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呼吸衰竭与机械通气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

「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了」:急性呼吸衰竭患者对无创通气的认知与情感态度的床旁定性研究

"I had the feeling that I was trapped": a bedside qualitative study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attitudes toward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PubMed 文献 · Ann Intensive Care · 2019-12-02
一句话结论首次接受无创通气的急性呼吸衰竭患者,其认知与情感态度在通气期间显著恶化,情感态度尤甚,可能留下创伤性体验。

本研究为附属于PARVENIR研究的定性研究,在法国一家三级医院16床ICU对10例首次接受无创通气的急性呼吸衰竭患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在无创通气第2或第3天进行,采用评价性断言分析和主题分析。结果显示,患者认知态度在通气前总体积极,通气和通气后变得不那么积极且更矛盾;情感态度在通气期间比通气前和通气后更消极,出现呼吸困难、焦虑、恐惧、幽闭感和既往创伤体验再激活。患者对无创通气期间照护者在场的态度比对家属在场更积极。作者认为这为评估针对无创通气的心理干预提供了依据。

要点

  • 10例首次接受无创通气的急性呼吸衰竭患者中,情感态度在通气期间(中位数-1.28)比通气前(中位数2.15)和通气后(中位数2.5)更消极,通气前与通气期间差异显著(p=0.017,r=0.536),通气期间与通气后差异显著(p=0.009,r=0.581)。
  • 认知态度在通气前中位数为2.31,通气期间降至0.54,通气后为0.56,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
  • 患者对无创通气期间照护者在场的态度比对家属在场更积极(中位数0.12 vs 照护者,Z=-2.24,p=0.025,r=0.501)。
  • 5例患者报告与呼吸困难出现或加重相关的焦虑,2例将通气相关焦虑(幽闭恐惧形式)与既往医疗相关创伤经历联系。
  • 作者建议:通气前公开告知患者可能引起焦虑和不适;询问既往创伤经历;照护者应主动询问并处理无创通气下的呼吸困难;与患者讨论家属是否在场;对首次无创通气进行复盘。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年龄>18岁、首次因急性呼吸衰竭入住ICU并决定启动无创通气的患者,在无创通气第2或第3天纳入。
  • 排除:CAM-ICU诊断的谵妄或意识混乱、拒绝参与或无法签署知情同意、言语障碍(如肌萎缩侧索硬化延髓综合征)、法语掌握不足。
  • 最终纳入10例(5男5女),其中8例高碳酸血症,全部为首次接触无创通气;多数患者有慢性呼吸衰竭(COPD、ALS、左心衰竭),仅3例为新发急性呼吸衰竭。
  • 仅纳入无创通气最初24小时被认为成功(未插管)的患者。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定性研究,在法国Pitié-Salpêtrière医院16床ICU进行,纳入10例首次接受无创通气的急性呼吸衰竭患者,于无创通气第2天(5例)或第3天(5例)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平均27分钟(范围20-45分钟)。
  • 认知态度:通气前10例中9例积极(中位数2.31,IQR 0.81-2.95);通气期间中位数0.54(IQR -0.72-2.37);通气后中位数0.56(IQR -1.56-2.11),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
  • 情感态度:通气前中位数2.15(IQR -0.19-2.94),8例积极2例消极;通气期间中位数-1.28(IQR -2.19-0.44),9例消极;通气后中位数2.5(IQR 1.12-2.5),8例积极2例消极;整体差异显著(χ2(2)=10.400,p=0.006),通气前与通气期间差异显著(Z=-2.395,p=0.017,r=0.536),通气期间与通气后差异显著(Z=-2.599,p=0.009,r=0.581),通气前与通气后无显著差异(Z=-0.561,p=0.575,r=0.125)。
  • 对家属在场的情感态度中位数0.12(IQR -0.075-0.87),显著低于对照护者的态度(Z=-2.24,p=0.025,r=0.501);仅3例完全积极,6例多数消极(3例希望保护家属免受目睹痛苦,3例认为无法沟通无意义)。
  • 通气期间5例报告与呼吸困难出现或加重相关的焦虑,1例恐惧死亡,3例报告孤独、隔离和依赖感;2例将幽闭恐惧与既往医疗创伤经历联系。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定性研究(半结构化访谈),附属于PARVENIR研究,遵循COREQ定性研究报告指南。
  • 样本量有限(10例),未正式评估数据饱和。
  • 患者样本在某些方面同质(8例高碳酸血症、全部首次接触无创通气),但在基础疾病方面异质;多数为慢性呼吸衰竭,数据可能更适用于慢性呼吸衰竭患者而非新发急性呼吸衰竭患者。
  • 仅纳入无创通气最初24小时成功的患者,可能存在偏倚。
  • 访谈在无创通气后进行,对通气前和通气后时期的回忆可能存在回忆偏倚。
  • 未对患者进行随访,无法将观察结果与长期生理或心理结局关联。
  • 患者的生理状况(如气体交换异常程度、呼吸困难强度)可能影响其回答,且未以任何方式控制。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照护者应在无创通气开始前公开告知患者该治疗可能引起焦虑并存在缺点,需权衡利弊;作者对「无创」一词的恰当性提出质疑,认为「面罩通气」可能更好地代表治疗现实。
  • 作者建议,对即将接受无创通气的患者应询问既往创伤经历,并告知被遗忘的此类经历可能被再激活。
  • 作者认为,无创通气期间照护者的在场和共情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必要措施,可能需要基于模拟教学或角色扮演的特定培训。
  • 作者建议,照护者应主动询问无创通气下的呼吸困难并尝试纠正。
  • 作者建议,应与患者讨论家属是否在床旁,因为家属在场可能适得其反。
  • 作者认为,对首次无创通气进行复盘很重要,以避免后续通气「巩固」首次创伤性体验。
  • 作者指出,部分建议可由ICU照护者自行实施,但其他建议最好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实施。

