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抑制状态是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患者无创通气失败的危险因素吗?一项事后匹配分析
该研究是对两项研究(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和一项单中心回顾性分析)的事后汇总分析,纳入208例因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接受无创通气(NIV)作为一线通气支持的ICU患者,其中71例(34%)为免疫抑制患者。免疫抑制患者入住ICU时病情严重度评分更高、NIV下压力支持水平和分钟通气量更高、双侧肺浸润更常见;其插管率(61% vs 43%,p=0.02)和ICU死亡率(38% vs 15%,p<0.001)均高于非免疫抑制患者。校正或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免疫抑制与插管无独立关联,但仍与ICU死亡独立相关(校正OR 2.64,95%CI 1.24-5.67,p=0.01)。NIV启动1小时后的PaO2/FiO2和潮气量是NIV失败的更强预测因素。
要点
- 免疫抑制患者NIV失败插管率61% vs 非免疫抑制43%(p=0.02),但校正后免疫抑制与插管无独立关联。
- 免疫抑制患者ICU死亡率38% vs 非免疫抑制15%(p<0.001),校正后仍独立相关(OR 2.64,95%CI 1.24-5.67)。
- NIV启动1小时后PaO2/FiO2和潮气量是NIV失败的独立预测因素,优于免疫抑制状态本身。
- NIV启动1小时后仍存在低氧血症或潮气量较大的患者应密切监测,以避免延迟插管的有害影响。
- 免疫抑制患者一旦NIV失败插管,死亡率显著高于非免疫抑制患者。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因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入住ICU并以NIV作为一线通气支持的患者;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定义为呼吸频率至少25次/分和/或临床呼吸窘迫征象伴PaO2/FiO2≤300 mmHg。
- 排除高碳酸血症(PaCO2>45 mmHg)、慢性肺病急性加重、心源性肺水肿、不插管医嘱患者,以及未接受NIV(随机入标准氧组或经鼻高流量氧疗组)和立即插管的患者。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定义:呼吸频率至少25次/分和/或临床呼吸窘迫征象伴PaO2/FiO2≤300 mmHg。
- 高碳酸血症排除标准:PaCO2>45 mmHg。
- ARDS按柏林定义在NIV下评估。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所有纳入患者均在ICU接受1至2小时间歇性NIV治疗,间歇期给予标准氧疗或经鼻高流量氧疗,直至改善或插管。
- NIV启动1小时后评估PaO2/FiO2和潮气量,PaO2/FiO2和潮气量是NIV失败的独立预测因素(原文未给出具体阈值)。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NIV启动1小时后仍存在低氧血症(PaO2/FiO2低)应密切监测,以避免自主呼吸的有害影响和延迟插管。
- NIV启动1小时后潮气量较大与NIV失败和死亡率独立相关,需警惕患者自身造成的肺损伤。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对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和一项单中心回顾性分析的事后汇总分析;样本量208例,其中免疫抑制71例(34%)。
- 免疫抑制原因:血液系统肿瘤28例(39%)、结缔组织病免疫抑制药物13例(18%)、实体器官移植11例(15%)、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10例(14%)、实体癌9例(12%);11例(15%)接受过异基因干细胞移植,9例(13%)中性粒细胞减少。
- 免疫抑制患者较非免疫抑制患者入住ICU时SAPS II更高、NIV启动1小时后压力支持水平和分钟通气量更高、双侧肺浸润和NIV下符合ARDS标准更常见。
- 未校正插管率:免疫抑制61% vs 非免疫抑制43%(p=0.02);ICU死亡率:免疫抑制38% vs 非免疫抑制15%(p<0.001)。
- 校正或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免疫抑制与插管无独立关联;免疫抑制仍与ICU死亡独立相关,校正OR 2.64(95%CI 1.24-5.67,p=0.01)。
- NIV启动1小时后潮气量和PaO2/FiO2与NIV失败独立相关;潮气量和免疫抑制状态与死亡率独立相关。
- 在倾向性评分匹配队列中,插管累积概率在免疫抑制与非免疫抑制患者间无差异(log-rank检验 p=0.6),免疫抑制患者生存累积概率更高(p=0.04,原文写作「cumulative probability for survival remained higher in immunocompromised than in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原文此处表述有矛盾)。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对两项研究(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和一项单中心回顾性分析)的事后汇总分析。
