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起病脓毒症培养阳性患者中耐药病原体流行率及不充分与过宽经验性抗生素治疗的结局
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09年1月至2015年12月美国104家医院收治的17430例成人培养阳性社区起病脓毒症患者,评估耐药病原体流行率及不充分(至少1种病原体对所有首日或次日所用抗生素不耐药)与过宽(覆盖MRSA、VRE、耐头孢曲松革兰阴性菌或ESBL革兰阴性菌但未分离出这些病原体)经验性抗生素治疗与院内死亡率的关系。结果显示,MRSA占11.7%、耐头孢曲松革兰阴性菌占13.1%、VRE占2.1%、ESBL占0.8%;至少1种耐药革兰阳性菌净流行率13.6%,至少1种耐药革兰阴性菌13.2%,任一耐药菌25.7%。67.0%的患者接受了针对耐药菌的广谱治疗,但仅29.2%接受此类治疗者实际分离出目标耐药菌。经详细风险调整后,不充分治疗(OR 1.19,95%CI 1.03-1.37,P=0.02)和过宽治疗(OR 1.22,95%CI 1.06-1.40,P=0.007)均与更高的院内死亡率相关。作者认为需要更好的快速检测来识别真正需要广谱治疗的患者,并更审慎地使用广谱抗生素。
要点
- 17430例培养阳性社区起病脓毒症中,67.0%(11683例)接受了针对耐药菌的广谱经验性治疗,但仅25.7%(4474例)分离出任何耐药病原体。
- 不充分经验性抗生素治疗与院内死亡率升高独立相关(调整OR 1.19,95%CI 1.03-1.37,P=0.02),在仅血培养阳性患者中关联更强(调整OR 1.40,95%CI 1.07-1.84,P=0.02)。
- 在充分治疗患者中,过宽经验性抗生素治疗与院内死亡率升高独立相关(调整OR 1.22,95%CI 1.06-1.40,P=0.007),该关联仅见于非休克脓毒症患者(调整OR 1.33,95%CI 1.09-1.60,P=0.005),休克患者中无显著关联(调整OR 1.12,95%CI 0.90-1.40,P=0.32)。
- 过宽经验性治疗与艰难梭菌感染风险升高相关(调整OR 1.26,95%CI 1.01-1.57,P=0.04),与医院获得性急性肾损伤无显著关联(调整OR 1.12,95%CI 1.00-1.26,P=0.05)。
- 耐药病原体感染本身经调整基线和疾病严重程度及经验性治疗充分性后与死亡率无显著关联(调整OR 1.04,95%CI 0.83-1.30,P=0.75)。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2009年1月至2015年12月美国104家医院收治的≥20岁成人,培养阳性社区起病脓毒症患者,定义为入院第2天或更早完成血培养采集、首次抗生素给药、器官功能障碍及临床培养并 subsequently 病原体阳性。
- 排除:培养阴性患者、从其他医院或康复/长期护理机构或临终关怀机构转入者、医院起病脓毒症患者、出院处置缺失或使用ICD-10-CM而非ICD-9-CM编码者。
- 感染诊断以ICD-9-CM出院编码分类,最常见为尿路感染(48.9%)、肺部感染(32.9%)、腹腔感染(13.6%)和皮肤软组织感染(10.3%)。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脓毒症识别采用美国CDC成人脓毒症事件监测标准:同时存在 presumed 严重感染证据(血培养医嘱及≥4天连续新抗生素)和器官功能障碍(启动血管加压药或机械通气、乳酸≥2.0 mmol/L、基线肌酐倍增或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下降≥50%、总胆红素倍增至≥2.0 mg/dL、或血小板计数下降≥50%至<100×10³/μL)。
- 不充分经验性治疗:从任何临床培养部位分离的至少1种病原体对治疗第1天和第2天所给予的所有抗生素均不耐药。
- 过宽经验性治疗:在充分经验性治疗基础上,接受了抗MRSA抗生素(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或达托霉素)、抗VRE抗生素(利奈唑胺或达托霉素)、抗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氨曲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或多尼培南)或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多尼培南或厄他培南),但未分离出这些抗生素所针对的任何病原体(MRSA、VRE、耐头孢曲松革兰阴性菌或ESBL)。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万古霉素是最常处方的经验性抗生素(7262例,41.7%),其次为抗假单胞菌氟喹诺酮类(环丙沙星或左氧氟沙星,6997例,40.1%)、哌拉西林-他唑巴坦(5911例,33.9%)、头孢曲松(5187例,29.8%)和第三代或第四代头孢菌素(头孢他啶或头孢吡肟,2300例,13.2%)。
