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危重患者超越常规血液净化的体外技术:希望与陷阱
本文综述了脓毒症危重患者中超越常规血液净化的体外免疫调节技术,包括高通量血液滤过(HVHF)、高截留(HCO)膜、吸附(如多黏菌素B固定纤维柱、Cytosorb、HA-330、LPS吸附器)和配对血浆滤过吸附(CPFA)。这些技术旨在清除或灭活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和损伤相关分子模式及细胞因子,但现有证据大多来自小型观察性研究或随机对照试验,证据等级低,且结果不一致。大多数研究显示血流动力学可能改善,但短期死亡率、ICU或医院住院时间无显著获益。所有技术均有体外循环相关不良事件、药物清除(尤其是抗生素)、白蛋白丢失和电解质紊乱等风险。作者认为,目前证据不足以广泛采用这些技术,应个体化应用并密切监测副作用。
要点
- HVHF定义为对流目标剂量>35 ml/kg/h,VHVHF为>45 ml/kg/h;系统评价显示HVHF与标准血液滤过相比28天死亡率RR 0.89(95%CI 0.60–1.32),证据等级低。
- HCO膜孔径约20 nm(标准高通量膜10 nm),推荐剂量25–40 ml/kg/h(KDIGO指南),但白蛋白丢失显著,宜用弥散模式;HICOSS试验因28天死亡率无获益(HCO 31% vs 常规33%)提前终止。
- 多黏菌素B固定纤维柱(PMX)的EUPHAS试验显示28天死亡率获益(治疗组32% vs 对照组53%,校正HR 0.36,95%CI 0.16–0.80),但ABDO-MIX试验未显示获益(27.7% vs 19.5%,p=0.14)。
- CPFA的COMPACT试验(192例)显示医院死亡率无差异(对照组47.3% vs CPFA组45.1%,p=0.76),因无效提前终止;CPFA需每日治疗至少10小时,连续5天,血浆流量为血流速的17–20%。
- 所有技术均需警惕抗生素清除(如万古霉素水平显著降低)、白蛋白丢失、电解质紊乱(低磷血症、低钾血症)和出血/凝血等不良事件;作者认为应在有经验的中心个体化应用并密切监测。
适用人群与场景
- 脓毒症危重患者,尤其是合并急性肾损伤需要肾脏替代治疗者;吸附技术一般提倡用于疑似革兰阴性菌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
- HCO膜也用于横纹肌溶解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急性肾损伤管理。
- PMX试验多涉及外科人群,将结果应用于内科ICU患者时需谨慎。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脓毒症旧定义基于 presumed infection 加两条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标准;2016年SIRS被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估评分(qSOFA)取代,qSOFA包括呼吸频率增快、意识状态改变和低血压三项中的两项。
- HVHF定义为连续治疗对流目标剂量(处方)>35 ml/kg/h;VHVHF定义为剂量>45 ml/kg/h。
- HCO膜孔径平均20 nm(标准高通量膜10 nm)。
- CPFA清除血浆量>0.18 L/kg/天通常与更好结局相关。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HVHF/VHVHF:使用高通量透析器(Kuf > 25 ml/h/mmHg/m2);血流速需保证滤过分数不超过25–30%;对流剂量>35–45 ml/kg/h,总剂量可达50–70 ml/kg/h(含弥散成分,CVVHDF);置换液前稀释和/或后稀释,前稀释置换液量需高于后稀释;抗凝用肝素或枸橼酸;疗程根据患者情况调整。
- HCO膜:处方剂量通常25–40 ml/kg/h(KDIGO指南推荐);因白蛋白丢失显著,宜采用弥散模式(如HCO-CVVHD)而非对流模式。
- 吸附:可单独使用或与HD/CVVH联合;常需多次治疗以克服反弹;处方(包括疗程)取决于吸附柱型号,应遵循使用手册。