指南或共识出处

  • PARVENIR研究(法国和比利时ICU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
  • COREQ定性研究报告指南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全文中译22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Ann Intensive Care. 2019 Dec 2;9:134. doi: 10.1186/s13613-019-0608-6

背景

机械通气(MV)是重症监护病房(ICU)中常规实施的一种挽救生命的治疗措施。在某些情况下[1],MV可通过面罩实施,该方式称为无创通气(NIV),因为它不涉及插入气管内装置。若使用得当,NIV可带来重要的临床获益[2–4]。NIV也有其特定的并发症(例如,面罩施加压力导致的面部皮肤损伤),并且可被视为一种应激性体验:高达三分之一的因急性呼吸衰竭接受NIV治疗的患者将其与高水平的焦虑相关联[5]。在其他情境中进行的研究表明,NIV的某些障碍可影响治疗依从性,甚至导致患者拒绝治疗[6]。这些障碍包括对面罩的恐惧、焦虑、幽闭恐惧症和呼吸困难[6, 7]。NIV期间的呼吸困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事实上,NIV旨在纠正气体交换,但也已知可缓解呼吸困难,并且正是以此向患者介绍的。如果NIV未能缓解呼吸困难——或者更糟,如果在NIV期间呼吸困难加重——生命威胁与失控感的结合必然会加重呼吸困难和焦虑[8–10],从而形成创伤性恶性循环。如果照护者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即不可见的呼吸困难或隐匿性呼吸痛苦——这种痛苦会加剧[11–14]。因此,关注患者与NIV相关的体验与该技术的成功使用高度相关。

