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搏动性血流与增强的脑血管二氧化碳反应性及减弱的脑血流与区域脑氧合关系相关
这项前瞻性单中心病例对照试验纳入32例择期心脏手术成人患者(1例排除),在体外循环非搏动性血流和术后搏动性血流条件下,于PaCO2 30、40、50 mmHg阶跃变化时测定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MCAv)和区域脑氧饱和度(rSO2)。非搏动性血流期间MCAv/PaCO2斜率为14.4 cm/s/mmHg,恢复搏动性后为10.4 cm/s/mmHg(p=0.032);低碳酸血症时非搏动性脑血管CO2反应性为4.3±1.7%/mmHg,高于搏动性的3.1±1.3%/mmHg(p=0.017)。两种血流模式下rSO2均随低碳酸血症下降、随高碳酸血症上升(p<0.0001),但非搏动性血流时ΔrSO2与ΔMCAv关系减弱。作者认为非搏动性灌注与增强的脑血管CO2反应性相关,低碳酸血症时脑血流相对下降更明显,微血管灌注异质性可能解释ΔrSO2/ΔMCAv斜率减弱。
要点
- 非搏动性血流期间MCAv/PaCO2斜率为14.4 cm/s/mmHg,恢复搏动性后为10.4 cm/s/mmHg(p=0.032),提示非搏动性血流时脑血流对PaCO2变化更敏感。
- 低碳酸血症时非搏动性脑血管CO2反应性为4.3±1.7%/mmHg,高于搏动性的3.1±1.3%/mmHg(p=0.017);高碳酸血症时非搏动性3.5±1.8%/mmHg与搏动性2.6±1.2%/mmHg无统计学差异(p=0.197)。
- 无论何种血流模式,rSO2在低碳酸血症时下降、高碳酸血症时上升(p<0.0001);rSO2/PaCO2斜率体外循环期间为2.8%/mmHg,术后为3.1%/mmHg(p=0.72)。
- 非搏动性血流时ΔMCAv与ΔrSO2仍相关(r=0.724,p<0.001),但回归线斜率较搏动性血流(r=0.796,p<0.001)更平缓,提示脑氧合不能按比例反映脑血流变化。
- 作者认为,即使短期非搏动性血流也迅速影响脑循环,接受体外机械辅助装置(无或仅有减弱搏动性脑灌注)的患者可能尤其相关。
适用人群与场景
- 32例择期心脏手术成人患者入组,1例因研究开始前需急诊干预而排除;每例患者作为自身对照。
- 排除标准包括:有症状的颈动脉疾病或颈动脉管腔狭窄>50%以及无症状软斑块、神经系统病变(既往卒中或脑出血史、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肥胖低通气综合征、既往脑膜炎或脑炎、多发性硬化)、伴CO2潴留的COPD或其他酸碱平衡紊乱,以及育龄期女性;术前因症状怀疑脑病变需行诊断性脑影像检查者亦排除。
- 研究场景为心脏手术体外循环期间(非搏动性血流)及术后ICU稳定期(搏动性血流)。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在PaCO2 30、40、50 mmHg阶跃变化时测定MCAv和rSO2,每个PaCO2水平平衡5分钟后记录血流动力学和代谢变量。
- 脑血管CO2反应性(CVR,%/mmHg)按原文公式计算,其中h为较高PaCO2时的值,l为较低PaCO2时的值。
- MCAv/PaCO2斜率作为反映PaCO2相应变化后血流速度变化程度的指标。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麻醉诱导:术前1小时口服咪达唑仑3.75–7.5 mg;诱导用咪达唑仑2 mg、芬太尼0.2 μg/kg和丙泊酚1–2 mg/kg;气管插管前给予顺式阿曲库铵0.2 mg/kg。
- 麻醉维持:术中吸入1–2 vol%七氟烷并持续输注芬太尼200 μg/h,目标BIS值40–50;术后ICU给予丙泊酚(平均剂量3 mg/kg/h)和瑞芬太尼0.1 μg/kg/min,以达到与术中相同的BIS值。
- 通气设置:容量控制通气,FiO2 0.3–0.4,潮气量7 mL/kg体重,呼吸频率9/min,PEEP 5 mmHg;通过调整呼吸频率(而非潮气量)达到目标PaCO2水平。
- 头孢唑林在切皮前30分钟给予4 g,体外循环结束后给予2 g。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前瞻性单中心病例对照试验,32例择期心脏手术成人患者入组(1例排除),每例患者作为自身对照,比较体外循环非搏动性血流与术后搏动性血流条件下的CVR和rSO2。