- CPFA:血流速通常150–220 ml/min(最大250 ml/min);血浆流速为血流速的17–20%(35–40 ml/min);超滤率最大2500 ml/h(相当于70 kg患者35 ml/kg/h);置换液通常后稀释;疗程为每日至少10小时、连续5天;抗凝常用肝素,枸橼酸可安全使用。
- PMX:EUPHAS试验中治疗组28天死亡率32% vs 对照组53%(校正HR 0.36,95%CI 0.16–0.80);ABDO-MIX试验中治疗组27.7% vs 对照组19.5%(p=0.14;OR 1.5872;95%CI 0.8583–2.935);仅69.8%患者完成两次PMX治疗。
- Cytosorb:一项涉及22个国家的临床注册研究显示135例脓毒症患者使用Cytosorb未观察到副作用;观察死亡率65%,基于APACHE II评分的预测死亡风险为78%;IL-6水平显著降低。
- HA-330:两项小型RCT显示可降低炎症介质,并改善血流动力学、死亡率和ICU住院时间;其中一项在脓毒症急性肺损伤患者中显示血液灌流组呼吸参数明显改善。
- 改良AN69(oXiris):六例脓毒性AKI患者接受oXiris®-CVVH,48小时后SOFA评分较ICU入住时降低38%,而对照组升高3%;两组ICU和医院死亡率无显著差异。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体外循环相关不良事件:出血、凝血/抗凝需求变化、血小板计数下降、导管并发症。
- 药物清除:抗生素(如万古霉素)水平可能显著降低,需准确监测药物浓度并可能需要追加剂量。
- 白蛋白丢失(尤其HCO膜)和其他有益分子、营养物质及氨基酸的不可预测丢失。
- 电解质紊乱(尤其低磷血症和低钾血症),在HVHF中风险更明显,需频繁监测并预先制定电解质替代方案。
- HVHF高对流可导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和低体温。
- 吸附技术相关血小板减少和白细胞减少。
- CPFA管路凝血发生率高(COMPACT试验中48%因凝血中断治疗)。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HVHF:系统评价显示汇总死亡风险比RR 0.89(95%CI 0.60–1.32;两项试验;N=156),证据强度低;Clark等Meta分析显示28天死亡率OR 0.76(95%CI 0.45–1.29;p=0.31);Lehner等Meta分析显示HFHV OR 0.85(95%CI 0.50–1.45;四项试验;N=473),PHVHF OR 0.62(95%CI 0.22–1.74;三项试验;N=85),两者合并OR 0.85(95%CI 0.60–1.22;七项试验;N=558);IVOIRE试验为最大多中心RCT,未证实早期观察性研究的死亡率获益。
- HCO膜:一项研究比较HCO-CVVHD(剂量35 ml/kg/h)与CVVHDF(剂量45 ml/kg/h),ICU死亡率分别为37.5%和87.5%(p=0.03),但ICU住院时间和医院死亡率无显著差异;HICOSS试验入选81例后因28天死亡率无获益(HCO 31% vs 常规33%)提前终止。
- PMX:EUPHAS试验显示28天死亡率获益(32% vs 53%;校正HR 0.36,95%CI 0.16–0.80),ICU住院时间无差异(20.3天(95%CI 15.0–25.5) vs 18.3天(95%CI 8.8–27.8);p=0.72);ABDO-MIX试验显示28天死亡率无获益(27.7% vs 19.5%;p=0.14;OR 1.5872;95%CI 0.8583–2.935),ICU住院时间无差异(11天 vs 10天;p=0.49);一项Meta分析(七项RCT,841例)显示死亡率降低(RR 0.65;95%CI 0.47–0.89;p=0.007),但被认为因偏倚风险高而证据质量低;EUPHRATES试验初步报告显示符合方案人群(N=244)死亡率差异小于5%(31.9% vs 36.9%),无统计学显著性。
- CPFA:COMPACT试验(192例)显示医院死亡率无差异(对照组47.3% vs CPFA组45.1%;p=0.76),30天内无ICU天数无差异(6.8 vs 7.5;p=0.35),因无效提前终止。
- Cytosorb:观察性数据显示血流动力学改善和死亡率下降趋势,IL-6水平降低;两项RCT显示IL-6降低但死亡率未改善,且研究未以死亡率为主要终点。
