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日本急性肾损伤临床实践指南
该指南由日本多学科团队制定,涵盖肾内科、重症医学、血液净化和儿科,系统评价了日本广泛开展的AKI临床实践。指南建议用KDIGO标准诊断AKI(推荐强度2,证据质量C),强调AKI是病因广泛的综合征,需持续鉴别病因并消除可逆因素(未分级,证据质量D)。不推荐袢利尿剂用于预防AKI(推荐强度1),治疗AKI除纠正容量超负荷外也不建议使用(推荐强度2);推荐不使用低剂量多巴胺防治AKI(推荐强度1)。营养支持方面建议根据严重程度和基础疾病个体化,重症AKI尽可能肠内营养,除非存在严重电解质紊乱否则不必严格限制蛋白。
要点
- 建议使用KDIGO标准诊断AKI,因其在预测生存结局方面优于RIFLE和AKIN标准(推荐强度2,证据质量C);但预测肾脏结局应使用何种标准尚不明确。
- AKI是病因广泛的综合征,需持续鉴别病因并消除可逆因素(未分级,证据质量D);KDIGO指南也推荐尽可能寻找并评估可逆病因。
- 不推荐袢利尿剂用于预防AKI(推荐强度1);治疗AKI除纠正容量超负荷外也不建议使用袢利尿剂(推荐强度2)。
- 推荐不使用低剂量多巴胺预防或治疗AKI(推荐强度1),与KDIGO指南一致。
- 重症AKI尽可能肠内营养;除非存在严重电解质紊乱,否则不必严格限制蛋白(推荐强度2)。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急性肾损伤患者,涵盖不同临床场景,包括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心脏手术患者、肝移植患者、非心脏手术患者、急性心力衰竭患者和脓毒症患者。
- 指南由肾内科、重症医学、血液净化和儿科多学科团队制定,适用于成人及儿科AKI临床实践。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推荐使用KDIGO诊断标准诊断AKI,因其在预测生存结局方面优于RIFLE和AKIN标准(推荐强度2,证据质量C);但预测肾脏结局应使用何种标准尚不明确。
- AKI分期应尽可能纳入尿量,因尿量联合血清肌酐比单用血清肌酐更能准确反映生存和肾脏结局(推荐强度2)。
- 基线肾功能应尽可能用多种方法确定,并评估慢性肾脏病和其他合并症(推荐强度2);基于eGFR 75 mL/min/1.73 m²反推血清肌酐的方法可接受,但在年轻人和肝硬化患者常高估肌酐、在慢性肾脏病患者常低估肌酐。
- 低剂量心房钠尿肽定义为≤50 ng/kg/min,高剂量定义为≥100 ng/kg/min(基于2012年KDIGO指南)。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AKI是病因广泛的综合征,需持续鉴别病因并消除可逆因素(未分级,证据质量D);KDIGO指南也推荐尽可能寻找并评估可逆病因(推荐2.1.3和2.3.1)。
- 不推荐袢利尿剂用于预防AKI(推荐强度1);治疗AKI除纠正容量超负荷外也不建议使用袢利尿剂(推荐强度2)。
- 推荐不使用低剂量多巴胺预防或治疗AKI(推荐强度1),与KDIGO指南(1A)一致。
- 营养支持应根据AKI严重程度和基础疾病个体化(推荐强度2);重症AKI尽可能肠内营养;除非存在严重电解质紊乱,否则不必严格限制蛋白;KDIGO指南推荐任何分期AKI患者热量摄入20–30 kcal/kg/天,非透析高代谢AKI患者蛋白0.8–1.0 g/kg/天,接受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的高代谢患者蛋白1.7 g/kg/天,尽可能肠内营养。
- 严重AKI可考虑起始胰岛素控制血糖的阈值为血糖≥180 mg/dL,目标血糖144–180 mg/dL。
- 低剂量心房钠尿肽用于预防AKI可能有用但相关报告不足,用于治疗AKI的证据有限(未分级);高剂量心房钠尿肽(200 ng/kg/min,24小时)在两项大型随机对照试验中未能减少肾脏替代治疗需求;一项小规模随机对照试验中低剂量心房钠尿肽(50 ng/kg/min,平均127小时)较安慰剂显著减少肾脏替代治疗频率。
- 早期启动血液净化改善AKI结局的证据很少,启动时机应综合临床症状和病情决定(未分级);KDIGO指南指出出现可能致命的体液、电解质和酸碱平衡改变时应立即启动肾脏替代治疗(未分级)。
- 脓毒症AKI死亡率可能高于非脓毒症AKI,肾性AKI院内死亡率可能高于肾前性AKI,建议区分(未分级)。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可能致命的体液、电解质和酸碱平衡改变时应立即启动肾脏替代治疗(KDIGO指南,未分级)。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指南由日本多学科团队制定,系统评价了日本广泛开展的AKI临床实践;证据分级采用推荐强度1、2和未分级,证据质量A–D。
- 11项观察性研究比较KDIGO与AKIN和RIFLE标准并以死亡为结局,显示KDIGO标准在反映院内死亡率方面比RIFLE和AKIN更精确或至少同样精确。
- 7项观察性研究以AKI诊断为结局、2项以全因死亡为结局,评估估算基线肾功能;基于eGFR 75 mL/min/1.73 m²反推血清肌酐在年轻人和肝硬化患者常高估肌酐、在慢性肾脏病患者常低估肌酐。
- 急性心力衰竭中AKI发生率因定义不同而异:Amin等2010年回顾性队列(n=2098)以住院期间血清肌酐升高≥0.3 mg/dL定义,发生率为18.7%;Wang等2013年回顾性队列(n=1010)以AKIN 1期及以上定义,发生率为32.2%;Zhou等2012年前瞻性队列(n=1005)以RIFLE定义,发生率为44.3%;Li等报告RIFLE、AKIN和KDIGO标准下发生率分别为32.1%、34.7%和38.9%(n=1498)。
- 脓毒症中AKI风险因素:Suh等992例观察性研究中57.7%发生AKI,基线eGFR<60 mL/min/1.73 m²的比值比为2.398(95%CI 1.301–4.420);Poukkanen等423例中基线肾功能不全比值比为7.24(95%CI 2.36–22.23);Suh等报告年龄每增加1岁比值比1.028(95%CI 1.016–1.041)。
