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功能低下患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LUNG SAFE数据库二次分析
该研究为LUNG SAFE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的二次分析,纳入2813例符合柏林定义的ARDS患者,其中584例(20.8%)为免疫功能低下。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以肺炎为主要ARDS危险因素(70.5%),更常首选无创通气(20.9% vs 15.9%),住院死亡率(52.4% vs 36.2%)和ICU死亡率(45.5% vs 31.3%)均显著高于免疫功能正常者,且限制生命支持决策更频繁(27.1% vs 18.6%)。无创通气失败率48%,失败者死亡率与初始即有创通气者无差异。尽管死亡率高,近半数免疫功能低下ARDS患者存活出院。
要点
- 免疫功能低下ARDS患者住院死亡率52.4%,显著高于免疫功能正常者的36.2%(p<0.0001),尽管ARDS严重度和非肺SOFA评分相似。
- 免疫功能低下患者更常首选无创通气(20.9% vs 15.9%,p=0.0044),校正混杂因素后免疫缺陷仍独立与无创通气使用相关(OR 1.567,95%CI 1.217–2.017)。
- 无创通气失败率48%,失败者ICU死亡率57.6%、住院死亡率62.7%,与初始即有创通气者无差异。
- 限制生命支持措施在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中更频繁(27.1% vs 18.6%,p<0.0001),可能部分解释死亡率增高。
- 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中仅用无创通气者ICU死亡率28.6%,低于有创通气者46.3%(p=0.0078)。
适用人群与场景
- LUNG SAFE研究中符合柏林定义ARDS的患者,纳入标准为年龄≥16岁、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PaO2/FiO2≤300 mmHg且PEEP≥5 cmH2O)伴新发肺部影像学异常,并于AHRF起病后第1或2天符合ARDS柏林标准。
- 免疫功能低下定义为至少具备以下之一:免疫抑制(病毒性免疫抑制、肿瘤性疾病、免疫抑制药物包括类固醇、化疗或先天性免疫抑制)、活动性血液恶性肿瘤(仍需治疗)、活动性肿瘤(未切除、仍需治疗或有转移)。
- 排除标准为年龄<16岁或需要知情同意时缺乏知情同意。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ARDS柏林定义严重度分级:轻度PaO2/FiO2 201–300 mmHg,中度101–200 mmHg,重度≤100 mmHg。
- 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定义:PaO2/FiO2≤300 mmHg(接受IMV或NIV且PEEP≥5 cmH2O)且新发影像学肺实质异常。
- 免疫抑制状态定义见上述纳入标准。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通气亚组定义:IMV为从第1天起即有创通气(不论后续拔管后接受何种支持);NIV为从第1天至研究终点(ICU出院或死亡)仅接受无创通气;NIV失败为初始无创通气后研究期间插管。
- 无创通气包括所有无创通气模式和接口(含持续气道正压)。
- 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中肺炎(70.5%)、非肺源性脓毒症(16.1%)和非心源性休克(10.3%)为最常见ARDS危险因素。
- 免疫功能低下患者连续神经肌肉阻滞剂使用率显著高于对照组(22.6% vs 18.5%,p=0.0266)。
- 两组俯卧位通气和体外膜氧合等挽救治疗使用无显著差异。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免疫功能低下ARDS患者无创通气失败率48%,失败者ICU死亡率57.6%、住院死亡率62.7%,与初始有创通气者无差异。
- 限制生命支持措施在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中更频繁(27.1% vs 18.6%,p<0.0001),仅用无创通气死亡者中68%有限制生命支持决策。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LUNG SAFE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队列研究的二次分析;459个ICU、50个国家;2813例ARDS患者中584例(20.8%)免疫功能低下。
- 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中活动性肿瘤232例(39.7%)、血液恶性肿瘤138例(23.6%),38.7%免疫抑制原因未明确。
- 住院死亡率:免疫功能低下52.4% vs 免疫功能正常36.2%(p<0.0001);ICU死亡率45.5% vs 31.3%(p<0.0001)。