- 抗MRSA治疗(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或达托霉素)给予7936/17430例(45.5%),其中1310例(16.5%)培养MRSA阳性。
- 抗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给予9031例(51.8%),其中1367例(15.1%)培养耐头孢曲松革兰阴性菌阳性。
- 抗VRE治疗给予1040例(6.0%),其中58例(5.6%)培养VRE阳性;碳青霉烯类给予1408例(8.1%),其中19例(1.4%)培养ESBL阳性。
- 4090例(23.5%)接受革兰阴性菌双覆盖:3260例(8.7%)接受抗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联合环丙沙星或左氧氟沙星,830例(4.8%)接受抗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联合阿米卡星、庆大霉素或妥布霉素。
- 过宽治疗组中位(IQR)治疗时长:万古霉素3(1-5)天,抗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4(2-6)天,碳青霉烯类4(2-6)天。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脓毒性休克(入院时需血管加压药)患者5609例(32.2%),耐药菌流行率高于无休克患者(28.7% vs 24.2%,P<0.001),MRSA(14.0% vs 10.7%,P<0.001)和耐头孢曲松革兰阴性菌(14.3% vs 12.5%,P=0.001)流行率更高。
- 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死亡率32.4%(1733/5345),显著高于无休克患者的9.4%(1137/12098),P<0.001。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回顾性队列研究,数据来自Cerner HealthFacts去标识化数据集,纳入美国104家医院17430例成人培养阳性社区起病脓毒症患者(中位[IQR]年龄69[57-81]岁,9737例[55.9%]女性),2009年1月至2015年12月收治。
- 主要终点:院内死亡2865例(16.4%)。最常见培养阳性部位为尿(9077例,52.1%)、血(6968例,40.0%)和呼吸道(2912例,16.7%);最常见病原体为大肠埃希菌(5873例,33.7%)、金黄色葡萄球菌(3706例,21.3%)和链球菌属(2361例,13.5%)。
- 耐药菌流行率:MRSA 2045例(11.7%),耐头孢曲松革兰阴性菌2278例(13.1%,其中1510例[66.3%]为铜绿假单胞菌),VRE 360例(2.1%),ESBL 133例(0.8%),CRE 83例(0.5%);至少1种耐药革兰阳性菌净流行率13.6%(2376例),至少1种耐药革兰阴性菌13.2%(2297例),任一耐药菌25.7%(4474例)。
- 在15183例可计算所有抗生素-病原体敏感性组合的病例中,12398例(81.6%)接受了充分经验性抗生素治疗;不充分治疗2785例。
- 风险调整后,不充分经验性治疗与院内死亡率升高相关(调整OR 1.19,95%CI 1.03-1.37,P=0.02);过宽经验性治疗与院内死亡率升高相关(调整OR 1.22,95%CI 1.06-1.40,P=0.007)。
- 亚组分析:不充分治疗与死亡率关联在脓毒性休克亚组无统计学显著性(OR 1.10,95%CI 0.87-1.38,P=0.44),在仅血培养阳性患者中有统计学显著性(调整OR 1.40,95%CI 1.07-1.84,P=0.02);过宽治疗与死亡率关联仅见于非休克脓毒症患者(调整OR 1.33,95%CI 1.09-1.60,P=0.005),休克患者中无统计学显著性(调整OR 1.12,95%CI 0.90-1.40,P=0.32)。
- 关键次要终点:过宽治疗与艰难梭菌感染风险升高相关(调整OR 1.26,95%CI 1.01-1.57,P=0.04),与医院获得性急性肾损伤无显著关联(调整OR 1.12,95%CI 1.00-1.26,P=0.05);不充分治疗与艰难梭菌感染(调整OR 1.19,95%CI 0.98-1.45,P=0.09)和急性肾损伤(调整OR 1.02,95%CI 0.90-1.16,P=0.72)均无显著关联。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回顾性队列研究,遵循STROBE报告规范。
- 局限:便利样本医院,可能限制普遍性;耐药率因地区、医院甚至同一机构内差异很大。
- 局限:数据无法计算以小时为单位的抗生素给药时间,而这是某些研究中患者结局的重要预测因素。
