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指南: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管理
本指南由SRLF专家组按PICO格式提出问题、用GRADE方法评价文献,形成15条推荐及早期ARDS治疗流程图,经专家组投票以强一致同意通过。推荐涵盖评估频率、潮气量、平台压、驱动压、呼气末正压、高频振荡通气、肺复张、神经肌肉阻滞、自主呼吸、俯卧位、体外膜氧合、体外二氧化碳清除及吸入一氧化氮。适用范围为成人ARDS早期(最初几天)的有创机械通气患者,并因ARDS识别率低而建议对所有ICU镇静机械通气患者采用类似肺保护策略。
要点
- 确诊ARDS者(含轻度,无严重代谢性酸中毒)首选潮气量约6 mL/kg预测体重(PBW)(GRADE 1+,强一致)。
- 潮气量设定后持续监测平台压,平台压不应超过30 cmH2O以降低死亡率(GRADE 1+,强一致)。
- 中重度ARDS应使用高PEEP,轻度ARDS不使用;高PEEP仅用于改善氧合且不显著恶化呼吸系统顺应性或血流动力学者(GRADE 2+,强一致)。
- PaO2/FiO2 < 150 mmHg的ARDS可考虑神经肌肉阻滞剂持续输注,早期(ARDS开始48 h内)给药、不超过48 h、至少每日评估(GRADE 2+,强一致)。
- PaO2/FiO2 < 150 mmHg的ARDS应使用俯卧位,每次至少连续16小时(GRADE 1+,强一致)。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成人ARDS早期(最初几天)有创机械通气患者;因ARDS识别率低,建议对ICU内所有镇静行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采用类似肺保护策略(专家意见)。
- 指南仅限成人、ARDS早期、有创机械通气;未涉及呼吸频率、机械功率、目标氧合、pH、PaCO2等因预后评估不足而刻意未纳入的方面。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柏林定义:7天内存在已知临床诱因或新发/加重的呼吸症状,且PaO2/FiO2 ≤ 300 mmHg(接受PEEP至少5 cmH2O的机械通气患者),双肺渗出不能完全用心力衰竭或容量负荷解释。
- 柏林定义分级:轻度200 < PaO2/FiO2 ≤ 300 mmHg;中度100 < PaO2/FiO2 ≤ 200 mmHg;重度PaO2/FiO2 ≤ 100 mmHg。
- 高PEEP判定阈值:随机试验中「高」与「中等」PEEP平均分别为15.1 ± 3.6 cmH2O与9.1 ± 2.7 cmH2O,故12 cmH2O可视为高PEEP的阈值。
- 平台压目标:不超过30 cmH2O;一项478例研究中住院死亡率升高的平台压阈值为29 cmH2O。
- 驱动压:现有数据不允许仅以限制驱动压来设定呼吸机参数(无推荐)。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潮气量约6 mL/kg PBW作为首选(无严重代谢性酸中毒,含轻度ARDS);为控制PaCO2可先采用25–30次/分呼吸频率,PaCO2低于50 mmHg一般可接受;减少器械死腔,首选加热湿化器;PBW按身高和性别于入院时计算。
- 平台压应持续监测且不超过30 cmH2O;常规调呼吸机时用0.2–0.3 s吸气末暂停测平台压。
- PEEP为ARDS管理必备,所有ARDS患者建议PEEP高于5 cmH2O(专家意见);中重度ARDS应使用高PEEP(GRADE 2+),轻度不用;高PEEP保留给氧合改善且无明显呼吸系统顺应性或血流动力学恶化者,个体化设定(专家意见)。
- 神经肌肉阻滞剂:PaO2/FiO2 < 150 mmHg可考虑,早期(ARDS开始48 h内)持续输注,不超过48 h,至少每日评估(GRADE 2+);ACURASYS研究使用苯磺酸顺阿曲库铵37 mg/h。
- 俯卧位:PaO2/FiO2 < 150 mmHg者使用,每次至少连续16小时(GRADE 1+);PROSEVA方案为稳定期12–24 h后纳入,PEEP至少5 cmH2O、FiO2至少60%、潮气量6 mL/kg PBW,平均4次、每次17小时,氧合未改善仍继续。
- 静脉-静脉ECMO:重度ARDS PaO2/FiO2 < 80 mmHg和/或尽管优化管理(高PEEP、神经肌肉阻滞剂、俯卧位)仍因平台压升高使机械通气变得危险时可考虑,应早期联系专家中心评估(GRADE 2+)。
- 吸入一氧化氮:保护性通气及俯卧位下仍深度低氧时可使用,在考虑静脉-静脉ECMO之前(专家意见);改善氧合的浓度一般低于5 ppm,高于10 ppm有时反而恶化PaO2/FiO2。
- 高频振荡通气不应用于ARDS患者(GRADE 1−,强一致);肺复张操作不应常规用于ARDS患者(GRADE 2−,强一致)。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制定机构为SRLF,按PICO格式提出问题、用GRADE方法评价文献,15条推荐中4条高证据级别(GRADE 1+或1−)、4条低证据级别(GRADE 2+或2−)、7条为专家意见,3个方面(驱动压、早期自主呼吸、体外二氧化碳清除)专家组认为无法给出可靠推荐。
- 推荐与治疗流程经专家组以强一致同意通过(至少70%专家同意为强一致,至少50%同意且少于20%反对为通过)。
- LUNG SAFE研究:ARDS占ICU收治的10%、机械通气患者的23%,住院死亡率约40%,重度ARDS达45%;近40%病例初级临床医生未识别ARDS,轻度仅51%被识别,全部符合ARDS标准者仅34%被识别。
- LUNG SAFE研究:仅40%的ARDS患者测量了平台压,报告平台压者中仅三分之二接受保护性通气(潮气量 ≤ 8 mL/kg PBW且平台压 ≤ 30 cmH2O);俯卧位仅用于8%的ARDS患者,基本作为挽救治疗。
- 一项Meta分析(7项随机试验、1481例)显示低潮气量通气与较低死亡率相关(风险比0.80 [0.66, 0.98]);排除高PEEP联合低潮气量研究后,效应仅为非显著趋势(0.87 [0.70, 1.08])。
- 一项前瞻性识别482例ARDS患者、11558个通气参数的观察性研究:入院潮气量每增加1 mL/kg PBW,ICU死亡风险增加23%(风险比1.23;95%CI 1.06–1.44;p = 0.008)。
- 3项大型随机试验比较高潮气量6 mL/kg PBW通气下的高与中等PEEP,均未发现死亡率显著差异;个体数据Meta分析显示高PEEP使中重度ARDS住院死亡率显著降低5%(34.1% vs 39.1%,p < .05),轻度ARDS死亡率更高(27.2% vs 19.4%,p = .07)。