- 急性心力衰竭中AKI风险因素:年龄每增加10岁比值比1.17(95%CI 1.08–1.28);慢性肾脏病eGFR<60 mL/min/1.73 m²或血清肌酐≥104 μmol/L(1.17 mg/dL);心脏功能障碍LVEF<40%或LVEF<45%或NYHA IV级;利尿剂抵抗定义为反复给予呋塞米80 mg后仍持续肺淤血、每日持续给予呋塞米240 mg、或呋塞米联合噻嗪类利尿剂或醛固酮拮抗剂。
- 尿NGAL鉴别肾性AKI与肾前性AKI:Nickolas等635例中肾性AKI(n=30)平均尿NGAL 416±387 μg/gCr显著高于肾前性AKI(n=88)30.1±92.0 μg/gCr;Singer等145例中肾性AKI(n=75)中位尿NGAL 255.6 μg/L(98.5–872.9 μg/L)显著高于肾前性AKI(n=32)31.3 μg/L(15.9–75.5 μg/L),切点104 μg/L诊断肾性AKI的敏感度0.75、特异度0.88、阳性似然比5.97;Seibert等报告肾性AKI尿NGAL 458.1±695.3 ng/mL高于肾前性AKI 64.8±62.1 ng/mL,切点52 ng/mL的敏感度0.75、特异度0.72、AUC 0.89。
- 低剂量心房钠尿肽:2009年Cochrane综述提示可能减少AKI预防场景中的肾脏替代治疗需求;2012年KDIGO指南和2013年Cochrane综述认为证据不足;两项大型随机对照试验(>200例)中高剂量心房钠尿肽(200 ng/kg/min,24小时)未能减少肾脏替代治疗发生率;一项小规模随机对照试验中低剂量心房钠尿肽(50 ng/kg/min,平均127小时)较安慰剂显著减少肾脏替代治疗频率。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临床实践指南,由日本多学科团队制定,采用系统文献检索和证据分级(推荐强度1、2、未分级;证据质量A–D)。
- KDIGO诊断标准推荐基于11项观察性研究,证据质量C,推荐强度2。
- 不推荐低剂量多巴胺基于KDIGO指南(1A)及后续5项随机对照试验均未发现有效。
- 不推荐袢利尿剂用于预防AKI为推荐强度1;治疗AKI不建议使用为推荐强度2。
- 低剂量心房钠尿肽证据不足,无法给出明确推荐;多项随机对照试验存在患者数少、随机化和盲法细节不足、终点定义不严谨等问题。
- 早期血液净化时机推荐未分级,Meta分析未显示早期启动的疗效。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急诊和ICU应使用KDIGO标准诊断AKI,并尽可能纳入尿量进行分期。
- 不应使用低剂量多巴胺预防或治疗AKI(推荐强度1)。
- 不应使用袢利尿剂预防AKI(推荐强度1);治疗AKI除纠正容量超负荷外不建议使用袢利尿剂(推荐强度2)。
- AKI患者应持续鉴别病因并消除可逆因素,尤其注意可逆病因。
- 重症AKI应尽可能肠内营养,除非存在严重电解质紊乱否则不必严格限制蛋白。
- 早期启动血液净化改善结局的证据很少,启动时机应综合临床症状和病情决定;出现可能致命的体液、电解质和酸碱平衡改变时应立即启动肾脏替代治疗。
- 尿NGAL和L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可用于AKI早期诊断(推荐强度2);尿NGAL可用于预测AKI严重程度和死亡率(推荐强度2);尿NGAL可用于鉴别肾前性与肾性AKI(推荐强度2)。
- 作者认为,低剂量心房钠尿肽用于预防AKI可能有用但证据不足,用于治疗AKI证据有限,无法给出明确推荐。
指南或共识出处
- The Japanese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acute kidney injury 2016(日本急性肾损伤临床实践指南2016),发表于J Intensiv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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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1:急性肾损伤(AKI)的概念是什么,其临床实践的关键要素有哪些?
推荐:AKI是一种与广泛疾病谱和多种基础病理相关的综合征。因此,始终需要鉴别病因并消除可逆因素。
推荐强度:未分级
证据质量:D
评论
过去,与突发性肾功能损害相关的病理被描述为急性肾衰竭(ARF)。然而,在2000年代,肾脏病学、重症医学和心血管医学等领域专家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一个名为急性肾损伤(AKI)的新概念的引入。尽管ARF和AKI均指以突发性肾功能损害和肾组织损伤为表现的临床状况,但导致其发病的各自临床背景被认为有所不同。在ARF病例中,通常认为高侵袭性导致合并症相对较少的患者发生突发性肾功能损害。此外,由于ARF本质上被认为是一种可逆性疾病,对其不良结局的认识较少;相比早期发现的需要,更多关注的是病因的鉴别和肾衰竭相关并发症的防治。然而,随着医疗的进步,诸如被认为不适合侵入性治疗的高危老年患者等开始在重症监护病房(ICU)接受治疗。最终,人们逐渐广泛认识到合并脓毒症和多器官衰竭的突发性肾损伤病例的增加以及这些病例极差的不良结局。这导致作为多器官衰竭一部分的肾损伤在重症医学中被重新考虑为AKI。因此,AKI被提出作为一种新的疾病概念,以强调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以改善预后。
与此同时,为建立统一的国际诊断标准,引入了RIFLE [1]、AKIN [2]和KDIGO [3]诊断标准。本指南推荐使用KDIGO诊断标准(见“CQ2-1:AKI的诊断是否应基于KDIGO诊断标准?”部分)。然而,这些标准仅基于血清肌酐(sCr)和尿量;它们未考虑肾损伤的病因或部位,也未考虑AKI的发病位置和方式。因此,由于AKI是指一种具有广泛疾病谱和多种病理生理机制的综合征,它要求不断鉴别病因并消除可逆因素。KDIGO急性肾损伤临床实践指南[3]也推荐尽可能寻找和评估该综合征的病因,特别是关于可逆性病因(推荐2.1.3和2.3.1)。
CQ2-1:AKI的诊断是否应基于KDIGO诊断标准?
