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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精神疾病与儿童青少年伤害风险的关联:瑞典全国登记队列研究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and paternal mental illness and risk of injurie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ationwide register based cohort study in Sweden.
PubMed 文献 · BMJ · 2020-04-08
一句话结论父母精神疾病与子代伤害风险升高相关,生命第一年风险最高(调整率比1.30,95%CI 1.26–1.33),暴力相关伤害风险最高(3.54,95%CI 2.28–5.48)。

这项基于瑞典全国登记数据的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1996–2011年出生的1 542 000名儿童,链接893 334名母亲和873 935名父亲,评估父母精神疾病(非情感性精神病、情感性精神病、酒精或药物滥用、心境障碍、焦虑和应激相关障碍、进食障碍、人格障碍)与子代0–17岁伤害风险的关系。结果显示,父母精神疾病暴露儿童在所有年龄段伤害率均更高,第一年生命风险最高(调整率比1.30,95%CI 1.26–1.33),暴力相关伤害调整率比最高(0–1岁3.54,95%CI 2.28–5.48),其次为中毒(1.79,95%CI 1.56–2.04)。常见精神障碍(如心境障碍)的关联略高于严重精神疾病。作者认为,增加对精神疾病父母的支持、在二级医疗中识别和治疗围产期精神疾病可能预防儿童伤害。

