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氧化氮供体治疗重度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低级别患者的可行性研究
该研究为观察性、回顾性、非随机可行性研究,纳入18例aSAH后长期昏迷插管患者(Hunt-Hess IV/V级,伴或不伴瞳孔散大),在标准神经重症监护基础上接受持续静脉莫昔多明(逐步增至16 mg/h)联合TCD确认严重大血管痉挛后脑室内硝普钠推注(2–10 mg,平均5.6 mg),夜间按固定时间给药。结果显示TCD异常在SNP后96%的病例中即刻减弱或逆转(p<0.0001),应答者DCI发生率17%(预期65%),生存率29.4%(预期10%),4例获得良好功能结局。作者认为该双腔室NO供体治疗在昏迷患者中似乎可行,但需随机试验验证。
要点
- 对Hunt-Hess IV/V级昏迷插管aSAH患者,在静脉莫昔多明达16 mg/h基础上,TCD确认严重大血管痉挛后给予脑室内SNP推注(平均5.6 mg,范围2–10 mg),96%的TCD异常即刻减弱或逆转。
- SNP推注后平均血流速度在单次和重复给药后分别下降43%和52%(p<0.0001),NIRS组织氧合分别升高17%(p<0.0001)和15%(p=0.02)。
- 应答者DCI发生率17%(预期65%),生存率29.4%(预期10%),4例(23.5%)无认知缺陷,3例(17.7%)完全恢复返回原工作和生活。
- SNP推注后常见短暂系统性高血压(约20–60 min),作者认为可能是脑干对颅内血管扩张的反射,不伴心动过缓,不应误判为库欣反射。
- 累积SNP日剂量>50 mg时考虑预防性静脉硫代硫酸钠(50 mg/kg体重)以降低氰化物中毒风险。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18例连续aSAH后长期昏迷插管患者(8男10女,年龄38–83岁,平均59岁),Hunt-Hess IV级(无瞳孔散大)和V级(伴瞳孔散大),改良Fisher IV级,经脑脊液引流和动脉瘤处理后未恢复意识。
- 包括8例颅内血肿和1例硬膜下血肿,7例出现超早期痉挛(aSAH后<6 h)。
- 所有患者预后差,预期生存率10%,为延迟性痉挛和延迟性脑梗死最高风险人群。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TCD诊断大血管痉挛:大脑中动脉和大脑前动脉平均流速>150 cm/s(可能)、>190 cm/s(严重)或>290 cm/s(临界);椎/基底动脉>120 cm/s(严重);或TCD血流信号显著改变(混叠现象、平均流速增高伴频谱增宽、搏动指数升高、湍流、tardus和parvus波)。
- 狭窄段位于tardus和parvus之前时,平均流速推算>350 cm/s。
- 突然流速加速或Lindegaard指数>3时需警惕。
- CT灌注病理值:平均通过时间>6.4 s,脑血流量<39.3 cm3/100 g,脑血容量<4.4 cm3/100 g。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动脉瘤处理后开始尼莫地平口服(6×60 mg)或静脉(1–2 mg/h)。
- 无痉挛证据时平均动脉压维持>65 mmHg,检测到痉挛时维持80–105 mmHg(以心脏心房为零点)。
- aSAH后12–36 h内开始静脉莫昔多明1.6 mg/h(2安瓿/20 mg稀释于50 ml生理盐水,以2 ml/h开始),每3–4 h逐步增加1.6 mg/h,2–3天内达到16 mg/h。
- 维持MAP>65 mmHg所需去甲肾上腺素不超过500 µg/h;感染、低心输出量或异氟烷给药期间增加至900–8350 µg/h,偶尔调整莫昔多明剂量。
- 治疗结束时与尼莫地平同步,莫昔多明剂量在5–8天内逐渐减量。
- TCD确认严重大血管痉挛且一般治疗(包括诱导高血压)后仍存在时,经脑室外引流给予SNP推注,每剂2–10 mg(平均5.6 mg,SD 2.5 mg),根据导管死腔(3 ml)调整体积;ICP升高至20–22 mmHg时SNP浓度加倍或四倍以减少体积负荷并移除5 ml脑脊液;基线ICP高于此限时不给予SNP。
- SNP推注后夹闭EVD<5 min,监测ICP和MAP;ICP>30 mmHg时打开EVD释放数毫升脑脊液/SNP混合液直至ICP<20 mmHg。
