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呼吸衰竭与机械通气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

高流量鼻导管氧疗降低COPD患者拔管后神经通气驱动与呼吸做功

High-flow nasal cannula oxygen therapy decreases postextubation neuroventilatory drive and work of breathing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ubMed 文献 · Crit Care · 2018-08-02
一句话结论在因高碳酸血症呼吸衰竭接受机械通气的COPD患者中,拔管后使用高流量鼻导管氧疗较传统低流量面罩氧疗显著降低神经通气驱动和呼吸做功。

这项单中心、非盲法交叉研究纳入14例因各种原因导致急性高碳酸血症呼吸衰竭、接受机械通气后拔管的COPD患者,拔管后按HFNC1-传统面罩氧疗-HFNC2顺序各持续1小时,滴定FiO2至SaO2 88-92%,记录EAdi峰值和PTPDI/min。结果显示传统氧疗期间EAdi峰值从HFNC1的15.4±6.4 μV升至23.6±10.5 μV,恢复HFNC2后降至15.2±6.4 μV;PTPDI/min从135±60升至211±70 cmH2O/s/min,再降至132±56,传统氧疗与两个HFNC期比较p<0.05。作者结论认为COPD患者拔管后HFNC较传统氧疗显著降低神经通气驱动和呼吸做功。

要点

  • COPD患者拔管后传统面罩氧疗期间EAdi峰值升至23.6±10.5 μV,HFNC1期为15.4±6.4 μV、HFNC2期为15.2±6.4 μV,传统氧疗与两个HFNC期比较p<0.05。
  • PTPDI/min在传统氧疗期间为211±70 cmH2O/s/min,高于HFNC1期的135±60和HFNC2期的132±56 cmH2O/s/min,差异p<0.05。
  • 传统氧疗期78.6%(11/14)患者PTPDI/min超出50–150 cmH2O/s/min的可接受范围,而HFNC1和HFNC2期均为64.3%(9/14)处于该范围。
  • 患者拔管后按HFNC1-传统面罩氧疗-HFNC2顺序各1小时交叉,HFNC经AIRVO™ 2系统从20 L/min起以5–10 L/min递增至患者舒适的最高流量(最大60 L/min),FiO2滴定至SaO2 88–92%。
  • 5例(31.5%)患者初始拔管失败并再插管,再插管与成功拔管患者在EAdi参数或呼吸做功方面各实验条件下均无显著差异。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因各种病因导致急性高碳酸血症性呼吸衰竭、接受有创机械通气后准备拔管的中重度COPD患者,入住ICU(意大利巴里大学医院),研究时间为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
  • 拔管准备标准包括:导致急性呼吸衰竭的病情缓解或改善;PEEP低于6 cmH2O且FiO2低于0.6、PaO2/FiO2大于150 mmHg;动脉pH>7.35;RASS 0至−1且未镇静或持续输注右美托咪定(0.1–1.4 μg/kg/h);能触发呼吸机(5–10秒呼气末闭塞时PAO下降>3 cmH2O);体温正常且血流动力学稳定、无需血管活性药或正性肌力药,但允许低剂量多巴酚丁胺(<5 μg/kg/min)或低剂量多巴胺(<3 μg/kg/min)。
  • 所有患者完成30分钟自主呼吸试验(压力支持通气5 cmH2O、PEEP 5 cmH2O),成功者纳入研究。
  • 排除标准:年龄<18岁;有创机械通气<48小时;存在气管切开;EAdi导管置入禁忌(如近期上消化道手术、食管静脉曲张、食管创伤);合并神经或神经肌肉疾病和/或已知膈神经功能障碍;存在矛盾腹式运动或使用辅助吸气肌。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COPD诊断由三名专家(一名呼吸科医师和两名重症医学科医师)依据GOLD标准作出,GOLD肺功能标准为支气管舒张后FEV1/FVC<0.7。
  • COPD严重度按FEV1受损程度分级:GOLD 1级(轻度)FEV1≤预计值80%;GOLD 2级(中度)50%≤FEV1<预计值80%;GOLD 3级(重度)30%≤FEV1<预计值50%;GOLD 4级(极重度)FEV1<预计值30%。
  • 拔管成功定义为拔管后48小时内能自主呼吸、无呼吸窘迫征象且无需补救性无创通气。
  • 呼吸窘迫征象包括:矛盾腹式运动、使用辅助呼吸肌或呼吸肌疲劳证据;心血管不稳定(收缩压>160或<90 mmHg或较SBT前变化20%;心率>120或<60次/分或较SBT前变化20%);SaO2<88%的动脉血氧去饱和、高碳酸血症和pH<7.35的呼吸性酸中毒;痰液潴留。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拔管前5–10分钟行短暂(5–10秒)呼气末闭塞测定膈肌神经肌肉效率(NME),用于将EAdi转换为PDI(PDI=EAdi×NME)。
