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与共识复苏、休克与脓毒症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创伤与烧伤

围手术期与重症监护中的静脉液体治疗:国际液体学会(IFA)执行摘要

Intravenous fluid therapy in the perioperative and critical care setting: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Fluid Academy (IFA).
PubMed 文献 · Ann Intensive Care · 2020-05-24
一句话结论国际液体学会(IFA)指出静脉液体应视为药物,遵循4D原则,优先使用平衡晶体液,并按R.O.S.E.四阶段动态管理,以避免液体过负荷。

本文为国际液体学会(IFA)关于围手术期与重症监护静脉液体治疗的执行摘要。文中提出液体治疗应像抗生素一样遵循4D原则(药物、剂量、疗程、降阶梯),在晶体液中优先选择平衡溶液以减少酸碱失衡和氯负荷,可能预防肾功能障碍。液体过负荷与不良预后相关,围手术期和ICU应采用限制性持续给药联合目标导向的液体冲击策略,后期可能需要主动降阶梯方案。R.O.S.E.概念(复苏、优化、稳定、排泄)概括了液体治疗的动态方法,以最大化获益并最小化危害。

要点

  • 静脉液体应视为药物,遵循4D原则:药物、剂量、疗程、降阶梯,无标准治疗剂量,时机和给药速率同样重要。
  • 晶体液中平衡溶液限制酸碱改变和氯负荷,应优先使用,可能预防肾功能障碍;高氯负荷即使低剂量也可能对肾功能有害。
  • 围手术期目标为维持有效循环血容量同时避免液体过负荷和脱水,液体平衡尽可能接近零;液体潴留超过2.5L与术后并发症相关。
  • ICU中液体过负荷与不良预后相关,R.O.S.E.概念(复苏、优化、稳定、排泄)概括动态液体治疗,后期可考虑主动降阶梯方案。
  • 脓毒症休克中白蛋白作为纠正低白蛋白血症的药物(目标≥30 g/L)可能降低死亡风险(RR 0.87,95%CI 0.77–0.99),但为事后分析,需谨慎解读。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围手术期患者:术前存在因饮水不足、肠道准备、应激反应相关重大炎症及可能出血导致的液体缺失,临床方法难以检测脱水。
  • 重症监护患者:脓毒症、急性肺损伤、创伤或烧伤等毛细血管通透性改变的患者,液体过负荷风险更高。
  • 烧伤患者:急性烧伤复苏,采用Parkland公式4 ml晶体液/kg/%总体表面积/24h,前8小时给一半,目标尿量1 ml/kg/h。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液体治疗三个主要适应证:复苏(纠正血管内容量不足或急性低血容量)、替代(纠正无法经口摄入补偿的现有或发展中的缺失)、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但不能/不允许饮水的患者,覆盖每日水和电解质需求)。
  • 平衡溶液两类标准:(1)对酸碱平衡影响最小,体内强离子差(SID)接近24–29 mEq/L;(2)氯含量正常或低于正常(Cl− ≤ 110 mEq/L)。
  • 液体冲击四要素(TROL):液体类型(如平衡晶体液PlasmaLyte)、速率(10分钟内100–200 mL)、目标(如正常动脉压或心率)、限制(如高中心静脉压水平)。
  • 降阶梯/去复苏5步骤:(1)定义临床终点(如氧合改善);(2)设定液体平衡目标(如24小时负平衡1 L);(3)设定灌注和肾脏安全预防措施(如血管升压药需求、血清肌酐升高25%);(4)24小时后重新评估除非达到安全限;(5)相应调整计划。
  • 晚期保守液体管理定义为ICU入住第一周内连续2天负液体平衡,是ICU患者生存的独立预测因子。
  • 开始去复苏前需确保液体复苏指征不再存在(如无血管升压药、无乳酸、静脉血氧饱和度充足)。
  • 烧伤Parkland公式:4 ml晶体液/kg/%总体表面积/24h,前8小时给一半,目标尿量1 ml/kg/h;第二个24小时允许胶体,根据尿量调整复苏量(尿量充足时逐渐减少)。
  • 创伤大出血复苏:推荐浓缩红细胞:血浆:血小板比例为1:1:1;离子钙水平应>1.0 mmol/L。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液体复苏阶段(R/S):快速液体冲击,通常3–4 mL/kg在10–15分钟内给予,必要时重复,通常联合血管升压药;同时进行解决明显病因的紧急操作并启动血流动力学监测;此阶段液体平衡必须为正。
  • 优化阶段(O):液体冲击按TROL原则(类型如平衡晶体液PlasmaLyte、速率10分钟100–200 mL、目标如正常动脉压或心率、限制如高中心静脉压水平)个体化给予并定期重新评估。
  • 去复苏/降阶梯:可选用白蛋白联合利尿剂(20%白蛋白使血清白蛋白达30 g/L,呋塞米60 mg弹丸式后以10 mg/h持续输注),并联合序贯应用PEEP对抗腹内压;肾脏替代治疗和积极超滤可用于特定患者实现负液体平衡。
  • 围手术期ERAS方案:推荐输注平衡晶体液1–3 ml/kg/h,仅根据术中测量丢失量或外周灌注评估(如目标导向液体限制)给予额外液体冲击。
  • 脓毒症休克白蛋白:ALBIOS研究中白蛋白补充28天以维持白蛋白浓度≥30 g/L,作为纠正低白蛋白血症的药物而非复苏液体。
  • 创伤大出血:应主动而非被动复苏,联合给予浓缩红细胞、血浆、血小板和冷沉淀;应最小化清亮复苏液体的使用。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液体过负荷:围手术期液体潴留超过2.5L与术后并发症相关;ICU中正液体平衡与脓毒症休克患者死亡率增加独立相关。
  • 高氯血症:NaCl 0.9%引起剂量依赖性酸中毒和高氯血症,可能减少肾灌注;健康志愿者1小时内接受2 L生理盐水较Plasma-Lyte显著降低肾动脉血流速度、肾皮质组织灌注和尿量,增加血管外液体蓄积。
