOR 4.53,95%CI 1.02–20.1;AOR 5.42,95%CI 1.36–21.6);与死亡或脑瘫的关联结果一致;敏感性分析(不做插补、胎龄作为连续变量)证实该关联。
  • 相关性分析: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头状葡萄球菌OTU5825与胎龄(r=−0.27、−0.37、−0.37,均P<.001)及ASQ评分(r=−0.12,P=.017;r=−0.14,P=.007;r=−0.15,P=.14)呈负相关;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大肠埃希菌OTU7123与胎龄(r=0.26、0.26、0.16,均P<.001)及ASQ评分(r=0.13,P=.009;r=0.13,P=.009;r=0.12,P=.03)呈
  • NICU间差异:在收治超过10名早产儿的18个NICU中,菌群簇分布存在差异且不完全取决于胎龄;NICU C中超过60%的新生儿属于簇4、5、6,尽管其中超过60%胎龄>26周;NICU K中不足20%属于簇4、5、6,而其中50%胎龄<27周。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EPIFLORE,EPIPAGE 2辅助研究),按STROBE报告规范进行分析与报告。
  • 局限:存在未控制的混杂偏倚或反向因果;缺乏NICU内环境采样,实践与环境可能相互交织,未来需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仅分析生后第4周左右的单份粪便样本,未考虑生后第一年菌群的动态变化;事后分析需在未来多中心研究中确认。
  • 作者结论:极早产儿第4周肠道菌群与NICU实践策略及2年结局相关,菌群可能是反映不成熟的无创生物标志物;需干预性随机临床试验确认改变实践能否调节菌群并影响2年结局。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第1周较少镇静、第1天无插管或早期拔管、第1周皮肤接触等NICU策略与更成熟的菌群谱相关,且独立于胎龄;这些关联在营养干预之外观察到。
  • 作者认为,菌群组成可能不仅是反映不成熟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生物标志物,校正新生儿特征与治疗后关联仍存在,提示菌群对结局可能有更直接的作用。
  • 作者认为,需干预性随机临床试验确认改变实践可调节肠道菌群并影响2年结局这一假设。
  • 原文未据此给出推荐。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全文中译12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JAMA Netw Open. 2020 Sep 23;3(9):e2018119. doi: 10.1001/jamanetworkopen.2020.18119

引言

随着不依赖培养和测序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肠道微生物群在宿主健康中作用的认识已显著提高。1 因此,微生物组分析可提供新的疾病标志物,从而在患者诊疗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 微生物群也被认为是危重成人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并构成预防和治疗危重症的关键治疗靶点。3

从出生至约3岁期间细菌群的动态建立受多种围产期决定因素的影响,并可能形成对健康具有潜在影响的终身特征。1,4 在早产新生儿中,多项研究显示其肠道微生物群与足月新生儿不同,定植模式变异较大。出生时的胎龄对微生物组的影响可持续至4岁。5 在这一高危人群中,肠道微生物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胎粪、4 影响细菌定植的因素、6,7,8,9,10,11 或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生前或发病时的菌群失调。12,13 然而,尽管已有报道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对细菌定植的影响,10,14,15,16 但关于新生儿微生物群与临床实践之间关系、以及对极早产新生儿远期结局潜在影响的数据极少。17,18

EPIPAGE 2,19 是一项纳入极早产新生儿的全国性前瞻性人群队列研究,为评估各NICU之间临床实践的差异20,21 以及开展辅助研究EPIFLORE提供了独特机会,后者在自愿参与的NICU中收集早产新生儿出生后第四周的粪便样本。我们假设微生物群因临床实践而异,并与远期结局相关。

方法

EPIPAGE 2队列与EPIFLORE辅助研究

EPIPAGE 2在法国68个NICU中开展,纳入胎龄24至31周出生的新生儿。EPIFLORE研究是EPIPAGE 2的辅助研究,包括在24个自愿参与的NICU中建立粪便收集库。本研究的合格儿童为出生后第4周仍存活且在这24个NICU住院的新生儿。本研究结果按照加强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报告规范(STROBE)进行分析和报告。22

伦理

招募和数据收集仅在家庭收到相关信息并同意参与本队列后开始,按照法国法律对非干预性研究的规定采用口头知情同意。本研究获得了国家数据保护局、个人健康数据研究处理咨询委员会以及生物医学研究参与者保护委员会的批准。