ICU医生、ICU护士、患者及其家属对急性呼吸衰竭NIV的态度各不相同[5]。“PARVENIR”研究是一项在法国和比利时ICU中开展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5],其结果显示,医生倾向于比护士更积极地看待NIV,尽管两种职业都认为该治疗对患者具有应激性[5]。患者的态度不一:他们报告认为NIV“令人愉快”的频率高于护士,认为其“创伤性”的频率低于护士,但在ICU出院时,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后悔接受了NIV而非插管[5]。这就是我们开展本研究的缘由,作为PARVENIR研究的补充,旨在更好地理解患者最终后悔意见的决定因素,并深化我们对患者对NIV的认知表征(效用和疗效)及其情感联想(对NIV的感受)的认识。我们特别关注对NIV的认知和情感态度在其实施前、实施期间和实施后如何演变。我们还旨在描述患者对NIV期间照护者和家属角色的态度。这是按照定性研究的原则进行的,即一种科学观察方法,旨在收集和解释与某一特定现象如何被体验和感知有关的非数值数据,而非对该现象的定量测量。因此,本报告符合定性研究报告的COREQ指南[15]。此外还进行了定量语言分析。

方法

背景与伦理批准

本研究作为PARVENIR研究的附属研究[5]获得Ile-de-France 6个人保护委员会(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患者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以参与研究。

患者

参与者招募自一家拥有1600张床位的三级大学医院(法国巴黎,Pitié-Salpêtrière医院)内设有16张床位的重症监护病房(ICU)。纳入标准为:(1)年龄超过18岁;(2)因急性呼吸衰竭首次入住ICU,且主治医生决定启动无创通气(NIV);(3)在ICU住院期间处于NIV的第2或第3天;(4)无既往插管史;(5)本次ICU住院前无NIV史(包括家庭机械通气)。排除标准为:(1)根据重症监护谵妄评估法(CAM-ICU)[16]判定为谵妄或意识混乱;(2)拒绝参与或无法签署知情同意书;(3)言语障碍(例如,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的延髓综合征);(4)法语掌握不足。

我们计划招募10名患者。连续筛查了13名患者,但3名拒绝参与(“太累了”或“不想参加”)。最终研究人群包括5名男性和5名女性(见表1)。

所有患者均通过面罩接受NIV,面罩由弹性头带固定,头带根据面部形态选择并调整以尽量减少漏气。NIV sessions为间断进行,其时长取决于临床监测和耐受性。NIV以吸气压力支持加呼气末正压的形式提供(见表1)。

表1 患者特征 查看原表 ↗

访谈

半结构化访谈在ICU住院期间于床边进行,由一名此前从未见过患者的认证心理学家实施。访谈者遵循由两名心理学家(其中一人具有丰富的ICU环境经验)和两名重症监护医师为本研究设计的访谈指南(见附加文件1)。每名患者进行一次访谈。引导患者在四个感兴趣领域作出回应,这些领域与核心“PARVENIR”研究[5]的领域一致,即引导患者在以下方面进行反思:(1)在NIV session之前\期间\之后您有什么感受?(2)在NIV session之前\期间\之后您有什么想法?(3)关于NIV session期间的照护者,您能说些什么?(4)您对NIV session期间家属在场有何看法?

数据分析

所有访谈均录音并转录。我们使用评价性断言分析[17]来测量对NIV态度的积极或消极方面,并使用主题分析[18]从现象学角度研究这些态度的内容。文本被分为与访谈四个主题相对应的组别。对每个评价性短语评估断言两个成分之间的“连接词”,即关联性(例如“was”;正分)或分离性(例如“was not”;负分)。连接词评分从完全关联/分离(+ 3或− 3),到部分关联/分离(+ 2或− 2),再到弱关联/分离(+ 1,− 1)。短语还评估赋予态度内涵意义的“评价词”,即积极(例如“good”;正分)或消极(例如“bad”;负分)。评价词评分从极其有利/不利(+ 3或− 3),到相当有利/不利(+ 2或− 2),再到略微有利/不利(+ 1或− 1)。

最终评估分数按照标准七点评估量表转换,从+3(极其积极的态度)到−3(极其消极的态度),0被视为中性评估。编码由两名熟悉这些技术且未进行访谈的认证心理学家完成。根据COREQ指南[15],相应的原始数据见附加文件2。