- SNP后MAP恢复至给药前水平(20–30 min内)复查TCD以排除系统性高血压影响。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莫昔多明中断可出现反跳现象:1例因脓毒症休克中断24 h后迅速出现严重痉挛相关脑梗死;另1例意外中断超过3.5个半衰期后出现大量血管痉挛伴CTA/CTP血管截断和关键灌注障碍。
- SNP推注后ICP立即升高,>30 mmHg需间断脑脊液引流直至ICP恢复至初始范围(通常<5 min)。
- SNP推注后系统性高血压常伴心动过速,持续约20–60 min,需密切监测MAP、脑灌注压和ICP。
- 夜间无TCD引导的SNP推注期间仍可能发生痉挛复发,2例因夜间痉挛复发死亡。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观察性、回顾性、非随机可行性研究,纳入18例连续aSAH后昏迷插管患者(Hunt-Hess IV/V级),在标准神经重症监护、频繁TCD监测、持续静脉莫昔多明基础上,TCD确认大血管痉挛后给予脑室内SNP推注(日间按需,夜间固定时间)。
- 17例耐受持续静脉高剂量莫昔多明16 mg/h;1例因脓毒症状态最高仅达6.4 mg/h。
- 所有患者在aSAH后第3–13天(平均7天,SD 2.5天)经TCD、CTA、CTP或DSA诊断延迟性脑血管痉挛伴灌注障碍。
- 16/17例达到莫昔多明16 mg/h的患者中,380次完整TCD记录到严重痉挛;208次TCD显示前循环平均流速>150–290 cm/s或基底动脉>110 cm/s,172次TCD记录到频谱增宽、异常搏动和丝状(parvus或tardus)信号(上游狭窄段估测流速>350 cm/s)。
- 单次或重复SNP推注(平均5.6 mg,SD 2.5 mg,范围2–10 mg)后96%的病例TCD异常即刻显著减弱或逆转;频谱增宽、丝状/parvus和tardus信号在SNP后30–90 min内完全或几乎完全正常化。
- 51次需2–3剂SNP(共128次重复)伴或不伴增加剂量才能使TCD恢复正常血流频谱;1例对莫昔多明和SNP均无应答。
- 应答者单次和重复SNP给药后平均血流速度分别下降43%(平均100 cm/s,SD 44 cm/s,范围40–300 cm/s,p<0.0001)和52%(平均96 cm/s,SD 56 cm/s,范围40–350 cm/s,p<0.0001)。
- SNP后NIRS值单次和重复给药分别升高17%(p<0.0001)和15%(p=0.02)(SD 14%,范围5–85%);3例(4%)无变化,双侧变化相似,提示组织氧合增加且无窃血现象。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观察性、回顾性、非随机可行性研究。
- 所有结果均为探索性,非确证性;p≤0.05视为显著,未进行多重检验校正。
- 功效分析显示17例患者、平均每例10次(病理)测量、预期组内相关系数ρ=0.5时,有至少80%功效检测SNP对平均流速和NIRS的临床相关效应(平均流速下降13%,SD±50%;NIRS升高15%,SD±25%)。
- 局限:样本量小,无法随机化和设立对照组;德国法律限制非常规同情用药或最后手段治疗仅用于少数个体和个案决策。
- 局限:纳入Hunt-Hess分级(Yasargil改良)最差级别,存在选择偏倚和疾病严重度偏倚;与文献中大致相似选择的患者数据比较,但分级定义可能不同(文献未提供患者状况的精确描述)。
- 局限:由于本院及相关实验室技术限制,无法测量血清或脑脊液中NO供体或相关产物的水平。
- 局限:救援治疗中使用了动脉内血管痉挛溶解术,可能为混杂因素;但迄今该治疗对患者的获益未被证实,尤其在高Hunt-Hess/WFNS分级患者中可描述为差。
- 局限:无法评估SNP相关神经毒性;但另一病例系列中持续应用SNP达总剂量200 mg/24 h未见毒性报告(本研究中SNP最大剂量为76 mg/24 h)。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对Hunt-Hess IV/V级昏迷插管aSAH患者,在静脉莫昔多明达到16 mg/h基础上,TCD确认严重大血管痉挛后可考虑脑室内SNP推注(2–10 mg,平均5.6 mg),SNP后96%的TCD异常即刻减弱或逆转。
- SNP推注后常见短暂系统性高血压(约20–60 min),作者认为可能是脑干对颅内血管扩张的反射,不伴心动过缓,不应误判为库欣反射;需密切监测MAP、脑灌注压和ICP。