  • 烧伤过度复苏: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已成为烧伤护理中更突出的问题。
  • 去复苏过度:长期可能导致神经功能障碍。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SPLIT研究: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试验,2092例ICU患者,比较平衡与不平衡液体,主要结局急性肾损伤发生率无显著差异;研究中位液体量仅2 L/90天,两组入组前24小时内均接受中位1.0–1.2 L PlasmaLyte。
  • SMART试验:单中心5个ICU,15802例患者随机接受NaCl 0.9%或平衡溶液(Plasma-Lyte A或乳酸林格氏液),主要结局30天内主要不良肾脏事件(死亡、新肾脏替代治疗或持续肾功能障碍的复合终点)小幅差异 favoring 平衡溶液;住院死亡率无降低,肾脏替代治疗发生率2.5% vs 2.9%(p=0.08)和持续肾功能障碍发生率6.4% vs 6.6%(p=0.60)均未达统计学显著。
  • ALBIOS研究:意大利大型随机对照试验,严重脓毒症患者随机接受20%白蛋白+晶体液或单用晶体液,白蛋白补充28天维持白蛋白≥30 g/L;90天死亡率41.1% vs 43.6%无差异,总体器官衰竭评分无差异;脓毒症休克亚组白蛋白补充者死亡风险较低(RR 0.87;95%CI 0.77–0.99),但为事后分析。
  • HES系统评价:13项随机试验,外科危重患者中HES与晶体液比较,死亡率(RR 2.97;95%CI 0.96–9.19;I²=0%)、肾脏替代治疗需求(RR 1.11;95%CI 0.26–4.69;I²=34%)和主要感染并发症(RR 1.19;95%CI 0.59–2.39;I²=0%)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纳入试验太小无法得出确切结论。
  • FLASH试验:大型腹部手术患者,14天内死亡或主要术后并发症复合结局无显著差异。
  • TOPMAST试验:成人大型胸科手术,等渗维持液与低渗液比较,等渗液与显著更大的正累积液体平衡相关(含154 vs 54 mmol/L钠的液体估计多正平衡1.4L)。
  • 500家美国医院大型队列:成人结肠、直肠或初次髋/膝关节手术,手术日宽松液体管理与更差结局相关(所有患者总费用和住院时间增加),结直肠手术患者术后肠梗阻增加;限制性液体使用(体积最低25%)也与更差结局相关。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国际液体学会(IFA)执行摘要,基于文献综述和专家共识。
  • SPLIT为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试验,SMART为单中心5个ICU随机对照试验,ALBIOS为大型意大利随机对照试验,FLASH为大型随机对照试验,TOPMAST为随机对照试验,HES系统评价纳入13项随机试验。
  • 局限:SPLIT研究中位液体量仅2 L/90天,两组入组前均接受PlasmaLyte,可能抵消低剂量NaCl 0.9%效应;SMART研究中两组液体量极小(中位1 L),住院死亡率无降低;ALBIOS脓毒症休克亚组结果为事后分析而非预设分析,需谨慎解读;HES系统评价纳入试验太小无法得出确切结论;关于淀粉使用的争论仍需更多数据;烧伤高渗盐水假说需进一步研究确认;平衡溶液与生理盐水在扩容效果上的差异需进一步阐明。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晶体液选择:在需要大量静脉液体的患者中,使用平衡溶液可避免液体诱导的代谢性酸中毒和过多氯负荷,似乎合理;低血容量性低钠血症或低氯性代谢性碱中毒患者可直觉选择生理盐水;其他情况下选择NaCl 0.9%而非平衡溶液的最重要原因可能是经济性;患者血清氯浓度是决定合适液体类型的重要因素。
  • 围手术期:适当的液体管理维持充分器官灌注同时限制液体给药应作为标准治疗;算法驱动的围手术期液体方案可改善患者结局。
  • ICU:液体冲击应仔细进行并考虑TROL四要素;去复苏/降阶梯在后期阶段可能必要,但需确保复苏指征不再存在后开始,并注意过度去复苏可能长期导致神经功能障碍。
  • 创伤:大出血复苏应主动给予血制品而非大量晶体液;过度输血与不必要并发症相关。
  • 烧伤:平衡晶体液优先于NaCl 0.9%以避免高氯性代谢性酸中毒;白蛋白作为辅助治疗在烧伤复苏中提供有希望的数据。
  • 作者认为:不推荐盲目遵循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对所有患者第一小时给予30 ml/kg液体,可能导致部分患者过度或不足复苏,每位患者需要个体化方法。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国际液体学会(International Fluid Academy, IFA)执行摘要,发表于Annals of Intensive Care。
全文中译27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Ann Intensive Care. 2020 May 24;10:64. doi: 10.1186/s13613-020-00679-3

引言

静脉输液已在临床应用超过一个世纪,然而医学和科学界直到最近才开始认识到审慎液体管理的重要性、必须像对待我们开具的任何其他药物一样对待它们[1–4],以及它们可能伴随的相当大的副作用[5, 6]。

静脉输液给药有三大主要适应证[1, 4, 7–9]:复苏、替代和维持。复苏液体用于纠正血管内容量不足或急性低血容量;替代溶液用于纠正现有或正在发展的、无法仅通过口服摄入代偿的缺失[6];维持溶液适用于血流动力学稳定但无法/不被允许饮水以覆盖其每日水和电解质需求的患者[10, 11]。除这些经典适应证外,作为药物稀释剂给予以及为保证导管通畅所给液体的数量相关性——即所谓的液体蔓延——最近也受到强调[12, 13]。