推荐:KDIGO标准在预测生存结局方面优于RIFLE标准和AKIN标准;因此,我们建议使用KDIGO标准来诊断AKI。然而,尚不清楚应使用哪种标准来预测肾脏结局。
推荐强度:2
证据质量:C
证据总结
我们确定了11项观察性研究,这些研究比较了KDIGO与AKIN和RIFLE标准,并将死亡作为结局进行评估。然而,它们并未评估透析的启动情况。在这11项观察性研究中,基于KDIGO标准的急性肾损伤(AKI)诊断与基于RIFLE和AKIN标准的诊断进行比较,结果显示KDIGO标准在反映院内死亡率方面比RIFLE和AKIN标准更为精确,或至少与之同样精确。
评论
过去,急性肾衰竭(ARF)根据若干不同的标准进行诊断和分类。为响应日益增长的统一国际诊断标准的呼声,急性透析质量倡议组织(ADQI)于2004年发布了RIFLE(风险、损伤、衰竭、丧失、终末期肾病)标准(表1)[1, 4]。RIFLE标准区分了三个严重程度等级(风险、损伤和衰竭),其中衰竭定义为血清肌酐(sCr)升高、肾小球滤过率(GFR)下降和尿量减少,以及两种临床结局(丧失和终末期肾病)。2004年,国际肾脏病学会、美国肾脏病学会、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以及欧洲重症医学会的成员共同成立了急性肾损伤网络(AKIN);作为ARF术语的替代,AKIN倡导急性肾损伤(AKI)的概念,该概念涵盖了肾损伤的更早期阶段。另一方面,在RIFLE标准发表后,仅有0.3 mg/dL的sCr升高即被报道会影响AKI的生存预后和临床病程[5, 6]。
2007年,AKIN提出了AKIN标准,这是对RIFLE标准的修订(表2)[2]。AKIN标准纳入了较轻度的sCr升高(0.3 mg/dL),并在诊断标准中增加了sCr升高的时间过程(48小时内)。相比之下,GFR降低从RIFLE标准中被移除。此外,虽然AKIN标准和RIFLE标准均包含尿量指标,但AKIN标准规定,当仅基于尿量作出诊断时,需排除尿路梗阻和尿量减少的可逆性原因,并需对体液量进行调整。此外,RIFLE标准中的丧失和终末期肾病被判定为AKI的结局,并从AKIN标准的分期系统中移除。此外,已开始肾脏替代治疗(RRT)的患者,无论其RRT启动前的sCr和尿量如何,均被归类为3期。
2012年,肾脏病:改善全球预后(KDIGO)工作组汇集了所有可用证据,制定了其自身的AKI临床实践指南,并提出了KDIGO标准,该标准整合了RIFLE和AKIN标准(表3)[3]。KDIGO标准与AKIN标准的不同之处在于,sCr较基线升高1.5倍的时间过程从48小时内改为7天内。因此,由于KDIGO标准涵盖了更为渐进的sCr升高,它们使得被诊断为AKI的患者数量可能增加。
如上所述,已提出三套AKI诊断标准:RIFLE、AKIN和KDIGO标准。其中最新的KDIGO标准的效用已与两套较早的标准进行了比较。在一项纳入3107例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的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研究中,Luo等报告了根据RIFLE、AKIN和KDIGO标准(同时使用血肌酐(sCr)和尿量)诊断AKI的患者百分比,并比较了他们的院内死亡率[7]。根据RIFLE、AKIN和KDIGO标准诊断AKI的患者百分比分别为46.9%、38.4%和51.0%;因此,使用KDIGO标准诊断AKI的患者数量显著高于使用AKIN或RIFLE标准。根据KDIGO标准诊断AKI的患者生存结局差于根据AKIN标准诊断的患者,尽管根据RIFLE标准诊断的患者的生存结局无显著差异。在一项纳入1005例因急性心力衰竭住院的成人患者的回顾性多中心研究中,Li等比较了使用KDIGO、AKIN和RIFLE标准诊断住院7天内AKI的患者百分比以及患者的院内死亡率[8]。仅使用sCr标准时,根据KDIGO、AKIN和RIFLE标准诊断AKI的患者百分比分别为38.9%、34.7%和32.1%。共有110例患者(10.9%)根据KDIGO标准诊断为AKI,但未根据RIFLE或AKIN标准诊断为AKI。共有18.4%的院内死亡患者仅根据KDIGO标准诊断为AKI;该组患者院内死亡风险高。在一项纳入1050例因急性心肌梗死住院的患者的研究中,Rodrigues等仅使用sCr标准比较了根据RIFLE和KDIGO标准诊断AKI的患者百分比及其死亡率[9]。共有14.8%的患者根据RIFLE标准诊断为AKI,而根据KDIGO标准为36.6%。与无AKI的患者相比,根据KDIGO标准但未根据RIFLE标准诊断为AKI的患者的30天和1年死亡风险比分别为2.55和2.28。
在其他关于住院患者[10, 11]、ICU患者[12–14]、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15]、心脏手术后患者[16]和脓毒症[17]中AKI诊断标准的研究中,据报道KDIGO标准在预测生存结局的能力方面等于或优于RIFLE和AKIN标准。基于上述情况,对于AKI的诊断,KDIGO标准被认为在生存结局预测能力方面比RIFLE或AKIN标准更有用。
文献综述
检索PubMed中1990年1月至2015年7月发表的相关研究,并从检索结果中识别与本CQ相关的论文。
CQ2-2:诊断AKI时,应如何估计未知的基线肾功能?
推荐:应尽可能使用多种方法确定基线肾功能,并评估慢性肾脏病(CKD)和其他合并症的可能存在。
推荐强度:2
证据质量:C
证据总结
已提出多种方法来估算基线肾功能。然而,与使用已知的基线功能相比,据报道所有这些方法在急性肾损伤(AKI)诊断和死亡预测中均会产生一定比例的假阳性或假阴性。
评论
急性肾损伤(AKI)的诊断需要基线肾功能;然而,在实际临床实践中,患者的检查史和(或)其基线肾功能往往未知。这些病例需要估算基线肾功能,已提出许多方法(表4)。
为比较估算的基线肾功能与已知的基线肾功能,我们筛选了七项以AKI诊断作为结局的观察性研究[18–24]和两项以全因死亡率作为结局的观察性研究[20, 22]。七项研究中有两项纳入所有住院患者[19, 22],两项将研究对象限于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23, 24],两项仅使用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20, 21],一项研究仅纳入肝硬化患者[18]。所有这些研究均假定正常肾功能的下限为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75 mL/min/1.73 m2(如KDIGO临床实践指南所建议[3]),并探讨了基于MDRD方程反推血清肌酐(sCr)的方法。在研究对象包括所有住院患者、仅ICU患者和仅心脏手术患者的六项研究中,假定基线肾功能为eGFR 75 mL/min/1.73 m2产生了假阳性AKI诊断。其中四项研究[19, 21, 23, 24]指出,假阳性在已知eGFR < 60 mL/min/1.73 m2的患者中尤为常见。相反,在研究对象仅包括肝硬化患者的研究中,假定基线肾功能为eGFR 75 mL/min/1.73 m2产生了假阴性AKI诊断。在一项因结局不合适而未纳入的研究中,Zavada等人指出,估算的sCr在年轻人中高于已知的sCr [25]。两项以全因死亡率作为结局的观察性研究报告,经常产生假阳性AKI诊断的sCr估算方法降低了死亡率,而经常产生假阴性诊断的估算方法则升高了死亡率。
总之,目前尚无与实测基线sCr相当的特定基线sCr估算方法。基于eGFR 75 mL/min/1.73 m2计算sCr的简便方法尚可接受;然而,该方法常高估年轻人和肝硬化患者的sCr,而低估慢性肾脏病(CKD)患者的sCr。因此,我们建议应尽可能使用多种方法确定基线肾功能,同时还应基于影像学检查肾脏萎缩等方法确认是否存在CKD和其他合并症。
文献回顾
检索PubMed截至2015年7月发表的相关研究,并从检索结果中筛选与当前临床问题(CQ)相关的论文。
CQ2-3:除血清肌酐外,是否应将基于尿量的AKI分期纳入AKI结局的预测?
