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复苏、休克与脓毒症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

血管紧张素-(1-7)减轻多微生物脓毒症大鼠的器官损伤和死亡率

Angiotensin-(1-7) attenuates organ injury and mortality in rats with polymicrobial sepsis.
PubMed 文献 · Crit Care · 2018-10-27
一句话结论大鼠CLP脓毒症模型中,血管紧张素-(1-7) 1 mg/kg于CLP后3 h和6 h静脉输注可改善24 h生存率(83.3% vs 36.4%)并减轻器官损伤。

该研究在大鼠盲肠结扎穿刺(CLP)多微生物脓毒症模型中,随机分为假手术组、假手术+Ang-(1-7)组、CLP组、CLP后3 h单次Ang-(1-7)组及CLP后3 h和6 h双次Ang-(1-7)组。Ang-(1-7) 1 mg/kg静脉输注1 h,双次给药组24 h生存率83.3%显著高于CLP组的36.4%(p=0.009),并减轻CLP所致低血压、器官功能指标升高及低血糖。机制上,Ang-(1-7)降低血浆IL-6、肺超氧物产生及肝caspase-3和胞质IκB表达。作者认为Ang-(1-7)可能通过抑制炎症、氧化应激和凋亡改善脓毒症器官损伤和生存,但需进一步临床研究。

要点

  • CLP脓毒症大鼠中,Ang-(1-7) 1 mg/kg于CLP后3 h和6 h各静脉输注1 h,24 h生存率83.3%(10/12)vs CLP组36.4%(8/22),p=0.009。
  • 双次Ang-(1-7)显著减轻CLP所致24 h平均动脉压下降(p=0.037 vs CLP组),但单次给药无显著改善。
  • 双次Ang-(1-7)显著降低CLP升高的LDH、ALT、BUN、肌酐(均p<0.01 vs CLP组)及24 h低血糖(p=0.018 vs CLP组)。
  • 双次Ang-(1-7)显著降低血浆IL-6(p=0.002 vs CLP组)、肺超氧物产生(p=0.039 vs CLP组)、肝caspase-3(p=0.018 vs CLP组)和胞质IκB表达(p=0.016 vs CLP组)。
  • 肝坏死病理评分Ang-(1-7)组0(0-0)vs CLP组3(2.5-3),p=0.034;肺病理评分无显著差异(1.8[1.6-2] vs 1[1-1.4],p=0.178)。

