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急性呼吸衰竭:是「典型」ARDS吗?
本文综述COVID-19相关ARDS的特点及其与柏林标准定义ARDS的差异。COVID-19主要累及呼吸系统,肺泡上皮细胞损伤为主而内皮细胞损伤较轻、渗出较少,部分患者临床表现与实验室及影像学严重程度不一致。COVID-19相关ARDS起病时间为8–12天,超出柏林标准1周限制;部分患者肺顺应性相对正常。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家组按氧合指数将COVID-19相关ARDS分为轻度、轻中度和中重度三层。作者认为HFNO在轻度和轻中度患者中安全、甚至部分中重度患者也可使用,死亡更可能源于严重呼吸衰竭,故有创机械通气时机非常重要;激素疗效尚不确定。
要点
- COVID-19相关ARDS起病时间为8–12天,超出柏林标准1周限制,病程超过1周者仍需警惕ARDS发生。
- 部分符合柏林标准的COVID-19相关ARDS患者肺顺应性相对正常,与低氧血症严重程度不一致。
-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家组按PEEP≥5 cmH2O时PaO2/FiO2分层:轻度200–<300 mmHg、轻中度150–<200 mmHg、中重度<150 mmHg。
- 作者认为HFNO在轻度和轻中度COVID-19相关ARDS患者中安全,甚至部分中重度患者(氧合指数100 mmHg)也可在HFNO支持下相对稳定。
- 接受HFNO者应密切监护,由能随时气管插管的经验人员照护;作者认为死亡更可能源于严重呼吸衰竭,有创机械通气时机非常重要。
适用人群与场景
- COVID-19主要累及呼吸系统、其他器官受累较轻的患者,部分可快速进展为ARDS。
- 老年人和有合并症者死亡风险最高。
- 重症患者可发生急性心肌损伤(7.2–17%)和急性肾损伤(2.9–15%),ARDS发生率15.6–31%。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柏林标准:ARDS起病须在已知临床诱因或新发/加重呼吸症状1周内;按PEEP≥5 cmH2O时PaO2/FiO2分为轻度(200 mmHg<PaO2/FiO2≤300 mmHg)、中度(100 mmHg<PaO2/FiO2≤200 mmHg)、重度(PaO2/FiO2≤100 mmHg)。
-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家组标准:PEEP≥5 cmH2O时按PaO2/FiO2分为轻度(200 mmHg≤PaO2/FiO2<300 mmHg)、轻中度(150 mmHg≤PaO2/FiO2<200 mmHg)、中重度(PaO2/FiO2<150 mmHg)。
- 作者指出COVID-19相关ARDS起病时间8–12天,柏林标准的1周起病限制不适用于COVID-19相关ARDS。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WHO推荐HFNO仅用于选择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患者;作者认为根据临床情况,HFNO在轻度和轻中度COVID-19相关ARDS患者中安全,甚至部分中重度患者也可使用。
- 接受HFNO的COVID-19患者应密切监护,由能随时进行气管插管的经验人员照护。
- WHO推荐不应常规给予COVID-19或COVID-19相关ARDS患者全身糖皮质激素;已报道的使用中,不足半数COVID-19患者接受全身激素,多为重症ARDS患者,按病情严重程度给予低至中等剂量、疗程尽可能短。
- 作者指出甲泼尼龙可能对COVID-19相关ARDS患者有益,但激素疗效仍不确定、需进一步评估,且可能影响病毒清除。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部分患者临床表现为相对轻微(无呼吸困难主诉、呼吸频率无明显增快、无呼吸窘迫,血流动力学和组织灌注指标如乳酸相对稳定),但影像示双肺弥漫严重损伤,此类患者可能快速恶化,需密切监护。
- 血二氧化碳水平可能是有创机械通气的有意义指标。
- 重症COVID-19患者可快速恶化,接受HFNO者需能随时气管插管。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综述汇总:COVID-19最常见呼吸道症状为干咳(59.4–82%),咳痰较少,提示肺泡上皮细胞损伤为主、内皮细胞损伤较轻而渗出较少。
- 胸部CT常示双肺多灶斑片影和/或磨玻璃影,部分呈磨玻璃影与实变混合型。