- HA-330:两项小型RCT显示炎症介质降低,血流动力学、死亡率和ICU住院时间改善。
- oXiris:病例系列显示SOFA评分降低,但ICU和医院死亡率无显著差异。
- LPS吸附器:病例报告/系列显示内毒素水平降低和血流动力学改善,无显著副作用;ASSET可行性研究因招募困难提前终止。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综述;文中汇总的证据主要来自小型观察性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总体证据等级低。
- HVHF:系统评价证据强度低;部分研究包含血液透析且非专门在脓毒症背景下进行。
- PMX:Meta分析因严重偏倚风险被认为证据质量低;所有试验均为小型、开放标签、在日本单中心进行,且多涉及外科人群。
- CPFA:近期Meta分析纳入14项研究提示生存可能改善,但研究质量不高且样本量小。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目前证据不足以支持在脓毒症中广泛采用这些体外技术;仅在具备足够经验和严密监测能力的中心个体化应用。
- 使用这些技术时应密切监测抗生素浓度(如万古霉素),必要时追加剂量;监测白蛋白、电解质(尤其磷和钾)和血小板。
- 作者认为,病程早期内毒素和细胞因子水平极高时,吸附/CPFA可能有助于降低介质峰值;病程后期吸附可能效果较差,此时HCO膜或HVHF可能更适合器官支持;该假设尚待证实。
- 作者认为,吸附的疗效可能取决于初始溶质水平(初始水平越高越有效)和治疗频率(越频繁越有效),但该假设仍需确认。
- 不推荐将CPFA作为标准治疗,因COMPACT试验显示无 mortality 获益且因无效提前终止;HVHF不推荐用于改善短期死亡率、血流动力学或缩短ICU/医院住院时间,因证据不一致且低级别。
- 对于脓毒性AKI需要RRT者,CRRT与间歇性RRT结局无差异,CRRT通常保留给血流动力学不稳定需要液体平衡控制者。
指南或共识出处
- 脓毒症定义更新:2016年SIRS被qSOFA取代,由包括重症医学会(SCCM)和欧洲重症医学会(ESICM)在内的国家学会提出。
- KDIGO指南推荐HCO膜处方剂量25–40 ml/kg/h。
- HVHF定义基于意大利维琴察肾脏替代治疗命名共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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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对抗脓毒症的斗争由来已久。医疗专业人员一直在寻找治疗方式,以改善患有该综合征的患者的结局。脓毒症的定义多年来不断演变。较早的定义基于因推定感染而满足两项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标准。2016年,SIRS被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估评分(qSOFA)所取代,后者由以下两项组成:呼吸频率增加、意识水平改变和低血压。这由包括重症医学会(SCCM)和欧洲重症医学会(ESICM)在内的国家学会提出[1, 2]。
脓毒症的特征是对感染产生失调的免疫反应,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超出感染部位的过度免疫反应是多因素的。细菌细胞壁成分(内毒素或脂多糖(LPS)),称为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以及受损宿主细胞释放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在启动该反应并随后释放促炎/抗炎细胞因子中发挥主要作用。已发现LPS在全身注射时可引起细胞因子剂量依赖性升高[3, 4]。对这一复杂机制的理解促成了治疗策略的发展,旨在通过消除/灭活这些炎症介质来恢复平衡的免疫反应。脓毒症的常规治疗通常从复苏措施开始;然而,唯一确定性治疗是充分抗生素治疗以及外科脓毒症病例中的感染源控制[5]。对于发生急性肾损伤(AKI)的脓毒症患者,推荐肾脏替代治疗(RRT)。