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创伤与烧伤

重症医师床旁加压超声筛查创伤ICU患者深静脉血栓的初步研究(APSIT研究)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ntensivist-performed DVT ultrasound screening in trauma ICU patients (APSIT Study).
PubMed 文献 · Ann Intensive Care · 2020-09-14
一句话结论在高危创伤ICU患者中,重症医师床旁加压超声与血管超声技师DUS筛查近端下肢DVT一致性高(Kappa 0.77),但敏感性仅69%,漏诊均为非闭塞性血栓且多与股静脉中心导管相关。

该前瞻性观察研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Alfred医院创伤ICU连续纳入ISS>12且存在DVT高危因素的成人重创患者,比较重症医师床旁加压超声(IP-CUS)与血管超声技师双功超声(DUS)筛查近端下肢DVT的一致性。117例患者共184对扫描纳入分析,IP-CUS与DUS总体一致率96.7%,Cohen Kappa 0.77(95%CI 0.59-0.95),重复测量ICC 0.76(0.69-0.81)。IP-CUS敏感性69%、特异性99%,5例假阴性均为非闭塞性血栓且60%与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近端DVT发生率13.6%,下肢DVT总发生率22.2%。作者结论为两者一致性高,但需大型多中心研究确认。

要点

  • 在高危创伤ICU患者中,重症医师床旁加压超声与血管超声技师DUS筛查近端下肢DVT的Cohen Kappa为0.77(95%CI 0.59-0.95),总体一致率96.7%。
  • IP-CUS敏感性69%(95%CI 41.3-89)、特异性99%(95%CI 96.7-100),5例假阴性均为非闭塞性血栓,其中3例(60%)与股静脉中心导管相关。
  • 近端下肢DVT发生率为13.6%(16/117),发生率2.6例/100患者日;下肢DVT总发生率22.2%,发生率4.4例/100患者日。
  • 所有诊断的DVT均无症状,近端DVT出现的中位时间为3.5天,提示高危创伤患者需早期并重复筛查。
  • IP-CUS平均耗时8.8分钟,DUS平均12.8分钟,两者平均差4.1分钟(95%CI 3.38-4.76,p<0.01)。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连续收治的成人(年龄≥18岁)重创患者(损伤严重度评分ISS>12)入住ICU,且至少具备以下一项:抗凝延迟或预计延迟超过2天、脊髓损伤、腿部骨折、骨盆骨折(孤立耻骨支除外)、重型颅脑创伤、潜在DVT危险因素(静脉血栓栓塞史、易栓症或活动性恶性肿瘤)。
  • 排除已知DVT或无法行DUS者(如半骨盆截肢),以及健康信息数据库标注不愿被研究接触者、已参加不允许共同入组的研究者、主治医师认为入组不符合患者最佳利益者(如开放伤口、近期植皮、脱套伤)。
  • 研究场景为澳大利亚墨尔本Alfred医院(一级创伤中心)的45张床位四级监护ICU,2015年2月至11月。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IP-CUS方案:在腹股沟皱褶、大隐静脉股静脉交界处、股静脉与股深静脉汇合处3点压迫股总静脉;股静脉沿血管每2cm压迫;在膝皱褶和胫静脉汇合处2点压迫腘静脉。
  • 压迫至静脉壁完全贴合或伴行动脉变形而静脉不塌陷提示DVT;若见明确血栓则不施加压迫。
  • 检查前将床调至30度反Trendelenburg位并外旋下肢(若无禁忌)。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血管实验室超声技师在入ICU后96小时内完成首次下肢DUS,此后每周两次,直至诊断DVT、死亡或转出ICU。
  • IP-CUS在DUS之前或之后立即进行,使用Philips Sparq超声仪及4-12MHz宽带线阵探头,采用Kory等描述的加压技术评估近端静脉。
  • 操作者互盲;结果不一致时由血管超声技师当日重复DUS并由血管影像专家仲裁,仲裁结果用于最终一致性分析。
  • 仅当延迟告知结果可能造成伤害(如见活动性血栓舌)时,操作者立即通知ICU治疗团队;否则按常规经电子病历接收血管实验室报告。
