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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WSES指南更新:急诊环境下急性结肠憩室炎的管理

2020 update of the WSES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colonic diverticulitis in the emergency setting.
指南 / 共识 · World J Emerg Surg · 2020-05-07
一句话结论WSES 2020更新建议:免疫正常无全身炎症表现的非复杂性急性左半结肠憩室炎不推荐抗生素(强推荐,1A),首选增强CT诊断(弱推荐,2B)。

世界急诊外科学会(WSES)多学科专家组按GRADE方法对2016版急性左半结肠憩室炎指南进行更新,并整合急性右半结肠憩室炎进展。指南覆盖分类、诊断影像、抗生素使用、门诊治疗、脓肿处理及手术方式等关键问题,采用Delphi法达成共识(≥80%同意)。核心推荐包括:免疫正常且无全身炎症表现的非复杂性憩室炎不处方抗生素(1A);需抗生素时优先口服(1B);疑似病例首选增强CT(2B);无合并症的非复杂性患者可门诊管理并7天内复评(2B)。

要点

  • 免疫正常、无全身炎症表现的非复杂性急性左半结肠憩室炎,推荐不处方抗生素(强推荐,高质量证据,1A)。
  • 需抗生素治疗时推荐尽可能口服给药,早期由静脉转口服可缩短住院时间(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1B)。
  • 疑似急性左半结肠憩室炎首选腹部增强CT作为影像学检查(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2B)。
  • 无合并症的非复杂性急性左半结肠憩室炎可门诊管理,建议7天内复评,病情恶化则提前复评(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2B)。
  • 小脓肿(<4–5 cm)建议先单用抗生素非手术治疗(弱推荐,低质量证据,2C);大脓肿建议经皮引流联合抗生素(2C)。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疑似或确诊急性左半结肠憩室炎(ALCD)的急诊患者,包括免疫正常与免疫抑制人群。
  • 非复杂性ALCD定义为局限性憩室炎症,无脓肿或穿孔;复杂性ALCD指感染超出结肠,分为4期。
  • 免疫抑制患者(慢性皮质激素治疗、移植、恶性肿瘤、慢性肾衰竭、其他免疫抑制治疗)为复杂性ALCD高危人群。
  • 急性右半结肠憩室炎(ARCD)在非西方人群中比ALCD更常见。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WSES分类:非复杂性(0期:憩室、肠壁增厚、憩室周围脂肪密度增高);复杂性1A期:憩室周围气泡或少量憩室周围液体无脓肿(距炎症肠段5 cm内);1B期:脓肿≤4 cm;2A期:脓肿>4 cm;2B期:远处气体(距炎症肠段>5 cm);3期:弥漫性液体无远处游离气体;4期:弥漫性液体伴远处游离气体。
  • Ambrosetti分类:中度憩室炎为肠壁增厚≥5 mm伴憩室周围脂肪炎症征象;重度为肠壁增厚伴脓肿、腔外气体或腔外造影剂。
  • Laméris临床决策规则3项标准:仅左下腹直接压痛、CRP>50 mg/l、无呕吐;126例疑似患者中30例具备全部3项(24%),其中29例最终确诊(97%,95%CI 83–99%)。
  • CRP阈值:170 mg/l区分重度与轻度憩室炎(敏感性87.5%,特异性91.1%,AUC 0.942,p<0.00001);175 mg/l为区分复杂与不复杂的最佳阈值(阳性预测值36%,阴性预测值92%,敏感性61%,特异性82%);149.5 mg/l区分不复杂与复杂性(特异性65%,敏感性85%,AUC 0.811,p=0.0001);173 mg/l为预测Hinchey>Ib的最佳截断值(敏感性90.9%,特异性90.9%,p<0.001)。
  • CRP在起病后6–8小时才升高,48小时达峰值,急诊早期低CRP不能排除急性憩室炎。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免疫正常、无全身炎症表现的非复杂性憩室炎:推荐不处方抗生素(强推荐,1A)。
  • 需抗生素时推荐尽可能口服;静脉转口服可缩短住院时间(强推荐,1B)。
  • 疑似ALCD:建议完整评估临床病史、体征、实验室炎症标志物和影像学(弱推荐,2D);建议不单独依据临床检查诊断(弱推荐,2D)。
  • 影像学首选腹部增强CT(弱推荐,2B);超声可由有经验操作者用于初始评估,超声不确定或阴性后行CT的阶梯式方法可能安全(弱推荐,2B)。
  • 无合并症的非复杂性ALCD可门诊管理,建议7天内复评,病情恶化则提前复评(弱推荐,2B)。
  • CT示憩室周围腔外气体:建议试用抗生素非手术治疗(弱推荐,2C)。
  • 小脓肿(<4–5 cm):建议初始单用抗生素非手术治疗(弱推荐,2C);大脓肿:建议经皮引流联合抗生素,引流不可行时若临床条件允许可先单用抗生素,或需手术干预(弱推荐,2C)。
  • 非手术治疗后的憩室脓肿建议4–6周早期结肠评估(弱推荐,2C);CT证实的非复杂性憩室炎非手术治疗后不推荐常规结肠评估(弱推荐,2B)。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免疫抑制患者(慢性皮质激素治疗、移植、恶性肿瘤、慢性肾衰竭、其他免疫抑制治疗)为复杂性ALCD高危,可能标准非手术治疗失败,常需急诊手术且死亡率显著更高。
  • Biondo研究中免疫抑制患者急诊手术率39.3%,术后死亡率31.6%,非手术治疗成功后复发率27.8%(30例)。
  • CRP>150 mg/l且CT示腹腔游离液体为术后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CRP>150 mg/l患者复杂性憩室炎风险增加,应始终行CT检查。
  • 就诊时疼痛评分≥8分(视觉模拟量表)的年轻患者(<50岁)为复杂或复发性憩室炎风险人群。
  • 脓毒症高死亡率要求临床高度怀疑,对易感高危患者保持警惕。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WSES 2020更新按GRADE方法制定,证据质量分高、中、低、极低,推荐强度分强或弱;专家组用Delphi法达成共识,声明需≥80%同意。
  • Chabok等2012年多中心RCT(瑞典10个外科部门、冰岛1个,623例CT证实的急性非复杂性左半结肠憩室炎)显示抗生素治疗既未加速恢复也未预防并发症或复发(抗生素组314例 vs 无抗生素组309例)。
  • DIABOLO试验(22个临床中心,528例)比较观察 vs 系统性抗生素治疗初发CT证实的ALCD Hinchey 1a和1b期:复杂性憩室炎3.8% vs 2.6%(p=0.377),持续憩室炎7.3% vs 4.1%(p=0.183),复发性憩室炎3.4% vs 3.0%(p=0.494),乙状结肠切除3.8% vs 2.3%(p=0.323),再入院17.6% vs 12.0%(p=0.148),不良事件48.5% vs 54.5%(p=0.221),死亡率1.1% vs 0.4%(p=0.432),观察组住院时间显著更短(2天 vs 3天,p=0.006);纳入患者绝大多数为Hinchey 1a期(观察组90.1%,抗生素组94%)。
  • DIABOLO 24个月随访:复发性憩室炎观察组15.4% vs 抗生素组14.9%(p=0.885),复杂性憩室炎4.8% vs 3.3%(p=0.403),乙状结肠切除9.0% vs 5.0%(p=0.085);多变量分析中治疗类型不是复杂或复发性憩室炎的独立预测因素。
  • 2014年系统综述(9项研究,2490例非复杂性憩室炎)显示憩室炎发作后结肠镜检出结直肠癌17例,患病率1.16%(95%CI 0.72–1.9%)。
  • 2014年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超声汇总敏感性90%(95%CI 76–98%)vs CT 95%(95%CI 91–97%)(p=0.86);超声汇总特异性90%(95%CI 86–94%)vs CT 96%(95%CI 90–100%)(p=0.04)。
  • Elagili等2015年回顾性研究:抗生素组32例(因经皮引流技术不可行或外科医生偏好),经皮引流组114例;抗生素组需急诊手术8例(25%),引流组21例(18%)(p=0.21);抗生素组脓肿直径显著更小(5.9 cm vs 7.1 cm,p=0.001),至乙状结肠切除间隔更短(平均50天 vs 80天,p=0.02);抗生素组术后并发症严重程度显著低于引流组(Clavien-Dindo分类,p=0.04)。
  • Oberkofler等2012年RCT(4个中心,62例Hinchey III/IV期急性左半结肠穿孔)比较Hartmann手术(n=30)与一期吻合加转流回肠造口(n=32):死亡率13% vs 9%,并发症率67% vs 75%(Hartmann vs 一期吻合),一期吻合组住院时间更短、费用更低、严重并发症更少、造口还纳率更高。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指南(世界急诊外科学会WSES 2020年更新),基于GRADE方法系统评价文献,推荐强度分强或弱。
  • 多数推荐为弱推荐、低至极低质量证据(2C/2D);不处方抗生素(1A)和口服给药(1B)为强推荐、中高质量证据。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免疫正常、无全身炎症表现的非复杂性ALCD可安全不处方抗生素(强推荐,1A),改变常规使用抗生素的做法。
  • 需抗生素时优先口服,早期静脉转口服可缩短住院时间(强推荐,1B)。
  • 无合并症的非复杂性ALCD可门诊管理并7天内复评(弱推荐,2B),DIABOLO试验中观察组住院时间较抗生素组缩短1天(2天 vs 3天)。
  • 疑似ALCD应行增强CT而非仅凭临床诊断(弱推荐,2B);CRP早期可能未升高,低CRP不能排除诊断。
  • 免疫抑制患者应视为标准非手术治疗失败高危人群(弱推荐,2D)。
  • 小脓肿(<4–5 cm)可先单用抗生素(弱推荐,2C);大脓肿首选经皮引流联合抗生素(弱推荐,2C)。
  • 危重或多合并症弥漫性腹膜炎患者推荐Hartmann手术(强推荐,2B);稳定无合并症患者建议一期吻合±转流造口(弱推荐,2B)。

