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性休克早期血流动力学支持:挑战与未解问题综述
本文为叙述性综述,检索2013年至2018年中期MEDLINE/PubMed文献,以SSC 2016及2018指南为框架,聚焦脓毒性休克早期血流动力学支持的三大主题:MAP目标、液体复苏与药物支持。SSC 2016推荐初始复苏MAP≥65 mmHg(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并建议按合并症个体化(如动脉粥样硬化或既往高血压者可更高)。2018年更新强调1小时内启动30 mL/kg晶体液复苏并在MAP未达标时更早启用去甲肾上腺素。液体选择上晶体液为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白蛋白仅在需要大量液体时弱推荐(低质量证据);去甲肾上腺素为一线升压药(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加压素可在去甲肾上腺素基础上加用至0.03 U/min以减少去甲肾上腺素剂量(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作者结论认为早期血流动力学支持仍在进展中,未解问题多于高质量证据。
要点
- SSC 2016推荐初始复苏MAP目标≥65 mmHg(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并按合并症个体化,动脉粥样硬化或既往高血压者目标可更高。
- 2018 SSC更新要求入院第1小时内给予30 mL/kg晶体液,若MAP未达标应更早启用去甲肾上腺素等血管活性药。
- 晶体液为液体复苏首选(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白蛋白仅在需要大量液体时加用(弱推荐,低质量证据)。
- 去甲肾上腺素为一线升压药(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加压素不作为一线,但可加用至0.03 U/min以减少去甲肾上腺素剂量(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 液体过多与过少同样有害:首日>5 L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72小时液体负平衡与较低死亡率相关。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成人脓毒性休克患者(综述排除了18岁以下患者及使用淀粉类液体的文献)。
- 场景为急诊科及ICU的早期脓毒性休克血流动力学支持,包括初始复苏与后续稳定阶段。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SSC 2016推荐初始复苏MAP目标≥65 mmHg(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对动脉粥样硬化或既往高血压等特定患者可个体化设定更高目标,年轻患者可接受较低目标。
- 2018 SSC更新:入院第1小时内给予30 mL/kg晶体液,若未快速达到MAP 65 mmHg则启动血管活性药。
- 液体反应性动态指标包括脉压变异、每搏量变异、上腔静脉塌陷率、下腔静脉呼吸变异、呼气末闭塞试验或被动抬腿试验,但仍需进一步验证。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液体复苏应尽可能早启动(常在急诊科),最迟在3–6小时内开始,无论是否明显存在低血压。
- 2018 SSC更新:第1小时内给予30 mL/kg晶体液;若MAP未快速达到65 mmHg,加用血管活性药。
- 初始液体负荷后根据血流动力学状态反复评估,识别仍需补液的反应者;存在肺静脉淤血证据时应放弃该液体复苏做法。
- 晶体液为两阶段复苏的首选(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需要大量液体时可加用白蛋白(弱推荐,低质量证据)。
- 去甲肾上腺素为一线升压药(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可加用肾上腺素以达到MAP目标(弱推荐,低质量证据)。