- ACURASYS研究(339例,ARDS进展<48 h,PaO2/FiO2 < 150 mmHg,PEEP ≥ 5 cmH2O,潮气量6–8 mL/kg PBW):顺阿曲库铵组与安慰剂组90天死亡率31.6% vs 40.7%(p = 0.08),校正后90天死亡风险比0.68(95%CI 0.48–0.98;p = 0.04);PaO2/FiO2 < 120 mmHg者生存改善;90天无机械通气天数更多(HR 1.41;p = 0.01);ICU获得性肌无力无组间差异。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SRLF正式指南,采用GRADE方法,推荐等级为GRADE 1+、1−、2+、2−及专家意见,并附强一致同意标签。
- 低潮气量、限制平台压、不用高频振荡通气、俯卧位为高证据级别(GRADE 1+或1−);中重度ARDS高PEEP、神经肌肉阻滞剂、肺复张操作、静脉-静脉ECMO为低证据级别(GRADE 2+或2−)。
- 驱动压、早期自主通气、低流量体外二氧化碳清除:专家组认为现有数据无法给出可靠推荐。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对全部ICU镇静行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采用约6 mL/kg PBW潮气量并限制平台压 ≤ 30 cmH2O,因ARDS识别率低且需尽快实施肺保护(专家意见)。
- 常规用0.2–0.3 s吸气末暂停监测平台压,避免LUNG SAFE所示的平台压监测不足和设置不达标。
- 中重度ARDS考虑高PEEP,轻度ARDS不用;高PEEP仅用于氧合改善且无明显顺应性或血流动力学恶化者,并个体化设定。
- PaO2/FiO2 < 150 mmHg者考虑早期(48 h内)持续输注神经肌肉阻滞剂不超过48 h,并至少每日评估;同时应实施俯卧位,每次至少16小时。
- 重度ARDS在优化高PEEP、神经肌肉阻滞剂和俯卧位后仍PaO2/FiO2 < 80 mmHg或平台压升高使通气危险时,早期联系专家中心评估静脉-静脉ECMO。
- 不常规使用肺复张操作,不使用高频振荡通气;吸入一氧化氮仅在保护性通气及俯卧位下仍深度低氧、考虑ECMO之前使用(专家意见)。
- 驱动压限制不作为单独呼吸机设定依据,可在限制平台压后、肺顺应性严重受损且PEEP不足时作为补充考虑(无推荐)。
指南或共识出处
- Formal guidelines: management of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SRLF,发表于Annals of Intensive Care)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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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肺部的一种炎症过程,可诱发非静水压性富含蛋白的肺水肿。其直接后果是严重低氧血症、肺顺应性降低以及肺内分流和死腔增加。临床病理方面包括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的严重炎症性损伤、表面活性物质耗竭以及充气肺组织的丧失。
ARDS的最新定义,即柏林定义,由欧洲重症医学会主持下的一个工作组提出[1]。该定义将ARDS定义为:在已知临床诱因或新发或加重的呼吸症状出现7天内,存在急性低氧血症(PaO2/FiO2 ≤ 300 mmHg)、接受通气且呼气末正压(PEEP)至少为5 cmH2O的患者中出现双侧渗出影,且不能完全用心力衰竭或容量负荷过解释。柏林定义使用PaO2/FiO2比值区分轻度ARDS(200 < PaO2/FiO2 ≤ 300 mmHg)、中度ARDS(100 < PaO2/FiO2 ≤ 200 mmHg)和重度ARDS(PaO2/FiO2 ≤ 100 mmHg)。
关于ARDS流行病学的大量信息来自LUNG SAFE研究,这是一项在50个国家超过29,000例患者中开展的国际化、多中心、前瞻性研究[2]。在该研究中,ARDS占重症监护病房(ICU)入住原因的10%,占接受通气患者的23%。住院死亡率随ARDS严重程度增加而升高[2],约为40%,在表现为重度ARDS的患者中达到45%[2–4]。据报道,ARDS后长达5年仍存在显著的躯体、心理和认知后遗症,对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5]。
LUNG SAFE研究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近40%的病例未被初级诊疗临床医生识别为ARDS[2]。轻度ARDS尤其如此,仅51%的病例被识别[2]。当满足所有ARDS标准时,仅34%的ARDS患者被识别,提示治疗调整存在延迟,尤其是机械通气[2]。这是这些正式指南不仅限于重度ARDS患者、而拟适用于所有接受机械通气的重症监护患者的主要原因。
LUNG SAFE研究的结果提示,所用呼吸机设置未完全遵循保护性机械通气原则[2]。仅40%的ARDS患者测量了平台压[2]。而在报告了平台压的患者中,仅三分之二接受了保护性机械通气(潮气量 ≤ 8 mL/kg预测体重[PBW]且平台压 ≤ 30 cmH2O)[2]。对LUNG SAFE结果的分析还显示,PEEP与PaO2/FIO2比值之间缺乏相关性[2]。相反,FIO2与SpO2之间呈负相关,提示临床医生使用FIO2治疗低氧血症。最后,仅8%的ARDS患者使用了俯卧位通气,基本上作为挽救性治疗[2]。
过去20年与ARDS相关的死亡率下降似乎很大程度上可由呼吸机相关肺损伤(VILI)的减少来解释。VILI本质上与容积伤相关,而容积伤与“应变”和“应力”密切相关。肺应力对应于跨肺压(肺泡压−胸膜压),肺应变是指肺容积变化以零呼气末正压(PEEP)时ARDS肺的功能残气量进行标化。因此,容积伤对应于受损肺整体过度的应力和应变[6–8]。高质量CT扫描研究和生理学研究已揭示,肺部病灶分布不均,损伤或肺不张与结构接近正常的通气肺泡共存[9]。ARDS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种由众多临床和生理学标准定义的综合征。因此,基于底层生理学原理的肺保护性通气策略已被证明能有效改善结局,这并不令人意外。因此,尽量减少VILI通常旨在减少容积伤(减少整体应力和应变)。降低气道压力在理论上具有双重益处:既尽量减少通气区域的过度膨胀,又减轻不良的血流动力学后果。