  • 16例近端DVT中5例置入下腔静脉滤器、5例接受肝素或依诺肝素治疗性抗凝,其余随访DUS未针对DVT治疗;13例远端DVT中仅2例接受全剂量抗凝,其余接受预防剂量依诺肝素加随访DUS,3例置入下腔静脉滤器预防肺栓塞。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所有诊断的DVT均无症状,不能依赖症状触发筛查。
  • 5例IP-CUS假阴性均为非闭塞性血栓,3例(60%)位于股总静脉、2例(40%)位于股静脉,其中3例(60%)与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栓。
  • 1例因广泛下肢损伤和体位受限,操作者备注「难以完成」扫描。
  • 2例(1.7%)发生肺栓塞,均为段性肺栓塞;远端DVT组无肺栓塞发生,本研究无肺栓塞相关死亡。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前瞻性观察研究,单中心,117例患者共193对扫描,排除7次ICU医师报告不确定的扫描和2次已诊断DVT后的重复扫描,最终184次扫描进入一致性分析。
  • 患者中位年龄47岁(IQR 28-68),男性77%,平均ISS 27.5(SD 9.53),中位APACHE II 14(10-19),中位ICU住院时间6.6天(IQR 3.2-11.6)。
  • IP-CUS与DUS总体一致率96.7%(95%CI 94.15-99.33),Cohen Kappa 0.77(95%CI 0.59-0.95),重复二分类测量ICC 0.76(95%CI 0.69-0.81);未仲裁的初始DUS结果Kappa为0.55(0.30-0.80)。
  • IP-CUS敏感性69%(95%CI 41.3-89)、特异性99%(95%CI 96.7-100)、阳性预测值92%(60.3-98.8)、阴性预测值97%(94.2-98.6)。
  • 近端DVT 16例(13.6%),发生率2.6例/100患者日(95%CI 1.61-4.28);下肢DVT共26例(22.2%),发生率4.4例/100患者日(95%CI 3.08-6.55);近端DVT中位出现时间3.5天(IQR 2.44-7.09)。
  • 16例近端DVT中11例(69%)位于右侧,7例(44%)为中心导管相关血栓,中位长度2cm(IQR 2-5),最常见部位为股总静脉(13例,81%),4例(25%)累及多个静脉段,94%血栓固定且非闭塞。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作者结论为IP-CUS与DUS在高危创伤ICU患者近端下肢DVT筛查中一致性高,需大型多中心研究确认。
  • 局限:单中心研究;未评估远端下肢DVT的一致性,结果不能外推至远端下肢DVT。
  • 局限:DVT发生率低,小样本量可能存在2型错误;事后分析显示180对扫描足以在80%把握度、假定零假设Kappa为0.40时检测到有统计学意义的Kappa(p≤0.05)。
  • 局限:因对已诊断DVT患者重复IP-CUS可能增加肺栓塞风险,未能评估组内可靠性。
  • 局限:未筛查近端上肢DVT(如颈静脉、锁骨下静脉),总体DVT发生率可能高于本研究报告值。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在高危创伤ICU患者中,重症医师床旁加压超声可作为DVT筛查工具,与血管超声技师DUS一致性高(Kappa 0.77),但敏感性69%意味着阴性结果不能完全排除非闭塞性血栓。
  • 作者指出漏诊主要见于扫描部位有中心静脉导管的患者,提示股静脉导管处血栓可能被操作者归因于导管不可压迫而漏诊,需特别注意。
  • 作者指出由于金标准对比静脉造影不可及,DUS本身也可漏诊,敏感性/特异性并非评估新试验的最佳方法,无金标准时主要一致性指标为Cohen Kappa。
  • 作者认为需要大型多中心研究来确认这些发现。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已发表的重症超声指南推荐ICU医师使用2点加压超声(股总静脉和腘静脉)诊断DVT(grade 1B)。
全文中译12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Ann Intensive Care. 2020 Sep 14;10:122. doi: 10.1186/s13613-020-00739-8