要点

  • 父母精神疾病暴露儿童在0–1岁伤害风险最高,调整率比1.30(95%CI 1.26–1.33),每10万人年额外增加2088例伤害。
  • 暴力相关伤害风险最高:0–1岁调整率比3.54(95%CI 2.28–5.48),2–5岁3.02(95%CI 2.20–4.13)。
  • 中毒风险次之:0–1岁调整率比1.79(95%CI 1.56–2.04),2–5岁1.70(95%CI 1.55–1.87)。
  • 常见精神障碍(如心境障碍)关联略高于严重精神疾病:0–1岁心境障碍调整率比1.35(95%CI 1.29–1.41),非情感性精神病1.06(95%CI 0.91–1.24)。
  • 母亲暴露关联略高于父亲:0–1岁任何母亲精神疾病调整率比1.31(95%CI 1.26–1.35),任何父亲精神疾病1.27(95%CI 1.21–1.33)。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1996–2011年出生于瑞典、通过总人口登记识别的所有儿童(n=1 742 583),最终分析队列为1 542 000名儿童,链接893 334名母亲和873 935名父亲。
  • 排除无已知父母、已知养父母(母亲和父亲)、一方为已知养父母但双方登记亲生父母信息缺失、以及亲生父母与养父母ID相同的儿童(n=14 694)。
  • 随访从出生日期或父母移民瑞典后五年(取较晚者)开始,至父母一方移民、儿童死亡、父母一方死亡、年满18岁或2016年12月31日(取最早者)结束。
  • 按发育年龄段分析:婴儿期(0–1岁)、学龄前(2–5岁)、小学(6–9岁)、初中(10–12岁)、青春期(13–17岁)。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父母精神疾病暴露定义:在特定发育年龄段或之前五年内,父母在国家患者登记中有住院或门诊精神卫生保健记录的精神疾病诊断(ICD编码)。
  • 严重精神疾病包括非情感性精神病(ICD-9: 295, 297, 298,排除295H和298B;ICD-10: F20-24, F28-29)和情感性精神病(ICD-9: 296, 295H, 298B;ICD-10: F25, F30-31, F32.3, F33.3)。
  • 常见精神疾病包括心境障碍(排除精神病性症状;ICD-9: 300E, 311;ICD-10: F32-34, F38-39,排除F32.3和F33.3)、焦虑和应激相关障碍(ICD-9: 300A-D, 300F-H, 300W-X, 306, 307A, 308, 309;ICD-10: F40-48)。
  • 其他暴露类别:酒精或药物滥用(ICD-9: 291, 292, 303, 304;ICD-10: F10-16, F18-19,排除第四位0和9)、进食障碍(ICD-9: 307B, 307F;ICD-10: F50)、人格障碍(ICD-9: 301;ICD-10: F60-63, F68-69)。
  • 儿童伤害定义:基于国家患者登记中住院或门诊就诊记录的外部原因和意图ICD编码;非故意伤害包括交通伤害(ICD-9: E800-849;ICD-10: V01-99)、跌倒(ICD-9: E880-888;ICD-10: W00-19)、烧伤(ICD-9: E890-899, E919, E924;ICD-10: X00-19)、溺水和窒息(ICD-9: E910-913;ICD-10: W65-84)、中毒(ICD-9: E850-869;ICD-10: X40-49);故意伤害包括暴力相关伤害如人际攻击(ICD-9: E960-966, 968-969;ICD-10: X85-Y05, Y08-09)和虐待综合征如身体、心理和性虐待(ICD-9: E967;ICD-10: Y06-07)。
  • 同一伤害组两次就诊日期间隔≤30天计为一次发生,以最早就诊日期为索引。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基于瑞典全国人口的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1 542 000名儿童,链接893 334名母亲和873 935名父亲;父母精神疾病暴露儿童贡献201 670.5人年随访,非暴露儿童贡献2 434 161.5人年。
  • 主要终点:父母精神疾病暴露儿童在所有年龄段伤害率均高于非暴露儿童;0–1岁任何伤害调整率比1.30(95%CI 1.26–1.33),每10万人年额外增加2088例伤害(暴露与非暴露儿童伤害数分别为10 235和72 723)。
  • 0–1岁率差范围:交通伤害额外增加18例/10万人年至跌倒伤害额外增加1716例/10万人年(暴露儿童 vs 非暴露儿童)。
  • 伤害类型:0–1岁暴力相关伤害调整率比3.54(95%CI 2.28–5.48),中毒1.79(95%CI 1.56–2.04),跌倒1.28(95%CI 1.24–1.32);2–5岁暴力相关伤害3.02(95%CI 2.20–4.13),中毒1.70(95%CI 1.55–1.87),烧伤1.39(95%CI 1.26–1.53);13–17岁烧伤1.47(95%CI 1.22–1.76),溺水和窒息1.79(95%CI 1.08–2.96)。
  • 精神疾病类型:0–1岁心境障碍调整率比1.35(95%CI 1.29–1.41),非情感性精神病1.06(95%CI 0.91–1.24);0–1岁心境障碍暴露儿童每10万人年额外增加2494例伤害,非情感性精神病暴露儿童额外增加626例伤害。
  • 父母性别:0–1岁任何母亲精神疾病调整率比1.31(95%CI 1.26–1.35),任何父亲精神疾病1.27(95%CI 1.21–1.33)。
  • 敏感性分析:限制暴露为结局期前记录的精神疾病,0–1岁调整率比1.28(95%CI 1.24–1.33);限制为与父母同住的儿童,结果无实质性改变;调整儿童精神病理后结果无影响(暴露与非暴露儿童儿童精神病理诊断比例分别为13.9%和6.2%)。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基于瑞典全国登记数据的回顾性队列研究。
  • 优势:大样本、全国人口队列、高质量国家登记数据且缺失少、暴露和结局基于临床诊断、包含父亲暴露信息、可调整多种混杂因素(包括不同年龄段社会经济指标)。
  • 局限:暴露仅包括二级医疗中做出的临床诊断,无仅初级保健治疗或未就医者信息,可能捕获更严重疾病而遗漏大部分较轻的常见精神障碍;不知父母精神疾病是否影响儿童就医或因伤害就诊的可能性;仅依赖登记数据无法检查育儿质量和父母监督等因素;无伤害结局周围环境的详细信息(如暴力相关伤害的施暴者);可能未捕获所有影响关联的社会和背景因素(如住房条件和邻里特征)。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增加对精神疾病父母的支持可能有益于儿童伤害预防,尤其在孩子出生后最初几年。
  • 作者认为,支持母亲和父亲作为儿童照护者很重要;父母支持可包括促进获取实用信息、加强家庭常规和儿童安全行动。
  • 作者指出,现有证据显示有针对性的家庭安全干预(包括父母支持)可能改善家庭预防实践并降低儿童伤害率,此类干预可针对精神疾病父母的需求进行调整。
  • 作者认为,早期筛查和治疗母亲和父亲的围产期精神疾病可能降低儿童伤害风险,包括暴力暴露风险;但需注意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暴力行为。
  • 作者指出,证据显示有效管理和治疗精神疾病(例如使用某些类型的精神药物如抗精神病药和心境稳定剂)可降低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发生率。
  • 作者认为,研究结果强调在所有儿童发育阶段识别和治疗父母常见精神疾病的重要性,并提示需要重新评估既往研究提出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育儿能力不足的假设。
  • 作者指出,瑞典《儿童健康服务专业人员国家手册》包含通过家访和儿童保健中心访视向所有父母提供儿童安全信息的指南,并向可能需要帮助的家庭提供额外心理支持;但这些指南的实际实施程度目前未知,可能因地区而异。
  • 作者认为,未来研究需要评估在父母精神疾病家庭中实施此类针对性家庭安全干预的情况,并确定这些家庭的具体需求和体验。

指南或共识出处

  • Pierce et al, unpublished data, 2020(瑞典二级医疗数据中父母精神疾病儿童和青少年患病率估计)。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全文中译21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BMJ. 2020 Apr 8;369:m853. doi: 10.1136/bmj.m853