  • 拔管后立即按HFNC1–传统面罩氧疗–HFNC2交叉方案,每阶段持续1小时。
  • HFNC经AIRVO™ 2系统及中/大号鼻塞给予加温湿化气体,流量从20 L/min起以5–10 L/min递增至患者舒适的最高流量(最大允许60 L/min),湿化器温度设为37°C,FiO2滴定至SaO2 88–92%。
  • 传统氧疗经标准非密闭面罩连接氧气/空气混合器(0–20 L/min),面罩气体流量所有患者设为10 L/min,FiO2滴定至SaO2 88–92%。
  • 每个研究阶段结束时行动脉血气分析,EAdi和PDI参数取每阶段最后30分钟的数字记录计算。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再插管:5例(31.5%)患者初始拔管失败并再插管。
  • 呼吸窘迫征象(矛盾腹式运动、使用辅助呼吸肌或呼吸肌疲劳证据;收缩压>160或<90 mmHg或较SBT前变化20%、心率>120或<60次/分或较SBT前变化20%;SaO2<88%、高碳酸血症、pH<7.35;痰液潴留)提示拔管失败。
  • 4例(25%)患者死亡,平均ICU住院时间25.2±2.6天,死因为感染性休克和多器官衰竭(2例)、右心衰竭和心源性休克(2例)。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单中心、非盲法、交叉生理学研究,最终分析14例拔管后COPD患者,采用HFNC1–传统面罩氧疗–HFNC2各1小时的ON–OFF–ON设计。
  • EAdi峰值从HFNC1期的15.4±6.4 μV升至传统氧疗期的23.6±10.5 μV,HFNC2期回落至15.2±6.4 μV(传统氧疗与HFNC1和HFNC2比较p<0.05)。
  • PTPDI/min从HFNC1期的135±60 cmH2O/s/min升至传统氧疗期的211±70 cmH2O/s/min,HFNC2期降至132±56 cmH2O/s/min(传统氧疗与HFNC1和HFNC2比较p<0.05)。
  • 达到SaO2 88–92%目标时,HFNC1和HFNC2期FiO2分别为0.46±0.1和0.46±0.12(p=无显著差异),传统面罩氧疗期为0.80±0.19;作者指出因输送气流量不同,HFNC与传统氧疗的FiO2比较无意义,传统氧疗的FiO2几乎肯定被高估,因患者吸气流速高于面罩流量(10 L/min),差值由室内空气补充。
  • 呼吸频率、神经吸气时间、动脉PCO2和pH在整个研究期间保持相似。
  • 再插管患者与成功拔管患者在EAdi参数或呼吸做功方面各实验条件下均无显著差异;因COPD急性加重与非COPD急性加重导致高碳酸血症呼吸衰竭的患者间这些参数也无显著差异。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单中心、非盲法、交叉生理学研究。
  • 样本量14例,把握度0.8、显著性水平0.05、预期效应量0.25。
  • 局限:研究人群为因各种病因导致高碳酸血症呼吸衰竭的COPD患者,仅8/14(57%)因COPD急性加重入院,另6例(43%)因术后呼吸衰竭接受机械通气,人群可被视为异质;作者指出研究在拔管后阶段进行且所有患者为GOLD中重度至极重度COPD。
  • 局限:未能测量自主呼吸期间的多个呼吸参数(潮气量、内源性PEEP、吸气流速),可能限制对治疗效应的完整解释。
  • 局限:呼吸做功基于Bellani等新近验证的方法测量,若辅助吸气肌收缩占主导则EAdi与呼吸做功的相关性可能误导;该方法假设膈肌贡献约75%总呼吸做功;Bellani等研究的是不同压力支持通气和NAVA水平下的通气患者,而本研究为自主呼吸患者;其他作者显示膈肌效率与肺容积之间呈非线性,但仅见于强烈膈肌收缩时。
  • 局限:样本量小,虽适合生理学研究,但削弱了对临床结局(如ICU和住院时间、再插管率)的任何推测。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结论认为,COPD患者拔管后HFNC较传统氧疗显著降低神经通气驱动和呼吸做功;本研究为生理学研究,未据此给出临床结局相关的推荐。
  • 作者指出COPD患者本身存在撤机失败风险,EAdi峰值在HFNC期间多数低于15–20 μV阈值、传统氧疗期间平均为阈值的1.5倍,认为结果可能有临床相关性。
  • 作者引用2017年ERS/ATS指南指出COPD患者可从无创通气预防再插管中获益;作者指出研究期间本机构未常规应用拔管后预防性无创通气。
  • 作者引用Hernandez等研究指出,在高危拔管后呼吸衰竭患者(包括年龄>65岁、心力衰竭、中重度COPD、拔管日APACHE II>12、BMI>30、气道通畅问题、困难或延长撤机者)中,HFNC预防急性拔管后呼吸衰竭不劣于无创通气。