适用人群与场景

  • 雄性成年Wistar大鼠(280-320 g),CLP诱导的多微生物脓毒症模型;假手术组为对照。
  • 研究为动物实验,非人类急诊或ICU患者。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Ang-(1-7) 1 mg/kg溶于0.9% NaCl,于CLP后3 h和6 h各静脉输注1 h(双次给药组)。
  • CLP后3 h单次给予Ang-(1-7) 1 mg/kg静脉输注1 h(单次给药组)。
  • CLP组于相应时间点给予同容积0.9% NaCl静脉输注1 h。
  • 所有动物在剖腹术后立即皮下注射0.9% NaCl溶液10 ml/kg。
  • 术后每3 h监测一次窘迫征象(呼吸浅快、竖毛、蜷缩等),出现濒死征象(对外界刺激无反应、不能保持直立、震颤、长时间/深低温、濒死呼吸)时以戊巴比妥100 mg/kg静脉注射过量处死。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大鼠出现对外界刺激无反应、不能保持直立、震颤、长时间/深低温或濒死呼吸等濒死征象时,以戊巴比妥100 mg/kg静脉注射过量处死。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动物实验(大鼠CLP脓毒症模型),随机分为5组:假手术组(n=6)、假手术+Ang-(1-7)组(n=6)、CLP组(n=22)、CLP后3 h单次Ang-(1-7)组(n=6)、CLP后3 h和6 h双次Ang-(1-7)组(n=12);观察24 h。
  • 主要终点生存率:双次Ang-(1-7)组24 h生存83.3%(10/12)vs CLP组36.4%(8/22),p=0.009;单次Ang-(1-7)组50%(3/6);假手术组及假手术+Ang-(1-7)组均100%(6/6)。
  • 血流动力学:CLP组24 h平均动脉压较假手术组显著下降(p<0.001),双次Ang-(1-7)显著减轻该下降(p=0.037 vs CLP组),单次给药无显著改善;CLP组心率3-24 h持续增快(p<0.01 vs 假手术组),Ang-(1-7)未减轻(p=0.42 vs CLP组)。
  • 器官功能指标:CLP组24 h LDH、ALT、BUN、肌酐均显著升高(p<0.01 vs 假手术组),双次Ang-(1-7)显著降低上述指标(p<0.01 vs CLP组),单次给药无显著改善;CLP组血糖呈双相变化(3 h早期升高,24 h晚期降低,p<0.001 vs 假手术组),双次Ang-(1-7)显著改善晚期低血糖(p=0.018 vs CLP组)。
  • 炎症与氧化应激:CLP组24 h血浆IL-6显著升高(p<0.001 vs 假手术组),双次Ang-(1-7)显著降低(p=0.002 vs CLP组);CLP组肺超氧物产生显著增加(p=0.048 vs 对照组),双次Ang-(1-7)显著降低(p=0.039 vs CLP组),肝、肾超氧物无显著差异。
  • 凋亡与信号通路:CLP组肝caspase-3表达升高(p=0.009 vs 假手术组),双次Ang-(1-7)显著降低(p=0.018 vs CLP组);CLP组肝胞质IκB降低(p=0.04 vs 假手术组),双次Ang-(1-7)显著增加胞质IκB表达(p=0.016 vs CLP组)。
  • 病理:CLP组肺组织显示肺水肿、肺充血、肺泡壁增厚和炎性浸润,Ang-(1-7)似乎减轻上述改变,但肺病理评分无显著差异(CLP+Ang-(1-7)组1.8[1.6-2] vs CLP组1[1-1.4],p=0.178);肝坏死评分双次Ang-(1-7)组0(0-0)vs CLP组3(2.5-3),p=0.034。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动物实验(大鼠CLP脓毒症模型)。
  • 局限:CLP模型在年轻健康动物中进行,而非老年合并症患者的临床场景。
  • 局限:本研究未使用抗生素,以避免干扰Ang-(1-7)对器官功能的影响。
  • 局限:Ang-(1-7)于CLP后3 h开始给药,不代表临床实践中通常在脓毒症晚期才开始治疗的情况;Ang-(1-7)用于脓毒症晚期的效果尚待确定。
  • 作者结论:Ang-(1-7)可能通过抑制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和凋亡减轻CLP诱导的器官功能障碍并改善生存,可能涉及IκB/NF-κB信号通路;需进一步研究尤其是临床试验来阐明Ang-(1-7)在早期甚至晚期多微生物脓毒症中的潜在辅助作用。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该研究为大鼠CLP模型,尚不能直接转化为急诊或ICU成人脓毒症的临床推荐。
  • 作者认为Ang-(1-7)可能通过抑制炎症、氧化应激和凋亡改善脓毒症器官损伤和生存,需进一步临床研究验证。
  • 研究中未使用抗生素,与临床脓毒症常规抗菌治疗不同,结果解释需考虑此差异。
  • Ang-(1-7)于CLP后3 h开始给药,不代表临床晚期脓毒症治疗时机,晚期效果尚待确定。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全文中译19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Crit Care. 2018 Oct 27;22:269. doi: 10.1186/s13054-018-2210-y

背景

脓毒症仍然是重症监护中死亡和发病的主要原因[1, 2],尽管在理解其生物学改变和医疗护理改进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脓毒症由促炎细胞因子和活性氧(ROS)释放以及组织细胞凋亡引起,导致多器官损伤的发生[3]。此外,这些过程之间的交互作用在脓毒症中已被认识[3]。然而,目前尚无针对脓毒症的特异性且有效的药物干预措施。