背景

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是重症监护病房(ICU)成年创伤患者的常见并发症[1–3]。在未进行预防的情况下,40–80%的创伤患者会发生DVT,即使进行了预防,风险仍然存在[3–6]。由于出血风险增加,用于DVT预防的抗凝治疗可能会被长时间暂缓,尤其是对于合并创伤性脑损伤、骨盆损伤或脊髓损伤的患者。指南建议对无法进行预防的患者进行DVT筛查[5, 7]。在临床实践中,DVT筛查使用静脉双功能超声(DUS)进行,尽管对比静脉造影是金标准,因为DUS避免了辐射和造影剂暴露[8–11]。

通常,DUS由血管超声技师操作,由放射科医生或血管科医生出具报告。然而,DUS耗时、昂贵,并且在安排检查和获取报告方面存在固有的延迟[5, 12, 13]。因此,人们对由医生操作的压迫超声检测DVT的兴趣日益增加。来自急诊科和门诊环境的研究表明,由医生进行的2点或3点压迫超声与DUS相比具有相似的诊断准确性[14–16]。

已发表的重症监护超声通用指南建议ICU医生应使用2点压迫超声(在股总静脉和腘静脉处)来诊断DVT(1B级)[17, 18]。然而,仅在ICU环境中进行了两项研究,且这些研究未纳入创伤患者[19, 20]。在这两项研究中,压迫超声均在疑似DVT或肺栓塞的患者中进行。此外,在Caronia等人的研究中,未使用适当的统计技术来校正重复扫描。创伤患者不同于内科或外科ICU或急诊科患者——由于药物预防经常被暂缓,其DVT风险较高。因此,他们需要反复进行筛查扫描以诊断DVT。目前尚不清楚压迫超声是否可在该环境中用作筛查试验。

为了评估压迫超声筛查在ICU高DVT风险创伤患者中的准确性,我们进行了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比较由重症监护医生操作的压迫超声(IP-CUS)与DUS诊断下肢近端深静脉血栓形成(PLEDVT)的效果。我们的主要无效假设是DUS与IP-CUS在诊断ICU高危创伤患者PLEDVT方面具有一般一致性。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评估高危创伤患者下肢DVT的发生率。

方法

我们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维多利亚州的主要创伤中心Alfred医院进行了这项前瞻性研究,时间为2015年2月至2015年11月。Alfred重症监护病房是一所550张床位医院中的45张床位的四级诊疗监护病房。每年ICU收治超过3000例患者,其中近三分之一为创伤后收治。

我们连续纳入了入住ICU的成年(年龄≥18岁)严重创伤(损伤严重度评分(ISS)>12)患者,这些患者至少存在以下情况之一:抗凝延迟(或预期延迟)超过2天、脊髓损伤、腿部骨折、骨盆骨折(除孤立性耻骨支骨折外)、重型创伤性脑损伤、潜在深静脉血栓(DVT)危险因素(静脉血栓栓塞症病史、易栓症或活动性恶性肿瘤)。我们排除了已知患有DVT或无法进行下肢加压超声(DUS)检查(例如后半骨盆截肢)的患者。此外,我们排除了在健康信息服务数据库中注明不愿被联系参加研究的患者、已参加一项不允许同时参加其他研究的患者,以及主治临床医生认为纳入不符合患者最佳利益的患者(例如开放性伤口、近期皮肤移植、脱套伤)。

用于血栓栓塞预防的详细本地指南见附录。如果存在DVT药物预防的禁忌证,则按照ICU指南使用序贯小腿加压装置和梯度压力袜。

通过查阅ICU和创伤单元的电子数据库及入院记录来识别患者。血管实验室超声技师在入院96小时内进行下肢DUS,此后在ICU期间每周两次。DUS包括压迫法、彩色多普勒和脉冲波多普勒以诊断DVT。研究使用Toshiba Aplio™ MX、400或500超声机(Toshiba Medical Systems Co Ltd,Otawara,Japan),采用5.8–7.6 MHz线阵探头。由血管影像专科医师(血管外科医生或血管内科医生)审阅扫描图像并出具报告。