指南或共识出处

  • 2017年欧洲呼吸学会–美国胸科学会(ERS/ATS)指南(文中引用)。
  • GOLD 2017全球COPD诊断、管理和预防策略(文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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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Crit Care. 2018 Aug 2;22:180. doi: 10.1186/s13054-018-2107-9

背景

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是通过宽口径鼻导管,以20至60 L/min的流量输送完全调节、加温和湿化的空气/氧气混合气体[1]。与以5–20 L/min输送气体的“传统”氧疗装置(传统O2)相比,HFNC期间气管吸入氧浓度(FiO2)更具可预测性[2],且黏液纤毛功能保存更好[3]。此外,HFNC产生气道正压(咽部水平2至8 cmH2O),类似于呼气末正压(PEEP),与所输送的气体流量成正比,并随患者呼吸模式(即张口或闭口呼吸)而变化[4]。此外,HFNC对鼻咽部产生显著的、流量依赖性的“CO2冲刷效应”,减少解剖死腔通气,从而减少CO2重复吸入[5]。HFNC对呼吸功能的总体影响似乎可能是上述机制以及其他更细微、迄今尚未完全了解的机制协同相互作用的结果[6]。

自引入以来,HFNC已被应用于治疗低氧性呼吸衰竭患者[2, 7–9],以及预防有拔管失败风险患者的再插管[10–12]。在这些患者中,与传统O2疗法治相比,HFNC改善氧合并降低呼吸功(WOB)[10, 13]。在家庭护理环境中对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的研究提示其对WOB和气体交换有有利影响[14–16]。然而,HFNC对重症监护环境中COPD患者神经通气驱动和WOB的生理效应所知甚少。

膈肌电活动(EAdi)是通过安装在鼻胃喂养管壁上的电极对阵列记录的“处理过的”膈肌肌电信号[17]。EAdi与指向膈肌的电刺激强度(即神经通气驱动)成正比[18–20]。最近,Bellani及其同事证明EAdi可用于估计瞬时WOB[21]。

在这项生理学研究中,我们对因各种病因的高碳酸性呼吸衰竭接受机械通气、具有COPD背景的患者,在拔管后通过面罩给予HFNC和传统O2疗法。本研究的假设是,在这些患者中,与传统O2疗法相比,HFNC降低神经通气驱动和WOB。