为评估评价性断言分析的可靠性,我们计算了“连接词”和“评价词”所赋分数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并评估了两名专家之间评价方向(+或−)的一致性。研究人群在无创通气(NIV)前、中、后的得分比较使用Friedman非参数方差分析,适当时随后进行两两Wilcoxon符号秩检验。p值小于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使用Benjamini–Hochberg程序校正多重比较[19]。

结果

访谈

访谈在NIV第2天进行的有5例,第3天进行的有5例。每次平均持续27分钟(范围:20–45)。访谈时,所有患者的Richmond躁动-镇静量表(RASS)评分为0(“警觉且平静;自发关注照料者”)或1(“不安;焦虑或忧虑但动作不具有攻击性或剧烈”),但需承认RASS评分并非设计用于评估呼吸性脑病。访谈期间SpO2监测未显示明显的血氧饱和度下降,所有病例SpO2值均高于90%。未观察到显著临床事件。

评价性断言分析的可靠性

专家间相关性在连接词和评价词方面均较高(分别为0.940和0.978;两者p < 0.0001)。专家仅在2.65%的病例中对连接词的方向(积极或消极)存在分歧,在7.17%的病例中对评价词的方向存在分歧。

认知态度

之前

在首次NIV治疗前,10例患者中有9例对NIV的认知态度为积极(中位数 = 2.31,IQR = 0.81–2.95)(图1)。8例患者报告他们认为该技术应该能改善其呼吸。3例列出了其他预期益处(改善呼吸规律性;改善睡眠;增加独立感),2例列出了可能的障碍(新体验对有效性存有疑虑;预期与面罩相关的某种不适)。其余2例患者没有先入之见,报告称未理解关于NIV的解释或未予以注意。

图1 根据评价性断言分析编码(详见“方法”),首次无创通气体验前、中、后对无创通气的认知态度。最高分3表示“极其积极”的态度。最低分−3表示“极其消极”的态度。箱体代表四分位距(IQR)并标示中位数,须线代表1.5 * IQR。观察到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查看原图 ↗

期间

对无创通气(NIV)的认知态度变得不那么积极(中位数 = 0.54,IQR = − 0.72–2.37)(图1)。八名在“之前”表达积极态度的患者“期间”表达了对NIV疗效的怀疑。五人提到了面罩相关的疼痛和疲劳,并伴有依赖感。六人报告了呼吸困难,其中两例归因于“呼吸机”,两例归因于“自己”,以及对缺氧和死亡的恐惧。只有一名患者报告完全没有益处(“NIV诱发了呼吸困难,仅此而已”),而其他人承认有一些益处。这导致了矛盾的态度(例如:太糟糕了,……它确实让[呼吸]更好,但[…]我不确定)(完整原文见附加文件3)。两名在“之前”未报告对NIV有任何特定认知态度的患者在“期间”报告了积极的体验。

之后

“之后”对NIV的认知态度不如“之前”积极(中位数 = 0.56,IQR = − 1.56–2.11)(图1)。两名患者排除了未来使用NIV的可能性,认为弊大于利。一人提到在NIV期间承受的痛苦大于他过去经历的化疗期间的痛苦。其他人将具体益处归因于该治疗(血氧增加、夜间睡眠改善、稳定的呼吸节律恢复以及更好的独立性),但报告了NIV相关的呼吸困难、面罩相关疼痛、缺乏自由和沟通问题。

之前的情感态度

在首次NIV会话之前,八名患者对NIV的情感态度为积极,两名为消极(中位数 = 2.15,IQR = − 0.19–2.94)(图2)。八名患者报告即将接受NIV的前景令人平静。他们不焦虑且有动力。两人已经见过其他人使用NIV,他们认为这令人安心。两名具有消极情感态度的患者在看到机器时经历了焦虑(面部被面罩覆盖的前景让他们感到紧张)。一名患者态度矛盾:平静、不焦虑,但不喜欢机器。