围产期和新生儿特征

每个中心由1名产科和1名儿科研究协调员负责数据采集、验证和质量控制。数据在住院期间前瞻性收集直至出院。收集了关于妊娠、分娩和新生儿期的广泛数据。

NICU的策略

在EPIPAGE 2中,对八个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关于早期拔管或不插管、镇静使用、直接母乳喂养、皮肤接触实践、动脉导管治疗、肠内喂养推进速度以及一线和二线抗生素治疗疗程的策略进行了特征描述。所有这些实践均涉及住院早期,即在采集粪便样本之前。对于每名婴儿和每项策略,根据该策略所涉及的早产新生儿及其母亲的特征,通过逻辑回归计算接受该策略的概率(见补充材料中的eMethods),如前所述。20 根据同一NICU中儿童接受治疗概率的平均值,我们计算了该NICU中实施该策略的预期百分比。如果观察到的百分比差异为零或大于预期百分比,则该NICU策略被认为有利于该策略的实施。如果差异为负,则该策略被认为不利。

2年结局

所研究的2年结局为出生第4周后的死亡或新生儿2岁时的神经发育情况。2岁儿童(按早产矫正年龄)的数据通过使用2份标准化问卷收集23:1份由转诊医生完成以评估脑性瘫痪,另1份由父母完成以使用已在法国验证的24月龄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ASQ)第二版评估整体神经发育。24 非最佳2年结局定义为死亡或基于2岁时ASQ评分低于185的发育迟缓,25 或在次要分析中定义为死亡或脑性瘫痪。23 死亡和2年结局因具有竞争性而被合并为单一结局。

粪便样本的微生物学分析

在出生后第4周从尿布中采集新鲜粪便样本,并立即储存于−80 °C直至微生物群分析。选择该采样时间是为了考虑对NICU实践有足够的暴露时间。微生物群组成使用MiSeq(Illumina)进行16S核糖体RNA基因测序分析。总DNA按照国际人类微生物组标准标准操作程序7提取。26 对于扩增子测序,我们使用了V3和V4引物(V3fwd:TACGGRAGGCAGCAG,V4rev:TACCAGGGTATCTAAT;)。27 每个测序文库均加入聚合酶链反应阳性和阴性对照。原始序列使用开源软件包Quantitative Insights Into Microbial Ecology进行分析。28 修剪引物和条形码后,对序列进行质量过滤(最小长度=200 bp,最小质量阈值=20,去除嵌合体),并使用uclust以97%相似性水平为阈值聚类为操作分类单元(OTU)。读数少于3的OTU从OTU表中移除。扩增后读数少于1000的样本也被移除(n=3)。选择每个OTU中丰度最高的成员作为代表性序列,并使用核糖体数据库计划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和核糖体数据库计划Seqmatch程序将其归类到不同分类水平。29

统计分析

首先,为确保所研究人群样本具有代表性,我们将入组的早产新生儿人群与EPIFLORE研究中未入组的符合条件人群(即在参与EPIFLORE研究的24个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住院但未采集粪便的新生儿)进行了比较。其次,为描述微生物群,根据属水平分类组成,采用聚类方法对新生儿的肠道微生物群进行分层。相对丰度谱通过围绕中心点的划分算法进行聚类。27最佳聚类数通过Calinski-Harabasz评分评估。补充聚类(聚类6)定义为因细菌载量低而缺乏DNA扩增的新生儿。

第三,为分析微生物群聚类与围产期特征、新生儿特征以及在出生第7天新生儿住院的NICU中暴露于8种研究策略之间的关联,我们进行了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使用多项混合效应逻辑回归,并纳入随机医院截距以考虑同一NICU新生儿之间的相关性。

第四,为分析微生物群聚类与2年结局之间的关联,我们进行了3项混合效应逻辑回归:(1)调整胎龄(GA);(2)调整GA、母亲特征、新生儿围产期特征及所接受的治疗;(3)调整GA、母亲特征、新生儿围产期特征及新生儿在出生第7天住院所在NICU的8种策略。缺失数据的处理基于多重插补。缺失数据使用SAS软件9.4版(SAS Institute)MI过程,采用全条件规范法进行插补。插补模型变量包括基线母亲和新生儿特征、个体所接受的治疗、NICU的策略、肠道微生物群聚类、生存结局及2年结局(通过ASQ评分评估)。二分类和分类变量使用逻辑回归或多项模型进行插补。ASQ评分使用预测均值匹配进行插补。我们生成了50个独立插补数据集,每个数据集迭代30次。估计值根据Rubin规则进行合并。