- 非搏动性血流期间MCAv/PaCO2斜率为14.4 cm/s/mmHg(CI 11.8–16.9),搏动性血流期间为10.4 cm/s/mmHg(CI 7.9–13.0),p=0.032。
- 低碳酸血症时非搏动性CVR为4.3±1.7%/mmHg,高于搏动性CVR的3.1±1.3%/mmHg(p=0.017);高碳酸血症时非搏动性CVR为3.5±1.8%/mmHg,与搏动性2.6±1.2%/mmHg相比仅数值上更高但无统计学差异(p=0.197)。
- 无论血流模式,rSO2在低碳酸血症时下降、高碳酸血症时上升(p<0.0001);rSO2/PaCO2斜率体外循环期间为2.8%/mmHg(CI 1.5–4.0),术后为3.1%/mmHg(CI 1.9–4.3),p=0.72。
- ΔMCAv与ΔrSO2在非搏动性血流(r=0.724,p<0.001)和搏动性血流(r=0.796,p<0.001)时均密切相关,但非搏动性血流时回归线斜率更平缓。
- 体外循环期间MAP和BIS值显著低于术后(63±8 vs. 73±10 mmHg和40±6 vs. 48±7,p<0.0001),PaO2显著更高(175±56 vs. 135±32 mmHg,p<0.05),血红蛋白因等容血液稀释而降低(8.4±1.1 g/dL vs. 11.1±1.1 g/dL,p<0.0001)。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前瞻性单中心病例对照试验。
- 局限:体外循环导致的等容血液稀释可能影响血液黏度和微循环灌注,从而可能影响CVR幅度;文献数据不一致,血细胞比容<28%时低碳酸血症期间CVR既有减弱也有增强的报道,而高碳酸血症期间未见改变;低分子右旋糖酐等容血液稀释未增加反而降低了乙酰唑胺诱导的脑血管反应性;非搏动性血流下观察到的CVR增强可能部分与体外循环期间较低的血细胞比容有关。
- 局限:术中与术后使用了不同类型的麻醉药(七氟烷 vs. 丙泊酚),其对BIS水平、CBF和CMRO2的影响可能不同;因ICU缺乏七氟烷给药技术而无法在术后继续使用。
- 局限:未测量受检血管直径,不能排除血管口径变化对MCAv测定的影响,尤其可能影响高碳酸血症时的MCAv值。
- 局限:作者指出,非搏动性血流下CVR增强是否真的增加不良脑并发症的几率,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即使短期非搏动性血流也迅速影响脑循环,这些发现对需要体外机械辅助装置(产生无或仅有减弱搏动性脑灌注)的患者可能尤其相关。
- 作者认为,左心室射血分数低、接受急诊VA-ECMO且表现为低搏动性全身灌注的患者,在低温和低碳酸血症状态下可能特别易受脑损伤。
- 作者认为,在低碳酸血症且脑血流变为非搏动性时,rSO2记录可能高估真实脑组织氧合,从而进一步降低ECPR后rSO2对神经学结局的预后价值。
- 作者认为,低碳酸血症诱导的血管收缩导致组织碱中毒和低氧血症,可能在整体脑缺血后易感患者即刻癫痫发作的诱发中起一定作用。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 另有 1 条提炼内容因数值无法与原文逐一核对而未列出,请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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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在心脏外科领域以及许多三级医疗中心的ICU和急诊科,让患者处于全身血流完全缺乏搏动性或搏动性大幅减弱的非生理状态是日常实践[1]。然而,无搏动性血流已被认为与血管阻力增加、肌肉交感神经活性升高、氧耗减少、内皮功能障碍伴内皮完整性丧失以及微血管灌注恶化相关。据推测,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胃肠道和脑内出血、卒中发生率增加以及静脉-动脉体外膜氧合(VA-ECMO)患者死亡率升高[2–8]。
在大鼠中,无搏动性体外循环(CPB)开始后不到30分钟,内皮依赖性血管反应性即减弱[9]。此外,在如此短暂的搏动性丧失期间,人毛细血管内会出现血流异质性,其特征为无灌注血管与灌注极快的血管紧密相邻[2]。另一方面,搏动性血流与脑微循环改善、组织灌注更均匀、血管内皮一氧化氮(NO)释放增加以及重要器官中ATP含量更高相关[4, 10]。在犬急性脑缺血后、常规心脏手术过程中以及需要深低温停循环的手术中,搏动性CPB血流均被证明具有优势[11–13]。