图2 根据评价性断言分析编码(详见“方法”),首次无创通气体验之前、期间和之后对无创通气的情感态度。最高分3表示“极其积极”的态度。最低分− 3表示“极其消极”的态度。箱体表示四分位距(IQR)并标注中位数,须线表示1.5 * IQR,圆点表示离群值。各条件之间检测到总体统计学显著差异(χ2 (2) = 10.400,p = 0.006),“之前”与“期间”之间差异显著(Z = − 2.395,p = 0.017,效应量大(r = 0.536)),“期间”与“之后”NIV之间差异显著(Z = − 2.599,p = 0.009,效应量也大(r = 0.581))。“之前”与“之后”之间无显著差异(Z = − 0.561,p = 0.575,r = 0.125) 查看原图 ↗

期间

9名患者存在负性情感态度(中位数 = − 1.28,IQR = − 2.19–0.44)(图2)。5名患者报告了与无创通气(NIV)期间出现或加重的呼吸困难相关的焦虑(n = 5),对死亡的恐惧(n = 1),面罩引起的疼痛、无法活动、孤独感、隔离感和依赖感(n = 3)。他们提到了缺乏自由、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以外的任何事情上、无法与他人(尤其是亲属)交流。两名患者将其与NIV相关的焦虑(表现为幽闭恐惧症)与既往医疗相关的创伤性经历联系起来(童年医疗操作时被绑在床上、麻醉诱导时面部被扣上面罩)(“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二次治疗时,那段记忆又回来了……我十岁时做过一次手术,他们用一个面罩让我睡着,跟那个差不多[…]感觉一模一样[…]我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完整原文见附加文件3)。

只有两名患者未描述在治疗期间对NIV的负性情感态度。他们报告尽管面罩引起了暂时的呼吸困难和身体疼痛,但呼吸更为轻松。

之后

8名患者“之后”的情感态度为积极(呼吸改善,n = 4;解脱感,n = 2;更平静,n = 3;更独立,n = 1),2名患者为消极(幽闭恐惧感)(中位数 = 2.5,IQR = 1.12–2.5)(图2)。应注意,积极报告与摘除面罩相关,因此可能实际上并非描述对NIV的积极反应,而可能恰恰相反。

NIV期间对照顾者的态度

5名患者报告了对照顾者明确积极的态度,赞赏照顾者在治疗期间前来询问他们感觉是否良好、陪伴他们一段时间、指导他们如何在NIV期间呼吸(例如:我们达成了约定。我对他们说,我在等一位访客,所以他们会说好的,在那之前一直戴着面罩,然后我们摘下来,等您的访客走了再戴上)(完整原文见附加文件3)。4名患者报告了对照顾者矛盾的态度,强调尽管照顾者给出了重要解释并回答了问题,但一些照顾者倾向于强行扣上面罩,没有任何“协商”余地,并且倾向于在NIV治疗期间避免进入房间。最后,第10名患者对照顾者持完全消极的态度,照顾者专横地坚持要他戴上面罩(例如:工作人员根本不理解。你得戴面罩,就这样!你必须戴上面罩,没什么好说的!)(完整原文见附加文件3)。

NIV期间对亲属的态度

患者对无创通气(NIV)期间亲属在病房内陪伴的态度,显著不如对照护者的态度积极(中位数 = 0.12,IQR − 0.075–0.87)(图3)。仅有三名患者报告了完全积极的态度。六名患者持 mostly 消极态度,解释称他们想保护家人避免看到自己受苦(n = 3),或者他们认为让亲属在场没有意义,因为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他们交流(n = 3)。一名患者态度矛盾(问:他们的[家人的]在场会让您安心吗?答:嗯……他们在的话会让我安心。但当他们看到我与面罩抗争时,我就不安心了。我有复杂的感觉)(完整原文见附加文件3)。