- 局限:主要分析纳入所有临床培养分离的病原体,但并非所有这些都可能是致病菌;仅用血培养分离菌的分析显示不充分抗生素与死亡率关联相似。
- 局限:排除了非典型病原体患者,因该人群中确定充分与过度治疗较复杂。
- 局限:数据集无法获得艰难梭菌检测结果,故使用ICD-9-CM编码,无法区分感染是在院内发生还是入院时已存在,也无法区分真感染与定植的错分程度。
- 局限:排除了从其他医院或医疗机构转入的患者以聚焦社区起病感染,但数据无法识别近期可能住院的患者。
- 局限:数据集无法检查抗生素的全部潜在并发症(如肝炎、血细胞减少、药疹);患者过敏数据不可用,无法考虑因对窄谱药物(如β-内酰胺过敏患者使用万古霉素或碳青霉烯类)过敏而使用广谱抗生素的情况;仅纳入培养阳性脓毒症患者,而相当比例脓毒症患者培养阴性,确定培养阴性人群中过宽抗生素治疗的后果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大多数培养阳性社区起病脓毒症患者不存在耐药病原体,但针对这些病原体的广谱经验性抗生素仍被频繁处方;不充分和过宽经验性治疗均与更高死亡率相关。
- 作者认为,临床医生、指南和政策强调广谱抗生素以确保充分经验性治疗,但需要权衡不充分治疗风险与不必要广谱经验性抗生素的风险。
- 作者认为,这些发现强调需要更好的诊断检测来快速识别耐药病原体,并更加关注脓毒症经验性治疗中广谱抗生素的审慎使用。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全文中译13 节 · 点击展开
引言
脓毒症是严重感染并发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的综合征,是住院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1早期积极的抗生素治疗与更好的结局相关。2,3,4,5因此,国家质量指标和国际指南推荐对所有疑似脓毒症患者立即经验性使用广谱抗生素。6,7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脓毒症患者需要覆盖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铜绿假单胞菌及其他潜在耐药病原体。现有大多数流行病学研究呈现的是各病原体对特定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而非量化所有脓毒症相关患者和综合征的总体耐药率。鉴于过度使用广谱治疗也可能通过筛选耐药细菌而带来危害,增加不良事件(如艰难梭菌感染)的风险并增加费用,这些数据对于指导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是必要的。8,9,10,11,12过度治疗在某些人群中还与更高的死亡率相关。13,14,15因此,我们试图阐明美国医院中培养阳性的社区起病脓毒症患者中耐药病原体的流行病学特征,以及抗生素治疗不足和不必要广谱抗生素治疗的风险。
方法
研究设计、数据来源和人群
我们使用Cerner HealthFacts进行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该数据库是一个去标识化数据集,包含来自美国多家医院的详细电子临床数据。16,17,18,19,20我们纳入所有年龄至少20岁、于2009年1月至2015年9月期间入院的患者,排除出院处置信息缺失或使用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临床修改版(ICD-10-CM)而非ICD-9-CM编码的患者。16数据分析于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进行,并遵循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STROBE)队列研究报告指南。21本研究经哈佛朝圣者卫生保健研究所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并豁免知情同意,因为本研究中患者死亡率较高,使得收集知情同意不可行。
识别培养阳性脓毒症患者
我们使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成人脓毒症事件监测标准来识别脓毒症住院病例,该标准将脓毒症定义为同时存在推定严重感染的证据(即血培养医嘱及连续≥4天使用新抗生素)和器官功能障碍的证据(即开始使用血管升压药或机械通气、乳酸水平≥2.0 mmol/L[转换为毫克每分升,除以0.111]、基线肌酐水平翻倍或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下降≥50%、总胆红素水平翻倍至≥2.0 mg/dL[转换为微摩尔每升,乘以17.104],或血小板计数下降≥50%至<100 × 10³/μL[转换为× 10⁹/L,乘以1.0])。22我们聚焦于培养阳性的社区获得性脓毒症,其定义为血培养采集、首次抗生素给药、器官功能障碍以及临床培养获取并随后检测出潜在致病微生物呈阳性,所有这些均发生在入院第2天或更早。我们排除了培养阴性患者,因为仅使用电子数据难以确定该人群中抗生素的适当性。我们进一步排除了从医院、康复机构或长期护理机构以及临终关怀机构转入的患者,以及医院获得性脓毒症患者,因为医疗保健相关感染与社区获得性感染在流行病学、抗生素耐药模式和建议治疗方面存在显著差异。23,24,25感染综合征使用ICD-9-CM出院代码进行分类(补充材料中的eAppendix 1)。26