指南或共识出处

  • 2020 update of the WSES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colonic diverticulitis in the emergency setting(World Journal of Emergency Surgery)
全文中译16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World J Emerg Surg. 2020 May 7;15:32. doi: 10.1186/s13017-020-00313-4

引言

急性左侧结肠憩室病在西方国家很常见,其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这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1]。尽管左侧结肠憩室病在老年患者中仍然更为常见,但近年来在较年轻年龄组中其发病率出现了急剧上升[2]。近期证据表明,憩室病患者中发生急性左侧结肠憩室炎(ALCD)的终生风险约为4%[3],而来自西方人群的数据表明,高达五分之一的急性憩室炎患者年龄在50岁以下[4–6]。

ALCD是西方外科医生在急诊环境中遇到的常见问题。乙状结肠通常是最常受累的部位,而急性右侧憩室炎(ARCD)较为罕见,但在非西方人群中更为常见。

方法

世界急诊外科学会(WSES)关于ALCD管理的指南于2016年发布[7]。2020年,该指南进行了修订和更新。

本指南依据GRADE方法学制定[8, 9]。GRADE系统是一种分层、基于证据的工具,它系统地评估现有文献,并侧重于基于所纳入研究类型的证据级别。证据质量可标记为高、中、低或极低。在存在显著偏倚的情况下可降级,或在多项高质量研究显示一致结果时升级。首先评估最高质量的证据研究(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系统评价)。如果荟萃分析质量足够,则用于回答研究问题。如果未找到质量足够的荟萃分析,则评估随机对照试验(RCT)和非随机队列研究(n-RCS)。推荐强度基于证据级别,分为弱或强。

由中心协调员协调的多学科专家小组被选定为2020年WSES急性左侧结肠憩室炎(ALCD)管理指南更新的专家。专家们审查并更新了上一版指南中涉及的ALCD诊断和治疗关键问题的原始清单。

对于每项声明,专家小组采用Delphi方法达成共识。声明以≥ 80%的同意率获得通过。

声明获批后,专家小组通过电子邮件开会,起草并修订最终指南。手稿先后由全体成员审阅,最终修订为本文。

ALCD患者应使用哪种分类?

ALCD有多种分类系统。尚无任何一种被最终证明在预测患者结局方面更优越,因此无法提供具体推荐。

ALCD的严重程度范围从无并发症的蜂窝织炎性憩室炎到包括脓肿和/或穿孔在内的复杂性憩室炎。

在过去三十年中,Hinchey分类一直是国际文献中最常用的分类[10]。

对于手术中发现脓肿和腹膜炎的患者,Hinchey等人将急性憩室炎的严重程度分为四级:憩室周围脓肿

盆腔、腹腔内或腹膜后脓肿

弥漫性化脓性腹膜炎

弥漫性粪性腹膜炎

近年来,急性左侧结肠憩室炎(ALCD)的管理发生了巨大变化。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成像已成为ALCD患者诊断和分期的主要诊断工具,CT扫描提供的更详细信息促成了Hinchey分类的若干修改[4, 11–15]。

1989年,Neff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CT表现的ALCD新分类。它包括五个分期,从无并发症的影像学诊断(0期)到伴有大量游离液体的气腹(4期)[11]:0无并发症的憩室炎;憩室、壁增厚、结肠周围脂肪密度增高

局部复杂伴局部脓肿

复杂伴盆腔脓肿

复杂伴远处脓肿

复杂伴其他远处并发症

2002年,Ambrosetti等人[12]将ALCD分为重度或中度疾病。在该分类中,CT扫描确定严重程度分级,指导医生治疗急性并发症。中度憩室炎定义为壁增厚≥ 5 mm及结肠周围脂肪炎症征象。重度憩室炎定义为壁增厚伴有脓肿、腔外气体或腔外造影剂:中度憩室炎 局限性乙状结肠壁增厚(≥ 5 mm)

结肠周围脂肪条索影

重度憩室炎 脓肿

腔外气体

腔外造影剂

2005年,Kaiser等人[13]根据具体CT表现修改了Hinchey分类:

0期:轻度临床憩室炎

1a期:局限于结肠周围的炎症

1b期:局限于结肠周围的脓肿

2期:盆腔或远处腹腔内脓肿

3期:弥漫性化脓性腹膜炎

4期:就诊时粪性腹膜炎

2013年,Mora Lopez等人提出[14]对先前Neff分类的修改,将Neff 1期分为1a期(以气泡形式存在的局限性气腹)和1b期(脓肿< 4 cm)。

0无并发症的憩室炎。憩室、壁增厚、结肠周围脂肪密度增高

1局部复杂性憩室炎

1a以气泡形式存在的局限性气腹

1b脓肿(< 4 cm)

2复杂性憩室炎伴盆腔脓肿。盆腔脓肿> 4 cm

3复杂性憩室炎伴远处脓肿。腹腔内脓肿(盆腔外)