- 多巴酚丁胺用于充分液体复苏并使用升压药后仍持续低灌注者(弱推荐,低质量证据)。
- 加压素不作为一线升压药,但可在去甲肾上腺素基础上加用至0.03 U/min以减少去甲肾上腺素剂量(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 氢化可的松200 mg/日静脉给药,仅在充分液体复苏和升压药支持仍不能恢复血流动力学稳定时使用(弱推荐,低质量证据);休克缓解后应逐渐减量。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存在肺静脉淤血证据时应放弃该液体复苏做法。
- 首日液体>5 L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液体正平衡在脓毒症起病后12小时即与死亡率升高显著相关。
- 高剂量儿茶酚胺的升压药负荷与死亡率直接相关,且与达到的MAP无关。
- 新发心房颤动是脓毒症院内卒中及死亡的显著恶化因素。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综述检索MEDLINE/PubMed 2013年至2018年中期文献,优先纳入RCT、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以SSC 2016及2018指南为框架。
- 两项设计相似的回顾性研究显示最佳MAP阈值为65 mmHg,低于该值的时间与死亡率正相关。
- FINNAKI前瞻性观察研究纳入423例严重脓毒症患者,ICU入科5天内进展AKI者占36.2%,其时间调整MAP低于无进展者,预测AKI进展的最佳时间调整MAP为73 mmHg,但数据未校正疾病严重程度。
- 美国8782例脓毒症患者回顾性分析发现平均MAP低于85 mmHg的时间越长,死亡和AKI风险越高。
- SEPSISPAM研究提示65 mmHg目标通常足够,但约75–85 mmHg的更高MAP可预防慢性动脉高血压患者的AKI;高MAP目标组接受去甲肾上腺素显著更多、时间更长,心血管副作用更多,尤其是新发心房颤动更多。
- ProCESS、ARISE、ProMISe三项RCT显示EGDT类方案在主要死亡率结局上无获益;约50%的脓毒性休克患者对液体无反应,上述三项RCT中仅半数患者在该时间窗内接受30 mL/kg液体。
- VASST中低剂量加压素(0.01–0.03 U/min)与去甲肾上腺素相比总体无结局获益,但去甲肾上腺素需求量中等(<15 μg/min)的亚组生存显著改善。
- ATHOS-3试验中血管紧张素II(1.25–40 ng/kg/min)组达到MAP≥75 mmHg的比例为69.9% vs 安慰剂组23.4%,28天死亡率无差异,但48小时器官衰竭评分改善更大。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叙述性综述,检索2013年至2018年中期MEDLINE/PubMed文献,优先纳入RCT、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
- SSC 2016推荐初始复苏MAP≥65 mmHg为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晶体液选择为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去甲肾上腺素为一线升压药为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 白蛋白加用为弱推荐、低质量证据;肾上腺素加用为弱推荐、低质量证据;多巴酚丁胺为弱推荐、低质量证据;加压素加用为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氢化可的松为弱推荐、低质量证据。
- 作者结论认为早期脓毒性休克血流动力学支持的评估与救治手段仍在进展中,未解问题越多、证据质量越低。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脓毒性休克早期应在急诊科即启动液体复苏,2018 SSC更新要求在入院第1小时内给予30 mL/kg晶体液,MAP未达标时更早启用去甲肾上腺素。
- MAP目标65 mmHg为起点,对慢性高血压患者可考虑更高目标(约75–85 mmHg),但需权衡去甲肾上腺素用量增加及新发心房颤动等心血管副作用。
- 初始液体负荷后应使用动态指标反复评估液体反应性,避免盲目继续补液;存在肺静脉淤血时应停止液体复苏。