推荐意见:在RIFLE、AKIN和KDIGO标准中,将尿量与血清肌酐共同纳入以确定AKI分期,比仅基于血清肌酐确定AKI分期能更准确地反映生存结局和肾脏结局。因此,我们建议AKI分期应尽可能纳入尿量。
推荐强度:2
证据质量:B
证据总结
我们识别了七项以死亡为结局的观察性研究。在ICU患者的研究中,将尿量作为一项标准纳入显著改善了生存结局的预测。在其中一项研究中,肾脏结局的预测也得到了改善;然而,一项针对心脏手术后患者的研究提示存在过度诊断的可能性。由于尚无针对门诊患者或普通病房患者的研究,上述结果能否推广尚不清楚。
评论
自AKI概念提出以来的10年间,已提出了三套诊断标准/分类:RIFLE、AKIN和KDIGO。所有这些标准集均可基于血清肌酐(sCr)或尿量的变化对AKI进行诊断和分期[1–3]。在许多既往临床研究中,AKI仅根据sCr进行诊断和分期,据报道sCr的轻度升高即可影响生存结局[3, 6]。然而,少有临床研究将尿量作为AKI诊断和分期的标准。因此,我们考察了尿量是否与sCr一样准确地反映AKI的生存结局,以及将尿量纳入AKI分期的判定是否比仅基于sCr的判定能更准确地反映生存结局。
为比较sCr与尿量,我们纳入了七项以死亡为结局的观察性研究[26–32]。所有这些研究均在重症监护病房(ICU)中进行;均未涉及门诊患者或普通病房患者。关于AKI诊断标准,三项研究使用RIFLE标准[26, 27, 30],两项使用AKIN标准[31, 32],两项使用KDIGO标准[28, 29]。在这些研究中的六项中,将尿量与sCr共同纳入AKI诊断显著改善了生存结局的预测[27–32];此外,在这六项研究中的一项中,肾脏结局的预测能力也得到了改善[27]。
在对155,624例急诊入院并入住ICU的患者进行的分析中,Harris等人报告,尿量比血肌酐(sCr)更能预测生存结局[26]。在一项根据KDIGO血肌酐和尿量标准对32,045例成人ICU患者进行分类的研究中,Kellum等人证明,同时符合血肌酐和尿量标准的患者死亡风险及开始永久性肾脏替代治疗(RRT)的风险最高,而单纯少尿即使未符合血肌酐标准,也与长期死亡风险相关[27]。同样,在对390例感染性休克患者的分析中,Leedahl等人报告,持续性少尿是第28天死亡的危险因素[28]。在一项对260例ICU患者的研究中,Wlodzimirow等人比较了联合使用RIFLE的血肌酐和尿量标准(RIFLEsCr+尿量)与单独使用血肌酐标准(RIFLEsCr)的情况;他们报告,RIFLEsCr与AKI诊断延迟和更高的死亡率相关[29]。此外,Han等人[30]和Macedo等人[31]也报告,加入尿量标准比单独使用血肌酐标准能实现更准确的AKI诊断。尽管一些研究采用了不同的尿量标准值,但总体而言,尿量评估已被证明能提高AKI诊断的准确性。然而,在比较单独使用血肌酐标准与单独使用尿量标准诊断心脏手术后患者AKI的研究中,Lagny等人指出,单独使用尿量标准可能导致过度诊断[32]。在最近一项评估每小时尿量与死亡率之间关联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中,Vaara等人报告,同时符合血肌酐和尿量标准的患者RRT启动率最高、90天死亡率最高,而单纯少尿与不良结局相关;这些结果证实了测量每小时尿量的重要性以及将尿量标准与血肌酐标准相结合的必要性[33]。此外,在使用尿量标准进行AKI诊断和分期时,存在一种担忧,即使用利尿剂可能改变尿量,导致AKI严重程度被低估。然而,在分析利尿剂对AKI诊断影响的研究中,Han等人报告,无论是否使用利尿剂,将尿量标准与血肌酐标准一并纳入对AKI的诊断和分期均发挥了额外作用[30]。
总结上述研究,将尿量与血肌酐一并纳入以确定AKI分期,可提高AKI诊断的敏感性,并且比仅基于血肌酐的AKI分期更准确地反映生存和肾脏结局。因此,我们建议AKI分期应尽可能纳入尿量。
文献综述
检索PubMed中1990年1月至2015年8月发表的相关研究,并从检索结果中识别与本临床问题(CQ)相关的论文。
CQ3-1:心脏手术中应将哪些因素作为AKI发生的危险因素进行评估?
推荐:我们建议应将年龄、术前肾功能不全和体外循环持续时间等因素作为危险因素进行评估。
推荐强度:2
证据质量:C
证据总结
我们识别出七篇评估心脏手术中急性肾损伤(AKI)发生风险的论文。所有这些研究均为观察性研究。某些观察性研究指出,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和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TAVI)随着近年来社会老龄化变得更加普遍,其AKI风险与心脏手术中观察到的风险并不相同。
评论
背景
急性肾损伤(AKI)是使围手术期体液管理复杂化的合并症;据报道,心脏手术中AKI发生风险特别高[34]。在Hu等人对91项心脏手术研究的荟萃分析中,术后AKI发生率为22.3%,而2.3%的患者需要肾脏替代治疗(RRT)。此外,心脏手术后发生AKI的患者的院内死亡率为10.7%,长期观察(1-5年)的死亡率为30.0%[35]。因此,评估AKI发生风险对于计划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至关重要。几乎所有相关研究均为观察性研究,这使其不足以证明强证据;尽管如此,它们已识别出若干潜在危险因素(表5)。
老龄化
接受心脏手术患者的老龄化可能使其围手术期管理更加困难。在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中,Ozkayanak等人报告心脏手术AKI发生风险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比值比1.022,95%置信区间1.005-1.039)[36]。回顾性观察性研究也显示了几乎相同的结果[37, 38]。关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一项仅限于亚洲患者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显示,年龄≥70岁的患者AKI发生率显著更高(比值比1.350,95%置信区间1.085-1.679)[39]。一项对接受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的回顾性观察性研究也报告年龄是AKI发生的显著危险因素[40]。在治疗接受心脏手术的老年患者时,应考虑AKI发生风险。
术前肾功能损害
术前肾功能不全是已知的围手术期AKI发生危险因素。对心脏手术患者的观察性研究也报告,AKI前肾功能不全是AKI发生的潜在危险因素。Huang等人报告CKD G3期(比值比1.68,95%置信区间1.12-2.52)和CKD G4期(比值比3.01,95%置信区间1.57-6.03)是心脏手术后AKI发生的危险因素[41]。在一项CABG患者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中,Guenancia等人报告较高的术前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与较低的AKI发生风险相关(比值比0.97,95%置信区间0.96-0.99)[42]。在另一项CABG患者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中,Ng等人报告较高的术前血清肌酐(sCr)值与AKI发生风险增加相关(比值比1.003,95%置信区间1.001-1.006)[39]。
体外循环持续时间
体外循环(CPB)创建一个体外环境和非生理状态,其中通过泵维持恒定的血流,独立于心跳。在典型的体外循环中,血液被稀释20–50%以降低血红蛋白浓度。在体外循环期间,肾血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低温、血液稀释、溶血、微血栓和血管活性药物;这些因素使肾动脉收缩并减少肾血流。在一项关于心脏手术中体外循环持续时间与AKI发生相关性的九项研究的荟萃分析中,据报道体外循环持续时间与AKI的发生显著相关[43]。近年来变得更常见的非体外循环手术可以使日本老年心脏病患者的手术创伤更小。在一项涉及CABG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RCTs)的荟萃分析中,Seabra等人报告,与体外循环CABG相比,非体外循环CABG显著抑制了术后AKI的发生;然而,未观察到与透析需求有显著关联[44]。在一项观察长期肾脏结局的RCT中,非体外循环CABG术后30天内AKI发生率显著较低(17.5% vs 20.8%,95%置信区间:0.72–0.97);然而,在1年时,eGFR降低的患者百分比没有差异。因此,最近的RCT未能充分证明非体外循环CABG的肾脏保护功效。
其他危险因素
除上述危险因素外,观察性研究还评估了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和贫血作为潜在危险因素;然而,由于结果相互矛盾,尚未得出结论[38–42]。近年来,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TAVI)和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变得更加常见,因为它们可以在老年和高危患者中以最小创伤进行。在一项13项研究的荟萃分析中,Elhmidi等人报告术前肾功能损害是TAVI术后AKI发生的显著危险因素[45]。
文献回顾
检索PubMed中2011年3月至2015年12月发表的相关研究,并从检索结果中识别与当前CQ相关的论文。2011年3月之前发表的文献参考自KDIGO急性肾损伤临床实践指南。
CQ3-2:非心脏手术中应评估哪些AKI发生的危险因素?