对于描述性分析,我们使用加权百分比以考虑EPIPAGE 2中胎龄24至26周或27至31周出生新生儿招募时间的差异,并避免过度代表24至26周的新生儿。此外,我们进行了一些敏感性分析(即不插补的分析和使用GA作为连续变量的分析)。所有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值小于.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有分析均使用SAS软件(SAS Institute Inc)和R软件3.4.3版(R Foundation)进行。

结果

共采集577名早产新生儿的粪便样本,中位年龄为23天(四分位距[IQR],22-26天)。这些新生儿与未能纳入EPIFLORE项目的符合条件的患者(n = 529;补充材料中的e图1)相比,除GA、母亲出生于法国以外的比率以及第一周排便不规律的新生儿比例外,无显著差异(补充材料中的e表1)。

在EPIPAGE 2纳入的60个收治超过10名儿童的NICU中,我们指出了参与与未参与EPIFLORE研究的NICU之间的差异(补充材料中的eFigure 2)。在参与EPIFLORE研究的18个NICU中,13个被认为倾向于在出生后第一周使用镇静,5个倾向于第一周低容量肠内喂养,10个倾向于第一周与父母皮肤接触,2个倾向于第一周直接母乳喂养,8个倾向于第1天早期拔管或不插管,11个倾向于在出生后前10天使用布洛芬以关闭动脉导管,7个倾向于延长首次抗生素治疗疗程,7个倾向于延长二级抗生素治疗疗程(补充材料中的eFigure 3)。

在577份粪便样本中,可从484份中扩增并分析微生物DNA。Shannon多样性指数的中位数(IQR)较低:2.56(1.85-3.74)。细菌模式分布于5个聚类中(Figure 1;补充材料中的eFigure 4)。通过随机森林分析鉴定了驱动这些聚类的细菌属:聚类1(n = 240)以产气肠杆菌(Enterobacter aerogenes)为优势菌,中位数(IQR)丰度为58%(44%-73%);聚类2(n = 68)以严格梭菌属(Clostridium sensu-stricto)为优势菌,中位数(IQR)丰度为55%(40%-77%);聚类3(n = 61)以埃希菌/志贺菌属(Escherichia/Shigella)为优势菌,中位数(IQR)丰度为67%(52%-87%);聚类4(n = 63)以肠球菌属(Enterococcus)为优势菌,中位数(IQR)丰度为78%(58%-89%);聚类5(n = 52)以葡萄球菌属(Staphylococcus)为优势菌,中位数(IQR)丰度为92%(84%-96%)。93名新生儿因细菌载量低而无可扩增的细菌DNA,且与样本重量低或总DNA浓度低无关,构成聚类6。在OTU水平上,4个聚类中各有一个单一OTU占优势:聚类1中产气肠杆菌_OTU5990的中位数(IQR)丰度为51%(38%-62%),聚类3中大肠埃希菌_OTU7123为64%(50%-82%),聚类4中粪肠球菌_OTU1227为63%(40%-82%),聚类5中山羊葡萄球菌_OTU5825为84%(73%-86%)。

母亲和新生儿的特征及个体治疗在单因素(Table 1)和多因素(补充材料中的eTable 2)分析中均与归属于某一聚类显著相关。由大肠埃希菌_OTU7123驱动的聚类3与较高的GA相关,因此对应于更成熟的微生物群,故被选为参照聚类。母亲来自北非的新生儿与聚类2相关。较低的GA与聚类4、5和6显著相关(Table 1)。剖宫产分娩与归属于聚类1、5和6的风险增加相关。出生后第一周规律的肠道排粪与归属于聚类4和5的风险降低相关,出生后第一周接受母乳与归属于聚类1或6的风险降低相关。粪便采集前的晚发性感染与归属于聚类6的风险增加相关。