尽管使用静脉输液是医学中最常见的干预措施之一,但理想的液体并不存在。鉴于最新证据,有必要重新评估围手术期和重症监护环境中应如何使用静脉输液。在此,我们呈现国际液体学院(https://www.fluidacademy.org)关于该领域的执行摘要。

液体管理的4个D

与抗生素类似,液体治疗的4个D需要考虑(表1)[4]。

表1 抗生素与液体治疗的4个D之间的类比 管理。改编自Malbrain M.L.N.G.等[4],经许可 查看原表 ↗

药物

液体是具有适应证、禁忌证和副作用的药物。不同的适应证需要不同类型的液体,例如,复苏液体应侧重于快速恢复循环容量;替代液体必须模拟已丢失的液体;维持液体必须提供基础电解质和葡萄糖以满足代谢需求。

剂量

正如Paracelsus所言,剂量决定毒性。然而,时机和给药速度对液体同样重要[14, 15]。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药物不同,液体没有标准治疗剂量。

持续时间

液体治疗的持续时间至关重要,当休克缓解时必须逐渐减少容量。然而,尽管液体复苏的“启动触发因素”相当明确,临床医生对液体复苏的“停止触发因素”认识较少。

降阶梯

液体治疗的最后一步是在不再需要液体时停止/撤除液体,从而降低液体过负荷及相关有害效应的风险[16]。

平衡溶液

基础知识

静脉“平衡”溶液包括对细胞外液稳态影响最小、尤其是对酸碱平衡和电解质浓度影响最小的晶体液和胶体液[3]。此外,“平衡”一词最近也被应用于低氯含量(Cl−)的液体。因此,平衡溶液有两个主要类别(表2):(1)对酸碱平衡影响最小的液体,其电解质含量具有接近24–29 mEq/L的体内强离子差(SID),即有机阴离子代谢后的SID;(2)具有正常或低于正常Cl−含量(Cl− ≤ 110 mEq/L)的液体。

根据酸碱平衡的定量方法[17, 18],独立调节生物体液pH的三个变量是:(1)二氧化碳分压(PCO2);(2)非挥发性弱酸浓度(ATOT);(3)强离子差(SID),定义为所有强阳离子之和与所有强阴离子之和的差值[19]。这些原理明确提示,静脉输液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影响pH:(i)溶液特有的电解质成分,从而改变细胞外室的SID;(ii)输注体积引起的稀释效应,从而降低ATOT浓度[20–22]。理想情况下,在PCO2恒定时,给药后能使血浆pH保持不变的液体应能平衡这些变化。近期研究明确表明,在这方面,理想的平衡溶液其体内SID应等于HCO3−的基线浓度[23]。如果输注液的SID大于血浆HCO3−,血浆pH将趋向碱中毒;如果输注液的SID低于血浆HCO3−,血浆pH将趋向酸中毒,0.9% NaCl即所谓“生理”盐水始终如此[24]。

如上所述,“平衡”溶液的定义还包括一类与0.9% NaCl相比Cl−含量较低(等于或低于110 mEq/L)的等张和近等张液体。然而,此类液体的最终成分,尤其是考虑晶体液时,将取决于(1)张力;(2)电中性;(3)SID。事实上,一种不改变酸碱平衡的等张平衡溶液(即SID接近24 mEq/L)必然具有>110 mEq/L的Cl−含量(如Sterofundin-ISO)。相反,SID为24 mEq/L且Cl−含量较低的液体必然呈轻度低张(如乳酸林格液)。最后,Cl−含量较低的等张液体必然具有较高的SID(如PlasmaLyte),从而产生碱化效应。

表2 可用于静脉给药的主要平衡溶液的电解质成分。经Langer等[21]许可改编 查看原表 ↗

支持平衡溶液的理由

根据临床情况,平衡溶液与非平衡溶液(0.9% NaCl)对血容量扩张的效应可能略有不同。事实上,在正常血容量健康志愿者中已描述了不同的动力学,显示平衡溶液相比0.9% NaCl血浆容量扩张约减少10%[25, 26]。另一方面,在近乎致命性失血性休克的实验模型中,与0.9% NaCl相比,恢复目标血压所需的平衡溶液剂量更低[27]。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凸显了一个事实:关于液体治疗的研究发现具有情况特异性,从脓毒症患者或实验模型获得的结果不应外推至所有情况。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且需要进一步阐明,但这两类药物之间存在若干明确的差异。首先,富氯的0.9% NaCl引起更高程度的剂量依赖性酸中毒和高氯血症,这可能有利于血管平滑肌收缩[28, 29],潜在地导致肾灌注减少。

当健康志愿者在1小时内接受2 L生理盐水或Plasma-Lyte时,与Plasma-Lyte相比,生理盐水显著降低了肾动脉血流速度、降低了肾皮质组织灌注、减少了尿量,并增加了血管外液体蓄积[30]。这些发现可能支持以下观点:高氯血症可能导致管球反馈增加和肾皮质灌注减少[31]。

事实上,一项基于美国保险数据的大规模倾向匹配观察性分析显示,在大型腹部手术第一天使用PlasmaLyte®而非0.9% NaCl可显著减少需要透析的肾衰竭[32]。除对肾灌注的影响外,0.9% NaCl因轻度高渗,很可能引起精氨酸加压素分泌增加。可以设想,这两种效应可能导致0.9% NaCl相较平衡溶液肾脏排泄更慢[33, 34]。事实上,更多液体会滞留在间质间隙,从而倾向于引起更多水肿[35, 36]。然而,高氯浓度可能扰乱的不只是肾功能;输注0.9% NaCl可在健康志愿者中引起腹部不适[37],并在老年手术患者中降低胃灌注[38]。