引言

美国最近一项全国性调查估计,在过去一年中约18%的父母患有某种类型的精神疾病,约4%患有严重精神疾病。1 英国一项使用初级保健数据的研究报告称,近四分之一的儿童暴露于母亲精神疾病。2 在瑞典,我们使用二级保健数据估计,父母患有精神疾病(CAPRI)的儿童和青少年患病率在0-3岁时约为7%,到15-17岁时上升至近11%(Pierce等,未发表数据,2020)。重要的是,精神疾病在15-29岁年轻成人中占伤残损失寿命年的最大份额(约20-30%),3 且与女性和男性首次成为父母的最常见年龄相吻合。4 5

对于致力于支持父母患有精神疾病家庭的专业人员而言,儿童保护主要聚焦于忽视和虐待;较少关注预防事故和伤害,或改善可能影响这些儿童结局的社会因素。6 7 然而,已有证据表明预防措施有效的伤害8 仍是全球儿童和青少年可预防性残疾和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9 在瑞典0-17岁人群中,伤害是第三大常见死因,而年轻人住院最常见的原因是跌倒伤害,其次是交通伤害。10

除两项研究外,11 12 探讨父母精神疾病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或与儿童同住的成人精神疾病11 与儿童期伤害之间关联的文献仅报告了父母常见精神障碍如抑郁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和物质使用障碍15 19 24 的风险。许多研究通过自我报告而非临床诊断评估精神疾病,13 17 18 20 21 22 23 且大多数仅评估母亲精神疾病的影响,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2 23 或未说明评估的是哪位家长。24 仅有两项研究考察了母亲和父亲精神疾病对儿童伤害风险的共同影响。15 21 一项研究报告,暴露于母亲物质滥用的儿童伤害风险高于父亲物质滥用15;另一项样本量较小的研究(n=584)报告母亲和父亲抑郁均与伤害风险增加相关且程度相似。21 此前有三项研究报告了特定类型伤害的风险,主要是烧伤和中毒,也包括跌倒和溺水。16 17 19 然而,所有这些研究仅评估了婴儿和学龄前儿童中母亲抑郁的风险16 17 19;一项研究使用了自我报告的伤害信息17;且均未评估所有类型儿童期伤害的风险。最后,大多数既往研究聚焦于婴儿和学龄前儿童,未考察从儿童期到青春期的风险,而青春期是伤害风险升高的时期,尤其是男孩。25 26

我们利用瑞典高质量的人口登记数据来填补现有信息中的这些重要空白。我们的目标是详细描述父母双方所有类型精神疾病与子代从出生到青春期各类伤害风险之间的关联。我们假设,儿童在生命最初几年非常依赖父母时伤害风险最大,并且由于母亲通常是主要照护者,母亲精神疾病暴露的风险更高。我们还假设,严重精神疾病(如精神病)的风险可能高于更常见的精神障碍(如抑郁和焦虑)。

方法

研究设计与环境

我们开展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来自高质量、全国性、纵向健康和行政登记数据的数据。我们使用Psychiatry Sweden获取数据,这是一个专门为研究精神疾病的发生、原因和后果而设计的登记数据 linkage。Psychiatry Sweden中的各登记数据通过每位瑞典居民在出生时或移民瑞典时被分配的唯一个人识别号进行 linkage。27 本研究使用了以下登记数据:

总人口登记(Total Population Register),包含瑞典居民的人口学数据,生命状态覆盖率为100%,移民信息覆盖率超过90%。28

多代登记(Multi-Generation Register),将个人与其生物学父母或养父母 linkage,覆盖率几乎完整。29 30

国家患者登记(National Patient Register),包含瑞典所有住院治疗的记录,自1973年起精神障碍覆盖完整,自1987年起躯体障碍覆盖完整;以及自2001年以来的专科门诊就诊记录(自2006年起覆盖接近完整)。31 32 瑞典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儿童就诊免费;成人每年仅需支付最低金额(例如,门诊就诊:1150克朗;96英镑;103欧元;111美元)。33 国家患者登记中记录的医疗就诊包括患者信息(性别、年龄、居住地)、照护提供者(医院或科室)、入院和出院日期(住院)、就诊日期(门诊)、基于ICD(国际疾病分类)的诊断以及外部编码(用于伤害)。32 截至2018年,主要诊断信息缺失估计住院约为0.9%,门诊就诊约为3.2%。34

健康保险与劳动力市场研究纵向整合数据库(Longitudinal Integration Database for Health Insurance and Labour Market Studies),包含自1990年以来16岁及以上人群的社会经济变量数据,估计完整度超过95%。35