IP-CUS在DUS之前或之后立即进行,使用Philips® Sparq(Philips Ultrasound,Bothell,WA,USA)机器和4–12 MHz频率的宽带线阵换能器(L12-4),采用标准扫描设置。我们使用Kory等人描述的IP-CUS技术评估近端静脉[19]。扫描包括在3个点(腹股沟皱褶、隐股交界处及股静脉与股深静脉汇合处)压迫股总静脉,以2 cm间隔压迫股静脉,以及在2个点(膝皱褶及腘静脉分叉为小腿静脉处)压迫腘静脉(图1)。ICU医师通过超声探头施加压迫,直至观察到静脉壁完全贴合或伴行动脉变形而静脉未塌陷,提示存在DVT。如有可见血栓,则不对该静脉施加压迫(图2)。在进行IP-CUS之前,如无禁忌,ICU医师将床体调整为反向Trendelenburg位倾斜30度并外旋患肢。对于每一对IP-CUS和DUS,两名操作者在扫描时均对另一方的结果设盲。如结果存在差异,血管超声技师于同日重复DUS,并由血管影像专家裁定结果。血管影像专家的裁定结果用于一致性的最终分析。只有当即使短暂延迟告知也可能造成伤害时(例如发现活动性血栓舌),操作者才将扫描结果告知治疗ICU团队。否则,他们按常规从血管实验室通过电子病历获取报告。治疗医师决定DVT的治疗及进一步检查如CTPA。患者继续接受每周两次的配对扫描,直至发生DVT、死亡或转出ICU。

九名ICU医师(五名顾问医师和四名重症监护超声研究员)实施了IP-CUS。其中四人持有诊断超声文凭(DDU(重症监护)),这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重症监护超声的最高资质,五人已注册DDU。DDU持有者和受训者分别具有≥4年和2–3年的重症监护超声操作经验。该中心是DDU(重症监护)培训中心,DDU(重症监护)培训课程包括使用二维、彩色多普勒和脉冲波多普勒诊断DVT[21]。为研究目的,ICU医师仅被允许使用压迫超声。如有需要,他们可使用彩色多普勒定位和识别血管,但不得用于其他目的。所有ICU医师在研究开始前接受了“一”小时的培训课程,以熟悉研究方案。

除扫描结果外,还收集了患者人口学资料、疾病严重程度评分以及与创伤、ICU和住院相关的数据。

图1 下肢深静脉示意图,显示压迫点。由重症监护医师执行的压迫超声扫描方案包括压迫股总静脉、股静脉和腘静脉。股总静脉压迫在腹股沟皱褶、隐股交界处(SFJ)及股静脉与股深静脉汇合处进行。股静脉压迫在汇合处下方沿静脉以2 cm间隔进行,腘静脉压迫在腹股沟皱褶处及小腿静脉汇合处进行。 查看原图 ↗
图2 一例经压迫超声确诊深静脉血栓(DVT)患者的超声图像。右股静脉短轴超声视图(a)显示附壁血栓(箭头)。右股浅动脉(b)可见于股静脉毗邻处。DVT:深静脉血栓形成。 查看原图 ↗

结局

主要结局为IP-CUS与DUS在检测近端下肢深静脉血栓(PLEDVT)方面的一致性。次要结局包括敏感性和特异性分析、近端及远端下肢DVT的发生率和发病率。

伦理与知情同意

Alfred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了本研究(10/14)。在超声检查和数据收集前,尽可能从患者或其近亲处获得知情同意;否则,根据《1986年监护与行政管理法》通过程序授权允许入组。