- 莫昔多明中断可发生反跳现象,作者强调严格避免;中断后需紧急重启并可能需重复SNP推注。
- 夜间无TCD时按固定时间(每3–4 h)给予SNP推注可能减少夜间痉挛复发和继发性脑缺血。
- 累积SNP日剂量>50 mg时考虑预防性静脉硫代硫酸钠50 mg/kg体重以降低氰化物中毒风险。
- 作者认为该双腔室NO供体治疗在昏迷患者中似乎可行且安全,但需前瞻性随机试验验证;德国政府将资助三臂多中心研究。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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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后,氧合的高压血液积聚在蛛网膜下腔[1],使颅内压(ICP)升高,并引发早期脑损伤(EBI)[2–4]、超早期(< 6 h)血管痉挛[5]以及皮质和/或全脑缺血[6, 7]。在随后的一周(或数周)内,70%的各级别患者出现迟发性大血管痉挛,数量不确定的微血管痉挛,且高达50%的患者出现迟发性脑缺血(DCI)并预后不良。动脉瘤破裂修复后,aSAH的这一自然病程使治疗责任从神经外科转移至神经重症监护病房(NICU)团队,而后者的治疗选择有限(尼莫地平和/或诱导性高血压)[8–10],同时需监测临床状态、血液和ICP、实验室参数以及经颅多普勒(TCD)测定的血流速度。
EBI、早期和/或迟发性血管痉挛、迟发性缺血性神经功能缺损(DIND)继而DCI及不良预后的确切病理机制仍存争议[6]。然而,广泛接受的是,氧合血红蛋白及其降解产物是强效的氮氧自由基(NO)清除剂,会破坏内皮型和神经元型NO合酶的血管舒张活性,进一步引发内皮功能障碍([11–13],请见“附录”)。动脉壁内皮中NO可利用性降低,加之脑内NO储备耗竭[14],影响传导动脉和微循环,并通过触发局部血管痉挛、扩散性去极化并导致扩散性缺血,从而限制皮质灌注[15, 16]。
此前,静脉输注NO供体莫西多明[17, 18](见“附录”)显示可显著改善各等级aSAH患者的预后,降低DCI发生率[17],但对大血管痉挛无影响;其作用被认为作用于微循环。此外,在一名清醒的女性患者中,根据其临床状态指导,通过将静脉莫西多明与脑室内硝普钠(SNP)推注相结合,多次临床DCI和影像学证实的血管痉挛被迅速逆转,取得了极佳的预后[18]。
本研究探讨在床旁NICU环境中,静脉及按需脑室内NO替代治疗是否也可用于极难监测的昏迷Hunt和Hess IV/V级患者。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于2016—2017年在一家最高级别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ICU)进行。本可行性研究的设计为观察性、非随机、回顾性。研究终点为经经颅多普勒(TCD)测得的血管痉挛缓解情况以及继发性迟发性脑梗死的数量;后者与该亚组中预期结果进行比较。我们连续纳入18例长期昏迷患者(8例男性,10例女性),年龄38—83岁(平均59岁;标准差13岁;范围32—83岁),均为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后(改良Fisher分级IV级[1]),Hunt—Hess分级IV级(无)和V级(有)瞳孔散大([19—21],定义见“附录”),且在脑脊液(CSF)引流和动脉瘤治疗后未恢复。其中8例合并脑内血肿、1例合并硬膜下血肿,7例表现为超早期血管痉挛(aSAH后<6 h,表1)。所有患者预后均差,预期生存率为10%[22, 23],且发生迟发性血管痉挛和迟发性脑梗死的风险最高。此外,在标准治疗基础上补充提供了一氧化氮(NO)为基础的治疗。在aSAH后12—36 h内从亲属或法定监护人处获得口头及随后书面知情同意。本回顾性、非随机可行性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原则,并获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PV5410)。