培养部位与目标病原体
我们纳入了来自以下解剖部位的临床培养:血液、呼吸道、尿液、深部组织、中枢神经系统液体、体液和浅表组织。我们聚焦于常规实践中常见的病原体。革兰阴性菌包括不动杆菌属、柠檬酸杆菌属、肠杆菌属、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变形杆菌属、铜绿假单胞菌和沙雷菌属。革兰阳性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属和肠球菌属。监测培养及入院前2天内对其他微生物呈阳性的培养被排除,包括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属(因为难以区分污染与真实感染)以及从呼吸道样本中分离的肠球菌属。
我们评估了以下耐药菌的患病率: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革兰阴性菌(即对除碳青霉烯类外的所有β-内酰胺类耐药)、耐碳青霉烯肠杆菌科细菌(CRE;定义为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多利培南或厄他培南耐药)以及耐头孢曲松革兰阴性菌(CTX-RO;包括铜绿假单胞菌和ESBLs)。我们将铜绿假单胞菌与其他CTX-RO微生物归为一组,因为它们同样需要使用具有抗假单胞菌覆盖的β-内酰胺类药物治疗,而这是一类重要的广谱抗生素。
抗生素敏感性及治疗适当性
我们使用各机构生成的体外报告中的抗生素敏感性来评估每种潜在的抗生素-病原体组合。中介敏感性被视为不敏感。在某些情况下,所使用特定抗生素的敏感性未明确列出,但可根据每种抗生素-病原体组合的抗菌谱知识进行推断。例如,许多抗生素对某些菌种固有无效(如头孢曲松对铜绿假单胞菌),因此不纳入敏感性报告。反之,对头孢曲松敏感的花革兰阴性菌可能未报告对所有更高级别头孢菌素(即头孢吡肟)的敏感性,但这些药物可安全使用。我们制定了规则来推算每种抗生素-病原体组合的敏感性(补充材料eAppendix 2)。
如果从任何临床培养部位分离出的至少1种病原体对治疗第一日和第二日使用的所有抗生素均不敏感,我们认为患者接受了不充分的经验性治疗。如果患者接受了充分的经验性治疗和抗MRSA抗生素(即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或达托霉素)、抗VRE抗生素(即利奈唑胺或达托霉素)、抗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即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氨曲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或多利培南)或碳青霉烯类(即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多利培南或厄他培南),但未检出这些抗生素所针对的任何病原体(即MRSA、VRE、CTX-RO或ESBL),我们认为患者接受了不必要的广谱经验性治疗。鉴于经验性CRE治疗不常见,我们在不必要的广谱治疗分析中未考虑CRE。27
结局
我们考察了不充分和经验性广谱方案与院内死亡率的关联。不必要的广谱抗生素分析仅限于接受了充分抗生素的患者,因为如果抗菌谱不充分,经验性方案通常不会被视为不必要的广谱。次要结局包括医院起病的急性肾损伤,定义为住院期间任何时间点肌酐水平较就诊时初始值升高至少0.5 mg/dL(换算为微克/升,乘以1),以及艰难梭菌感染,我们使用ICD-9-CM代码008.45进行识别,因为我们的数据集中无法获得艰难梭菌检测结果。
统计分析
我们使用广义估计方程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以考虑医院内的聚类效应。模型协变量包括入院年份、医院特征(床位数、地区、教学状态)、患者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种族)、合并症总负担(美国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局[AHRQ] Elixhauser合并症指数28)、微生物学特征(临床培养阳性部位、病原体及抗生素耐药存在情况[MRSA、VRE、CTX-RO、ESBL或CRE])、感染综合征(按ICD-9-CM编码)、入院时重症监护病房(ICU)治疗情况以及入院时疾病严重程度的生理标志物(血管升压药数量、机械通气需求以及体温、收缩压、呼吸频率、格拉斯哥昏迷量表评分、血清乳酸水平、肌酐水平、阴离子间隙、总胆红素水平、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白细胞计数、血细胞比容水平、血小板计数和血清白蛋白水平的最差值)。我们使用单变量logistic回归评估协变量与各结局之间的关联。单变量P < .10的协变量纳入多变量模型。2247例(12.9%)无法可靠插补对所有使用抗生素的敏感性或耐药性的病例被排除在该多变量分析之外(补充材料eAppendix 3)。