研究显示,比较连续性RRT(CRRT)与间歇性RRT的结局无差异[6],而CRRT通常保留用于需要液体平衡控制的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5]。RRT(尤其是血液滤过)的另一应用是体外清除炎症介质。在早期研究中,单纯RRT不足以降低血清细胞因子水平[7],这促使人们开发更有效的体外技术,但现阶段支持其有效性的证据仍有争议。高容量血液滤过(HVHF)或极高容量血液滤过(VHVHF)、高截留(HCO)膜、单纯吸附以及配对血浆滤过吸附(CPFA)是主要不断发展的策略。这些技术在不同中心的应用方式各异,取决于不同临床医生的技能、设备可用性和患者病例(即外科与内科)。在本综述中,我们总结这些体外技术的基本原理。鉴于支持其有效性的证据水平较低,我们还强调应将这些风险与潜在获益仔细权衡。
高容量血液滤过和极高容量血液滤过
术语
HVHF的定义仍存在争议。根据在意大利维琴察举行的肾脏替代治疗(RRT)命名共识会议[8],HVHF被定义为对流目标剂量(处方剂量)大于35 ml/kg/h的持续治疗。剂量大于45 ml/kg/h被定义为VHVHF。作为一种技术,它已被用于急性肾损伤(AKI)[9, 10]和脓毒症背景下的免疫调节。本综述将聚焦于HVHF在脓毒症中的作用。尽管HVHF本身应仅通过对流模式实施,因为这是清除炎症介质的主要机制,但一些作者将其与不同方法联合应用[11]。鉴于缺乏标准化定义,我们将同时讨论HVHF和VHVHF,包括对额外补充性(弥散)剂量的描述。HVHF和VHVHF回路见图1。
技术方面
HVHF和VHVHF在能够实施常规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的中心易于开展,因为无需在常规回路外增加额外组件。透析器类型:高通量透析器(Kuf > 25 ml/h/mmHg/m2)。
血流速率(Qb):由于HVHF和VHVHF需要高超滤流量,所需Qb通常必须保证滤过分数不超过过高值(不大于25–30%)。
剂量:对流剂量,大于35–45 ml/kg/h。由于补充性弥散组分(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CVVHDF)),总剂量可更高(50–70 ml/kg/h)。
置换液(Qr):采用前稀释和/或后稀释模式。对于给定目标剂量,需考虑到前稀释Qr必须高于后稀释Qr。
持续时间:根据患者病情调整。
抗凝:肝素或枸橼酸。
证据
表1列出了高容量血液滤过有效性的证据。证据主体主要来自小型观察性研究/随机对照试验(RCT)[12–16]。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且唯一的多中心RCT是IVOIRE试验[17]。应注意的是,各研究采用了不同方案,剂量范围为40至70 ml/kg/h。少数研究还使用了所谓的脉冲式高容量血液滤过(PHVHF),即间歇性极高容量治疗后再进行常规肾脏剂量血液滤过[18–20]。此外,在一项大型中国队列中,比较了50 ml/kg/h与85 ml/kg/h的较高剂量[21]。总体结果不一致。早期观察性研究提示死亡率获益和血流动力学改善,而后期研究(尤其是IVOIRE试验)未能证实这些发现。最近一项系统评价[22]显示,死亡风险比(RR)的合并估计值为0.89(95% CI 0.60–1.32;两项试验;N = 156),证据强度被认为较低。这一发现与Clark等[23]和Lehner等[24]早期的荟萃分析相当。前者显示,与标准容量血液滤过(SVHF)相比,HVHF的28天死亡合并比值比为0.76(95% CI 0.45–1.29;p = 0.31),后者也证明对死亡率无影响,HFHV(OR 0.85;95% CI 0.50–1.45;四项试验;N = 473)、PHVHF(OR 0.62;95% CI 0.22–1.74;三项试验;N = 85)或两者联合(OR 0.85;95% CI 0.60–1.22;七项试验;N = 558)均如此。应注意的是,Lehner等[24]纳入的部分研究使用了血液透析,且并非仅在脓毒症背景下进行。此外,在最近一项涉及烧伤继发脓毒性休克患者亚群的RCT中,发现HVHF(与标准治疗相比)在改善器官功能方面有效,但在生存方面无效[25]。总之,尽管早期研究结果令人鼓舞,HVHF似乎对短期死亡率、血流动力学改善或重症监护病房(ICU)或住院时间(LOS)缩短没有显著影响。
