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以南非洲成人脓毒症的病因与结局: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
该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纳入15篇文章(14项前瞻性临床研究,来自6个国家9个中心,2800例成人社区获得性脓毒症患者),汇总撒哈拉以南非洲脓毒症的诊断定义、病因和临床结局。多数患者为HIV感染者(1712/2577,66%),结核分枝杆菌是血流感染最常见病因。Sepsis-2定义脓毒症院内死亡率为19%(95%CI 12–29%),严重脓毒症为39%(95%CI 30–47%),28/30天严重脓毒症死亡率为54%(95%CI 37–70%)。脓毒症死亡率与HIV感染比例相关(p=0.006),但严重脓毒症中无此关联。作者认为该地区脓毒症结局差,最佳抗微生物策略(包括结核治疗的作用)尚不明确,需建立适用于低资源环境的标准化脓毒症诊断标准。
要点
-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epsis-2定义脓毒症的汇总院内死亡率为19%(95%CI 12–29%),严重脓毒症为39%(95%CI 30–47%)。
- 严重脓毒症28/30天死亡率为54%(95%CI 37–70%),但研究间异质性显著,汇总估计需谨慎。
- 患者以年轻HIV感染者为主:2577例有HIV状态者中1712例(66%)HIV阳性,结核分枝杆菌是寻求血培养时最常见的血流感染病因。
- 脓毒症院内死亡率与HIV感染比例显著相关(p=0.006),但严重脓毒症中HIV比例、招募年份和年龄均与死亡率无关。
- 唯一定义感染性休克的研究中,27例患者院内死亡16例(59%,95%CI 39–77%),感染性休克结局数据总体缺乏。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标准:前瞻性队列研究、非随机干预研究或随机对照试验,招募撒哈拉以南非洲>13岁成人社区获得性脓毒症患者,可提取脓毒症成人总数及病因或结局数据。
- 排除标准:2000年前发表的研究、招募预先选定人群(如产褥期脓毒症)的研究、回顾性研究。
- 多数研究排除外科或产科患者;现有研究多来自三级转诊中心,结果可能不适用于地区医院或初级卫生保健机构。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Sepsis-2脓毒症:SIRS加疑似或确认感染;8/13项使用SIRS作为纳入标准的研究采用此定义(共1255例患者)。
- Sepsis-2严重脓毒症:SIRS加器官功能障碍;5/13项研究采用此定义(共1347例患者),最常用的器官功能障碍标准为低收缩压。
- SIRS定义本身存在异质性:13项研究中6项因资源限制未使用白细胞计数标准,13项研究使用了4种不同的体温阈值定义低体温或高热。
- 一项研究使用非Sepsis-2定义:发热加一项严重度标准,改编自WHO严重疟疾定义。
- 唯一明确界定感染性休克的研究定义:低血压(收缩压<90 mmHg或平均动脉压<65 mmHg)对2小时内静脉输注2 L液体无反应。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严重脓毒症患者入院时无法行走:两项赞比亚随机对照试验中66–74%患者无法行走,中位持续5–16天;乌干达严重脓毒症患者入院前中位不适14天。
- 乌干达前后对照干预试验的「干预前」组中,49%(117/245)严重脓毒症患者在就诊6小时内未接受任何抗微生物药物。
- 两项赞比亚随机对照试验的常规治疗组中,尽管中位door-to-antibiotic时间为1.3–1.5小时、入院6小时内中位输注1.3–2.0 L静脉液体,死亡率仍高;两试验合计仅1%(3/318)患者在ICU接受治疗。
- 一项研究中20株革兰阴性杆菌(16株大肠埃希菌,其余为克雷伯菌、沙门菌和柠檬酸杆菌属)中9/20(45%)对第三代头孢菌素耐药,且与死亡率强相关;第三代头孢菌素耐药血流感染患者全部死亡,敏感感染患者仅1/11(9%)死亡(p<0.0001)。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纳入15篇文章(14项前瞻性临床研究,来自6个国家9个中心,共2800例独特参与者),包括11项队列研究、2项随机对照试验和1项前后对照干预试验。
- 人群特征:中位年龄27–39岁;2577/2800例有HIV状态数据,1712/2577(66%)HIV阳性,研究间HIV率中位70%(IQR 42.5–82.5%)。