- 起病至ARDS中位时间:Huang等41例为9.0天(8.0–14.0),Wang等138例为8.0天(6.0–12.0),Zhou等为12.0天(8.0–15.0);Chen等和Guan等未报告ARDS起病时间。
- Xu等报告的1例COVID-19相关ARDS患者尸检心脏组织未见明显组织学改变;目前无证据表明心肌炎是死亡原因,也无因急性心肌炎所致严重心律失常或急性心衰需V-A ECMO的病例报告。
- 迄今发表的研究未报告按COVID-19相关ARDS分层统计的不同呼吸支持比例。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综述。
- 作者引用既往研究指出,按柏林标准中度与重度ARDS患者中超过50%未显示弥漫性肺泡损伤。
- 局限:作者指出COVID-19相关ARDS临床特征仍不清楚,尚无特异性监测和实施方案;激素疗效仍不确定、需进一步评估;HFNO在COVID-19相关ARDS中的应用需进一步研究提供更多证据。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COVID-19相关ARDS起病时间8–12天,应关注病程超过1周患者ARDS的发生以及时治疗。
- 作者认为部分COVID-19相关ARDS患者肺顺应性相对正常,与低氧血症严重程度不一致,不应按经典ARDS的顺应性下降推断病情。
- 作者认为从治疗角度看需要更合适的ARDS严重度分层以准确识别适合特定治疗的患者,并指出俯卧位和神经肌肉阻滞剂等治疗推荐用于PaO2/FiO2<150 mmHg患者,提示柏林分层不适合指导相应治疗。
- 作者认为HFNO可用于轻度和轻中度COVID-19相关ARDS患者,甚至部分中重度患者;使用期间须密切监护并确保可随时气管插管。
- 作者认为死亡更可能源于严重呼吸衰竭,有创机械通气时机非常重要;急性心肌损伤诊断需进一步考量。
- WHO推荐HFNO仅用于选择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患者,且不应常规给予全身糖皮质激素;作者指出激素在该人群中的疗效仍不确定。
指南或共识出处
-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家组制定的COVID-19标准治疗方案(文中引用文献18)。
- 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COVID-19的建议(文中引用文献20)。
- 柏林ARDS定义(文中引用文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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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年12月,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的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在中国武汉暴发[1–3]。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其对国际健康构成重大威胁[4]。COVID-19呈聚集性发病,主要累及呼吸系统,部分患者迅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其他器官功能受累较少[5, 6]。这些患者很可能被收入重症监护病房(ICU)并可能死亡。老年人和有合并症者死亡风险最高。死亡似乎与ARDS相关[7]。尽管已有数项研究报道了COVID-19的临床特征[1, 8–13],但我们对它的认识仍然有限[14]。我们能否将所有与COVID-19相关的急性呼吸衰竭病例都视为ARDS?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基于目前的报道和我们在COVID-19相关ARDS患者管理中的经验,我们认识到COVID-19相关ARDS与柏林标准所定义的其他因素所致ARDS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因此治疗也存在差异。因此,我们旨在描述COVID-19相关ARDS的特征并阐明这些差异(图1)。
COVID-19相关ARDS的具体特征
COVID-19的损伤部位
