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如何怀疑、识别与治疗——文献综述
本文综述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的病理生理、高危人群识别、诊断方法与治疗。从机械通气转为自主呼吸时,胸腔内负压、呼吸功增加和肾上腺素能张力升高可导致前负荷与后负荷增加、诱发心肌缺血和肺水肿。对撤机困难且呼吸功能已明显恢复者应怀疑此诊断,可用床旁超声、肺超声、心电图、BNP/NT-proBNP、肺水测量、被动抬腿试验及必要时肺动脉导管等确认。目前无国际指南推荐,治疗依据病理生理和小型研究,包括以BNP指导的液体负平衡与利尿、后负荷过高/心肌缺血时用硝酸酯、严重收缩功能障碍时改善收缩力及特定指征下的其他治疗。
要点
- 对COPD或已知/疑似心肺疾病患者撤机困难时,应怀疑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因临床和客观指标难以区分心脏与非心脏原因。
- 肺动脉导管定义撤机相关心血管功能障碍为SBT期间临床不耐受表现伴PAOP≥18 mmHg,需用食道压校正呼气用力导致的PAOP高估。
- SBT期间BNP升高超过12%可检测PAOP升高(诊断撤机诱发肺水肿,敏感度76%、特异度78%)。
- SBT期间EVLW指数升高超过14%诊断撤机诱发肺水肿的敏感度67%、特异度100%。
- SBT前被动抬腿试验阴性(前负荷无依赖)预测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敏感度97%、特异度81%。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因急性重症接受机械通气、撤机困难且呼吸功能已明显恢复的患者。
- 存在已知或疑似心肺疾病者,尤其COPD合并心血管疾病、缺血性心脏病、既往心力衰竭或心肌病患者。
- 年龄超过65岁和/或存在基础心脏或呼吸疾病者再插管风险高。
- 撤机前左室射血分数较低、充盈压较高者撤机失败风险增加。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撤机相关心血管功能障碍传统定义:SBT期间出现临床不耐受表现伴PAOP≥18 mmHg。
- SBT期间E/A>0.95联合E/e′>8.5可准确检测与左室舒张功能障碍相关的撤机诱发PAOP升高。
- SBT期间BNP升高超过12%可检测PAOP升高,诊断撤机诱发肺水肿敏感度76%、特异度78%。
- SBT期间血浆蛋白或血红蛋白浓度急性升高均大于5%提示肺水肿形成导致的血容量收缩,与PAOP>18 mmHg相关。
- SBT期间EVLW指数升高超过14%诊断撤机诱发肺水肿敏感度67%、特异度100%。
- SBT前被动抬腿试验阴性(心输出量不增加,提示前负荷无依赖)预测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敏感度97%、特异度81%。
- SBT期间收缩压>180 mmHg或血压变化>20%属于临床不耐受标准和撤机失败指标。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怀疑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时,应行诊断性检查以区分心脏与非心脏原因,包括床旁超声心动图、肺超声、心电图和心血管功能障碍生物标志物,必要时行右心导管和/或冠状动脉造影。
- 液体管理:以每日BNP指导的液体管理策略较医生指导策略缩短撤机时间,BNP指导组接受利尿剂(呋塞米和乙酰唑胺)比例更高、液体负平衡更显著,左室收缩功能障碍亚组获益最佳。
- Mekontso Dessap等研究中,存在代谢性碱中毒且无禁忌时加用乙酰唑胺:pH>7.45时250 mg每8小时,pH>7.50时500 mg每8小时。
- Lemaire等研究中,撤机困难COPD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接受静脉呋塞米80 mg/天,10天内平均体重下降5 kg,8例复查血流动力学者跨壁PAOP降低,15例中9例成功撤机。
- SBT期间收缩压>180 mmHg或变化>20%时,应先排除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疼痛、焦虑和阿片戒断等可逆因素,再考虑降压治疗;药物宜选起效快、半衰期短者,后负荷增高为主时可选血管扩张剂,心动过速的高肾上腺素能状态可选选择性β1受体阻滞剂或可乐定。
- 多巴胺以2–15 μg/kg/min输注刺激β1受体,增加心肌收缩力和内脏血流,但代价为心动过速和心律失常风险增加。
- 多巴酚丁胺7 μg/kg/min用于10例SBT期间PAOP升高的撤机困难COPD患者时,心率-血压乘积显著增加;多巴酚丁胺不适用于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舒张性心力衰竭)。
- 依诺西酮先以10 μg/kg/min给30分钟、后以30 μg/kg/min用于心脏术后左室功能障碍的9例撤机失败患者,自主通气期间心脏指数增加34%,平均动脉压、右房压和PAOP不变,9例中7例成功撤机;数据不足以支持其临床使用。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SBT期间出现临床不耐受表现伴PAOP≥18 mmHg,提示撤机相关心血管功能障碍。
- SBT期间SvO2明显下降反映氧输送不足以满足氧耗增加,提示心血管功能障碍参与且撤机失败可能性高。
- SBT期间收缩压>180 mmHg或血压变化>20%属于临床不耐受标准和撤机失败指标。