- Sepsis-2脓毒症院内死亡率19%(95%CI 12–29%,7项研究1159例);Sepsis-2严重脓毒症院内死亡率39%(95%CI 30–47%,7项研究983例);严重脓毒症28/30天死亡率54%(95%CI 37–70%,3项研究484例)。
- Meta回归:在Sepsis-2脓毒症研究中,HIV感染比例与院内死亡率显著相关(似然比检验p=0.006),招募年份未达显著(p=0.06);严重脓毒症研究中招募年份和HIV比例均无显著关联(p=0.51和p=0.83);中位年龄在脓毒症和严重脓毒症分析中均无显著关联(p=0.66和p=0.50)。
- 单一研究内比较:严重脓毒症HIV患病率26/32(81%)vs脓毒症161/213(76%),差异无统计学显著(p=0.89),但例数少。
- 感染性休克:唯一明确界定感染性休克的研究中,27例患者可提取院内死亡率,16/27(59%,95%CI 39–77%)死亡。
- 病因:需氧血培养最常见分离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105/458(23%)、非伤寒沙门菌75/458(16%)和肺炎链球菌68/458(15%);一项对336/426例冷冻血标本的多重PCR检出至少一种潜在病原体245/336例,最常见为巨细胞病毒139/336(41%)、结核分枝杆菌70/336(21%)、疟原虫属35/336(10%)和肺炎链球菌31/226(9%);细菌性人畜共患病或立克次体病少见6/336(2%)。
- 仅2/11项研究报告需氧血培养分离株的抗微生物敏感性;一项研究报告95%沙门菌分离株对氯霉素和甲氧苄啶-磺胺甲噁唑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均对苯唑西林敏感。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方案在PROSPERO预注册(CRD42019123589),遵循PRISMA指南。
- 偏倚风险评估:使用改良Newcastle-Ottawa量表,总体偏倚风险低;最常见问题为暴露确定(6/14项研究缺乏HIV检测程序细节)或可比性(5/14项研究未检测乳酸和/或未提供入组生理学细节)。
- 局限:检索可能遗漏研究。
- 局限:排除预先选定人群(特别是产科或外科脓毒症)的研究,导致结果无法推广至外科或妊娠患者。
- 局限: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未纳入,可能因地理限制导致偏倚。
- 局限:鉴于研究主要来自三级机构,结果可能无法推广至地区医院或初级卫生保健机构的脓毒症。
- 局限:死亡率估计存在异质性,汇总估计应谨慎看待。
- 局限:与所有Meta回归一样,存在混杂或生态学偏倚的可能性;改良Newcastle-Ottawa量表存在公认的信度和效度问题,偏倚估计可能被低估。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脓毒症以晚期HIV高流行和结核分枝杆菌为重要病因为特征,现有高收入国家脓毒症方案基于快速给予广谱抗微生物药物覆盖常见革兰阳性和革兰阴性病原体而非分枝杆菌,但结核治疗在该人群中的使用尚不明确,因数据缺乏无法从所纳入研究中作出任何推荐。
- 作者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指导临床医生在脓毒症中最佳使用结核诊断试验或经验性治疗,以及危重患者中结核治疗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 作者认为,需要开发易于应用的脓毒症定义或对现有筛查评分(如qSOFA)进行务实修改,以提高证据基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普遍性和实用性。
- 作者认为,需要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独特人群开展干预研究。
指南或共识出处
- 文章引用的指南:Sepsis-3国际共识诊断定义(第三版国际脓毒症共识诊断标准)。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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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脓毒症最近被定义为由宿主对感染反应失调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1],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且死亡率高:近期估计每年有1940万例病例和530万例死亡[2]。在高收入地区,结局正在改善,部分归因于对不断扩展的证据基础的全面应用,包括早期识别、快速给予适当抗菌药物、积极液体复苏配合生理学强化监测和器官支持提供[3, 4]。在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在内的低资源地区,数据有限,但一些研究已发现高死亡率[5]。显然,在高收入地区制定的脓毒症方案不应简单地原样输出到sSA:一项成人随机对照试验(RCT)和一项儿童RCT已表明积极液体复苏有害[6, 7],在提出sSA液体管理指南之前需要谨慎。