推荐:在肝移植中,我们建议应评估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术中输血量、术中低血压和血管升压药的使用作为AKI发生的危险因素。与其他非心脏手术相关的潜在危险因素尚不清楚。
肝移植:
推荐强度:2
证据质量:C
其他手术:
推荐强度:未分级
证据质量:D
证据总结
在十项关于肝移植后发生急性肾损伤(AKI)的观察性研究中,五项研究表明AKI的发生与术中输血量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两项研究排除了慢性肾脏病(CKD),而另外两项研究发现CKD是AKI发生的显著危险因素。两项研究证明MELD评分及术中低血压或使用血管升压药与AKI的发生相关。仅找到三项关于肺移植与AKI发生的研究,且这些研究未显示出 consistent 的趋势。
评论
背景
AKI的发生与死亡率增加显著相关。这使得非心脏手术及心脏手术后AKI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此,确定AKI的发生率、其发生的危险因素及其与预后的关联至关重要。尽管已有若干关于肝移植后AKI发生的研究,但几乎所有研究均为观察性研究。此外,除肝移植外,关于其他非心脏手术后AKI发生的研究很少。
肝移植
在肝病中,急性肾损伤(AKI)的发生通常是肝功能不全进展和死亡率增加的危险因素[46]。在肝移植——最具侵入性的肝脏手术之一——中,术后AKI与死亡率相关;因此,评估预测其发生的危险因素至关重要。许多研究报道了肝移植后AKI的发生率;然而,其范围差异很大,在17%至95%之间[47]。近期研究主要采用AKIN分类系统;在2013年至2015年发表的回顾性研究中,肝移植后AKI的发生率范围为10%至30%[48–53]。2014年,Leithead等报道了一项对1152例接受肝移植患者中AKI发生情况的调查[48]。该研究将AKI定义为移植后1周内进展至KDIGO 2期或更高。基于这一定义,AKI发生率为33.8%;术前MELD评分、术前低钠血症、术前BMI ≥ 30 kg/m2、术中红细胞输注和较长热缺血时间等因素被确定为AKI发生的危险因素[54]。在移植中,从器官血流停止到移植后血流恢复的时间长度定义为缺血时间;器官暴露于缺血状态,尤其是在常温下,会增加细胞死亡的可能性。这段时间称为热缺血时间;理想时间对于心脏和肝脏为0 min,对于肾脏和肺为30 min。为了实现这些理想时间,必须在早期阶段冷却器官以降低细胞代谢。这些独特的肝移植参数与AKI相关这一事实在器官交互对话方面令人关注。已有十项关于肝移植后AKI发生的观察性研究[48–53, 55–58]。其中五项报告术中红细胞输注是AK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两项研究报告术前MELD评分、术中高血压和血管升压药使用是独立危险因素。2015年的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报告了与肝切除相关的相同结果[59]。在该研究中,642例接受肝切除的患者中有78例在72 h内发生AKI(根据AKIN分类定义)。术前肾功能损害、术前高血压和术中红细胞输注被确定为AKI发生的危险因素。然而,迄今为止,该研究是唯一一项考察肝切除后AKI发生情况的研究。
肺手术
关于肺手术后AKI的研究已有三项,均为回顾性队列研究[60–62]。其中一项研究中,George等在一项纳入12,108例患者的多中心研究中评估了术后需要RRT的情况,发现AKI发生率为5.5%;年龄增长、男性、黑人种族、术前肾功能下降、术前胆红素水平高、术前合并肺部疾病、双侧肺手术、术中或术后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以及缺血时间被确定为AKI发生的危险因素[61]。Xue等研究了88例肺移植后1周内发生AKIN 1期或更高分期AKI的情况,发现AKI发生率为53.4%。所提出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术前高血压、术中平均血压低、术中 use of 血管升压药、术中使用抑肽酶、术中或术后使用ECMO以及术后合并感染[60]。Licker等在一项关于肺癌手术后1周内按RIFLE标准分类为“Risk”或更严重的AKI发生情况的研究中,报告AKI发生率为6.8%。术前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 1.0%)低、ASA评分高和麻醉持续时间被确定为危险因素。ASA评分是指美国麻醉医师协会提倡的身体状况评估评分[62]。
减重手术
减重手术近来已成为重度肥胖的流行外科干预措施,主要在西方国家。由于肥胖本身可引发肾功能损害,多项研究考察了减重手术后AKI的发生情况[63–65]。Morgan和Ho在一个590例患者的队列中报告,103例患者发生了AKIN 1期或更高分期的AKI,发生率为17.5%;男性、术前高血压和术前APACHE II评分高被确定为危险因素[64]。在一份报告中,2004年至2011年间在Mayo Clinic接受减重手术的1227例患者的结局显示,AKI(定义为72小时内血清肌酐[sCr]升高0.3 mg/dL)的发生率为5.8%;术前BMI和糖尿病被确定为AKI发生的危险因素[65]。
结直肠手术
Causey等在一个纳入2001年至2009年间接受结直肠手术的339例患者的队列中考察了结直肠手术后AKI的发生情况[66]。AKI(定义为术后sCr较基线升高≥ 50%)的发生率为11.8%;术中红细胞输注被确定为危险因素。
文献回顾
检索PubMed中2011年3月至2015年12月发表的相关研究,并从检索结果中识别与本CQ相关的论文。2011年3月之前发表的文献参考自KDIGO急性肾损伤临床实践指南。
CQ3-3:在心力衰竭中,应将哪些因素作为AKI发生的危险因素进行评估?
