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复苏、休克与脓毒症心脑血管急症

猪心脏骤停模型中活塞式机械CPR联合或不联合主动减压的血流动力学结局

Haemodynamic outcomes during piston-based mechanical CPR with or without active decompression in a porcine model of cardiac arrest.
PubMed 文献 · Scand J Trauma Resusc Emerg Med · 2018-04-24
一句话结论在猪心脏骤停模型中,改良LUCAS 2实现的机械主动减压-加压CPR较标准机械CPR提高心输出量、脑血流和颈动脉血流,舒张末期冠脉灌注压呈升高趋势。

该研究为随机交叉设计的猪心室颤动心脏骤停模型,比较改良LUCAS 2装置实施的主动减压-加压CPR(ACD-CPR,5 cm按压加2 cm主动减压)与标准机械CPR。19头猪中仅9头完成方案,ACD-CPR期间心输出量、脑血流和颈动脉血流均显著高于标准机械CPR,冠脉灌注压在减压末期呈升高趋势(p=0.06)。平均主动脉压、右房压、食管压、颅内压、呼气末二氧化碳和血气两组间无显著差异。作者结论认为机械ACD-CPR可改善心输出量和脑血流。

要点

  • 在猪室颤模型中,ACD-CPR组心输出量中位数1.5 L/min(25,75百分位1.1,1.7)高于标准机械CPR组1.1 L/min(0.8,1.5),p<0.01。
  • ACD-CPR组脑血流297 AU高于标准机械CPR组253 AU,平均差44,95%CI 14-74,p=0.01。
  • ACD-CPR组颈动脉血流中位数97 L/min(70,106)高于标准机械CPR组83 L/min(57,94),p<0.01。
  • 冠脉灌注压在减压末期ACD-CPR呈升高趋势(p=0.06),未达统计学显著。
  • 平均主动脉压、右房压、食管压、颅内压、呼气末二氧化碳及动静脉血气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挪威家猪,雌雄均有,体重34.0±3.3 kg,前后胸径20.2±0.9 cm,电诱导心室颤动后未治疗2分钟。
  • 实验前禁食8小时但可饮水,麻醉后插管机械通气,目标呼气末二氧化碳5.0±0.5 kPa,平均动脉压维持65-90 mmHg。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ACD-CPR组:改良LUCAS 2装置以102±2次/分频率、53±2 mm按压深度、50/50按压/减压占空比进行胸外按压,并在正常解剖胸壁水平以上2 cm行主动减压。
  • 标准机械CPR组:同样频率和深度,无主动减压。
  • 每头猪接受三个180秒的CPR阶段,顺序为ACD-CPR-标准-ACD-CPR或标准-ACD-CPR-标准。
  • 按压前以3 cm深度、102±2次/分预适应30秒以调整胸壁基础水平。
  • 实验期间不给予任何药物;心室颤动诱导后停止麻醉、加热、静脉输液和通气。
  • 按压间隙由对呼气末二氧化碳设盲的人员以Laerdal球囊手动通气(FiO2 1.0),频率10-15次/分,潮气量约400-500 ml。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随机交叉设计的猪心室颤动心脏骤停模型;19头挪威家猪,因器械故障或损伤10头被排除,最终9头纳入分析,其中8头完成全部方案。
  • ACD-CPR组心输出量中位数1.5 L/min(25,75百分位1.1,1.7)vs 标准机械CPR组1.1 L/min(0.8,1.5),p<0.01。
  • ACD-CPR组脑血流297 AU vs 标准机械CPR组253 AU,平均差44,95%CI 14-74,p=0.01。
  • ACD-CPR组颈动脉血流中位数97 L/min(70,106)vs 标准机械CPR组83 L/min(57,94),p<0.01。
  • 冠脉灌注压在减压末期ACD-CPR呈升高趋势(p=0.06),未达统计学显著。
  • 平均主动脉压、右房压、食管压、颅内压、呼气末二氧化碳及动静脉血气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 按CPR周期时相分析:ACD-CPR在按压峰值时主动脉压显著更高,减压末期颅内压显著更低,脑血流在所有CPR周期时相均显著更高,颈动脉血流在任何特定时相均无显著差异。
  • 排除原因:胸骨固定螺钉刺破心脏1头,胸骨骨折并右房穿刺1头,胸骨螺钉和钢板松动2头,胸骨钢板断裂1头,心输出量数据丢失和/或大量胸腔出血3头,按压装置故障2头。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动物实验(猪心室颤动模型),随机交叉设计。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原文明确报告:实验结果不能直接转化至临床心脏骤停;因器械和实验阶段损伤导致高比例猪被排除;装置以螺钉固定于猪胸骨,临床版本用吸盘固定于人胸,器械相关损伤不适用于临床场景;交叉设计不能排除对照与干预之间的 carry-over 效应;手术准备(颈动脉剥离、颈静脉置管)可能改变进出脑的血流;Swan-Ganz 导管测量心脏骤停期间心输出量未经研究验证;实验方案仅2分钟未治疗室颤,短于多数临床情况(尤其无人目击或电话指导旁观者CPR时),结果不能直接转化;未纳入阻抗阈值装置(ITD)。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机械ACD-CPR较标准机械CPR可提高心输出量、脑血流和颈动脉血流,冠脉灌注压在舒张末期呈升高趋势。
  • 原文未据此给出临床推荐;结果来自猪模型,不能直接转化至临床心脏骤停。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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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Scand J Trauma Resusc Emerg Med. 2018 Apr 24;26:31. doi: 10.1186/s13049-018-0496-z