由于昏迷患者的临床恶化被掩盖,目前可用的替代参数难以解读且容易失效[24]。即使在无意识个体中使用持续TCD、耳蜗电图或脑电图(EEG)记录,也不能替代迟发性缺血性神经功能缺损(DIND)的临床警报信号,因为其放置、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不一致。因此,检查结果的临床相关性可能不明确,或往往仅在缺血性病灶已经发生后才被识别。
本研究中昏迷患者的监测包括国际推荐的ICU标准、近红外光谱(NIRS,CASMED Fore-Sight ELITE,Branford CT,USA)、区域皮质氧合的实时评估和颅内压(ICP)监测。为对这些无意识患者进行专门监测,我们频繁应用TCD筛查所有主要脑供血动脉,特别关注混叠、搏动性、血流湍流、血流速度、频谱增宽和形态改变,尤其是迟脉波和细脉波的出现。
在破裂动脉瘤被处理后,每例患者按公认标准开始口服(6×60 mg)或静脉(1—2 mg/h)尼莫地平[9, 10]方案。
当诊断影像或TCD上没有血管痉挛证据时,平均动脉血压(MAP)维持在> 65 mmHg;当检测到血管痉挛时,维持在80–105 mmHg(以心脏心房为零点)。考虑了估计的血管痉挛程度、是否存在可疑的微循环障碍、一般医疗状况、既存的脑实质出血或弹簧圈栓塞及夹闭相关梗死、所需血管升压药(如有)的量以及尼莫地平对全身血压的可能影响。在aSAH后12–36小时内开始静脉给予莫西多明,剂量为1.6 mg/h(2安瓿/20 mg稀释于50 ml生理盐水中,以2 ml/h开始)。莫西多明剂量每3–4小时以1.6 mg/h逐步增加,以在2–3天内达到16 mg/h的剂量[17]。维持MAP > 65 mmHg所需去甲肾上腺素不超过500 µg/h。在感染、低心输出量或异氟烷给药期间,去甲肾上腺素增加(900–8350 µg/h),并偶尔调整莫西多明剂量。治疗结束时,与尼莫地平平行,莫西多明剂量在5–8天内逐渐减量。
TCD用于检测传导动脉中的血管痉挛。白天至少进行三次,在血管痉挛风险增加的时期按需进行。当(a)大脑中动脉和大脑前动脉的平均血流超过150 cm/s(可能)、190 cm/s(严重)或290 cm/s(危重)时;(b)椎动脉/基底动脉超过> 120 cm/s(严重)时;以及(c)TCD血流信号观察到显著变化(出现混叠现象、平均速度增加伴频谱增宽、搏动指数升高、湍流、 tardus和parvus波)时,假定为大血管痉挛。在tardus和parvus段之前的狭窄处平均血流外推> 350 cm/s。对于任何突然的血流加速或Lindegaard指数> 3,建议谨慎[25, 26]。几乎所有TCD测量均由同一检查者进行,以避免观察者间变异。
如果在包括诱导高血压在内的一般治疗后,仍发生TCD证实的严重大血管痉挛,则通过外部脑室引流管(EVD)给予床旁SNP团注。每个团注含2–10 mg SNP(平均5.6 mg,SD 2.5 mg)[18]。SNP团注的体积根据导管死腔(3 ml)进行调整。如果SNP前ICP升高(高达20–22 mmHg),则将SNP浓度加倍或 quadrupled以减少体积负荷,并移除5 ml CSF;每次应用均根据具体情况个体化进行。如果基线ICP高于此限值,则不给予SNP。给予SNP团注后,EVD关闭< 5分钟,并监测ICP和MAP。如果ICP达到> 30 mmHg,则打开EVD释放几毫升CSF/SNP混合液,直至ICP降至20 mmHg以下水平。SNP后ICP升高均未持续,所有患者在几分钟后恢复至基线限值。ICP升高常伴有心动过速。头颅计算机断层扫描对照显示无相关脑水肿。
在莫西多明饱和后,每次单次注射硝普钠(SNP)(无反应者除外)通常导致全身血压大幅升高,这被解释为颅内/脑内血管舒张引起的脑干反射[27]。未发生心动过缓,使库欣反射的可能性不大。
在SNP给药后,一旦平均动脉压(MAP)再次达到给药前水平(20–30分钟内),即进行对照经颅多普勒(TCD)检查,以排除全身性高血压的影响。如果TCD值恢复正常且规律信号(重新)出现,则认为治疗成功(图2),因为高级别大血管痉挛通常持续的时间远长于30–60分钟。
TCD上存在严重、复发性血管痉挛时,首先促使给予SNP单次注射,并在适当时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TA)和/或CT灌注(CTP)检查以量化发现(n = 28)。如果适当且能及时实现,则进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为动脉内给予尼莫地平做准备(化学性血管痉挛溶解:10例患者中18次事件,无反应者中n = 6)。少数患者在CTA、CTP诊断或DSA之前接受了SNP单次注射,这允许评估其效果。