推荐:应将高龄、肾功能损害和心功能障碍等因素作为危险因素进行评估。
推荐强度:2
证据质量:C
证据总结
在11项已确定的、将AKI的发生作为结局的观察性研究中,有5项是多中心研究,涉及超过1000名受试者。在多变量分析中,发现以下危险因素与AKI显著相关:合并CKD(4项研究)、老龄(4项研究)、糖尿病(3项研究)和心功能障碍(3项研究)。其他发现与AKI相关的因素包括利尿剂抵抗、低血压(定义为收缩压<90 mmHg)和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升高(各2项研究)。
述评
背景
在心血管医学中,AKI已被认为是心力衰竭患者肾功能恶化(WRF)的表现。心力衰竭与肾衰竭之间的相互作用最近被定义为心肾综合征(CRS),分为五种类型[67, 68]。其中,与急性心力衰竭相关的AKI被归类为CRS 1型。此外,由急性心力衰竭引起的AKI被认为会加重心力衰竭,形成恶性循环,并导致CRS 1型患者生存预后不良[69]。因此,在临床上识别CRS 1型的发生率和危险因素至关重要。
急性心力衰竭中AKI的发生率
由于AKI定义不同,研究发现急性心力衰竭中AKI的发生率不一致。Amin等人于2010年开展的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了2098名患者(迄今最大的队列)。在该研究中,AKI(定义为住院期间sCr升高≥0.3 mg/dL)的发生率为18.7%[70]。然而,在Wang等人于2013年开展的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n=1010)中,根据AKIN分类将AKI定义为1期或更高,AKI发生率为32.2%[71];而在Zhou等人于2012年开展的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n=1005)中,根据RIFLE分类定义AKI,AKI发生率为44.3%[72]。随后Soyler等人[73]将AKI定义为入院后48–72小时内sCr升高≥0.3 mg/dL,Tung等人[74]研究了因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住院的AKIN≥1期AKI患者,报告的AKI发生率分别为19.0%和19.6%。在一项基于不同AKI定义考察AKI发生率差异的研究中,Li等人报告,在因急性心力衰竭住院的患者队列(n=1498)中,根据RIFLE、AKIN和KDIGO标准,AKI发生率分别为32.1%、34.7%和38.9%[8]。基于上述研究,心力衰竭中AKI的发生率被认为在20%至40%之间。
急性心力衰竭中AKI发生的危险因素
观察性研究已确定了多项心力衰竭后发生AKI的危险因素。近期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证实,AKI与肾小管功能障碍标志物NGAL水平升高(≥ 12 ng/mL)之间存在显著关联[75]。在11项现有观察性研究中,合并CKD、高龄、合并糖尿病和心功能障碍被确定为AKI的独立危险因素。利尿剂抵抗、低血压(定义为收缩压 < 90 mmHg)和尿NGAL升高也分别在两项研究中显示与AKI相关(表6)。被认为存在AKI发生风险的CKD程度为eGFR < 60 mL/min/1.73 m2 [70, 72, 74, 76]或sCr水平 ≥ 104 μmol/L(1.17 mg/dL)[71]。在年龄方面,一项研究指出,年龄每增加10岁,AKI发生的比值比为1.17(95%置信区间1.08–1.28)[70],而其他研究报告年龄 ≥ 70岁[71]和 ≥ 80岁[76]为危险因素。一项研究将被认为系AKI发生危险因素的心功能障碍程度定义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40% [70],而其他研究将其设定为LVEF < 45%或NYHA IV级[71, 72]。被认为系AKI发生危险因素的利尿剂抵抗程度定义为:尽管反复给予80 mg呋塞米仍存在持续性肺淤血、每日持续给予240 mg呋塞米,或呋塞米与噻嗪类利尿剂或醛固酮拮抗剂联用[71, 72]。
文献回顾
检索PubMed以获取2011年3月至2015年12月间发表的相关研究,并从检索结果中确定与本CQ相关的论文。2011年3月之前发表的文献参考自KDIGO急性肾损伤临床实践指南。
CQ3-4:脓毒症中应评估哪些AKI发生的危险因素?
推荐:应将既往存在的肾功能障碍、高龄以及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作为危险因素进行评估。
推荐强度:2
证据质量:C
证据摘要
在六项考察脓毒症中AKI发生风险的观察性研究中,发现既往存在的肾功能障碍、高龄以及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与脓毒症中AKI的发生相关。
评论
背景
脓毒症患者经常发生AKI [34, 77]。由于AKI与死亡率显著增加相关[78],评估脓毒症患者发生AKI的风险至关重要。在我们检索旨在确定脓毒症中AKI发生危险因素的观察性研究时,相关研究和患者数量未能构成足够强的证据;然而,若干临床背景因素被确定为AKI发生的危险因素(表7)。
既往存在的肾功能障碍
已知既往存在的肾功能不全是多种病理状态(包括脓毒症)中发生AKI的危险因素。在Suh等人对992例脓毒症患者进行的一项观察性研究中,57.7%的患者发生了AKI;AKI的危险因素之一为肾功能不全,其定义为eGFR < 60 mL/min/1.73 m2(比值比2.398,95%置信区间[CI] 1.301–4.420)[77]。在Poukkanen等人对423例患者进行的一项观察性研究中,也确定既往存在的肾功能不全是脓毒症中AKI的强危险因素(比值比7.24,95% CI 2.36–22.23)[79]。此外,Plataki等人报告,在基线eGFR较高的个体中,AKI的发生率显著较低[80]。另外,尽管患者数量较少且缺乏显著差异,Medeiros等人在一项观察性研究中报告,既往存在的肾功能不全倾向于增加AKI发生的风险[81]。因此,只要有可能,在脓毒症发生时必须对患者检查是否存在既往肾功能不全。此外,在治疗伴有既往肾功能不全的脓毒症患者时,有必要仔细监测肾功能。
衰老
日本社会正在迅速老龄化。衰老是与年龄相关的器官功能障碍的根本原因,而后者会造成各种医疗问题。Suh等人报告,脓毒症中发生AKI的风险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比值比1.028,95% CI 1.016–1.041)[77]。Medeiros等人在一项观察性研究中报告了类似结果,发现65岁以上的脓毒症患者中AKI显著更为常见(比值比1.28,95% CI 1.12–1.89)[81]。此外,尽管未在逻辑回归分析中评估该风险,另一项观察性研究报告AKI患者的年龄显著更高[82]。因此,在治疗老年脓毒症患者时,必须考虑AKI的潜在发生。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
高血压患者数量的增加导致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的患者数量相应增加。由于这些药物降低全身血压并扩张出球小动脉,它们可能在休克期间加剧GFR的下降。因此,有人担心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可能加重AKI发生的风险。在两项考察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是否为脓毒症中AKI发生危险因素的观察性研究中,发现使用这些药物时的风险约为不使用时的两倍[77, 80]。因此,当脓毒症发生时,建议对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的患者仔细监测潜在的AKI发生。然而,尚无干预试验确定在脓毒症期间停用这些药物是否能预防AKI的发生。这一问题需要在RCT中加以研究。
其他危险因素
除上述危险因素外,观察性研究还评估了肥胖、合并糖尿病、腹腔内细菌感染、血液制品的使用以及低血压作为AKI发生的潜在危险因素[77, 80, 81, 83]。然而,尚未得出明确结论。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糖尿病与脓毒症中AKI的发生无关[84]。需要收集进一步的证据以确定这些因素是否会增加脓毒症中AKI发生的风险。
文献综述
检索PubMed以获取2011年3月至2015年12月间发表的相关研究,并从检索结果中识别与当前CQ相关的论文。2011年3月之前发表的文献参考自KDIGO急性肾损伤临床实践指南。
CQ4-1:医院获得性AKI与社区获得性AKI是否应加以区分?