背景

心脏骤停期间机械胸外按压在猪和人体研究中已改善血流动力学指标,并被记录为安全的,在院外心脏骤停(OHCA)期间与高质量人工胸外按压具有相同的生存率[1–6]。使用主动加压-减压心肺复苏(ACD-CPR),即主动减压至高于正常解剖水平,在动物和人体中与标准胸外按压相比均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7–17]。这些研究使用大型机械动力驱动的定制设备或手持设备(CardioPump)来实施ACD-CPR[7–17]。动物实验室中使用的机械设备无法带入现场,而手持设备的使用无法达到与机械设备相同水平的标准化和连续性,导致遵循指南的ACD-CPR实施比例较低[18, 19]。手持设备已被广泛研究,包括单独使用及与阻抗阈值装置(ITD)联合使用。系统综述得出结论,无论是人工ACD-CPR还是人工CPR期间的ITD装置均不能改善长期生存率。然而,Aufderheide等人在联合使用这两种技术时证明了生存率提高[20–23]。

迄今为止,尚无市售的自动机械胸外按压设备能够实施ACD-CPR。此类设备将具有学术和临床意义,因为机械设备能够实现一致的高质量ACD-CPR,不受施救者疲劳的影响。我们假设,市售的活塞式电池/电源驱动机械胸外按压设备LUCAS 2(Physio-Control/Jolife AB,瑞典隆德)经改造以实施ACD-CPR后,与LUCAS 2实施的标准机械按压相比,将改善猪心脏骤停期间的血流动力学参数。

方法

研究设计

本研究比较了心室颤动(VF)期间的机械CPR,使用活塞式胸外按压(LUCAS 2)伴或不伴主动减压至正常解剖水平以上2 cm。每头猪在交叉设计中被用作自身对照。在手术和准备完成后、诱导VF之前,通过抽取19个信封之一对猪进行随机化,信封中写有CPR技术的顺序。通过每种CPR技术在每头猪上实施一次或两次且次数相同(干预-对照-干预,或对照-干预-对照)实现平衡设计。