过去几年发表了两项比较平衡溶液与生理盐水使用的重要大型随机对照试验。SPLIT研究是第一项在2092例患者中开展的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在重症监护病房中比较平衡与不平衡液体。其主要结局,即急性肾损伤发生率,未显示显著差异[39]。尽管提供了高水平的证据,该试验并未给出 definitive 答案。事实上,研究液体的中位量在90天内仅为2 L。此外,两个研究组在入组前24小时内均接受了中位量1.0–1.2 L的PlasmaLyte,因此先前给予PlasmaLyte可能抵消了低剂量0.9% NaCl的效应,这是合理的。SMART试验是在单一学术中心的五个重症监护病房开展的一项大型研究[40]。共有15,802例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0.9% NaCl或平衡溶液(Plasma-Lyte A或乳酸林格液)。两组患者接受的液体量都极少:从入院至第30天或出院(以先发生者为准)的中位量为1 L。尽管晶体液量低得出人意料,作者仍发现主要结局存在小幅差异,即30天内主要不良肾脏事件发生率(死亡、新发肾脏替代治疗或持续性肾功能障碍的复合结局)有利于平衡溶液。从总体结局看,必须强调院内死亡率并未降低,肾脏替代治疗发生率(2.5% vs. 2.9%,p = 0.08)和持续性肾功能障碍发生率(6.4% vs. 6.6%,p = 0.60)均无统计学显著性。同一作者开展并发表于同期《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项类似研究SALT-ED试验,在非危重成人中发现主要不良肾脏事件发生率存在类似差异[41]。

总之,我们可以简单地使用平衡溶液来避免液体诱导的代谢性酸中毒和过量的氯化物负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量的氯化物给药可能对肾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即使在低剂量时也是如此。因此,使用平衡溶液,特别是在可能需要在静脉内输入大量液体的患者中,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务实选择[42]。相反,对于低血容量性低钠血症或低氯性代谢性碱中毒的患者,生理盐水可能是一个直观的选择。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选择0.9% NaCl而非平衡溶液的最重要原因可能是经济方面的。因此,患者的血清氯水平是确定合适液体类型的重要因素。

白蛋白

基础知识

白蛋白约占血浆蛋白含量的50%[43],是血浆胶体渗透压的主要决定因素,在调节微血管液体动力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4, 45]。白蛋白的正常血浆浓度范围为35至55 g/L,相当于约0.54–0.85 mmol/L,对应的体外压力约为9.2 mmHg。相比之下,体内胶体渗透压较低,因为即使在健康受试者中,内皮屏障对白蛋白的通透性也是可变的。尽管如此,根据Starling定律,胶体渗透压是抵消血管内静水压的力量,因此起着将水和中小分子溶质从间质重吸收到血管内空间的作用。白蛋白胶体渗透特性在调节微循环液体动力学中的关键作用似乎也适用于内皮糖萼层[46, 47]。这一凝胶状层衬于内皮管腔侧,被认为占血管内血容量的20%。目前对糖萼的认识是,它承载着许多对内皮功能至关重要的化合物,并介导若干关键生理过程,如维持血管屏障、止血、防止细胞黏附于内皮以及传递剪切应力[48]。然而,糖萼的作用仍在持续研究中,其作用和功能在未来可能需要修正[49]。值得注意的是,糖萼脱落发生在活性氧、高血糖、细胞因子和内毒素存在的情况下,因此在危重患者中很常见[50]。在液体稳态的背景下,糖萼脱落诱导的屏障功能丧失与水肿形成相关[51]。此外,已知液体治疗本身对内皮功能具有潜在的有害作用[27],可能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氧化应激。然而,风险可能与特定的临床背景有关。事实上,虽然容量负荷在外科患者和健康志愿者中未引起糖萼脱落[52, 53],但在脓毒性休克患者中,糖萼脱落的量与给予的液体量成正比[54]。

支持使用白蛋白的理由

ALBIOS研究是一项大型意大利随机对照试验,对白蛋白给药是否能改善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结局提出了一些提示[55]。严重脓毒症患者在初始早期目标导向复苏后,被随机分配接受20%白蛋白加晶体液或仅接受晶体液。在随机分配至白蛋白治疗的患者中,白蛋白补充持续28天,以维持白蛋白浓度≥30 g/L。尽管有一些有益的生理效应(前7天心率较低、平均动脉压较高、每日净正液体平衡较低),但在90天死亡率(41.1% vs. 43.6%)或总体器官衰竭评分方面均未观察到差异。然而,当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分析结果时,随机分配至白蛋白补充的脓毒性休克患者与仅接受晶体液者相比,死亡风险较低(相对风险0.87;95%置信区间—CI 0.77–0.99)。值得一提的是,该试验未将白蛋白用作复苏液体,而是作为纠正低白蛋白血症的药物。

反对白蛋白的理由

只要内皮屏障完整,胶体在血管内停留的时间应比晶体液更长,而危重患者往往并非如此[56]。鉴于最近关于人工胶体,尤其是羟乙基淀粉(HES)潜在不良反应的讨论,人们对白蛋白使用的兴趣重新兴起。然而,尽管有强有力的生理学依据和重大的科学努力[55, 57],迄今为止,尚无随机对照试验显示使用白蛋白进行液体复苏优于其他类型液体(包括晶体液)的任何显著获益[58]。一些报告甚至提示,在心脏手术环境中给予白蛋白可能与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相关[59]。如前所述,迄今为止最大的白蛋白试验之一ALBIOS研究报告,在脓毒性休克患者亚组中90天死亡率降低。然而,该结果基于事后分析而非预先设定的分析,因此应谨慎解读。两项正在进行的随机试验——ALBumin Italian Outcome Septic Shock-BALANCED试验(ALBIOSS-BALANCED)和脓毒性休克白蛋白替代治疗(ARISS)——的结果可能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答案。

显著的成本以及同样有效低成本替代品的存在,并不利于白蛋白,尽管对ALBIOS数据集的一项亚组分析可能提示,白蛋白输注在脓毒性休克患者中可能具有成本效益[60]。迄今为止,白蛋白的理论获益尚未得到可靠临床证据的支持,白蛋白的理由仍存在争议。