我们的主要分析中使用多重插补来为缺失的疾病严重程度生理变量赋值(补充材料eAppendix 3)。进行了若干敏感性分析以不同方式处理缺失数据。首先,我们用中位数插补所有缺失的疾病严重程度协变量。其次,我们将分析限制于生命体征(即体温、血压和呼吸频率)非缺失的患者,并使用多重插补处理其他缺失协变量。第三,我们将分析限制于所有协变量数据完整的患者。
对于我们对抗生素治疗不充分与死亡率的评估,我们进行了一项额外的敏感性分析,仅限于血培养阳性的患者,因为这些微生物明确代表真正的病原体,而从大多数其他部位分离出的微生物有时可能是定植菌而非病原体。我们还进行了仅限于感染性休克患者的亚组分析,感染性休克定义为入院时需要血管升压药。
所有显著性检验均使用双侧P < .05。分析使用SAS版本9.4(SAS Institute)进行。
结果
患者特征与病原体流行病学
该队列包括17 430例培养阳性的社区发病脓毒症患者(中位[四分位距{IQR}]年龄,69[57-81]岁;9737例[55.9%]女性)(图1)。其中,5609例(32.2%)患有需要血管升压药的感染性休克,8001例(45.9%)入住ICU,2865例(16.4%)在医院内死亡(表1)。感染性休克患者的死亡率高于非休克患者(5345例中1733例[32.4%] vs 12 098例中1137例[9.4%];P < .001)。
尿路感染是最常见的感染性诊断(8515例[48.9%]),其次是肺部感染(5728例[32.9%])、腹腔内感染(2373例[13.6%])和皮肤或软组织感染(1787例[10.3%])。最常见的培养阳性部位为尿液(9077例[52.1%])、血液(6968例[40.0%])和呼吸道(2912例[16.7%])。最常见的病原体为大肠埃希菌(5873例[33.7%])、金黄色葡萄球菌(3706例[21.3%])、链球菌属(2361例[13.5%])、克雷伯菌属(2254例[12.9%])和肠球菌属(1928例[11.1%])(图2)。在17430例中,有11683例(67.0%)的经验性治疗针对耐药菌。耐药病原体相对少见(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2045例[11.7%];头孢曲松耐药革兰阴性菌(CTX-RO)2278例[13.1%],其中1510例患者[66.3%]为铜绿假单胞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360例[2.1%];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133例[0.8%];耐碳青霉烯肠杆菌科细菌(CRE)83例[0.5%])。至少1种耐药革兰阳性菌(即MRSA或VRE)的净患病率为13.6%(2376例患者);至少1种耐药革兰阴性菌(即CTX-RO、ESBL、CRE)为13.2%(2297例患者);任一种上述病原体为25.7%(4474例患者)。血液、呼吸道和尿液培养中病原体的患病率见补充材料中的eFigure 1。
有耐药菌患者与无耐药菌患者(4474例[25.7%] vs 12956例[74.3%])的特征见表1。有耐药菌的患者更可能合并更多基础疾病(AHRQ Elixhauser合并症指数评分中位数[IQR]为12[4-20] vs 11[3-19];P < .001)、患有肺部感染(1851例[41.4%] vs 3877例[29.9%];P < .001)、呼吸道培养阳性(1339例[29.9%] vs 1573例[12.1%];P < .001)、需要使用血管升压药(1612例[36.0%] vs 3997例[30.9%];P < .001)或有创机械通气(1264例[28.3%] vs 2489例[19.2%];P < .001)、需要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2243例[50.1%] vs 5758例[44.4%];P < .001)以及院内死亡(888例[19.9%] vs 1977例[15.3%];粗比值比[OR]为1.38;95% CI,1.26-1.50)。
感染性休克患者5609例中耐药菌的患病率高于无休克患者11821例(1612例[28.7%] vs 2862例[24.2%];P < .001),包括MRSA(785例[14.0%] vs 1260例[10.7%];P < .001)和CTX-RO(801例[14.3%] vs 1477例[12.5%];P = .001)的比率较高,但ESBL(49例[0.9%] vs 84例[0.7%];P = .25)、VRE(117例[2.1%] vs 243例[2.1%];P = .90)或CRE(52例[0.9%] vs 31例[0.3%];P = .31)的比率无差异(补充材料中的eFigure 2)。