- 撤机诱发肺水肿可由心肌缺血诱发,缺血时可出现二尖瓣反流并进一步加重心血管功能障碍。
- COPD患者撤机困难时应考虑心血管源性,但COPD存在不能确定撤机失败的心血管 origin,还需考虑疾病药物控制不佳、肺过度充气和/或呼吸肌功能障碍导致的呼吸泵衰竭。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文为文献综述,总结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的临床与诊断要点及治疗。
- Epstein等发现多达三分之一的撤机失败完全或部分由充血性心力衰竭导致;在系统检查该病的经验丰富中心,撤机诱发心血管功能障碍患病率更高。
- 107例因COPD严重急性加重接受机械通气的患者中,未识别的既往心力衰竭常见;按现行指南早期发现并治疗心力衰竭(包括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选择性β1受体阻滞剂)缩短了机械通气时间和ICU停留时间并降低住院死亡率。
- Caille等在非选择机械通气患者中观察到撤机失败者心血管源性发生率高;与撤机成功者相比,失败者SBT开始前左室射血分数显著更低、充盈压更高。
- 在非心脏原因入ICU的患者中,撤机失败更多由不同程度左室舒张功能障碍而非收缩功能障碍导致。
- Mekontso Dessap等的随机研究显示,以每日BNP指导的液体管理策略较医生指导策略缩短撤机时间,且不增加血流动力学或肾功能不良后果。
- 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机械通气COPD患者使用乙酰唑胺未显著缩短机械通气时间。
- 脓毒症成人标准治疗加用左西孟旦与成功撤机可能性更低和室上性快速心律失常风险更高相关。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文献综述,汇总实验与临床研究、小型研究、病例报告和病例系列。
- 尚无国际指南针对确诊的撤机诱发心血管功能障碍的治疗给出循证推荐;已有专家提出的推荐和算法方法。
- 缺乏大型对照研究系统评价心血管药物和/或其他辅助治疗促进心血管源性撤机困难的有效性;治疗选择来自有限的小型研究、病例研究和病例系列报告。
- 左西孟旦改善撤机结局的随机临床试验正在进行(ClinicalTrials.gov标识NCT01721434),但该方案排除已有心血管疾病者。
- 西地那非虽有肺动脉高压病例的有利报告,但因证据有限目前不能推荐。
- 依诺西酮仅有少量研究,数据不足以支持其在撤机失败临床场景中使用。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对撤机困难且呼吸功能已明显恢复者,尤其COPD或已知/疑似心肺疾病患者,应提高对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的怀疑,因临床和客观指标难以区分心脏与非心脏原因。
- 诊断性检查可用床旁超声心动图(含组织多普勒评估E/A和E/e′)、肺超声、心电图、BNP/NT-proBNP、血容量收缩标志物、EVLW、被动抬腿试验,必要时肺动脉导管和/或冠状动脉造影。
- 液体负平衡是可干预变量,应常规关注;但仅前负荷过高导致的撤机失败才用利尿剂,过度利尿可致脱水、低血容量、低血压和肾功能障碍,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患者对容量变化高度敏感、利尿过度可致心输出量下降。
- 作者认为,基于病理生理和小型研究数据,日常实践中采用因果性药物治疗,如前负荷过高时及时利尿、后负荷过高和/或心肌缺血时用硝酸酯、严重收缩功能障碍时改善收缩力及特定指征下的其他合理治疗。
- 作者认为,在合适证据出现前,ICU医生应仔细个体化调整心血管治疗并监测个体反应,且仍需大量进一步研究。
- 心肌缺血所致肺水肿导致的持续撤机失败,在已知心肌缺血患者中可通过冠状动脉成形术治疗,冠脉灌注改善后成功拔管;严重二尖瓣狭窄者经皮球囊二尖瓣交界分离术后24小时撤机。
- 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可能有助于左室收缩功能障碍危重患者撤离循环和呼吸支持。
- 原文未据此给出推荐。
指南或共识出处
- 本文为文献综述,未引用特定指南或共识作为治疗出处;文中提及现行指南关于心力衰竭的早期发现和治疗(包括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选择性β1受体阻滞剂),但未写明指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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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导致机械通气撤机困难的众多原因和病理生理机制中[1, 2],呼吸系统衰竭被认为是最常见的原因,通常被视为呼吸负荷与呼吸肌能力之间的失衡[3–5]。心血管功能障碍作为撤机失败的潜在机制,虽然最初由Lemaire等人在1988年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中进行了描述[6],但在随后的十年中被较为低估。2002年,“撤机诱发的心力衰竭”这一术语被提出[7]。此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可识别,但其真实发生率尚不清楚。在一项早期研究中,Epstein等人[8]发现多达三分之一的撤机失败完全或部分源于“充血性心力衰竭”。在对此情况进行系统检查的经验丰富的中心,已报道了更高的撤机诱发心血管功能障碍患病率[9–13]。因此,该实体目前被认为较为常见,尤其是在机械通气患者的特定亚组中,如COPD和/或基础心脏病患者[6, 11–15]。