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后第1、3、7和14天进行CT检查,出院前、按需以及每次神经外科或神经放射学干预后24小时进行。辅助CTP、CTA和DSA用于诊断血管痉挛和灌注障碍,并作为可能的经腔介入治疗。由于患者病情危重,仅在临床合理的情况下进行影像学检查,优先选择风险较低的CT而非磁共振成像(MRI)。在存活患者中,出院前和随访期间进行MRI检查。
由一名非研究团队成员、经验丰富的盲法神经放射学家独立评估血管痉挛和低密度灶的发现。神经放射学评估包括使用平均通过时间(MTT)和脑血流量/血容量(CBF/CBV)测量对CT灌注的阈值解读进行评估。病理值的定义依据[28]:MTT值 > 6.4秒,CBF和CBV值分别 < 39.3和 < 4.4 cm³/100 g,并与DSA上使用卡尺测量的血管口径缩小程度进行比较。
此外,通过估计受累血管中造影剂的充盈和冲洗时间来评估对微循环的影响。使用电子卡尺对CTA和常规DSA之间的动脉狭窄发现进行比较。如适用,通过比较SNP给药前后的灌注障碍及其消退情况进行检查。CT上观察到的新发低密度灶由经验丰富的神经放射学家评估可能的分类(术后、其他原因、与痉挛相关)。
最初,在白天对两名患者进行了脑室内TCD引导的SNP单次注射。反复给予SNP单次注射后,恶性4血管痉挛实现了正常化。然而,血管痉挛在随后的夜间复发,两名患者均死于大面积脑梗死。因此,在TCD不可用的夜间引入了固定间隔的SNP给药。
首先,每8小时使用一次夜间桥接治疗,但一名患者出现小面积分水岭梗死,促使改为每3–4小时给予一次硝酸甘油(SNP)推注(图1)。随后,除两名患者因治疗中断外,未再发生继发性脑缺血。
对于每日累积剂量>50 mg的SNP,考虑预防性静脉给予硫代硫酸钠(50 mg/kg体重),以尽量减少氰化物中毒的风险。
为控制SNP诱导的脑内血管扩张所引起的高血压危象,使用了40–360 mg乌拉地尔和/或50–300 mg丙泊酚,伴随的心动过速或快速性心律失常在使用美托洛尔后逆转。为限制SNP推注给药后的恶心和呕吐,大多数患者需要静脉给予昂丹司琼,并排空胃内容物以延迟口服尼莫地平的给药。
每14天更换一次银涂层脑室导管,以尽量减少脑室炎的风险。每2天分析一次脑脊液样本。
在脑脊液中测定吗多明(Molsidomine)水平和SNP降解产物在技术上不可行。实验室监测仅限于血气、乳酸和正铁血红蛋白水平。
存活者的随访由独立医师在出院后6个月和18个月进行,包括MRI检查和门诊访视。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使用SAS 9.4版(SAS Institute Inc.,美国)进行。除描述性统计外,采用线性混合模型比较SNP给药前后的TCD和NIRS值,并计算相应的p值。模型包含受试者特异性随机截距,以通过限制性最大似然法考虑同一患者TCD和NIRS值的重复测量。基于拟合模型,评估SNP给药前后TCD和NIRS值的平均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所有结果均为探索性,而非确证性。当p ≤ 0.05时,p值被视为值得注意(“显著”),未进行多重检验校正。未确定总体显著性水平,也无法计算。功效分析显示,在本研究中,17名患者每人平均10次(病理性)测量,预期组内相关系数ρ = 0.5,可提供至少80%的功效来检测SNP对平均血流速度和NIRS的临床相关效应。这意味着SNP给药后,平均血流速度降低13%(SNP给药前后均值可测量的变化,标准差±50%),NIRS值升高15%(±25%)或更多。
结果
17名患者(包括无应答者)接受了吗多明16 mg/h的持续静脉高剂量给药,且耐受良好。一名患者因脓毒症状态,最大剂量达到6.4 mg/h。
所有患者均在第3至第13天(平均7天;标准差2.5天)出现迟发性脑血管痉挛伴灌注障碍,经TCD、CTA、CTP或DSA诊断。
在16/17例达到16 mg/h莫西多明(Molsidomine)的患者中,380次完整TCD记录了严重血管痉挛(每例患者平均23次;标准差21;范围4–86)。总共有208次TCD记录显示前循环平均血流值超过150–290或BA中> 110 cm/s,172次TCD记录了增宽、异常搏动性和丝状(细小或迟缓)信号(评估为上游狭窄段估计血流> 350 cm/s)。每次对照TCD均在因给予SNP导致MAP和ICP升高恢复正常后不久进行,以减少“诱导性高血压”或血管痉挛自然病程的影响。在单次或重复推注SNP后(平均剂量5.6 mg;标准差2.5 mg;范围2–10 mg),96%的病例病理发现立即显著减弱或逆转。增宽、丝状/细小和迟缓信号在SNP后30–90分钟内完全或几乎完全恢复正常(图2,表2)。有51次需要2–3次推注(共128次重复),伴或不伴增加SNP剂量,才能使TCD恢复正常血流频谱。1例患者对莫西多明和SNP均无反应。