统计分析

连续变量根据数据类型和分布采用均数和标准差或中位数及第25和第75四分位数进行汇总。分类变量以计数和百分比表示。采用Cohen's Kappa汇总IP-CUS与DUS诊断PLEDVT的一致性。95%置信区间采用Fleiss建议的标准误计算法计算。Kappa的解释基于Landis和Koch的分类[22]。为考虑同一患者的重复超声检查,进一步分析通过拟合线性混合模型进行,以操作者(ICU医师或血管超声技师)、扫描次数及操作者与扫描次数的交互作用作为固定效应;以患者、患者与扫描次数的交互作用作为随机效应,并计算二分类重复测量的组内相关系数[23, 24]。统计分析使用Stata SE 15.0(StataCorp,美国德克萨斯州)和SAS 9.4(SAS Institute,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卡里)进行。

结果

研究期间共有117例患者完成了193对扫描。46例(39%)患者在研究期间进行了不止一对DVT扫描。ICU医师报告为DVT不确定的7次扫描以及已在先前扫描中确诊DVT的患者的2次重复扫描(方案违背)被排除。因此,最终一致性分析纳入来自117例患者的184次扫描。

表1显示了患者人口统计学资料、疾病严重程度评分、深静脉血栓(DVT)预防措施及其他重症监护病房(ICU)特征。研究人群以男性为主(77%),中位(IQR)年龄为47(28–68)岁。创伤性脑损伤(TBI)是最常见的损伤类型(50%)。平均(SD)损伤严重度评分(ISS)为27.5(9.53),中位(IQR)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估(APACHE)II评分为14(10–19)。DVT的主要危险因素是股静脉中心静脉导管(CVC)的存在,26例患者(22%)留置了该导管。小腿压迫装置或弹力袜是用于DVT预防的最常见物理辅助措施。近75%的患者接受机械通气——中位(IQR)持续时间为5.4(2.4–9.5)天。大多数患者(104/117(89%))存活出院,中位(IQR)ICU住院时间为6.6(3.2–11.6)天。

ICU医师进行的中位(IQR)检查次数为15(8–35)次扫描。首次扫描的中位(IQR)时间为2(1–5)天。IP-CUS扫描的平均(SD)时间为8.8(3.13)分钟。执行DUS的血管超声技师为资深血管超声技师。DUS(包括近端和远端静脉)的平均(SD)时间为12.8(4.12)分钟。ICU医师与血管超声技师所执行扫描的持续时间平均差异为4.1分钟(95% CI 3.38–4.76;p < 0.01)。然而,DUS时间包括近端下肢深静脉血栓(PLEDVT)和远端静脉DVT的诊断。

IP-CUS和DUS在184次扫描中均发现12例DVT。然而,在5次扫描中注意到了不一致——ICU医师诊断了DVT而DUS未予确认。裁定后确认其中4/5(80%)次扫描存在DVT。这些DVT主要与股静脉CVC相关。所有诊断的DVT均为无症状性。表2总结了裁定后ICU医师和血管超声技师所执行扫描的结果。因此,PLEDVT的发生率为13.6%(16/117),发病率为每100患者日2.6例(95% CI 1.61–4.28)。有13例经DUS诊断的远端下肢DVT,其中3例同时存在PLEDVT。因此,下肢DVT的发生率为22.2%(26/117),发病率为每100患者日4.4例(95% CI 3.08–6.55)。PLEDVT发生的中位(IQR)时间为3.5(2.44–7.09)天。

在16例发生PLEDVT的患者中,5例接受了下腔静脉(IVC)滤器置入,5例接受了肝素或依诺肝素治疗性抗凝。其余患者使用DUS进行随访,未接受任何DVT治疗。2例患者(1.7%)发生肺栓塞(PE),均为段性PE。在13例诊断为远端下肢DVT的患者中,仅2例接受了全剂量抗凝。其余患者接受预防剂量依诺肝素并配合随访DUS。3例患者置入IVC滤器以预防PE。远端下肢DVT组中无患者发生PE。本研究中无因PE导致的死亡。

