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重症监护病房中的癫痫预防
本文综述了神经重症监护病房(NSICU)中癫痫预防的证据,涉及创伤性脑损伤、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肿瘤、脑出血、缺血性卒中、开颅术后、血管畸形、脑静脉窦血栓形成、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和脑膜炎等疾病。作者指出,丙戊酸因死亡率较高不应使用,苯妥英可减少早期创伤后癫痫但无长期获益;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中,3天苯妥英预防的不良反应显著低于14天。对于脑肿瘤、脑出血、缺血性卒中等疾病,预防性抗癫痫药物缺乏获益证据。作者建议对重型创伤性脑损伤和可能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使用短期抗癫痫药物,其他情况应通过持续脑电图监测诊断癫痫后再治疗。
要点
- 重型创伤性脑损伤:苯妥英20 mg/kg负荷可显著降低早期创伤后癫痫发生率(14.2%→3.6%,p<0.001),但对晚期创伤后癫痫无显著降低。
-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苯妥英3天预防方案较14天方案显著减少不良反应(0.5% vs 8.8%,p=0.002),住院期间癫痫发生率无显著差异(1.9% vs 1.3%,p=0.6)。
-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丙戊酸组死亡率显著高于苯妥英组(13.4% vs 7.2%),且无额外获益,不应使用丙戊酸进行癫痫预防。
- 脑肿瘤:预防性抗癫痫药物对癫痫发生率无显著获益(OR 1.09,CI 0.63–1.89;p=0.08),且不良反应显著(皮疹14%、恶心/呕吐5%等)。
- 昏迷患者持续脑电图监测:50%在监测第1小时出现癫痫,80%在24小时内出现,87%在48小时内出现,提示昏迷患者可能需要超过24小时的监测。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神经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成年神经危重症患者,包括创伤性脑损伤、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肿瘤、脑出血、缺血性卒中、开颅术后、海绵状血管瘤/动静脉畸形、脑静脉窦血栓形成、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脑膜炎等。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早期创伤后癫痫:创伤性脑损伤后7天内发生的癫痫;晚期创伤后癫痫:创伤性脑损伤后7天以后发生的癫痫。
- 早期卒中后癫痫:缺血性卒中后7天内发生的癫痫;晚期卒中后癫痫:缺血性卒中后7天以后发生的癫痫。
- 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NCSE)诊断需结合持续脑电图监测,原文未给出具体脑电图判读标准。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重型创伤性脑损伤:苯妥英20 mg/kg负荷用于预防早期创伤后癫痫(Temkin等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方案)。
- 重型创伤性脑损伤:丙戊酸20 mg/kg负荷与苯妥英20 mg/kg负荷比较,丙戊酸组死亡率显著更高(13.4% vs 7.2%),且无额外获益,不应用于癫痫预防。
-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苯妥英900–1100 mg负荷后300 mg/d维持(研究方案);另一研究方案为苯妥英1 g负荷后300 mg/d,3天方案较14天方案不良反应显著减少(0.5% vs 8.8%,p=0.002)。
-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乙拉西坦500 mg每日两次(研究方案)与苯妥英(15–20 mg/kg负荷)比较,左乙拉西坦组癫痫发生率更高(8.3% vs 3.4%),但不良结局发生率较低(16% vs 24%,p=0.06)。
- 脑肿瘤术后:左乙拉西坦1000 mg负荷后5天内逐渐减量,与苯妥英750 mg负荷后5天内逐渐减量比较,术后癫痫发生率无显著差异(左乙拉西坦2.5% vs 苯妥英4.5%,p=0.66)。