在有反应者中,单次和重复给予SNP后平均血流速度分别下降43%(平均100 cm/s;标准差44 cm/s;范围40–300 cm/s;p < 0.0001)和52%(平均96 cm/s;标准差56 cm/s;范围40–350 cm/s;p < 0.0001)。
低剂量患者从大约6 mg/h起在TCD上显示痉挛缓解以及循环反应(高血压),因此我们假设莫西多明的阈值剂量会通过SNP影响痉挛和全身血压。
每次SNP推注后,ICP立即升高。ICP短期升高< 30 mmHg不予处理,而升高> 30 mmHg则促使间断脑脊液引流,直至ICP恢复到初始范围,通常在< 5分钟内。每次推注均仔细监测MAP变化,MAP保持在105 mmHg或以下。全身性高血压常伴有心动过速,并由SNP推注诱发,持续约20–60分钟;在此期间,密切监测MAP、脑灌注压(CPP)和ICP。由于MAP变化迅速,未记录CPP变化,ICP迅速恢复到初始值。未观察到库欣反射的证据。
每次TCD中,常在SNP推注后3–5小时内检测到先前已缓解的血管痉挛复发。这种SNP后血管痉挛的进展、缓解和复发持续8天(标准差4天;范围2–16天)。
如果在应用SNP之前(CTA和CTP)和之后(DSA)进行影像学检查,随后的DSA显示现有灌注障碍和血管痉挛缓解(示例:图3)。
此外,在引入无TCD指导的夜间SNP桥接方案以及在高剂量莫西多明给药期间,不再发生缺血事件(n = 15例有反应患者;83%)。未观察到弥漫性脑水肿。
单次和重复给予SNP后NIRS值分别增加17%(p < 0.0001)和15%(p = 0.02)(标准差14%;范围5–85%);这些值在3例患者(4%)中保持不变,并显示双侧相似变化,很可能表明组织氧合增强,并提示缺乏窃血现象。
应答者的生存率为29.4%。12例患者死亡,其中2例死于夜间血管痉挛复发,其余10例死于危重病情或在其生前预嘱所规定的治疗限制范围内死亡。无应答者死于大面积卒中。
由独立医师进行的随访(出院后6个月)显示,3例患者完全康复并恢复其原有生活和工作(17.7%)。1例患者遗留左侧轻度瘫痪,但保持独立并可兼职工作(GOSE8/6;mRS0/1;NIHSS0/2;请见“附录”)。这4例患者均未出现认知功能缺损(23.5%)。1例患者需要高级别护理。
不良反应
在Molsidomine的背景下,可能发生反跳现象[29]。一名患者在Molsidomine剂量递增期间发生感染性休克,需要中断给药24小时并使用大剂量血管升压药,随后以低剂量(1.6–3.6 mg/h)重新引入并持续5天。在停用Molsidomine后,该患者迅速出现严重的血管痉挛相关性脑梗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重新开始了低剂量Molsidomine治疗,该患者对任何SNP推注(每4小时给予一次,n = 36)均未出现预期的MAP升高反应,直到Molsidomine剂量> 6 mg/h,提示需要达到Molsidomine的“饱和”剂量才能使SNP发挥血管舒张效应[18]。此后未再发生梗死,有趣的是,每次SNP推注均伴有高血压,需要适当的处理反应。
第二名患者Molsidomine输注意外中断超过3.5个半衰期,出现大面积血管痉挛,CTA和CTP上可见血管截断,并伴有严重灌注障碍(图3和表3)。在紧急重新开始Molsidomine输注并反复给予SNP(n = 5;6–10 mg)后,出现严重高血压,TCD值迅速恢复正常,DSA显示灌注显著改善。次日CT显示,先前显示脑血容量降低的区域出现小的点状梗死。由于SNP半衰期极短,预计不会出现反跳现象。
一名患者既存的正常频率心房颤动转为房性快速性心律失常,经Metoprolol逆转。SNP推注后常出现窦性心动过速。发生了一次无症状的高铁血红蛋白升高(2.5%),两名患者接受了硫代硫酸钠预防氰化物中毒。呕吐和恶心常见。在CSF样本中,报告了一例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讨论