表1 研究中患者的人口学和临床特征 查看原表 ↗
表2 重症监护医师执行的压迫超声检查结果与多普勒超声裁定结果的交叉制表 查看原表 ↗

DUS上DVT的特征

在16例深静脉血栓(DVT)患者中,11例(69%)为右侧DVT,7例(44%)伴有中心静脉导管(CVC)相关血栓。中位(IQR)长度为2(2–5)cm。DVT最常见的位置是股总静脉(13例(81%)),其次是股静脉(4例(25%)、股深静脉(2例(12.5%))和髂外静脉(2例(12.5%))。4例(25%)在多于一个静脉节段存在DVT。几乎所有血栓(94%)为固定且非闭塞性。

ICU医师与血管超声技师之间的一致性

经裁定后,184次扫描中178次(百分比一致性(95% CI):96.7(94.15–99.33))的IP-CUS结果与DUS一致。一致性的Cohen's Kappa为0.77(95% CI 0.59–0.95),提示ICU医师与血管超声技师在DVT诊断方面具有显著一致性。对于初始血管超声技师DUS未经裁定的结果,Cohen's Kappa为0.55(0.30–0.80),提示中等一致性。使用线性混合模型计算以考虑重复测量的组内相关系数为0.76(0.69–0.81),提示两种方法之间一致性良好。

6次扫描中发生的错误分类是由于5次假阴性和1次假阳性扫描,导致敏感性为69%(95% CI 41.3–89)、特异性为99%(95% CI 96.7–100)、阳性预测值为92%(60.3–98.8)、阴性预测值为97%(94.2–98.6)。所有假阴性病例均为非闭塞性DVT——3例(60%)位于股总静脉,2例(40%)位于股静脉。3次扫描(60%)为同一患者的重复扫描,3次扫描(60%)伴有CVC相关血栓。在1例患者中,因广泛下肢损伤和体位受限,重症监护医师评论该扫描“难以进行”。5次假阴性扫描由4名ICU医师漏诊——每名漏诊1例,1名医师漏诊2例。假阳性扫描是由于在左侧大隐静脉股静脉交汇处将股动脉误判为静脉。

讨论

据我们所知,这是来自大型创伤中心的第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探讨了在DVT筛查背景下IP-CUS与DUS之间的一致性。我们发现这两种方法之间具有显著一致性(Cohen's Kappa 0.77(95% CI 0.59–0.95),二分类重复测量的ICC为0.76(95% CI 0.69–0.81))。

此前有两项ICU研究探讨了重症监护医师与血管超声技师执行DUS之间的一致性问题。这两项研究均纳入了疑似DVT诊断或PE的患者。第一项研究由Kory等开展,是一项在多中心医学、外科和心胸ICU中针对疑似DVT、PE或两者兼有患者的研究,比较了接受重症超声培训的重症监护医师与正式血管DUS之间的一致性[19]。在128对配对扫描中,他们发现敏感性为86%、特异性为96%,诊断准确性为95%。在第二项由Caronia等开展的研究中,是一项在医学ICU或中间监护病房中针对疑似DVT患者的单中心研究,比较了由接受2小时聚焦血管超声模块培训的住院医师执行的2点加压超声与DUS之间的一致性[20]。报告的敏感性为63%,较低,Caronia等得出结论认为2点加压超声不足以诊断DVT。

我们69%的敏感性结果与Caronia等人的研究相当。然而,他们的研究使用了2点压迫法,仅对股总静脉和腘静脉施加压迫。因此,他们的研究遗漏了股静脉深静脉血栓(DVT),导致敏感性较低。相比之下,我们采用了Kory等人建议的方案,该方案包括对股静脉以及股总静脉和腘静脉进行压迫。我们注意到,IP-CUS遗漏的所有病例均为非闭塞性DVT,且位于股总静脉或股静脉。大多数患者为CVC相关DVT。值得注意的是,血管DUS遗漏了4例DVT,其中3例 also 为CVC相关DVT。在Kory等人的研究中,股部CVC部位被排除,而Caronia等人的研究未提及扫描部位的CVC。同样,既往急诊科和门诊研究中均无股部CVC患者。我们只能推测,股部CVC的存在可能使IP-CUS操作更加困难,且DVT部位不可压缩性可能被操作者归因于CVC而非DVT,从而导致IP-CUS诊断DVT的敏感性降低。