推荐意见:医院获得性AKI的生存预后较社区获得性AKI更差。此外,两种类型AKI的严重程度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同。因此,我们建议应将二者加以区分。
推荐强度:未分级
证据质量:D
证据摘要
在一项纳入八项观察性研究的荟萃分析中,医院获得性AKI的死亡率显著高于社区获得性AKI(比值比2.79,95%置信区间2.18–3.56)。在使用RIFLE或KDIGO标准的研究中,社区获得性AKI以3期AKI发生率高为特征,而医院获得性AKI以1期AKI发生率高为特征。
评论
急性肾损伤(AKI)主要采用保守治疗,如优化液体容量或血压以及避免肾毒性药物;此外,建议明确肾损伤的病因。因此,识别AKI的危险因素并采取措施加以预防以改善其预后至关重要[3]。
急性肾损伤涵盖广泛的疾病谱,可发生于医院或社区。然而,尽管社区获得性AKI频繁发生于约占世界人口85%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3],但80–90%的研究考察的是高收入国家的医院获得性AKI[34];很少有研究比较医院获得性与社区获得性AKI。医院获得性AKI常由缺血、肾毒性药物和脓毒症引起[85],而社区获得性AKI被发现常源于可预防的病因,如脱水、感染和分娩[86]。为确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社区获得性AKI的状况,跨国0by25倡议于2015年开展了全球快照研究[87]。
为制定本指南,使用PubMed检索比较医院获得性AKI与社区获得性AKI的论文。共纳入八项观察性研究[88–95];其中两项基于RIFLE标准定义AKI[92, 93],两项使用KDIGO标准[94, 95],其余四项发表于RIFLE和KDIGO标准提出之前[88–91]。四项研究在高收入国家进行[89, 92–94],另四项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88, 90, 91, 95]。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社区获得性AKI与较低的死亡率(图1)和较短的住院时间相关。此外,在使用AKIN标准的研究中,各AKI分期(即严重程度)患者的百分比表明,在所有四项研究中,社区获得性AKI更为严重(即1期和2期AKI百分比较低,3期AKI百分比较高),而医院获得性AKI表现为较高比例的轻症病例(图2)。
因此,上述引用研究表明,医院获得性AKI与社区获得性AKI具有不同的临床特征,如表8所示。严重程度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在医院获得性AKI与社区获得性AKI之间可能不同;因此,我们建议将二者加以区分。
然而,所采用的所有研究均在日本以外进行。有必要在日本开展进一步研究比较医院获得性AKI与社区获得性AKI。
文献回顾
检索PubMed截至2015年12月发表的相关研究,并从检索结果中筛选出比较医院获得性与社区获得性AKI的论文。
CQ4-2:脓毒性AKI与非脓毒性AKI是否应相互区分?
推荐:脓毒性AKI可能导致比非脓毒性AKI更高的死亡率;因此,我们建议应将二者加以区分。
推荐强度:未分级
证据质量:D
证据总结
在一项基于九项观察性研究的荟萃分析中,与非脓毒性AKI相比,脓毒性AKI导致更高的院内死亡率(比值比2.48,95%置信区间1.76–3.49)和更高的ICU死亡率(比值比1.60,95%置信区间1.52–1.69)。尽管评估院内死亡率的研究存在发表偏倚,但未观察到与ICU死亡率相关的此类偏倚。
评论
在23个国家54个中心开展的一项大规模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报告[34]中,重症监护病房(ICU)急性肾损伤(AKI)的病因中,感染性休克占47.5%,心源性休克占26.9%。在2015年发表的一项大规模跨国多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96]中,57.3%的ICU患者发生AKI;AKI的病因为脓毒症的患者占40.7%,心源性休克占13.2%。在日本流行病学中,诊断程序组合(DPC)数据库已被用于研究接受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的AKI患者[97]。在这些患者中,AKI最常见的病因是心血管疾病和其他内科疾病,约占患者的一半,其次是脓毒症和心血管手术;与其他所有病因相比,仅心血管手术的死亡率较低。
在制定本指南时,使用PubMed检索比较感染性与非感染性AKI的论文。共纳入9项观察性研究[78, 98–105];其中7项为前瞻性研究,2项为回顾性研究。其中一项为Bagshaw等的回顾性研究,使用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重症监护学会(ANZICS)数据库[78];该研究纳入14,039例感染性AKI患者和29,356例非感染性AKI患者,患者数量相较其他研究显著更多。7项研究比较了院内死亡率[78, 98–103],5项研究比较了ICU死亡率[78, 100, 101, 104, 105]。
关于AKI诊断标准,6项研究使用了RIFLE标准[78, 99–103];其余3项研究[98, 104, 105]发表于RIFLE标准提出之前。4项研究列出了按RIFLE标准严重程度分级的患者百分比[78, 99, 100, 102];在一项研究中风险(Risk)是最常见的严重程度[100],而在两项研究中损伤(Injury)是最常见的[78, 99],在一项研究中衰竭(Failure)是最常见的[102]。两项研究描述了脓毒症的病因[99, 101];在这些研究中,脓毒症由胸腔内感染(如肺炎)和腹腔内感染所致者分别约占30%和25%,因此占所有病例的一半以上。8项研究使用APACHE II、SAPS和SAPS II严重程度评分评估患者病情严重程度[78, 98–101, 103–105];在所有这些研究中,感染性AKI比非感染性AKI更为严重。
图3显示了比较7项研究院内死亡率的荟萃分析结果。感染性AKI的院内死亡率和ICU死亡率均可能高于非感染性AKI;因此,我们建议将这两种类型的AKI加以区分。感染性AKI应予以特定处理,如根据严重程度将患者收入ICU、考虑血流动力学监测以及维持液体容量和肾灌注压。
文献检索
在PubMed上检索截至2015年11月发表的文献。从检索结果中筛选出比较感染性与非感染性AKI的论文。
CQ4-3:肾性AKI与肾前性AKI是否应加以区分?
建议:肾性急性肾损伤(AKI)的院内死亡率可能高于肾前性AKI;因此,我们建议应将两者相互鉴别。
推荐强度:未分级
证据质量:D
证据总结
在一项纳入十项观察性研究的荟萃分析中,肾性AKI的院内死亡率高于肾前性AKI(比值比3.63,95%置信区间1.68–7.83)。存在显著的发表偏倚。
评论
急性肾损伤(AKI)分为肾前性、肾性(内在性)或肾后性。肾前性AKI被认为是肾灌注压降低所致的氮质血症;从概念上讲,它是一种无肾组织损伤的肾功能损害,早期治疗可使肾功能迅速恢复。鉴别肾前性AKI与肾性AKI有两种可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根据AKI病因的评估、血流动力学以及尿液分析(测量体重变化、生命体征、尿渗透压、钠排泄分数(FENa)、尿素氮排泄分数(FEUN)和尿沉渣等因素)综合评估AKI是肾前性还是肾性。第二种方法是确定液体复苏后肾功能是否立即恢复。如果在适当液体复苏后2–3天内肾功能恢复,则认为AKI是容量反应性的,临床上可归类为肾前性AKI。如果在液体复苏后肾功能仍未恢复,则认为AKI是容量无反应性的,对应于肾性AKI。然而,当持续或长时间的肾灌注压降低导致肾实质损伤时,或当肾灌注压降低伴有低心输出量、脓毒症或肝衰竭时,肾功能不一定仅通过液体复苏即可恢复[106]。因此,即使AKI最初被评估为肾前性,也应在3天内进行第二次检测。然而,即使AKI被评估为肾前性,尿液生物标志物的轻度升高有时也可能提示肾组织损伤[107]。由于已知AKI涉及包括心脏和肺在内的多器官损伤,即使肾前性AKI也可能影响生存预后。
许多研究报道,容量反应性AKI(干预后3天内肾功能恢复)的院内死亡率低于容量无反应性AKI。在一项近期纳入多家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283例患者的AKI队列研究中,非AKI、容量反应性AKI和肾性AKI的院内死亡率分别为23.8%、29.6%和38.9%;因此,肾性AKI的结局最差[108]。然而,在一项根据诊断时的基础病因评估AKI的研究中,肾前性AKI的院内死亡率为27.3%,而内在性AKI为19.3%;尽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肾前性AKI倾向于结局更差[109]。
为制定本指南,使用PubMed检索比较肾性AKI与肾前性AKI以评估生存结局差异的论文。共识别出十项队列研究;其中三项根据AKI的基础病因及诊断时的尿液检查结果区分肾前性与肾性AKI [109–111],而七项根据容量反应性区分肾前性与肾性AKI [107, 108, 112–116]。在我们的荟萃分析中,肾性AKI的院内死亡率显著高于肾前性AKI(图4)。
基于上述结果,肾前性AKI与肾性(内在性)AKI具有不同的生存结局;因此,我们建议应将二者加以区分。
文献综述
检索PubMed中截至2015年8月发表的相关研究,并从检索结果中识别与本临床问题(CQ)相关的论文。
CQ5-1:是否应将尿液生物标志物用于AKI的早期诊断?