围手术期液体管理

围手术期液体治疗的目标,在维持有效循环血容量的同时,是避免液体超负荷和补液不足,同时使患者的液体平衡尽可能接近于零。尽管有此理论基础,外科患者接受5–10 L液体和600–1000 mmol钠的情况并不罕见,导致水肿和不良结局[61],这也因晶体液消除能力显著且依赖平均动脉压的降低而被促进[62, 63]。另一方面,传统上应用的夜间禁食和肠道准备会导致液体缺失。显然,当液体潴留超过2.5 L时,患者会出现术后并发症[32, 64]。当然,液体增加不仅取决于给予的液体量,还取决于肾脏排泄过多液体和盐的能力[32]。

术前液体管理

液体治疗不仅旨在补偿术中丢失,还应考虑术前发生的液体缺失,这些缺失由饮水不足、肠道准备、与应激反应相关的严重炎症以及可能的出血引起。然而,脱水通过临床方法难以检测。

许多研究检验了液体负荷是否能减少全身/区域麻醉诱导引起的低血压。然而,关于预负荷策略的结果令人沮丧[65, 66]。

术中液体管理

针对接受大手术的患者持续给予大量晶体液的情况,有人提出了“限制性液体”策略。例如,Brandstrup等在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中证明,更严格的方案与结直肠手术后更好的结局相关[61]。然而,该方案与过度的标准治疗(例如,因高晶体液量导致5 L正平衡)相比是限制性的[67]。因此可以设想,结局更好的组别更多受益于避免液体过量而非液体限制。由于使用了非常异质的定义,对该主题文献的解读受到阻碍[68]。然而,观察性研究明确表明,过多和过少的液体都与不良结局相关[69–72]。最近,一项来自500家美国医院的大型队列研究完成,纳入接受结肠、直肠或初次髋或膝关节手术的成年患者[72]。研究发现,手术当天宽松的液体管理与更差的结局(所有患者总费用和住院时间增加)以及结直肠手术患者术后肠梗阻发生率增加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有趣的是,作者还观察到限制性液体使用(按体积最低的25%)也与更差的结局相关。

在加速康复外科(ERAS)方案中,常见“术中液体限制”这一术语[73]。然而,也有其他替代术语,如“零平衡”或避免盐和水过量。方案主张输注1–3 ml/kg/h的平衡晶体液,并仅在根据手术中测得的丢失量或外周灌注评估(例如根据所谓的“目标导向液体限制”)判断需要时,额外给予液体推注[74]。总体而言,文献表明基于算法的围手术期液体管理方案可改善患者结局。

术后液体管理

术后患者的液体管理是其结局的关键决定因素。虽然恢复有效容量对这些患者至关重要,但液体管理不应损害愈合过程。因此,最佳液体管理应针对有效的中心血流动力学和组织灌注,同时避免净液体正平衡。理论上,胶体液相对于晶体液具有血浆扩容能力更高和血浆半衰期更长的优势。其理论缺点为延迟凝血时间和增加肾损伤风险。在随机试验中,胶体液累积剂量与晶体液累积剂量的比值大致范围为0.41至1[75]。在明显临床低血容量患者中,胶体液在改善心脏充盈压和心功能方面优于晶体液[76]。同样,在一项在急性低血容量危重症患者中进行的大型多国随机试验中,与晶体液相比,胶体液减少了血管升压药和呼吸机依赖[77]。最近一项关于外科危重症患者使用HES进行复苏的系统评价纳入了13项随机试验[78]。然而,该评价发现HES与晶体液在死亡率(风险比2.97;95% CI 0.96至9.19;I2 = 0%)、需要肾脏替代治疗(风险比1.11;95% CI 0.26至4.69;I2 = 34%)和主要感染性并发症(风险比1.19;95% CI 0.59至2.39;I2 = 0%)方面无统计学显著差异。值得一提的是,符合条件的试验规模太小,无法就此问题得出确切结论。

还应指出,关于淀粉的使用存在相反观点[79]。例如,已针对CHEST试验提出若干批评,这些批评仍需解决[80, 81]。此外,可以说在CHEST试验中,淀粉被给予并非低血容量的患者。另一方面,CRISTAL试验(其中70%的胶体组患者接受HES)得出结论:在严重脓毒症患者液体复苏初期,与NaCl相比,HES达到血流动力学稳定所需液体量显著更少,且两组不良事件无任何差异[77]。考虑到这些相反观点,关于低血容量危重症患者使用淀粉的持续争论仍需要更多数据。

在接受大型腹部手术的患者中,FLASH试验的近期结果显示,术后14天内死亡或主要术后并发症的复合结局无显著差异[82]。

在正在进行的研究结果出来之前,目前尚无足够数据禁止在外科重症监护病房使用胶体液。

许多接受手术的患者在术后一段时间内无法进食或饮水,需要维持性液体。近年来,关于这些溶液的张力问题出现了争论:尽管指南传统上推荐使用低张维持液,但儿科文献显示,低张维持液与症状性低钠血症发生率增加相关[83, 84]。近期在成人大型胸科手术中进行的随机对照TOPMAST试验发现,这些患者中该问题较轻。另一方面,等张维持液与明显更大的累积液体正平衡相关(估计在含154 mmol/L钠的液体相比含54 mmol/L钠的液体下正平衡多1.4L)[85]。