当前的SRLF指南已有20多年历史,因此迫切需要更新。这些正式指南的主要目的是自愿将主题限制在研究最充分的领域,从而为临床医生提供可靠的指南,并使专家之间达到高度共识。ARDS管理中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被有意未予涉及,因为对其对预后影响的评估尚不充分(呼吸频率、机械功率、目标氧合、pH、PaCO2……)。我们还将这些指南限制于成人患者、ARDS早期阶段(最初几天)以及有创机械通气。
方法
这些指南由SRLF选定的专家工作组制定。组织委员会首先确定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指定负责每个问题的专家。在专家组第一次会议后,问题按照患者-干预-比较-结局(PICO)格式制定。文献使用推荐分级的评估、制定与评价(GRADE)方法学进行分析。对于引用的每篇参考文献,根据研究类型及其方法学质量确定证据水平。对每个终点确定总体证据水平。随后,专家们根据GRADE方法学制定指南(表1)。
较高的总体证据水平使得能够形成“强烈”推荐(应该做……GRADE 1 +,不应该做……GRADE 1 −)。中等、低或极低的总体证据水平导致制定“可选”推荐(或许应该做……GRADE 2 +,或许不应该做……GRADE 2 −)。当文献不存在或不充分时,该问题可以以专家意见的形式作为推荐的主题(专家建议……)。所提出的推荐在专家组的第二次会议上进行了展示和讨论。随后每位专家使用1(完全不同意)至9(完全同意)的量表对每项推荐进行审查和评分。集体评分采用GRADE网格方法进行。要批准关于某一标准的推荐,至少50%的专家必须同意,且少于20%的专家必须不同意。对于强烈一致,至少70%的专家必须同意。在缺乏强烈一致的情况下,推荐被重新制定并再次评分,以期达成共识(表2)。
领域1:ARDS管理的评估
R1.1 - 专家建议应至少每24小时评估一次与ARDS管理相关的所有通气参数和治疗措施的疗效和安全性。
专家意见
评估机械通气设置和治疗措施的疗效和安全性是ARDS患者早期管理阶段的基石。如这些正式指南所示,通气参数的设置(如PEEP)基于其疗效和耐受性。此外,某些治疗的适应证取决于ARDS的严重程度,只有在一线治疗反应不充分时才会实施这些治疗。
图1显示了根据呼吸窘迫严重程度对ARDS患者实施的治疗。启动某些治疗的决定是在“稳定”阶段[10]之后做出的,该阶段包括优化机械通气作为管理的第一步。基于PaO2/FiO2比值早期评估疗效是必要的,以便讨论神经肌肉阻滞剂和俯卧位通气的相关性(图1)。
药物治疗和操作的安全性也必须定期评估。这些指南还涉及治疗的主要安全问题。支持此类实践的文献支持尚缺乏,它们由良好的临床判断指导。
事实上,关于ARDS患者定期评估通气设置和/或疾病严重程度获益的数据很少。一项单中心观察性研究显示了在ARDS初始阶段(主要在最初48小时内)系统评估呼吸力学的价值[11]。在该研究中,对肺和胸廓的被动力学、对PEEP的反应以及肺泡复张的评估促使大多数患者(分析的61例中有41例)的通气参数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与平台压(平均− 2 cmH2O)、驱动压(平均− 3 cmH2O)和氧合指数的改善相关[11]。
很难界定在ARDS中评估通气参数和治疗频率的次数。似乎至少与建议用于评估脱机标准的频率(即每日)相似的频率是合理的[12]。尽管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必要更频繁地评估并从中获益。
区域2:潮气量管理
潮气量调整R2.1.1——对于已确诊ARDS的患者,在无严重代谢性酸中毒的情况下,包括轻度ARDS患者,应首先采用约6 mL/kg预测体重(PBW)的潮气量,以降低死亡率。
GRADE 1+,强烈共识
R2.1.2——专家建议对ICU中所有接受有创机械通气并处于镇静状态的患者采取类似策略,因为ARDS的识别失败率较高,且快速实施肺保护十分重要。
专家意见
为控制PaCO2可能有害的升高(其会升高肺动脉压),应首先采用25至30次/分之间的相对较高呼吸频率。然而,过高的频率会引起动态过度充气的风险,并且还会增加每分钟累积暴露于潜在风险性吹气的程度。PaCO2低于50 mmHg通常是可以接受的。减少器械死腔也是适当的,应首选使用加热湿化器。
每位患者入院时应根据身高和性别计算PBW。
所输送的潮气量将从PEEP基础上引起压力升高,因此需要监测平台压,平台压应保持在30 cmH2O以下。
临床医生需要意识到低潮气量的潜在风险,如人机不同步和双重触发。20世纪80年代末发布的关于压力和容量降低的指南是基于实验和临床数据[13–16]。20世纪90年代的几项受试者较少的随机临床试验发现低潮气量没有生存优势[17, 18]。当然,把握度不足可以解释这些阴性结果。还要注意,这些试验并非旨在实现PaCO2的控制,这可能导致了使用降低潮气量的研究组中高碳酸血症性酸中毒的有害效应。尽管临床证据不易证明,但高碳酸血症具有不可质疑的副作用[19],如肺血管阻力增加,这可能使预后恶化。2000年,由美国NHLBI ARDS网络开展的ARMA研究获得了关键数据,比较了使用“低”潮气量(平均6 mL/kg PBW)、平台压限制在30 cmH2O、呼吸频率高达35次/min的肺保护策略与使用潮气量12 mL/kg PBW的非保护策略[20]。根据性别和身高计算PBW是使潮气量适应预期肺容积的一项重要创新。在该研究中,增加呼吸频率导致低容量通气仅与PaCO2的轻微升高相关,这一结果可能有助于该治疗组的获益。观察到死亡相对风险降低25%,即总死亡率下降30–40%。该研究对临床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并非首个成功使用低容量的研究,这一殊荣属于Amato等的两中心研究,但低潮气量联合了较高PEEP,其理念是降低驱动压[21]。其他使用与Amato等相同方法的研究发现了类似的死亡率降低[22]。降低潮气量的荟萃分析通常纳入了相当异质性的研究[23]。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了7项随机试验、共1481例患者[24],结论是在主要分析中较低死亡率与低容量通气相关(风险比0.80 [0.66, 0.98]),并发现潮气量降低与死亡率降低效应之间存在显著关系。然而,当排除联合高PEEP和低容量的研究后,降低潮气量的效应仅为非显著趋势(0.87 [0.70, 1.08])。据作者称,这提示但并未证明降低潮气量可显著降低ARDS期间的死亡率。在一项观察性研究中,对前瞻性识别的482例ARDS患者可获得11,558个通气参数[25]。作者将入院时潮气量为6.5 mL/kg PBW或更低的患者与潮气量> 6.5 mL/kg PBW的患者(占患者的68%)进行比较,发现校正已知混杂因素后,初始潮气量设置每增加1 mL/kg PBW与重症监护中死亡风险增加23%相关(风险比1.23;95%置信区间1.06–1.44;p = 0.008)[25]。潮气量的二次增加也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但初始潮气量过高的死亡风险高于后续潮气量的效应[25]。在LUNG SAFE研究[2]中,潮气量似乎不是死亡率的显著因素。然而,潮气量范围有限[26],这提示“一定程度”的肺保护被非常频繁地使用,但在极少数患者中潮气量高于10或低于6 mL/kg。潮气量等于或大于中位数7.1 mL/kg PBW的患者生存率无差异[26]。此外,在重度ARDS患者中使用较低潮气量可能涉及潜在的混杂效应,这些效应在纯观察性数据中难以完全分析[26]。然而,在所有分析中,压力(峰压、平台压、驱动压和PEEP)在预后中的权重均比潮气量更为显著[26]。