方法

患者选择

我们纳入了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入住意大利巴里大学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因各种病因导致的急性高碳酸血症性通气衰竭而需要机械通气的、有中重度COPD背景的患者。COPD的诊断由三名专家作出,包括一名呼吸科医师(PP)和两名重症医学科医师(SG和TS),并按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GOLD)标准进行分级(http://goldcopd.org/gold-2017-global-strategy-diagnosis-management-prevention-copd/)。对于每名患者,三名评估者回顾了临床病史、病历记录、吸烟史、急性加重频率、肺功能检查数据、影像学表现、体格检查以及入住ICU时静态内源性PEEP的测量值。GOLD诊断COPD的肺功能标准为支气管舒张剂后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FEV1/FVC)< 0.7。根据FEV1受损程度,COPD严重程度定义如下:GOLD 1级(轻度),FEV1 ≤ 预计值的80%;GOLD 2级(中度),50% ≤ FEV1 < 预计值的80%;GOLD 3级(重度),30% ≤ FEV1 < 预计值的50%;GOLD 4级(极重度),FEV1 < 预计值的30%。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了研究方案,知情同意要求按照当地法规得到满足(巴里大学医院伦理委员会,方案编号:885/C.E.,2014年5月)。

经主治临床医师评估准备拔管的患者符合本研究的入选条件。根据我们的临床方案,定义拔管准备就绪的标准为:a)导致急性呼吸衰竭的病情缓解或改善;b)设定PEEP低于6 cmH2O且FiO2低于0.6,PaO2/FiO2比值大于150 mmHg;c)动脉pH > 7.35;c)Richmond躁动-镇静评分(RASS)在0至−1之间[22],未使用镇静药物或持续输注右美托咪定(0.1–1.4 μg/kg/h);d)能够触发呼吸机,即在短暂(5–10 s)呼气末阻断试验中气道开放压(PAO)下降 > 3 cmH2O。其他标准包括体温正常和无需血管升压药或正性肌力药物支持的血流动力学稳定,但我们允许使用低剂量多巴酚丁胺(< 5 μg/kg/min)或低剂量多巴胺(< 3 μg/kg/min)。所有患者均接受了30分钟的自发呼吸试验(SBT),采用压力支持通气,压力支持为5 cmH2O,PEEP为5 cmH2O。患者在SBT成功后符合纳入本研究的条件。

排除标准为:年龄 < 18岁;有创机械通气 < 48 h;存在气管造口;EAdi导管置入的禁忌证(如近期上消化道手术、食管静脉曲张、食管创伤);以及合并神经系统或神经肌肉疾病和/或已知膈神经功能障碍。我们还排除了表现为反常腹式运动或使用辅助吸气肌的患者。后一排除标准的理由在于,呼吸功与EAdi之间的相关性仅在膈肌贡献约75%总呼吸功(WOB)时才成立[23],如果辅助吸气肌所做的功多于膈肌,则根据EAdi计算WOB可能不准确。

拔管前,所有患者均使用配备EAdi软件(Maquet,Getinge集团重症监护,瑞典索尔纳)的Servo-i呼吸机(Maquet,Getinge集团重症监护,瑞典索尔纳)进行通气。研究开始时,除非已放置EAdi导管,否则将标准喂养鼻胃管更换为16-Fr、125-cm的EAdi导管(Maquet,Getinge集团重症监护,瑞典索尔纳)。EAdi导管首先根据校正的鼻-耳垂-剑突距离公式,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进行定位[24]。随后使用呼吸机EAdi导管位置工具(Servo-i呼吸机NAVA软件)对其位置进行调整[24]。

测量

患者在半卧位下进行研究。EAdi信号从RS232呼吸机端口以100 Hz的采样率采集(NAVA tracker软件,Maquet Getinge集团重症监护,瑞典索尔纳),并存储在个人计算机中。NAVA tracker文件随后使用ICULab软件包(Kleistek Engineering,意大利巴里)进行转换和分析。

从EAdi波形中测量吸气EAdi峰值(EAdiPEAK)、吸气EAdi偏移随时间的积分(EAdiPTP)、EAdi从吸气开始至峰值的斜率(EAdiSLOPE)、呼吸频率(RR)和神经吸气时间(TiNEUR)[25]。