- 脑肿瘤术后:左乙拉西坦1000–3000 mg用于癫痫预防,术后1周癫痫发生率为2.6%,6.4%患者出现进行性嗜睡和反应性精神病。
- 开颅术后:左乙拉西坦(最常见剂量1000 mg/d,范围500–3000 mg/d)与苯妥英(最常见剂量300 mg/d,范围200–800 mg/d)比较,左乙拉西坦组不良反应显著更低(1% vs 18%,p<0.001)。
- 昏迷患者持续脑电图监测至少24小时,若未发现癫痫可延长至48小时(基于Claassen等研究:87%昏迷患者在48小时内出现首次脑电癫痫发作)。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非惊厥性癫痫临床表现包括:全面性惊厥发作后看似延长的“发作后状态”或术后/神经损伤后持续意识水平下降;急性起病的意识受损或波动性意识状态伴正常精神活动间歇;意识受损伴面部肌肉肌阵挛或眼震样眼动;发作性凝视、失语、自动症(咂嘴、手指摸索)、持续行为;无急性结构性病变的失语;其他无明确病因的急性行为改变。
- 非惊厥性癫痫与高死亡率相关(33%),需高度临床警惕并尽早行持续脑电图监测。
- 急诊科漏诊癫痫的常见因素:无癫痫病史、高龄(平均76.4岁)、多种合并症、CT显示脑血管病变、由非专业人员描述发作、阴性发作现象(如失语、意识丧失、轻瘫)、无舌咬伤。
- 临床表现为运动现象疑似癫痫的患者中,持续视频脑电图显示73%为非癫痫性事件(包括震颤样事件23%、多灶性抽动13.5%、缓慢半目的性运动13.5%、其他运动23%),仅27%为癫痫发作,提示不能仅凭临床表现诊断癫痫。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综述汇总证据:创伤性脑损伤后早期创伤后癫痫发生率为4–25%,晚期为9–42%;穿透伤患者15年内癫痫发生率超过50%。
- 综述汇总证据: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临床癫痫发生率约1–7%,非惊厥性癫痫发生率8–18%;脑肿瘤诊断时或诊断前癫痫发生率14–51%,诊断后10–45%;脑出血早期癫痫在持续脑电图监测下发生率28–31%,临床癫痫5.5–24%;缺血性卒中癫痫发生率4–23%,早期2–6%,晚期3–5%;脑静脉窦血栓形成癫痫发生率约40%;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癫痫发生率高达68.8%;脑膜炎癫痫发生率高达27%。
- 脑出血:一项安慰剂对照随机对照试验中,23例(8%)无明确癫痫患者使用抗癫痫药物,校正其他预后因素后抗癫痫药物使用与更差结局相关(OR 6.83;CI 2.2–21.23;p=0.001)。
- 脑出血:98例患者研究中,苯妥英组较左乙拉西坦组发热更多(p=0.03),14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更差(23[9–42] vs 11[4–23],P=0.003),14天、28天和3个月改良Rankin量表评分更差。
- 脑肿瘤:Cochrane 2008年综述发现抗癫痫药物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更高(NNH 3;RR 6.1,CI 1.1–34.63;p=0.046)。
- 开颅术后:315例幕上神经外科手术患者中,左乙拉西坦组早期癫痫(7天内)发生率1% vs 苯妥英组4.3%(p=0.17);晚期癫痫(30天内)1.9% vs 5.2%(p=0.23)。
- 持续脑电图监测:Kilbride等回顾性研究显示持续脑电图监测导致52%患者抗癫痫药物调整(14%启动治疗、33%修改方案、5%停药)。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综述,汇总随机对照试验、回顾性研究、前瞻性研究和荟萃分析结果。
- 神经重症监护学会2011年指南推荐对未改善或低级别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使用持续脑电图监测(低质量证据-强推荐)。
- 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卒中协会指南推荐对精神状态抑制程度与脑损伤程度不成比例的患者使用持续脑电图监测(IIa类;证据水平B)。
- 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卒中协会脑出血管理指南:仅“临床癫痫应使用抗癫痫药物治疗”(I类;证据水平A)。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重型创伤性脑损伤患者可考虑短期抗癫痫药物预防,苯妥英20 mg/kg负荷可减少早期创伤后癫痫,但无证据支持长期预防。