对于使用提供完全无搏动性或极低搏动性血流的机械循环支持系统(如CPB、VA-ECMO)或连续流左心室辅助装置(CF LVAD)的患者,卒中、出血、认知功能障碍和谵妄等神经系统并发症仍然是主要关注的问题[14–17]。因此,例如血流诱导的组织灌注不良可能进一步加重体外心肺复苏(ECPR)过程中的缺血/再灌注损伤,而搏动性脑灌注丧失可能导致神经系统预后更差[4, 7, 18]。事实上,灌注血管密度这一已确立的微循环参数,与因心源性休克需要VA-ECMO的患者的生存呈负相关[8]。
有多种因素决定脑血管肌源性张力,进而影响总体脑血流量(CBF)及其局部分布。CBF受脑代谢需求、脑灌注压(自主调节的基础)、自主神经系统以及低氧血症的调节。动脉二氧化碳分压(PaCO2)是另一个关键因素。这些CBF调节因素各自的最终效应源于与其他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关于该主题的详细概述,我们建议读者参阅近期发表的深入综述[19, 20]。简言之,PaCO2的变化通过类似于搏动性变化时的机制改变脑小动脉直径,从而影响通过毛细血管床的营养性血流[10, 21]。脑血管CO2反应性(CVR)反映了脑小动脉通过扩张或收缩对PaCO2变化作出反应以调节CBF的能力[22]。
在存在双重CO2清除的情况下(例如通过部分体外循环或ECMO的氧合器以及通过呼吸机),PaCO2水平的极端值并不少见。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VA-ECMO治疗开始后PaCO2的快速下降与脑内出血显著相关[23]。尽管心肺复苏(CPR)后脑自动调节常严重受损[24],但脑血管反应性(CVR)仍然完整,低碳酸血症很容易出现,尤其是当休克和治疗性低温已经减少了CO2产生时。然而,CPR后的低碳酸血症与不良神经结局相关,至少当它发生在CPR后最初几小时内时如此,而不幸的是这并不罕见[25, 26]。
我们假设在非搏动性血流期间CO2驱动的脑氧合调节发生了改变。因此,我们的目的是比较非生理性非搏动性血流对CVR和rSO2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
研究设计和人群
本研究是一项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所有程序均经维也纳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117/2008),并在获得研究参与者书面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共有32名成年患者纳入本研究。一名已签署知情同意的患者因在研究开始前需要进行紧急干预而不得不被排除。排除标准为症状性颈动脉疾病或颈动脉管腔狭窄> 50%以及无症状软斑块的存在、神经系统病变(即既往卒中或脑内出血史、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肥胖低通气综合征、既往脑膜炎或脑炎以及多发性硬化)、伴有CO2潴留的COPD或其他酸碱平衡紊乱,以及育龄期女性。需要术前诊断性脑影像学检查且症状可能与脑病理相关的患者也被排除在试验之外。
麻醉管理
所有患者术前1小时口服咪达唑仑3.75–7.5 mg。在手术室安装包括桡动脉置管在内的标准监测以及神经监测,即脑电双频指数(BIS,Medtronic,Minneapolis,MN,USA)和由近红外光谱(INVOS 5100C,Covidien,Dublin,Ireland)测定的rSO2,使用分别放置在右侧和左侧前额的兩個光极。监测在麻醉开始前10分钟开始(基线测量)。麻醉以2 mg咪达唑仑、0.2 μg/kg芬太尼和1–2 mg/kg丙泊酚诱导。给予顺式阿曲库铵(0.2 mg/kg)用于气管插管,随后放置中心静脉导管。此外,八名患者还额外使用肺动脉导管进行监测。
随后,通过颞窗使用双功能超声和彩色多普勒识别大脑中动脉(MCA)。经颅多普勒(TCD)测定的该血管血流速度相对变化(MCAv),尽管存在局限性,仍常被用作脑血流量(CBF)相对变化的替代指标[27]。TCD探头被拧紧固定在头架上以防止移位。对左侧和右侧MCA均进行超声探测,并使用双侧信号或(若一侧信号失真)较优信号进行测量。低碳酸血症和高碳酸血症时的脑血管反应性(CVR)[%/mmHg]计算如下:其中h=在较高PaCO2水平测定的值,l=在较低PaCO2水平测定的值。同时计算MCAv/PaCO2斜率,作为反映PaCO2相应变化后血流速度变化程度的指标。此外,还测定了相对CBF变化与rSO2相应比例变化之间的关系。