高截留膜
术语
高截留(HCO)膜的特征是孔径大(平均孔径(20 nm)),而标准高通量膜为(10 nm)。我们的重点是在脓毒症背景下,在CRRT中使用HCO膜。
图2显示了HCO膜回路。
技术方面
HCO膜的使用与标准RRT处方相似,包括抗凝选择。处方剂量通常为25至40 ml/kg/h,正如肾脏疾病改善全球结局(KDIGO)指南所推荐[26]。对流模式可最大化HCO膜清除促炎/抗炎介质的能力[27],但使用此类膜时常见的过度白蛋白丢失决定了只能采用弥散模式。
HCO膜的使用不限于脓毒症,而脓毒症是本综述的重点。例如,高截留血液透析也用于横纹肌溶解症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AKI的管理。
证据
HCO膜有效性的证据见表2。证据体来自小型随机对照试验(RCT)和观察性研究[28–34]。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提示炎性细胞因子减少和血流动力学改善,同时如Morgera等[27–30]所报告的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疾病严重程度评分改善。一项比较连续静脉-静脉血液透析联合HCO膜(HCO-CVVHD;剂量为35 ml/kg/h)与CVVHDF(剂量为45 ml/kg/h)的研究显示ICU死亡率获益(HCO-CVVHD组和CVVHDF组分别为37.5%和87.5%(p = 0.03)),但在ICU住院时间和院内死亡率方面未发现显著差异[32]。此外,比较高通量截留膜(HCO)与传统膜的高通量截留脓毒症研究(HICOSS)在入组81例患者后提前终止,原因是缺乏28天死亡率获益(HCO组(31%)vs 传统组(33%)),且血管升压药需求或ICU住院时间无差异[35]。
吸附
术语
吸附以血液灌流(HP)、血浆灌流或配对血浆滤过吸附(CPFA)的形式进行(详见“配对血浆滤过吸附(CPFA)”部分)。HP涉及将血液通过血液滤器,使介质吸附到膜表面,或通过含吸附剂的柱体。我们将重点关注吸附在脓毒症中的应用;然而,它也已在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和其他情况的背景下进行了研究。在脓毒症中,通常提倡用于治疗疑似革兰阴性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的患者。
吸附中的回路组件见图3。
技术方面
吸附可单独使用,或与血液透析(HD)或连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联合使用。通常需要多于一次的治疗以克服可能的反弹。处方(包括治疗持续时间)取决于所使用的吸附柱(总结于表3),并且应始终以用户手册为指导。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我们将重点关注广泛使用的吸附柱。
证据
吸附的证据见表4、5、6和7。
多黏菌素B固定纤维柱
关于多黏菌素B固定化纤维柱(PMX;Toraymyxin)的证据体系来自三项主要随机对照试验(RCT)[37–39]、两项登记研究的数据[40–42],以及四项荟萃分析,这些荟萃分析纳入了日本早期开展的较小规模RCT [43–46]。迄今为止,证据总体上仍不一致。EUPHAS试验[38]的数据提示存在死亡率获益(28天死亡率,治疗组32% vs 对照组53%;校正HR 0.36,95% CI 0.16–0.80)和血流动力学获益,但对ICU-LOS无影响(PMX组20.3天(95% CI 15.0–25.5天) vs 对照组18.3天(95% CI 8.8–27.8天);p = 0.72)。相比之下,ABDO-MIX试验[39]的数据提示无死亡率获益(28天死亡率治疗组27.7% vs 对照组19.5%;p = 0.14;OR 1.5872;95% CI 0.8583–2.935),且对血流动力学或ICU-LOS无影响(PMX-HP组11天 vs 对照组10天;p = 0.49)。然而,该试验中滤器凝血和治疗失败率较高(仅69.8%的患者完成了两次PMX治疗),这可能部分解释了该研究结果。同样,Iwagami等[40, 41]报告的两项回顾性研究显示了相互矛盾的结果。