尽管使用了标准治疗,高Hunt–Hess分级(IV/V°伴或不伴瞳孔散大)患者发生DCI、迟发性脑梗死(高达65%)和不良预后(高达90%)的风险增高[30–32]。
总体而言,在所有级别的存活患者中,27–37%发生DCI,5–10%重返原有工作[33],75%存在认知缺陷[34]。
为解决这一严重预后,已进行大量治疗尝试。这些包括在aSAH后仅以推注方式或连续使用SNP。结果令人失望、不一致且不可预测。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实验主要关注大血管痉挛,而非实质和皮质水平的微循环。
由于这些小血管和大脑大动脉的扩张依赖于血管内、脑内和血管旁NO的可利用性,我们提供外源性NO(Molsidomine和SNP)以对抗aSAH后NO的进行性丢失。
在神经功能可评估的患者中,“局部”给予SNP的触发因素是DIND的发生,其在SNP应用后迅速逆转。
不幸的是,昏迷患者无法完成启动及时干预(针对迟发性缺血性神经功能缺损(DIND)病例)所需的神经学检查。此外,此前没有完美的神经监测替代方案,因为没有哪种监测设备是完美的[36],甚至连续经颅多普勒(TCD)或脑电图(EEG)记录也容易出现诸如探头移位或判读错误等问题。未被察觉时,灌注障碍可在任何时候发生,并随后导致梗死。这些患者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后任何时候都可能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发生迟发性缺血。
意识到这一困境后,我们选择频繁的TCD监测,以对每条基底动脉可能变化的状况获得一定的总体了解,同时我们知道无法通过TCD获得对微循环和脑实质灌注的可靠观察。
为安排任何必要的挽救性干预,测量了以下监测指标:平均血流速度、Lindegaard指数以及信号波形的变化(见上文)。
我们还使用双额近红外光谱(NIRS)测量来测定组织的总体氧合以及治疗操作可能引起的任何变化。
如果没有可用于超声检查的天然颞窗,我们在获得家属同意后在每侧钻取人工窗。
应用硝普钠(SNP)后迅速,危险的病理性TCD表现即在相当程度上减弱或逆转(p < 0.0001),并且通过NIRS技术测得组织氧合显著升高(p < 0.0001)。这很可能表明治疗成功,因为(a)对照测量是在平均动脉压(MAP)和颅内压(ICP)恢复至基线后进行的,(b)尽管接受了标准治疗,重度大血管痉挛仍然持续,以及(c)顽固性大血管痉挛极少数会以快速方式自行缓解。然而,我们不能明确排除SNP以外其他变量的影响,因此计划进行进一步研究。
然而,可能由于使用了大量且重复的TCD监测来把握床旁SNP应用的时机并进行控制,痉挛的减弱足够迅速,阻止了相当数量的继发性脑梗死,从而将其降至该亚组预期数量以下(17% vs. 65%)。
基于现有关于单用SNP单药治疗的文献背景,对治疗中断情况的分析显示,在SNP推注前预先使用≥ 6 mg/h吗多明(Molsidomine)饱和似乎是产生对TCD和NIRS数值影响所必需的[12]。
这可能是一种协同效应,避免了NO“汇”效应[13],从而支持内皮完整性和血管反应性,并使SNP得以发挥其血管舒张作用。
由于吗多明似乎对大血管痉挛没有明显影响,而似乎作用于微循环,因此吗多明与SNP联合可能产生了协同作用,而SNP对宏观循环和微循环均有作用。这一观点得到早期报告的支持,包括实验研究[14, 35]和临床研究[17, 18],这些报告阐述了aSAH后基于NO的治疗的病理生理重要性和临床实用性。
对一氧化氮供体(SNP)产生的高血压反应通常与莫西多明联合使用时出现,而单独使用SNP时非常罕见。这种全身性高血压被认为是脑干对痉挛血管颅内/脑内血管扩张的反射[27],不应误认为是伴有心动过缓的库欣反射。此外,颅内压升高可迅速逆转,且未发生瞳孔扩大。
很可能部分在未进行经颅多普勒(TCD)引导下给予的预定夜间SNP推注并未在血管痉挛发生时给药,因为我们在所有给药后均未观察到明显的全身性高血压。这一观察结果支持了全身性高血压由痉挛血管的有效血管扩张所诱发的假说。
如果这些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部分长期昏迷的特殊患者所取得的令人惊讶的优于平均水平的结果(17.7%恢复原有生活,23.5%能够工作,29.4%存活)就可以得到解释。
如果是这样,TCD监测可能是一种有用的策略,可用于使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后患者和昏迷患者获得优于预测的结果,因为这可能有助于及时使用挽救性治疗,以防止可逆性脑灌注障碍转变为永久性梗死。