液体超负荷

围手术期液体超负荷的问题

在麻醉和手术期间,一定程度的血容量增多对于维持器官灌注是必要的。然而,麻醉诱导后给予的液体主要增加“非应激”血容量,因为麻醉会导致血管扩张。此时,需要额外补液以优化每搏输出量,即增加“应激”血管内容量[86]。许多临床医生仍将这种“湿”策略视为术中液体治疗的金标准[87],尽管血管内容量扩张确实存在一些危险。当输注液体超过麻醉诱导的血管扩张程度时,心肌做功和心脏压力会增加。此外,液体超负荷会降低胶体渗透压,加之心脏压力升高,可能促进肺水肿[88]。这些问题在心血管状态较差的患者中尤为 relevant。最后,血容量增多可能导致另一个重要效应:心房心肌纤维牵张引起心房利钠肽(ANPs)释放入循环[68, 89]。事实上,在快速输注晶体液后,ANP水平升高2至3倍[90–92],从而通过促进利钠和白蛋白毛细血管渗漏来减轻循环负担。

重症监护病房液体超负荷的问题

液体管理是重症患者血流动力学复苏的基石之一。多年来,给予多少液体一直是激烈争论的主题。过多液体可对多个器官系统产生有害后果,例如加重气体交换、肾功能和伤口愈合的恶化。当毛细血管通透性因炎症反应而改变时,例如在脓毒症期间,液体过负荷尤其容易发生。在多项针对不同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群体的研究中,液体正平衡与更差的结局相关[16, 93–95]。在脓毒性休克患者中,液体给予和液体正平衡与死亡率增加独立相关[93, 96]。同样,在大手术后入住ICU的患者中,液体平衡是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95]。事实上,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在急性肺损伤(ALI)患者中,以负液体平衡为目标的多模式限制性液体策略(PAL治疗)与结局改善相关[97]。

必须承认,液体正平衡可能是疾病的标志,而非纯粹的医源性或可预防的问题,并且假定欠复苏为默认立场将是错误的。事实上,由于液体给予不足导致的复苏不充分可能导致组织灌注较差,从而引起器官功能障碍和衰竭,尤其是在治疗的早期阶段。需要达到一种平衡,使每位患者根据其需求接受充分但不过量的液体。关键在于,不同患者将有不同的需求和基线液体状态,这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年龄、合并疾病和当前诊断。此外,必须考虑液体耐受性指标,如CVP、肺水、氧合和血红蛋白水平。液体需求在疾病过程中会有所变化。因此,液体必须根据个体患者开具;处方应定期审查并根据不断变化的临床阶段进行调整。因此,液体过负荷在ICU中是否是一个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提问的时机。在急性复苏/抢救阶段,液体给予是充裕的。虽然液体过负荷应始终受到关注,但液体正平衡是该阶段的一个特定目标。

去复苏/降阶梯是解决方案吗?

去复苏/降阶梯这一术语最早于2012年被提出[98],并最终于2014年被创造[16]。它特指“晚期目标导向液体清除”,其涉及“通过利尿剂和肾脏替代治疗以净超滤进行积极和主动的液体清除”。去复苏/降阶梯有时也被更宽泛地用于指代危重疾病阶段和/或危重患者的照护,即在初始复苏、稳定和优化之后。其特征是停止侵入性治疗和减少虚假的液体平衡。晚期保守液体管理定义为ICU入住第一周内连续2天负液体平衡,并且是ICU患者生存的独立预测因素[16]。

如前所述,液体过负荷和累积液体正平衡与发病率增加和结局恶化相关。首次打击(如感染、创伤等)后的自然病程是全身炎症反应,伴有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和器官功能障碍[98]。因此,液体过负荷和间质水肿的存在可能触发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休克退潮期(Ebb phase)[16]。在大多数患者中,休克逆转发生(通过正确的抗生素和适当的感染源控制),多余液体可以被动员:这被称为涨潮期(Flow phase)[16]。然而,一些患者不会自发地从退潮期转入涨潮期,并将停留在未缓解的休克状态,伴有累积液体正平衡,而这正是主动去复苏/降阶梯治疗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

目前尚不清楚去复苏/降阶梯治疗的最佳治疗选择是什么。已提出的方案包括白蛋白联合利尿剂(20%白蛋白使血清白蛋白水平达到30 g/L,呋塞米60 mg推注后以10 mg/h持续输注),以及将该策略与序贯应用呼气末正压(PEEP)以对抗腹腔内压(IAP)相结合[97]。此外,肾脏替代治疗和积极超滤可用于在选定患者中实现液体负平衡[99]。在去复苏/降阶梯治疗方面,重要的是决定何时、如何以及持续多长时间。为此,我们需要使用正确的目标来达成我们的目的。“过度去复苏”有其缺点,从长远来看可能导致神经功能障碍[100]。

总之,在开始去复苏之前,确保液体复苏的指征不再存在(例如,无血管升压药需求、无乳酸升高、血红蛋白静脉氧饱和度充足)至关重要。此外,需要牢记去复苏/降阶梯治疗的5个步骤:(1)确定临床终点(例如,氧合改善);(2)设定液体平衡目标(例如,24小时内负平衡1 L);(3)设定灌注和肾脏安全预防措施(例如,血管升压药需求、血清肌酐升高25%);(4)除非达到安全限值,否则在24小时后重新评估;(5)相应调整计划。

液体治疗的4个阶段以及R.O.S.E.或S.O.S.D.概念

最近几乎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涉及液体治疗的动态变化[16, 101]。这些概念模型确定了四个动态阶段。急性透析质量倡议(ADQI)小组提出以S.O.S.D.(挽救、优化、稳定、降阶梯)作为缩写[101]。然而,在国际液体学院日(IFAD)会议上,人们明显更倾向于R.O.S.E.缩写(复苏、优化、稳定、清除),如下文、图1和表3所总结。我们曾尝试为不同阶段提出终点和目标;然而,决定不将其纳入,因为不存在特定的心脏指数目标,且只有在心输出量低时才应考虑PPV。高PPV往往是一种生理状态,当达到低PPV值时将其定义为“正常”状态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液体输注[102]。此外,将给定的前负荷水平定义为复苏目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可能因患者而异、因时间而异。