体外循环(CPB)前后均采用容量控制通气。各自设置如下:FiO2 0.3–0.4,潮气量7 mL/kg体重,呼吸频率9次/分,呼气末正压(PEEP)水平5 mmHg。调整呼吸频率和FiO2以实现正常通气和正常氧合。停CPB前,清除气管内分泌物并至少进行一次肺活量操作。切皮前30 min给予头孢唑林(4 g),CPB结束后给予2 g。以1–2 vol%呼气末七氟烷和持续给予200 μg/h芬太尼维持麻醉。目标并维持脑电双频指数(BIS)值在40至50之间。CPB开始前给予初始剂量肝素(400 IU/kg)以使激活凝血时间> 400 s。CPB预充液为1 L乳酸林格液、500 mL 6%羟乙基淀粉130/0.4、100 mL 20%甘露醇和10,000 IE肝素。CPB期间,平均动脉压(MAP)和血红蛋白水平保持恒定。CPB结束时,以CPB前即刻给予的总剂量1:1的比例用鱼精蛋白逆转肝素。
术中测量(状态1:非搏动性血流)
为避免延误手术,我们从非搏动性血流状态开始。主动脉阻断后完全CPB期间,体外循环机的扫气流量最初设定为使PaCO2值达到40 mmHg(初始校准后可通过体外循环机的在线测量快速测定CO2张力)。随后,PaCO2在30、40和50 mmHg之间以阶梯方式降低和升高。经过5分钟平衡期后,记录每个PaCO2水平下的血流动力学和代谢变量。同时记录rSO2并测量平均MCAv。
术后测量(状态2:搏动性血流)
术后测量在入住ICU后病情稳定时进行。患者接受丙泊酚(平均剂量:3 mg/kg/h)和瑞芬太尼(0.1 μg/kg/min),以达到与术中相同的BIS值,从而确保脑氧代谢率具有可比性[28]。继续采用上述设置的容量控制通气。根据血气分析调整分钟通气量,通过改变呼吸频率而非潮气量,按与CPB时相同的顺序达到目标PaCO2水平,以避免测量期间胸腔内压发生伴随性变化,同时我们尝试维持镇静、患者体位、血压、心输出量和体温。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使用Stata/IC 15.1(StataCorp LLC)和GraphPad Prism 5.04软件(GraphPad Software)进行。分类数据以计数(百分比)表示,正态分布的连续数据以均值(±标准差)表示,非正态分布数据以中位数(四分位距)表示。
采用多水平混合效应线性回归分析搏动性和非搏动性血流对CVR的影响,随后进行事后Tukey检验(xtmixed Stata)。采用Pearson积矩相关评估ΔrSO2与ΔMCAv之间的关系。采用配对t检验分析两种血流模式(非搏动性 vs. 搏动性)之间MAP、BIS和血红蛋白的差异。p值< 0.05视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患者特征和手术类型见表1。对于每种条件(即搏动性或非搏动性血流),MAP、血红蛋白、BIS和体温在测量期间均未发生变化。然而,CPB期间MAP和BIS值显著较低(63 ± 8 vs. 73 ± 10 mmHg和40 ± 6 vs. 48 ± 7,p < 0.0001),而PaO2显著较高(175 ± 56 vs. 135 ± 32 mmHg,p < 0.05)。等容性血液稀释导致CPB期间血红蛋白水平下降(8.4 ± 1.1 g/dL vs. 11.1 ± 1.1 g/dL,p < 0.0001)。无论血流模式如何,我们均未观察到高碳酸血症期间MAP升高(表2),也未观察到低氧血症的发生。
非搏动性和搏动性血流期间CO2阶梯变化后rSO2、动脉血红蛋白氧饱和度、PaO2、患者体温、MAP以及(如有)术中和术后测定的心脏指数的绝对值列于表2。每种血流模式下PaCO2改变期间绝对MCAv的变化过程见图1。与正常碳酸血症相比,低碳酸血症期间MCAv显著较低(p < 0.0001),而高碳酸血症期间MCAv显著高于正常碳酸血症(p < 0.0001)。血流模式之间也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p < 0.033)。个体患者的相对MCAv变化清楚地表明,非搏动性血流时偏离正常碳酸血症的幅度更大(图2,p < 0.05)。非搏动性血流期间MCAv/PaCO2斜率为14.4 cm/s/mmHg [CI 11.8–16.9],搏动性血流期间为10.4 cm/s/mmHg [CI 7.9–13.0](p = 0.032)。