实验按照《挪威动物福利管理局法》下的“动物实验条例”进行,并获得挪威动物研究管理局批准(FOTS-ID 4931)。

动物准备和仪器

健康的挪威家猪,雌雄兼用,实验前禁食八小时,但可自由饮水。麻醉诱导采用肌内注射氯胺酮30 mg/kg、阿托品1 mg和吗啡10 mg。于耳部置入静脉导管,用于输注醋酸林格液30 ml/kg/h,并静脉注射芬太尼10微克/kg和丙泊酚2 mg/kg进行麻醉诱导。麻醉维持采用芬太尼(3–10微克/kg/min)和丙泊酚2–10 mg/kg/h输注,根据血流动力学反应和需要进行调整。将猪插管并使用Datex-Ohmeda S5呼吸机通气(FIO2 0.3,呼吸频率(RR)16次/min,潮气量(TV)15 ml/kg),目标为Cosmo plus(Novametrix Medical systems,Wallingford,CT USA)测得的呼气末二氧化碳(EtCO2)5.0 ± 0.5 kPa。平均动脉压(MAP)维持在65至90 mmHg之间,必要时使用醋酸林格液。

然后将猪仰卧置于U形床上,固定所有肢体并固定头部。通过经膀胱造口置入的导尿管测量体温,并借助加热/冷却床垫(Artic Sun,Medivance,Louisville,CO,USA)维持在38.0 ± 0.5° C。

除颤电极片置于胸部右上象限及左侧脊柱旁,连接至LIFEPAK 12监护/除颤仪(Physio-Control,Redmond,WA,US)。

分离颈总动脉和颈外动脉。将多普勒血流仪探头(型号3SB880,Transonic Systems Inc.,Ithaca,NY,USA)置于右侧颈总动脉上,并结扎颈外动脉。置入两根7F微尖端压力换能器导管(型号SPC 470,Millar Instruments,Houston,TX,USA),一根经右股动脉上行至主动脉弓,用于连续动脉压测量(SAP = 收缩期主动脉压,MAP = 平均主动脉压,DAP = 舒张期主动脉压),第二根导管经左颈外静脉置入右心房,用于连续压力测量(SRAP = 收缩期右心房压,MRAP = 平均右心房压,DRAP = 舒张期右心房压)。经右股静脉将7.5F Swan-Ganz导管(Edwards Lifesciences,Irvin,CA,USA)置入肺动脉,用于热稀释法心输出量和楔压测量。另经左股静脉将另一根7.5F Swan-Ganz导管置入右心房,并经左股动脉将液体充盈的聚乙烯导管置入主动脉。这些导管用于血气分析。

使用一个内含空气的圆柱形橡胶气囊(长5 cm,周长3.4 cm),粘附于带多个侧孔的7-F硬质开口导管上,连接压力换能器,在心脏水平测量食管压。

在冠状缝前10 mm、矢状缝外侧部分左侧15 mm处行开颅和硬脑膜切开术,以便将激光多普勒血流仪探头(Modell 407,Perimed AB,Stockholm,Sweden)置于大脑皮质表面。

切开胸骨表面皮肤,用6–8枚螺钉将一块椭圆形金属板(12 × 6 cm)固定于胸骨。一个可拆卸的金属销可将改良后的LUCAS 2装置活塞固定于金属板上,以便在安装时实现主动减压和胸骨的上提/抬升,在拆除时进行标准胸外按压。该销可在4–5秒内拆除或插入。本研究使用的LUCAS 2装置仅通过移除吸盘进行了物理改装,所有其他允许以2 cm额外减压实现主动减压心肺复苏(ACD-CPR)的改装均通过Physio-Control/Jolife AB(瑞典隆德)进行的软件修改完成。选择2 cm减压是因为在早期一项设计相似的研究中,该减压量联合5 cm按压产生了最佳血流动力学结果[8]。

监测变量

在干预期间监测并连续测量以下变量:体循环动脉压、右心房压、胸腔内压(食管)、脑血流量(激光多普勒)、颈动脉血流。冠状动脉灌注压(CPP)计算为主动脉压与右心房压之差。此外,在实验特定时间点测量以下变量:心输出量(CO)、动脉和中心静脉血气(ABG和CVBG)、EtCO2和膀胱温度。

所有连续测量的压力和血流信号均经Gould 6600机箱(Gould Electronics)中的Gould换能器放大器调理,并使用PC数据采集系统(NI SCXI-1000、NI PCI-6036E,National Instruments Company,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配合VI Logger软件(National Instruments Company,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采样,并分解为每个胸外按压周期100次的采样频率。