- 无创通气首选比例:免疫功能低下20.9% vs 15.9%(p=0.0044);无创通气失败率:10.1% vs 6.4%(p=0.0021)。
- 免疫功能低下患者ICU死亡主要因素为呼吸衰竭(51.5%),对照组主要因素为心血管衰竭。
- 多因素回归中与住院死亡独立相关的因素:较高非肺SOFA评分(OR 1.079,95%CI 1.026–1.134,p=0.0032)、较高吸气峰压(OR 1.028,95%CI 1.007–1.051,p=0.0097)、较低PaO2/FiO2(OR 0.995,95%CI 0.992–0.998,p=0.0022)、第1至2天PaO2/FiO2改善程度较低(OR 0.996,95%CI 0.993–0.999,p=0.0058)、较低BMI(OR 0.944,95%CI 0.91–0.98,p=0.0023)。
- 免疫抑制原因未明确者较已知原因者更年轻(55.7±15.6 vs 63.1±14.8岁,p<0.0001),住院死亡率更低(41.6% vs 59.3%,p<0.0001),限制生命支持更少(27.3% vs 37.3%,p=0.013)。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队列研究的post hoc二次分析。
- 局限:post hoc分析,亚组分析相关的未知混杂因素可能使结果产生偏倚;不同中心对临床决策(如限制或撤除生命支持措施)的不同做法可能影响结局。
- 局限:免疫功能低下队列定义标准异质性较大,无法根据基础疾病预后和免疫缺陷严重度进行分层;近40%患者免疫抑制原因未明确;肿瘤患者缺乏肿瘤类型、分期及抗肿瘤治疗性质和时机信息,可能限制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 局限:数据每日仅收集一次,缺乏通气治疗实际持续时间(小时数)信息,对无创通气患者尤其重要,因插管前无创通气精确时长可能影响对无创通气失败结局的理解。
- 局限:未提供无创通气接口类型信息;接受经鼻高流量氧疗的患者因不符合ARDS标准被排除。
- 局限:LUNG SAFE研究在大量对ARDS治疗经验不同的ICU中开展,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在有经验的专门病房中可能预后更好。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免疫功能低下ARDS患者住院死亡率高(52.4%),但近半数存活出院,作者认为该结果可能支持为其提供至少「ICU试验」的决策。
- 免疫功能低下患者更常首选无创通气,但无创通气失败率48%,失败者死亡率与初始有创通气者无差异;作者指出两项近20年前随机对照试验显示无创通气较标准氧疗降低插管率和死亡率,但近期研究未证实该获益。
- 作者讨论中提及近期一项374例免疫功能低下AHRF患者随机试验未发现无创通气优于标准氧疗,另一项大型随机试验的事后分析显示首选无创通气较标准氧和高流量鼻导管氧疗插管和死亡风险最高。
- 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一旦插管有创通气,呼吸机设置和辅助治疗使用与一般ARDS人群相似,包括俯卧位通气和体外膜氧合等挽救治疗使用无差异。
指南或共识出处
- LUNG SAFE研究(Large Observational Study to Understand the Global Impact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ClinicalTrials.gov NCT02010073,注册于2013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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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几十年来,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管理方面的显著进步带来了生存率的提高[1–3]。因此,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和有创生命维持治疗在这些患者中的应用频率日益增加[3, 4]。然而,多项研究显示,患有活动性恶性肿瘤或免疫缺陷的危重患者预后仍然较差,尤其是当ICU收治原因为需要行有创机械通气(IMV)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时[5–11]。关于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中ARDS的发病率、病因、管理和结局的数据较为匮乏。该人群的最佳通气策略仍不确定,现有关于无创通气(NIV)作用的文献数据存在矛盾[12–22]。近期,大型观察性研究——了解严重急性呼吸衰竭全球影响的研究(LUNG SAFE研究)——的研究者调查了需要通气支持的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AHRF)患者的发病率、管理和临床结局,并特别关注ARDS[23]。本事后亚组分析的目的是描述临床显著免疫缺陷患者亚组中ARDS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通气管理(特别关注NIV的使用)及结局。
方法
LUNG SAFE:患者、研究设计和数据收集