在低碳酸血症和非搏动性血流下,CVR较搏动性血流显著升高(4.3 ± 1.7%/mmHg vs. 3.1 ± 1.3%/mmHg,p = 0.017)。然而,在高碳酸血症期间,非搏动性CVR相对于搏动性CVR仅名义上更高,但无统计学意义(3.5 ± 1.8%/mmHg vs. 2.6 ± 1.2%/mmHg,p = 0.197,图3)。
无论血流模式如何,我们观察到在低碳酸血症期间rSO2下降,而在高碳酸血症期间相应升高(p < 0.0001)。然而,尽管在非搏动性血流期间CO2驱动的流速变化更为明显,但与搏动性血流相比,相应PaCO2水平之间的ΔrSO2并无等效差异。rSO2/PaCO2斜率在CPB期间为2.8%/mmHg [CI 1.5–4.0],术后为3.1%/mmHg [CI 1.9–4.3](p = 0.72)。如图4所示,在非搏动性(r = 0.724,p < 0.001)和搏动性血流(r = 0.796,p < 0.001)期间,ΔMCAv和ΔrSO2变化彼此密切相关。然而,在非搏动性血流期间,与搏动性灌注相比,回归线的斜率较平缓,脑CVR更为突出。
讨论
在本研究中,与搏动性血流相比,短期非搏动性灌注与脑血管CVR显著增强相关,导致当达到非生理性低PaCO2值时CBF反应过度。然而,这些CBF变化并未伴随rSO2的等效变化。
低碳酸血症的情况在低心输出量和INTERMACS 1或2级使用体外辅助装置(伴或不伴双重CO2去除,例如VA-ECMO、体外心肺复苏(ECPR)或CF LVAD)的患者中以及常规CPR后并不少见[26]。它们大多与不良神经结局相关。术中长时间低碳酸血症本身最近也与非心脏手术的术后谵妄相关[29]。我们的观察表明,在非搏动性脑血流存在的情况下,低碳酸血症诱导的脑血管收缩效应可能更为广泛。相反,在本研究中,高碳酸血症对血管舒张的影响与搏动性血流条件下所见无显著差异。
为确保搏动性能够传入脑循环,我们比较了同一患者在完全体外循环(CPB)期间非搏动性血流时的脑血管反应性(CVR)与其术后在ICU中心脏自身搏动产生搏动性血流时的CVR。在既往研究体外循环中诱导搏动性血流的研究中,从未排除所创造的仅仅是减弱的搏动性(即收缩压和脉压降低),而后者缺乏额外能量[30]。此外,即使在儿科人群中,与非搏动性泵相比,并非所有可用的搏动性泵都能产生这种更高的血流动力学能量[31]。然而,在ECMO患者植入后早期经常观察到的减弱搏动性似乎与非搏动性血流相似,因为它同样增加肌肉交感神经活动[32]。此外,舒张期持续时间长和舒张压低水平在连续流左心室辅助装置(CF LVAD)以及搏动性极小的静脉-动脉体外膜氧合(VA-ECMO)患者中均引发交感神经爆发[32]。在此背景下有趣的是,暴露于高流量(120–150 mL/kg/min)VA-ECMO后2小时,羔羊脑动脉中一氧化氮(NO)产生减少,表明脑血管内皮功能受损[33]。这一现象可能促进毛细血管塌陷和分流,当无法达到临界闭合压时,通常由左心室将血液射入主动脉所产生的额外能量来产生驱动压[30]。O'Neil及其同事研究了体外循环下的舌下微循环,但未专门探讨PaCO2引起的血管反应性,发现正常灌注微血管的比例在非搏动性血流开始时立即下降[2]。在一项纳入20例心脏手术患者的类似研究中,同一研究团队报告当血流为非搏动性时,高动力血流血管增多,这可能代表毛细血管分流[5]。这些结果可以解释我们的观察,即在非搏动性血流期间尽管ΔMCAv较大,ΔrSO2并未成比例变化,尽管密切关系仍然存在。相反,这也意味着搏动性血流与改善微循环灌注相关的潜在益处可能无法通过更高的rSO2值来追踪[34]。脑组织饱和度对PCO2的依赖性此前已在健康个体和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中得到证实[35]。此外,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中,同侧颈总动脉夹闭期间rSO2与MCAv密切相关[36]。这些发现与我们的结果一致,因为rSO2和PaCO2同向变化。rSO2进一步与MCAv平行变化。然而,在非搏动性血流期间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解耦联,低碳酸血症时脑血流下降更为明显。