平台压R2.2.1——一旦潮气量设定为约6 mL/kg PBW,应持续监测平台压,且不应超过30 cmH2O以降低死亡率。
GRADE 1 +,强一致意见
R2.2.2——专家建议,当平台压远低于30 cmH2O时不应增加潮气量,除非在减少器械死腔和增加呼吸频率后仍存在显著的持续性高碳酸血症。
专家意见
潮气量、平台压和驱动压密切相关(静态顺应性=潮气量/平台压-总PEEP),均参与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ILI)。机械通气应限制VILI,从而降低死亡率。尽管VILI最初是在应用高平台压伴高潮气量时观察到的[16],但当通过胸壁僵硬减少潮气量时,相同高平台压下的肺损伤较轻[13],这种情况见于重度肥胖患者。
LUNG SAFE研究报告,60%接受通气的ARDS患者未监测平台压,且不可忽视比例的患者尽管潮气量低于8 mL/kg PBW,平台压仍高于30 cmH2O,尤其是中重度ARDS患者[2]。LUNG SAFE的一项辅助研究表明,平台压(可由重症监护医师调整)与死亡率呈强正相关[26]。高平台压是独立的死亡危险因素,因为它反映了病情严重程度高(与肺顺应性差相关)或机械通气不当[27]。
常规监测平台压的唯一方法是对患者进行吸气末暂停通气,暂停时间不应过长以便于增加呼吸频率,也不应过短以便呼吸机能够测量压力。调整呼吸机时应常规使用0.2–0.3 s的暂停。
在特定患者中,平台压不能完美反映肺膨胀程度[28]。这在胸壁顺应性异常的患者以及某些肥胖患者中尤其如此。在这些患者中,平台压与死亡率或气压伤风险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29],这可能提示可耐受略高于30 cmH2O的平台压,前提是减少潮气量以限制VILI[13]。在所有情况下,当平台压保持在30 cmH2O以下时,不再与气压伤相关。
五项对照和随机研究比较了低潮气量和限制平台压策略与较高潮气量和平台压策略[17, 18, 20, 21, 30]。仅在2项研究[20, 21]中观察到限制容量和压力组的死亡率显著降低,这2项研究中两种策略之间的平台压差异特别大。当这5项研究合并时,平台压与死亡率之间存在强相关性[31]。在最近一项纳入478例患者的研究中,确定了29 cmH2O的平台压阈值,超过该阈值后住院死亡率增加[32]。即使在驱动压低于19 cmH2O通气的患者中,平台压严格低于30 cmH2O也能实现死亡率的显著降低,当平台压已经低于30 cmH2O时,其效果大于驱动压低于19 cmH2O的效果[32]。这些结果在同一研究的不同队列300例患者中得到验证[32]。
驱动压 R2.3 —— 现有数据不允许仅基于限制驱动压来制定呼吸机设置建议。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将此限制设想为限制平台压的补充。
无推荐
一项研究通过对九项通气策略随机对照研究(比较ARDS期间不同潮气量和PEEP值)进行复杂统计分析,回顾性评估了驱动压对预后的影响[33]。作者得出结论,在这些研究中驱动压是死亡率的最佳预测指标。然而,正如作者自己承认的那样,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检验驱动压的实用性。此后没有随机研究证实限制驱动压的价值。相反,观察性研究LUNG SAFE [2, 26]的结果显示,作为死亡风险预测指标,驱动压并不明显优于平台压。当合并两项显示ARDS期间生存改善(通过神经肌肉阻滞和俯卧位通气)的研究数据时也是如此[34]。建议对驱动压的作用保持谨慎,其他研究甚至对这一生理学概念的有效性提出了一些担忧。与反映动态和静态肺扩张的平台压不同,驱动压反映动态扩张。一项关于PEEP的随机对照研究[35](显示“较高PEEP”与较高死亡率相关)似乎对驱动压的预测价值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死亡率较低组的平台压较低,而死亡率较高组的驱动压较低[35]。
对一系列表现为急性肺心病的机械通气ARDS患者的分析[36]提示,当平台压保持在足够低的水平(< 27 cmH2O)时,驱动压可预测肺心病和死亡率。因此,一项旨在证明驱动压预测价值的随机研究应在两组中将平台压限制在低于30 cmH2O甚至28 cmH2O。同时考虑到潮气量应限制在6 mL/kg,呼气末正压(PEEP)是唯一会改变的呼吸机设置。因此,这相当于在限制平台压的通气过程中比较两个PEEP水平。这正是EXPRESS研究所做的,而其结果为阴性[37]。
在实际操作中,最好首先测量并限制平台压,LUNG SAFE研究[2]已明确表明这一方法使用不足。只有在充分限制平台压之后,我们才能考虑在严重肺顺应性改变导致必须使用不足以确保正确氧合的PEEP时(例如,当PEEP为6–8 cmH2O、潮气量为6 mL/kg时,某仍存在低氧血症的患者平台压约为30 cmH2O),限制驱动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操作在血流动力学上耐受良好,通过进一步限制潮气量同时增加PEEP来降低驱动压可能是有用的。
领域3:肺泡复张
呼气末正压 R3.1.1 – PEEP是ARDS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专家建议所有表现为ARDS的患者使用高于5 cmH2O的值。
专家意见
R3.1.2 – 中重度ARDS患者可能应使用高PEEP,但轻度ARDS患者不应使用。
GRADE 2 +,强烈共识
R3.1.3 – 专家建议将高PEEP保留用于那些高PEEP能改善氧合而无呼吸系统顺应性或血流动力学状态明显恶化的患者。PEEP设置应个体化。
专家意见