ARDS是急性全身炎症反应的结果,该反应可由对肺的直接或间接损伤引起。早期渗出期表现为弥漫性肺泡损伤,伴有上皮细胞和内皮细胞破坏。COVID-19主要累及呼吸系统,对其他器官损伤较轻。研究报告称,重症患者可发生急性心肌损伤(7.2–17%)和急性肾损伤(2.9–15%)。据报道ARDS发生率为15.6–31%,高于其他器官损伤的发生率[1, 8–11]。
COVID-19最常见的呼吸系统症状是干咳(59.4–82%)[1, 8–11]。咳痰较少。这提示肺泡上皮细胞损伤是COVID-19相关ARDS的主要原因,内皮细胞损伤较轻,因此渗出较少。内皮细胞衬覆于所有器官血管的内表面。内皮细胞损伤较轻,可能是COVID-19患者其他器官功能受累较少的原因。
临床特征的特异性
如上所述,呼吸系统是COVID-19患者主要受累的系统。部分患者氧合指数低,提示严重呼吸衰竭。胸部影像学表现提示双肺受累。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T)通常显示多灶性双侧斑片状阴影和/或磨玻璃影;部分患者表现为磨玻璃影与实变混合模式[15]。CT结果提示弥漫性严重肺损伤。然而,部分患者临床表现相对较轻。这些患者可能无呼吸困难主诉、呼吸频率无明显增快、无呼吸窘迫。血流动力学及组织灌注指标(如乳酸)也相对稳定。临床症状与实验室及影像学表现的严重程度不一致。然而,这些患者可能迅速恶化,需要密切监测。血二氧化碳水平可能是提示需要有创机械通气的一项有意义指标。
与其他因素所致ARDS的区别
发病时机
ARDS柏林标准规定,患者要被诊断为ARDS,其发病必须在已知临床诱因或新发/加重的呼吸系统症状后1周内[16]。不同研究报告的COVID-19相关ARDS发病时间相似。Huang等[1]首次报告41例COVID-19病例,其中从症状出现至ARDS的中位时间为9.0天(8.0–14.0)。随后,Wang等[9]报告138例COVID-19病例,其中从首发症状至ARDS的中位时间为8.0天(6.0–12.0)。Zhou等[11]报告从发病至ARDS的中位时间为12.0天(8.0–15.0)。Chen等[8]和Guan等[10]的研究未报告ARDS的发病时间。由于COVID-19相关ARDS的发病时间为8–12天,这提示ARDS柏林标准所规定的1周发病时限并不适用于COVID-19相关ARDS。这提醒我们应更加关注病程超过1周患者的ARDS发生,以便及时治疗。
呼吸系统顺应性
并非所有由COVID-19引起的急性呼吸衰竭病例都是ARDS。COVID-19的典型CT表现为双肺磨玻璃影、呈周围型分布[15]。尽管存在实变和渗出,但并非“典型”ARDS影像。ARDS是一种与多种疾病过程相关的状况,导致肺顺应性降低和严重低氧血症[16]。部分符合ARDS柏林标准的COVID-19相关ARDS患者肺顺应性可能相对正常。这显然与其他因素所致ARDS不一致。此外,部分COVID-19相关ARDS患者肺顺应性相对较高,这与低氧血症的严重程度不一致。
基于氧合指数的严重程度
根据柏林定义,ARDS 根据呼气末正压(PEEP)≥ 5 cmH2O 时的氧合指数(PaO2/FiO2)分为三期:轻度(200 mmHg < PaO2/FiO2 ≤ 300 mmHg)、中度(100 mmHg < PaO2/FiO2 ≤ 200 mmHg)和重度(PaO2/FiO2 ≤ 100 mmHg)[16]。ARDS 分级既决定疾病的严重程度,也决定治疗方案的选择。既往研究报道,根据柏林定义,超过 50% 的中度和重度 ARDS 患者未显示弥漫性肺泡损伤 [17]。事实上,不同临床医生评估低氧血症所采用的具体范围并不相同。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辅助治疗的强度根据低氧血症的程度而变化。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合适的 ARDS 严重程度分类,能够准确识别适合特定治疗的患者。
迄今为止,COVID-19 相关 ARDS 的临床特征仍不清楚。尚无特定的监测和实施方案。在当前形势下,来自不同省份的多个定点医院和数十支医疗队参与了救治。需要统一的 ARDS 治疗标准,以提高一致性,从而降低死亡率。因此,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专家根据其经验制定了 COVID-19 的标准治疗方案。COVID-19 相关 ARDS 根据 PEEP ≥ 5 cmH2O 时的氧合指数(PaO2/FiO2)分为三类:轻度(200 mmHg ≤ PaO2/FiO2 < 300 mmHg)、轻中度(150 mmHg ≤ PaO2/FiO2 < 200 mmHg)和中重度(PaO2/FiO2 < 150 mmHg)[18]。针对 COVID-19 相关 ARDS 的新分层决定了对不同患者的个体化治疗。事实上,包括俯卧位通气和神经肌肉阻滞剂在内的多种 ARDS 治疗被推荐用于 PaO2/FiO2 低于 150 mmHg 的患者。这表明柏林分类不适合用于定义 ARDS 的严重程度并准确指导相应的治疗。