- 去甲肾上腺素仍为一线升压药;加压素可加用至0.03 U/min以减少去甲肾上腺素剂量;血管紧张素II和β受体阻滞剂如使用应非常谨慎且仅限特定患者。
- 氢化可的松200 mg/日仅用于充分液体复苏和升压药支持仍不能恢复血流动力学稳定者,休克缓解后逐渐减量。
指南或共识出处
-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SSC) Guidelines 2016
-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SSC) Guidelines 2018(由SCCM和ESICM支持)
- ESICM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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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脓毒症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死亡率与美国急性心肌梗死及肺癌或乳腺癌所报道的死亡率相似[1]。这一证据及其他证据促使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17年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在不久的将来迫切需要更好的识别、评估和支持[2]。伴有多个器官衰竭的感染性休克(即脓毒症的灾难性表型)占全球重症监护病房诊断构成的50%以上[1]。
尽管在早期识别方面取得了进展,且更有效的管理使死亡率显著降低,感染性休克仍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医疗保健问题。最新的2016年“拯救脓毒症运动”(SSC)指南于2018年中期进行了更新(由SCCM和ESICM支持)。上述2016年和2018年指南均作为当前推荐的参考[3, 4]。
本综述旨在聚焦早期感染性休克的血流动力学支持。选取了三个基本主题作为支柱要素进行讨论:(1)血流动力学稳定目标,(2)液体复苏,(3)药理学血流动力学支持。本文阐述了推荐意见、差距与争议、正在进行的研究以及未解决的问题。特别针对2018年SSC新更新及其血流动力学集束化推荐,一项重大修改是达到平均动脉压(MAP)65 mmHg阈值所分配的时间段,以及要求在入院第1小时内给予首批30 mL/kg液体复苏(“1小时集束化”)并在未达到该大循环目标或未能持续稳定时更早引入血管活性药物(主要为去甲肾上腺素——NE)。
方法
本综述所使用的数据库选择、时间窗口和主要检索词(MeSH)详述如下。
在MEDLINE和PubMed上实施了检索策略,着眼于并优先纳入2013年至2018年中期发表的随机临床试验(RCT)、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如存在)。这篇详尽的综述聚焦于脓毒症血流动力学支持——这是一个广泛争论的来源——并以先前的“拯救脓毒症运动(SSC)2016指南”为中枢主线,该指南于2018年近期更新(由SCCM和ESICM共同支持)。
所使用的主要检索词(MeSH)为:脓毒症、严重脓毒症、感染性休克、循环性休克、分布性休克、休克、液体复苏、平均动脉压、灌注压、微循环、血管加压药、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多巴酚丁胺、去儿茶酚胺化、β受体阻滞剂、左西孟旦、selepressin、精氨酸加压素、血管紧张素、代谢应激和免疫调节。
在可获得的情况下,对RCT和荟萃分析采用最高级别证据,使用PICO框架策略。
排除的是包含18岁以下患者数据的文章以及涉及淀粉使用的文章,后者在此背景下已基本从现代实践中淘汰。近期发表的Sepsis-3定义[5]的影响也未专门探讨。
应达到哪个平均动脉压(MAP)目标以稳定大循环?
预后
尽管SSC 2016推荐初始复苏期间MAP ≥ 65 mmHg(1 B级:强推荐,中等水平证据)[3],但迄今尚无精确的循证目标。这些指南建议最佳MAP应个体化,并且在特定患者(如动脉粥样硬化或既往高血压患者)中可能更高[3]。在年轻患者中,较低的目标可能是可接受的。