实验方案(图1)

在仪器安装和稳定后、诱导心室颤动(VF)前,我们记录了压力、血流、CO和EtCO2的基线测量值。经胸电流(0.9 V直流电)诱导VF,并通过心电图和压力消失予以证实。同时停止麻醉、加热、静脉输液和通气。在三个实验阶段均未给予药物。该无循环状态在VF诱导后持续2分钟。随后使用机械胸外按压装置以3 cm按压深度和102 ± 2次/分的频率对胸壁进行30秒的“预适应”。这样做是为了根据胸外按压引起的胸部构型初始变化调整胸外按压深度的基线水平。第1阶段在胸部“预适应”后开始。连续测量压力、血流和EtCO2,在第1阶段60秒和150秒时测量心输出量,在第1阶段150秒时测量血气(ABG、CVBG)。由一名对ETCO2值设盲的人员使用连接于气管导管的Laerdal球囊手动通气(FiO2 1.0),在胸外按压之间以10–15次/分进行,潮气量约为400–500 ml。

图1 实验方案示意图 查看原图 ↗

第1阶段

调整活塞使其接触胸部的金属板,并开始心肺复苏的第一个180秒阶段。机械胸外按压以50/50的按压/减压相占空比实施,频率为102 ± 2次/分,深度为53 mm ± 2 mm(对照组),或在相同深度和频率的基础上额外进行主动减压至高于正常解剖胸壁水平2 cm(干预组)。

第2阶段

根据第1阶段所实施的方式,增加或撤除主动减压。

第3阶段

再次增加或撤除主动减压,并采用与第1阶段相同的方法(对照组或干预组)。

第三阶段结束后,猪接受过量丙泊酚和20 ml 1 M KCl注射,并继续心肺复苏1分钟。当无压力或血流产生心脏活动时,实验结束。打开胸壁和腹部以检测损伤并验证导管的正确放置。

功效分析

我们从既往在猪心室颤动模型中进行优化机械胸外按压(50/50按压/减压周期,深度4 cm,频率100次/分)的研究中得知,冠状动脉灌注压(CPP)约为15–25 mmHg,标准差(SD)为4。

在Sample Power中进行的功效分析显示,采用交叉设计和配对分析,需要10头猪才能以0.99的功效和0.05的α水平证明10 mmHg的CPP差异。以10头猪、0.9的功效和SD 4所能记录到的最小CPP差异为4.5 mmHg。

对于次要终点颈动脉血流占基础血流的百分比,分析表明,在10次实验中,以SD 0.20检测0.20的差异(百分比血流的绝对变化)时功效为0.80。

统计分析

我们比较了连续机械胸外按压伴或不伴主动减压期间的各时间段。连续参数数据采用双侧配对样本t检验,非参数数据采用Wilcoxon检验。P < 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分析使用IBM SPSS 23/24版本(IBM Corp. Armonk, NY, USA)进行。主要终点为CPP,次要终点为脑血流和其他血流动力学参数。

结果

血流动力学结果

本研究共使用19头猪(34.0 ± 3.3 kg,胸廓前后径20.2 ± 0.9 cm),其中10头因实验过程中设备故障或损伤而被排除。在纳入的9头猪中,8头完成了实验方案的所有方面。1头猪因胸外按压设备故障不得不在第2阶段进行45秒时终止实验方案。该猪第1阶段和第2阶段的数据均纳入分析。三个实验阶段的顺序在其余8头猪中均匀分布。描述性特征和基线值见表1。

ACD-CPR与标准机械CPR之间在平均主动脉压、右心房压、食管压或颅内压、EtCO2、动脉或静脉血气方面无显著差异。ACD-CPR期间心输出量、脑血流和颈动脉血流显著更高(表2)。

在分析心肺复苏(CPR)周期的不同阶段时(图2、图3和表3),ACD-CPR期间峰值加压阶段的主动脉压显著更高。ACD-CPR期间减压末期的颅内压(ICP)显著更低。ACD-CPR期间减压后期的冠状动脉灌注压(CPP)呈更高值趋势(p = 0.06)。ACD-CPR期间脑血流量在CPR周期的所有阶段均显著更高,而颈动脉血流在任何特定CPR周期阶段均未显示显著差异。