尽管在理解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的病理生理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证明通过适当治疗改善撤机结局的研究仍然匮乏[6, 16–21]。然而,尽管缺乏证明获益的充分证据,在日常临床实践中,照护心血管源性撤机困难机械通气患者的ICU临床医生经常通过使用主要借鉴自非ICU心脏病学循证证据的药物治疗来做出治疗决策。
我们进行了一项文献综述,以总结关于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最重要的临床和诊断方面的早期及当代证据,特别关注治疗。
病理生理学考虑
了解机械通气及其撤除过程中发生的心肺病理生理变化[22, 23],是早期识别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和优化患者管理的前提。撤机的成功取决于呼吸系统和心脏泵耐受这些变化的能力。
早期的实验和临床研究[6, 24–26]均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急性心血管功能障碍是撤机失败的原因或协同因素。简言之,正压气道压和胸腔内压的机械通气会降低静脉回流以及左心室(LV)前负荷和后负荷[22]。相反,从机械通气转为自主呼吸会诱发:第一,胸腔内负压,其作用包括(a)增加体循环静脉回流的压力梯度、右心室前负荷、中心血容量和LV前负荷,(b)增加LV周围压力,从而导致LV后负荷增加;第二,呼吸做功增加;第三,肾上腺素能张力增加,血清儿茶酚胺水平升高可证实这一点[6, 27]。这三大触发机制可诱发心血管功能障碍,临床表现为(i)肺动脉闭塞压(PAOP)升高,(ii)LV充盈压升高,最终(iii)肺水肿。图1(改编自[14])清晰描述了可能参与撤机诱导性肺水肿发生的主要机制。这些急性血流动力学效应在心血管疾病患者中可能产生不利后果。尤其是在冠状动脉疾病患者中,它们可能诱发局限性心肌缺血或揭示预先存在的边缘功能区域[28]。值得注意的是,在心肌缺血存在的情况下,撤机失败期间已有二尖瓣反流的报道[16, 29, 30],进一步加重了心血管功能障碍。
撤机过程中的心血管功能障碍可能涉及LV收缩和/或舒张功能改变[11–13, 31–34]。近期研究结果强调了LV舒张功能障碍而LV收缩功能保留在撤机失败中的作用。在因非心脏疾病原因入住ICU的患者中,撤机失败更常由不同程度的LV舒张功能障碍而非收缩功能障碍所致[33]。
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高风险患者的识别
临床上,心血管病因作为撤机失败的主要或协同因素,难以与其他原因所致的撤机失败相鉴别,原因有二:第一,该情况可能存在于亚临床水平,即部分患者静息心血管功能几乎正常,而在氧需求和耗氧量增加的情况下,如应激性自主呼吸试验(SBT),可能揭示潜在的心血管功能障碍。第二,撤机失败的主观标准(如不适、呼吸困难、焦虑)和客观标准(如呼吸急促、心动过速、喘息、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均缺乏特异性,通常无法区分撤机失败的心脏与非心脏原因[35]。因此,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可能诊断不足,且由于缺乏临床怀疑而治疗不足。
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的经典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已知或疑似既存的心肺疾病 [11, 12, 32]。由于COPD和缺血性心脏病具有共同的危险因素 [36, 37],在接受机械通气且表现为撤机困难的COPD患者中,应首先怀疑心血管相关性撤机失败。显然,COPD的存在并不能确切地识别撤机失败的心血管源性。其他原因,例如疾病药物治疗控制不充分、过度充气和/或呼吸肌功能障碍导致呼吸泵衰竭,也必须加以考虑。
在有肺部疾病史的机械通气患者中,静默性心血管功能障碍已被越来越多地检出。在一项纳入107例COPD严重急性加重机械通气患者的最新研究中,未被识别的既往心力衰竭较为常见 [38]。有趣的是,按照现行指南 [39] 对心力衰竭进行早期检出和治疗,包括给予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选择性β1受体阻滞剂,缩短了机械通气时间和ICU住院时间并降低了医院死亡率,表明适当治疗对结局的有效性。
在一项关于拔管失败的研究 [40] 中,识别出了一个再插管高风险的患者亚组,包括年龄超过65岁和/或具有基础心脏或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而其他因素如疾病严重程度、机械通气时间或动脉血气值则不显著。同样,既往COPD和“心脏病”是与撤机诱发性肺水肿独立相关的因素 [12]。在另一项纳入非选择性机械通气患者的研究中,Caille等 [11] 观察到在撤机失败的患者亚组中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的发生率很高。与撤机成功的患者相比,撤机失败的患者在自主呼吸试验(SBT)开始前左心室射血分数显著更低、充盈压更高,突显了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对撤机失败的贡献。同样,在一项最新研究中 [32],严重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是拔管失败的独立因素。总之,在临床实践中,对于任何意外的撤机困难,只要呼吸功能表面上已充分恢复,就应提出存在潜在心血管功能障碍的可能性。