鉴于所有患者均为自主呼吸,未测量潮气量(VT),以避免测量装置对呼吸模式产生任何影响。

整个吸气相由膈肌产生的压力(即跨膈压,PDI)根据EAdi信号计算,方法如Bellani等人所述[21]。简言之,我们首先计算膈肌神经肌肉效率(NME),即在一次自主吸气努力期间(在持续5–10 s的短暂呼气末阻断期间记录)气道开口压(PAO)负峰值与EAdi曲线相应峰值之间的比值[19, 26, 27]。由于在气道被阻断的情况下自主吸气努力期间PAO的下降按定义等于食管压(PES)的相应下降[28, 29],因此NME是膈肌神经机械耦合的指标,据此可作为将EAdi转换为PDI的因子(PDI = EAdi × NME)[21]。每次呼吸的吸气PDI压力-时间乘积(PTPDI/b)计算为PDI信号下的面积。每分钟的吸气PDI压力-时间乘积(PTPDI/min)计算为:

研究方案

在研究开始时,即拔管前5–10 min,在短暂(5–10 s)呼气末阻断后计算NME。拔管后立即对患者实施ON–OFF–ON设计的交叉方案,交替使用HFNC与经面罩给予的常规O2(即HFNC1 – 常规O2治疗 – HFNC2),每个阶段持续1 h(图1)。

HFNC通过AIRVO™ 2系统(Fisher & Paykel Healthcare,奥克兰,新西兰)及与鼻孔大小相匹配的专用中/大型鼻塞(Fisher & Paykel Healthcare,奥克兰,新西兰)进行给药。该系统可提供加温加湿的气流(成人配置下为10–60 L/min)。气流从20 L/min开始,以5–10 L/min的幅度向上滴定,直至患者舒适所能耐受的最高流量(最大允许流量60 L/min)[30]。FiO2滴定至达到血红蛋白氧饱和度(SaO2)目标88–92%。加热湿化器的温度设定为37 °C。

与既往研究[13]一致,传统O2疗法通过连接于O2/空气混合器(0–20 L/min)的标准非密闭式氧气面罩进行给药。所有患者的面罩气流均设定为10 L/min。面罩气流中的FiO2滴定至达到88–92%的SaO2目标。

在每个研究时段结束时进行动脉血气分析。EAdi和PDI参数根据每个步骤最后30分钟的EAdi曲线数字记录计算得出。

拔管成功定义为患者能够在拔管后48小时内自主呼吸,无呼吸窘迫征象,且无需补救性无创通气(NIV)。呼吸窘迫征象定义为:a)矛盾性腹部运动、使用辅助呼吸肌,或呼吸肌疲劳的证据;b)心血管不稳定(收缩压(SBP)> 160或< 90 mmHg,或较SBT前值变化20%;心率(HR)> 120或< 60次/分,或较SBT前值变化20%);c)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伴SaO2 < 88%、高碳酸血症,以及pH < 7.35的呼吸性酸中毒;d)分泌物潴留。

图1 研究方案时间轴。ABG 动脉血气,Conventional O2 经非密闭式面罩进行传统低流量氧疗的时段,EAdi 膈肌电活动,HFNC1 第一时段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2 第二时段经鼻高流量氧疗 查看原图 ↗

统计分析

功效分析表明,在功效为0.8、显著性水平为0.05、预期效应量为0.25的情况下,样本量为14例患者。效应量是指由干预所解释的某一结局的变异程度除以同一结局指标的总变异。我们假设研究条件所解释的EAdiPEAK变异必须至少占总变异的5%,这大约对应于0.25的中等效应量。根据预试验测量假设球形度校正为0.8、相关性为0.8。样本量使用GPower 3.1.9.2版软件确定。

连续定量变量若呈正态分布则以均值 ± 标准差(SD)汇总,若呈非正态分布则以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汇总。比较酌情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ANOVA)或Friedman检验。p值 < 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在多重比较程序中除外,此时p值经校正。分析使用SAS软件v.9.4 for Windows PC进行。