这些登记数据已被广泛用于研究,并且此前已通过使用外部信息来源进行了验证。28 30 32 35 36 37 38 39

研究人群

研究人群定义为所有居住在瑞典、1996年至2011年间出生的儿童,通过总人口登记册识别(n=1 742 583)。这些儿童通过多代登记册与其登记出生父母进行关联。我们排除了父母不详的儿童;已知养父母(母亲和父亲)的儿童;已知一方养父母但双亲登记出生父母信息缺失的儿童;以及出生父母与养父母ID相同的儿童(n=14 694)。儿童从出生日期或其父母移民至瑞典后五年(以较晚者为准)开始随访。儿童随访至任一父母从瑞典移出、儿童死亡、任一父母死亡、年满18岁或2016年12月31日(以最早者为准)。儿童随访被划分为预先定义的发育年龄阶段:婴儿期(0-1岁)、学龄前(2-5岁)、小学(6-9岁)、初中(10-12岁)和青春期(13-17岁)。最终可用于分析的队列包括1 542 000名儿童,关联893 334名母亲和873 935名父亲(图1),相当于每名父母平均1.7名儿童(标准差0.8)。

图1 分析样本流程图 查看原图 ↗

父母精神疾病

对于每个发育阶段,若儿童的母亲或父亲在该特定发育阶段或此前五年内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记录于国家患者登记册中的住院或门诊精神卫生保健,或两者兼有),我们认为该儿童暴露于母亲或父亲精神疾病(见补充图1)。我们选择此方法是因为精神疾病为慢性或倾向于复发,且精神疾病患者常延迟就医。因此,我们不太可能通过登记诊断捕获精神疾病的准确发病日期。精神疾病通过以下ICD编码的存在来识别:非情感性精神病性障碍(ICD-9:295、297、298,排除295H和298B;ICD-10:F20-24、F28-29);情感性精神病性障碍(ICD-9:296、295H、298B;ICD-10:F25、F30-31、F32.3、F33.3);酒精或药物滥用(ICD-9:291、292、303、304;ICD-10:F10-16、F18-19,排除第四位编码0和9);心境障碍,排除伴有精神病性症状者(ICD-9:300E、311;ICD-10:F32-34、F38-39,排除F32.3和F33.3);焦虑和应激相关障碍(ICD-9:300A-D、300F-H、300W-X、306、307A、308、309;ICD-10:F40-48);进食障碍(ICD-9:307B、307F;ICD-10:F50);以及人格障碍(ICD-9:301;ICD-10:F60-63、F68-69)。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非情感性和情感性精神病性障碍视为严重精神疾病,而将心境、焦虑和应激相关障碍视为常见精神障碍。

儿童期伤害

我们根据因伤外部原因和意图的ICD编码定义儿童期伤害,这些编码记录于从国家患者登记处识别的住院或门诊就诊期间。非故意伤害包括交通伤害(ICD-9:E800-849;ICD-10:V01-99);跌倒(ICD-9:E880-888;ICD-10:W00-19);烧伤(ICD-9:E890-899、E919、E924;ICD-10:X00-19);溺水和窒息(ICD-9:E910-913;ICD-10:W65-84);以及中毒(ICD-9:E850-869;ICD-10:X40-49)。故意伤害包括暴力相关伤害,如人际攻击(ICD-9:E960-966、968-969;ICD-10:X85-Y05、Y08-09),以及虐待综合征,如身体、心理和性虐待(ICD-9:E967;ICD-10:Y06-07)。如果同一伤害组两次就诊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小于或等于30天,我们将其计为一次事件,以最早的就诊日期作为索引日期。

其他协变量

人口学特征

我们从总人口登记处获取人口学特征:儿童的性别、出生年份和兄弟姐妹数量;儿童及父母的出生国家(分类为瑞典或其他国家);以及父母在儿童出生时的年龄。健康保险和劳动力市场研究纵向整合数据库提供了儿童在每个发育期开始时的居住安排信息。我们将居住安排分类为与双亲共同居住、与单亲共同居住(包括与一位亲生父母和一位继父母共同居住的儿童),或与双亲均不共同居住。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

我们从健康保险和劳动力市场研究纵向整合数据库获取以下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父母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家庭领取社会福利金情况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这些数据提取自每个发育期开始年份的前一年。我们将父母教育程度定义为父母最高教育水平,分类为义务教育(0-9年)、中等教育(10-12年)和大学(≥13年)。父母就业状况分类为父母是否有有偿就业。我们将家庭领取社会福利金定义为至少一位父母领取了市政提供的基于需求的经济援助(是或否)。家庭可支配收入定义为所有家庭成员获得的收入和公共福利的年度总和,经税收调整。在分析中,我们将该收入按每年分为五等分。