- 局限性:为未计划的事后分析,存在固有偏倚可能;样本量相对较小,结果需在更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队列中确认;两项研究中NIV间歇期分别使用高流量氧疗和标准氧疗,该差异未纳入分析;多变量分析变量选择可能存有争议;NIV保护性通气方案(高PEEP、低压力支持)是否改变结果未知。
- 原文指出:驱动压和死亡原因未收集,两组限制生命支持措施的比例可能不同;有创通气管理未按方案统一。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免疫抑制状态本身似乎不是NIV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NIV启动1小时后的大潮气量和低PaO2/FiO2似乎是比免疫抑制状态更强的NIV失败预测因素。
- 作者认为,对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患者,应特别关注NIV启动1小时后的潮气量和血气分析。
- 作者认为,NIV启动1小时后仍存在低氧血症的患者应密切监测,以避免自主呼吸的有害影响。
- 欧洲/美国近期指南推荐NIV作为免疫抑制患者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的一线治疗;对非免疫抑制患者,指南未能给出推荐。
指南或共识出处
- 欧洲/美国近期指南(原文引用参考文献14)
全文中译11 节 · 点击展开
引言
无创通气(NIV)在因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中的应用仍存在争议[1–13],鉴于证据的不确定性,临床实践指南仍无法给出推荐意见[14]。相比之下,指南建议将NIV作为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氧合的一线治疗[14]。事实上,汇总所有随机对照试验后,与标准氧疗相比,NIV与更低的插管率和死亡率相关[15–18]。
需要插管和有创机械通气的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死亡率特别高,范围为50%至70%[19, 20]。因此,旨在预防这些患者插管的氧合策略值得考虑。尽管免疫功能受损与非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急性呼吸衰竭管理推荐不同,但目前尚不清楚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是否实际上存在更高的插管风险。一项近期研究纳入大样本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报告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插管率高于其他患者[21]。然而,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比非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有更严重的器官衰竭,基于未校正分析,该结果可能仅反映疾病严重程度更高。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两项研究进行事后分析,评估免疫抑制是否为NIV失败的实际危险因素,这两项研究纳入因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入住ICU并接受NIV治疗的免疫功能受损和非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主要目的是在匹配队列中根据免疫抑制状态比较校正后插管率。次要目的是在匹配队列中根据免疫抑制状态比较ICU内死亡率。
方法
患者
本分析纳入来自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和一项在高NIV病例量中心前瞻性收集数据的回顾性单中心分析的患者,两项研究具有相同的纳入标准[11, 22]。所有患者均因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入住ICU,并接受NIV作为一线通气支持。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定义为呼吸频率至少25次/min和/或呼吸窘迫临床体征伴PaO2/FiO2 ≤ 300 mmHg。新发呼吸衰竭意味着排除慢性肺病急性加重或心源性肺水肿患者。两项研究均排除高碳酸血症(PaCO2 > 45 mmHg)患者。对于本分析,排除未接受NIV治疗的患者(即Frat及其同事试验中[11]随机分配至标准氧组或经鼻高流量氧疗组的患者)、立即插管的患者以及有不插管医嘱的患者。因此,所有死亡患者均在NIV失败后接受过插管。所有纳入患者在ICU接受1至2小时间歇性NIV治疗,间隔以标准氧疗或经鼻高流量氧疗,直至改善或插管。本研究经本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查并豁免批准要求。
数据收集