LUNG-SAFE是一项国际性、多中心、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在全球459个ICU中开展。在2014年冬季连续4周内(北半球为2014年2月至3月,南半球为2014年6月至8月),参与ICU纳入接受IMV或NIV的患者。参与ICU按照当地指南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以及患者知情同意或知情同意豁免。国家协调员、站点研究者和支持学会列于附加文件1中。排除标准为年龄<16岁或在需要时缺乏知情同意。患者每日接受AHRF筛查,定义如下:(1)在接受IMV或NIV且呼气末正压(PEEP)≥5 cmH2O时,动脉血氧分压与吸入氧浓度比(PaO2/FiO2)≤300 mmHg;(2)新出现的影像学肺实质异常。对于AHRF患者,收集更详细的数据以确定其是否符合ARDS的柏林定义标准。记录合并症、AHRF病因及ARDS危险因素的数据。在选定日期收集动脉血气、通气支持、辅助治疗使用(如俯卧位通气、体外膜氧合、神经肌肉阻滞)、ARDS严重程度及其他器官受累情况(采用改良非肺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24])的数据。评估以下临床终点:ICU和住院生存率(以入组后90天为截尾);机械通气持续时间;ARDS严重程度变化;以及决定不给予或撤除生命维持治疗。LUNG SAFE研究方法学的完整描述,包括完整研究方案、病例报告表(CRF)、样本量和质量控制,可见于原始研究论文[23]。
免疫功能受损患者队列及定义
我们将“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定义为具有LUNG SAFE病例报告表(CRF)中所列以下至少一种情况的所有患者:(1)免疫抑制(定义为病毒性免疫抑制、肿瘤性疾病、包括类固醇在内的免疫抑制药物、化疗或先天性免疫抑制),(2)活动性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即仍需治疗),以及(3)活动性肿瘤(即未切除的肿瘤、仍需治疗或伴有转移)。无上述情况的患者被归类为“对照”。为进行本分析,研究人群限于在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AHRF)起病后第1天或第2天符合ARDS标准的患者亚组。
在管理方面,患者被分为三个通气亚组:(1)有创机械通气(IMV),定义为从第1天起接受有创通气的患者,不论最终拔管后接受的通气支持类型如何;(2)无创通气(NIV),定义为从第1天至研究终点(即ICU出院或死亡)仅接受NIV治疗的患者;以及(3)NIV失败,定义为初始接受NIV治疗、随后在研究期间接受插管的患者。NIV一词涵盖所有形式的NIV模式和接口(包括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根据柏林定义标准,从ARDS起病第1天至第2天评估ARDS严重程度:轻度(PaO2/FiO2 201–300 mmHg)、中度(PaO2/FiO2 101–200 mmHg)和重度(PaO2/FiO2 ≤ 100 mmHg)。在ICU停留至少2天的患者中评估ARDS严重程度的变化,并将其分为四类:(1)无变化,(2)恶化(转为更严重的类别),(3)改善(转为较轻的类别),以及(4)缓解。有创通气时间计算为患者截至第28天需要有创机械通气的天数。生存情况在ICU出院、医院出院或第90天时评估,以先发生的事件为准。
统计分析
连续变量以均值(标准差)或中位数(四分位距)表示,分类变量以计数和百分比表示。未对缺失数据作假设,缺失数据很少[23]。为评估组间差异,连续变量根据数据正态分布情况采用Student t检验或Wilcoxon秩和检验,比例根据样本量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我们采用方差分析或Kruskal-Wallis检验(视情况而定)以及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评估NIV、NIV失败和IMV组之间的差异。在多重组比较中采用Bonferroni校正确定显著性。
为评估与使用无创通气(NIV)相关的因素,我们应用了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并通过逐步回归方法确定了独立预测因子(人口学特征、合并症、ARDS危险因素以及与ARDS发病时疾病严重程度相关的临床参数)。该方法在迭代过程中结合了前向和后向选择方法(进入和保留的显著性水平均设为0.05),以在最终多变量模型中选择预测因子。该方法 also 被应用于确定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中与医院死亡率相关的因素。在此情况下,逐步方法还将ARDS发病时测量的呼吸机设置变量作为可能的预测因子进行评估。
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我们假定在90天前存活出院的患者在90天时仍存活。采用对数秩检验比较各组间的生存曲线。
所有p值均为双侧,小于0.05的值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使用R版本3.3.3(R Project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https://www.r-project.org/)和SAS版本9.4软件(SAS Institute,Cary,NC,USA)进行。