儿童期精神病理学

我们将每个发育期的儿童期精神病理学定义为存在伴有精神疾病诊断的住院或门诊就诊,该诊断通过国家患者登记处识别(ICD编码列于补充表6)。

统计分析

我们计算了绝对和相对风险测量值,以比较每个发育阶段有父母精神疾病的儿童和青少年(CAPRI)与无父母精神疾病的儿童和青少年(non-CAPRI)之间的伤害风险。我们使用泊松回归在加性尺度上估计绝对测量值(率差)。40 相对测量值(率比)使用泊松回归估计。为了考虑兄弟姐妹间的聚类效应,这些测量值使用具有可交换相关结构的广义估计方程进行拟合。

我们控制了以下变量:性别、出生年份(连续)、兄弟姐妹数量(连续)、父母出生国家、母亲生育年龄(连续)、父亲生育年龄(连续)以及居住安排。此外,我们还控制了父母教育程度、父母就业状况、家庭收入五分位(分类)以及随访年份。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变量中的缺失观察值(范围从父母出生国家的0.0%到0-1岁儿童父母就业状况的19.6%)在分析中作为单独类别纳入。然而,我们排除了11名(0.0%)在所有协变量中均存在缺失数据的儿童。分析总体针对特定发育年龄阶段登记册中记录的任何父母精神疾病进行,并按该时期母亲和父亲精神疾病的类型分别进行。如果父母有多个精神障碍诊断,则将其纳入每个诊断类别(即被视为对不同诊断均有暴露)。我们还按每种伤害类别分别进行了分析。

据报道,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率更高,41 并且有研究提示童年期精神病理学可能部分解释了父母精神疾病与儿童伤害之间的关联。16 23 为评估这一可能性,我们进行了一项补充分析,在主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了特定儿童年龄阶段的儿童精神病理学。

我们进行了两项额外的敏感性分析。首先,我们通过将暴露定义扩展至包含每个特定发育阶段之前的五年,来检验结果对反向因果可能性的稳健性。其次,我们将分析限制在已知与父母同住的儿童中,因为他们可能代表最保守定义的暴露组(直接受父母精神状况影响的儿童)。因此,该分析可用于评估关联的稳健性。数据管理和分析使用SAS 9.4版和R 3.6.1版进行。

患者与公众参与

我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问题的制定、结局指标的开发、研究设计、招募、研究的实施以及结果的传播)未直接纳入患者和公众。

结果

研究人群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特征

表1显示了随访期间任何时候根据父母精神疾病情况划分的儿童及其父母的人口学特征分布。CAPRI组(3.5%)比非CAPRI组(4.9%)在瑞典以外出生的比例更低,而CAPRI组(12.7%)比非CAPRI组(9.8%)至少有一方父母在瑞典以外出生的比例更高。平均而言,CAPRI组的父母生育年龄比非CAPRI组更年轻。CAPRI组的平均母亲年龄为29.5岁(标准差5.7),平均父亲年龄为32.7岁(6.7);非CAPRI组的平均母亲年龄和父亲年龄分别为30.4岁(5.1)和33.3岁(6.0)。

补充表1显示了研究人群中儿童从童年到青春期在各发育年龄段根据父母精神疾病情况划分的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分布。总体而言,CAPRI组比非CAPRI组更可能仅与单亲或父母双方均不共同生活,更可能居住在较低收入组家庭或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中;其父母更可能失业或受教育程度较低。

在儿童的所有年龄组中,母亲的精神疾病比父亲更为常见(补充表2)。焦虑和应激相关障碍是父母双方中最常见的诊断类别,其次是其他心境障碍。

表1 研究人群中儿童(n=1542000)根据父母精神疾病暴露情况划分的选定特征。数据为儿童数量(%) 查看原表 ↗

父母精神疾病与子代损伤风险

表2显示了各发育年龄段CAPRI组与非CAPRI组之间的损伤发生率和率差。总体而言,在所有年龄组中CAPRI组的损伤比非CAPRI组更为常见,且差异在出生后第一年更大(在0-1岁时,CAPRI组每10万人年比非CAPRI组多2088例损伤)。跌落在所有年龄组中是最常见的损伤类型,在10-12岁时达到高峰(CAPRI组5443/10万人年,非CAPRI组4948/10万人年)。烧伤是第二常见的损伤类型,其次是中毒;两者均在0-1岁时达到高峰(CAPRI组烧伤发生率479/10万人年,非CAPRI组285/10万人年;CAPRI组中毒发生率228/10万人年,非CAPRI组119/10万人年),并随儿童年龄增长而下降。相比之下,交通损伤发生率随儿童年龄增长而升高,最高发生率出现在青春期(CAPRI组1494/10万人年,非CAPRI组1383/10万人年)。CAPRI组和非CAPRI组的暴力相关损伤发生率均在青春期达到高峰(CAPRI组364/10万人年,非CAPRI组152/10万人年)。然而,CAPRI组在出生后第一年还有另一个暴力相关损伤高峰(44/10万人年)。总体而言,暴力相关损伤最常见的原因是非武装斗殴中的攻击、虐待综合征(包括身体、性和心理虐待)以及性侵犯(数据未显示)。