-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如需预防,作者建议使用3天苯妥英方案而非14天方案,因不良反应显著减少且癫痫发生率无差异。
- 丙戊酸不应作为癫痫预防药物,因死亡率显著高于苯妥英且无额外获益。
- 脑肿瘤、脑出血、缺血性卒中等患者,预防性抗癫痫药物缺乏获益证据且可能有害,应通过持续脑电图监测诊断癫痫后再治疗,而非 indiscriminately 用药。
- 昏迷患者持续脑电图监测时间应超过24小时(可延长至48小时),因87%昏迷患者在48小时内出现首次脑电癫痫发作。
- 作者认为,在缺乏明确推荐的情况下,理想方法是诊断癫痫或癫痫样异常而非进行预防。
指南或共识出处
- 神经重症监护学会(NCS)2011年指南
- 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卒中协会(AHA/ASA)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管理指南(2012年)
- 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卒中协会(AHA/ASA)脑出血管理指南
- 美国神经病学学会(AAN)脑肿瘤癫痫预防实践参数
- Cochrane系统评价(2008年、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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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癫痫发作是危重症患者的重要并发症。在神经科学重症监护病房(NSICU)患者中其发生率更高[1]。使用抗癫痫药物(AED)进行癫痫预防在NSICU中是常见做法。然而,对于无临床癫痫发作但存在潜在神经损伤的患者,其效用存在一定争议。AED用于癫痫预防见于多种急性神经损伤,包括创伤性脑损伤(TBI)、硬膜外血肿(EDH)、硬膜下血肿(SDH)、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AH)、脑出血(ICH)、脑肿瘤、缺血性卒中、海绵状血管瘤和动静脉畸形(AVM)、脑静脉窦血栓形成(CVST)、后可逆性脑病综合征(PRES)以及脑膜炎。在所有上述疾病状态中,癫痫的潜在风险差异显著。本文中,我们回顾了NSICU常见神经系统疾病中癫痫预防的证据,并讨论了连续脑电图(CEEG)监测在检测危重症患者早期癫痫发作中可能的预后作用。
创伤性脑损伤
TBI患者的创伤后癫痫发作(PTS)分为早期PTS,即损伤后7天内发生的癫痫发作,以及晚期PTS,即损伤7天后发生的癫痫发作[1, 2]。根据一项平民研究[1],早期PTS的发生率范围为4%至25%,而晚期PTS的发生率范围为9%至42%[1]。研究已确定多种增加TBI患者PTS可能性的危险因素[3]。穿透性损伤与PTS的最高发生率相关,超过50%的患者在15年内发生癫痫发作[1](表1)。
早期和晚期PTS的危险因素包括[3]:
创伤性脑损伤中的癫痫预防
鉴于TBI患者癫痫发作的高发生率,AED常被用作预防性治疗。Temkin等[4]开展了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评估苯妥英(20 mg/kg负荷量)对早期和晚期PTS的影响。苯妥英组早期PTS发生率从14.2%显著降至3.6%(p < 0.001),而使用苯妥英未观察到晚期PTS发生率的显著降低。遗憾的是,预防组中纳入了有癫痫发作的患者,使数据难以解读。苯妥英组与安慰剂组之间未观察到显著的不良反应或死亡率差异[5]。苯妥英组患者在开始治疗后1个月时的神经心理测试中注意到显著损害,但在损伤1年后则不明显[6]。
在另一项随机对照试验(RCT)中,研究了丙戊酸盐对早期和晚期创伤后癫痫发作(PTS)的影响。该试验随后比较了丙戊酸盐(负荷量20 mg/kg)与苯妥英(负荷量20 mg/kg)预防早期PTS的效果,以及丙戊酸盐与安慰剂预防晚期PTS的效果[7]。据报道,丙戊酸盐组(4.5%)和苯妥英组(1.5%)的早期PTS发生率均较低且相似[7]。晚期PTS的发生率也相似,两组均较高(丙戊酸盐16%,苯妥英15%)。然而,与苯妥英组(7.2%)相比,丙戊酸盐组的死亡率显著更高(13.4%)[7]。无潜在额外获益且死亡率更高,提示丙戊酸盐不应被用于癫痫预防。2001年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在所有抗癫痫药物(AED)中,仅苯妥英和卡马西平能有效减少早期PTS。未发现任何AED能有效减少晚期PTS[8]。