结果
患者基线特征
LUNG SAFE研究共纳入来自50个国家的459个ICU的患者。在12,906例机械通气患者中,4499例存在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AHRF),其中2813例在第1天或第2天符合ARDS的柏林标准。在ARDS患者中,584例(20.8%)存在免疫功能受损(图1)。其中,232例(39.7%)患有活动性肿瘤,138例(23.6%)患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而38.7%的患者免疫抑制原因未明确。表1显示了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和对照患者的基线特征。免疫功能受损受试者较对照组年轻(60.3 vs 61.6岁;p = 0.0163),体重指数(BMI)较低(25.5 ± 5.8 vs 28.1 ± 9.2 kg/m2;p < 0.0001)。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和心力衰竭(纽约心脏协会III–IV级)的患病率较低,而肺炎、肺血管炎和非心源性休克的发生率较高。在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中,28.6%为轻度、46.4%为中度、25.0%为重度ARDS,最常见的ARDS危险因素为肺炎(70.5%)、肺外脓毒症(16.1%)和非心源性休克(10.3%)。第1天非肺部SOFA评分和ARDS严重程度在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与对照组之间相似。附加文件2比较了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三个通气亚组(有创机械通气(IMV)、NIV和NIV失败)的合并症、ARDS严重程度和非肺部SOFA评分。NIV亚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大于其他两个亚组,NIV与IMV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65.2 vs 59.7岁;p = 0.0045)。各亚组间的合并症和PaO2/FiO2无差异。平均非肺部SOFA评分存在显著差异,IMV组显著高于NIV组(7.0 ± 3.9 vs 3.7 ± 3.1;p < 0.0001)和NIV失败亚组(7.0 ± 3.9 vs 5.3 ± 3.6;p = 0.0023)。
通气支持类型、呼吸机设置及辅助措施/治疗
图1总结了入组患者的通气支持类型。在ARDS第1天,IMV是两组中最常见的通气方式;然而,无创通气(NIV)作为一线治疗在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中显著比免疫功能正常患者更常见(20.9% vs 15.9%;p = 0.0044)。从第1天至研究结束仍维持NIV的患者比例(NIV亚组)相似,而NIV失败的发生率在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中显著更高(10.1% vs 6.4%;p = 0.0021)。
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在调整混杂因素后,免疫功能受损与NIV的使用独立相关(OR,1.567;95% CI,1.217–2.017;p = 0.0005)。与NIV相关的其他因素见附加文件3。
附加文件4比较了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和对照组患者在ARDS第1天的呼吸机设置: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FiO2、呼吸频率和PEEP在统计学上显著更高,但PEEP的差异无临床相关性。潮气量、峰压和平台压以及自主通气患者比例无差异。除免疫功能受损组连续神经肌肉阻滞剂的使用显著更高外(22.6% vs 18.5%;p = 0.0266)(附加文件5),辅助治疗方面未观察到显著差异。附加文件6描述了免疫功能受损和免疫功能正常(对照)患者的呼吸机设置,按通气支持类型(IMV、NIV、NIV失败)分层。
临床终点
表2比较了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和对照患者的选定临床终点。免疫功能受损受试者的住院死亡率和ICU死亡率显著更高(分别为52.4% vs 36.2%,p < 0.0001;以及45.5% vs 31.3,p < 0.0001),而机械通气持续时间和ARDS严重程度变化无差异。住院(或90天)死亡率的生存曲线见图2。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中决定不给予和/或撤除生命维持措施的情况显著更频繁(表2)。同样在这些免疫功能受损患者队列中按通气亚组分析了临床终点(表3)。各亚组间机械通气持续时间和限制(包括不给予和撤除)生命维持措施的决定无差异。NIV患者的ICU死亡率显著低于IMV(28.6% vs 46.3%;p = 0.0078)和NIV失败(28.6% vs 57.6%;p = 0.0012)亚组。死亡的NIV患者中,68%有限制生命维持措施。