第一项研究显示28天死亡率无显著差异(治疗组17.1% vs 对照组16.3%;p = 0.696)。相比之下,第二项研究显示28天死亡率获益(PMX组40.2% vs 对照组46.8%;p = 0.003)。最近一项荟萃分析[47](七项RCT,841例患者)提示死亡率降低(RR 0.65;95% CI 0.47–0.89;p = 0.007),这与Cruz等[44](RR 0.50;95% CI 0.37–0.68)、Qiu等[45](RR 0.24;95% CI 0.16–0.38)和Zhou等[46](RR 0.57;95% CI 0.45–0.72)先前开展的荟萃分析结果相似。然而,由于存在严重偏倚风险,该证据被认为质量较低。所有试验均为小型、开放标签试验,且在日本单中心开展。此外,大多数试验涉及外科人群,因此将这些结果应用于内科ICU患者时可能需要谨慎解读。
在北美开展的EUPHRATES试验(NCT01046669)最近已完成入组,结果很快将正式公布。然而,初步报告提示,在“符合方案人群”中发现的死亡率差异低于5%(N = 244,31.9 vs 36.9%),且该降低无统计学显著性[48]。对患者亚组中潜在获益的进一步分析正在进行中。值得注意的是,PMX的使用被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安全的。血小板减少和白细胞减少常见,但通常无临床意义。
Cytosorb
细胞吸附(CS)的证据仅限于病例报告/系列和少数随机对照试验(RCT),但证据正在不断增加。观察性数据[49, 50]提示血流动力学改善和死亡率下降的趋势。此外,已观察到白细胞介素(IL)-6水平降低,这与Kellum等人研究CS对脑死亡潜在捐献者IL-6/其他细胞因子影响的结果一致[47]。两项RCT[51, 52]也显示IL-6水平降低,但这一结果与死亡率改善无关,尽管这些研究不足以评估死亡率,且在后一项研究[52]中,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病情更为严重。一项涉及22个国家的CS使用临床注册研究已建立,根据其最新报告,135例脓毒症患者使用CS未伴有副作用。观察到的死亡率为65%,而基于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估II(APACHE II)评分的预测死亡风险为78%。同时还观察到IL-6水平显著降低[53]。一个缺点是CS不能捕获内毒素和IL-10。尽管在一项测试去除广谱毒性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和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的体外研究中[54],除肿瘤坏死因子(TNF)-α三聚体外,使用CS进行血液吸附使广谱细胞因子、DAMPS、PAMPS和霉菌毒素水平降低> 50%。由于CS的非特异性介质清除特性,其已在心脏外科领域得到广泛研究。在Bernardi等人[55]的近期报告中,CS应用于择期体外循环手术患者。这与IL-6水平降低或临床结局改善无关。这一发现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该患者群体的细胞因子水平不如脓毒症患者高。另一个注意事项是治疗持续时间(平均191 ± 56分钟,而其他研究中治疗持续长达7天)。这强调了细胞因子初始水平和治疗频率/持续时间对细胞因子降低程度的双重影响。
HA-330
在脓毒症背景下,两项小型RCT描述了HA-330在降低炎症介质方面的有效性,同时伴随血流动力学、死亡率和ICU住院时间的改善[56, 57]。其中一项试验在伴有急性肺损伤的脓毒症患者中进行,血液灌流组的呼吸参数有显著改善[57]。
改性AN69(Oxiris)
支持使用改性AN69的证据仅限于病例系列[58, 59]。在Shum等人[59]报告的研究中,oXiris®-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应用于6例脓毒症急性肾损伤(AKI)患者,结果与24例接受标准治疗的病情匹配的历史对照进行比较。结果表明,oXiris®组CVVH 48小时后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较ICU入院时降低38%,而对照组升高3%。两组之间ICU死亡率和院内死亡率未观察到显著差异。更多研究其有效性的试验正在进行中(NCT01948778,NCT02600312)。