血管紧张素(Ang)-(1–7)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的一种生物活性肽,主要通过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以血管紧张素II(Ang II)为主要底物生成[4, 5]。Ang-(1–7)通过结合其G蛋白偶联受体Mas[6],拮抗Ang II的多种效应,如血管收缩、炎症、增殖和凋亡[7]。因此,ACE2/Ang-(1–7)/Mas轴有助于调节血管张力以及损伤后的炎症反应和器官功能[5, 8]。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ACE2在严重肺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9, 10],并且它通过抑制NF-κB激活,经由Ang-(1–7)/Mas通路减轻内毒素诱导的肺损伤[11]。已有报道称,Ang-(1–7)通过Mas受体在关节炎和过敏性气道中发挥抗炎作用[12, 13],并可减少小鼠腹腔巨噬细胞中脂多糖(LPS)刺激的促炎细胞因子,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和白细胞介素6(IL-6)[14]。此外,Ang-(1–7)可减轻LPS诱导的内毒素血症中的细胞因子产生、低体温和死亡率;然而,其潜在分子机制仍不明确[15]。此外,凋亡在脓毒症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16],并参与脓毒症诱导的器官功能障碍[3]。此外,Ang-(1–7)/Mas信号可抑制LPS诱导的肺泡上皮细胞[17]和肺微血管内皮细胞[18]凋亡。

多种动物物种已被用于研究内毒素诱导的脓毒症反应。然而,盲肠结扎穿孔(CLP)是多微生物脓毒症最常用的模型,因为它与人类脓毒症的进展和特征高度相似[19]。因此,本研究采用CLP方法诱导大鼠脓毒症,并探讨Ang-(1–7)是否通过抑制炎症和凋亡通路对CLP诱导的器官损伤和死亡发挥有益作用。

方法

本研究使用成年雄性Wistar大鼠(280至320 g;BioLASCO Taiwan Co.,台北,台湾)。动物饲养于12小时/12小时明暗条件下,自由摄取食物和自来水。本研究经当地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实验按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动物治疗和伦理动物研究指南进行。

手术操作

在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50 mg/kg)麻醉下,将聚氨酯导管插入左侧颈动脉用于血压监测和采血,并插入右侧颈内静脉用于给药。通过捏趾验证动物麻醉充分。将导管引出并固定于颈后部。随后,允许置管大鼠在标准颗粒饲料和自来水自由摄取条件下恢复至正常状态。

次日,在50 mg/kg静脉注射戊巴比妥麻醉下通过CLP诱导腹腔内脓毒症[20]。简言之,经下腹部2 cm长正中切口行开腹术。暴露盲肠并用3-0丝线在回盲瓣远端结扎,用18号针在对侧两端各穿刺两次。然后将肠管回纳腹腔并关闭切口。此外,关腹后用0.2%利多卡因浸润切口创面以镇痛。假手术(SOP)组大鼠接受类似的开腹和盲肠暴露但不进行CLP。所有动物在开腹后立即皮下给予0.9% NaCl溶液(10 ml/kg)。

所有纳入研究的大鼠均饲养于小型内部动物设施中以便最佳监测,每3小时检查其总体健康状态,观察痛苦体征,如呼吸浅快、竖毛以及蜷缩或畏缩于笼角。大鼠仅在CLP或假手术后24小时或出现濒死体征(即对外部刺激无反应、不能维持直立姿势、震颤、持续性/深度低体温和/或濒死呼吸)时通过过量戊巴比妥(100 mg/kg静脉注射)处死。进一步分析各组研究期间的生存率。关于本研究中实施的“盲法”,由对治疗分组不知情的研究者进行生存评估。此外,病理检查和统计分析结果均以盲法完成。

实验方案

大鼠通过抛硬币随机分配至五个治疗组之一接受CLP或SOP(图1):(1)SOP组:SOP后3和6小时静脉输注0.9% NaCl 1小时(n = 6),(2)SOP-Ad组:SOP后3和6小时静脉输注1 mg/kg Ang-(1–7) 1小时(n = 6),(3)CLP组:CLP术后3和6小时给予相同方案和体积的生理盐水(n = 8),(4)CLP-As组:CLP术后3小时给予相同方案的Ang-(1–7)(n = 3),或(5)CLP-Ad组:CLP术后3和6小时给予相同方案的Ang-(1–7)(n = 8)。Ang-(1–7)(Tocris Bioscience,布里斯托尔,英国)溶于0.9% NaCl,其剂量根据既往研究选择[15]。