数据的缺乏对提出针对sSA的脓毒症管理方案构成挑战。首先,为临床实践或研究定义脓毒症存在问题。最近的Sepsis-3指南(脓毒症国际共识诊断定义的第三次迭代)建议使用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来操作化脓毒症的诊断[1]。由于变量(特别是实验室值)的可获得性不完整,将该评分应用于资源有限的环境是困难的。床旁“快速SOFA”(qSOFA)评分可以识别死亡风险较高的患者,但它是筛查而非诊断工具[8–10]。既往版本的指南使用全身炎症反应评分(SIRS)结合疑似感染来定义脓毒症,严重脓毒症定义为在此基础上出现器官功能障碍[11],但SIRS虽然在床旁适用,却因缺乏判别力而受到批评[12]。
其次,sSA中脓毒症的最佳临床管理尚不清楚。早期、适当的抗菌药物在高收入地区可改善结局[13, 14],这很可能是一项可转移到sSA的建议。当然,快速给予抗菌药物似乎不太可能像积极液体复苏那样对结局产生不良影响,并可能代表改善结局的重要第一步。然而,在缺乏可靠的脓毒症病因学数据的情况下,“适当”的经验性抗菌化疗由什么构成在sSA仍是一个开放问题。结核病和疟疾当然发挥重要作用,虫媒病毒感染、细菌性人畜共患病和HIV机会性感染也可能重要[15–19]。
最后,sSA中脓毒症的结局在不同研究之间具有异质性[20, 21],且长期随访稀少。高收入地区出院后脓毒症死亡率显著(1年时为11–43%),发病率亦然[22],但sSA的出院后结局未知。
因此,我们对来自sSA的临床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有三个目的:描述所使用的脓毒症定义、感染病因学和临床结局。
方法
本系统综述的方案已在PROSPERO预注册,编号CRD42019123589,并遵循PRISMA指南。
检索
使用框1中显示的检索词,在PubMed和Scopus的所有字段中进行了检索。检出的摘要被导出至Endnote X7.8(Thomson Reuters,美国),并依据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筛选。
纳入标准如下:前瞻性队列研究、非随机干预研究或随机对照试验,招募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社区获得性脓毒症成人(>13岁),且能够拆分出脓毒症成人总数,并能提取病因学或结局数据。接受任何研究定义的脓毒症定义。回顾性研究因偏倚风险高而被排除:我们担心在资源匮乏环境中病历往往不完整,这可能引入显著偏倚。排除标准为2000年之前发表的研究以及招募预选人群的研究,例如产褥期脓毒症。无语言限制。
摘要由两位作者(JL和JR)筛选,分歧通过共识解决。所有纳入的摘要均由同一批作者进行独立的全文审阅,并再次应用纳入和排除标准,分歧通过共识解决。数据提取至Excel电子表格(Microsoft,美国)以供进一步分析:研究第一作者、招募年份、纳入和排除标准、招募患者数量及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HIV感染参与者比例及CD4计数数值)、院内、28天或30天死亡率,以及所进行的任何病因学检查的详细信息。
质量评估
采用改良的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评估选择、可比性和结局领域的偏倚风险(完整量表见附加文件1)。该评估由两位作者独立完成,分歧通过共识解决,以提供纳入所有领域的每项研究的单一评估。
统计分析
由于对在高度异质性人群中进行比例Meta分析的担忧,我们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按纳入标准对结局进行分层Meta分析:脓毒症-2脓毒症、脓毒症-2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3脓毒症(如有数据)。死亡率以精确二项置信区间的简单比例表示,合并死亡率估计值使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正态-二项模型)计算,使用R软件中的meta和lme4软件包。对于干预性研究,仅将研究中常规治疗组的结局纳入这些估计。异质性通过τ2、I2和Cochran's Q检验进行量化。