在18个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中,我们观察到大肠埃希菌_OTU7123,聚类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图2)。我们描述了NICU策略与聚类归属之间的关联,包括校正前(表1)和校正混杂因素(如胎龄(GA))后(补充材料eTable 3)。有利的皮肤接触策略与处于聚类1、5或6的风险降低相关。第1天不插管或不拔管策略与处于聚类5或6的风险降低相关。有利的镇静策略与处于聚类5和6的风险增加相关。较低肠内营养量策略与处于聚类2、4、5或6的风险增加相关。因此,在校正混杂因素后,第一周内的镇静和低肠内营养量与处于更不成熟聚类的风险增加相关。第1天无辅助通气、直接母乳喂养和皮肤接触实践与处于更不成熟聚类的风险降低相关。例如,一名经阴道分娩且排便规律的27周早产儿,入住具有有利皮肤接触实践的NICU,其处于聚类4、5或6的中位(IQR)风险为26%(50%-74%);而经剖宫产分娩且排便不规律、入住具有不利皮肤接触实践策略的NICU者,其处于聚类4、5或6的中位(IQR)风险为63%(50%-74%)。此外,在事后分析中,我们观察到皮肤接触作为个体实践与作为NICU策略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可增加处于聚类3(更成熟聚类)的概率(补充材料eFigure 5)。

在矫正胎龄2岁时,22名新生儿已死亡,555名符合随访条件。获得了490名新生儿(占符合条件存活者的88.2%)的脑性瘫痪信息,以及372名新生儿(占符合条件存活者的67.0%)的ASQ数据。因此,394名新生儿可获得死亡或ASQ评分大于185的结局数据,512名新生儿可获得死亡或脑性瘫痪的结局数据(补充材料中的eFigure 1)。在随访时,65名新生儿的ASQ评分低于185(17.1%;多重插补后为20.6%):14名新生儿患有脑性瘫痪,49名ASQ评分低于185但无脑性瘫痪,2名ASQ评分低于185但无脑性瘫痪数据可用。死亡或ASQ评分低于185与GA(平均[SD] GA分别为27.6[2.1]周和28.4[2.0]周;P = .01)以及聚类(分别为49/84[58.3%]和118/375[31.5%]的新生儿属于聚类4、5或6;P = <.001)显著相关。我们观察到与2岁时死亡或脑性瘫痪的相同关系(图3;表2;补充材料中的eFigure 6)。在调整GA、新生儿特征和策略之前和之后,属于聚类4、5或6与死亡或ASQ评分低于185显著相关(表2)。敏感性分析证实了这一关联(补充材料中的eTable 4)。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和S caprae_OTU5825与GA呈负相关(分别为r = −0.27,P < .001;r = −0.37,P < .001;和r = −0.37,P < .001)并与ASQ评分呈负相关(分别为r = −0.12,P = .017;r = −0.14,P = .007;和r = −0.15,P = .14)。相反,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和大肠杆菌_OTU7123与GA呈正相关(分别为r = 0.26,P < .001;r = 0.26,P < .001;和r = 0.16,P < .001)并与ASQ评分呈正相关(分别为r = 0.13,P = .009;r = 0.13,P = .009;和r = 0.12,P = .03)。

图1. 5个已识别微生物群聚类的组成每个聚类的平均组成分别在门(A)、属(B)和操作分类单元水平(C)表示。第六个聚类由因细菌载量低而无法进行扩增的新生儿组成,按定义未予表示。 查看原图 ↗
表1. 微生物群聚类、新生儿特征、个体治疗与NICU策略之间的关联 查看原表 ↗
图2. 在纳入超过10名早产新生儿的18个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中胎龄和微生物群聚类的分布在接受EPIFLORE研究纳入的577名早产新生儿中,544名住院于18个各纳入超过10名早产新生儿的NICU。NICU之间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差异不仅取决于胎龄(A)。例如,NICU C住院的新生儿中超过60%属于聚类4、5或6(B)并被认为不成熟,尽管其中超过60%的胎龄超过26周。相反,NICU K的新生儿中不到20%被分层为聚类4、5或6,而其中50%的胎龄小于27周。 查看原图 ↗
图3. 根据胎龄和2年结局对微生物群聚类的划分。2年结局定义为死亡或2岁时年龄与阶段问卷(ASQ)评分低于185分(A、C和E),以及死亡或脑性瘫痪(B、D和F)(多重插补后的结果)。百分比经过加权处理,以考虑不同胎龄组之间调查设计的差异。 查看原图 ↗
表2. 多重插补下微生物群聚类与2年结局之间的关联a 查看原表 ↗