左乙拉西坦已被研究用于癫痫预防[9]。左乙拉西坦无已知药物相互作用、生物利用度极佳且药理学特征相对更安全;这些特点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理想地适用于预防性使用[9]。在一项比较左乙拉西坦(500 mg 每日两次)与苯妥英(历史对照)预防创伤性脑损伤(TBI)患者癫痫发作有效性的研究中,两者在癫痫发作活动方面未观察到差异(左乙拉西坦6.7% vs 苯妥英0%,p = 0.556)[10]。引人注意的是,左乙拉西坦组脑电图(EEG)异常(伴癫痫样活动的癫痫倾向)的发生率增加(p = 0.003)。两组EEG癫痫发作表现无差异(p = 0.556)[10]。在另一项比较左乙拉西坦(1500 mg 每日两次)与苯妥英(负荷量20 mg/kg,随后5 mg/kg/d维持)癫痫预防的研究中,早期癫痫发作率未见显著差异(苯妥英18例中3例 vs 左乙拉西坦34例中5例;p = 1.0)[11]。然而,据报道左乙拉西坦组在3个月和6个月时残疾评定量表评分较低(分别为p = 0.006和p = 0.037),且6个月时扩展格拉斯哥结局量表评分较高[1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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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异常的癫痫样动作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中常见[12, 13]。其发生率可高达26%[12, 13]。它们可能与动脉瘤破裂时的姿势事件关系更大,而非实际癫痫发作[12, 13]。临床癫痫发作发生于约1%至7%的aSAH患者中,通常是与未处理动脉瘤再破裂的表现[14, 15]。据报道,aSAH患者中非惊厥性癫痫发作的发生率为8%至18%[16–18]。增加aSAH患者癫痫发作可能性的危险因素如下[12, 13](表3)。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中的癫痫预防
aSAH的AED预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争议[19]。支持预防性使用及AED严重不良反应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有限,使决策更具挑战性[19, 20]。aSAH急重症患者的癫痫发作可导致额外损伤或未处理动脉瘤再出血,这使AED预防在某些病例中至关重要。
在一项评估苯妥英(900–1100 mg负荷量后300 mg/d)用于aSAH患者癫痫预防的研究中,研究者观察到2.4年随访后癫痫发生率较低,约为5.4%[21]。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为比较不同疗程苯妥英(1 g负荷量后300 mg/d)预防(3天预防 versus 14天预防)的差异,住院期间癫痫发生率(1.9 vs 1.3%,p = 0.6)及3至12个月随访后(4.6 vs 5.7%,p = 0.6)均未见显著差异[22]。3天预防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降低(0.5 vs 8.8%,p = 0.002),提示3天方案是更优的治疗方案[22]。该研究进一步通过量化苯妥英负荷并评估其对结局的影响,来探讨苯妥英暴露与危害之间的关系[20]。苯妥英负荷被确定为14天时功能预后不良(每四分位数OR 1.5%,95% CI 1.2–1.9)和3个月时认知预后不良(p = 0.003)的独立预测因素[20]。一项通过分析四项RCT数据来评估AED对结局影响的研究报告称,aSAH患者使用AED与3个月结局不良相关,表现为格拉斯哥结局量表更差(OR 1.56,p = 0.003)、血管痉挛(OR 1.87,p < 0.001)、神经功能恶化(OR 1.61,p < 0.001)、脑梗死(OR 1.33,p = 0.04)和发热(OR 1.36,p = 0.03)[19]。
同时服用苯妥英和尼莫地平的患者可能存在药物相互作用风险,尼莫地平是一种钙通道阻滞剂,常用于对抗aSAH患者的血管痉挛[23]。一项在长期服用酶诱导型AED患者中进行的尼莫地平单剂量药代动力学研究显示,服用酶诱导型AED的患者血浆尼莫地平浓度平均降低70%(p < 0.01),而服用丙戊酸的患者血浆尼莫地平浓度升高50%[23]。