进行了探索性Meta回归,通过将协变量作为固定效应纳入(招募年份、HIV感染患者比例和中位年龄)来探索异质性,并通过嵌套模型的似然比检验来检验模型拟合是否改善。p值<0.05被认为拟合具有统计学显著改善。Meta回归的气泡图通过1000次Bootstrap重复获得的95%置信区间生成。28天和30天死亡率的汇总估计值(如有数据)合并考虑并以相同方式呈现。疟疾、血流感染(BSI)和结核分枝杆菌血流感染(MTB-BSI)的合并患病率估计值使用上述随机效应Meta分析计算。对于这些病因学分析,我们纳入所有研究,不论脓毒症定义如何,并包括随机对照试验的常规治疗组和干预组。所有分析均在R V3.5.1(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维也纳,奥地利)中进行。
结果
摘要检索于2018年7月17日获得3951条唯一记录(图1),其中3902条被排除。在筛选49篇全文文章后,保留15篇。其中1篇文章是对先前呈现队列的病因学的二次分析[23],即共纳入15篇文章,报告了来自6个国家9个中心的14项前瞻性临床研究。这些包括11项队列研究[5, 20, 21, 24–31]、2项随机对照试验[32, 33]和1项前后干预试验[34](表1)。
来自2800名唯一参与者的数据符合条件(表1)。部分参与者的数据出现在两篇或更多独立发表物中,但我们能够提取汇总数据,使得没有参与者重复贡献数据。总体而言,通过改良Newcastle-Ottawa量表评估的偏倚风险较低(附加文件2)。最常识别的关注领域在于暴露的确定(所有研究均确定了HIV状态,但14项研究中有6项缺乏HIV检测程序的详细信息)或可比性方面(14项研究中有5项未检测乳酸和/或未提供入组生理学详细信息,这两者均为我们改良Newcastle-Ottawa评分可比性域的组成部分)。被纳入已识别研究的患者中位年龄范围为27至39岁,且以HIV感染为主:2800名患者中有2577名具有可用的HIV状态,其中1712/2577(66%)为HIV感染,尽管HIV感染率在各研究间存在差异(中位数70% [IQR 42.5–82.5%],表1)。
大多数研究采用改良的脓毒症-2定义(脓毒症或严重脓毒症)招募患者,尽管各研究定义存在异质性(主要研究的纳入和排除标准见附加文件3)。14个队列中有13个使用SIRS来定义脓毒症或严重脓毒症,但SIRS本身的定义各不相同。使用SIRS的13项研究中,有6项因资源限制未使用白细胞计数标准,且13项研究使用了四种不同的体温阈值来定义低体温或高体温。
在将SIRS作为纳入标准组成部分的13项研究中,8/13招募的患者定义符合脓毒症-2脓毒症(SIRS加疑似或确诊感染,共1255例患者),5/13研究招募的人群符合脓毒症-2严重脓毒症,即SIRS加器官功能障碍(共1347例患者)。使用了多种器官功能障碍标准,包括高乳酸血症或较差的卡氏功能状态评分;最常见的器官功能障碍标准是收缩压降低,在所有五项研究中均有应用。没有研究专门招募感染性休克患者,且尽管频繁使用低收缩压作为严重脓毒症的定义标准,仅一项研究[28]明确界定了感染性休克,使用的定义是对2小时内静脉输注2 L液体无反应的低血压(收缩压<90 mmHg或平均动脉压<65 mmHg);150例招募患者中有27例符合该定义。
唯一一项使用非脓毒症-2基础定义的研究将脓毒症定义为发热加一项严重程度标准[25],改编自WHO严重疟疾定义。
结局
除一项对储存样本的回顾性研究[23]外,所有研究均报告了院内死亡率或28/30天死亡率,剩余14项研究具有结局数据。其中,11项仅报告院内死亡率,3项同时报告28/30天死亡率和院内死亡率,1项仅报告28/30天死亡率。没有研究报告长期结局或发病率估计。因此,我们汇总了13项使用脓毒症-2基础纳入标准且有结局数据的研究:符合脓毒症-2的脓毒症(来自七项研究的1159例参与者)和严重脓毒症(来自七项研究的983例参与者)的院内死亡率数据均可获得。28/30天死亡率数据仅严重脓毒症可获得(来自三项研究的484例患者)。脓毒症-2定义的脓毒症和严重脓毒症的合并院内死亡率估计分别为19%(95% CI 12–29%)和39%(95% CI 30–47%),脓毒症-2定义的严重脓毒症的合并28天和30天死亡率为54%(95% CI 37–70%),但研究间存在显著异质性,意味着这些汇总估计应谨慎对待(图2)。
采用meta回归探讨异质性。在纳入Sepsis-2定义脓毒症患者的研究中,将HIV感染参与者比例作为固定效应协变量纳入时,其与住院死亡率显著相关(嵌套模型似然比检验p = 0.006),但招募年份不相关(p = 0.06)。在Sepsis-2严重脓毒症研究中,招募年份和HIV感染参与者比例均与住院死亡率无关(p = 0.51和p = 0.83)。总体而言,严重脓毒症研究中HIV感染参与者比例似乎高于招募脓毒症患者的研究(图3);仅在一项研究[26]中可能提取数据以比较同一研究中脓毒症与严重脓毒症的HIV患病率:按绝对值计算,严重脓毒症的HIV患病率更高,但例数较少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严重脓毒症HIV患病率26/32 [81%] vs 脓毒症161/213 [76%],p = 0.89)。在脓毒症或严重脓毒症分析中,中位年龄与院内死亡率无关(嵌套模型似然比检验p = 0.66和p = 0.50)。鉴于报告28天或30天死亡率的研究数量较少,未进行meta回归。