检测撤机困难患者心血管功能障碍的诊断方法
在怀疑撤机失败为心血管源性时,应进行诊断性检查,以区分撤机失败的心源性和非心源性原因。此类评估至关重要,因为它可能具有直接的治疗意义。以下部分对被认为可确认心血管相关性撤机失败的现成可用方法作简要回顾(图2)。这些方法可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
肺动脉导管置入术
传统上,脱机相关的心血管功能障碍被定义为自主呼吸试验(SBT)期间出现临床不耐受征象且PAOP≥18 mmHg [6, 10, 41, 42]。由于脱机失败时呼吸肌收缩导致的主动呼气很常见,会造成PAOP高估,因此PAOP值应据此校正。食管气囊置入可测量胸膜腔内压,从而在呼气末以PAOP与胸膜腔内压之差获得跨壁压 [6, 43]。
此外,肺动脉导管可测量或连续记录混合静脉血血红蛋白氧饱和度(SvO2)。事实上,在SBT期间检测到PAOP升高的患者,通常在SBT期间经历SvO2的显著下降 [44, 45],这反映了氧输送不足以满足增加的氧耗,从而提示心血管功能障碍的参与。这些患者脱机失败的可能性很高。相比之下,成功脱离机械通气的患者SvO2通常保持不变 [44]。然而,已有描述一部分脱机失败患者其SvO2并未下降 [45]。这些患者在脱机失败期间氧耗并未增加,部分病例可能归因于呼吸中枢抑制。
如今,与过去相比,肺动脉导管的使用已较少,原因是缺乏关于右心导管获益的证据 [46]。当怀疑脱机失败为心源性时,目前已有多种无创或微创诊断方法可供使用 [47]。这些方法将在以下段落中介绍。
重症超声心动图
重症超声心动图结合了经胸超声心动图和胸部超声检查,二者均越来越多地用于在床旁无创地识别心源性脱机失败的诊断和机制 [48]。
经胸超声心动图
除对心脏结构和收缩特性的常规评估外,超声心动图还可通过组织多普勒成像(TDI)诊断舒张功能障碍。通过脉冲波多普勒测量二尖瓣口舒张早期(E)和晚期(A)峰值波速度,并通过TDI测量二尖瓣环侧壁舒张早期(e′)和晚期(a′)波速度,超声心动图可通过计算E/e′比值可靠地显示左心室松弛(e′波)和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的分级 [49]。
在经选择的困难脱机患者人群中,Lamia及其同事发现,在自主呼吸试验(SBT)结束时,E/A > 0.95联合E/e′ > 8.5能够准确检测与左心室(LV)舒张功能障碍相关的脱机诱导的肺动脉闭塞压(PAOP)升高[50]。同样,在其他研究中,无论静息时是否存在舒张功能障碍,在SBT开始前及整个SBT过程中进行的超声心动图检查探索了LV收缩性和松弛性的演变,从而检测出心血管功能障碍[11, 13, 33, 51–53]。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研究中,仅在实施SBT前进行的一次经胸超声心动图(TTE)即可早期识别出LV舒张功能受损、后续SBT失败风险高的患者[11, 33, 34]。
由于隐匿性心力衰竭可在应激状态下显现,应激超声心动图(使用多巴酚丁胺评估舒张功能以及使用麻黄碱评估功能性二尖瓣反流)最近被用于识别已解除心源性休克但经历脱机失败的患者在脱机期间的应激相关心肌功能障碍[54]。该方法被证明有助于检测可能对脱机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静息性舒张和收缩功能障碍或严重二尖瓣反流。
胸部超声检查
肺部超声是评估呼吸衰竭是否与心源性肺水肿相关的有价值的辅助手段[55]。Mongodi等[56]描述了一例患者的脱机失败由意外的心源性原因所致,通过联合使用经胸超声心动图和肺部超声得以发现,从而引导了后续适当的患者管理。另一方面,联合使用超声检查对于排除心源性原因并识别脱机失败的其他原因(如膈肌功能障碍[57])非常有帮助。脱机过程中超声检查的成熟和创新应用,包括对心脏、膈肌、胸膜和肺的评估,最近已在一篇优秀的综述中进行了描述[58]。
总之,床旁重症超声心动图是帮助诊断心血管原因所致脱机失败的一种便捷工具。患者相关因素(超声窗差,尤其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中、水肿、肥胖、手术敷料以及可能影响多普勒参数的显著瓣膜病变)、设备质量和临床技能仍是该环境下主要的局限性。
心电图
在普通重症监护病房(ICU)人群中,脱机期间提示缺血的心电图(ECG)改变发生率较低已有报道[59–61]。然而,该方法缺乏敏感性。事实上,通过心肌灌注闪烁显像研究检测到的脱机期间发生或加重的LV壁运动异常已有文献记载,而并不伴有同步的ECG改变[6, 62]。
脱机诱导的心血管功能障碍的生化指标
容量状态和心脏功能状态的生物标志物,包括血清B型利钠肽(BNP)和/或N末端(NT)-proBNP,已被用作撤机困难患者心血管功能障碍的替代标志物。较高的基础BNP或NT-proBNP水平[34, 42, 63]和/或自主呼吸试验(SBT)完成时BNP升高[10, 15, 34, 42, 64, 65]已被证明与撤机失败风险增加相关,可能提示被低估的心血管功能障碍。Dres等人以肺动脉导管作为参考方法,证明SBT诱导的BNP水平升高超过12%可检测到PAOP升高,从而诊断导致撤机失败的撤机诱导性肺水肿,敏感性为76%,特异性为78%[10]。此外,在考虑撤机的机械通气患者中已证明BNP水平与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分级之间存在关系[34],正如先前在心力衰竭患者中所显示的那样[66]。与NT-proBNP较长的半衰期(120 min)相比,BNP的半衰期较短(22 min)[42, 67],提示BNP测定在撤机背景下应更具相关性。此外,需要注意的是,BNP在肾功能不全时可能升高,因此,在分析BNP血浆动力学时应予以考虑。