图1 实验设计。24小时实验时间线。SOP = 假手术,0.9% NaCl = 生理盐水(静脉输注1小时),Ang-(1–7) = 血管紧张素-(1–7)(1 mg/kg静脉输注1小时),SOP-Ad = 假手术后3和6小时给予Ang-(1–7),CLP-Ad = CLP术后3和6小时给予Ang-(1–7),CLP-As = CLP术后仅3小时给予Ang-(1–7) 查看原图 ↗

血流动力学参数测量

在盲肠结扎穿孔(CLP)或假手术后0、3和24小时,将所有动物的动脉导管连接至压力换能器(P23ID;Statham,Oxnard,CA,美国),并在多导记录仪(MacLab/4e;AD Instruments Pty Ltd.,Castle Hill,澳大利亚)上显示平均动脉压(MAP)和心率(HR)进行监测。

器官功能定量

在CLP或假手术后0、3和24小时,采集1 ml动脉血,取10 μl血样使用One-Touch II血糖监测系统(Lifescan Inc.,Milpitas,CA,美国)分析血糖。其余采集的血液随后离心(3分钟,16,000 g),并使用Fuji DRICHEM 3030(Fuji Photo Film Co., Ltd.,东京,日本)分析血浆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血尿素氮(BUN)、肌酐和乳酸脱氢酶(LDH)水平。每次抽取的血液量立即以等量生理盐水输注补充。由于血凝块或动脉导管扭结,部分存活至整个实验期的大鼠未能获取血样,尤其是接受CLP操作的大鼠。

血浆IL-6浓度测定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试剂盒(R&D Systems, Inc.,Minneapolis,MN,美国)按照制造商说明书,对假手术或CLP手术后0和24小时采集的血浆进行IL-6双份检测分析。

超氧阴离子生成量测定

实验结束时,取出肺、肝和肾组织置于闪烁板上。将这些含有Krebs-HEPES缓冲液(100 μl)和1.25 mM光泽精(50 μl)的微孔板放入微孔板发光仪(Hidex Microplate Luminometer,Turku,芬兰)中,按先前描述的方法分析超氧阴离子[20]。所得数值双份测定,随后将所有组织在实验室烘箱中干燥24小时。所有组织中的超氧阴离子水平以每毫克干组织每秒计数表示。

蛋白质印迹分析

为分析 cleaved caspase-3 和核因子κB抑制蛋白(IκB)表达[11, 18, 21],将匀浆肝组织上清液(100 μg总蛋白)在10–12%聚丙烯酰胺凝胶中电泳分离,并转移至硝酸纤维素膜(Mini Trans-Blot Cell;Bio-Rad Laboratories,Hercules,CA,美国)。膜在含0.1% Tween-20的Tris缓冲液(TBST)中以5%牛白蛋白(BioShop Canada Inc.,Burlington,ON,美国)室温封闭1.5小时,随后在4 °C下与一抗(cleaved caspase 3,1:500稀释,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Inc.,Danvers,MA,美国;IκB,1:5000稀释,Abcam,Cambridge,英国)在TBST缓冲液中孵育过夜,之后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山羊抗兔免疫球蛋白G(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Inc.)。使用Pierce增强化学发光蛋白质印迹试剂(Thermo Fisher Scientific,Rockford,IL,美国)显示蛋白表达,随后曝光于放射胶片。对条带进行光密度定量。

组织学检查

肝和肺标本在10%甲醛中固定超过24小时,随后在梯度乙醇中脱水。组织包埋于石蜡中,切成4 μm厚的切片,并行苏木精-伊红染色。由一名病理学家以盲法对每组三只动物的肺损伤严重程度(肺水肿、肺淤血、肺泡壁增厚及炎性浸润区域)和肝坏死进行评分,评分从0分(无或极轻微)至3分(严重)。评估采用随机选取的十个高倍视野的评分。