两项设计相似的回顾性研究使用MAP记录,分析了最初几天内MAP低于不同阈值的时间,并将其与生存率和器官功能障碍相关联。最佳MAP阈值为65 mmHg,低于该值的时间与死亡率呈正相关[6, 7]。
一项大型前瞻性观察性研究(FINNAKI)[8]纳入了423例严重脓毒症患者,显示在入住ICU最初5天内急性肾损伤(AKI)进展的患者(36.2%)其时间调整MAP低于未进展者[9]。预测AKI进展的最佳时间调整MAP值为73 mmHg。然而,这些数据未针对疾病严重程度进行调整。美国一项对8782例脓毒症患者健康记录的回顾性分析发现,平均MAP低于85 mmHg的时间越长,死亡率和AKI风险越高[10]。
在日常临床实践中,实际客观化的MAP水平往往高于推荐目标。这一差异在所有大型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中也可观察到。事实上,在近期三项旨在比较脓毒症休克患者治疗24小时后血管活性药物的大型临床随机试验(CATS、VASST、SOAP)中,MAP测量值为80 mmHg [11–13]。另一项研究(SEPSISPAM)提示,脓毒症休克患者中MAP目标65 mmHg通常已足够。然而,较高的MAP水平(约75–85 mmHg)可能预防慢性动脉高血压患者发生AKI [14]。值得注意的是,高MAP目标患者接受去甲肾上腺素(NE)的量显著更多、持续时间更长,同时经历更多心血管副作用,尤其是新发心房颤动的更多发生。
鉴于上述结果,SSC 2016和2018指南[3, 4]以及ESICM推荐建议将初始复苏的MAP目标定为65 mmHg或以上,并根据患者合并症个体化MAP。
“最佳MAP”的理由、自动调节……和微循环
鉴于上述情况,MAP通常被视为整体灌注压的替代指标,尽管应保留若干重要的生理特殊性。事实上,需要更好地理解脓毒症期间的自动调节机制和微循环调节,才能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提高MAP水平往往(或总是)意味着增加血管加压药负荷,从而引出血管加压药副作用的问题,以及它们对MAP的作用。
自动调节是器官在称为“自动调节区”的数值范围内,无论灌注压如何变化,维持进入器官的血流量恒定的能力。低于该自动调节阈值时,器官中的血流量直接依赖于灌注压。自动调节在脑[15]、心脏[16]和肾脏[17]中很重要,自动调节阈值因自动调节器官不同而异[16]。肾脏具有最高的自动调节阈值,就其对结局的潜在影响而言,可被视为首个复苏目标[18]。自动调节阈值随患者年龄和相关合并症(慢性高血压)而异。虽然自动调节是急性卒中中已确立的关键因素,但在脓毒症期间是否得以维持以及传统阈值是否保持不变仍不清楚[19]。
最后,灌注压不应被视为等同于MAP。器官灌注压等于进入器官的动脉压力(通常以MAP近似)减去器官静脉压。静脉压的重要性已被证明,尤其是在肾脏中[20],并且肾灌注压不足与AKI风险之间的关系已在脓毒性休克中有所报道[21]。
此外,脓毒症与微循环改变相关,其特征为内皮通透性增加、白细胞黏附和血流异质性导致组织缺氧[22, 23]。微循环血流可能独立于全身血流动力学[24]。因此,当全身血流动力学目标(特别是MAP目标)达成时,微循环异常可能持续存在[23]。因此,将MAP升高至65 mmHg以上可能不会改变微血管灌注。因此,虽然在脓毒性休克第二阶段(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时)调整血流动力学目标不太可能改善已形成的微循环障碍,但早期以高MAP水平进行干预可能预防微循环功能障碍的发生[25–30](表1)。然而,需要更多知识和监测标准化来确保微循环评估及相关支持。目前有两项试验正在进行,其主要目标为外周或靶向组织灌注指导(NCT01397474、NCT02579525)。
高血管加压药负荷的特异性效应
将平均动脉压(MAP)目标提高至高水平通常需要高剂量的血管加压药。去甲肾上腺素(NE)是脓毒症患者中最常用的血管加压药。它激活α和β肾上腺素能受体,增加全身血管阻力(从而增加左心室后负荷);由于β肾上腺素能刺激及其对静脉回流的影响,NE通常轻度增加心输出量[31]。如上所述,NE的这种静脉效应也可影响灌注压[20]。除过度血管收缩的后果外,在探讨最佳血管加压药负荷问题时还应考虑其他效应。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或肾上腺素能应激)可伴随多种有害效应,如舒张功能障碍、快速性心律失常、骨骼肌损伤(如凋亡)、凝血改变或内分泌、免疫和代谢紊乱[32]。
液体复苏:我们应该做得更多还是更少,用什么以及何时?