4复杂性憩室炎伴其他远处并发症。大量气腹和/或腹腔内游离液体

最近,Sallinen等人[15]发表了一项有趣的回顾性研究,研究对象为接受ALCD治疗的患者,为基于临床、影像学和生理学参数的急性憩室炎治疗奠定了基础:

1无并发症的憩室炎

2复杂性憩室炎伴小脓肿(< 6 cm)

3复杂性憩室炎伴大脓肿(≥ 6 cm)或远处腹腔内或腹膜后气体

4弥漫性腹膜炎不伴器官功能障碍

5弥漫性腹膜炎伴器官功能障碍

最后,WSES急性憩室炎工作组于2015年发表了ALCD的CT引导分类建议[7]。

它是一种基于CT扫描表现的ALCD简单分类系统。它可以指导临床医生管理急性憩室炎,并可能被普遍接受用于日常实践。WSES分类将急性憩室炎分为2组:无并发症和复杂。

在无并发症的急性憩室炎中,感染仅累及结肠,不延伸至腹膜。在复杂性急性憩室炎中,感染过程超出结肠范围。复杂性急性憩室炎根据感染过程的扩展程度分为4期:

无并发症

0憩室,壁增厚,结肠周围脂肪密度增高

有并发症

1A结肠周围气泡或少量结肠周围积液,无脓肿(距炎症肠段5 cm以内)

1B脓肿 ≤ 4 cm

2A脓肿 > 4 cm

2B远处气体(距炎症肠段 > 5 cm)

3弥漫性积液,无远处游离气体

4弥漫性积液,伴远处游离气体

诊断急性左侧结肠憩室炎(ALCD)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对于疑似ALCD的患者,我们建议结合临床病史、体征、实验室炎症标志物和影像学发现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弱推荐,基于极低质量证据,2D)。

对于疑似ALCD的患者,我们建议不以仅凭临床检查作为诊断依据(弱推荐,基于极低质量证据,2D)。

ALCD患者的临床表现包括左下腹急性疼痛或压痛,可能伴有炎症标志物升高,包括C反应蛋白(CRP)和白细胞计数(WBC)。ALCD的临床诊断通常缺乏准确性。在一项对802例连续就诊于急诊科表现为腹痛的患者进行的前瞻性分析[16]中,临床诊断的阳性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0.65和0.98。附加横断面成像的阳性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0.95和0.99。附加放射学检查提高了37%患者的诊断准确性,但仅改变了7%患者的治疗方案。

2010年,Laméris等[17]使用逻辑回归分析,基于3项标准开发了诊断ALCD的临床决策规则:(1)仅左下腹直接压痛,(2)CRP > 50 mg/l,(3)无呕吐。在该前瞻性研究纳入的126例临床疑似患者中,30例患者具备全部3项特征(24%),其中29例最终诊断为急性憩室炎(97%;95% CI 83–99%)。在96例不具备全部3项特征的患者中,45例(47%)无憩室炎。在四分之一的疑似憩室炎患者中,基于三项标准的组合可在临床上作出诊断。

Andeweg等[18]于2011年使用287例患者的回顾性数据,开发了一个诊断ALCD的临床评分系统,诊断准确性为86%。该系统基于ALCD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年龄、一次或多次既往发作的临床病史、症状定位于左下腹部、活动时疼痛加重、无呕吐、体格检查时左下腹部压痛定位以及C反应蛋白≥ 50 mg/l。

C反应蛋白(CRP)已被确认为一种有用的炎症生物标志物,并且如近期多项研究所示[19–21],它可能有助于预测急性憩室炎的临床严重程度。为了探讨CRP及患者其他实验室指标在预测急性憩室炎临床严重程度中的价值,2014年发表了一项回顾性研究[19]。CRP截断值170 mg/l可显著区分重度与轻度憩室炎(灵敏度87.5%,特异度91.1%,曲线下面积0.942,p < 0.00001)。作者得出结论,CRP是预测急性憩室炎临床严重程度的有用工具。CRP低于170 mg/l的患者极可能为轻度发作。CRP值较高的患者接受手术或经皮引流的概率更大。

在另一项研究中,评估了血清感染标志物和体温在区分复杂性与非复杂性憩室炎中的诊断价值[20]。该研究共纳入426例患者,其中364例(85%)为非复杂性憩室炎,62例(15%)为复杂性憩室炎。仅CRP具有足够的诊断价值(曲线下面积0.715)。复杂性憩室炎患者的中位CRP显著高于非复杂性憩室炎患者(分别为224 mg/l,范围99–284,对比87 mg/l,范围48–151)。CRP为25 mg/l的患者发生复杂性憩室炎的概率为15%。该概率从CRP值100 mg/l时的23%增至250 mg/l或更高时的47%。最佳阈值出现在175 mg/l,其阳性预测值为36%,阴性预测值为92%,灵敏度为61%,特异度为82%。

Mäkelä等[21]发表了一项研究,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将350例首次出现急性憩室炎症状的患者的CRP值与CT表现及临床参数进行比较。CRP截断值149.5 mg/l可显著区分急性非复杂性憩室炎与复杂性憩室炎(特异度65%,灵敏度85%,曲线下面积0.811,p = 0.0001)。在多因素分析中,CRP值超过150 mg/l和高龄是急性复杂性憩室炎的独立危险因素。死亡患者的平均CRP值(平均CRP 207 mg/l)显著高于存活患者(平均CRP 139 mg/l)。此外,CRP值超过150 mg/l和CT显示腹腔游离积液是预测术后死亡率的独立变量。该研究证实,CRP有助于在入院时预测急性憩室炎的严重程度。作者得出结论,CRP值高于150 mg/l的患者发生复杂性憩室炎的风险增加,应始终接受CT检查。

2018年发表了一项针对急性左侧结肠憩室炎(ALCD)患者的前瞻性研究[22]。所有患者均接受了CT检查。分析在急诊科初步评估时获得的指标参数,以评估其与结局的相关性。共分析了99例患者。88例为轻度影像学分级(Hinchey Ia/Ib),11例为重度影像学分级(Hinchey > Ib)(初始C反应蛋白(CRP)中位数80 mg/l vs. 236 mg/l,p < 0.001)。Hinchey III/IV的CRP中位水平为258.5 mg/l(201–297 mg/l)。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血清肌酐、血清葡萄糖、弥漫性腹膜炎、弥漫性腹部压痛、泌尿系统症状及初始CRP与重症疾病相关。初始CRP是Hinchey > Ib的唯一独立预测因子(p = 0.038)。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计算得出的最佳截断值为173 mg/l(灵敏度90.9%,特异度90.9%,p < 0.001)。所有接受影像学引导下经皮穿刺或手术的患者初始CRP均 > 173 mg/l且Hinchey > Ib。然而,作者得出结论,若存在可能影响其基线水平的伴随情况,CRP不应被用作严重程度的预测指标。

专家组指出,在起病非常急骤的疾病中,CRP值可能尚未升高,因为从疾病发作到CRP升高有6–8小时的延迟,并在48小时达到峰值。因此,使用低CRP来排除急性憩室炎应谨慎[23]。

疑似ALCD患者的最佳影像学技术是什么?超声(US)在ALCD患者中的作用是什么?