图1 R.O.S.E.概念与液体治疗的4个阶段。根据开放获取CC BY许可4.0,经Malbrain等[9]许可改编。a 显示休克四击模型的图表,展示患者在五个不同复苏阶段中累积液体容量状态随时间的演变:复苏(R)、优化(O)、稳定(S)和清除(E)(ROSE),随后若降复苏过于激进,可能存在低灌注风险。入院时患者处于低血容量状态,液体复苏后转为正常血容量(EAFM,早期充分液体管理),并可能出现液体过负荷,随后再次进入经晚期保守液体管理(LCFM)和晚期目标导向液体清除(LGFR)或降复苏而趋于正常血容量的阶段。在低血容量情况下,由于对流问题,O2无法进入组织;在高血容量情况下,由于与间质性和肺水肿、肠水肿(肠麻痹和腹腔高压)相关的弥散问题,O2无法进入组织。b 液体在R.O.S.E.概念中的作用 查看原图 ↗
表3 根据ROSE概念,液体治疗的4个动态阶段。经Malbrain等[4]许可改编 查看原表 ↗

复苏阶段(R)或挽救阶段(S)

在第一个挽救/复苏阶段,当患者表现为血流动力学休克时,治疗目标是复苏和纠正休克,达到足够的灌注压。应给予快速液体推注(尽管确切量可有所不同,通常为3–4 mL/kg,在10至15分钟内给予,并在需要时重复),通常与血管升压药给药联合进行。同时,应执行紧急操作以解决任何明显的潜在病因,并启动血流动力学监测。在此阶段,目标是早期充分的目标导向液体管理:液体平衡必须为正。我们不支持盲目遵循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中关于在第一个小时内对所有患者给予30 ml/kg液体的建议,如前所述[9]。这可能导致某些患者复苏过度或复苏不足。每位患者都需要个体化和个性化的处理。

优化阶段(O)

当患者不再处于明显的绝对/相对血容量不足状态,但仍存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时,优化阶段即开始。此时应已有某种形式的监测手段。液体应根据个体需求给予,并定期重新评估,例如使用液体负荷试验技术[103, 104]。进行液体负荷试验时必须谨慎,牢记四个基本要素(TROL):液体类型(例如平衡晶体液类的PlasmaLyte);速度(10分钟内100–200 mL);目标(例如正常的动脉压或心率);以及限度(例如高中心静脉压水平)(图2)[105]。该阶段的目的是优化并维持充足的组织灌注和氧合,以预防和限制器官损伤。在优化阶段必须对患者进行仔细监测:通常需要多种监测手段(例如动脉导管、超声心动图、中心静脉压、动静脉血气)来获得患者血流动力学状态最完整的图像。

尽管基于微循环终点的复苏预期会带来微循环的类似改善,但大循环与微循环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因此,低灌注的标志物还应包括乳酸、延长的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和花斑评分[106]。

图2 液体负荷试验的TROL记忆法:危重症患者给予液体推注的考虑因素。CO 心输出量;CVP 中心静脉压;EVLWI 血管外肺水指数;PVPI 肺血管通透性指数(改编自Vincent和Weil [97]) 查看原图 ↗

稳定阶段(S)

一旦患者稳定,稳定阶段即开始并在数天内演变。在此阶段,液体管理的目的是确保水和电解质以补充持续丢失并提供器官支持。目标应为零或轻度负液体平衡。在此背景下,值得强调的是,在提示淀粉有害作用的主要试验[2, 107]中,这些胶体在稳定阶段也被大量给予,即在一个可能不需要这些药物的阶段。

清除阶段(E)或降阶梯阶段(D)

最后一个阶段是清除或降阶梯,目的是去除过多的液体。随着患者康复,这通常通过自发性利尿实现,尽管可能需要超滤或利尿剂。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研究表明利尿剂可能有利于微循环的募集,从而缩短扩散距离并改善氧摄取[108]。

创伤和烧伤中的液体管理

创伤后急性失血性休克中的液体管理

尽管创伤性脑损伤仍然是严重钝性损伤后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但伴随的大出血会导致脑低灌注,这无疑会促进继发性脑损伤和死亡。因此,出血仍然是创伤死亡中最可预防的原因。

充足的血管内容量、血红蛋白浓度和氧饱和度对于维持有氧代谢至关重要。人类无法耐受无氧代谢,90%的氧消耗用于形成三磷酸腺苷(ATP),这是细胞功能的主要能量来源。迅速逆转无氧代谢对于恢复ATP和防止不可逆的细胞凋亡和死亡至关重要[109]。

认识到低血容量是失血性休克的后果,过去的策略使用晶体液恢复血管内容量,随后进行输血。然而,晶体液不携带氧,氧输送只能通过充足的血红蛋白浓度来增强。此外,大出血伴随一种独特的凝血障碍,即创伤和休克急性凝血病(ACoTS)[110],由于凝血酶与血栓调节蛋白结合增加和纤维蛋白溶解增强,导致血凝块形成不良。凝血因子稀释、酸中毒和低体温在此情况下起次要作用。因此,复苏方法必须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联合给予浓缩红细胞、血浆、血小板和冷沉淀。应尽量减少使用透明复苏液体。根据军事经验,推荐浓缩红细胞与血浆和血小板的比例为1:1:1。血红蛋白浓度10 g/dL、血小板计数> 50,000、INR < 1.5和纤维蛋白原浓度> 1 g/L的终点不能普遍推荐。此外,离子钙水平应> 1.0 mmol/L。