结果

我们研究的CONSORT流程图(图2)显示,在研究期间入住我科的57例COPD患者中,有20例符合研究条件,16例被纳入。由于记录EAdi信号存在技术困难,2例患者被排除在最终分析之外。因此,最终患者数为14例。患者人口学和临床特征见表1。

5例患者(31.5%)初次拔管尝试失败并重新插管。需要重新插管的患者在年龄、ICU入住原因(COPD急性加重 vs 其他原因)、机械通气天数、COPD严重程度(基于FEV1、FEV1/FVC比值、GOLD分期、入院时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SAPS)II和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附加文件1)方面与成功拔管的患者相似。

4例患者(25%)在平均(±SD)ICU住院时间25.2 ± 2.6天后死亡。2例患者的死亡原因为感染性休克和多器官衰竭,另2例死于右心衰竭和心源性休克。

图2 患者入组流程图。COPD慢性阻塞性肺疾病,EAdi膈肌电活动,NG鼻胃 查看原图 ↗
表1 患者主要特征 查看原表 ↗

呼吸模式与气体交换

表2显示了三种实验条件下各自记录的呼吸模式和气体交换。为达到氧合目标(SaO2在88至92%之间),HFNC1和HFNC2期间应用的FiO2分别为0.46 ± 0.1和0.46 ± 0.12(p = 无显著性差异),而常规(面罩)O2期间为0.80 ± 0.19。然而,鉴于所输送气体流量的差异,比较HFNC与常规O2期间的FiO2并无意义。事实上,常规O2治疗期间所输送的FiO2几乎肯定被高估了,因为患者的吸气流量高于面罩流量(10 L/min),因此,患者吸气流量与面罩流量之间的差值由室内空气提供。这也使得在不同实验条件下比较PaO2/FiO2变得不恰当。整个研究期间呼吸频率、TiNEUR、动脉PCO2和pH保持相似(表2)。

表2 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呼吸模式和气体交换 查看原表 ↗

神经通气驱动与呼吸做功

图3显示了三位代表性患者在每个研究期结束时获得的EAdi波形。在所有患者中,以EAdi波形表示的神经通气驱动在HFNC1与常规O2治疗之间明显增加,而当重新启用HFNC(HFNC2)时再次下降。表3显示,在常规O2治疗期间神经通气驱动(EAdiPEAK)和呼吸做功(PTPDI/b和PTPDI/min)显著增加,而当重新启用HFNC时再次下降。图4显示了三个研究期间这些参数的个体变化。

在每个实验条件下,我们未能发现在EAdi参数或呼吸做功方面,再次插管患者与成功拔管患者之间存在任何显著差异(附加文件2)。对于相同的参数,因COPD急性加重导致高碳酸血症性呼吸衰竭而入院的患者与有COPD背景但其高碳酸血症性呼吸衰竭由其他诱发原因所致的患者之间,无显著差异(附加文件3)。

图3 实验记录显示三名代表性患者在三种实验条件下的膈肌电活动(EAdi)。Conventional O2 通过无闭塞面罩进行常规低流量氧疗期间;HFNC1 经鼻高流量氧疗第一个阶段;HFNC2 经鼻高流量氧疗第二个阶段 查看原图 ↗
表3 神经通气驱动与呼吸做功参数 查看原表 ↗
图4 神经通气驱动的变化趋势,以膈肌电活动峰值EAdiPEAK表示,以及呼吸做功的变化趋势,以每次呼吸的吸气PDI压力-时间乘积(PTPDI/b)和每分钟的(PTPDI/min)表示。*与HFNC1阶段相比有显著差异(ANOVA with Bonferroni correction);§与HFNC2阶段相比有显著差异(ANOVA with Bonferroni correction)。Conventional O2 通过无闭塞面罩进行常规低流量氧疗期间;HFNC1 经鼻高流量氧疗第一个阶段;HFNC2 经鼻高流量氧疗第二个阶段 查看原图 ↗