图3 根据评价性断言分析编码(详见“方法”),无创通气期间对照护者和亲属的情感态度。最高分3分表示“极其积极”的态度。最低分−3分表示“极其消极”的态度。箱体代表四分位距(IQR)并标注中位数,竖线为1.5 * IQR。对亲属的情感态度与对照护者的情感态度之间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Z = − 2.24,p = 0.025,效应量大(r = 0.501) 查看原图 ↗

讨论

本研究证实,即使无创通气(NIV)在临床上有益,对患者而言也可能非常艰难[5]。事实上,在NIV期间,对NIV的认知和情感态度明显恶化。这与“PARVENIR”研究的结果一致,该研究中相当比例的患者后悔被选中接受此治疗。

NIV的信念和态度

患者普遍预期NIV带来的益处,并未描述预期性焦虑或恐惧,除非以抽象方式提及(两名患者)。这引出了一个假设:照护者在NIV之前提供的信息大多是积极的。这使得NIV未能带来预期益处成为挫败感的来源,通过“不可预测性”效应加重了NIV的创伤性[8–10]。

先前的信念(呼吸困难缓解、独立性增加)常与实际体验(呼吸困难持续或加重、面罩引起的疼痛、交流受限或缺乏独立性)相矛盾,但也报告了积极因素,导致矛盾心理。已知矛盾心理会使患者行为不可预测[20, 21]。这可能导致尽管承认NIV的推定益处,但仍拒绝接受NIV。

我们的患者仅报告了负性情绪(焦虑、幽闭恐惧感、对死亡的恐惧),这些情绪可能源于生命威胁合并失控感——这是创伤后表现的一个已知来源:因此我们的观察结果与非侵入性通气(NIV)治疗的急性呼吸衰竭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报道完全一致[22]。尤为重要的是,NIV在我们两名患者中唤起了遥远过去的创伤性记忆,这些记忆既与呼吸有关,也与被束缚和无法动弹有关。我们假定这类反应可对ICU后心理负担产生重要促进作用[22, 23]。尽管在NIV后期出现了正面评价(呼吸改善、自由感、独立性和平静),但NIV后的态度不如NIV前积极。事实上,许多正面评价与“摘下面罩”相关联,提示停止NIV被认为——某种程度上矛盾地——是一种解脱。总而言之,我们的患者提到的关于NIV的障碍多于获益,根据健康信念模型,这将预测NIV拒绝[24]。我们的患者中只有两人表示未来会拒绝NIV。提及属于情感领域的障碍与Baxter等人[6]在肌萎缩侧索硬化所致呼吸功能不全患者中的发现一致。

照护者与家庭成员

对照护者的积极态度与其对患者需求的感知关注相关,而消极态度则与缺乏对话相关。这强调了在实施一种已知可能具有应激性的治疗时对患者共情的重要性[25],而在ICU高负荷环境中这一点并非总能轻易做到[26, 27]。

患者对NIV治疗期间亲属在场的态度总体为负性,主要因为患者担心亲人看到自己呼吸困难会使其痛苦。这种“直觉性”担忧似乎是恰当的:目睹亲属在ICU住院期间因呼吸痛苦而死亡会使悲伤复杂化并促发创伤后应激[28],这与近期证明观察他人呼吸困难可诱发负性情感的发现一致[29]。同样地,部分患者描述的照护者回避行为可能源于观察NIV相关困难所诱发的痛苦,这种痛苦可能因无助感乃至职业失败感而加剧。