在创伤患者DVT的流行病学方面,我们的研究与Hamada等人的研究相当。他们使用DUS筛查方法研究了DVT的发病率和危险因素,该方法对所有连续创伤患者的上肢和下肢均使用了二维、彩色和连续波多普勒[3]。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下肢DVT的平均发病率为每100患者日4.4例(30.8%患者-周)。该发病率高于Hamada等人报告的18%患者-周的平均发病率。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纳入了DVT高风险的成人严重创伤患者,其中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药物预防。这一原因也可能解释了我们研究中DVT出现的中位时间为3.5天,远早于Hamada等人报告的中位时间6天。与Hamada等人的发现相似,我们在CVC置入部位发现了更多DVT。

本研究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诊断DVT的金标准检查——对比静脉造影——不易获得。因此,急诊科和ICU环境中的大多数研究均使用由超声技师操作、放射科医师报告的DUS结果作为诊断DVT的金标准。然而,正如我们在本研究所展示的,DUS也可能遗漏DVT。如果我们的研究中没有裁定步骤,我们研究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将会低得多。因此,使用敏感性和特异性——即在新检查与金标准检查比较时所用的检验——并非正确的方法。当金标准不可用时,主要的一致性方法是Cohen's Kappa。急诊科和ICU环境中仅有少数研究报告了Kappa统计量[20, 25, 26]。

研究的优势

我们采用了标准化方案,并使用标准定义来识别有深静脉血栓(DVT)高危风险的创伤患者,并连续招募患者以尽量减少偏倚。每两周在标准工作日进行一次扫描,配对扫描紧接彼此进行,以尽量减少因栓塞或DVT形成导致的不一致。执行IP-CUS研究的ICU临床医生包括经验丰富的顾问医生和具有1年以上扫描经验的超声研究员。当ICU临床医生与DUS报告之间在DVT发现上存在差异时,我们还设有裁定步骤。我们允许重复扫描,因为创伤后入住ICU的患者在住院期间需要多次扫描以筛查DVT。此外,与既往研究不同,我们在分析中对重复测量进行了调整,以获得精确的一致性估计。

局限性

我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一项单中心研究。然而,该研究是在DVT高危风险的创伤患者人群中进行的,这使其适用于治疗类似患者群体的其他创伤科室。我们没有考察远端下肢DVT的一致性。因此,结果不能外推至包括远端下肢DVT。DVT发生率较低,由于样本量小,可能存在2型错误。然而,在事后分析中,我们发现180次配对扫描足以在以80%把握度、并假设Kappa零假设值为0.40的情况下检测到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Kappa值(p ≤ 0.05)[27]。在我们的研究中无法评估诊断DVT的评估者内信度,因为对已诊断DVT的患者重复进行IP-CUS可能存在肺栓塞风险。DVT的总体发生率可能高于我们研究中报告的发生率,因为我们没有寻找近端上肢DVT(例如颈静脉、锁骨下静脉)。

结论

在高危多发伤患者中筛查DVT时,IP-CUS与血管超声技师DUS之间具有实质性一致性。差异主要见于扫描部位置有中心静脉导管的患者。未来需要进行大型多中心研究以证实这些发现。

参考来源

  1. Roberts L, Rozen T, Murphy D, et al.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ntensivist-performed DVT ultrasound screening in trauma ICU patients (APSIT Study). Ann Intensive Care. 2020. PMID: 32926245. doi:10.1186/s13613-020-00739-8
  2. 全文:PMC7490313(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490313/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