经验性抗生素使用及耐药病原体过度治疗率
万古霉素是最常用的经验性抗生素(7262例 [41.7%]),其次是抗假单胞菌氟喹诺酮类(环丙沙星或左氧氟沙星,6997例 [40.1%])、哌拉西林-他唑巴坦(5911例 [33.9%])、头孢曲松(5187例 [29.8%])以及第三或第四代头孢菌素(头孢他啶或头孢吡肟,2300例 [13.2%])(补充材料中的eFigure 3)。在17 430例患者中,7936例(45.5%)接受了抗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治疗(即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或达托霉素),其中1310例(16.5%)MRSA培养阳性。9031例患者(51.8%)接受了抗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药物治疗,其中1367例(15.1%)对头孢曲松耐药革兰阴性菌(CTX-ROs)培养阳性。1040例患者(6.0%)接受了抗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治疗,其中58例(5.6%)VRE培养阳性。1408例患者(8.1%)接受了碳青霉烯类药物治疗,其中19例(1.4%)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培养阳性。总体而言,11 797例患者(67.7%)接受了抗MRSA、抗假单胞菌、抗VRE和/或抗ESBL治疗,其中3447例(29.2%)分离出至少1种上述病原体(图3)。此外,4090例患者(23.5%)接受了针对革兰阴性菌的双重覆盖;3260例患者(8.7%)接受了抗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药物联合环丙沙星或左氧氟沙星,830例患者(4.8%)接受了抗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药物联合阿米卡星、庆大霉素或妥布霉素。
经验性治疗、抗生素耐药与结局之间的关联
经验性治疗模式与结局之间的粗关联和校正关联总结于表2。在15 183例可计算所有抗生素-病原体药敏组合的脓毒症病例中,有12 398例(81.6%)的经验性抗生素对所有分离出的病原体均有活性。与接受充分治疗的12 398例患者相比,接受不充分经验性抗生素治疗的2 785例患者年龄更大(中位[IQR]年龄,71[60-83]岁 vs 68[56-80]岁;P < .001),合并症负担更高(中位[IQR] AHRQ Elixhauser合并症指数评分,13[5-21] vs 11[2-19];P < .001),但两组器官功能障碍发生率相似(例如,肾功能障碍:1 480[53.1%] vs 6 465[52.2%];P = .34)、ICU入住率相似(1 248[44.8%] vs 5 710[46.1%];P = .23),院内死亡率也相似(488[17.5%] vs 2 011[16.3%];P = .09)(补充材料中的eTable 1)。然而,在多变量分析中,不充分治疗与更高的死亡率显著相关(校正OR,1.19;95% CI,1.03-1.37;P = .02)。
耐药病原体(MRSA、VRE、CTX-RO、ESBL或CRE)患者发生不充分治疗的可能性远高于非耐药病原体患者(1 544/3 811[40.5%] vs 1 241/11 372[10.9%];P < .001)。尽管抗生素耐药微生物患者的粗院内死亡率更高,但在校正基线特征、疾病严重程度和治疗充分性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校正OR,1.04;95% CI,0.83-1.30;P = .75)。仅考虑血培养阳性时,抗生素耐药微生物与死亡率之间也无关联(校正OR,1.10;95% CI,0.82-1.46;P = .54)。
在感染性休克患者亚组中,不充分抗生素治疗与院内死亡无显著关联(OR,1.10;95% CI,0.87-1.38;P = .44),但仅考虑血培养阳性的脓毒症患者时,不充分抗生素与院内死亡之间存在关联(校正OR,1.40;95% CI,1.07-1.84;P = .02)。接受不充分治疗与充分治疗的患者发生艰难梭菌感染的风险相似(校正OR 1.19;95% CI,0.98-1.45;P = .09),医院获得性急性肾损伤的风险也相似(校正OR,1.02;95% CI,0.90-1.16;P = .72)。