在疑似ALCD患者中,我们建议将腹部增强CT扫描作为首选的影像学技术(弱推荐,基于中等质量证据,2B)。

我们建议在由经验丰富的操作者执行的机构中,将US用于疑似ALCD患者的初步评估。US具有广泛的可获得性和易及性。对于疑似急性憩室炎的患者,在US结果不确定或阴性后再进行CT的阶梯式方法可能是一种安全的策略(弱推荐,基于中等质量证据,2B)。

在急诊环境中用于诊断ALCD的影像学技术为US和CT。目前,与US相比,CT是公认的首选方法,大多数指南都引用了CT的高准确性及其他优势。由于其优异的灵敏度和特异度[24–26],该方法是对ALCD患者进行诊断和分期的金标准。CT扫描还可排除其他诊断,如卵巢病变、或主动脉或髂动脉瘤破裂。

ALCD患者的CT表现可能包括憩室病伴相关结肠壁增厚、脂肪条索影、蜂窝织炎、腔外气体、脓肿形成或腹腔内游离液体。CT成像可以超越ALCD的准确诊断。CT标准还可用于确定严重程度分级,并可能指导患者的治疗计划[27]。US是一种实时动态检查,具有广泛的可获得性和易及性[28]。其局限性包括操作者依赖性、肥胖患者评估不佳,以及难以检测游离气体和深部脓肿[29]。

2014年发表了一项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30],纳入报告疑似憩室炎患者临床诊断及诊断方式诊断准确性的研究。超声的汇总灵敏度估计值为90%(95% CI 76–98%),CT为95%(95% CI 91–97%)(p = 0.86)。超声的汇总特异度估计值为90%(95% CI 86–94%),CT为96%(95% CI 90–100%)(p = 0.04)。

尽管CT是疑似急性憩室炎患者最敏感的影像学检查,但已有研究提出,对疑似急性憩室炎患者采用在超声检查结果不确定或阴性后再行CT的逐步升级方案是一种安全且可替代的方法[30, 31]。

磁共振成像不受超声操作者依赖性局限的限制[32, 33],但迄今为止在急诊科仍难以实施。

免疫功能受损的ALCD患者是否存在标准非手术治疗失败的风险?

我们建议将免疫功能受损的ALCD患者视为标准非手术治疗失败的高危人群(基于极低质量证据的弱推荐,2D)。

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发生复杂性ALCD的风险增加[34–37]。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可能标准非手术治疗失败。因此,这些患者中大多数需要紧急外科干预,而这与显著更高的死亡率相关[38]。

Biondo等[39]最近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免疫抑制(IMS)的不同原因与ALCD之间的关系。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根据IMS的原因分为5组:I组,长期糖皮质激素治疗;II组,移植患者;III组,恶性肿瘤疾病;IV组,慢性肾功能衰竭;V组,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急诊手术率较高(39.3%),且I组(长期糖皮质激素治疗)更常需要急诊手术。在该研究中,术后死亡率为31.6%,非手术治疗成功后的复发率为30例(27.8%)。

免疫功能正常的非复杂性急性憩室炎患者是否应推荐使用抗生素?

对于无全身炎症体征的免疫功能正常非复杂性憩室炎患者,我们推荐不给予抗生素治疗(基于高质量证据的强推荐,1A)。

对于需要抗生素治疗的患者,我们推荐尽可能口服给药,主要因为早期从静脉转为口服治疗可能有助于缩短住院时间(基于中等质量证据的强推荐,1B)。

非复杂性急性憩室炎的定义往往模糊且界定不清。非复杂性急性憩室炎定义为局限性憩室炎症,无任何脓肿或穿孔。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分类将腹腔内感染(IAIs)分为复杂性和非复杂性[40]。在非复杂性IAIs中,感染仅累及单一器官且不扩散至腹膜,而在复杂性IAIs中,感染过程超出器官范围,引起局限性或弥漫性腹膜炎[40]。为在本指南中更好地定义急性憩室炎,我们根据IAIs的分类使用复杂性和非复杂性这一术语。

无并发症的急性憩室炎是一种解剖上局限的炎症过程。CT表现包括憩室、壁增厚以及结肠周围脂肪密度增高。无并发症憩室炎患者通常病程隐匿,后续并发症发生率低。

抗生素在急性无并发症憩室炎中的效用一直存在争议。近年来,多项研究表明,对于轻度非穿孔性憩室炎患者,在临床缓解方面,抗菌治疗并不优于不使用抗生素治疗[41]。目前的共识是,无并发症急性憩室炎可能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在免疫功能正常的患者中,局部宿主防御可在不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控制炎症。在此背景下,无并发症疾病的治疗不需要使用抗生素。

Chabok等人于2012年发表了一项多中心随机试验,涉及瑞典十个外科部门和冰岛一个部门,招募了623例计算机断层扫描确诊的急性无并发症左侧憩室炎患者[42]。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抗生素治疗(314例患者)或不接受抗生素治疗(309例患者)。急性无并发症憩室炎的抗生素治疗既未加速康复,也未预防并发症或复发。因此,抗生素应保留用于治疗复杂性憩室炎。

一项前瞻性单臂研究综述了[43]在30天随访期内对CT证实的无并发症急性憩室炎进行对症(非抗生素)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总体而言,研究共纳入161例患者,153例(95%)完成了30天随访。共有14例(9%)患者存在结肠周围气体。总计140例(87%)患者作为门诊患者接受治疗,其中4例(3%)在随访期间住院。该研究的主要结局指标是发现复杂性憩室炎的发生率。没有患者发展为复杂性憩室炎或需要手术,但在纳入后2天(中位数),14例(9%,6例口服,8例静脉)患者接受了抗生素治疗。最近一项荷兰的观察性治疗与全身抗生素治疗对比的随机对照试验(DIABOLO试验)[43]针对CT证实的ALCD Hinchey 1a和1b期的首次发作,证实不使用抗生素的观察性治疗不会延长恢复时间,可视为适合这些患者。

本研究纳入了22个临床中心共528例患者;纳入经CT在24小时内确认的Hinchey改良分期1a期(局限性结肠周围炎症或蜂窝织炎)至1b期(结肠周围或结肠系膜脓肿)以及Ambrosetti“轻/中度”憩室炎分期的患者。排除既往有憩室炎病史、Hinchey分期更高或Ambrosetti分类为“重度”憩室炎的患者。抗生素治疗为10天疗程的静脉注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1200 mg每日四次,至少48小时。48小时后,给药途径可改为口服,625 mg每日三次。对于观察治疗,患者必须符合以下标准:能够耐受正常饮食、体温低于100.4 °F、视觉模拟量表疼痛评分低于4分(仅使用对乙酰氨基酚控制疼痛),以及能够维持与患病前相同水平的自理能力。如果患者病情恶化,则重复CT检查,并在体温升至102.2 °F以上、血培养阳性或患者出现脓毒症时开始抗生素治疗。

观察组与抗生素治疗组在次要终点方面未发现显著差异:复杂性憩室炎(分别为3.8% vs. 2.6%;p = 0.377)、持续性憩室炎(分别为7.3% vs. 4.1%;p = 0.183)、复发性憩室炎(分别为3.4% vs. 3.0%;p = 0.494)、乙状结肠切除术(分别为3.8% vs. 2.3%;p = 0.323)、再入院(分别为17.6% vs. 12.0%;p = 0.148)、不良事件(分别为48.5% vs. 54.5%;p = 0.221)和死亡率(分别为1.1% vs. 0.4%;p = 0.432)。观察组住院时间显著更短(2天 vs. 3天;p = 0.006)。然而,即使未发现Hinchey 1a期与1b期憩室炎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纳入的绝大多数患者诊断为Hinchey 1a期急性左侧结肠憩室炎(ALCD)(观察组90.1%,抗生素治疗组94%),仅一小部分患者为Hinchey 1b期憩室炎。基于这些结果,作者得出结论:对于首次发作的非复杂性(Hinchey 1a期)ALCD患者,可以安全地省略抗生素治疗。Hinchey 1b期憩室炎也发现了类似结果。然而,由于该试验缺乏检测较小亚组效应的把握度,且文献中没有其他报告,作者得出结论:观察治疗应限于Hinchey 1a期病例[44]。