鉴于其相对更安全的特性,支持使用左乙拉西坦进行癫痫预防的兴趣日益增长[9]。一项回顾性研究比较了苯妥英(15–20 mg/kg负荷;13.7天)与左乙拉西坦(500 mg每日两次;3.6天)在aSAH患者中的应用,报告左乙拉西坦组癫痫发生率更高(8.3 vs 3.4%)[24]。左乙拉西坦组不良结局(死亡或出院至养老院)发生率较低(16 vs 24%,p = 0.06)[24]。尽管如此,左乙拉西坦缺乏负荷剂量、疗程较短等问题使该研究在统计学上无显著意义(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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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肿瘤
脑肿瘤患者中癫痫发作较为常见[25, 26]。在脑肿瘤诊断时或诊断之前的癫痫发生率范围为14%至51%,而诊断之后则在10%至45%之间变化[25]。
脑肿瘤患者癫痫发作的危险因素因以下因素而异[26]:肿瘤类型:原发性肿瘤 > 转移性
肿瘤级别:低级别胶质瘤 > 高级别胶质瘤
特定肿瘤类型: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肿瘤 > 脑膜瘤
脑肿瘤中的癫痫预防
一项荟萃分析研究评估了1999年至2004年间五项试验中抗癫痫药物(AED)苯巴比妥、苯妥英和丙戊酸与安慰剂或不治疗相比,对脑肿瘤患者癫痫预防的疗效[27]。其中四项试验显示,在脑肿瘤患者中,癫痫预防在1周时(OR 0.91,CI 0.45–1.83)或6个月时(OR 1.01,CI 0.51–1.98)均无显著获益[27]。AED预防对特定肿瘤病理类型均未显示出预防获益,包括原发性胶质瘤(OR 3.46,95% CI 0.32–37.47)、脑转移瘤(OR 2.50,95% CI 0.25–24.72)和脑膜瘤(OR 0.62,95% CI 0.10–3.85)[27]。2008年的Cochrane综述得出了相似结论,但确实发现接受AED治疗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更高(NNH 3;RR 6.1,CI 1.1–34.63;p = 0.046)[28]。美国神经病学学会(AAN)提出了脑肿瘤患者癫痫预防的实践参数[25]。基于12项评估AED苯巴比妥、苯妥英和丙戊酸疗效的研究结果,中位随访时间为5.4至19个月,结论认为AED预防对癫痫发生率(OR 1.09,CI 0.63–1.89;p = 0.08)或无癫痫发作生存(OR 1.03,CI 0.74–1.44;p = 0.9)均无显著预防效果[25]。试验中报告了显著的不良反应,包括皮疹(14%)、恶心/呕吐(5%)、脑病(5%)、骨髓抑制(3%)、共济失调、肝酶升高和牙龈疼痛(5%)[25]。
转移性脑肿瘤患者预防性使用AED的指南源自对一项随机对照试验(RCT)的分析,该试验评估了AED苯巴比妥、苯妥英与不治疗相比的疗效[29, 30]。该试验中两组间癫痫发生率未观察到显著差异[29]。结论认为癫痫预防对转移性脑肿瘤患者无获益[29]。另一项RCT比较了短程AED预防(苯妥英治疗7天)与不预防在脑实质内肿瘤患者中的疗效,结果显示两组间癫痫发生率无显著差异(24 vs 18%;p = 0.51)[31]。然而,苯妥英组报告了显著的不良反应(18 vs 0%;p < 0.01)[31]。最常报告的不良反应为血小板减少症、意识模糊、失语症、意识水平下降、恶心、呕吐、皮肤干燥瘙痒、共济失调和畏光[31]。
一项荟萃分析综述评估了1979年至2010年间19项研究中AED(包括苯妥英、丙戊酸、卡马西平、拉莫三嗪和左乙拉西坦)与不治疗相比,在幕上脑膜瘤切除术患者中的疗效[32]。两组间早期癫痫(1.4 vs 1.4%,p > 0.05)和晚期癫痫(8.8 vs 9.0%,p > 0.05)的发生率均未观察到显著差异。结论认为使用AED进行癫痫预防对幕上脑膜瘤切除术患者无获益[32]。
一项回顾性研究评估了左乙拉西坦(1000至3000 mg)用于脑肿瘤手术患者癫痫预防的疗效[33]。据报道,左乙拉西坦组术后1周癫痫发生率为2.6%,显著低于先前已知的未接受预防性抗癫痫药物(AED)患者的癫痫发生率(15–20%)[33]。据报道,6.4%接受左乙拉西坦的患者出现进行性嗜睡和反应性精神病[33]。另一项回顾性研究比较了苯妥英750 mg负荷剂量与左乙拉西坦1000 mg负荷剂量(随后均在5天内逐渐减量)用于脑肿瘤手术患者癫痫预防的疗效[34]。两组术后癫痫发生率无显著差异(左乙拉西坦2.5% vs 苯妥英4.5%,p = 0.6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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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