统计分析

采用Shapiro-Wilk检验评估所收集变量是否服从正态分布。不服从正态分布的变量进行对数转换。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各组间生理参数。对于其余参数(包括超氧化物生成及caspase-3和IκB表达),差异的显著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联合Newman-Keuls事后检验进行分析。组织损伤严重程度评分在CLP组与CLP-Ad组之间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比较。生存分布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并以Kaplan-Meier曲线表示。数据以中位数和IQR表示。p值小于0.05视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关于本研究结果的把握度分析,采用Schoenfeld生存模型公式估算事后把握度。给定双侧I型错误率为0.05、风险比为2,以及CLP-Ad组和CLP组样本量分别为12和22,相应分析可达到大于0.95的把握度水平。

结果

生存

比较总生存情况,五个研究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002)。在CLP组,22只动物中有2只在9小时死亡(生存:22只大鼠中20只,90.9%),22只大鼠中有14只在CLP操作后24小时死亡(生存:22只大鼠中8只,36.4%),而所有SOP组在24小时内均未观察到死亡(生存:每组6只大鼠中6只,100%)(图2)。在CLP-As组,6只大鼠中有1只在9小时死亡(生存:6只大鼠中5只,83.3%),6只大鼠中有3只在CLP操作后24小时死亡(生存:6只大鼠中3只,50%)。然而,在CLP-Ad组,9小时未观察到死亡(生存:12只大鼠中12只,100%),仅12只大鼠中有2只在CLP操作后24小时死亡(生存:12只大鼠中10只,83.3%)。因此,接受双剂量Ang-(1–7)治疗的CLP大鼠生存率更高(p = 0.009 vs. CLP组)。

图2 血管紧张素-(1–7)改善多微生物脓毒症后的生存。对接受假手术(SOP,n = 6)、SO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SOP操作后3和6小时给予1 mg/kg [SOP-Ad],n = 6)、盲肠结扎穿孔(CLP,n = 22)、CL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CLP操作后3小时给予1 mg/kg [CLP-As],n = 6)以及CL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CLP操作后3和6小时给予1 mg/kg [CLP-Ad],n = 12)的大鼠给予血管紧张素-(1–7)后生存率的分析。生存时间测定24小时。生存分布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并以Kaplan-Meier曲线表示。数据以实验结束时存活大鼠的百分比表示。*p < 0.05 CLP vs. SOP。##p < 0.01 CLP-Ad vs. CLP 查看原图 ↗

心血管变化

如图3所示,各组间MAP和HR的基线数据无显著差异。CLP术后24 h,MAP显著降低(p < 0.001 vs. SOP组)(图3a)。双剂量Ang-(1–7)可显著减轻CLP诱导的严重低血压(p = 0.037 vs. CLP组)(图3a),但单剂量Ang-(1–7)无此作用。同时,CLP导致HR从3 h至24 h显著且持续升高(p < 0.01 vs. SOP组)(图3b),而Ang-(1–7)治疗大鼠的HR未见减轻(p = 0.42 vs. CLP组)(图3b)。此外,Ang-(1–7)治疗的SOP大鼠在实验期间MAP和HR与生理盐水治疗的SOP大鼠无显著差异。

图3 血管紧张素-(1–7)对盲肠结扎穿孔大鼠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的影响。图中展示实验期间(a)平均动脉血压和(b)心率的变化。大鼠接受假手术(SOP,n = 6)、SO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SOP术后3和6 h给予1 mg/kg [SOP-Ad],n = 6)、盲肠结扎穿孔(CLP,n = 8)、CL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CLP术后3 h给予1 mg/kg [CLP-As],n = 3)以及CL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CLP术后3和6 h给予1 mg/kg [CLP-Ad],n = 8)。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验时间×组别交互作用。数据以中位数和IQR表示。**p < 0.01,***p < 0.001 CLP vs. SOP;#p < 0.05 CLP-As或CLP-Ad vs. CLP 查看原图 ↗