更近期,在DIABOLO试验24个月随访后评估了非复杂性ALCD中省略抗生素的长期效果[44]。完整病例分析显示复发性憩室炎发生率(观察组15.4% vs. 抗生素组14.9%;p = 0.885)、复杂性憩室炎(4.8% vs. 3.3%;p = 0.403)和乙状结肠切除术(9.0% vs. 5.0%;p = 0.085)无差异。年轻患者(< 50岁)以及就诊时视觉模拟疼痛量表评分≥8分的患者存在复杂性或复发性憩室炎的风险。在该多变量分析中,治疗类型(使用或不使用抗生素)不是复杂性或复发性憩室炎的独立预测因素[45]。

尽管上述研究表明,关于无并发症憩室炎患者应常规使用抗生素的证据有限,但已知无并发症憩室炎的疾病严重程度存在差异,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对这些患者进行风险分层,从而确定适当的治疗方案。

脓毒症相关的高死亡率要求临床医生在易导致高危患者发生脓毒症的情况下保持高度的临床怀疑指数[46]。专家组建议,对于影像学证实为无并发症急性憩室炎并伴有感染的全身表现的患者,或高危患者(如免疫功能低下患者、老年患者及合并症患者),应使用覆盖革兰阴性杆菌和厌氧菌的抗生素治疗。

如需抗生素治疗,口服给药可能与静脉给药同样有效。迅速从静脉给药转为口服给药可允许患者快速出院。

2009年发表了一项关于临床诊断的急性无并发症憩室炎口服与静脉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RCT)[47]。该研究比较了使用环丙沙星和甲硝唑的口服与静脉方案。口服组41例患者,静脉组38例患者(n = 79)。口服组无患者需转为静脉抗生素治疗。两组症状均完全缓解。尚无研究考察饮食限制或卧床休息的价值[48]。

无并发症ALCD患者能否作为门诊患者治疗?

我们建议对无合并症的无并发症ALCD患者在门诊环境中进行管理。我们建议在7天内重新评估。如临床状况恶化,应提前进行重新评估(基于中等质量证据的弱推荐,2B)。

无并发症急性憩室炎症状且无显著合并症、能够口服液体并在家中自我管理的患者,可作为门诊患者治疗。应在诊断后7天内重新评估。然而,如临床状况恶化,应提前进行重新评估。有显著合并症且无法口服液体的患者应住院接受静脉输液治疗。

Etzioni等[49]于2010年发表了一项回顾性分析,证明门诊治疗对绝大多数(94%)急性憩室炎患者有效。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急性无并发症急性憩室炎门诊管理的系统综述[50]。Jackson等得出结论,当前证据表明对大多数急性无并发症急性憩室炎病例采用更为积极的日间门诊治疗方式是合理的。Rodríguez-Cerrillo等[51]最近表明,伴有合并症的老年患者也可以在家中安全治疗,避免住院。

DIVER试验[52]已证明,对于经选择的无并发症急性憩室炎患者,门诊治疗可能安全有效,并可降低成本而不对患者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这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纳入年龄大于18岁的急性无并发症憩室炎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腹部CT检查。急诊科对所有患者给予首剂抗生素静脉注射,随后患者或住院或出院。在总共132例患者中,住院患者中有4例、出院居家管理的患者中有3例出现治疗失败(两组之间无差异(p = 0.62))。门诊治疗组每例次的总医疗保健费用低3倍,每例患者显著节省费用1124.70欧元。两组在生活质量方面未观察到差异。

最近发表了一项系统综述[53],纳入21项研究(11项前瞻性、9项回顾性和仅1项随机试验),共1781例接受门诊管理的急性左侧结肠憩室炎(ALCD)患者。该荟萃分析得出结论,门诊管理是安全的,门诊环境下的总体失败率为4.3%(95% CI 2.6–6.3%)。憩室炎的位置不是门诊策略的选择标准(p = 0.512)。其他亚组分析未报告任何影响失败率的因素:既往急性憩室炎发作(p = 0.163)、合并症(p = 0.187)、结肠周围积气(p = 0.653)、腹腔内脓肿(p = 0.326)、按注册方案治疗(p = 0.078)、随访类型(p = 0.700)、抗生素治疗类型(p = 0.647)或糖尿病(p = 0.610)。在门诊治疗失败的患者中,大多数接受了延长抗生素治疗,仅少数因脓肿接受经皮引流(0.13%)或因穿孔接受手术干预(0.06%)。然而,由于现有数据质量较低,这些结果应谨慎解读。所报告的数据提示,如果结合准确的患者选择(40%),门诊管理是安全的;无亚组分析显示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包括合并症、既往发作和糖尿病)。本综述结果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其在常见临床实践中的适用性,因为无法确定严格的失败标准。

另一篇关于ALCD门诊管理的综述于2017年发表[54]。检索得到192篇文献。其中,10项研究符合纳入标准,包括1项随机对照试验、6项临床对照试验和3项病例系列。在接受门诊治疗与住院治疗的无并发症憩室炎患者之间,药物治疗失败率(6.5 vs. 4.6%,p = 0.32)或复发率(13.0 vs. 12.1%,p = 0.81)无差异。门诊治疗与每例接受治疗患者估计每日节省费用600至1900欧元相关。由于研究设计和纳入标准存在异质性,无法对数据进行荟萃分析。

对于CT显示结肠周围积气的急性憩室炎患者,最佳治疗是什么?

对于CT检查发现结肠周围腔外气体的患者,我们建议尝试非手术治疗并给予抗生素治疗(基于低质量证据的弱推荐,2C)。

脓毒症相关的高死亡率要求保持对病情恶化的高度临床警惕并采取更积极的管理。WSES专家小组建议对结肠周围腔外气体患者进行抗生素治疗[27]。DIABOLO试验的一项亚组分析近期已发表[55]。研究纳入了所有Hinchey 1a级憩室炎且CT显示孤立性结肠周围气体的患者。结肠周围气体定义为位于受累结肠段< 5 cm范围内的气体。该研究的主要结局是非手术治疗失败,定义为就诊后30天内需要经皮脓肿引流或急诊手术。研究对临床、影像学和实验室参数与治疗失败的关系进行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共纳入109例患者。52例(48%)患者接受了抗生素治疗。9例(8%)患者非手术治疗失败,其中抗生素治疗组7例(13%),非抗生素组2例(4%)(p = 0.083)。仅就诊时CRP水平升高是治疗失败的独立预测因素。作者得出结论,对于孤立性结肠周围气体的憩室炎患者,非手术治疗是一种合适的治疗策略。然而,由于事件发生率较低,对于孤立性结肠周围气体患者是否需要抗生素治疗仍不确定。

小型憩室脓肿(< 4–5 cm)患者的最佳治疗是什么?大型憩室脓肿患者的最佳治疗是什么?