讨论

本研究表明,拔管后HFNC可显著降低因各种病因导致的高碳酸血症性呼吸衰竭而接受机械通气的COPD患者的神经通气驱动和呼吸做功。

EAdi反映膈神经的放电频率,因此是神经通气驱动的测量指标[17–20, 31, 32]。因此,我们的数据清楚地表明,与常规O2疗相比,HFNC降低了神经通气驱动(EAdiPEAK和EAdiSLOPE)。神经通气驱动和呼吸做功是撤机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过度的呼吸驱动预示撤机失败[26, 32]。事实上,高通气驱动可能与施加于吸气肌的过度机械负荷、膈肌无力,或由于疼痛、发热、焦虑和酸中毒导致的呼吸中枢不适当的高激活有关[32]。在一个危重症患者的混合人群中,Liu及其同事发现,在自主呼吸试验(T管)期间EAdiPEAK低于15–20 μV与撤机成功相关[26]。Dres等[33]和Barwing等[34]最近在另外两项研究中获得了类似结果。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患者在两个HFNC阶段EAdiPEAK均低于该阈值(图4),而在常规O2疗期间平均为该校阈值的1.5倍。因此,考虑到COPD患者本质上存在撤机失败的风险[35],我们的结果具有潜在的临床意义。

尽管呼吸做功与神经通气驱动成正比,但其绝对值取决于呼吸肌将电刺激转化为机械收缩的能力(机电耦联)[18, 32]。我们以每次呼吸和每分钟的PTPDI来测量呼吸做功,这是众所周知的呼吸肌氧耗指标(表3和图4)。根据在危重症患者混合人群中进行的生理学研究,“可接受的”PTPDI/min在50至150 cmH2O/s/min之间[36, 37]。在我们的患者中,64.3%(即9/14)的患者在HFNC1和HFNC2期间PTPDI/min均处于该范围内,而在常规O2期间,78.6%的患者(即11/14)PTPDI/min高于该可接受范围(图3)。

根据2017年欧洲呼吸学会-美国胸科学会(ERS/ATS)指南[38],COPD患者可从无创通气中获益以预防再插管。因此,在我们的患者中比较HFNC和NIV的生理效应本将是有意义的。然而,在研究进行时,拔管后预防性NIV并未在我们机构常规应用。有趣的是,Hernandez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拔管后呼吸衰竭“高风险”患者中,包括年龄大于65岁或患有心力衰竭、中重度COPD、拔管当日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估(APACHE)II评分高于12、体重指数大于30、存在气道通畅问题以及最终脱机困难或脱机时间延长的患者,HFNC在预防急性拔管后呼吸衰竭方面不劣于NIV[11]。

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评估HFNC在COPD患者中的有益机制。我们推测有两个机制特别相关:a)HFNC的“PEEP”效应[14],可能抵消了流量限制性内源性呼气末正压(PEEPi);以及b)解剖死腔的“CO2冲洗”效应[5],可能降低了膈肌负荷。与传统O2治疗相比,黏液纤毛功能的更好保护可能是一个辅助机制[3],但我们认为其重要性较低,因为交叉期相对较短。

在低氧血症患者中,Mauri等[39]和Maggiore等[10]发现,与传统O2疗法相比,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显著降低了呼吸频率(RR)。Mauri通过电阻抗断层成像(EIT)估算潮气量(VT),发现其保持稳定。相反,在我们的COPD患者中,RR保持不变(表2),而我们没有VT的数据,因为患者为自主呼吸,我们希望避免测量装置对呼吸模式造成任何改变。然而,VT很可能增加,因为动物研究表明,在无辅助自主呼吸期间,VT与膈肌电活动成正比[40]。基于这一假设,在我们的患者中,常规O2期间去除HFNC的反应将类似于CO2重复呼吸期间呼吸负荷突然增加时的生理反应,即保持RR恒定并增加VT[41, 42]。我们的研究与Mauri和Maggiore的研究之间HFNC对RR的不同影响,可以用所研究患者呼吸衰竭背景的不同(低氧血症型 vs 高碳酸血症型)来解释。