脑出血患者发病后最初几天内癫痫风险最高。超过50%的癫痫发作发生在最初24小时内[35–43]。据报道,脑出血(ICH)患者早期癫痫在持续脑电图(CEEG)监测下的发生率为28%至31%[38, 43]。5.5%至24%的ICH患者可见临床癫痫发作[38, 43]。早期癫痫发作的潜在原因被认为是ICH后脑内即刻的代谢和物理紊乱[39, 40, 44]。晚期癫痫发作在ICH患者中较少见,被认为与潜在的胶质瘢痕形成有关[37, 39, 44]。由于临床研究有限,增加ICH患者癫痫发作可能性的危险因素尚不明确[37, 40, 41]。
脑出血中的癫痫预防
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761例非创伤性、非动脉瘤性ICH患者,最初24小时内无癫痫发作,按ICH部位分组,结果显示接受苯巴比妥预防的脑叶ICH患者与未治疗患者相比,早期癫痫发生率显著降低(5.9% vs 13.6%)[41]。据报道,早期预防可能对脑叶ICH患者有益[41]。
一项安慰剂对照随机对照试验(RCT)使用改良Rankin量表评估了AED使用与不良结局(严重残疾或死亡)之间的关联。23例(8%)无记录癫痫发作的患者开始使用AED。在调整ICH后其他已知结局预测因素后,AED使用与更差的结局相关(OR 6.83;CI 2.2–21.23;p = 0.001)。结论认为,预防性使用AED,尤其是苯妥英,与急性ICH患者的不良结局相关[45]。
另一项研究报道了ICH患者预防性AED治疗的不良结局。该研究评估了98例服用苯妥英、左乙拉西坦或两者兼用的ICH患者的数据[46]。据报道,与左乙拉西坦相比,苯妥英使用与更多发热(p = 0.03)、14天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更差(23 [9至42] vs 11 [4至23],P = 0.003)以及14天、28天和3个月时改良Rankin量表评分更差相关[46]。据推测,不良结局可能与接受苯妥英预防的患者ICH体积更大有关[46](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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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卒中
缺血性卒中是老年患者癫痫发作最常见的原因[47]。缺血性卒中患者的癫痫发作发生率为4%至23%[48]。卒中后癫痫发作可分为早期发作(发生于卒中后7天内)和晚期发作(发生于卒中7天后)[49, 50]。早期发作发生于2%至6%的卒中患者,被认为与缺血性损伤相关的水肿和细胞毒性有关[49, 51]。晚期发作发生于3%至5%的卒中患者,与潜在的胶质增生和脑膜脑瘢痕形成有关[49, 51]。
某些患者发生癫痫发作的风险更高:出血性卒中或伴有出血转化的患者发生癫痫发作的风险(12.5%)高于无出血转化的缺血性卒中患者(4.2%,p < 0.0001)[49, 51]。
卒中患者累及皮质者癫痫发作风险(9.8%)高于累及皮质下者(3.8%,p < 0.005)[49, 51]。
累及一个以上脑叶的患者风险(21.2%)高于累及单个脑叶者(5.2%)[49, 51]。
缺血性卒中的癫痫预防
目前,支持在卒中后患者中使用抗癫痫药物(AED)进行癫痫预防的佐证数据有限。
当前建议
开颅术后
开颅术患者癫痫发作的发生率差异很大,取决于所施行的手术类型和基础病理[54]。幕上开颅术后患者癫痫发作的发生率估计为15%至20%[54]。开颅术后5年内癫痫发作风险在3%至92%之间[54]。
术后患者的癫痫预防
一项回顾性研究比较了苯妥英钠(n = 210;最常见剂量300 mg/d,范围200–800 mg/d)与左乙拉西坦(n = 105;最常见剂量1000 mg/d,范围500–3000 mg/d)在315例因多种疾病病理接受幕上神经外科手术患者中的预防性使用[55]。左乙拉西坦组报告的早期癫痫发作(7天内)发生率为1%,而苯妥英钠组为4.3%(p = 0.17)[55]。左乙拉西坦组晚期癫痫发作(30天内)发生率为1.9%,而苯妥英钠组为5.2%(p = 0.23)[55]。在有术前癫痫发作史的患者中,左乙拉西坦组与苯妥英钠组术后癫痫发作发生率未见显著差异(0 vs 1.8%,p = 0.56)[55]。接受左乙拉西坦预防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接受苯妥英钠预防者(1 vs 18%,p < 0.001)[55]。两种AED均与较低的早期及晚期癫痫发作风险相关。左乙拉西坦的安全性特征(不良反应较少)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神经外科术后患者预防性使用的理想选择。