收集人口学资料,如年龄、性别、免疫抑制状态[23]、急性呼吸衰竭的主要原因,以及根据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II(SAPS II)评估的严重程度[24]。根据Ferguson及其同事的ARDS危险因素分类[25]收集急性呼吸衰竭的危险因素。通过胸部影像学评估双肺浸润。收集标准氧疗下的生命体征、氧流量和动脉血气。如既往报道[26],在无创通气(NIV)启动后1小时收集生命体征、呼吸机设置(包括FiO2、压力支持、呼气末正压(PEEP)水平、呼出潮气量(Vte))及动脉血气分析。评估ICU入住后24小时内NIV下最差PaO2/FiO2,并根据柏林定义[27]在NIV下评估ARDS标准。
统计分析
连续数据以中位数[第25–75百分位数]表示,并根据情况采用Mann–Whitney检验或Student t检验进行比较。分类变量以百分比表示,并根据情况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比较。绘制Kaplan–Meier曲线,通过log-rank检验比较从NIV启动至插管或ICU内死亡的时间。单因素分析中与NIV失败或死亡相关且p值<0.15的变量纳入逐步后退logistic回归模型,以识别与结局独立相关的非共线性早期变量。尽管SAPS II与不良结局相关[24],但鉴于其与免疫抑制状态存在共线性风险,未纳入多因素模型。事实上,中性粒细胞减少、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转移性恶性肿瘤会增高SAPS II[24]。此外,SAPS II无法用于预测插管,因为其在ICU入住后24小时才计算,而大多数因急性呼吸衰竭插管的患者需要在最初24小时内插管。根据组间基线不平衡、已知的插管危险因素[27]及多因素分析结果计算倾向性评分。患者按最接近评分以1:1比例匹配,卡钳值为0.25 SD,并根据情况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配对Student t检验或McNemar检验进行比较。与总体人群一样,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并通过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同时在匹配队列中进行多因素分析以识别与结局相关的变量。双侧p值<0.05视为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使用R软件(可在线获取:http://www.R-project.org)进行。
结果
在这两项研究中,共有423例因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入住ICU的患者。在接受无创通气(NIV)治疗的223例患者中,208例纳入分析,包括71例免疫功能受损患者(34%)(图1)。免疫抑制的原因包括血液系统恶性肿瘤28例(39%)、结缔组织病使用免疫抑制药物13例(18%)、实体器官移植11例(15%)、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10例(14%)和实体癌9例(12%)。11例患者(15%)接受过异基因干细胞移植,9例(13%)有中性粒细胞减少。急性呼吸衰竭的病因:肺炎55例(77%)、特异性肺部浸润4例(5.6%)、肺外感染3例(4.2%)、中毒性3例(4.2%)、肺泡内出血3例(4.2%),其余3例患者(4.2%)呼吸衰竭无病因学诊断。在非免疫功能受损组中,114例患者(83%)无合并症,7例(5.2%)有冠状动脉功能不全,5例(3.6%)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4例(2.9%)有慢性心力衰竭,3例(2.2%)有镰状细胞病,2例(1.5%)有慢性肾功能衰竭和肝硬化。其呼吸衰竭病因为肺炎102例(74%)、肺外感染13例(9.5%)、中毒性4例(2.9%)、其他18例(13%)。
总体人群中免疫功能受损与非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比较
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SAPS II评分、NIV开始后1小时的压力支持水平和分钟通气量均高于非免疫功能受损患者(表1)。与非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相比,他们更可能出现双肺浸润,并更可能符合NIV下ARDS的诊断标准(表1)。采用单因素分析或对数秩检验,其粗略插管率和死亡率均高于非免疫功能受损患者(表1,附加文件1:图S1,附加文件2:图S2)。
总体人群中与NIV失败和ICU内死亡相关的因素
采用单因素分析,与NIV失败和ICU内死亡相关的因素相似,包括SAPS II、免疫抑制、双肺浸润、ARDS以及NIV开始后1小时的以下变量:高FiO2、大潮气量、高分钟通气量和低PaO2/FiO2(附加文件3:表S1,附加文件4:表S2)。经校正后,NIV开始后1小时的呼出潮气量和PaO2/FiO2与NIV失败相关,而免疫抑制状态不再相关(表2)。相反,与死亡率独立相关的因素包括NIV开始后1小时的呼出潮气量和免疫抑制状态(表2)。
倾向评分匹配队列分析