PEEP是保护性通气策略的组成部分。高PEEP的预期有益效应是优化肺泡复张,一方面减少肺内分流,从而改善动脉氧合,另一方面减少暴露于肺泡开闭的肺组织量,从而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ILI)的风险[38, 39]。相反,高PEEP的有害效应是增加吸气末肺容积,从而增加容积伤风险[13],与预负荷降低相关的血流动力学恶化,最重要的是右心室后负荷增加[40, 41]。当总PEEP恒定时,在ARDS期间,内源性PEEP的效应与外源性PEEP相同[42, 43]。
高PEEP的有益和有害效应的程度在患者之间差异很大,无法根据床旁可获得的简单临床数据来预测。然而,使用胸部CT扫描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当低PEEP(5 cmH2O)下测得的PaO2/FiO2比值较低时,高PEEP下可能复张的肺组织量更大[44, 45]。
对2项随机试验的事后分析显示,在随机化导致PEEP增加的患者中,PEEP增加后PaO2/FiO2比值升高幅度越大,住院死亡率越低[46]。
单独来看,高呼气末正压(PEEP)在肺复张方面的效果无法从呼吸系统顺应性的变化中评估[45, 47]。床旁可轻易获得的血气或呼吸力学参数均无法量化使用高PEEP所诱发的容积伤风险。平均而言,在比较“高”PEEP与“中等”PEEP的随机试验中,所用PEEP水平分别为15.1 ± 3.6 cmH2O和9.1 ± 2.7 cmH2O [24]。因此,12 cmH2O可被视为PEEP可被定性为高的阈值。
在3项比较高PEEP与中等PEEP对以6 mL/kg预测体重(PBW)潮气量通气的ARDS患者影响的大型随机试验中,均未发现死亡率存在显著差异[37, 48, 49]。对这3项试验所纳入患者个体数据的荟萃分析显示,高PEEP与中度或重度ARDS患者住院死亡率显著降低5%相关(34.1% vs. 39.1%,p < .05),而在轻度ARDS患者中则与更高的死亡率相关(27.2% vs. 19.4%,p = .07)[50]。
在中度或重度ARDS患者中,使用呼气末跨肺压进行个体化PEEP设定与使用PEEP/FiO2量表设定PEEP相比,并未导致死亡率降低[51]。
高频振荡通气 R3.2. – ARDS患者不应使用高频振荡通气。
GRADE 1 −,强烈一致
高频振荡通气(HFOV)是一种非常规通气模式,旨在改善气体交换的同时,通过使用低于或等于解剖死腔的潮气量来防止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ILI)[52]。持续气流产生持续气道膨胀压(cPaw)以复张肺实质,而膜的高呼吸频率(3–8 Hz)正弦振荡则产生潮气量。气流和球阀充气允许调节cPaw,后者成比例地决定氧合。潮气量随膜运动幅度增加而增大,随频率增加而减小,这解释了为何CO2清除与所用频率成反比。
大量生理学研究提示HFOV在ARDS管理中是有用的。得益于不同于单纯对流交换的交换机制[53],HFOV能够更大程度地降低潮气量并减小跨肺压周期性变化的幅度,从而允许使用高cPaw以优化肺复张。通过增加通气肺实质的比例,HFOV诱导的复张可能减少肺应力和应变,减少与不稳定肺泡周期性开闭相关的剪切应力,并限制VILI。因此,HFOV的通气特性使其在肺保护方面理论上理想[52, 54]。
多项临床研究报告,高频振荡通气(HFOV)可改善成人ARDS患者及常规通气下难治性低氧血症患者的氧合[55–58]。三项随机研究分别纳入58例、148例和125例ARDS患者,报告以HFOV作为初始通气模式时死亡率的下降趋势[59–61]。然而,对照组使用过大的潮气量限制了这些研究的价值,无法据此推荐HFOV作为ARDS的主要通气模式。近期,2项大型随机试验发现,与潮气量=6 mL/kg、限制平台压、并根据ARDS严重程度调整PEEP的常规机械通气相比,HFOV并无获益[62, 63]。在OSCILLATE研究中,HFOV中积极的肺复张策略甚至与死亡率显著升高相关[62]。可能是使用高cPaw导致过度膨胀,而未增加肺泡塌陷或实变区域的通气,尤其是在病变不均匀、可复张肺实质比例有限的患者中。使用高压力还可能诱发右心室后负荷增加、右心室功能不全[64],以及需要更高剂量血管升压药的血流动力学不稳定[62]。Young等采用基于HFOV开始前平均肺泡压和氧合反应的cPaw滴定策略,在OSCAR研究中发现,ARDS患者中HFOV与常规机械通气相比死亡率无差异[63]。2016年,LUNG SAFE研究显示,1.2%的ARDS患者使用了HFOV[2]。
若干对5项随机研究的系统荟萃分析评估了次要终点,如气体交换和气压伤发生率[65–68]。它们未显示HFOV显著改善气体交换或减少气压伤。近期一项个体数据荟萃分析提示,HFOV可能改善低氧血症较重患者的生存[66]。cPaw滴定的理想方式、振荡频率及HFOV监测均定义不清。特别是,需要研究确定通过测量食管压评估跨肺压是否有助于调节cPaw、改善肺复张和避免过度膨胀[69]。在正在检验该假说的研究(Clinical Trials.gov NCT02342756)结果出来之前,HFOV应仅限于对严重ARDS患者、在尽管采用俯卧位通气但常规机械通气仍失败时于临床试验中使用,并应在具有丰富HFOV经验的中心实施。
肺复张操作 R3.3——ARDS患者可能不应常规使用肺复张操作。
GRADE 2 −,强烈共识
在明确发生肺去复张的情况下(气管内吸引、意外或计划性断开连接、插管……),可谨慎使用肺复张操作。若尽管优化治疗低氧血症仍难治(PaO2/FiO2 < 100 mmHg),在无禁忌证时可考虑肺复张操作。
无首选的肺复张操作。推荐操作持续时间不应超过10–20 s,气道压不应超过30–40 cmH2O。肺复张操作应谨慎进行,若血流动力学安全性差应中断。
ARDS患者常出现肺不张,这会减少通气肺容积、加重低氧血症并增加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ILI)[70]。肺复张操作通过施加短暂的高气道压,旨在使萎陷的肺复张,从而增加参与气体交换的肺泡单位数量[71]。
临床使用多种不同的复张操作,例如持续施加正压(30–40 cmH2O)30–40秒,或在恒定驱动压下逐步增加呼气末正压(PEEP),或在恒定PEEP下逐步增加驱动压[72–74]。肺复张操作可改善氧合和动态顺应性[75–77]。通过施加高肺泡内压,它们可能存在因肺泡过度膨胀而导致气压伤的风险。通过增加胸腔内压,它们可减少外周静脉回流和右心室前负荷,从而诱发或加重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尤其在低血容量患者中)[73]。
1998年至2018年间,共有8项对照随机研究[21, 35, 49, 78–82]对肺复张操作进行了评价,共纳入2735例患者。各研究之间所用复张操作的性质及复张操作期间的目标气道压存在显著差异。8项研究中有4项推荐持续施加40 cmH2O的气道正压40秒[21, 49, 80, 82]。8项研究中有7项将肺复张操作与高PEEP联合应用,目的是使复张的肺泡保持开放[21, 35, 49, 78–81]。