优势与局限性

我们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所提供数据的新颖性:定性研究已探讨过ICU中的机械通气[30–34],但尚无研究聚焦于急性呼吸衰竭背景下的无创通气(NIV)。我们承认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样本量有限,且我们未正式评估数据饱和[35]。然而,10例患者的话语中存在足够多的共同要素,提示增加患者数量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总体模式,因此可以提出一些结论[36]。值得注意的是,所考察的人群较为脆弱,研究环境使患者招募和访谈均极具挑战性。在这方面,我们承认患者的生理状况(例如气体交换异常的程度、呼吸困难的程度)必然对其回答产生影响,而这并未以任何方式加以控制。其次,我们的患者样本在某些方面具有同质性(8例存在高碳酸血症,所有病例均为首次接触NIV),但在其他方面具有异质性(基础疾病的性质,见表1)。入组的大多数患者患有慢性呼吸衰竭(慢阻肺(COPD)、肌萎缩侧索硬化(ALS)、左心衰竭——表1),仅3例患有新发急性呼吸衰竭。因此,我们的数据可能与前一种情况更为相关,而非后一种情况。第三,我们仅入组了在最初24小时后NIV被认为成功、即未随后行气管插管的患者。这显然是可能的偏倚来源,但可以推测,NIV未能避免插管的患者的体验应该更差。第四,访谈在NIV之后进行,因此对“之前”和“之后”时期的回忆偏倚是可能的。从方法学角度,在NIV之前访谈患者并在NIV之后重复访谈会更优,但这会带来巨大的实际困难。在NIV会话期间访谈患者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在NIV开始后很短时间内进行访谈(而非像ICU定性研究常做的那样在ICU住院结束时或之后进行),应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回忆偏倚并保留自发性。NIV开始与访谈之间的延迟可能影响患者回答的性质,但该延迟是均衡的(5例患者在第二天访谈,5例在第三天访谈)。最后,我们未对患者进行随访,因此无法将我们的观察与长期躯体或心理结局相关联。

命题

我们的观察有助于界定一些主张,这些主张可能通过防止产生负面态度来改善无创通气(NIV)体验,而负面态度存在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的风险[7, 37]。首先,照护者应在开始NIV之前公开告知患者,NIV可能引发焦虑,并且其缺点必须与其获益相权衡。就此而言,“无创”这一术语本身的恰当性似乎值得质疑;“面罩通气”可能更好地代表该治疗的现实。其次,应询问即将接受NIV的患者既往的创伤性经历,并告知其被遗忘的此类经历可能被重新激活。第三,在NIV治疗期间,有一名能够共情患者的照护者在场并随时可用,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必要条件。这可能需要进行特定培训[38, 39],培训可基于模拟教学或角色扮演[40]。第四,照护者应询问NIV下的呼吸困难并努力纠正[11, 41]。第五,应与患者讨论家属是否在床边陪护,因为这可能适得其反。最后,似乎重要的是对首次NIV治疗进行复盘,以避免后续治疗“巩固”首次创伤性体验。其中一些主张可由ICU照护者自行实施,但另一些最好由受过培训的心理学家实施。鉴于NIV耐受性差与NIV失败及相应不良结局之间的关联,这些措施除改善舒适度外,还可能具有预后意义。

结论

认知态度和情感态度在NIV之前、期间和之后存在差异,患者的观点倾向于随着体验而恶化。因此,本研究证实了定量“PARVENIR”研究的结果[5],并提示对NIV的情感态度强烈影响这一体验的性质。这具有临床相关性,因为情感态度与健康行为密切相关[42–44],并可能在医生评价的“临床获益”与患者评价的“生活体验”之间产生有害的分离。我们认为,我们的结果为评估针对因急性呼吸衰竭入住ICU并接受NIV治疗的患者实施NIV靶向心理干预效果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补充信息

附加文件1。用于评估因急性呼吸衰竭入住ICU患者对无创通气认知态度和情感态度的半结构化访谈指南。

附加文件2。半结构化访谈转录文本的编码——完整原始数据。

附加文件3。手稿中引用的患者访谈摘录的法语逐字记录及其英文翻译。

参考来源

  1. Iosifyan M, Schmidt M, Hurbault A, et al. "I had the feeling that I was trapped": a bedside qualitative study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attitudes toward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Ann Intensive Care. 2019. PMID: 31792644. doi:10.1186/s13613-019-0608-6
  2. 全文:PMC6888797(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6888797/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