NIV失败的发生率为48%。NIV失败患者的ICU和住院死亡率显著高于仅接受NIV管理的患者(分别为57.6% vs 28.6%,p = 0.012;以及62.7 vs 39.7%,p = 0.011),而与IMV患者无差异。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按ARDS严重程度和按通气亚组分层的住院(或90天)死亡率生存曲线分别见附加文件7和8。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中,与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住院死亡率独立相关的因素为较高的非肺部SOFA评分(OR,1.079;95% CI,1.026–1.134;p = 0.0032)、较高的峰值吸气压力水平(OR,1.028;95% CI,1.007–1.051;p = 0.0097)、较低的PaO2/FiO2比值(OR,0.995;95% CI,0.992–0.998;p = 0.0022)、ARDS第1天至第2天之间PaO2/FiO2比值改善程度较低(OR,0.996;95% CI,0.993–0.999;p = 0.0058)以及较低的BMI(OR,0.944;95% CI,0.91–0.98;p = 0.0023)(附加文件9)。根据研究者的临床判断,在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中,ICU死亡最常见的主要因素为呼吸衰竭(51.5%),其次为心血管衰竭。相反,心血管衰竭是对照组中最常见的因素(附加文件10)。
附加文件11描述了免疫功能正常(对照)患者按通气支持类型的患者特征和临床终点。由于相关比例患者中免疫抑制原因缺乏精确定义可能影响我们发现的强度,我们比较了免疫抑制原因“已知”的患者(即那些有活动性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或活动性肿瘤的患者)和免疫抑制原因未指明(“未知”)的患者(即在CRF中以通用术语免疫抑制指出的患者)的基线患者特征和临床结局。该分析的结果报告于附加文件12。简言之,免疫抑制原因未指明的患者显著更年轻(55.7 ± 15.6 vs 63.1 ± 14.8岁;p < 0.0001),且住院死亡率更低(41.6% vs 59.3%;p < 0.0001),限制生命维持措施的情况更少(27.3% vs 37.3%;p = 0.013)。
讨论
本分析的主要发现可总结如下:免疫功能抑制在ARDS患者中常见;免疫功能受损患者ARDS的病因主要与感染相关;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更可能接受无创通气(NIV)作为一线通气治疗;免疫功能受损患者ARDS的结局更差,且限制生命维持措施更为频繁。在LUNG SAFE研究纳入的2813例ARDS患者中,五分之一存在免疫功能受损,其中62.7%患有活动性恶性肿瘤。与近期文献[18, 21]一致,活动性恶性肿瘤的诊断被视为免疫功能抑制的原因,原因是抗癌治疗及恶性肿瘤本身对免疫功能产生负面影响。所有其他免疫缺陷原因均通过通用变量“免疫功能抑制”进行识别。据我们所知,这是首项针对大量根据柏林定义标准[25]诊断为ARDS的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开展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而既往研究依赖于欧美共识会议对ARDS的定义[26]。正如预期,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ARDS主要与感染性病因相关。肺炎、非心源性休克和肺血管炎在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中显著更常见,而其他ARDS危险因素在对照组中更为常见。
尽管ARDS严重程度和非肺部SOFA评分相似,免疫功能受损受试者的ICU死亡率和住院死亡率显著更高。同一数据库的另一项亚分析证实,活动性肿瘤、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免疫功能抑制与死亡率增加独立相关[27]。此外,限制生命维持措施的发生率较高(可能是由于认为治疗无益)可能导致了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死亡率的增加[27]。这与Laffey等人的结果一致,他们发现免疫功能抑制和癌症是与限制生命维持治疗可能性增加相关的因素之一[27]。
我们患者的住院死亡率低于Azoulay等人在一项大型回顾性分析中报告的64%,该分析纳入1004例在21年间入住ICU的癌症合并ARDS患者[28]。在该研究中,死亡率确实从1990-1995年期间的89%降至2006-2011年期间的52%,与我们人群的死亡率相符。
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入住ICU的实际优势仍存争议[3, 4, 10, 29, 30]。我们的结果表明,近50%合并ARDS的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存活至出院,这可能支持至少为其提供“ICU试验”的决策[31]。有趣的是,我们的数据显示,一旦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接受气管插管和有创通气,其在呼吸机设置和辅助治疗使用方面与普通ARDS人群的管理非常相似。例如,高级“挽救性”治疗(如俯卧位通气甚至体外膜氧合)的使用在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与对照患者之间相似。