在这8项研究中,使用肺复张操作与第28天死亡率降低无显著相关性(RR = 0.89—95% CI [0.89–1.07])。在唯一一项无共同干预的研究中,肺复张操作与死亡率降低相关(110例患者,RR = 0.81—95% CI [0.69–0.95])。在7项提供了第1天PaO2/FiO2比值的研究(2625例患者)中,采用肺复张操作管理的患者PaO2/FiO2比值均显著更高(各研究均值的平均值:205.9 mmHg vs. 158.3 mmHg)[21, 35, 49, 78–81]。在同一7项研究(2625例患者)中,PaO2/FiO2的这一改善持续至第77天(各研究均值的平均值:231.2 mmHg vs. 195.1 mmHg)[21, 35, 49, 78–81]。在6项研究中,没有证据表明肺复张操作增加气压伤风险(RR = 1.25—95% CI [0.93–1.67])[21, 35, 49, 78, 80, 81]。相反,血流动力学状态恶化显著更严重(RR = 1.22—95% CI [1.04–1.45])[35, 81]。
目前尚无经证实的最佳肺复张操作,尤其是在最大限度降低血流动力学风险和气压伤风险的同时,保持肺氧合方面的有效性。一项近期研究[80]通过根据ARDS的CT扫描表现(弥漫性或局灶性)调整肺复张操作的适应证,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ARDS患者中寻找更好的目标人群,可能为肺复张操作对死亡率的影响提供新的信息。
第4部分:自主通气
早期和短期神经肌肉阻滞R4.1——对于PaO2/FiO2比值< 150 mmHg的ARDS患者,可能应考虑使用神经肌肉阻滞剂以降低死亡率。神经肌肉阻滞剂应早期(ARDS开始后48小时内)持续输注给药,持续时间不超过48小时,并至少每日评估。
GRADE 2 +,强一致性
三项随机试验检验了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初始阶段于深度镇静基础上加用神经肌肉阻滞剂的效果[83–85]。其中仅一项试验的主要结局为病死率[85]。一项方法学上略有不同的随机开放试验(系统性早期神经肌肉阻滞再评价[ROSE])目前正在分析中[86]。ACURASYS研究[85]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研究,纳入339例ARDS患者,病程进展小于48小时,PaO2/FiO2比值<150 mmHg,呼气末正压(PEEP)≥5 cmH2O,潮气量6至8 mL/kg预测体重(PBW)。患者在优化有创机械通气后纳入。所用神经肌肉阻滞剂为苯磺酸顺阿曲库铵。接受顺阿曲库铵治疗的患者与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在90天病死率方面无差异(分别为31.6% vs. 40.7%;p = 0.08)。然而,在校正纳入时的PaO2/FiO2比值、平台压和简化急性生理学II评分后,顺阿曲库铵组90天病死率的风险比为0.68(95% CI 0.48–0.98;p = 0.04)[85]。PaO2/FiO2比值<120 mmHg的患者生存改善。顺阿曲库铵组第90天存活且无机械通气的天数更多(HR 1.41;p = 0.01),且两组重症监护病房获得性轻瘫发生率无组间差异[85]。
ARDS患者使用神经肌肉阻滞剂时,氧合(PaO2/FiO2)升高[83, 84, 87, 88]。
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顺阿曲库铵并不优于阿曲库铵[89]。相反,与接受维库溴铵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顺阿曲库铵治疗的ARDS患者或有ARDS风险的患者机械通气时间和ICU住院时间略微但显著缩短[90]。
所需的神经肌肉阻滞深度尚不清楚。ACURASYS研究使用了高剂量顺阿曲库铵(37 mg/h)[85]。
神经肌肉阻滞剂可能在限制呼气努力和摆动气流(Pendelluft)效应以及增加呼气跨肺压方面具有有益作用[88]。
早期自主通气 R4.2.1 – 现有数据不足以就ARDS急性期常规自主通气策略提出推荐。
无推荐
R4.2.2 – 在ARDS急性期之后,专家建议,当确保所产生的潮气量接近6 mL/kg PBW且不超过8 mL/kg PBW时,可使用允许自主通气的压力模式通气。
专家意见
自主呼吸一词指的是呼吸肌的活动,在机械通气患者中负责自主通气(SV)。SV的重要性取决于呼吸努力的强度和呼吸系统的阻抗[91]。大多数机械通气患者存在自主呼吸努力,除了所谓控制通气下被肌松和/或深度镇静的患者。自主呼吸的后果因所用通气模式不同而差异很大[92]。在辅助控制通气(压力或容量调节)期间,呼吸努力倾向于通过触发(经吸气触发)呼吸机来增加分钟通气量。在这种情况下,潮气量可加重肺损伤(患者自致肺损伤的概念)[93]。这种相互作用可能更为复杂,并导致人机不同步,在某些情况下增加潮气量并可能恶化预后[94, 95]。不同步可通过调整呼吸机设置来限制,或通过给予神经肌肉阻滞剂来消除。
在特定的压力控制通气模式下,不提供吸气同步的可能性(如气道压释放通气或APRV中无触发),呼吸努力产生SV,叠加于机械通气周期之上[91]。自主呼吸努力具有有益效应(改善氧合、肺泡复张、预防通气诱导的膈肌损伤),这些效应应与有害效应(经肺压力和潮气量增加、钟摆呼吸、肺间质血管跨血管压力增加以及肺水肿风险)相权衡[91]。获益-风险平衡取决于呼吸疾病的严重程度和SV水平[91]。SV超过总分钟通气量的30%或50%可能有害。如果呼吸机设置所定义的通气增加和/或镇静过深,SV倾向于下降。相反,如果呼吸机设置的通气不足和/或镇静不足或存在代谢性酸中毒,SV则增加[92]。
SV可通过镇静和呼吸机所输送的通气水平进行调节。
非同步压力控制通气(如APRV)通过限制压力或容量控制辅助通气中所观察到的不同步来促进SV。与非同步压力控制通气(如APRV)相关的SV与呼吸努力增加相关,可通过气道闭合压的变化来检测。
SV对氧合和呼吸力学的有益效应已在动物模型中得到证实,并在小样本患者的临床研究中得到确认。一项单中心随机研究在30例多发性创伤机械通气患者中比较了APRV中的SV与压力控制通气(镇静和神经肌肉阻滞),显示SV对气体交换、呼吸力学和通气持续时间具有有利效应[96]。镇静策略、组间通气模式的巨大差异以及患者数量少,使得无法就SV的获益得出结论。这些方法学障碍存在于大多数评估SV获益的研究中。