补充表3显示了按父母精神疾病类型划分的CAPRI与非CAPRI之间的伤害发生率和率差。总体而言,常见精神障碍的超额伤害率高于较严重的精神疾病。例如,父母患有心境障碍的儿童在0-1岁时每10万人年额外发生2494例伤害,而父母患有非情感性精神病性障碍的儿童在同一年龄组每10万人年额外发生626例伤害。

在粗分析和调整分析中,CAPRI在所有年龄段发生伤害的风险均高于非CAPRI(表3)。任何父母精神疾病与任何儿童期伤害之间关联的粗率比从出生后第一年的1.70(95%置信区间1.66至1.73)到青春期的1.07(1.05至1.09)不等。对混杂因素的调整(表3和补充图2)使估计值有所减弱,但大多数仍呈升高状态(0-1岁时调整率比1.30,95%置信区间1.26至1.33)。暴露于父母常见精神障碍的儿童(例如,心境障碍在0-1岁时调整率比1.35,95%置信区间1.29至1.41)伤害风险升高幅度高于暴露于较严重精神疾病的儿童(例如,非情感性精神病性障碍在0-1岁时调整率比1.06,95%置信区间0.91至1.24)。对于年幼儿童(0-5岁),除非情感性精神病性障碍外,所有类型的父母精神疾病均与较高的伤害风险相关。然而,在年长儿童中,伤害风险升高主要见于父母患有常见精神障碍的情况。总体而言,母亲暴露的精神疾病效应大于父亲暴露(例如,任何母亲精神疾病在0-1岁时调整率比1.31,95%置信区间1.26至1.35;任何父亲精神疾病在0-1岁时1.27,1.21至1.33)。我们未对父亲进食障碍进行分析,因为观察例数很少。

表4和补充图3显示了任何父母精神疾病与不同类别儿童期伤害之间的关联。CAPRI在几乎所有类型的伤害中调整率比均较高,尤其是在0-5岁时。在出生后最初几年,调整率比最高的是暴力相关伤害(0-1岁:3.54,95%置信区间2.28至5.48;2-5岁:3.02,2.20至4.13),其次是中毒(0-1岁:1.79,1.56至2.04;2-5岁:1.70,1.55至1.87)。跌倒相关伤害的风险在出生后第一年最高(0-1岁:1.28,1.24至1.32),此后降低。学龄前和青春期CAPRI发生烧伤的风险最高(2-5岁:1.39,1.26至1.53;13-17岁:1.47,1.22至1.76)。CAPRI中溺水和窒息的风险随年龄增加(13-17岁:1.79,1.08至2.96)。最后,CAPRI与非CAPRI相比,所有年龄段交通伤害的风险仅略有升高。

表2 按儿童年龄和父母精神疾病存在情况划分的伤害数量(伤害率)及儿童期伤害率差(n=1 542 000) 查看原表 ↗
表3 不同类型父母精神疾病与儿童任何伤害风险(n=1 542 000)。数值为率比(95%置信区间) 查看原表 ↗
表4 父母精神疾病与儿童各类伤害风险(n=1 542 000)。数值为率比(95%置信区间) 查看原表 ↗

敏感性分析和补充分析

当我们将暴露限制为结局期前记录的父母疾病,并排除在结局期内暴露者时,父母精神疾病与子代损伤风险之间的关联未见实质性影响(例如,0-1年调整率比1.28,95%置信区间1.24至1.33;补充表4)。此外,当我们将分析限制在与父母同住的儿童时,结果亦无实质性变化(补充表5)。最后,我们发现CAPRI中诊断为儿童精神病理学的比例高于非CAPRI(全年龄段为13.9%对6.2%),然而对儿童精神病理学的调整并未影响结果(数据未显示)。

讨论

关键结果

这项大型研究考察了暴露于父母精神疾病的儿童中可预防的损伤。我们报告CAPRI中损伤风险从出生开始增加,并贯穿整个童年至青春期。考虑详细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因素对这一发现影响甚微。

生命第一年暴露于父母精神疾病提供了最大的超额风险:任何类型损伤约增加30%,或每10万人年超过2000例损伤的率。由于损伤的人群率很大,这些发现具有临床和公共卫生意义。与跌倒、溺水和窒息以及交通伤害的较低估计相比,暴力相关损伤、中毒和烧伤的风险增加尤其大。我们发现,暴露于母亲精神疾病对儿童总体造成的风险略高于暴露于父亲精神疾病。我们还发现,暴露于父母抑郁和焦虑等常见精神障碍对损伤风险的影响大于暴露于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父母精神疾病。