接受充分但非必要广谱经验性抗生素治疗的患者较未接受非必要广谱治疗的患者更年轻,合并症负担相似(中位[IQR]年龄,67[55-79]岁 vs 71[58-82]岁;P < .001;中位[IQR] AHRQ Elixhauser合并症指数评分,11[2-19] vs 11[3-18];P = .11),但入院时病情更严重,血管升压药使用率更高(3310[39.4%] vs 858[21.5%];P < .001)、机械通气率更高(1987[23.6%] vs 601[15.1%];P < .001)、ICU监护率更高(4276[50.9%] vs 1434[35.9%];P < .001)、粗死亡率更高(1575[18.7%] vs 436[10.9%];P < .001)(补充材料e表2)。风险校正后,非必要广谱经验性抗生素与较高死亡率之间的关联持续存在(校正OR,1.22;95% CI,1.06-1.49;P = .007)。亚组分析中,非必要广谱治疗与较高死亡率的关联仅见于脓毒症无休克患者(校正OR,1.33;95% CI,1.09-1.60;P = .005),而未见于脓毒性休克患者(校正OR,1.12;95% CI,0.90-1.40;P = .32)。脓毒症患者中,非必要广谱治疗的艰难梭菌(C difficile)感染风险更高(校正OR,1.26;95% CI,1.01-1.57;P = .04),但非必要广谱治疗与医院获得性急性肾损伤之间无关联(校正OR,1.12;95% CI,1.00-1.26;P = .05)。非必要广谱组的中位(IQR)治疗时长:万古霉素为3(1-5)天,抗铜绿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为4(2-6)天,碳青霉烯类为4(2-6)天。
死亡率的完整单变量和多变量模型见补充材料e表3。疾病严重程度协变量的分布见补充材料e表4。住院前2天内缺失数据的频率见补充材料e图4,其中乳酸水平实验室数据缺失率最高(17430例中7123例[40.9%]),但一般生化检查(140[0.8%])和全血细胞计数变量(376[2.2%])缺失率较低;生命体征数据缺失多达8309例(47.8%),格拉斯哥昏迷量表评分缺失8872例(50.9%)。以不同方式处理缺失数据的敏感性分析,包括仅限于数据完整患者,所得点估计值与主要分析相似(补充材料e表5)。
讨论
既往研究已评估了抗菌素耐药性的国家和全球负担,29,30 但我们的研究是首批估算培养阳性社区起病脓毒症患者在所有培养部位抗生素耐药净患病率的研究之一。我们发现,约八分之一的患者存在耐药革兰阳性菌(主要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罕见),八分之一的患者存在耐药革兰阴性菌(主要为头孢曲松耐药革兰阴性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或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目(CRE)罕见)。超过三分之二的患者接受了针对耐药微生物的广谱治疗,但在接受万古霉素或利奈唑胺治疗的患者中,仅六分之一分离出MRSA;在接受抗铜绿假单胞菌药物治疗的患者中,六分之一分离出铜绿假单胞菌或其他头孢曲松耐药革兰阴性菌;在接受利奈唑胺或达托霉素治疗的患者中,十六分之一分离出VRE;在接受碳青霉烯类治疗的患者中,七十分之一分离出ESBL。经过详细的风险调整后,不充分的经验性治疗和不必要的广谱经验性治疗均与更高的死亡率相关。
鉴于以下原因,我们的发现几乎可以肯定高估了在接受疑似脓毒症治疗的全部患者谱中耐药病原体的患病率:(1)我们将分析限于细菌性、培养阳性的脓毒症,而所有脓毒症患者中有30%至50%为培养阴性31,32;(2)病毒常涉及重症肺炎(脓毒症最常见的原因),以及(3)有许多非感染性模仿脓毒症的疾病被当作脓毒症治疗。33,34 总而言之,脓毒症患者中能从广谱治疗(包括对MRSA和假单胞菌均有活性的药物)获益的净比例很小。鉴于不充分治疗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这可能是一种可接受的权衡,但它强调了需要快速检测来更有效地识别真正需要广谱治疗的少部分患者。35 或者,预测模型可能很快使临床医生能够在床旁有效地选择和调整抗生素方案。36,37,38,39
在我们的队列中,根据分析所有培养还是仅分析血培养,不充分治疗与死亡 odds 增加20%至40%相关。我们的估计在一项纳入48项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范围内,该分析报告脓毒症患者不充分治疗相关死亡的合并 odds 比为1.6。40 我们还发现,抗生素耐药病原体患者接受不充分经验性治疗的频率是Nonresistant organisms患者的4倍;接受不充分治疗的耐药病原体患者死亡率更高。然而,在调整基线和临床特征以及经验性抗生素充分性后,我们未发现抗生素耐药微生物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这表明耐药微生物患者较高的粗死亡率可能由其较高的合并症负担、更严重的疾病严重程度和不充分的抗生素治疗介导,而非耐药微生物的内在毒力。41,42,43