脂多糖吸附器(Alteco)
LPS吸附器的证据来自病例报告/系列[60–62],显示内毒素水平下降以及患者血流动力学改善,且无明显副作用。一项可行性研究(ASSET试验)不幸因招募患者困难而提前终止(NCT02335723)。
耦合血浆滤过吸附
术语
耦合血浆滤过吸附(CPFA™)是将血浆从血液细胞成分中通过高通透性滤器分离,随后用苯乙烯树脂对血浆成分进行吸附以去除多种不同细胞因子,然后在血液滤器前回输净化后的血浆,最终同时提供CRRT以支持肾脏/液体管理。CPFA的优点是血细胞与吸附材料之间缺乏直接接触,从而改善了生物相容性。
CPFA回路如图4所示。
技术方面
血流速率(Qb):通常为150–220 ml/min(最大250 ml/min)。
血浆流速:血流速率的17–20%(35–40 ml/min)。
超滤速率:最大2500 ml/h(相当于70 kg患者35 ml/kg/h)。
置换液(Qr):通常采用后稀释模式。
持续时间:每日一次,持续五天,每天至少10小时。
抗凝:常用的抗凝剂是肝素,但枸橼酸已被安全使用[63],鉴于CPFA凝血率高,枸橼酸可能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
CPFA的有效性呈剂量依赖性,清除血浆量超过0.18 L/kg/天通常与更好的结局相关[64]。
证据
使用CPFA的证据主要来自小型观察性研究[65–68],这些研究提示在生存率或ICU-LOS方面无获益,但血流动力学可能有改善,有趣的是,呈剂量依赖性方式。最近一项涉及14项研究的荟萃分析提示生存率可能改善,但研究质量不高且样本量小[69]。迄今为止最大的RCT是COMPACT试验[64],涉及192名患者随机分配至标准治疗组或CPFA加标准治疗组。医院死亡率(对照组(47.3%)vs CPFA(45.1%);p = 0.76)或前30天内无ICU天数(6.8 vs 7.5;p = 0.35)无差异。该试验因无效而提前终止。COMPACT I[64]突出了与CPFA相关的几个技术问题。首先,CPFA组近一半的患者未达到计划剂量。尽管使用了肝素,48%的病例中回路凝血是原因。其次,成本是一个主要问题。高成本导致治疗不足,因为当治疗因凝血而中断时无法更换回路。最后,CPFA需要充分的工作人员培训,因为它有些复杂。另外两项大型RCT正在进行中(COMPACT II(NCT01639664)和ROMPA(NCT02357433)),这应有助于扩展关于CPFA可行性和有效性的证据体系。
不良事件(陷阱)
必须认识到,上述技术并非没有副作用。与其使用相关的不良事件不应被忽视,而应被仔细监测。特别是,鉴于目前支持这些技术有效性的证据水平较低,其使用应高度个体化,并且仅在具备充分经验和能力对患者进行警惕监测的中心开展。所有这些技术共同存在的是体外循环回路相关的不良事件。出血、凝血/抗凝需求变化、血小板计数下降以及导管并发症的风险都是众所周知的。所有技术共同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药物清除。尤其是抗菌药物,至关重要[70–72]。在脓毒症患者中,抗生素是唯一被证实有效的治疗。抗生素被清除或患者给药剂量不足的风险应通过准确的药物浓度监测来仔细考量。在一项考察吸附(作为示例)对药物清除影响的体外研究中[73],例如万古霉素在吸附治疗后不同时间点的浓度显示出显著降低。通常可能需要追加抗生素剂量。有益分子如白蛋白(特别是在使用HCO膜的情况下)、其他营养物质和氨基酸的不可预测丢失是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电解质紊乱(特别是低磷血症和低钾血症)是另外重要的问题,可能造成危害,尤其在危重症患者中,应仔细监测。正如Clark等人[23]所强调的,HVHF使用时这一风险更为明显。频繁监测和预先制定的电解质补充方案很重要。此外,所有这些技术都给常规RRT处方增加了一定的复杂性。在应用这些技术之前需要进行充分的人员培训。最后,所有这些技术都具有高成本的缺点。鉴于高成本,目前的证据水平不支持使用这些技术。就技术特异性不良事件而言,吸附与血小板减少和白细胞减少相关(如上述研究中所强调的)。HVHF使患者面临高对流下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和低体温的风险[74]。HVHF还导致护理工作量增加(操作更频繁,特别是更换液袋等),这可能导致差错的发生。关于HCO的使用,与其他技术相比白蛋白丢失尤为显著。可通过应用CVVHD来将其最小化,因为与弥散清除相比,对流清除与白蛋白丢失更相关,同时增加废液流量以增加细胞因子清除[27]。