血容量收缩标志物
SBT期间血浆蛋白或血红蛋白浓度急性升高均超过5%,反映肺水肿形成引起的血容量收缩,已被证明与参考诊断方法即PAOP升高至18 mmHg以上相关,具有可接受的诊断效能[10, 68]。因此,其被提出作为撤机诱导性心血管功能障碍的间接指标。
血管外肺水
经肺热稀释法通过计算血管外肺水(EVLW)可直接估测肺水肿[69]。已有研究探讨了EVLW测定在机械通气撤机过程中检测肺淤血的能力[10]。SBT期间 indexed EVLW升高超过14%能够诊断撤机诱导性肺水肿,敏感性为67%,特异性为100%。然而,经肺热稀释装置在撤机过程中并未广泛应用,除非先前已使用且仍在位。
被动抬腿试验
被动抬腿(PLR)45度是一项评估心脏前负荷状态和液体反应性的动态试验。通过测量心输出量的实时变化,PLR试验被认为是阳性的,如果心输出量增加(提示前负荷依赖性),或阴性的,如果心输出量未增加(提示前负荷非依赖性)[70]。基于从机械通气向自主呼吸过渡期间预期的心脏前负荷增加,PLR已被评估用于评估撤机诱导性心血管功能障碍的风险。研究发现,SBT前阴性PLR试验提示前负荷非依赖性,预测因心血管功能障碍导致的撤机失败,敏感性为97%,特异性为81%[41]。
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的治疗策略
由于心血管功能障碍可被视为撤机失败的可逆因素,一旦通过上述一种或多种诊断方法得以确认,即应开始适当治疗。即使心血管功能障碍不是撤机失败的唯一机制,它可能是唯一易于处理的机制,而且就负荷能力与呼吸之间的平衡而言,即使仅轻微改善其中一个决定因素,也可能总体改善患者的结局。
未发现系统性地研究心血管药物和/或其他辅助治疗促进心血管源性困难撤机有效性的大型对照研究。然而,治疗选择可从数量有限的小型研究或病例研究和病例系列报告中获得,支持适当治疗以优化撤机诱发的心血管功能障碍的管理。因此,国际指南尚无针对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管理的循证推荐。然而,迄今为止已有专家提出的推荐意见,包括算法化方法 [16, 71]。
已用于治疗撤机失败的心血管药物的临床数据见表1。
药物治疗(图3)
液体管理/容量超负荷/利尿剂
液体可被视为在ICU中可能过量使用的一种药物。急性危重病初始复苏期间大量液体输注导致液体超负荷和液体潴留,临床表现为肺水肿和外周水肿。负液体平衡是急性疾病病理生理过程缓解的预期结果,和/或药物干预(即给予利尿剂)乃至肾脏替代治疗的结果。
多项研究表明,液体过负荷可能与机械通气撤机失败相关[6, 12, 72, 73]。Mekontso Dessap等[65]报告了首个针对撤机期间液体管理的随机研究。在接受机械通气且符合撤机尝试标准的患者中,作者显示,与医生指导的策略相比,以每日血浆BNP浓度为指导的液体管理策略缩短了撤机时间,且未增加对血流动力学或肾功能的不良后果。与对照组相比,BNP指导组接受利尿剂(呋塞米和乙酰唑胺)的患者比例更高,从而导致液体平衡显著更为负性。特别是,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患者亚组显示该策略可能的最佳有益效应。由于BNP水平反映左心室壁张力的变化,并与左心室功能障碍患者的充盈压密切相关[66, 74],推测负性液体平衡 prevented 心脏前负荷增加,从而保护这些患者在撤机期间免于发生肺水肿。这一解释得到以下发现的进一步支持:在其他患者组中,如单纯COPD患者,未发现此种有益效应,可能因为其他病理生理原因,如呼吸力学受损导致呼吸负荷增加,主要促成了撤机困难[3–5]。此外,以PLR试验为指导的PLR指导性液体清除的益处已被显示[12, 41]。这些数据实际上证实了来自Lemaire等[6]的里程碑研究的既往知识,即伴有心血管疾病的困难撤机COPD患者在撤机期间发生心源性肺水肿。这些患者接受静脉呋塞米(80 mg/天),由于液体丢失,在10天期间平均体重减少5 kg。结果,在8例接受重复血流动力学评估的患者中测得更低的跨壁PAOP,此后大多数患者(9/15)成功脱离机械通气。
因此,由于液体平衡的纠正是一个绝对可改变的变量,它具有重要意义,值得ICU临床医生常规关注。然而,利尿剂过度治疗导致不良副作用,包括脱水、低血容量以及有时低血压和肾功能不全,是迫在眉睫的风险。特别是,在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即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患者中,积极利尿可能导致心输出量降低,因为这些患者对容量变化高度敏感,并且通常在容量过负荷引起淤血症状与低血容量导致循环休克之间窗口狭窄[75]。因此,识别潜在危害并进行个体化管理被认为势在必行,以保护患者免于不适当的利尿剂剂量。简言之,评估容量和前负荷状态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因前负荷过高导致的撤机失败才应使用利尿剂治疗。
乙酰唑胺
作为副作用,利尿剂可能导致代谢性碱中毒,而代谢性碱中毒可能抑制心输出量和/或中枢呼吸驱动,从而促成撤机失败或延迟,尤其是在COPD患者中。乙酰唑胺是一种碳酸酐酶抑制剂,当液体和钾补充不足以纠正血液碱性时,已被用于逆转代谢性碱中毒。在前述Mekontso Dessap等人的研究中[65],当存在代谢性碱中毒时,在无禁忌证的情况下加用乙酰唑胺(若pH > 7.45则每8小时250 mg,若pH > 7.50则每8小时500 mg)。然而,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在机械通气的COPD患者中,使用乙酰唑胺并未导致机械通气持续时间的显著缩短[76]。需要注意的是,乙酰唑胺的药理作用持续时间长于该药物血浆半衰期(5–6小时)所预期的持续时间,这已在COPD合并单纯性代谢性碱中毒的患者中得到证实[77]。因此,应谨慎给药。(2)高血压的控制