当前建议
血管性病变
海绵状血管畸形和动静脉畸形
一项近期前瞻性研究评估了368例海绵状血管畸形(CM)患者(n = 139)或动静脉畸形(AVM)患者(n = 229)的5年癫痫发作风险[56]。据报道,以颅内出血或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ICH/FND)起病的AVM患者5年癫痫发作风险为23%(n = 119;95%置信区间(CI)9–37%),高于偶然发现的AVM患者的8%(n = 40;95% CI 0–20%)[56]。据报道,偶然发现的AVM患者发生癫痫的风险为每人年2%,按5年年化计算[56]。
以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或ICH起病的CM患者5年癫痫发作风险为6%(n = 38;95% CI 0–14%),而偶然发现的海绵状血管瘤为4%(n = 57;95% CI 0–10%)[56]。据报道,偶然发现的海绵状血管瘤患者发生癫痫的风险为每人年0.9%,按5年年化计算[56]。
当前建议
其他情况
脑静脉血栓形成(CVT)
约40%的CVT患者会发生癫痫发作[58]。
增加CVT患者癫痫发作可能性的危险因素包括[58]:运动功能缺损(OR 5.8,CI 2.98–11.42,p < 0.001)[58]
ICH(OR 2.8,CI 1.46–5.56,p = 0.002)[58]
皮质静脉血栓形成(OR 2.9,CI 1.43–5.96,p = 0.003)[58]
CVT患者预防性使用AED存在一定争议。根据Cochrane系统评价(2014)[59],目前没有证据支持或反驳使用抗癫痫药物进行颅内静脉血栓形成相关癫痫发作的一级或二级预防[59]。
当前建议
后可逆性脑病综合征(PRES)
高达68.8%的PRES患者会发生癫痫发作[60]。然而,目前没有足够的文献证据支持PRES患者预防性使用AED。
脑膜炎
高达27%的脑膜炎患者会发生癫痫发作[61]。目前没有足够的文献证据支持脑膜炎患者预防性使用AED。
神经重症ICU中遇到的各种神经系统疾病预防性使用AED的指南,通常来源于各项RCT提供的佐证证据。对于大多数疾病,目前尚无足够的研究可用于制定关于AED预防类型和疗程的建议[57]。在无明确建议的情况下,关于预防性使用AED的决定通常来源于医师的个人信念和当地实践趋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理想的方法应是诊断癫痫发作或癫痫样异常,而非进行预防。
神经重症ICU中癫痫发作的识别
危重患者的癫痫发作可能难以识别。及时识别非惊厥性癫痫发作(NCSz)或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NCSE)至关重要。某些临床表现可提示正在进行的NCS[62],如下所示:全面性惊厥发作后或手术后或神经损伤后警觉性持续下降,表现为貌似延长的“发作后状态”[62]
急性起病的意识受损或意识水平波动,间有正常精神状态发作[62]
精神状态或意识受损,伴有面部肌肉肌阵挛或眼球震颤样运动[62]
发作性茫然凝视、失语、自动症(咂嘴、手指摸索)、重复刻板活动[62]
无急性结构性病变的失语
其他无其他明显病因的急性行为改变[62]
需要高度的临床怀疑才能识别这些临床表现[62]。及时识别至关重要,因为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NCS)与33%的高死亡率相关[63]。然而,临床表现并不总能可靠地准确预测正在进行的NCS。在一项对208例从急诊科(ED)收入神经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患者的回顾性综述中,这些患者表现为急性短暂性神经功能缺损、意识丧失(LOC)或运动现象不明确,13.9%的患者被错误诊断为癫痫发作,而在最终收入神经重症监护ICU的患者中,15.6%在ED被漏诊癫痫[64]。与漏诊癫痫发作相关的最常见因素包括无既往癫痫病史、高龄(平均76.4岁)、多种合并症、CT显示脑血管病变、由非专业人员提供的发作描述、阴性发作现象(如失语、LOC、轻瘫)以及无舌咬伤[64]。