未来方向
与脓毒症相关的高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管理脓毒症患者时所消耗的大量医疗资源,解释了为何需要持续努力优化治疗。旨在消除参与脓毒症发病机制的炎症介质的治疗策略是一个有吸引力且不断发展的领域。正如我们的综述所总结的,不同的体外技术已被研究,支持其使用的证据体正在增加,但在现阶段仍存在争议。基于目前的证据水平,在支持其使用的证据水平更为可靠之前,这些技术不应被广泛采用。
在本节中,我们分享关于在脓毒症中使用体外治疗的個人观点。在不同模式中,存在血流动力学改善的趋势。然而,其在降低死亡率和ICU/住院时间方面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有限且有些相互矛盾。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注意,虽然死亡率和ICU/住院时间是重要结局,但它们可能不是这种情况下唯一期望的结局。这些技术可能潜在地作为稳定危重患者的桥梁,直到更确切的治疗得以实施。
这些体外技术的应用在世界范围内通常因资源和当地专业知识而高度可变。治疗应根据个体患者状况进行定制。此外,应仔细监测副作用。我们认为,患者被捕捉的阶段可能影响模式的选择。在病程早期,当内毒素和细胞因子水平极高时,应用吸附/CPFA可能有助于失活并降低这些介质的峰值升高,从而产生临床结局。在病程后期,吸附技术可能不那么有效,因为升高的介质造成的损害已经发生,利用HCO膜或HVHF用于器官支持的潜在益处可能更合适。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认治疗开始时机的理论效应对所采用模式的影响。
未来仍需要开展试验的另一个领域是吸附。迄今为止,支持其有效性的证据有限;然而,在我们看来,在断定其无效之前,有一些重要的考虑因素。吸附尤其似乎取决于初始水平(目标清除溶质的初始水平越高,治疗越有效,这可能转化为临床结局)。这一现象已在EUPRATES试验(NCT01046669)中得到证实,因为在内毒素水平较高的患者亚群中观察到了获益。治疗频率似乎也有影响(治疗越频繁,效果越好)。这一现象已在利用吸附治疗中毒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但该概念适用于其他急性病症[75]。此外,与其他技术相比,吸附所清除的分子量范围更广。因此,如果在炎症介质水平达到峰值的病程早期应用并持续足够长时间,与其他技术相比,吸附可能是一种更有前景的工具。然而,这一假设仍有待证实。
结论
迄今为止,证据不足以支持在脓毒症中使用体外技术。然而,有必要进一步努力尝试识别研究空白,以优化其在脓毒症患者中的应用。本综述旨在全面概述这些技术的获益与风险。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指导临床医生在适当的临床环境中应用这些技术。
参考来源
- Ankawi G, Neri M, Zhang J, et al. Extracorporeal techniques for the treatment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epsis beyond conventional blood purification therapy: the promises and the pitfalls. Crit Care. 2018. PMID: 30360755. doi:10.1186/s13054-018-2181-z
- 全文:PMC6202855(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620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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