在我们的研究中,与既往研究[13]类似,我们在常规O2研究步骤期间对所有患者使用标准的非封闭式氧气面罩,固定气体流量为10 L/min(见方法部分)。因此,在我们的患者中,峰值吸气流量很可能大于面罩气体流量,因此真实吸入氧浓度低于面罩所提供的值。“文丘里面罩”是一种高流量供氧系统,利用伯努利原理[43]提供35–45 L/min的氧气与空气混合物,输送FiO2为0.24–0.6。通过使用文丘里面罩而非标准面罩,我们有可能在常规O2研究期间更好地匹配患者的吸气流量。人们还可以推测,更高的面罩流量可能在面罩或气道CO2冲洗方面有其他效应,但我们未见到比较文丘里面罩与HFNC的研究。

我们必须承认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我们研究的是因各种病因导致高碳酸血症性通气衰竭而收入ICU的COPD患者群体(表1)。仅8/14(57%)的COPD患者因COPD急性加重而入住,其余6例(43%)因术后通气衰竭接受机械通气。就此而言,我们的人群可被视为异质性较大。然而,我们指出:1)我们的研究是在拔管后阶段进行的,此时急性呼吸衰竭的主要原因已缓解或至少改善(见方法);2)根据GOLD分类,我们所有患者均为中度至极重度COPD。其次,我们未能测量自主呼吸期间的若干呼吸参数(潮气量(VT)、内源性呼气末正压(PEEPi)、吸气流量),这些参数本可为我们提供对治疗效果更完整的解读。然而,我们的研究是在自主呼吸患者中进行的,我们力求避免测量装置对呼吸模式造成任何改变。第三,我们基于Bellani及其同事[21]近期验证的方法测量呼吸功,但如果辅助吸气肌的收缩相对于膈肌收缩占主导地位,则呼吸功与膈肌电活动(EAdi)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具有误导性。事实上,从EAdi估算呼吸功假定膈肌对总呼吸功(WOB)的贡献约为75%(如正常条件下所见)[23]。然而,我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评估了所有患者是否存在矛盾性腹部运动以及辅助吸气肌的使用情况。此外,Bellani等人描述的方法假定在不同肺容积下EAdi与膈肌压力(PDI)之间呈线性关系,其依据是在不同肺容积下由食管压获得的PDI与通过公式EAdi × 神经肌肉效率(NME)获得的PDI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21]。然而,Bellani等人研究的是接受不同水平压力支持通气(PSV)和神经调节辅助通气(NAVA)的患者,而我们研究的是自主呼吸患者。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作者已显示膈肌效率与肺容积之间呈非线性关系,但仅在强烈膈肌收缩时如此[19]。第四,我们研究的患者数量较少,虽然适合以生理学为导向的研究,但削弱了对临床结局(如ICU和住院时间及再插管率)的任何推测。

结论

总之,我们发现,与常规氧疗相比,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可显著降低计划拔管后从急性呼吸衰竭发作中恢复的COPD患者的神经通气驱动和呼吸功。

附加文件

附加文件1: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需要再插管的患者与成功拔管的患者在年龄、ICU入住原因(COPD急性加重与其他原因)、机械通气天数、COPD严重程度(基于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FEV1/用力肺活量(FVC)比值、GOLD分期、入院时简化急性生理评分II(SAPS II)和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方面的差异。(DOCX 26 kb)

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需要再插管的患者与成功拔管的患者在每种实验条件下EAdi参数或呼吸功方面的差异。(DOCX 42 kb)

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急性加重导致高碳酸血症性呼吸衰竭而入院的患者,与有COPD基础疾病但其高碳酸血症性呼吸衰竭由其他诱发原因所致的患者,在每种实验条件下就EAdi参数或呼吸做功进行的比较。(DOCX 60 kb)

参考来源

  1. Di Mussi R, Spadaro S, Stripoli T, et al. High-flow nasal cannula oxygen therapy decreases postextubation neuroventilatory drive and work of breathing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rit Care. 2018. PMID: 30071876. doi:10.1186/s13054-018-2107-9
  2. 全文:PMC609101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6091018/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