器官损伤和血糖的血浆指标

我们对生化标志物(包括LDH、ALT、BUN和肌酐)进行对数转换,以使其数据正态化并进行统计分析。所有组间基线生化数据无显著差异(图4)。在SOP和SOP-Ad组中,实验期间生化参数未见显著变化。然而,CLP术后24 h导致血浆LDH、ALT、BUN和肌酐水平显著升高(p < 0.01 vs. SOP组)(图4a–d)。双剂量Ang-(1–7)可显著改善这些升高的器官损伤参数(p < 0.01 vs. CLP组)(图4a–d),而单剂量Ang-(1–7)给药后未见显著改善。

CLP术后,动物血糖水平似乎呈现双相变化:CLP后3 h早期升高,随后CLP后24 h晚期降低(p < 0.001 vs. SOP组)(图4e)。然而,双剂量Ang-(1–7)可显著改善晚期低血糖(p = 0.018 vs. CLP组)(图4e),而单剂量Ang-(1–7)给药后未见显著改善。

图4 血管紧张素-(1–7)对盲肠结扎穿孔大鼠生化参数的影响。这些参数包括实验期间的(a)乳酸脱氢酶、(b)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c)血尿素氮、(d)肌酐(CRE)和(e)血糖。大鼠接受假手术(SOP,n = 6)、SO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SOP操作后3和6小时给予1 mg/kg [SOP-Ad],n = 6)、盲肠结扎穿孔(CLP,n = 8)、CL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CLP操作后3小时给予1 mg/kg [CLP-As],n = 3)以及CL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CLP操作后3和6小时给予1 mg/kg [CLP-Ad],n = 8)。由于血凝块或动脉导管扭结,部分存活整个实验期的大鼠未能获得血样。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分析时间×组别交互作用。数据以中位数和IQR表示。**p < 0.01,***p < 0.001 CLP vs. SOP;#p < 0.05,##p < 0.01 CLP + As或CLP + Ad vs. CLP 查看原图 ↗

血浆IL-6水平和组织超氧化物水平

经对数转换后,IL-6和超氧化物数据归一化并用于统计分析。所有组间基线血浆IL-6水平无显著差异(图5a)。在本研究结束时,SOP和SOP-Ad组的血浆IL-6水平未观察到显著变化,提示假手术操作和Ang-(1–7)给药均不能改变血浆IL-6水平。然而,CLP导致24小时血浆IL-6水平显著升高(p < 0.001 vs. SOP组)(图5a),双剂量Ang-(1–7)显著减轻了这一升高(p = 0.002 vs. CLP组)(图5a)。

与对照组大鼠相比,CLP大鼠肺组织(p = 0.048)中观察到超氧化物产生显著增加,但肝和肾组织匀浆中未观察到(图5b)。Ang-(1–7)显著减轻了CLP大鼠肺组织中超氧化物水平的升高(p = 0.039 vs. CLP组)(图5b)。

在CLP-As组中,单剂量Ang-(1–7)治疗CLP大鼠后,血流动力学参数和器官损伤指标均未显示显著改善。因此,根据3R(减少、替代、优化)精神,未在该组进一步进行氧化应激、凋亡和组织学研究。

图5 操作后24小时血管紧张素-(1–7)对血浆白细胞介素-6和组织超氧化物水平的影响。图中显示的是以下大鼠中(a)血浆白细胞介素-6水平和(b)组织超氧化物水平的变化:接受假手术(SOP,n = 5)、假手术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SOP操作后3和6小时给予1 mg/kg [SOP-Ad],n = 5)、盲肠结扎穿孔(CLP,n = 8)以及CL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CLP操作后相同方案 [CLP-Ad],n = 8)的大鼠。肝脏中(c)裂解的半胱天冬酶-3表达和(d)细胞质核因子κB轻多肽基因增强子B细胞抑制因子(IκB)的免疫印迹分析。大鼠接受SOP、SO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SOP-Ad)、CLP以及CL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CLP-Ad)。术后24小时采集肝组织。上图为代表性印迹图,β-肌动蛋白作为上样对照。每组n = 4。白细胞介素-6分析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ANOVA),其余参数的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ANOVA联合Newman-Keuls事后检验。单因素ANOVA对超氧化物生成、裂解的半胱天冬酶-3和IκB表达的p值分别为0.02、0.0035和0.0038。数据以中位数和四分位距表示。*p < 0.05;**p < 0.01;***p < 0.001,CLP vs. SOP;#p < 0.05;##p < 0.01,CLP-Ad vs. CLP 查看原图 ↗