在最近一项随机单中心试验中,纳入138例机械通气至少48小时且PaO2/FiO2比值<250 mmHg的患者,将保护性通气策略(6 mL/kg PBW,平台压<30 cmH2O,PEEP依据ARDSNet方案的PEEP-FiO2表指导)与旨在鼓励自主呼吸(SV)的APRV(潮气量6 mL/kg PBW,平台压<30 cmH2O,PEEP 5 cmH2O)进行比较[97]。两个研究组的镇静策略相同。第28天无通气天数(主要终点)在APRV组显著更多。同样,APRV组的顺应性和氧合参数显著改善,而镇静需求更少[97]。两组的潮气量和驱动压相当,而APRV组的PEEP和平台压显著更低[97]。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其为单中心研究、患者数量少,以及调整APRV设置的“呼吸治疗师”的经验难以掌握[97]。尽管如此,本研究显示了一种旨在达到适度SV水平(约占分钟通气量的30%)的策略的可行性。APRV组并发症并不更频繁,其中气胸发生率较低(4.2%)[97]。
一项非同步模式(如APRV)与完全或部分同步的压力控制通气进行了比较(交叉、随机生理学研究)[98]。在非同步情况下,潮气量和跨肺压显著更低,而SV与呼吸努力增加相关,可通过监测气道闭合压检测到[98]。
一项随机对照多中心试验比较了在给定潮气量、吸气末压、PEEP、镇静、脱机PEEP和脱机通气策略设置下,系统性鼓励SV的通气与辅助控制通气的影响。该试验(BiRDS)在纳入700例患者后完成,结果待公布(www.clinicaltrials.gov NCT01862016)。研究方案允许调整镇静和通气水平以实现SV的目标。
领域5:俯卧位通气
R5.1 – 对于PaO2/FIO2比值<150 mmHg的ARDS患者,应使用俯卧位通气以降低死亡率。每次应至少连续执行16小时。
GRADE 1 +,强烈共识
ARDS期间使用俯卧位通气(PP)已在8项随机对照试验中进行了研究,其中5项为大型试验[10, 45, 99–101],3项为较小试验[102–104]。最近的荟萃分析得出结论,PP组与仰卧位组之间的死亡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105]。该荟萃分析包括3项敏感性分析,分别探讨保护性通气的作用、PP的持续时间以及纳入时低氧血症的严重程度。当试验方案规定使用保护性机械通气时,PP有利于降低死亡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5]。对于持续超过12小时的PP,死亡率降低具有显著性,而较短的PP sessions则不然[105]。对于低氧血症最严重的中重度ARDS患者,PP有利于降低死亡率且具有显著性,而对于低氧血症较轻的患者(轻度ARDS)则无显著性。
在27个重症监护病房开展的PROSEVA研究[10]显示,ARDS患者经过12至24小时稳定期后纳入研究,其PaO2/FIO2比值< 150 mmHg,同时PEEP至少5 cmH2O、FIO2至少60%、潮气量6 mL/kg PBW,病死率显著降低。这证实了此前一项基于个体数据的荟萃分析[106]。在PROSEVA试验的PP组中,患者平均接受4次PP治疗,每次连续17小时(方案计划每次至少16小时)。即使氧合没有改善,PP仍继续进行。
PP价格低廉且实施简单。优化PP的安全性要求每个科室都有书面操作规程,并对护理团队进行专门培训。
领域6:体外气体交换
静脉-静脉体外膜氧合R6.1——对于严重ARDS患者,当PaO2/FiO2 < 80 mmHg和/或尽管优化了ARDS管理(包括高PEEP、神经肌肉阻滞剂和俯卧位通气),但因平台压升高而使机械通气变得危险时,可能应考虑静脉-静脉体外膜氧合(ECMO)。应通过联系专家中心尽早评估使用ECMO的决定。
GRADE 2 +,强烈共识
评估ECMO在ARDS中疗效的研究很少。多中心CESAR试验[107]将180例患者随机分配至转运至ECMO中心以评估是否适合ECMO,或接受常规通气支持。ECMO组6个月时死亡和/或严重残疾的主要结局显著较少见,但其解读受到以下因素限制:大量对照患者未接受保护性通气,以及随机分配至转运并评估ECMO组的患者中有25%实际未接受ECMO[107]。
两项使用倾向评分匹配的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108, 109]提示,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将A(H1N1)相关ARDS患者转运至擅长静脉-静脉ECMO的转诊中心可能有益。
随机对照的EOLIA试验[110]评估了在重度ARDS中早期启动静脉-静脉ECMO的效果,同时避免了CESAR的方法学偏倚。这项多中心试验纳入了249例机械通气时间少于7天的重度ARDS患者。随机分配至早期ECMO组的患者立即接受经皮静脉-静脉置管,而对照组患者则接受方案化常规机械通气管理。纳入时,平均PaO2/FiO2比值为72,SOFA评分高于10,75%的患者正在接受血管升压药[110]。应当注意,所有对照组患者均接受了神经肌肉阻滞剂,其中90%接受了长时间俯卧位通气(PP)。ECMO组的60天死亡率低11%(35%对46%),尽管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p = 0.09)[110]。相比之下,对照组第90天治疗失败的风险(ECMO组死亡,对照组死亡或交叉至ECMO)显著更高[110]。与ECMO相关的并发症不常见,且ECMO组观察到的卒中病例更少。28%的对照组患者因难治性低氧血症使用了补救性ECMO[110]。这些患者病情极重,在启动ECMO前数小时内临床状态迅速恶化。其死亡率为57%,其中6例在接受心肺复苏期间需要静脉-动脉ECMO[110]。
尽管本研究频率学派分析在严格统计学意义上为阴性(60天死亡率,35%对46%,p = 0.09),但对EOLIA的事后贝叶斯分析[111]在关于ECMO治疗ARDS疗效的先验信念和知识的不同假设下显示,如EOLIA试验中ECMO降低死亡率的后验概率非常高(介于88%和99%之间)。此外,EOLIA试验表明,在高容量专家中心提供ECMO是安全的[110]。它允许应用超保护性通气,其中呼吸机产生的压力和容积大幅降低,从而保护肺免受进一步的呼吸机相关肺损伤。EOLIA试验还证明了医院网络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可由ECMO流动团队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安全地将最重症患者通过ECMO转运至ECMO转诊中心[110]。
低流量体外CO2清除 R6.2——现有数据不允许就ARDS期间使用低流量体外CO2清除提出推荐意见。
无推荐意见