管理方案
COVID-19 相关 ARDS 患者的高流量鼻氧治疗
ARDS 中的低氧血症性呼吸衰竭通常由肺内通气/血流比例失调或分流引起,通常需要机械通气。与标准氧疗相比,高流量鼻氧(HFNO)减少了 ARDS 患者气管插管的需求 [19]。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HFNO 仅应用于特定的低氧血症性呼吸衰竭患者 [20]。研究表明,HFNO 更适合轻度 ARDS 患者。然而,根据临床情况,HFNO 在轻度和轻中度 COVID 相关 ARDS 患者中均是安全的,甚至在某些中重度患者中也是如此。一些氧合指数为 100 mmHg 的患者在 HFNO 支持下可保持相对稳定。这显然与其他因素所致 ARDS 的分层治疗策略不一致。
尽管如文献[8, 9, 11]所报道,COVID-19可能与心肌损伤和心律失常相关,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心肌炎是死亡原因。呼吸系统是COVID-19最常累及的系统,部分病例可迅速进展为ARDS,最严重者需要静脉-静脉体外膜氧合(V-V ECMO)。迄今为止,尚无因急性心肌炎导致严重心律失常或急性心力衰竭而需要静脉-动脉ECMO(V-A ECMO)治疗的患者报道。心肌损伤通过血清心肌生物标志物升高或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新发异常来诊断。然而,如文献[1, 9]所报道,在COVID-19患者中,血清乳酸脱氢酶(LDH)和肌酸激酶-MB升高的发生率高于超敏肌钙蛋白I。Xu等[21]对一例COVID-19相关ARDS患者的病理学检查结果表明,心脏组织未见明显组织学改变。因此,急性心肌损伤的诊断需要进一步考虑。因此,更可能的死亡原因是严重呼吸衰竭。因此,有创机械通气的时机非常重要。由于重症COVID-19患者可能迅速恶化,接受HFNO的患者应密切监测,并由能够随时进行气管插管的经验丰富的人员照护。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未报告按COVID-19相关ARDS分级划分的不同呼吸支持方式的比例。期待进一步研究为HFNO在COVID-19相关ARDS患者中的应用提供更多证据。
COVID-19相关ARDS患者中的皮质类固醇
皮质类固醇因其减轻炎症和纤维化的作用而被认为是ARDS的潜在治疗方法。尽管皮质类固醇在ARDS患者中的使用仍存在争议,但皮质类固醇治疗是目前唯一可能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药物干预。据报道,长时间使用大剂量皮质类固醇治疗可加速ARDS的改善[22]。此外,甲泼尼龙缩短了ARDS患者需要有创机械通气的时间并降低了死亡率[23]。然而,WHO建议不应常规对COVID-19或COVID-19相关ARDS患者使用全身性皮质类固醇[20]。研究报告称,不到一半的COVID-19患者接受了全身性皮质类固醇治疗,且大多为患有ARDS的重症患者[1, 9, 11]。根据疾病严重程度给予低至中等剂量,治疗时间尽可能短。尽管有报道称甲泼尼龙治疗可能对COVID-19相关ARDS患者有益[24],但皮质类固醇在此类患者中的效果仍不确定,需要进一步评估。特别是,使用皮质类固醇可能影响COVID-19患者的病毒清除。需要进一步证据来评估全身性皮质类固醇治疗的作用及其对该组患者长期预后的影响。
结论
COVID-19具有高度传染性,并可导致致命性合并症,尤其是ARDS。目前尚无推荐的特定抗COVID-19治疗方法,因此支持性治疗十分重要。充分了解COVID-19相关ARDS的特征有助于早期识别和精准治疗。我们希望有助于改善重症病例的预后并降低死亡率。
参考来源
- Li X, Ma X.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in COVID-19: is it "typical" ARDS? Crit Care. 2020. PMID: 32375845. doi:10.1186/s13054-020-02911-9
- 全文:PMC7202792(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20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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