肝脏中裂解的半胱天冬酶-3和IκB的表达

为评估Ang-(1–7)对凋亡通路的影响,测定了裂解的半胱天冬酶-3表达。与SOP和SOP-Ad组相比,CLP导致肝脏中裂解的半胱天冬酶-3表达水平升高(vs. SOP组,p = 0.009),而Ang-(1–7)给药显著减轻了这一变化(vs. CLP组,p = 0.018)(图5c)。为评估Ang-(1–7)对NF-κB信号通路的影响,测定了细胞质IκB表达。与SOP和SOP-Ad组相比,CLP操作导致细胞质中IκB水平降低(vs. SOP组,p = 0.04)。然而,Ang-(1–7)治疗显著抑制了CLP诱导的肝脏细胞质IκB表达增加(vs. CLP组,p = 0.016)(图5d)。

组织学研究

CLP组肺组织在CLP操作后24小时显示出多种明显的炎症改变,如肺水肿、肺充血、肺泡壁增厚以及炎症浸润区域(图6a)。Ang-(1–7)治疗似乎减轻了CLP诱导的组织病理学改变(图6a)。此外,通过评分评估肺泡壁厚度和浸润细胞数量增加,平均病理评分显示Ang-(1–7)治疗的CLP大鼠与CLP大鼠相比无显著差异(1.8 [1.6至2] vs. 1 [1至1.4],CLP vs. CLP-Ad,p = 0.178)。然而,CLP组肝组织显示出坏死性改变,Ang-(1–7)给药明显减轻了CLP诱导的组织病理学改变(图6b)。与CLP大鼠相比,Ang-(1–7)治疗显著降低了CLP大鼠肝坏死的病理评分(3 [2.5至3] vs. 0 [0至0],CLP vs. CLP-Ad,p = 0.034)。

图6 组织病理学研究。光镜下观察接受假手术(SOP)、SO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SOP后3和6小时给予1 mg/kg [SOP-Ad])、盲肠结扎穿刺(CLP)以及CLP加血管紧张素-(1–7)给药(CLP-Ad)的大鼠的(a)肺和(b)肝。箭头指示中性粒细胞浸润。苏木精-伊红染色显示CLP术后24小时肝脏出现显著坏死。图示为每组三只大鼠的代表性显微照片。放大倍数×400。N = 坏死区,cv = 中央静脉 查看原图 ↗

讨论

本研究证明,CLP操作可引起延迟性低血压、低血糖和多器官损伤,表现为血浆生化参数升高、组织病理学改变和死亡率,而在腹膜炎诱导脓毒症大鼠模型中,Ang-(1–7)后处理可改善上述改变。此外,Ang-(1–7)显著减弱CLP大鼠血浆IL-6生成和肺超氧化物生成,并降低肝脏IκB和caspase-3表达。因此,据我们所知,这些发现首次提示Ang-(1–7)可减轻CLP诱导的器官损伤、炎症反应甚至死亡,并可能作为靶向脓毒症的治疗药物。