脓毒性休克结局数据基本缺失。仅在唯一一项定义脓毒性休克的研究中可提取27例患者的院内死亡率:16/27(59%,95% CI 39–77%)患者死亡。
病因学
可从14项研究中提取病因学数据:11/14报告需氧血培养数据,4/14报告分枝杆菌血培养数据,9/14报告疟疾数据(图4),1/14报告对Jacob等2012年[34]储存样本进行的回顾性聚合酶链反应(PCR)诊断。图4所示数据来自Jacob等2012年原始研究[34],而非回顾性PCR诊断;后者如下所述。总体而言,除分枝杆菌血培养(在4项研究中开展)外,研究通常对所有患者进行病因学检测而非限于某一亚组;分枝杆菌血培养在2/4项研究中限于HIV感染参与者,在1/4项研究中限于单一研究中心(各研究病因学检测可及性的详细信息见附加文件4)。
除回顾性PCR研究外,所有研究均通过血涂片诊断疟疾;一项研究[29]还额外使用了快速诊断试验和疟疾特异性PCR。需氧血培养分离出的病原体见附加文件5。最常见的分离病原体为金黄色葡萄球菌(105/458 [23%])、非伤寒沙门菌(75/458 [16%])和肺炎链球菌(68/458 [15%])。所有报告血培养结果的研究均描述了所用的微生物学方法,但仅6/11报告了研究期间的外部质量控制程序。
仅2/11的研究提供了需氧血培养分离菌株的抗菌药物敏感性模式数据。一项研究[5]仅提供了有限的细节,指出95%的沙门菌分离株对氯霉素和甲氧苄啶-磺胺甲噁唑耐药,且所有金黄色葡萄球菌样本均对苯唑西林不耐药。第二项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细节,但数量很少,限制了可得出的结论;在20株分离的革兰阴性杆菌中(16株大肠埃希菌,其余为克雷伯菌属、沙门菌属和柠檬酸杆菌属),9/20(45%)对第三代头孢菌素耐药,且这与死亡率密切相关。所有第三代头孢菌素耐药血流感染患者均死亡,而敏感感染患者中仅1/11(9%)死亡(p < 0.0001)。
一项研究[23]报告了对336/426名参与者的冷冻保存血液标本进行多重PCR的结果,在245/336份样本中鉴定出至少一种潜在病原体,最常见者为巨细胞病毒(139/336 [41%])、结核分枝杆菌(MTB)(70/336 [21%])、疟原虫属(35/336 [10%])和肺炎链球菌(31/226 [9%])。细菌性人畜共患病或立克次体病不常见(6/336 [2%])。
讨论
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院内脓毒症和严重脓毒症死亡率很高。我们发现,按Sepsis-2定义的脓毒症合并院内死亡率为19%(95% CI 12–29%),按Sepsis-2定义的严重脓毒症为39%(95% CI 30–47%)。按Sepsis-2定义的严重脓毒症合并28/30天死亡率为54%(95% CI 37–70%)。脓毒症死亡率研究间的部分异质性可能源于纳入标准的不一致,部分变异性可由HIV感染参与者的比例来解释。将这些死亡率估计值直接与高收入地区的结局进行比较较为困难,因为脓毒症死亡率的估计值通常来源于行政数据库,且对编码策略敏感。最近一项荟萃分析[2]对2003年后高收入地区人群水平估计值进行分析,估计脓毒症和严重脓毒症的合并30天死亡率分别为17%(95% CI 11–26%)和26%(95% CI 20–33%)。用于验证qSOFA评分的大型美国患者队列[8](n = 74,453)发现的脓毒症死亡率(按Sepsis-2定义)显著更低,为4%。
我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所描述的脓毒症结局很可能比高收入地区更差。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资源匮乏。HIV状态与死亡率的关联凸显了HIV作为sSA脓毒症不良结局驱动因素的潜在作用。就诊延迟或诊疗流程延迟也可能导致高死亡率。我们纳入的大多数研究未提供数据来验证这些假设,尽管有一些提示表明就诊可能存在延迟。在两项赞比亚随机对照试验(RCT)[33, 35]中,66–74%的重度脓毒症患者入院时无法行走,且这种情况的中位持续时间为5–16天;在乌干达,重度脓毒症患者在到达医院前不适的中位时间为14天[24]。关于诊疗流程的数据也大体缺乏,尽管在一项研究中延迟较为明显:在乌干达的一项前后对照干预试验[5, 34]的“干预前”组中,49%(117/245)的重度脓毒症患者在就诊后6小时内未接受任何抗菌药物,6小时内输注的静脉液体中位量为500 ml。