在截至2018年的系列SSC集束化治疗中,液体复苏一直是推荐的一线基石治疗,用于支持或预防诱导的心血管功能障碍并降低脓毒症的院内死亡率[3]。入院时脓毒症患者有效循环血容量明显不足(如摄入减少、水分丢失增加、血管渗漏或第三间隙)是该推荐的基本前提。在此情况下,液体复苏必须尽快(ASAP)启动,通常在急诊室,且肯定在3–6小时内,无论是否明显存在低血压,并确保为血流动力学稳态提供最佳前负荷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从最初的SSC 2004(源自基于方案的随机对照试验——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GDT,该试验首次报告了改善早期脓毒症结局的有效算法方法[33])开始,“6个黄金小时”首先被缩短为“3个黄金小时”,越早总是越好的管理形式,正如最近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所强调的[34]。随后,重点放在“ASAP”液体复苏支持(即在管理第1小时内,30 mL/kg!)上,并通过进一步动态评估来识别需要更多液体的患者,以及早期引入血管加压药以达到MAP目标,这在2018年推荐中有所体现[4]。
事实上,即使随机化前在时机和先前干预方面存在差异,三项连续的随机对照试验(ProCESS、ARISE、ProMISe)[35–37]随后显示,类EGDT的基于方案的方法在主要死亡率结局方面无获益,包括缺乏成本效益,因此必须采用新策略[38]。
“首3小时内至少30 mL/kg晶体液……”(强推荐,低质量证据,SSC 2016)[3]可能应在首1小时内!(SSC 2018)[4]。
实际上,如果未能“快速”达到 65 mmHg 的最低平均动脉压(MAP),则推荐在这一步骤使用这一“固定”的最低液体负荷(联用或不联用血管加压药)(SSC 2018)[4]。目前许多研究中观察到的早期引入血管加压药并未被反对,甚至可能带来更多结局获益[39]。值得注意的是,约 50% 的感染性休克患者对液体无反应,上述三项 RCT 中仅一半患者在该时间窗内接受了 30 mL/kg 液体,而在近期 VANISH 试验中,随机化前最初 4 小时内输注的液体量中位数低于 1.7 L[35–37, 40, 41]。当然,临床判断始终是准则,例如,存在肺静脉淤血证据时应放弃这一液体复苏实践。
“……之后给予额外液体,以频繁重新评估血流动力学状态为指导……”(2016 年最佳实践声明)[3, 4]。
由于“一刀切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建议在初始液体负荷后进行个体化评估,必须识别并选择需要更多液体的有反应患者。
初始复苏的目标可以是中心静脉压(CVP)、MAP、尿量、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2)或血乳酸,尽管建议并提出了比僵化静态目标更具动态性的变量(例如脉压变异度、每搏量变异度、上腔静脉塌陷性、下腔静脉呼吸变异度、呼气末闭塞试验或被动抬腿试验)。这些仍需进一步验证,因为液体反应性预测目前并非全球普遍实践[42]。
事实上,液体过多与液体过少同样有害,且“首先不伤害”。VASST 中已提出,首日 > 5 L 可显示死亡风险增加,而液体正平衡早在管理开始后 12 小时即与死亡率升高显著相关[43, 44]。这是否可能仅是严重程度标志而非因果关系仍有待证实,但在“去复苏”策略中 72 小时时液体负平衡与较低死亡率相关[45]。
无论如何,更限制性/保守性或“去复苏”液体复苏策略目前正在评估中(ACTRN12616000006448、NCT02079402、NCT0247371)。
“上述两个步骤均应选择晶体液”(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3, 4]。
应优先选择哪种晶体液(pH 平衡与否)的问题仍存在持续争议。近期一项 RCT 在多重交叉试验中对超过 15,000 例患者进行整群随机化,对重症情况下使用平衡晶体液与生理盐水(NS)提出了挑战[46]。平衡晶体液观察到较少的不良肾脏事件以及 30 天死亡率降低的趋势,需治疗人数(NNT)分别为 91 和 125。然而,未提及平衡晶体液之间的区别,且感染性患者占纳入受试者的不到 15%(n = 2336)。在后一亚组中,注意到有利于平衡液体的目标结局获益:例如,30 天死亡率以及主要肾脏或其他事件下降更多(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46]。