关于免疫功能受损患者AHRF的最佳通气管理,两个重要问题仍未得到解答。首先,NIV是否是最佳的一线通气支持?近20年前进行的两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与标准氧疗相比,NIV显著降低了插管率和病死率[16, 17],但这些发现未在更近期的研究中得到证实。最近一项针对374例免疫功能受损合并AHRF患者的随机试验未发现NIV优于标准氧疗的任何益处[18]。同样,一项对纳入大型随机试验(比较不同无创氧合策略)的免疫功能受损患者进行的事后分析显示,与标准氧疗和高流量鼻导管(HFNC)氧疗相比,一线NIV与最高的插管和死亡风险相关[21]。在我们的研究中,20.9%的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接受NIV作为一线通气方式,而对照组为15.9%,多变量分析显示免疫缺陷与NIV的使用独立相关。这一NIV使用频率与Gristina在2002-2006年入住ICU的大规模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人群中所报告的完全一致[26]。在Azoulay的研究中,NIV的总体应用率为38.6%,但多年来逐渐下降,在2006-2011年期间降至26%[28]。在我们的研究中,仅接受NIV治疗的患者病死率显著低于需要有创通气的患者。值得注意的是,死亡的大多数NIV患者做出了限制生命维持措施的决定。重要的是,尽管各通气亚组间ARDS严重程度无差异,但NIV患者的非肺部SOFA评分明显较低(附加文件2:表S1),表明器官衰竭更严重的患者更频繁地接受有创通气支持。然而,多变量回归分析未将有创通气的需求确定为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这与Azoulay的研究存在重大差异,在该研究中IMV(尤其是在NIV失败后)是不良结局的强预测因素[28]。同样,这至少部分可以通过以下考虑来解释:Azoulay的研究纳入了自1990年起的患者,当时机械通气技术完全不同,保护性通气肯定不是标准治疗。
无创通气(NIV)失败对患者结局的影响是第二个重要问题。我们观察到,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NIV失败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与Thille的观察一致,即活动性癌症诊断与NIV失败独立相关[32]。在我们的研究中,初始接受NIV治疗的免疫功能受损患者中有48%出现NIV失败,且其死亡率显著低于NIV治疗成功患者的死亡率,这与Bellani等人此前的报道一致[23]。较出乎意料的发现是,NIV失败患者的死亡率与一开始即接受有创机械通气(IMV)治疗的患者死亡率无差异。然而,有两个因素可能限制这一观察结果的相关性:NIV失败亚组患者数量相对较少,以及缺乏关于插管前NIV实际持续时间(即以小时而非天数计)的信息,鉴于文献数据显示长时间NIV试验后延迟气管插管可能对患者生存产生负面影响[19, 20],了解这一信息将很重要。与我们的数据一致,Demoule等人最近在一个包含免疫功能受损受试者的大型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AHRF)患者群体中观察到,NIV失败对死亡率的影响逐渐减小[33]。综合来看,这些数据可能提示,更好的患者选择、更早识别失败以及通气技术的改进可能有助于近年来限制NIV失败对死亡率的影响。
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这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试验的事后分析,与亚组分析相关的未知混杂因素可能使结果产生偏倚。尽管数据是从50个国家的大量中心前瞻性收集的,但不同中心临床决策方法的不同(例如关于不予或撤除生命维持措施的决定)可能影响了结局。其次,用于定义免疫功能受损队列的标准相当异质。无法根据基础疾病的预后和免疫缺陷的严重程度对患者进行分层。事实上,在整个免疫功能受损患者队列中,近40%的患者未明确除恶性肿瘤以外的免疫抑制原因。此外,对于癌症患者,没有关于癌症类型、分期以及抗肿瘤治疗性质和时机的信息。这种与LUNG SAFE原始病例报告表(CRF)相关的信息缺失应被视为一项主要局限性,因为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结局严格取决于基础疾病类型及相关治疗方法。所有这些因素可能限制了我们研究结果的普遍性。第三,为减轻研究者的负担,数据仅每日收集一次,且无法获得通气治疗实际持续小时数的信息。这对于接受无创通气(NIV)治疗的患者尤为重要,因为最终插管前NIV的精确持续时间可能对于理解NIV失败对结局的影响很重要[24]。第四,未提供关于NIV所用接口类型的信息,而该因素可影响NIV的结局[34]。此外,接受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的患者被排除在LUNG SAFE研究之外,因为他们不符合ARDS的诊断标准。第五,LUNG SAFE研究在大量对ARDS治疗经验不同的ICU中开展。这可能对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尤为重要,因为如果在经验丰富、专门的病房中治疗,他们可能有更好的结局[35]。