与既往研究的比较

我们的发现与近期几项英国研究具有可比性。此前考察家庭精神疾病与儿童期损伤风险关联的最大型研究使用了威尔士253 717名儿童的电子健康记录。11该研究报告,与患有精神疾病的成人同住的儿童中,因损伤导致急诊入院的风险增加14%,因受害导致入院的风险增加55%。11另一项英国研究报告,母亲抑郁和自我报告的心理困扰与3-11岁子代损伤风险增加相关,14其中3-5岁儿童增加最大。另一项研究报告,母亲抑郁与0-4岁儿童烧伤和中毒风险增加相关。16我们的发现也与一项芬兰研究一致,该研究报告父母物质滥用增加了0-6岁儿童因损伤住院的总体风险。15此外,我们的发现与一项英国研究一致,该研究发现围产期抑郁母亲的孩子中损伤风险更高。19

我们的研究通过解决以往文献中的关键局限性,并表明母亲和父亲暴露会增加可预防的儿童伤害风险,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我们能够展示不同类型精神疾病和伤害的风险,并展示不同年龄组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风险估计通常高于威尔士人群研究,11 可能是因为暴露和结局判定方面的差异,以及数据来源的不同。

对我们研究结果的可能解释

解释父母精神疾病如何增加儿童伤害风险的机制可能很复杂。现有文献推测,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对儿童及其环境的回应能力较差。42 43 与这些观点并存的是,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可能更难保持警觉并维持对子女的监督。这在孩子开始爬行和行走、需要大量关注的生命最初几年可能尤为重要。42 43 然而,将父母监督减少作为儿童伤害风险升高的解释可能不仅适用于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也可能发生在父母存在其他类型健康问题的家庭中。例如,一项瑞典研究发现,新近被诊断患有癌症的父母其子女的伤害风险增加。44

另一方面,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可能更不可能或更无力采取和实施简单的安全措施。既往研究表明,母亲抑郁可能与缺乏对父母预防措施的采纳有关,45 这延伸自患病母亲更不可能采纳婴儿猝死综合征预防信息的情况,例如孕期戒烟。46

CAPRI15 47 中的主动虐待可能部分解释了其在整个童年期因暴力所致伤害的显著更高风险。这与母亲曾被收入母婴病房的婴儿以及早死人群研究中观察到的超额伤害风险模式一致。48 49 两项研究均暗示,抑郁或物质滥用的父母其后代风险更大,48 49 而与精神分裂症等更严重的精神疾病相反,后者的风险通常较低。尽管CAPRI的暴力风险增加,尤其是婴儿和青少年,但与其他类型伤害相比,暴力相关伤害在我们的研究中是罕见结局。此外,我们没有关于父母本人是否对子女实施暴力的信息;我们也没有确定儿童是在家中还是在其他地方经历暴力。

某些具有镇静作用的精神药物,如苯二氮䓬类,与更高的伤害风险相关,包括道路交通事故50 和跌倒。51 因此,从假设上讲,我们研究中观察到的一些儿童伤害超额风险可能与父母使用精神药物有关,而这一点此前尚未被研究。

已知剥夺和缺乏社会资本与精神疾病7和儿童伤害(包括暴力)有关。6 52 53 因此,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可能因社会经济影响的间接结果而面临更高的伤害风险。22 23 对包括父母教育、就业和收入在内的一系列个体层面社会经济因素进行调整后,对我们研究中发现的风险几乎没有影响。然而,这些社会经济指标可能无法涵盖所有导致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伤害风险的重要社会和情境因素。例如,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的家庭可能更有可能居住在较不富裕、暴力更多且可能更危险的地区,这可能导致了在这些儿童中观察到的额外伤害风险。

最后,由于在调整儿童期精神病理后我们的估计值非常相似,我们的研究不支持儿童行为问题介导父母精神疾病对伤害风险影响的观点。16 23 尽管伤害发生率随儿童年龄增长而升高,但与父母精神疾病的关联在生命最初几年最强,而在青少年期较弱,此时后代对父母的依赖性更小。此外,同伴关系等其他因素在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21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因素——包括落实预防措施的能力以及在生命最初几年充分监督儿童——可能解释了CAPRI中过高的伤害风险,而非儿童的行为。