表1 猪的特征及心室颤动(VF)前基础血流动力学值 查看原表 ↗
表2 标准机械CPR与ACD CPR的比较 查看原表 ↗
图2 展示压力曲线(本示例中为主动脉压)及我们对胸外按压周期不同阶段的定义。胸外按压周期阶段根据主动脉压力曲线确定。y轴 = 压力(mmHg),x轴 = 时间 查看原图 ↗
图3 标准机械CPR与ACD-CPR的平均压力曲线,展示冠状动脉灌注压 查看原图 ↗
表3 标准机械CPR与ACD CPR在不同CPR周期阶段的比较 查看原表 ↗

损伤

仪器操作期间或实验早期阶段的实验/装置故障及损伤使得额外使用十头猪以完成研究。排除原因如下:胸骨固定螺钉刺穿心脏[n = 1]。胸骨骨折及右心房穿刺[n = 1]。胸骨螺钉及钢板松动[n = 2]或胸骨钢板断裂[n = 1]。心输出量值丢失和/或大量胸腔出血[n = 3]。按压装置故障[n = 2]。

讨论

我们关于ACD-CPR期间心输出量和脑血流量增加的发现得到了Cohen等和Chang等早期犬类研究的支持[9, 12]。与大多数其他研究一样,他们使用手动手持装置实施ACD-CPR。Lindner等首次记录了在使用活塞式机械CPR时,ACD组和对照组猪中ACD-CPR期间脑血流量更高[10]。

本研究未显示平均压力存在差异,但ACD-CPR在按压峰值时主动脉压力更高,ACD-CPR在减压末期冠状动脉灌注压(CPP)呈更高趋势(图2)。这两项结果均与Wik等人1996年所展示的结果相似[8]。他们还展示ACD-CPR减压末期食管压力更低,此外ACD-CPR按压峰值和按压末期右心房压力更高。本研究的绝对值相似,但我们未能证明存在显著差异。Wik等人的数据是基于打印的压力曲线手动提取的。我们的数据由实时数据采集系统收集,所呈现的主动脉压力和右心房压力总体上更高。两项研究均发现在相当于胸外按压周期收缩期的阶段CPP为负值。这支持CPP及由此产生的心肌灌注仅在机械ACD-CPR的舒张期发生。在动脉血压的生理范围内,CPP并非心肌血流的主要决定因素。然而,在CPR等低压力情况下,心肌灌注与CPP直接相关[24]。CPR在按压期引起的高胸腔内压对心肌灌注影响较小,因为该压力同样作用于心脏右侧,因而不会产生冠状动脉灌注所需的动静脉压力差[25]。因此,减压期较高的主动脉压力 combined with 右心房压力降低是CPR期间实现心肌灌注增加的关键。在本研究中,减压末期CPP仅呈不显著趋势(p = 0.06)偏高。我们未发现作为胸腔内压降低替代指标的食管压力在ACD-CPR期间出现额外下降。可以推测,通过将ACD-CPR与ITD联合使用,有可能实现右心房压力的进一步降低,如Aufderheide等人所展示[23]。Langhelle等人也证明,无论是否使用ITD,ACD-CPR均可使右心房压力显著降低。单纯ACD-CPR的平均下降幅度更大,但ACD-CPR与ITD联合在减压早期阶段下降幅度更大。这些差异仅在与传统手动CPR比较时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而在比较使用或不使用ITD的ACD时则无统计学显著性[26]。

如前所述,本研究及早期研究均表明,胸外按压周期的舒张期/减压期是冠状动脉灌注的时期。当前及早期论文已提出在舒张期/减压期进行多个测量点,以展示整个胸外按压周期中的压力变化[7, 8, 26]。