然而,在已纳入的两项赞比亚RCT的常规治疗组中,尽管迅速启动治疗,死亡率仍然很高:从进门到使用抗生素的中位时间为1.3–1.5小时,入院后最初6小时内给予的静脉液体中位量为1.3–2.0 L。缺乏重症监护设施可能也起作用;同样,数据大体缺失,但在两项RCT合计中,仅1%(3/318)的患者在ICU接受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重度脓毒症的30天死亡率似乎高于院内死亡率,尽管置信区间有重叠。本研究未探讨其原因,但可能代表未控制的原发感染、脓毒症相关免疫抑制后的继发感染、非感染相关死亡,或医院做法(如对预后不良患者进行姑息性出院)。我们纳入的研究均未描述sSA脓毒症的长期(30天之后)结局,这凸显了资源有限地区未来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在资源有限地区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在后勤上较为困难,在碎片化且资源不足的卫生系统中将个体的诊疗事件在行政或临床数据库中进行匹配也同样困难,而后者对于从此类数据库中描述脓毒症结局是必要的;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可用数据缺乏。纳入的研究均未描述对卫生系统或个人的发病率或经济成本,但年轻成人群体(通常是任何社会中最具经济生产力的群体)的不良结局组合可能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影响。
与高收入环境相比,被纳入已识别研究的人群较年轻且以HIV感染者为主。HIV高流行率很可能影响致病病原体:在寻找血流感染最常见病因时,发现为结核分枝杆菌,非伤寒沙门菌和肺炎链球菌也常被分离到,二者均与HIV有强关联[36, 37]。中低收入国家(LMICs)危重症患者中HIV的管理鲜有描述;本综述强调,必须制定经过审慎考虑的HIV策略,并且需要为其提供依据的数据。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sSA)血流感染(BSI)致病病原体发病率的数据[38],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高流行率或许令人意外。尽管这可能代表真实BSI,但应考虑采集技术不佳或实验室误鉴的可能性;虽然可以将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作为可能污染菌从我们的分析中排除,但利用现有数据无法确定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血症是否代表真实BSI。尽管疟疾诊断数据来自在疟疾流行国家——马拉维、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开展的研究,疟疾仍不如细菌性血流感染常见,这凸显了疟疾流行地区发热的非疟疾病因日益重要。在唯一一项采用PCR描述血流感染以外脓毒症病因的研究中,巨细胞病毒(CMV)被分离到的频率极高。虽然它可在免疫功能受损者中引起疾病,但危重症中的CMV再激活在高收入环境中已被认识。由于未在非脓毒症对照组中进行病毒检测,因此CMV的因果作用尚不明确[39]。与来自sSA其他地区发热病因研究的稀疏数据[18]相比,细菌性人畜共患病罕见,尽管没有任何研究开展参考标准血清学检测。缺乏抗菌药物耐药性(AMR)模式的数据:一项患者数量较少的研究发现,革兰阴性菌第三代头孢菌素耐药(3GC-R)与死亡率显著相关。这一点,连同来自整个大陆提示3GC-R是新兴问题的数据[38, 40, 41],凸显了在sSA各地开展高质量国家和国家以下层级AMR监测以指导当地适宜治疗的必要性。
结核作为脓毒症病因的高流行率对sSA的适宜抗菌治疗具有重大意义。高收入环境当前的脓毒症方案基于快速给予广谱抗菌药物以覆盖常见革兰阳性和革兰阴性病原体,而非分枝杆菌。然而,在sSA该患者人群中应如何使用结核治疗仍远不明确,并且由于缺乏数据,无法根据我们识别的研究提出任何建议。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指导临床医生在脓毒症中最佳使用结核诊断检测或经验性治疗,同样需要在危重患者中开展结核治疗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我们识别出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在地理上受到限制:例如,乌干达贡献了8/15项研究,赞比亚贡献了3/15项。若干机构——主要是三级转诊中心——贡献了多项研究。大多数研究排除了外科或产科患者。这些研究 largely 使用了脓毒症-2定义来界定脓毒症和严重脓毒症,尽管做了一些修改,使得研究间的比较变得困难。为低资源环境开发易于应用的脓毒症定义——或对当前使用的筛查评分如qSOFA进行实用化修改——可以显著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sSA)证据基础的普遍适用性和效用。