结论
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在ICU的ARDS患者中占重要比例。与免疫功能正常者相比,无论ARDS严重程度如何,他们的死亡率更高,且限制生命维持措施的发生频率更高。尽管如此,近半数患者存活至出院。他们更可能接受NIV作为首选通气策略,而未需要有创通气的患者死亡率较低。NIV失败的免疫功能受损患者的死亡率与从一开始即接受有创机械通气(IMV)治疗的患者无差异。鉴于用于定义免疫功能受损人群的标准非特异性以及参与中心临床决策方法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这些数据应结合上述因素加以考虑。
附加文件
附加文件1:LUNG SAFE研究者名单。LUNG SAFE研究者的姓名和所属机构。(PDF 172 kb)
表S1。按通气支持类型划分的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特征。本表展示了按通气支持类型划分的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特征,包括合并症、ARDS危险因素以及ARDS发病时的疾病严重程度。(PDF 74 kb)
表S2。与非侵入性通气使用相关的因素。描述与非侵入性通气使用相关因素的多因素逻辑回归模型。(PDF 49 kb)
表S3。免疫功能正常(对照组)和免疫功能低下(研究组)组ARDS第一天的呼吸机设置。本表展示了免疫功能正常(对照组)和免疫功能低下(研究组)组ARDS第一天的呼吸机设置。(PDF 50 kb)
表S4。免疫功能正常和免疫功能低下患者随访期间至少一天内使用的辅助措施/治疗。本表展示了免疫功能正常和免疫功能低下患者随访期间至少一天内使用的辅助措施/治疗的比例。(PDF 97 kb)
表S6。按通气支持类型(IMV、NIV、NIV失败)分层,免疫功能正常(对照组)和免疫功能低下(研究组)患者ARDS第一天的呼吸机设置。(PDF 60 kb)
图S1。按ARDS严重程度划分的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住院生存率的Kaplan-Meier曲线。按ARDS严重程度划分的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住院生存率的Kaplan-Meier曲线。死亡定义为出院时或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发病后90天内的死亡,以先发生者为准。我们假定在90天前存活出院的患者在90天时仍存活。ARDS严重程度根据柏林定义在发病当天进行评估。注:图底部报告的患者数指相应天结束时的患者数。(PDF 402 kb)
图S2。本图展示了按通气亚组划分的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住院生存率的Kaplan-Meier曲线。本图展示了按通气亚组划分的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住院生存率的Kaplan-Meier曲线。死亡定义为出院时或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发病后90天内的死亡,以先发生者为准。我们假定在90天前存活出院的患者在90天时仍存活。通气支持类型:IMV 从第1天起接受有创通气的患者,与最终拔管后接受的支持类型无关;NIV 从第1天至研究退出期间仅接受非侵入性通气治疗的患者,与结局无关;NIV失败 初始接受非侵入性通气治疗、随后在研究期间插管的患者。注:图底部报告的患者数指相应天结束时的患者数。(PDF 396 kb)
表S5。与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住院死亡率相关的因素。描述与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住院死亡率相关因素的多因素逻辑回归模型。(PDF 49 kb)
表S9。导致免疫功能正常和免疫功能低下患者ICU死亡的最重要因素。(PDF 44 kb)
表S7。免疫功能正常患者的患者特征和临床终点,按通气支持类型分类。(PDF 88 kb)
表S8。免疫功能低下(研究)患者的患者特征和临床终点,按免疫抑制原因(已知、未知)分类。(PDF 79 kb)
参考来源
- Cortegiani A, Madotto F, Gregoretti C, et al.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secondary analysis of the LUNG SAFE database. Crit Care. 2018. PMID: 29895331. doi:10.1186/s13054-018-2079-9
- 全文:PMC5998562(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998562/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