除压力外,我们还测量了胸外按压周期不同阶段的流量。我们的数据显示,ACD-CPR期间平均脑血流量更高,在所有胸外按压阶段血流量均显著更高。颈动脉流量在ACD组也显示更高的平均值,但没有任何胸外按压阶段显示出显著更高的数值。在人类中,ACD-CPR也发现了类似的血流动力学益处,但未能改善短期或长期生存率[13–17, 21]。在类似的研究设计中,Langhelle等人未能在ACD-CPR联合或不联合ITD与标准CPR之间证明脑血流量的差异。他们发现,与标准CPR相比,ACD-CPR联合或不联合ITD均增加冠状动脉流量,但ACD-CPR联合ITD与不联合ITD之间无显著差异[26]。

ACD-CPR与标准机械CPR之间的血气无差异,且不存在可能影响脑血流的过度通气。

早期ACD-CPR系统评价中纳入的所有临床研究均使用手持式负压装置来实施ACD-CPR[20–22]。据报道,该装置比常规人工CPR需要更多体力,并且已有文献记录显示,与常规人工CPR和机械CPR相比,CPR质量受损,表现为按压频率、深度和持续时间显著降低,此外还表现为减压力量不足[18, 19, 27]。这可部分解释为何实验研究中ACD-CPR的血流动力学益处未能转化为更好的临床结局。

局限性

这项猪实验研究的结果不能直接推广至临床心脏骤停。大量猪因仪器操作和实验阶段中的损伤及故障而被排除出试验。在本研究中,机械胸外按压装置通过螺钉固定于猪的胸骨上。该装置的临床版本使用吸盘附着于人体胸部。因此,仪器操作过程中的损伤不适用于心脏骤停的临床环境。在十例排除中,四例与胸骨板/螺钉故障有关,两例与机器故障有关。其余四头猪在实验阶段早期发生了严重损伤。这些损伤主要由于进出心脏的大血管破裂、心包填塞、右心房穿刺,此外还有一例胸骨骨折。我们假设这些损伤可能是由于胸外按压活塞固定于直接拧在猪胸骨上的板所致,导致力量传递非常直接。在按压与减压转换期间,对该板的拉力尤其大,而吸盘会吸收大量这种能量。如此大的拖曳力与猪心包直接附着于胸骨内侧这一事实相结合,可能解释了本研究中实验阶段所发生的损伤[28]。未来研究应考虑到这一点,并考虑使用经改良以适应猪胸部的吸盘。我们无法分析ACD-CPR与标准CPR之间损伤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因为每头猪均为自身对照。

由于研究设计的交叉性质,我们不能排除从对照到干预或反之的遗留效应。三阶段设计确实考虑到了这一点,并且至少应能通过重复第一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此类偏倚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排除猪的手术准备(包括颈动脉分离和经颈静脉置管)可能会改变进出大脑的血流。

据我们所知,尚无研究验证在心脏骤停期间使用Swan Ganz导管测量心输出量的有效性。这些导管广泛用于肺、心脏和复苏研究中的肺动脉压力测量。实验完成后通过尸检确认了所有导管的正确放置。

实验方案包括两分钟未经治疗的室颤(VF)。这比大多数临床情况更短,特别是对于未被目击的心脏骤停或旁观者在电话指导后启动心肺复苏(CPR)的情况。因此,结果不能直接外推。

本研究未纳入阻抗阈值装置(ITD),尽管此类装置此前已证明具有血流动力学和临床获益。我们希望单独研究机械主动减压的效果,以便一次研究一种干预措施的结果。纳入ITD可能是自然的下一步。

结论

与标准机械胸外按压相比,使用改良的临床用机械胸外按压装置实施的主动按压-减压心肺复苏(ACD-CPR),减压至胸壁静息水平以上2 cm,可产生更高的心输出量、脑血流量和颈动脉血流量,此外还呈现终末舒张期冠状动脉灌注压(CPP)更高的趋势。

参考来源

  1. Steinberg MT, Olsen JA, Eriksen M, et al. Haemodynamic outcomes during piston-based mechanical CPR with or without active decompression in a porcine model of cardiac arrest. Scand J Trauma Resusc Emerg Med. 2018. PMID: 29690910. doi:10.1186/s13049-018-0496-z
  2. 全文:PMC593783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93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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