推荐:鉴于其在AKI早期诊断中的潜在效用,我们建议检测尿液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和L型脂肪酸结合蛋白(L-FABP)。然而,尿液胱抑素C的效用有限;因此,我们无法就其使用提出推荐。
尿液NGAL和尿液L-FABP:
推荐强度:2
证据质量:B
尿液胱抑素C:
推荐强度:未分级
证据质量:C
证据摘要
多项系统评价/荟萃分析发现尿液NGAL和L-FABP可作为AKI早期诊断的有用标志物。然而,仍需未来临床试验比较基于传统诊断方法(使用血清肌酐水平)的AKI干预与基于尿液生物标志物诊断的干预,以检验新型尿液生物标志物是否真正有助于AKI的诊断。
仅有一项系统评价/荟萃分析评估了尿液胱抑素C的效用;因此,无法就其用于AKI早期诊断的效用作出确切结论。
评论
既往被认定为急性肾衰竭(ARF)的病理状态,现已被广泛理解为在比衰竭更早期或更轻微的阶段即具有死亡风险。这促使了从ARF向急性肾损伤(AKI)的范式转变。然而,采用目前基于识别血清肌酐(sCr)水平升高和尿量减少的诊断方法,干预时机常常不当;因此,迫切需要更敏感的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AKI的早期诊断有助于更早地请肾脏科医师会诊、合理管理肾脏血流动力学以及避免暴露于肾毒性物质。因此,我们基于相对较大数量的关于接受心血管手术的成年患者及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AKI的研究,考察了是否应将尿液生物标志物用于AKI的早期诊断。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是一种低分子量蛋白(分子量约25,000),属于脂质运载蛋白家族,由活化中性粒细胞分泌。除诱导肾脏发育并具有肾脏保护及抗菌作用外,NGAL在肾损伤时也在远端肾单位表达。多项系统评价/Meta分析发现尿NGAL有助于AKI的早期诊断[117–122]。这些系统评价/Meta分析所引用的研究中,有16项(共2194例患者)与本次CQ相关(表9)[123–138]。研究对象包括接受心血管手术的患者(14项研究,共1531例患者)[123, 124, 126–130, 132–138]和ICU患者(2项研究,共663例患者)[125, 131]。这些研究大多根据RIFLE或AKIN标准(即sCr升高)或符合RIFLE或AKIN标准的标准定义AKI。共有549例患者(25%)被诊断为AKI。在评估术后或入ICU后即刻6小时内尿NGAL的早期诊断能力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为0.50–0.98(非加权均值为0.77)。在75%(12/16)的研究中,AUC≥0.70,显示出中等或更好的诊断准确性;因此,发现尿NGAL有助于AKI的早期诊断。然而,与本次CQ相关的临床研究提出了关于尿NGAL临床应用的若干问题,包括以下方面:一些研究未使用官方批准的测定方法;使用了多种测定方法,且未标准化;没有设定的截断值;尿路感染和泌尿系统疾病会升高尿NGAL水平[139];并且关于日本受试者的相关临床研究非常少。
L型脂肪酸结合蛋白(L-FABP)是一种低分子量蛋白(分子量约14,000),定位于人肾近端小管细胞胞质中。通过与游离脂肪酸结合并将其转运至线粒体和过氧化物酶体,L-FABP促进β氧化,有助于能量产生,并帮助维持稳态。当近端小管受到缺血或氧化应激时,L-FABP的表达增强,其尿排泄增加。多项系统评价/荟萃分析已证实尿L-FABP有助于AKI的早期诊断[117, 118, 140]。在这些系统评价/荟萃分析引用的研究中,有七项(共2416例患者)与当前CQ相关(表10)[136, 141–146]。研究对象包括接受心血管手术的患者(三项研究,共271例患者)[136, 141, 146]和ICU患者(四项研究,共2145例患者)[142–145]。这些研究一般根据RIFLE或AKIN标准(即sCr升高)定义AKI。共有298例患者(12%)被诊断为AKI。在评估术后或入住ICU后即刻12小时内尿L-FABP的早期诊断能力时,AUC为0.70–0.95(未加权均值为0.81)。在所有七项研究中,AUC均≥ 0.70,显示出中等或更好的诊断准确性;因此,发现尿L-FABP有助于AKI的早期诊断。然而,必须根据不同的AKI病因仔细选择尿L-FABP的测定时机。L-FABP的测定试剂在日本已有供应;这些试剂已标准化并被公共卫生保险覆盖。
胱抑素C是一种低分子量蛋白(分子量约13,000),由全身有核细胞产生,可抑制半胱氨酸蛋白酶引起的细胞损伤。分泌到细胞外后,胱抑素C经肾小球滤过;随后99%被近端小管重吸收并分解代谢。因此,肾小管损伤受胱抑素C重吸收的影响; consequently,尿中胱抑素C浓度已被作为AKI的生物标志物进行研究。已有一项关于尿胱抑素C早期诊断能力的系统评价/荟萃分析[147];后者引用了六项研究[116, 123, 130, 132, 148, 149]。在对四项使用尿肌酐校正数据的研究进行的汇总分析中[116, 130, 148, 149],尿胱抑素C早期诊断能力的敏感性为0.52,特异性为0.70,AUC为0.64(95%置信区间0.62–0.66);因此,诊断准确性较低,表明尿胱抑素C对AKI的早期诊断效用有限。在日本,尿液样本中胱抑素C的测定不在公共卫生保险覆盖范围内。尽管已有报道称尿白蛋白是早期AKI的潜在生物标志物[150],但相关研究数量有限;因此,尿白蛋白作为生物标志物的效用仍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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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 Doi K, Nishida O, Shigematsu T, et al. The Japanese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acute kidney injury 2016. J Intensive Care. 2018. PMID: 30123509. doi:10.1186/s40560-018-0308-6
- 全文:PMC6088399(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608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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