虽然上述是一般性建议,但并非所有患者都需要如此积极的方案[111]。事实上,过度积极的输血与不良并发症相关。

标准方法一直是使用常规实验室凝血检测来确定成分治疗的需要。然而,这些检测在室温下进行,不能反映凝血的各个步骤。血栓弹力测定法现已被认为是监测创伤中凝血病的重要工具[112]。该设备反映凝血的整个过程,可通过图形确定特定凝血因子的需要。与实验室凝血研究不同,现代血栓弹力测定仪可设置为患者的核心温度,准确反映体内凝血状态。这些仪器应成为处理重大创伤中心的标准诊疗手段。

在CRASH-2试验表明伤后3小时内给予氨甲环酸有益之后,此类治疗已被纳入许多大出血方案[112]。在完善的创伤系统存在的情况下,其获益存疑,需要进一步数据[113]。

烧伤的液体管理

过去几十年,对烧伤休克病理生理学的认识以及液体复苏策略的后续发展使烧伤护理的结局得到了显著改善[114]。然而,尽管在临床实践中复苏不足已变得罕见,但人们日益担心过度复苏会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已成为烧伤护理中更大的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末,Baxter和Shires在Parkland Memorial Hospital制定了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式,该公式作为全球急性烧伤护理液体复苏的金标准已持续数十年[115]。该公式主张每公斤体重每1%总体表面积给予4 ml晶体液,持续24小时,其中一半在最初8小时内给予。以尿量(目标1 ml/kg/h)指导静脉输液量。在复苏的第二个24小时,允许使用胶体液,复苏量根据尿量调整(如果尿量充足则逐渐减少)。

然而,在过去15年中,多个中心报告了液体过量给予[116, 117]。这种液体过量常导致“复苏相关发病率”,即一组与液体超负荷相关的并发症,如伤口愈合延迟、胃肠功能恢复延迟(伴肠梗阻)、肺水肿(由毛细血管渗漏和血管外肺水增加所致)、肢体骨筋膜室综合征、眶骨筋膜室综合征、腹腔内高压和腹腔骨筋膜室综合征导致多器官衰竭[118–120]。

预测液体量与实际给予液体量之间的这种差异被称为“液体蠕变”,这一术语由Basil Pruitt提出[119]。

烧伤液体复苏的建议列于表4。NaCl 0.9%最著名的不良反应是高氯性代谢性酸中毒。鉴于烧伤患者接受大量输注,优先选用平衡溶液。事实上,自烧伤复苏开始以来,大多数公式主张使用平衡晶体溶液。值得注意的是,一项观察性研究报告称,使用醋酸林格液复苏的严重烧伤患者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较低[121]。

在最初24小时内使用胶体液一直存在争议,因为人们认为现有的毛细血管渗漏会使大分子漏出至血管外间隙并产生渗透性牵拉,从而增加水肿形成[122]。在过去15年中,由于对复苏相关发病率和液体蠕变的认识,烧伤复苏中对胶体液重新产生了兴趣。直到最近,低分子量羟乙基淀粉(HES)溶液被广泛用作重症监护病房(ICU)、手术和烧伤患者的复苏液体。然而,在包括CHEST和6S试验在内的大型液体试验显示死亡率增加和肾脏替代治疗率升高后,关于HES溶液的安全性得出了令人警惕的结论,根据药物警戒风险评估委员会(PRAC)的建议,淀粉类溶液不能再用于烧伤[2, 107, 123]。

白蛋白是一种天然血浆蛋白,在人体内对血管内胶体渗透压的贡献最大(见上文)。最常见的溶液为4%、5%或20%白蛋白。它是一种相对昂贵的溶液,在某些国家其可获得性可能有限。尽管白蛋白复苏的使用仍存在一些保留意见,尤其是在烧伤复苏的急性期,但试验提供了关于白蛋白作为烧伤复苏辅助治疗的有前景的数据[124, 125]。同样,高渗盐水已在烧伤复苏中使用了数十年;理论上,它通过血管内水分转移来扩充循环容量。支持者声称这一过程将减轻组织水肿并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然而,这一假设需要进一步研究予以证实。

表4 严重烧伤患者液体复苏的建议。改编自Peeters等[106],经许可 查看原表 ↗

要点信息及静脉输液处方前的考虑事项

考虑如图3所示的液体处方“5P”,并通过个体化和个性化医疗使静脉输液满足患者需求(表5)[126]。处方安全性可如上文所述通过“4D”原则加以概括[4]:

药物(Drug)——选择何种液体。

剂量(Dose)——计算给予多少。

持续时间(Duration)——静脉输液治疗的持续时间。

降阶梯(De-escalation)——尽可能尽早停止。

核心原则是“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剂量,将正确的液体给予正确的患者”

图3 液体管理的5P。a 医师(Physician):一切始于医师参与液体管理相关决策的制定。b 处方(Prescription):医师应参与书写处方,处方需考虑药物、剂量、持续时间以及尽可能的降阶梯。c 药房(Pharmacy):处方被发送至药房,由药师核查不一致之处,以获得更全面的视角。d 配制(Preparation):处方被配制并添加成分(如电解质)的过程。e 患者(Patient):配制好的处方返回患者处,液体管理专员应观察给药、反应并进行复盘 查看原图 ↗
表5 检查静脉输液治疗适宜性的四个阶段。改编自Malbrain ML等[126],经许可 查看原表 ↗

结论

液体治疗处方是住院患者中最常见的医疗行为之一,但这一实践的许多方面出奇地复杂。是时候在您的ICU引入液体管理(fluid stewardship)了。为避免液体引起的不良损害,我们建议仔细评估所选溶液,并对其给药采取分阶段方法,同时考虑疾病或外科手术的临床病程。液体应与其他任何药物一样谨慎处方,并应尽一切努力避免不必要的给药。

参考来源

  1. Malbrain MLNG, Langer T, Annane D, et al. Intravenous fluid therapy in the perioperative and critical care setting: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Fluid Academy (IFA). Ann Intensive Care. 2020. PMID: 32449147. doi:10.1186/s13613-020-00679-3
  2. 全文:PMC7245999(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245999/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