对于小型(< 4–5 cm)憩室脓肿患者,我们建议初始尝试仅使用抗生素的非手术治疗(基于低质量证据的弱推荐,2C)。

我们建议对大型脓肿患者采用经皮引流联合抗生素治疗;当经皮脓肿引流不可行或不可用时,在临床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初始仅使用抗生素治疗大型脓肿患者。或者,需要手术干预(基于低质量证据的弱推荐,2C)。

因急性憩室炎入院的患者中约15–20%在CT扫描上有脓肿[56]。脓肿的治疗始终需要抗生素治疗。如果脓肿大小有限,单独全身抗生素治疗被认为是安全有效的,可消除脓肿并解决急性炎症,汇总失败率为20%,死亡率为0.6% [57]。

当脓肿直径较大时,抗生素可能无法在脓肿内部达到足够浓度,导致失败率增加。

4-5厘米的大小可能是单纯抗生素治疗与经皮引流联合抗生素治疗憩室脓肿之间的合理界限[58-62]。当患者临床状况允许且经皮引流不可行时,可考虑单纯抗生素治疗。然而,必须进行仔细的临床监测。应保持对感染源进行手术控制的高度怀疑,如果患者炎症体征恶化或脓肿在药物治疗下未见缩小,则应进行手术治疗。

目前尚无关于急性憩室炎所致腹腔脓肿最佳治疗的随机研究,现行推荐仅基于观察性研究。2015年Elagili等人发表了一项回顾性研究,比较了选定患者接受初始单纯抗生素治疗与经皮引流的结局[63]。所有1994-2012年间在单一机构接受经皮引流或单纯抗生素治疗后手术治疗的憩室脓肿直径≥3厘米的患者均从机构憩室病数据库中识别。各组根据患者和疾病特征、治疗失败及术后结局进行比较。32例患者因经皮引流技术不可行或外科医生偏好而接受单纯抗生素治疗,114例接受经皮引流。单纯抗生素治疗期间8例患者(25%)因症状持续需要急诊手术,初始经皮引流后21例患者(18%)需要急诊手术(p=0.21)。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脓肿直径显著较小(5.9 vs. 7.1 cm,p=0.001),从初始治疗至乙状结肠切除术的间隔较短(平均50 vs. 80天,p=0.02)。根据Clavien-Dindo分类,单纯抗生素治疗后的术后并发症严重程度显著低于经皮引流后(p=0.04)。

在表现出适当临床改善的患者中,当引流量停止或显著减少时可拔除引流管。在不确定的病例中,可在拔管前通过经皮引流管注入水溶性造影剂行CT扫描。如果无可见残腔,应拔除导管。如果脓肿未消退且患者无临床改善,可能需要进一步引流或导管重新定位,并最终可能需要手术。

对于接受非手术治疗憩室脓肿的患者,是否应计划早期结肠评估?对于CT证实为无并发症急性憩室炎并接受非手术治疗的患者,是否应推荐早期结肠评估?

对于接受非手术治疗的憩室脓肿患者,我们建议计划早期结肠评估(4-6周)(基于低质量证据的弱推荐,2C)。

对于CT证实为无并发症憩室炎并接受非手术治疗的患者,我们不推荐常规结肠评估(基于中等质量证据的弱推荐,2B)。

结肠局限性脓肿是一种少见但可能出现的隐匿性结肠恶性肿瘤表现,且可能类似复杂性憩室病[64, 65]。已有研究表明,CT证实的无并发症憩室炎后恶性肿瘤风险较低,在缺乏其他指征的情况下,常规结肠镜检查可能并非必要。2014年发表了一项系统综述,探讨无并发症憩室炎发作后经结肠镜检查发现的结直肠癌(CRC)发生率[66]。九项研究符合纳入标准,共纳入2490例无并发症憩室炎患者。1468例患者(59%)在无并发症憩室炎发作后接受了后续结肠镜检查。17例患者被诊断为CRC,患病率为1.16%(CRC的95%置信区间为0.72–1.9%)。156例患者(10.6%)可见增生性息肉,90例患者(6.1%)为低级别腺瘤,32例患者(2.2%)为晚期腺瘤。该综述的结果表明,除非将结肠镜检查视为50岁及以上人群的筛查,否则在急性无并发症憩室炎发作后的患者中,若缺乏CRC的其他临床征象,则不需要常规结肠镜检查。

2014年发表了另一项关于影像学证实的急性憩室炎后常规结肠评估作用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67]。该分析纳入了来自7个国家的11项研究。在1970例患者中,仅22例(0.01%)发现癌症。影像学证实的急性无并发症憩室炎发作后恶性肿瘤风险较低。复杂性憩室炎患者在后续结肠评估中具有显著的CRC风险。

2014年发表了一项对633例经CT诊断的急性憩室炎患者的回顾性研究[68]。在663例患者中,97例接受了急诊切除,而536例接受非手术治疗,其中394例随后接受了结肠镜检查。研究结果显示,在初诊为急性憩室炎的患者中有17例癌症(2.7%)。如CT所示,16例癌症患者(94%)有脓肿,而1例患者有结肠周腔外气体但无脓肿。在有脓肿的患者中,11.4%为模拟急性憩室炎的癌症。在无并发症憩室炎患者中未发现癌症。

对于CT显示远处气体但无弥漫性腹腔积液的患者,非手术治疗的作用是什么?

对于CT显示远处游离气体但无弥漫性腹腔积液的患者,我们建议仅在对选定患者能够进行密切随访时才采用非手术治疗(基于极低质量证据的弱推荐,2D)。

尽管大多数因急性憩室炎住院的患者可通过非手术治疗管理,但高达25%可能需要紧急手术干预[69]。弥漫性腹膜炎患者通常为危重患者,需要及时液体复苏、抗生素给药和手术。虽然穿孔性憩室炎并发弥漫性腹膜炎的绝对患病率较低,但无论选择何种手术策略,其均与显著的术后死亡率相关。

尽管CT发现远处游离气体(这是非手术治疗失败的一个已知预测因素[27]),Dharmarajan等[70]描述了在急性憩室炎伴气腹患者中非手术管理的高成功率,但排除了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Sallinen等[71]报告了CT证实腔外气体的患者非手术管理的结果。该研究显示,非手术治疗仅对血流动力学稳定、伴有结肠周围腔外气体或少量远处腹腔内气体、且无临床弥漫性腹膜炎或道格拉斯窝积液的患者是可行治疗。即使无临床弥漫性腹膜炎,出现大量远处腹腔内气体或远处腹膜后气体与非手术管理的高失败率(57–60%)相关。此外,近60%的远处腹腔内气体患者主要接受手术治疗。

经过高度选择的该阶段患者组可接受保守治疗。然而,这可能伴随显著的失败率,必须进行仔细的临床和CT监测[20]。建议该阶段患者的干预措施为:对无合并症且病情稳定的患者行手术切除加吻合术,伴或不伴造口;对病情不稳定或伴多种合并症的患者行Hartmann手术(HP)[27]。

对于憩室穿孔所致弥漫性腹膜炎的患者,是否应推荐腹腔镜灌洗和引流?