以往该领域研究的结果几乎无法与我们的结果进行比较,因为当时的研究通常只纳入少数患者分配至两种血流模式中的任一种,在中度低温体外循环(CPB)下进行,使用不同的麻醉药(如N2O),部分研究还在极低的脑灌注压下实施[37]。在我们的试验中,31例患者作为自身对照,且仅有少数患者在轻度低温下接受手术。此外,多项研究表明,我们所用的两种麻醉药在正常临床剂量范围内给药时脑血流速度反应性(CVR)均得以维持[38],本研究情况亦如此,尽管麻醉可能损害基础血管张力[39]。本试验中,术中给予呼气末七氟烷浓度范围为0.3至1.5 MAC(平均剂量0.8 MAC),术后给予低剂量丙泊酚(中位数2.5[范围1.8–3.9]mg/kg/h)。
尽管PaCO2的变化会改变脑小动脉直径,从而决定通过毛细血管床的营养性微循环血流,但大脑动脉常被认为顺应性低,仅作为分布和储存血容量的通道[27]。然而,在年轻、健康且自主呼吸的志愿者中,当ΔPetCO2超过10 mmHg时,计算得出在低碳酸血症和高碳酸血症期间管腔内径变化可达10%[40]。目前尚不清楚在患病、接受麻醉和通气的心脏手术患者中是否也会发生类似变化。由于我们未测量所探测血管的直径,不能排除血管口径变化对测得的MCAv的影响,尤其是高碳酸血症期间的MCAv值可能受到影响。CPB期间非搏动血流时的轻度高氧应会降低描述PaCO2与MCAv关系曲线的斜率,这与我们的发现恰好相反[41]。如上所述,我们在CPB期间使用的七氟烷麻醉已被证明在健康骨科手术患者中可保持CVR(4.1 ± 0.7%/mmHg PaCO2)以及MCAv,当时MAP通过去氧肾上腺素维持在80 mmHg[42]。我们患者的MAP通常< 80 mmHg,并且在搏动血流与非搏动血流之间显示出虽小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然而,在这方面应牢记,当前研究证实了CVR与脑血管自动调节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影响上限阈值[43, 44]。尽管如此,我们记录的MAP均处于麻醉期间报道的PaCO2依赖性自动调节临界阈值范围内[37, 45]。因此,在我们的试验中,脑灌注压不应影响测得的MCAv。无论在非搏动血流还是搏动血流期间,我们均未观察到高碳酸血症期间伴随MAP升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麻醉期间交感神经活动受到抑制。有趣的是,在此背景下,由于交感神经阻滞期间CVR也会减弱[46, 47],反过来,交感神经活动增加——已在非搏动血流期间得到证实[48]——可能增强CVR,而这正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因此,导致所观察到的PaCO2依赖性脑血管肌源性张力调节变化的,可能并非搏动本身[44],而是搏动血流诱导的继发效应,例如eNOs活性和耦联[49, 50]或自主神经系统输出的调节[51]。此外,在离体小鼠脑动脉受到静态压力时观察到肌源性张力降低,这也可能解释我们所测定的CVR增强[50]。
局限性
本试验确实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与所选方案有关。使用体外循环(CPB)总会引起一定程度等容性血液稀释,可能影响血液黏度并最终影响微循环灌注。血液稀释因而可能影响脑血流速度反应性(CVR)的幅度。然而,文献数据尚无定论。在血细胞比容< 28%时,心脏手术患者在高碳酸血症期间未见改变,而在低碳酸血症期间既有CVR减弱的报道,也有CVR增强的报道[52, 53]。然而,例如通过输注低分子右旋糖酐进行等容性血液稀释,并未增加而是降低了乙酰唑胺诱导的脑血管反应性[54]。此外,当动脉血氧含量下降时脑血流量(CBF)增加,但考虑到我们患者术中及术后实际血红蛋白水平,这应仅有边际影响[55]。尽管如此,我们在非搏动性血流下观察到的CVR增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CPB期间较低的血细胞比容有关。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此处使用的不同种类麻醉药,因为它们对脑电双频指数(BIS)水平、CBF和脑氧代谢率(CMRO2)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七氟烷因其所报道的心脏保护特性而在术中给药,但无法延续至术后,因为我们缺乏可在ICU中给药的技术。