虽然临床医生、指南和政策强调使用广谱抗生素以确保足够的经验性治疗是可以理解的,44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需要将治疗不充分的风险与不必要地使用广谱经验性抗生素的风险进行权衡。在接受充分治疗的患者中,过度治疗与死亡 odds 增加20%相关。其他研究也报道,更激进的抗生素方案可能与危重患者更高的死亡率相关。13,14,15在我们的队列中,我们仅在无休克的患者中发现了过度治疗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这可能是因为脓毒性休克患者急性重症疾病的疾病负担超过了过度广谱抗生素治疗可能带来的疾病负担,而在病情较轻的患者中,过度广谱抗生素的疾病负担可能更为显著。另一种可能性是无休克患者中存在的残余混杂,因为该组患者感染和器官功能障碍的种类繁多,可能使得充分调整疾病的所有分级变得更加困难。残余混杂的可能性得到了以下观察的支持:病情更严重的患者更可能接受广谱抗生素。
过度治疗与较高死亡率之间的关联还有其他几种可能的解释。多达20%接受抗生素治疗的住院患者会出现不良反应。45即使单剂抗生素也可能增加艰难梭菌(C difficile)感染的风险;广谱抗生素较窄谱抗生素此风险更高。46,47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不必要地广谱经验性治疗与艰难梭菌感染风险增加26%相关。不必要的抗生素还可能增加急性肾损伤的风险。48我们观察到在接受不必要广谱抗生素治疗的患者中急性肾损伤有增多的趋势。特别是万古霉素与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联合方案——研究期间的一种常用方案——与肾毒性相关。49广谱抗生素还会破坏肠道微生物组,而肠道微生物组日益被认为是免疫系统和脓毒症结局的调节因素。50,51最后,广谱抗生素可能增加耐药性医院获得性感染的风险。
局限性
我们的研究存在重要局限性。第一,我们使用了便利样本的医院,这可能限制普遍性。抗生素耐药率因地区、医院甚至同一机构内部而存在显著差异。第二,我们的数据无法让我们以小时为尺度计算至抗生素使用的时间,而后者在一些研究中是患者结局的重要预测因素。2,4 第三,我们的主要分析纳入了从所有临床培养中分离出的病原体,但并非所有这些病原体都可能具有致病性。然而,仅使用从血液中分离出的微生物进行分析时,在抗生素不充分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方面显示了相似的结果。第四,由于确定该人群中充分治疗与过度治疗的复杂性,我们排除了非典型病原体感染的患者。第五,我们的数据集中没有艰难梭菌检测结果,因此我们不得不使用ICD-9-CM编码来确定该结局;这使我们无法得知艰难梭菌感染是在住院期间发生还是入院时即存在,也无法得知真实感染与定植之间的误分类程度如何。52 第六,我们排除了从其他医院或医疗机构转院的患者,以聚焦于社区起病感染,但我们的数据无法让我们识别可能近期住院过的患者。第七,我们的数据集无法让我们考察抗生素的全部潜在并发症,如肝炎、血细胞减少和药疹。关于患者过敏情况的数据也无法获得;因此,我们无法考虑因患者对较窄谱药物过敏而使用广谱抗生素的情况(例如对β-内酰胺类过敏的患者使用万古霉素或碳青霉烯类)。此外,我们仅纳入了培养阳性脓毒症患者,但相当一部分脓毒症患者培养为阴性。31,32 确定不必要广谱抗生素治疗在培养阴性人群中的后果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结论
在这项针对美国大型队列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培养阳性的社区起病脓毒症患者并无耐药微生物;然而,针对这些微生物的经验性广谱抗生素却经常被处方。经验性治疗不充分和不必要的广谱经验性治疗均与更高的死亡率相关。这些发现强调需要更好的诊断检测来快速识别耐药病原体,并更加关注在脓毒症经验性治疗中合理使用广谱抗生素。
参考来源
- Rhee C, Kadri SS, Dekker JP, et al. Prevalence of Antibiotic-Resistant Pathogens in Culture-Proven Sepsis and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Inadequate and Broad-Spectrum Empiric Antibiotic Use. JAMA Netw Open. 2020. PMID: 32297949.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0.2899
- 全文:PMC7163409(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16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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