我们建议仅对经过非常严格选择的弥漫性腹膜炎患者施行腹腔镜腹膜灌洗和引流。在急性结肠憩室炎所致腹膜炎患者中,它不被视为一线治疗(基于高质量证据的弱推荐,2A)。

近年来,使用腹腔镜腹膜灌洗和引流的微创方法作为结肠切除的替代方案一直存在争议[72]。它可能使弥漫性腹膜炎患者避免造口。该方法包括腹腔镜下抽吸脓液,随后进行腹腔灌洗并放置腹腔引流管,引流管在术后保留多日。2013年,一项荷兰的回顾性分析发表了38例接受腹腔镜灌洗治疗的患者[73],强调了对该手术治疗危重患者的一些疑虑。在7例患者中,该方法未能控制腹腔脓毒症,2例患者死于多器官衰竭,5例需要进一步手术干预(3例Hartmann切除、1例转流造口、1例穿孔修补)。其中1例死于误吸,其余4例经历了延长且复杂的住院过程。多种合并症、IMS、高CRP水平和/或高Mannheim腹膜炎指数也是高失败风险的预测因素。作者得出结论,患者选择至关重要,识别明显的乙状结肠穿孔极为重要。该主题仍存在很大争议,主要由于最新前瞻性试验如SCANDIV、Ladies和DILALA试验[74–76]的结果存在差异且有时令人失望。

2014年,随机对照试验DILALA的首批结果发表[74]。初次诊断性腹腔镜检查显示Hinchey III级病变后,患者被随机分配至腹腔镜灌洗组或结肠切除加造口组。与Hartmann手术相比,腹腔镜灌洗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无差异。腹腔镜灌洗的手术时间更短、恢复室停留时间更短、住院时间更短,且避免了造口。在该试验中,腹腔镜灌洗作为穿孔性憩室炎Hinchey III级患者的治疗在短期内可行且安全。2015年,SCANDIV研究的结果发表[75]。在可能为穿孔性憩室炎并接受急诊手术的患者中,与一期切除相比,腹腔镜灌洗并未减少严重术后并发症,且在次要终点方面导致更差的结果。这些发现不支持将腹腔镜灌洗用于穿孔性憩室炎的治疗。同年,LADIES研究的结果发表。该研究显示,腹腔镜灌洗在治疗化脓性穿孔性憩室炎方面并不优于乙状结肠切除术[76]。

在上述研究发表后,三项研究的结果被总结于六项不同的Meta分析中,发现相似[77–82]。与急诊切除手术相比,腹腔镜灌洗治疗Hinchey III级急性憩室炎显示出相当的死亡率,但与失败率相关,因治疗失败和腹腔内脓肿形成而显著增加再次手术的需求。长期结果相似,发病率和死亡率无差异。

关于腹腔镜灌洗和引流仍存在若干争议。在特定患者中它可能是可接受的替代方案[83];然而,它不能被视为憩室性腹膜炎患者的一线治疗。

对于憩室穿孔所致弥漫性腹膜炎患者,是否应优先选择一期吻合加或不加保护性造口,而非Hartmann手术?

我们推荐对危重症患者及部分合并多种合并症的患者,采用Hartmann手术(HP)处理弥漫性腹膜炎(基于低质量证据的强烈推荐,2B)。

对于临床稳定且无合并症的患者,我们建议行一期切除加吻合,加或不加转流性造口(基于低质量证据的弱推荐,2B)。

HP一直被认为是弥漫性腹膜炎患者的首选术式,并且仍是憩室性腹膜炎急诊结肠切除术的安全技术,尤其适用于危重症患者和合并多种合并症的患者。然而,HP术后恢复肠道连续性伴随显著的发病率和资源消耗[84]。因此,许多此类患者未接受还纳手术而终身保留造口[85]。

近期一项澳大利亚研究分析了2009年至2013年在八家设有专科结直肠服务的三级转诊中心收治的急性憩室炎患者的行政数据,证实了HP在全球范围内用于治疗憩室穿孔的普遍性[86]。HP是最常实施的急诊手术,占切除术的72%。

另一项基于人群的回顾性队列研究使用了行政出院数据,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开展,于2014年发表[87]。在2002年至2012年间,18,543例首次发作憩室炎住院患者中,3873例接受了急诊手术。腹腔镜的使用增加(9%至18%,p < 0.001),而哈特曼手术(HP)的使用保持不变(64%),并且与澳大利亚研究一样,是复杂性急性憩室炎患者中最常用的手术方式。

近年来,一些作者报道了在急性憩室炎的治疗中,即使存在弥漫性腹膜炎,一期切除吻合伴或不伴转流性造口的作用[88]。对于弥漫性腹膜炎患者的手术选择决定通常由外科医生判断,其会考虑患者的临床状况和合并症。比较HP与一期吻合的死亡率和发病率的研究未显示任何显著差异。然而,大多数研究存在相关的选择偏倚,正如四项系统评价所证明的那样[89–91]。

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使用2012年至2016年的ACS-NSQIP结肠切除术手术目标数据库,评估了所有接受急诊一期吻合联合转流性袢式回肠造口术和HP的急性憩室炎患者[92]。在130,963例患者中,纳入了2729例患者。中位年龄为64岁,48.5%为男性;大多数患者接受了HP,仅208例(7.6%)接受了一期吻合联合转流性袢式回肠造口术。与一期吻合联合转流性袢式回肠造口术患者相比,接受HP的患者有更多合并症[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9.8% vs. 4.8%,p = 0.017)],功能依赖性更强[6.3% vs. 2.4%,p = 0.025],病情更重[例如,感染性休克(11.1% vs. 5.3%,p = 0.015)]。接受HP与一期吻合联合转流性袢式回肠造口术患者的死亡率分别为7.6%和2.9%(p = 0.011)。发病率分别为55.4%和48.6%(p = 0.056)。在多变量分析中,与HP相比,一期吻合联合转流性袢式回肠造口术并未导致死亡率(OR = 0.21,95% CI 0.03–1.58,p = 0.129)或发病率(OR = 0.96,95% CI 0.63–1.45,p = 0.834)增加。作者得出结论,对于需要急诊手术管理急性憩室炎的特定患者群体,一期吻合联合转流性袢式回肠造口术似乎至少是HP的安全替代方案。

Constantinides等[93]发表了一项比较一期切除吻合联合或不联合去功能化造口与哈特曼手术(HP)作为Hinchey III–IV期患者最佳手术策略的研究。该研究共纳入135例一期切除吻合、126例一期吻合联合去功能化造口和6619例HP。一期切除吻合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55%和30%,一期吻合联合去功能化造口分别为40%和25%,HP分别为35%和20%。27%的HP患者和8%的一期吻合联合去功能化造口患者造口为永久性。作者结论认为,对于经过选择的憩室性腹膜炎患者,一期吻合联合去功能化造口可能是最佳策略,并可能在术后不良事件、长期生活质量和永久性造口风险之间代表一种良好的折中方案。

Oberkofler等于2012年发表了一项小型随机试验,比较一期吻合联合回肠造口与HP在弥漫性憩室性腹膜炎患者中的应用[94]。来自4个中心的62例急性左侧结肠穿孔(Hinchey III和IV期)患者被随机分配至哈特曼手术组(n = 30)和一期吻合联合转流性回肠造口组(n = 32)。两组均在3个月后按计划行造口还纳手术。该研究报告初始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无差异(HP组与一期吻合组的死亡率分别为13% vs. 9%,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67% vs. 75%),但一期吻合组住院时间缩短、费用降低、严重并发症减少,且造口还纳率更高。