动静脉或静脉-静脉低流量体外CO2清除(ECCO2R)通过控制分钟通气量降低所导致的高碳酸血症,允许在ARDS期间采用所谓的“超保护性”通气策略(潮气量 < 6 mL/kg PBW,并降低平台压、驱动压和呼吸频率)。十项研究检验了该方法[112–121],但总体证据水平非常低。在唯一一项近期随机对照试验中,共纳入79例患者,对照组与ECCO2R组第60天无呼吸机天数无差异,尽管事后分析提示ECCO2R对低氧血症最严重的患者(纳入时PaO2/FiO2 < 150 mmHg)有益[113]。
观察性研究提示,高碳酸血症在ARDS中具有不利的预后影响;在多变量分析中,它与肺血管和右心室功能障碍[36]以及死亡率[19]相关。ECCO2R可降低接受“常规”保护性通气(潮气量约6 mL/kg PBW)[112, 115, 116, 122–124]或超保护性通气[117, 120]的高碳酸血症ARDS患者的PaCO2。尽管如此,控制高碳酸血症对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积极作用尚待在ARDS中得到证实。
ECCO2R对ARDS患者PaO2的影响并不恒定,一些研究报告有改善[119–122],而许多其他研究则报告无显著影响[112, 114, 115, 117, 118, 124, 125]。由于ECCO2R仅提供有限的血液氧合,在最严重的低氧血症患者中需要使用静脉-静脉ECMO。最后,ECCO2R与多种并发症(出血、血栓形成和感染)相关,应在其潜在获益与这些并发症之间进行权衡[126]。
领域7:吸入一氧化氮
R7.1 – 专家建议,对于尽管实施了保护性通气策略和俯卧位通气但仍存在深度低氧血症的ARDS病例,可在考虑使用静脉-静脉ECMO之前使用吸入一氧化氮。
专家意见
一氧化氮(NO)最初被视为污染物,它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味无色的气体,其特性由Furchgott、Ignarro、Murad和Moncada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中所证实[127]。NO由内皮细胞产生,通过增加平滑肌细胞中环磷酸鸟苷的水平诱导血管舒张。根据其浓度,NO除具有血管舒缩特性外,在ARDS背景下还产生许多可能具有意义的促炎或抗炎作用[128]。值得注意的是,它减弱白细胞活化和炎症反应,减少血小板聚集,具有支气管舒张作用,并促进表面活性物质的产生。
吸入后,NO弥散进入通气区域并在其中诱导血管舒张,随后通过与血红素的亚铁和三价铁离子反应迅速结合血红蛋白,形成亚硝基化血红蛋白[128]。通过与氧合血红蛋白(肺中的主要形式)反应,NO形成高铁血红蛋白和硝酸盐,并不会导致全身性血管舒张。约70%的吸入NO(iNO)以硝酸盐形式随尿液排出[129]。iNO是一种选择性肺动脉舒张剂,可能通过减少分流改善气体交换,并控制肺动脉高压和右心室功能不全——后者在ARDS中预后不良[130, 131]。此外,其对血小板和白细胞的作用可能在ARDS中具有治疗价值。
吸入NO可扩张通气区域的肺血管,并通过优先将血流重新分布至这些区域来改善通气/血流比值。11项随机试验报告,治疗24小时后PaO2/FiO2比值改善[132]。然而,这种改善是短暂的,仅有基于4项试验的分析表明治疗96小时后改善持续存在[132]。请注意,如果存在肺动脉高压,反应更大;可能改善氧合的浓度通常低于5/百万(ppm)[133];高于10 ppm的浓度有时与PaO2/FiO2比值恶化相关,可能是由于NO弥散至无通气区域[134]。
迄今,共有8项随机研究纳入总计1025例ARDS成人患者,其中至少10例接受iNO治疗,评估了该治疗对死亡率的影响[133, 135–140]。这些研究均未发现28天或长期生存率有显著改善。对现有随机研究的分析显示,iNO不改变机械通气持续时间、重症监护停留时间或气压伤并发症的发生。这些研究大多发表于1997年至2004年间,偏倚风险相对中等,但存在一定数量的方法学问题,使解释复杂化。这些研究大多缺乏把握度,且就ARDS病因而言评估的是异质性患者的反应。给药方式(浓度、持续时间、反应评估、撤机)和监测定义不充分,且在各研究之间差异很大。此外,这些研究是在ARDS保护性通气策略普及之前进行的。在最近一项纳入385例患者的研究中,2组的潮气量均为10 mL/kg[139]。没有任何研究报告对保护性通气策略的依从性,这些研究中也没有机械通气撤机或镇静优化的方案。因此,难以就iNO在ARDS中的任何获益得出确定性结论。
鉴于相当有利的获益-风险比,吸入一氧化氮(iNO)在减少肺内分流方面的生理效应,以及改善气体交换、右心室功能和心输出量的作用,可能使其在严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中当俯卧位通气(PP)和机械通气优化仍不能纠正低氧血症时具有使用合理性。生理学研究和主要临床试验的数据表明,iNO具有良好的安全性特征,其潜在不良反应——尤其是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血小板聚集抑制和全身血管扩张——若遵循若干注意事项,则无显著临床意义[135, 141–143]。在氧气存在下,NO转化为亚硝酸盐(NO2),继而转化为硝酸盐(NO3)。然而,若与高吸入氧浓度(FiO2)一起吸入,NO与活性氧 species 可形成潜在毒性分子,尤其是过氧亚硝酸盐(ONOO−)[141]。NO还可与酪氨酸等氨基酸结合,引起蛋白质的翻译后修饰,如亚硝化、亚硝基化和硝化。此外,一项临床试验[136]和近期一项荟萃分析[132]描述了肾毒性风险。一项试验的系统综述揭示,肾毒性风险似乎仅限于长期暴露于高浓度iNO的ARDS患者[144]。为限制iNO并发症的风险,宜采取以下措施:(1)通过使用能够与吸气流量同步吸入并精确监测NO和NOx浓度的给药系统来尽量减少暴露;(2)使用改善PaO2/FiO2比值的最低有效浓度,且不对无反应患者维持iNO;(3)每日重新评估反应和所需剂量。在长期使用的情况下,还应监测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最后,iNO撤除应循序渐进,以限制肺动脉压骤然升高的风险。
参考来源
- Papazian L, Aubron C, Brochard L, et al. Formal guidelines: management of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nn Intensive Care. 2019. PMID: 31197492. doi:10.1186/s13613-019-0540-9
- 全文:PMC6565761(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656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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