我们的综述存在不足之处,包括我们的检索可能遗漏了研究。我们排除了预先选定人群中的研究(特别是产科或外科脓毒症),以最大化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并最小化潜在偏倚。这些人群也被所识别的研究先验地排除,导致结果无法推广至外科或妊娠患者。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未被代表,可能因地理限制而导致偏倚。同样,鉴于研究主要来自三级设施,结果可能无法推广至地区医院或初级卫生保健机构中的脓毒症。死亡率估计的异质性意味着汇总估计值应谨慎看待。与所有荟萃回归一样,存在混杂或生态学偏倚的可能性。在无法从所识别研究中拆分数据的情况下,我们未尝试获取个体参与者水平的数据。评估观察性研究的偏倚风险较为困难,尚无公认的金标准。我们选择使用纽卡斯尔-渥太华评分,这是一个常用的工具,但其信度和效度存在公认的问题[42, 43],因此我们的偏倚估计很可能被低估。
结论
我们已经证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脓毒症以晚期HIV感染的高流行率为主要特征,使较年轻人群面临与高收入/低HIV环境不同的微生物病因学脓毒症的高风险。尽管与高收入环境相比脓毒症患者年龄更轻,但短期结局较差,而长期结局数据和发病率数据均缺失。除血流感染和疟疾之外的脓毒症病因学数据缺乏,尽管结核病显然起着重要作用,这对选择适当的抗菌治疗具有意义,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为危重症结核病的治疗建立证据基础。开发和部署易于应用的脓毒症定义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脓毒症负担的理解,并且迫切需要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独特人群的干预研究。
脓毒症 AND ((安哥拉 OR 贝宁 OR 博茨瓦纳 OR 布基纳法索 OR 布隆迪 OR 喀麦隆 OR 佛得角 OR 中非共和国 OR 乍得 OR 科摩罗 OR 刚果共和国 OR 刚果(布) OR 刚果民主共和国 OR 科特迪瓦 OR 吉布提 OR 赤道几内亚 OR 厄立特里亚 OR 埃塞俄比亚 OR 加蓬 OR 冈比亚 OR 加纳 OR 几内亚 OR 几内亚比绍 OR 肯尼亚 OR 莱索托 OR 利比里亚 OR 马达加斯加 OR 马拉维 OR 马里 OR 毛里塔尼亚 OR 毛里求斯 OR 莫桑比克 OR 纳米比亚 OR 尼日尔 OR 尼日利亚 OR 留尼汪 OR 卢旺达 OR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OR 塞内加尔 OR 塞舌尔 OR 塞拉利昂 OR 索马里 OR 南非 OR 苏丹 OR 斯威士兰 OR 埃斯瓦蒂尼 OR 坦桑尼亚 OR 多哥 OR 乌干达 OR 西撒哈拉 OR 赞比亚 OR 津巴布韦) OR 非洲)
附加文件
附加文件1:改良纽卡斯尔-渥太华质量评价量表。(PDF 31 kb)
使用改良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进行质量评价的结果。数字为给定域介于0(低质量)和1(高质量)之间的标准化评分。(PDF 5 kb)
纳入研究的纳入和排除标准。(DOCX 16 kb)
按研究列出的诊断检测可及性。(DOCX 15 kb)
从需氧血培养中分离出的致病菌菌种。NTS = 非伤寒沙门菌(PDF 5 kb)
参考来源
- Lewis JM, Feasey NA, Rylance J, et al. Aetiology and outcomes of sepsis in adults in sub-Saharan Afric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rit Care. 2019. PMID: 31186062. doi:10.1186/s13054-019-2501-y
- 全文:PMC6558702(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6558702/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