自主呼吸试验(SBT)期间收缩压超过180 mmHg或血压变化大于20%属于临床不耐受的标准和撤机失败的指标之一[35]。SBT期间血压升高的病因最可能是多因素的,主要由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和交感神经活动增强所触发[6, 27]。此外,疼痛、焦虑和戒断综合征(通常由阿片类药物使用引起)也是原因。因此,任何降压治疗均应在排除这些可逆因素后才给予。
显然,慢性高血压患者应在任何撤机尝试前接受治疗。有许多治疗选择,包括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血管扩张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后者近期提供了其在ICU急性肾损伤患者中获益的证据[78]。这些药物通过不同的作用方式降低动脉压,在个别患者中可能适用或禁忌。在个体化评估后选择正确的药物至关重要。作为一般原则,起效快、半衰期/作用持续时间短的药物更可取[79]。
在几乎所有关于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的研究中,收缩压在失败的SBT开始后立即升高[6, 15, 18, 19, 44]。正如Jubran等人所显示的,失败SBT期间收缩压的这种升高与心脏指数无变化相关,暗示左心室后负荷增加[44]。因此,最佳治疗应包括能够通过降低后负荷来降低高动脉血压的药物,如血管扩张剂。
在高肾上腺素能状态下,通常存在心动过速,选择性β1受体阻滞剂是控制高血压的良好选择。可乐定是一种中枢性α2受体激动剂,也可能是一个良好的替代选择。它诱导交感神经张力降低,血压显著下降。它在药物或酒精戒断患者中最为有用,在那些最好避免血管扩张效应的患者中也是如此,例如存在颅内高压时。(3)血管活性心血管药物
儿茶酚胺
多巴胺
多巴胺在2–15 μg/kg/min的输注速率下可刺激β1受体,增加心肌收缩力及内脏血流,但代价是心动过速和心律失常风险增加[80]。在早期一项研究中,Aubier及其同事[81]研究了多巴胺对因慢性呼吸衰竭急性加重而接受机械通气的COPD患者的膈肌力量和血流的影响。在30分钟内给予10 µg/kg剂量后,心率平均增加17%,心输出量增加40%,同时伴有膈肌血流和跨膈压的显著增加。尽管作者证实了多巴胺对膈肌功能的这些有利作用,但未报告脱机结局。后来,Ciarka A.等人研究了小剂量多巴胺对COPD患者机械通气脱机的影响[82]。多巴胺未减弱通气,对动脉血气也无影响。未报告多巴胺输注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多巴酚丁胺
多巴酚丁胺是一种对β1肾上腺素能受体具有特异性的儿茶酚胺衍生物,通常保留用于心输出量严重下降导致重要器官灌注受损的患者[39]。理论上,使用短效正性肌力药物优化左心室功能似乎是处理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所致脱机失败的一种合理方法。然而,多巴酚丁胺的潜在不良反应,包括心率增快并伴随心肌氧耗增加,使其不太可能获益。此外,自主呼吸试验(SBT)失败期间儿茶酚胺过量所表现出的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并不支持外源性儿茶酚胺给药。最后,多巴酚丁胺不适用于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即舒张性心力衰竭)的治疗[39, 47],而后者是心源性脱机失败的常见原因。
事实上,当对10例在SBT期间出现与肺毛细血管楔压(PAOP)升高相关的脱机困难的COPD患者给予7 µg/kg/min剂量的多巴酚丁胺时[83],心率-血压乘积——一个反映心肌做功和心肌氧耗的总体指标[84]——显著升高。可以指出,这些患者缺乏多巴酚丁胺给药的明确指征,因为如左心室射血分数在正常范围内所示,没有左心室收缩力受损的证据。
磷酸二酯酶-3抑制剂
磷酸二酯酶-3抑制剂,如米力农、氨力农和依诺昔酮,是另一类正性肌力药物;它们具有有吸引力的全身和肺血管舒张特性,可能对右心室衰竭和肺动脉高压有用,但常伴有低血压和心律失常。
依诺昔酮(Enoximone)已在心脏术后左心室(LV)功能障碍的治疗中进行了评估,研究纳入9例因左心室功能障碍导致一次或多次撤机失败的患者[20]。依诺昔酮以10 µg/kg/min的剂量给药,前30分钟,随后改为30 µg/kg/min。在自主呼吸期间,心脏指数增加34%,但平均动脉压、右心房压力和肺动脉闭塞压(PAOP)未发生变化。尽管因心脏指数增加和缺氧性血管收缩受抑制导致静脉血掺杂增加,但由于氧输送增加,未发生氧债。9例患者中有7例成功脱离机械通气。同样,在6例停用机械通气后出现肺水肿的冠心病患者中,给予依诺昔酮使其中5例预防了左心室功能障碍并成功撤机[21]。目前尚无其他研究;因此,数据不足以支持在撤机失败的临床情境中使用依诺昔酮。
钙增敏剂(左西孟旦)
左西孟旦(Levosimendan)是一种新型钙增敏剂和ATP敏感性钾通道开放剂。其作用机制完全独立于β1-肾上腺素能通路。与儿茶酚胺不同,左西孟旦增强心肌收缩力而不增加心肌氧耗,且不对舒张功能产生负面影响[85]。此外,左西孟旦具有显著的“减充血”获益;它通过血管扩张效应降低心脏充盈压和肺血管阻力,从而降低右心室(RV)后负荷[86]。因此,它可能对合并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尤为有益。