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小型队列,该队列在标准化研究条件之外接受治疗,我们报告的是我们的临床经验。需要一项纳入足够数量不同世界神经外科医师联盟(WFNS)/Hunt和Hess分级患者的注册试验来验证我们的结果。幸运的是,德国政府将资助一项三臂多中心研究。值得注意的是,SNP诱发的高血压将在治疗阶段妨碍盲法的实施。
局限性
患者数量少,无法进行随机化和设立对照组。不幸的是,德国法律将非常规的同情用药或最后手段治疗的自由使用限制于仅少数个体且仅限逐案决策。如上所述,一项有足够把握度的随机研究正在计划中。
由于我们纳入了Yasargil改良Hunt和Hess分级中分级最差的患者,因此存在选择偏倚和疾病严重程度偏倚。此外,我们将我们的结果与文献中大致相似的选择性患者(这些研究未提供患者情况的精确描述)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比较,但分级定义可能有所不同(请见“附录”)。然而,一位独立的神经放射科医师分析了诊断性影像结果,随访由设盲的独立医师完成。
由于我们及相关实验室的技术限制,无法测定血清或脑脊液中NO供体或相关产物的水平。然而,我们研究中使用的莫西多明和SNP的单次及累积剂量在临床实践(莫西多明)或文献(SNP)中均为常用剂量。莫西多明用量达到了心脏手术中的最高推荐剂量,SNP剂量与文献相比处于中等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使用莫西多明期间可能出现的反跳现象必须严格避免。
对于挽救性治疗,我们也使用了动脉内血管痉挛溶解术——这可能是一个混杂因素。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证明该治疗对患者有获益,且可描述为获益甚微,尤其是在Hunt和Hess/WFNS分级较高的病例中[37]。
我们无法探讨可能的与硝普钠(SNP)相关的神经毒性。然而,在另一组病例系列中,SNP被持续给药,总量达到200 mg/24 h,未报告毒性。(我们研究中使用的SNP最大剂量为76 mg/24 h。)
结论
在严重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后长期插管的昏迷患者中,无论是否存在瞳孔散大,双腔给予两种一氧化氮(NO)供体似乎是可行且安全的。最可能的情况是,联合NO供体迅速且可靠地导致高级别大血管痉挛的显著减少,以及在应用SNP前后通过经颅多普勒(TCD)和近红外光谱(NIRS)测量的组织氧合的相应升高。然而,高级别大血管痉挛的快速缓解很少在自发病程中或通过标准紧急治疗发生。
频繁的TCD评估检测到TCD流速和形态的关键变化,这些变化迅速促使在床旁应用SNP,而不会因转运、准备其他抢救治疗或诊断而耽误时间。
SNP很可能在不可逆脑梗死发展之前减轻了大血管痉挛。计划的夜间SNP推注按固定时间表给予,并由神经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值班医生执行,这可能也有助于减少相关血管痉挛和灌注障碍。这种可立即应用的床旁工具可供NICU团队使用,可能使重症患者免于必须接受转运、检查和紧急治疗,这些对患者和人员而言既危险又昂贵,但尚未被证明有效。
在我们的小队列中,我们观察到长期昏迷患者延迟性脑梗死的发生率远低于预期,这可能导致了优于估计的结局。显然,需要对我们的初步结果进行评估。德国政府将资助一项前瞻性、随机、统计学效能充分的研究。
参考来源
- Ehlert A, Starekova J, Manthei G, et al. Nitric Oxide-Based Treatment of Poor-Grade Patients After Severe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Neurocrit Care. 2020. PMID: 31418143. doi:10.1007/s12028-019-00809-1
- 全文:PMC7272492(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272492/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