优势与局限性

本研究具有若干优势,包括大型人群队列以及来自高质量国家登记册且缺失数据很少的数据。该样本产生的大统计效能使我们能够呈现广泛暴露和结局的关联。此外,与大多数既往研究不同,暴露和结局是使用临床诊断确定的。13 14 17 18 20 21 22 23 我们获得了父亲的暴露信息,而大多数既往论文中没有这一信息。最后,我们能够对许多混杂因素进行调整,包括儿童不同年龄段的社会经济指标。

然而,仍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我们的暴露仅包括在二级医疗中作出的临床诊断;我们没有关于仅在初级医疗中接受治疗或未寻求治疗者的信息。因此,我们捕捉到的是较严重的疾病,但可能遗漏了父母中大部分较轻的常见精神障碍,因为这些通常在一级医疗中治疗。然而,瑞典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初级医疗中治疗的常见精神障碍患者中有20%同时在二级医疗中接受治疗,54因此我们可能捕捉到了其中一部分患者。此外,只有少数人会因父母成瘾而寻求帮助。55另外,我们不知道父母精神疾病是否影响了儿童寻求治疗或他们因伤害就诊(进入数据)的可能性。仅依赖登记数据意味着我们无法考察育儿质量和父母监管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解释部分已报告的关联。此外,我们没有关于伤害结局相关情况的详细信息,例如暴力相关伤害发生时的施害者(即是否为家庭成员或他人)。最后,我们可能没有捕捉到所有可能影响父母精神疾病与子代伤害风险之间关联的社会和情境因素,例如住房条件和邻里特征。56

意义

我们的研究很重要,因为它突出了从儿童期到青春期CAPRI的非常具体的风险。我们的研究结果提示,增加对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的支持获取可能有益于儿童伤害预防,尤其是在儿童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我们的研究还表明,支持母亲和父亲作为儿童的照护者很重要。父母支持可包括促进获取实用信息以及加强关于儿童安全的家庭常规和行动。现有证据显示,有针对性的家庭安全干预措施,包括父母支持,可能改善家庭预防实践并降低儿童伤害率。57 58 此类干预可量身定制以适合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的需求。在瑞典,《儿童健康服务专业人员国家手册》包括一项指南,要求通过家访和儿童保健中心就诊向所有父母提供儿童安全信息,并向可能需要帮助的家庭提供额外心理支持。59然而,这些指南在实践中的实施程度目前尚不清楚,且可能因地区而异。最重要的是,未来研究需要评估此类有针对性的家庭安全干预在有父母精神疾病家庭中的实施情况,并确定这些家庭的具体需求和经历。60 61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提示,对母亲和父亲围产期精神疾病的早期筛查和治疗可能降低儿童受伤风险,包括暴露于暴力的风险。然而,应当指出,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并无暴力行为。62 尽管如此,证据显示,有效管理和治疗精神疾病,例如使用某些类型的精神药物如抗精神病药和心境稳定剂,可降低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发生率。63 精神卫生服务的实际提供需要考虑到精神疾病父母子女因暴力而受伤的风险增加,旨在减轻父母精神疾病负担的养育干预也应针对伤害风险。

我们的研究揭示,暴露于父母精神疾病的儿童中,常见父母精神疾病所致伤害风险比严重精神疾病更为明显,这在年龄较大的儿童中尤为如此。这一发现凸显了在儿童各个发育阶段识别和治疗父母常见精神疾病的重要性。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可能有助于重新评估既往研究所提示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养育能力不足的假设。48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在儿童伤害预防背景下,需要均匀分配资源给不同类型精神疾病的父母。

结论

本研究表明,父母精神疾病在一般人群家庭中常见,与子代从出生至青春期的伤害风险增加相关。儿童出生后第一年风险尤其高。母亲和父亲暴露以及所有类型父母精神疾病均可见风险增加。这些发现提示,增加患病父母获得父母支持的机会,以及在二级保健中识别和治疗父母围产期精神疾病,可能对儿童伤害预防具有潜在益处。

本主题已知什么

既往研究已显示父母精神疾病与子代伤害风险之间存在关联

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母亲暴露、常见精神障碍和年龄较小的儿童,或无法按伤害类型区分风险

本研究补充了什么

暴露于父母精神疾病与17岁以下儿童伤害风险增加相关,风险在出生后第一年达到高峰,总体而言,母亲精神疾病的风险略高于父亲精神疾病

与更常见的伤害如跌倒相比,较罕见的伤害如暴力相关伤害的风险增加最为显著

所有类型的父亲和母亲精神疾病均显示与子代伤害风险相关,且常见精神障碍如抑郁和焦虑的风险略高于更严重的精神疾病如精神病

参考来源

  1. Nevriana A, Pierce M, Dalman C,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and paternal mental illness and risk of injurie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ationwide register based cohort study in Sweden. BMJ. 2020. PMID: 32269017. doi:10.1136/bmj.m853
  2. 全文:PMC7190076(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19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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