左西孟旦在因心血管功能障碍而难以撤机的患者中的临床获益已在少数报道中受到关注[17, 83, 87–89]。左西孟旦用于左心室功能受损的呼吸机依赖患者,这些患者曾自主呼吸试验(SBT)或拔管尝试失败,且已在接受利尿剂和血管扩张剂治疗。在左西孟旦输注24小时后,重新尝试脱离机械通气。左西孟旦显著改善左心室射血分数和氧合指标,并促成12例患者中7例成功撤机[17]。此外,一项研究比较了左西孟旦与多巴酚丁胺在10例因PAOP升高而出现撤机困难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中的短期血流动力学效应[83]。与多巴酚丁胺相比,左西孟旦对SBT诱导的PAOP和平均肺动脉压升高的抑制作用显著更强。此外,在机械通气期间,左西孟旦输注时心率-血压乘积保持不变,而多巴酚丁胺输注时则显著升高。所有纳入患者最终均在不加用任何其他心血管药物的情况下成功拔管。最后,在一项仅以摘要形式发表的研究[87]中,以及在各病因所致左心室功能障碍的个别患者中[88, 89],左西孟旦的使用有效促成了左心室功能受损的困难撤机患者成功撤机。
左西孟旦的治疗潜力似乎超出其对左心室功能的影响[90]。正如在心脏功能受损的犬模型实验中所显示的,左西孟旦改善了被机械通气抑制的内脏黏膜氧合[91]。此外,左西孟旦在体内(健康受试者)和体外(COPD患者膈肌的肌纤维)均改善了人膈肌的神经机械效率和收缩功能,提示了一种改善呼吸肌功能的治疗途径[92]。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随机临床试验(ClinicalTrials.gov注册号NCT01721434)计划确定左西孟旦是否能改善机械通气的脱机结局。然而,既存心血管疾病是该方案中的排除因素。
综上所述,左西孟旦在心血管功能受损的困难脱机患者脱机关键期可能发挥双重有益作用。然而,应当注意,在脓毒症成人患者的标准治疗中加入左西孟旦与成功脱离机械通气的可能性较低及室上性快速性心律失常风险较高相关[93]。因此,其在该适应证方面的疗效和安全性仍不确定。
血管扩张剂
硝酸甘油
通过全身静脉和动脉血管扩张特性,硝酸甘油导致静脉回流和左心室后负荷降低。此外,通过冠状动脉血管扩张,它对伴有冠状动脉综合征(无论是已确诊还是高度怀疑将发生)的患者有益。硝酸甘油是一种短效血管扩张剂,起效快(2–5分钟),作用持续时间短(5–10分钟)。硝酸甘油的血流动力学和临床效应在反复脱机失败且表现为全身动脉高压的COPD患者中进行了研究[18]。在脱机失败的试验中,平均全身动脉压、心率血压乘积、平均肺动脉压和PAOP升高,而在高剂量硝酸甘油下这些变量保持稳定(图4)。这些有利的血流动力学效应分别与92%和88%的患者成功完成SBT和拔管相关。有趣的是,与对照组相比,硝酸甘油治疗导致动脉PO2下降程度和静脉血掺杂增加程度较小,可能表明脱机诱发的急性肺淤血减少。其他研究尚缺乏,因此,该治疗用于心血管源性脱机失败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西地那非)
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已被用于部分接受机械通气、合并肺动脉高压且撤机困难的特定患者,以利用其对肺循环的短期急性血管舒张作用。首篇报告纳入3例反复自主呼吸试验(SBT)失败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19]。这些患者在呼吸及血流动力学监测下(经肺动脉导管)经鼻胃管接受西地那非50 mg。西地那非治疗后,肺动脉压及肺动脉闭塞压(PAOP)下降。呼吸频率与潮气量比值以及动脉-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差亦下降,分别提示西地那非对呼吸模式有益及生理死腔减少。患者均成功拔管。类似地,西地那非20–30 mg每日三次使一例因严重肺动脉高压及经卵圆孔未闭的右向左分流所致急性呼吸衰竭患者得以脱离机械通气及吸入一氧化氮[94]。最后,在一例因继发性肺动脉高压相关右心室功能障碍而接受机械通气的患者中,西地那非25 mg每8小时一次成功替代吸入一氧化氮,引起肺动脉压持续下降,且在体循环动脉压、心脏指数及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方面无任何全身不良效应,从而促进了呼吸及心血管器官支持的撤除[95]。亦有报告称磷酸二酯酶-5抑制可逆转支气管收缩[96]并改善肺功能[97]。然而,应强调,尽管西地那非在肺动脉高压病例中报告了有利结果,但由于证据有限,目前不能推荐使用。(4)β受体阻滞剂
β受体阻滞剂偶尔用于特定情况下促进撤机。在一篇报告中,两例老年患者出现撤机诱发的肺水肿,对利尿剂、血管扩张剂及正性肌力药物治疗无效,经胸超声心动图(TTE)数据证实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诊断,并成功使用β受体阻滞剂(阿替洛尔200 mg/日)及钙通道阻滞剂(地尔硫䓬300 mg/日)处理[98]。类似地,β受体阻滞剂联合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及轻度负水平衡成功治疗了与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相关的心源性肺水肿(该功能障碍在SBT期间被揭示)[56],以及一例有明确冠状动脉疾病记录的创伤患者[99]。这些报告强调需要准确诊断,以便对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进行个体化管理。
非药物策略