目前有几项比较生理盐水与平衡晶体溶液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正在进行中(NCT02875873、NCT03277677),并且应当开展针对平衡晶体溶液系列产品之间(如乳酸林格液 vs. Plasma-Lyte A)结局的比较研究。
“当需要大量液体时,在晶体液基础上加用白蛋白(Alb)”(弱推荐,低质量证据)[3, 4]。
SAFE研究中针对感染性休克患者的首次亚组分析显示死亡率有下降趋势[47],而在ALBIOS以及EARSS试验(从未发表!)中未观察到目标死亡率的差异[48, 49]。若干小型研究和荟萃分析已报告死亡率下降的趋势(表2)[50–53],尽管后者存在设计不同、白蛋白类型不同(等渗 vs. 高渗)以及输注方式不同(白蛋白用作复苏液体 vs. 作为多效性分子[54])等问题。
此外,鉴于高氯液体输注的潜在不良影响受到关注,近期已有报道对不同商业白蛋白产品中氯含量的差异提出担忧[55],在此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白蛋白血症升高反过来可能因阴离子间隙增大而降低pH[56]。
“衰弱-心-肾轴……”
虽然目前尚无强有力的指征表明在改善脓毒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方面何种液体选择“更优”[3],但数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1)接受最大量液体复苏的患者结局最差[43, 44];(2)当液体复苏持续进行时,不良事件和不良结局最早可在脓毒症发病后12小时出现[44];(3)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AKI)既常见又代价高昂(如肾脏替代治疗——RRT)。除羟乙基淀粉(HES)(包括最新一代产品)与更频繁和更严重的AKI及更高的RRT需求相关外[57],程序化复苏似乎并非影响因素,而平衡晶体液迄今对上述结局的改善要么微乎其微,要么从未实现[46, 56, 58–60]。
血流动力学药物支持:……做还是不做?
儿茶酚胺
根据最新的SSC 2016–2018指南[3],“推荐去甲肾上腺素(NE)作为首选血管升压药(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这是由于其具有血管升压和正性肌力特性以及对静脉回流的影响[61]。这些指南还“建议在NE基础上加用肾上腺素(E),以期将MAP提升至目标值(弱推荐,低质量证据)”。将E滴定至相当的系统性血流动力学目标,显然会导致比NE更显著的代谢应激[62],尽管迄今为止,大型RCT未能证明在感染性休克中,与E相比,单用NE[12]或NE联合多巴酚丁胺[11]具有优越性。多巴酚丁胺常被用作正性肌力药物,因此,SSC 2016–2018指南[3]建议其用于“……在充分液体复苏和使用血管升压药后仍显示持续低灌注证据的患者”。然而,与使用NE不同,这一理由仅代表“弱推荐,低质量证据”。事实上,支持使用多巴酚丁胺的数据“……主要是生理学方面的,血流动力学改善以及灌注指标有所改善……”。没有关于单用多巴酚丁胺的RCT,而且如上所述,NE联合多巴酚丁胺在总体结局方面与E相似。此外,从药理学角度来看,多巴酚丁胺与NE联用时其本身的疗效可能有限:在体外,与NE相比,多巴酚丁胺是一种弱β-肾上腺素能激动剂[63],并且在健康志愿者中,就儿茶酚胺诱导的葡萄糖和乳酸代谢而言,多巴酚丁胺的活性较NE相对更低[64]。这一问题在脓毒症相关肾上腺素受体脱敏的背景下可能尤为重要,而持续的儿茶酚胺治疗会加剧这种脱敏[65]。此外,儿茶酚胺具有显著的免疫调节特性[66],并且已知会深刻影响能量代谢,特别是葡萄糖代谢[67],并抑制胃肠蠕动(综述见:[68, 69])。另外,已发现高剂量儿茶酚胺输注速率带来的“血管升压药负荷”与死亡率直接相关,无论是否达到特定的MAP[70],这是由于儿茶酚胺诱导的心脏毒性[71]。因此,过去十年中提出了“去儿茶酚胺化”的概念[72, 73]。