倾向评分基于年龄、性别、双肺浸润以及无创通气(NIV)启动后1小时的以下变量计算:压力支持水平、潮气量、分钟通气量、FiO2以及PaO2/FiO2 < 150 mmHg。在匹配队列中,免疫受损患者在吸氧条件下的PaO2/FiO2高于非免疫受损患者,组间无其他差异(附加文件5:表S3)。匹配队列中与插管和死亡率相关的变量显示于附加文件6:表S4和附加文件7:表S5。在匹配队列中使用对数秩检验,免疫受损与免疫功能正常患者之间的累积插管率无差异(p = 0.6,图2)。相反,免疫受损患者的累积生存概率仍高于免疫受损患者(p = 0.04,图3)。经调整后,吸氧条件下的心率及NIV启动后1小时的PaO2/FiO2(表2)与插管独立相关。免疫抑制即使被强制纳入模型后也不与NIV失败独立相关,而与死亡率仍保持独立相关(表2)。
讨论
免疫抑制状态对接受NIV治疗的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患者结局的直接影响仍知之甚少。我们的主要结果是,免疫抑制状态与死亡率密切相关,但与插管无关,无论在调整后还是在按呼吸疾病严重程度标志物匹配后均如此。事实上,NIV启动后1小时的PaO2/FiO2和较大潮气量比免疫抑制状态本身更能预测NIV失败。相反,一旦NIV失败后插管,免疫受损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高于其他患者。
在我们的队列中,接受NIV治疗的免疫受损患者中61%需要插管,已知绝大多数(89%)符合ARDS标准[26]。我们的发现与Azoulay及其同事的报道一致,后者在一项纳入387例免疫受损ARDS患者的汇总分析中报告NIV失败率为71%[28],也与一项关于ARDS的大型国际队列研究的亚组分析中报告的63%失败率一致[21]。同样,这两个队列的死亡率分别为44%和43%[21, 29],即与我们报告的38%非常接近,从而增强了我们结果的外部有效性。
校正后,免疫抑制状态与2.6倍的死亡风险相关。已有大量报道指出,免疫抑制状态是接受无创通气(NIV)治疗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或流感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30–32]。相比之下,免疫抑制是否为NIV失败的危险因素研究甚少。尽管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插管率高于非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但在对低氧血症和NIV下产生的大潮气量等呼吸系统疾病严重程度变量进行校正后,免疫抑制状态与插管并无持续相关性。这些结果与既往研究一致,既往研究报道免疫抑制通过单因素分析与NIV失败相关,但校正后则不然[33, 34]。然而,在第一项研究中,校正是基于SAPS II进行的,而SAPS II与免疫抑制存在共线性[33]。此外,在第二项研究中,大多数患者为心源性肺水肿或慢性呼吸衰竭急性加重[34],而NIV在这类患者中已被报道具有显著获益[35, 36]。由于上述局限性,免疫抑制状态对NIV失败率的影响可能被削弱。然而,在我们的总体队列和倾向评分匹配队列中,校正后免疫抑制状态与NIV失败均无相关性,这提示免疫抑制状态本身并非NIV失败的危险因素,并且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在入组时可能比非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病情更重,尽管基线生命体征、氧需求和动脉血气相似。对于病情较轻的患者(如氧需求较少或低氧血症较轻的患者)是否也会观察到类似结果尚不清楚。事实上,尽管ICU入组时的氧需求与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死亡独立相关,但其对插管的影响尚未被检验[37]。
校正后,尽管NIV失败率相似,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死亡率仍高于非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由于拒绝插管医嘱的患者被排除在分析之外,这一显著差异仅涉及插管患者死亡率的差异。这一差异可能与两组在有创通气下呼吸力学的差异有关,例如驱动压,它是ARDS预后的重要决定因素[38]。遗憾的是,这两项研究均未采集呼吸系统驱动压。同样,死亡原因也未采集,且两组中限制生命支持措施的患者比例可能存在差异[21]。最后,鉴于两项研究中有创通气管理未按方案统一,我们不能排除两组之间在有创通气管理方面存在某些差异。然而,我们认为所研究的患者均按照最佳实践进行管理,因为所有参与中心在有创通气领域经验丰富,并参与了多项有创通气试验。我们的发现凸显了标准化有创通气设置、采集呼吸力学及死亡原因的必要性,即使在比较两种一线、早期、无创通气策略的研究中也是如此,以便更好地理解一种策略对另一种策略的影响(NCT02978300)。
无创通气(NIV)开始后1小时的PaO2/FiO2与NIV失败独立相关。低氧血症是众所周知的NIV失败危险因素。与我们的发现一致,两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报告,NIV 1小时后PaO2/FiO2低于146 mmHg和175 mmHg与NIV失败独立相关[39, 40]。同样,Duan及其同事提出的用于预测NIV失败的HACOR评分对NIV开始后1小时PaO2/FiO2下降赋予了逐步增加的评分[41]。低氧血症与NIV失败之间的类似关联此前已有报道[30, 31]。然而,低氧血症评估的时机尚不明确,我们认为早期评估(例如NIV开始后1小时)对于避免延迟插管的有害影响很重要[42]。总而言之,NIV开始后1小时的PaO2/FiO2似乎是NIV失败和死亡的一个有意义的早期预测指标。因此,NIV 1小时后仍存在低氧血症的患者应密切监测,以避免自主呼吸的有害影响[43]。