除药物治疗外,其他措施如通气策略和/或心脏介入操作(在有指征时)已被用于改善心血管功能障碍所致撤机的结局。通气策略/SBT技术
选择合适的自主呼吸试验(SBT)技术存在争议。Cabello等人比较了T管法与压力支持通气(PSV)法进行SBT的效果,分别在有无呼气末正压(PEEP)的条件下,对既往T管试验失败且留置肺动脉导管的患者进行了研究[9]。在SBT期间,T管组患者表现出更明显的胸腔内负压以及体循环血压和肺动脉闭塞压(PAOP)的更大幅升高,提示与带PEEP的PSV相比,T管策略对心脏的负荷可能更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患者中50%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而在T管试验失败期间PAOP超过18 mmHg的患者中,80%合并心血管疾病。大多数患者通过了PSV试验,尽管所有患者均未通过T管试验。最近一项荟萃分析证实,与T管相比,PSV显著降低呼吸做功[100]。因此,对于心血管功能受损的患者,通过PSV逐渐撤除机械通气似乎比通过T管试验突然停止对心血管系统的应激更小。
另一方面,正如Tobin[101]所强调的,即使在通过PSV进行SBT期间使用低水平PEEP,也可使通气患者的呼吸做功降低多达40%,并且可使左心室衰竭患者的心输出量显著增加。因此,通过采用“最低呼吸机设置”,即5 cm H2O的PSV加PEEP或5 cm H2O的持续气道正压(CPAP),会导致医生高估患者拔管后应对心肺负荷增加的能力,从而导致拔管失败。因此,使用无辅助呼吸试验(即T管试验)似乎是合理的,尤其是对于拔管后可能发生心肺困难的患者(即心血管功能受损者),因为该策略可能揭示进一步优化心肺功能的必要性。(2)拔管后期间使用无创通气作为撤机辅助手段
无创通气(NIV)已被证明可作为辅助治疗用于急性心力衰竭综合征中呼吸衰竭的治疗[102],如急性心源性肺水肿,包括由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所致者[103]。此外,NIV在特定高危患者群体中对于治疗或预防拔管后呼吸衰竭具有重要作用[104–106]。美国胸科学会和美国胸科医师学会最近发布的指南推荐,对于拔管失败高危患者(老年、COPD、充血性心力衰竭或SBT期间高碳酸血症)且已接受机械通气>24小时并通过SBT者,拔管后采用预防性NIV在拔管成功率、ICU入住以及短期和长期死亡率方面优于非预防性NIV[107]。选择使用NIV的医生应在拔管后立即实施该治疗以获得结局获益。
最后,经鼻高流量氧疗作为一种有循证依据的低氧性呼吸衰竭治疗方式,在拔管后呼吸衰竭高危患者中被发现不劣于NIV[108]。然而,目前尚无关于其在撤机所致肺水肿高危患者拔管后应用的数据。
(3)心脏介入操作
由心血管功能障碍导致的撤机失败,在某些情况下药物治疗可能无效,例如存在心肌缺血的危重症患者和/或瓣膜病变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应考虑进一步的治疗方法。
因心肌缺血导致肺水肿而引起机械通气撤机持续失败的两例已知既往存在心肌缺血的患者,已通过冠状动脉成形术成功治疗[109, 110]。干预后冠状动脉灌注改善,使成功拔管得以实现。同样,在另一例无法撤机的病例中,针对重度二尖瓣狭窄成功实施了经皮球囊二尖瓣交界分离术,结果24小时后移除了呼吸机[30]。在另一例COPD合并广泛心肌缺血的患者中,该心肌缺血此前未知,在反复自主呼吸试验(SBT)失败后被发现,由于最佳药物治疗被证明无效且因广泛狭窄性病变导致冠状动脉成形术在技术上不可行,遂实施了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111]。该患者于术后第三天成功撤机。最后,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可能有助于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的危重症患者脱离循环和呼吸支持[112]。
结论
心血管功能障碍是撤机失败的重要原因或促进因素。早期识别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的高危患者并进行准确诊断至关重要,因为针对潜在机制进行靶向治疗可能有助于心脏更有效地耐受撤机过程的负担。
针对已确认的心血管源性撤机失败,目前至少暂时无法应用具体的循证推荐意见,因为缺乏来自临床试验的数据。然而,基于病理生理学和小规模研究的数据,因果性药物治疗方案在现实日常实践中正被应用,例如前负荷过高时及时利尿、后负荷过高和/或心肌缺血时使用硝酸酯类药物,或在特定适应证下采用其他合理治疗。在出现适当证据之前,ICU临床医生应谨慎进行个体化心血管治疗并监测个体对治疗的反应,同时提醒仍需大量进一步研究。
参考来源
- Routsi C, Stanopoulos I, Kokkoris S, et al. Weaning failure of cardiovascular origin: how to suspect, detect and treat-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n Intensive Care. 2019. PMID: 30627804. doi:10.1186/s13613-019-0481-3
- 全文:PMC632691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632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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