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管麻痹的治疗:过去、现在与未来
本文是一篇关于血管麻痹治疗的叙述性综述,基于对文献的批判性评价,讨论当前主要治疗和未来方向。血管麻痹存在于所有晚期休克状态(脓毒性、心源性、出血性和过敏性休克),其病理生理涉及G蛋白偶联受体脱敏、第二信使通路改变、危重病相关皮质类固醇不足和一氧化氮生成增加。去甲肾上腺素被确认为血管麻痹的一线治疗,最新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认为联合多种血管加压药(包括去甲肾上腺素和早期处方血管加压素)可能是对血管加压药血管低反应性的最佳治疗管理。基于新病理生理数据,selepressin和血管紧张素II两种潜在药物正在评估中。
要点
- 去甲肾上腺素是血管麻痹所致低血压的一线治疗,可增加平均动脉压而不增加心率,且不升高乳酸水平,可用于指导复苏。
- 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建议在去甲肾上腺素基础上加用血管加压素(最多0.03 U/min)以升高平均动脉压至目标值或降低去甲肾上腺素剂量(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 VANCS试验显示心脏手术后血管麻痹性休克患者中,血管加压素组30天内主要复合终点(死亡或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32%,去甲肾上腺素组为49%(未校正HR 0.55;95%CI 0.38-0.80;P=0.0014)。
- VASST试验事后分析显示,在血管加压素启动时脓毒症休克较轻(去甲肾上腺素<15 μg/min)的患者中,血管加压素组28天死亡率26.5% vs 去甲肾上腺素单药组35.7%(P=0.05)。
- ATHOS-3研究中,接受去甲肾上腺素>0.2 μg/kg/min或等效剂量的血管舒张性休克患者,血管紧张素II组达到主要终点(3小时平均动脉压反应)的比例高于安慰剂组(P<0.001);28天死亡血管紧张素II组75/163例(46%)vs 安慰剂组85/158例(54%)(P=0.12)。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所有晚期休克状态患者,包括脓毒性、心源性、出血性和过敏性休克;术后发生的血管麻痹称为术后血管麻痹综合征。
- 非脓毒性休克的血管麻痹治疗数据明显缺乏。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临床实践中可通过维持平均动脉压所需的血管加压药剂量以及舒张压下降来评估血管麻痹。
- 需要使用高剂量血管加压药高度提示血管麻痹,尤其在心脏功能正常时。
- 高剂量去甲肾上腺素与超额死亡率相关的切界值在不同研究中为0.5至2 μg/kg/min,近期汇聚证据确认切界值为1 μg/kg/min。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液体复苏后,使用儿茶酚胺被认为是脓毒症休克血流动力学治疗的基石,该类药物包括多巴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去苯肾上腺素,均通过刺激α1肾上腺素能受体升高平均动脉压。
- 去甲肾上腺素为一线药物:增加平均动脉压而不增加心率,通过β1肾上腺素能受体刺激增加心脏指数;不作用于β2肾上腺素能受体,乳酸水平不升高,可用于指导复苏;与去苯肾上腺素不同,保留心室-动脉耦联。
- 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建议在去甲肾上腺素基础上加用血管加压素(最多0.03 U/min)以升高平均动脉压至目标值(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或加用血管加压素(最多0.03 U/min)以降低去甲肾上腺素剂量(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 血管加压素使用理由:脓毒症休克存在相对血管加压素缺乏,外源性血管加压素通过非肾上腺素能受体恢复血管张力、升高血压、减少去甲肾上腺素需求,并可能对细胞因子产生有利影响。
- VASST研究中血管加压素以替代剂量(<0.04 U/min)使用,总体死亡率无改善;事后分析中脓毒症休克较轻(去甲肾上腺素<15 μg/min)的患者在血管加压素启动时28天死亡率较低(26.5% vs 35.7%;P=0.05)。
- 较高剂量血管加压素与心脏、指端和内脏缺血相关,应保留用于其他血管加压药失败的情况。
- VANCS试验中血管加压素用于心脏手术后血管麻痹性休克,主要终点(30天内死亡或严重并发症复合终点)发生率32% vs 去甲肾上腺素组49%(未校正HR 0.55;95%CI 0.38-0.80;P=0.0014);血管加压素组心房颤动发生率较低(63.8% vs 82.1%;P=0.0004),指端缺血、肠系膜缺血、低钠血症或心肌梗死发生率无差异。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持续交感神经系统激活相关的心律失常综合征表现为心血管变异性丧失伴不适当心动过速、儿茶酚胺水平过度升高伴肾上腺素能受体脱敏和促炎状态,导致不良结局。
- 血管加压素较高剂量与心脏、指端和内脏缺血相关。
- 去苯肾上腺素可能产生内脏血管收缩,在大鼠脓毒症休克模型中对内在心脏功能有不利影响;2011年美国去甲肾上腺素短缺期间使用去苯肾上腺素替代的医院住院死亡率更高。
- 非选择性iNOS阻滞剂虽改善全身血管阻力和平均动脉压,但降低脓毒症休克患者心输出量并增加死亡率;替拉精氨酸(非选择性iNOS抑制剂)在心源性休克患者中未能降低30天死亡率。