讨论

在这项多中心前瞻性观察研究中,肠道微生物群的分类组成与早产儿的特征相关,包括胎龄、出生体重Z评分、母亲出生国、剖宫产分娩、第7天的胃肠道转运,与个体化治疗如低容量肠内营养相关,也与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实践策略相关,如第1天不插管或拔管、第一周镇静、低容量肠内营养以及出生后第一周的皮肤接触实践。此外,我们强调,在调整胎龄、早产儿特征和实践措施后,肠道微生物群的早期组成与2年结局相关。据我们所知,这些关联是首次被观察到。

本研究中纳入的极早产儿的微生物群以低多样性为特征,这与既往研究一致。6,8,30 六个离散的微生物群驱动聚类可将本大型研究中的早产儿进行分层,这证实了此前一项较小的研究。31 有趣的是,在全国早产儿队列中,每个聚类由少数优势操作分类单元(OTU)驱动。低细菌载量、葡萄球菌属和肠球菌属与较低胎龄相关,反映了不成熟的微生物群。相比之下,大肠杆菌——如两项动态研究所提示的那样,在足月新生儿32和早产儿33中反映更成熟的微生物群——与较高胎龄相关。如先前所述,这些极早产儿中双歧杆菌属的定植较为稀少。34

2年非最佳结局与更不成熟的微生物群相关。这与EPIPAGE 2队列中描述的低胎龄与神经发育迟缓之间的关联一致。23 虽然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可能仅仅是反映不成熟度和疾病严重程度的生物学标志物,但在调整早产儿特征和所接受治疗后,这种关联仍然存在,这提示肠道微生物群在结局中具有更大的贡献作用。事实上,过去二十年来的特征是关于肠道微生物群与脑功能之间联系的发现。一些证据似乎表明,生命早期的健康微生物群可能通过代谢产物或其他微生物群衍生分子对正确的神经发育发挥关键作用。35 这一问题必须在动物模型中进行研究,以探究特定细菌或微生物群谱对新生儿长期神经发育的潜在影响。36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实践策略,如第一周减少镇静、第一天不插管或早期拔管、第一周进行皮肤接触,影响了肠道微生物群组成,使其向更成熟的模式发展,且独立于胎龄(GA)。这些实践策略与微生物群之间的关联是在营养干预之外观察到的。这之所以可行,是因为EPIFLORE是一项大型全国性队列的辅助研究。19 需要干预性随机临床试验来证实以下假设:改变实践策略可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并影响2年结局。

局限性与优势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是未控制的混杂偏倚或反向因果。另一个局限性是缺乏NICU内部的环境采样。15,37 实践与环境可能相互交织38,必须在未来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中加以研究。在本研究中,我们无法排除以下假设:观察到的差异与不同的细菌学环境相关或由其导致,但始终与不同的实践策略相关。仅分析出生后第4周左右的1份样本,未考虑生命第一年微生物群的动态变化,这构成另一项局限性。事后分析必须在未来的多中心研究中得到证实。

然而,本研究具有重要优势。首先,该多中心研究整合于EPIPAGE 2研究中,该研究是一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纳入2011年法国出生的早产新生儿。该队列使得能够准确描述NICU的策略,并非常精确地描述住院期间的治疗。其次,所分析的新生儿数量因此来自全国众多NICU,验证了这些结果并使其具有外推性。因此,尽管存在与本研究观察性性质相关的局限性,这些独特的结果支持实践策略、极早产新生儿早期肠道微生物群建立与新生儿结局之间的关联。

结论

在本研究中,早产新生儿出生后4周时的肠道微生物群组成与2年结局相关,并随胎龄、围产期特征、所接受的个体化治疗及NICU治疗策略的相互交织关联而变化。这些发现提示微生物群可作为新的无创生物标志物。此外,未来的干预试验应评估以下措施是否能由此改善极早产新生儿的预后:改变策略(如促进肠内营养、减少镇静使用、减少辅助通气使用或促进皮肤接触)、基于微生物群的治疗,或两者兼施。

参考来源

  1. Rozé JC, Ancel PY, Marchand-Martin L, et al. Assessment of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Practices and Preterm Newborn Gut Microbiota and 2-Year Neurodevelopmental Outcomes. JAMA Netw Open. 2020. PMID: 32965499.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0.18119
  2. 全文:PMC7512059(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51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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