NIV开始后1小时的大潮气量也与NIV失败独立相关。尽管由于数据缺失,潮气量未按患者预测体重进行标准化,但我们的结果与最近一项研究一致,该研究报告大呼气潮气量是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中NIV失败的独立预测因素[33]。有趣的是,NIV开始后1小时的大潮气量也与死亡率相关。这一发现可能阐释了患者自身所致肺损伤的概念[43]。急性呼吸衰竭的自主呼吸患者呼吸驱动较高,产生较高的跨肺驱动压和随后的大潮气量,从而牵张肺部并可能加重肺损伤[44]。我们的结果表明,大潮气量和低PaO2/FiO2是比免疫抑制状态本身更重要的NIV失败危险因素,对于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患者,应特别关注大潮气量,并尽早(NIV开始后1小时)进行血气分析。
必须承认一些局限性。首先,这是对两项研究的事后非计划分析,存在固有的可能偏倚。尽管在Thille及其同事的研究中,临床数据是基于计算机化病历回顾性收集的,但无创通气(NIV)参数是前瞻性收集的,从而减少了潜在的选择偏倚和信息偏倚。此外,NIV失败率和死亡率与既往研究一致,提示我们的结果可能具有可推广性。其次,样本量相对较小,我们的结果值得在更大规模的多中心前瞻性队列中加以确认。第三,值得注意的是,Frat研究中的患者在NIV间歇期间接受的是高流量氧疗,而Thille研究中的患者接受的是标准氧疗[11, 22]。我们的分析未考虑这一差异,因为我们未收集NIV sessions之间的数据(数据仅在ICU入住前标准氧疗期间或ICU入住后NIV期间收集)。此外,在一项既往关于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研究中,NIV间歇期间接受高流量或标准氧疗的患者的插管率和死亡率无差异[45]。第四,纳入多因素分析的变量选择可能存在争议。我们选择了早期易于评估的变量,而非ICU入住后24小时计算的变量如SAPS II [24]。事实上,鉴于延迟NIV失败的危害[42],尽早识别与不良结局相关的因素似乎很重要。第五,尽管我们的结果提示免疫抑制状态与接受NIV治疗的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患者的死亡率独立相关,但采用不同NIV方案以实现更具保护性的通气(高PEEP、低压力支持)是否会得出不同结果尚不清楚。事实上,一项近期纳入ARDS患者的随机试验(其中一半为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报告,采用头盔和高PEEP水平进行NIV时结局优于面罩和较低PEEP水平[46]。
结论
这项对两项研究的事后分析(纳入34%接受NIV治疗的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的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提示,校正后免疫抑制与死亡率独立相关,但与插管无关。NIV启动后1小时的大潮气量和低氧血症似乎是比免疫抑制状态更强的NIV失败预测因素。这些结果值得在更大样本量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中加以确认。
附加文件
附加文件1:图S1。总体人群中插管累积概率的Kaplan–Meier曲线。
附加文件2:图S2。总体人群中生存累积概率的Kaplan–Meier曲线。
附加文件3:表S1。在接受无创通气治疗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的总体患者人群中,与插管相关变量的单因素分析。
附加文件4:表S2。在接受无创通气治疗新发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的总体患者人群中,与死亡率相关变量的单因素分析。
附加文件5:表S3。倾向性评分匹配队列中108例因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接受无创通气的患者的特征和结局。
附加文件6:表S4。倾向性评分匹配队列中与插管相关变量的单因素分析。
附加文件7:表S5。倾向性评分匹配队列中与死亡率相关变量的单因素分析。
参考来源
- Coudroy R, Pham T, Boissier F, et al. Is immunosuppression status a risk factor for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failur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hypoxemic respiratory failure? A post hoc matched analysis. Ann Intensive Care. 2019. PMID: 31414246. doi:10.1186/s13613-019-0566-z
- 全文:PMC669279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6692798/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