已测试了多种方法,包括精氨酸加压素(AVP)或其合成类似物、左西孟旦、血管紧张素II以及β受体阻滞(表3)。现有最丰富的数据关于精氨酸加压素(AVP)。尽管“不推荐作为一线血管升压药”,SSC 2016–2018指南[3]实际上“建议加用……血管加压素(最高0.03 U/min)……以减少NE剂量(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这种加用具有“节省儿茶酚胺”的能力[12],并且最近被证明可降低分布性休克患者新发心房颤动的风险[74],而心房颤动本身就是脓毒症患者院内卒中和死亡率的重要恶化因素[75]。然而,迄今为止,尚无来自RCT的明确证据表明“去儿茶酚胺化”概念确实比使用NE的标准方法更有效。然而,来自VASST、ATHOS和艾司洛尔试验的数据证明了其可行性、安全性,并且还提示改善了发病率和死亡率(见下文)。
血管加压素(AVP)及其类似物
总体而言,10多年前的VASST试验未发现低剂量(0.01–0.03 U/min)AVP与去甲肾上腺素(NE)相比有任何结局获益[12]。然而,与“病情更严重的患者可能从该方案中获益”这一基本假设相反,仅需中等剂量NE(预先定义为< 15 μg/min)的亚组患者,即那些更频繁停用NE的患者[76],表现出显著的生存改善。此外,NE组中仍在用NE时死亡的患者多于AVP组。有趣的是,根据脓毒性休克3.0定义[5]对VASST数据库进行的事后分析显示,在乳酸水平≤ 2 mmol/L的患者中,AVP较NE降低了死亡率[77]。VANISH试验采用2 × 2设计,比较AVP(最高0.06 U/min)或NE作为初始血管加压药维持目标平均动脉压(MAP),随后给予氢化可的松(HCT)或安慰剂,该试验未改善无肾衰竭天数,尽管置信区间确实提示AVP可能存在获益[41]。最后,单中心VANCS试验显示,AVP(0.01–0.06 U/min)作为首选血管加压药减少了心脏手术后血管麻痹患者的并发症(特别是急性肾衰竭和新发心房颤动的发生率)[78]。
AVP非选择性激活所有血管加压素受体亚型及催产素受体,因此可能产生血流动力学目标之外的不良副作用(如水的潴留、血小板聚集)[79]。因此,已对更具选择性的V1激动剂进行了测试。由于特利加压素作用持续数小时之久,其使用并不“优于AVP”[80];而新型短效选择性V1A受体激动剂selepressin的初步SEPSIS-ACT试验减少了累积NE剂量和净液体平衡,并增加了无呼吸机天数[81]。
左西孟旦
许多脓毒症患者出现心功能障碍(“脓毒性心肌病”[82]),这促使了对“钙增敏剂”左西孟旦的研究。LeoPARDS试验在标准治疗基础上比较左西孟旦(0.05–0.2 µg/kg/min,取决于剂量限制性副作用)与安慰剂,既未减少脓毒症诱导的器官衰竭,也未影响死亡率或任何其他次要结局。然而,左西孟旦与室上性快速性心律失常发生率较高相关[83]。
血管紧张素II
数十年来已知脓毒性休克引起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激活[84],从而导致血管紧张素II释放[85]。ATHOS-3试验在接受NE > 0.2 µg/kg/min的血管扩张性休克患者中比较血管紧张素II(1.25–40 ng/kg/min)或安慰剂以达到目标MAP ≥ 75 mmHg[86]。治疗组达到该主要终点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安慰剂组(69.9% vs. 23.4%)。虽然两组之间严重不良事件数和第28天死亡率无差异,但血管紧张素II治疗的患者在48小时时器官衰竭评分的改善更大。
β受体阻滞
乍看之下,对于依赖血管升压药治疗(即通过儿茶酚胺治疗以达到目标平均动脉压(MAP))的血管舒张性休克患者,β受体阻滞似乎有悖常理。然而,基于脓毒性休克患者与心脏病患者在肾上腺素能亢进反应方面的相似性[87],一项开放标签试验在需要持续静脉输注去甲肾上腺素(NE)且入住ICU治疗24小时后心率>95次/分的脓毒性休克患者中,研究了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输注短效β受体阻滞剂艾司洛尔、滴定至维持心率80–94次/分持续96小时的疗效[88]。艾司洛尔治疗与乳酸血症曲线下面积更低及液体复苏需求更少相一致,并且最终与常规治疗组相比死亡率显著更低(49.4% vs. 80.5%)。