一项回顾性综述研究评估了神经重症监护ICU在18个月期间的52份视频脑电图(EEG)[65]。这些EEG来自因运动现象而可能存在癫痫发作的患者[65]。14例患者(27%)被发现存在癫痫发作[65]。其中包括4例局灶性运动性癫痫持续状态、3例局灶性阵挛、3例肌阵挛、2例全面性癫痫持续状态、1例局灶性强直和1例全面性强直-阵挛[65]。38例患者(73%)为非癫痫性事件,其中12例患者(23%)为震颤样事件,7例(13.5%)为多灶性抽动,7例(13.5%)为缓慢的半目的性运动,其余12例(23%)为“其他运动”[65]。这些研究表明,仅基于临床表现诊断癫痫发作可能具有误导性。在这种情况下,连续脑电图(CEEG)监测可能有帮助。在一项对236例昏迷且无明显癫痫发作活动患者的研究中,8%的患者在CEEG监测下被发现存在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NCSE)[66]。
CEEG监测在神经ICU中的作用
持续脑电图(CEEG)监测常用于危重症患者。CEEG与脑代谢紧密相关,因此对脑血流变化敏感[67]。CEEG上的若干模式对伴有脑水肿且处于发作期-发作间期连续谱上的患者具有诊断和预后意义[68]。与颅内压(ICP)升高相关的EEG模式包括基础节律的局灶性减慢或全面性EEG抑制进展为爆发抑制或平坦EEG[67]。CEEG监测提供关于脑功能的实时动态信息,并能够检测患者神经系统状态的任何早期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仅凭神经系统检查不易发现[67]。CEEG也与脑代谢紧密相关,因此对脑血流变化敏感[67]。CEEG监测可识别危重症患者的NCS和NCSE。评估疑似NCS是CEEG最常见的适应证[69]。研究报道,在具有NCS风险的ICU患者中使用CEEG监测可在多数患者中改变治疗方案[70]。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Kilbride等显示CEEG监测导致52%的患者AED调整,包括14%启动治疗、33%调整治疗和5%停药[70]。NCS 2011指南提倡对未能改善或分级较差的SAH患者使用CEEG监测(低质量证据-强推荐)[71]。AHA/ASA指南也支持对精神状态抑制程度与脑损伤程度不相称的患者使用CEEG监测(IIa类;证据水平:B)[72]。根据AHA/ASA关于ICH管理的指南,仅“临床癫痫发作应使用抗癫痫药物治疗(I类;证据水平:A)”[72]。AED可针对这些事件启动,但由于其具有显著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包括皮疹(Stevens Johnson综合征)、血液学异常、行为改变、药物-药物相互作用[1],在这种情况下理想做法是在启动预防性治疗前诊断癫痫[1]。
CEEG监测的持续时间也是神经重症ICU中诊断癫痫的重要方面。在一项回顾性综述中,Claassen等[73]回顾了100例患者的CEEG数据并报告了至癫痫发作的时间[73]。60%的非昏迷患者在监测的第一小时内出现癫痫发作,而95%的非昏迷患者在最初24小时内出现癫痫发作[73]。与非昏迷患者相比,50%的昏迷患者在最初一小时内出现癫痫发作,仅80%在最初24小时内出现癫痫发作[73]。据报告,87%的昏迷患者在监测48小时内出现癫痫发作[73]。该研究得出结论,昏迷患者可能需要超过通常24小时的监测以检测其首次脑电发作[73]。
关于持续脑电图(CEEG)监测患者的管理,一般而言,如果检测到临床下发作(NCS)或临床下癫痫持续状态(NCSE),大多数医生建议启动治疗,尽管管理方式可能差异很大[74]。医生倾向于对NCSE比NCS更积极地治疗,趋势是较少使用左乙拉西坦等抗惊厥药物,而更愿意在必要时诱导昏迷和插管[74]。鉴于关于成人或儿童患者NCS和NCSE治疗的文献证据有限,各年龄组的管理基本相似。
CEEG监测在缺乏足够证据支持预防性使用抗癫痫药物(AED)的情况下可能有帮助。在获得更多数据提供支持性证据之前,潜在的癫痫预防方案可总结如下(表6):
结论
神经危重症患者预防性使用AED的数据缺乏稳健性。严重创伤性脑损伤(TBI)和可能蛛网膜下腔出血(SAH)的患者似乎受益于短期AED治疗。对于脑损伤患者,使用CEEG比不加区分地给予AED更有意义。此类患者应仅对观察到的癫痫发作进行治疗。
参考来源
- Yerram S, Katyal N, Premkumar K, et al. Seizure prophylaxis in the neuroscience intensive care unit. J Intensive Care. 2018. PMID: 29515808. doi:10.1186/s40560-018-0288-6
- 全文:PMC5836415(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83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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