一项于2008年6月至2012年5月进行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即DIVERTI(Hinchey III-IV期憩室炎一期与二期吻合比较)试验[95],于2017年发表。入组的全部102例患者在年龄(p = 0.4453)、性别(p = 0.2347)、Hinchey III期与IV期(p = 0.2347)以及曼海姆腹膜炎指数(p = 0.0606)方面具有可比性。HP组(7.7%)与一期吻合组(4%)的总死亡率无显著差异(p = 0.4233)。两种切除和造口还纳手术的并发症发生率相当(HP组为39%,一期吻合组为44%;p = 0.4233)。在18个月时,96%的一期吻合患者和65%的HP患者完成了造口还纳(p = 0.0001)。尽管两组的死亡率相似,但一期吻合组的造口还纳率显著更高。该试验提供了额外证据,支持在憩室性腹膜炎患者中采用一期吻合联合转流性回肠造口优于HP。

2019年,LADIES研究[96]的结果表明,在血流动力学稳定、免疫功能正常且年龄小于85岁的患者中,一期吻合术作为穿孔性憩室炎(Hinchey III或Hinchey IV期疾病)的治疗方案优于HP。年龄在18至85岁之间、表现出弥漫性腹膜炎临床体征且疑似穿孔性憩室炎的患者,如果腹部平片或CT扫描显示弥漫性游离气体或液体,则符合纳入条件。Hinchey I或II期憩室炎患者不符合纳入条件。患者按1:1分配至HP组或乙状结肠切除加一期吻合术组(伴或不伴转流性回肠造口)。接受一期吻合术的患者12个月无造口生存率显著优于HP组(94.6%[95%CI 88.7–100]对71.7%[95%CI 60.1–83.3],风险比2.79[95%CI 1.86–4.18];log-rank p<0.0001)。HP与一期吻合术相比,指数手术后短期发病率和死亡率无显著差异(发病率,66例中29例[44%]对64例中25例[39%],p=0.60;死亡率,2例[3%]对4例[6%],p=0.44)。

最近,一篇关于Hinchey III和IV期憩室炎手术治疗现有文献的系统综述发表[97]。该研究共纳入25项研究,涉及3546例患者。在观察性研究中,接受HP的患者总死亡率为10.8%,在RCT中为9.4%。接受一期吻合术的患者死亡率低于HP组,观察性研究中为8.2%,RCT中为4.3%。在分析观察性研究时,一期吻合术与HP的比较显示,一期吻合术组死亡率比HP组低40%(OR 0.60,95%CI 0.38–0.95,p=0.03)。然而,对RCT的荟萃分析未显示死亡率有任何差异。两组之间的伤口感染率相当。

对于因穿孔性憩室炎导致弥漫性腹膜炎的患者,是否应优先选择腹腔镜切除而非开放切除?

对于因穿孔性憩室炎导致弥漫性腹膜炎的患者,我们建议仅在具备技术能力和设备的情况下行急诊腹腔镜乙状结肠切除术(基于低质量证据的弱推荐,2C)。

腹腔镜乙状结肠切除术治疗憩室炎最初仅限于择期手术环境。然而,在生理状态稳定的患者中,腹腔镜乙状结肠切除术在化脓性和粪便性憩室性腹膜炎的情况下可能是可行的。2015年,一篇关于急诊环境下腹腔镜乙状结肠切除术治疗憩室炎的系统综述发表[98]。

该综述从1706篇参考文献中纳入4项病例系列和1项队列研究(共104例患者)。84例患者行HP,20例患者行一期吻合术。平均手术时间在115至200分钟之间。中转开放手术率在0至19%之间。平均住院时间在6至16天之间。2例患者需要再次手术干预。在20例未行转流性回肠造口手术的患者中,未报告吻合口漏。3例患者在术后期间死亡。79例可评估患者中60例(76%)在HP后进行了造口还纳。

这些指南受限于低质量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急诊腹腔镜乙状结肠切除术治疗穿孔性憩室炎伴弥漫性腹膜炎是可行的。这些研究在经过选择的患者和经验丰富的单位中进行,不能推广至所有中心。需要高质量的前瞻性或随机研究来证明急诊腹腔镜乙状结肠切除术相较于开腹乙状结肠切除术治疗穿孔性憩室炎的益处。

对于因憩室穿孔导致急性腹膜炎的患者,是否应推荐采用分期剖腹术的损伤控制手术?

我们建议对因憩室穿孔导致弥漫性腹膜炎的经选择的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采用分期剖腹术的损伤控制手术(DCS)(弱推荐,基于低质量证据,2C)。

损伤控制手术策略可能对因腹腔脓毒症处于生理极限状态的患者有益[99]。初次手术侧重于控制脓毒症,后续手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生理复苏后处理胃肠道的解剖重建。该策略既有助于控制严重脓毒症,又可能提高一期吻合率[100]。

弥漫性憩室性腹膜炎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需要立即急诊手术。为改善结局并降低结肠造口形成率,近年来发展了一种新的损伤控制手术流程,包括灌洗、有限切除或穿孔修补,以及二次探查手术以恢复肠道连续性[101, 102]。部分患者可能存在生理功能紊乱。这些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不是立即进行复杂手术干预的最佳候选者。在初次手术(应仅限于感染源控制,例如穿孔的一期修补/病变肠段的局部切除)之后,患者被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进行生理优化。然而,该策略也会将肠吻合延迟至生理稳定期[103],可能改变术中生理环境,可能有利于一期吻合,并完全避免造口形成。在急性憩室炎的背景下,已发表了若干报道(证据级别较低)。2010年,Kafka-Ritsch等[101]发表了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共51例患者(女性28例,55%),中位年龄69岁(范围28–87岁),伴有穿孔性憩室炎Hinchey III(n = 40,78%)或Hinchey IV(n = 11,22%),被前瞻性纳入研究。患者 inicialmente接受有限切除、灌洗和临时关腹,随后在24–48小时后由结直肠外科医生监督进行二期重建手术。38例(84%)患者恢复了肠道连续性,其中4例以袢式回肠造口保护。发生5例吻合口漏(13%),其中2例需要袢式回肠造口,其余3例需要HP。总死亡率为9.8%,46例存活患者中35例(76%)出院时结肠连续性已重建。所有患者均实现了筋膜关闭。

Sohn 等人开展了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比较传统策略与损伤控制策略:两者在发病率和死亡率方面无差异,但损伤控制组的造口创建显著减少[104]。

尽管有令人鼓舞的经验,但缺乏稳健或大规模的数据,且开放腹腔与损伤控制策略并非没有风险:例如,此类操作与肠-大气瘘形成及高费用等问题相关。指南仅推荐该策略用于无法耐受大手术的危重患者。尽管目前此类干预已有生物学依据,且临床使用尚不标准化且不稳定,但这仍是一种具有潜在副作用和临床均势的新疗法。WSES 推荐对选定的、生理严重紊乱且持续存在脓毒症的患者采用开放腹腔方法[105]。剖腹术后关闭或开放(COOL)研究是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RCT),将在术中把符合条件的外科患者随机分配至正式关闭筋膜或采用开放腹腔并应用主动负压腹膜治疗。该试验将具备足够把握度以证明这种高致死和高并发症疾病中的死亡率差异,从而确保危重患者获得尽可能最佳的照护,并不会因仅基于观点的非适当治疗而受到伤害[106]。

对于经非手术治疗处理的急性憩室炎病例,在计划择期切除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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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1. Sartelli M, Weber DG, Kluger Y, et al. 2020 update of the WSES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colonic diverticulitis in the emergency setting. World J Emerg Surg. 2020. PMID: 32381121. doi:10.1186/s13017-020-00313-4
  2. 全文:PMC7206757(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20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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