鉴于大剂量儿茶酚胺治疗的副作用及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后果,最新版拯救脓毒症运动(SSC)指南正在考虑基于“去儿茶酚胺化”概念的新方法来治疗脓毒症诱导的血管麻痹。另一方面,血管紧张素II和β受体阻滞剂——若使用的话——应相当谨慎,且仅用于特定患者。用于优化心室-动脉耦联的新药前景目前正在研究中[89]。
氢化可的松(HCT)
尽管氢化可的松(HCT)并非直接具有血管升压和/或正性肌力活性的血流动力学药物,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首次在小规模试验中使用以来[90, 91],现有随机对照试验(RCT)数据一致表明,HCT可使休克加速缓解,其定义为完全脱离血管升压药支持以达到MAP目标[92, 93]。循环休克加速缓解归因于脓毒症诱导的高炎症反应减弱、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NO合酶)亚型被抑制从而减少过量NO释放,以及肾上腺素能受体反应性改善[95]。然而,由于总体结局结果模棱两可——既有改善生存[94]的报道,也有生存无变化[92, 93]的报道——HCT的使用仍存在争议。相应地,SSC 2016–2018指南[3]——其时未能纳入更近期的ADRENAL[93]和APROCCHSS[94]试验——实际上仅建议“……静脉注射氢化可的松,剂量为每日200 mg”,且仅限于充分液体复苏和血管升压药支持仍不能恢复血流动力学稳定性的情况,但作为弱推荐、低质量证据。显然,HCT在预防脓毒性休克方面似乎没有任何有益作用[96],一旦休克缓解即应逐渐减量[3]。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儿茶酚胺化”的背景下,HCT可能具有特殊重要性:VASST数据库的事后分析显示血管加压素(AVP)与HCT之间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因为未按方案使用HCT与AVP组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降低相关,而在未接受HCT的患者中则发现相反结果[97]。
结论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血流动力学支持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
晶体液复苏仍是支持治疗的基石,“越早越好”,尽管“过多与过少同样有害”。液体治疗的目标无法预先设定,动态监测和个体化治疗是必需的。实际及推荐的平均动脉压(MAP)目标为65 mmHg,但必须根据患者合并症(如慢性高血压)进行调整,并需理解从大循环向微循环灌注同步化的趋同难以实现。血管活性药物及潜在的正性肌力儿茶酚胺仍(且可能需要紧急)推荐用于药理学血流动力学支持,尽管额外的支持性分子(如血管加压素、血管紧张素II)和新型药物/方法趋向于“去儿茶酚胺化”的新范式。
未解答的问题
然而,尽管知识在不断增长并已在改善脓毒症患者血流动力学的评估和监测方面取得了进展,未解决的问题仍多于高质量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一点点就能走很远!”表4总结了关于推荐的SSC 2018指南的几个未解答问题。
参考来源
- Lesur O, Delile E, Asfar P, et al. Hemodynamic support in the early phase of septic shock: a review of challenges and unanswered questions. Ann Intensive Care. 2018. PMID: 30374729. doi:10.1186/s13613-018-0449-8
- 全文:PMC6206320(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6206320/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