来自8名年轻健康志愿者的数据表明,1.5 vol%七氟烷降低区域CBF的程度小于丙泊酚(丙泊酚血浆浓度范围为2.6至4.6 μg/mL),而CMRO2同样降低,平均动脉压(MAP)和BIS抑制程度相似[56]。与此相关,由于同时给予瑞芬太尼,我们的患者所接受的丙泊酚剂量要低得多,这可能解释了术后BIS水平较高所证实的额叶皮质神经元活动较强。因此,不应期望发现丙泊酚对整体CBF的显著抑制,尽管我们无法就CBF的最终区域分布作出评论。在此背景下,皮质CBF/CMRO2比值的改变仅在较高丙泊酚浓度(即7.8 ± 2.1 mg/kg/h)下被观察到,且伴有低至20的BIS水平,这使得本研究中的丙泊酚不太可能影响术后局部脑氧饱和度(rSO2)[57]。事实上,在ASA 1级患者中观察到的6 mg/kg/h丙泊酚麻醉下(剂量高于我们所使用的剂量)的平均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MCAv)有略高的趋势,但与我们在ICU中患者的MCAv相当(低碳酸血症、正常碳酸血症和高碳酸血症时分别为41–49–58 cm/s)。此外,该研究中相对CVR得以保留[58]。相比之下,再次在年轻健康ASA 1级患者中测得的等效MCAv,然而是在1.2和1.5 MAC七氟烷麻醉下,分别为25/33–47/55–76/78 cm/s [59, 60],这与在一名自主呼吸、未麻醉的年轻志愿者中获得的结果(30–50–70 cm/s)[41]惊人地相似。显然,平均绝对MCAv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变化。因此,相对CVR似乎是比绝对测量值更合适的指标,用于反映PaCO2变化对CBF的影响。
尽管我们方案存在上述缺点,但它也有优点。因为我们没有比较接受不同血流模式的不同患者组,所以我们可以减少由其他潜在混杂因素(例如糖尿病、动脉性高血压、年龄、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既往未被识别的解剖异常)导致的ΔMCAv差异。此外,在少数接受体外循环(CPB)的患者中采用了α-stat pH管理的轻度低温,CVR似乎不太可能受其影响[52]。而且,在ICU进行第二次测量时,没有患者出现发热。此外,儿茶酚胺以及左西孟旦以低剂量给药,在麻醉状态下不应在具有意义的程度上影响CVR [61, 62]。它们常常已在术中开始使用,并在手术后继续使用。
结论
总之,在老年麻醉心脏手术患者中,非搏动性血流导致CVR增强。然而,如果与这种血流模式相关的非生理性PaCO2值确实会增加不良脑并发症的几率,正如创伤性脑损伤后所见的那样,这需要进一步研究[63]。特别是在氧-血红蛋白解离曲线左移和微血管灌注不均匀的情况下,当CBF变为非搏动性时,低碳酸血症期间rSO2记录可能还会高估真实脑组织氧合。这将进一步降低ECPR后rSO2对神经学结局的预后价值[64]。
由于即使短期非搏动性血流条件也会迅速影响脑循环,这些发现可能在需要体外机械辅助装置的患者中尤其相关,因为这些装置确实产生无搏动性或仅减弱的搏动性脑灌注。左心室射血分数低、接受急诊VA-ECMO且表现为低搏动性全身灌注的患者,在低温与低碳酸血症状态下可能尤其易受脑损伤影响[3, 65, 66]。目前心脏骤停后无论是否接受ECPR,神经学结局均较差,临床上常由惊厥和肌阵挛引发。在此背景下,低碳酸血症诱导的血管收缩导致组织碱中毒和低氧血症,也可能在全球性脑缺血后立即诱发易感患者癫痫发作中起一定作用[67–69]。
参考来源
- Veraar CM, Rinösl H, Kühn K, et al. Non-pulsatile blood flow is associated with enhanced cerebrovascular carbon dioxide reactivity and an attenu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ebral blood flow and regional brain oxygenation. Crit Care. 2019. PMID: 31888721. doi:10.1186/s13054-019-2671-7
- 全文:PMC6937980(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693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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