Ang-(1–7)由Mas受体介导,对多种疾病过程具有抗炎作用,如动脉粥样硬化、关节炎和哮喘[4]。在一项体外研究中,Ang-(1–7)减少LPS刺激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促炎细胞因子释放[14]。在内毒素血症体内模型中,Ang-(1–7)通过其Mas受体减弱或阻止LPS诱导的低体温、随之发生的死亡[15]和肌肉消耗[22]。CLP仍被认为是脓毒症的金标准模型[23],尽管该模型不能完全再现人类脓毒症的复杂性。我们目前的研究显示,CLP诱导血浆IL-6生成显著增加,而给予Ang-(1–7)可使该增加降至最低。此外,在CLP大鼠肝脏中,Ang-(1–7)增强了使NF-κB向细胞核转位失活的IκB蛋白。这些结果表明,Ang-(1–7)通过IκB/NF-κB通路阻止脓毒症诱导的炎症。

RAS活性增加可导致脓毒症中的氧化应激和内皮功能障碍[24],这可能与肺损伤的发病机制相关[9, 25, 26]。关于对RAS的反向调节作用,Ang-(1–7)减弱Ang II刺激的小鼠心脏脂质过氧化增加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降低[27]。此外,研究发现Ang-(1–7)预处理可减少血管平滑肌细胞中Ang II诱导的ROS生成[28]。此外,我们的数据显示,CLP操作显著增加肺中超氧化物生成,而Ang-(1–7)后处理可减弱该增加。在肝脏和肾脏中未观察到超氧化物生成的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我们的方法对这两个器官的CLP操作诱导效应轻微。

近期研究表明,在严重脓毒症的免疫抑制晚期及随后的器官功能障碍中,免疫细胞和实质组织中出现凋亡增加[16, 29]。阻止细胞凋亡可提高严重脓毒症动物模型的生存率[29]。有报道称Ang-(1–7)可抑制Ang II和LPS诱导的内皮细胞和上皮细胞凋亡[17, 18, 30, 31]。我们的研究发现Ang-(1–7)改善了CLP大鼠肝脏中caspase-3表达和坏死变化。这表明Ang-(1–7)可减轻严重脓毒症诱导的凋亡和细胞死亡。此外,凋亡可由多种刺激激活,包括细胞因子和活性氧(ROS)[32, 33]。因此,Ang-(1–7)可能通过减少超氧化物和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来发挥其抗凋亡作用。综上所述,我们的结果表明Ang-(1–7)通过其反向调节作用介导炎症、氧化应激和凋亡的消退,从而减轻CLP诱导脓毒症的后续器官功能障碍并提高生存率。

既往研究表明,1 mg/kg Ang-(1–7)预处理可抑制LPS诱导的细胞因子产生和低体温,从而保护小鼠免受内毒素血症的致命后果[15]。在本研究中,CLP术后3 h给予1 mg/kg Ang-(1–7)(图1),并未减轻器官功能障碍(图3和图4)。然而,该剂量在实验期间未影响假手术对照组大鼠的任何血流动力学和生化参数。此后,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了1 mg/kg Ang-(1–7)两次后处理(即在CLP术后3 h和6 h)。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第一,CLP模型是在年轻健康动物上进行的,而非在伴有合并症的老年患者的临床环境中,尽管该模型被认为是脓毒症的金标准模型。第二,本研究未使用抗生素,以避免干扰Ang-(1–7)对器官功能的作用。第三,Ang-(1–7)在CLP术后3 h开始给药,这不代表临床实践——临床中治疗措施通常在脓毒症晚期才实施。Ang-(1–7)用于脓毒症晚期的效果仍有待确定。

结论

我们描述了Ang-(1–7)在CLP诱导脓毒症治疗中的新功能。Ang-(1–7)通过减少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和凋亡特征来减轻多器官功能障碍并提高多微生物脓毒症大鼠的生存率,这可能涉及IκB/NF-κB信号通路。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临床试验,以阐明Ang-(1–7)在多微生物脓毒症早期甚至晚期的潜在辅助作用。

参考来源

  1. Tsai HJ, Liao MH, Shih CC, et al. Angiotensin-(1-7) attenuates organ injury and mortality in rats with polymicrobial sepsis. Crit Care. 2018. PMID: 30367644. doi:10.1186/s13054-018-2210-y
  2. 全文:PMC6204017(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6204017/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