- 高剂量去甲肾上腺素(>0.75 μg/kg/min)在SOFA评分>10的患者中与86%死亡率相关,在SOFA评分<10的患者中与58%死亡率相关。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文为叙述性综述,基于对文献的批判性和个人评价,聚焦血管麻痹的治疗性病理生理及各治疗方案的利弊,涵盖所有类型休克。
- Cochrane分析结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任何一种血管加压药在死亡率方面优于其他药物,具体血管加压药的选择可个体化并由主治医师决定。
- VANISH研究评估血管加压素 vs 去甲肾上腺素联合或不联合氢化可的松(2×2析因设计)作为脓毒症休克初始治疗,显示无肾功能衰竭天数无改善。
- 特利加压素与去甲肾上腺素相比显著减少儿茶酚胺需求, rebound低血压事件更少,不增加胆红素水平;但特利加压素可能导致肺血管收缩并影响凝血系统,而血管加压素不会。
- ATHOS-3研究中血管紧张素II组3小时平均动脉压反应主要终点达到比例高于安慰剂组(P<0.001);48小时心血管SOFA评分平均改善血管紧张素II组大于安慰剂组(P=0.01);严重不良事件血管紧张素II组60.7% vs 安慰剂组67.1%;28天死亡血管紧张素II组75/163例(46%)vs 安慰剂组85/158例(54%)(P=0.12)。
- 亚甲蓝在脓毒症休克研究中增加全身血管阻力和平均动脉压,但对氧输送和死亡率的影响未知;数据不足以提议亚甲蓝作为一线药物。
- selepressin二期试验初步结果显示可减少去甲肾上腺素剂量需求,递增剂量减少总体液体正平衡,并与更高的无呼吸机天数、休克缓解率和7天内患者生存率相关;正在进行的双盲IIB/III期随机临床试验(NCT02508649)研究selepressin vs 安慰剂对无呼吸机和无血管加压药天数的影响。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叙述性综述,基于对文献的批判性和个人评价。
- Cochrane分析结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任何一种血管加压药在死亡率方面优于其他药物。
- 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推荐基于血管加压药的生理效应和脓毒症休克中正性肌力药/血管加压药组合选择,证据水平低。
- 血管加压素推荐为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去甲肾上腺素仍为血管麻痹所致低血压的一线治疗;管理可能从单独去甲肾上腺素的标准化治疗演变为使用两种或以上血管加压药的多模式策略。
- 作者认为肾上腺素在脓毒症休克治疗中没有位置,资源有限国家除外(比去甲肾上腺素便宜);在这些国家可接受使用肾上腺素,因为没有数据支持疗效、死亡率或发病率差异。
- 作者认为多巴胺不应再用于脓毒症休克。
- 去苯肾上腺素的使用应限制。
- 在难治性低血压伴血管麻痹和心脏功能适当时,医师也应考虑增加去甲肾上腺素剂量作为可能治疗选择,无需担心缺血并发症。
- 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建议:如果血流动力学液体和儿茶酚胺能够恢复稳定,反对用低剂量静脉氢化可的松治疗脓毒症休克;但在难治性脓毒症休克情况下,可给予低剂量氢化可的松(200 mg/天)。
指南或共识出处
- 拯救脓毒症运动(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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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血管麻痹的定义
该病症被称为“血管舒张性休克”,包括多种不同的病因(例如脓毒性、心源性、神经源性和过敏性休克),并最终导致不受控制的血管舒张,否则称为“血管麻痹”。血管麻痹的病理生理学是多因素的,包括激活若干内在的血管舒张通路以及血管对血管升压药的低反应性[1]。术后发生的血管麻痹称为术后血管麻痹综合征或血管麻痹综合征。在临床实践中,血管麻痹可以通过维持平均动脉压(MAP)所需的血管升压药剂量以及反映血管麻痹的舒张压下降来进行临床评估[2]。无一例外,需要使用高剂量血管升压药高度提示血管麻痹,尤其是在心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欲了解更多细节,请读者参阅同一系列中发表的病理生理学文章。
然而,血管对血管升压药的反应性可能比血管麻痹更适合表征休克期间的血管状态。血管麻痹一词指的是血管对特定腔内和跨壁压力的静态直径反应,而血管对血管升压药的反应性指的是血管对内源性和/或外源性血管收缩剂的动态反应[1]。
本综述基于对文献的批判性和个人化评估撰写而成。它仅侧重于血管麻痹基于治疗的病理生理学,以及每种相关治疗选择对所有类型休克(无论其起源如何)的益处或弊端。然而,关于非脓毒性休克中血管麻痹治疗的数据明显缺乏。
血管麻痹发生于所有休克状态
虽然最初归因于脓毒性休克,但现在显然,解释或与血管对血管升压药低反应性相关的大多数机制(炎症、一氧化氮(NO)、钾和钙通道、肾上腺髓质素和自由基)也常见于失血性休克、心源性休克(包括体外循环术后患者)、过敏性休克,以及更普遍地见于缺血-再灌注期间,如心脏骤停或多发伤[3–5]。
基于治疗的血管对血管升压药低反应性的病理生理学方法
在此,我们将描述局限于目前已有治疗或即将有治疗的血管对血管升压药低反应性所涉及的病理生理机制。因此,某些关键机制已被省略,尽管它们在本系列关于血管麻痹的其他文章中有所描述。将描述以下三个层面:中枢(神经-免疫通讯)、细胞(G蛋白偶联受体(GPCRs))和细胞内(第二信使通路的改变)(图1)。
神经-免疫通讯
休克状态主要与压力感受器和化学感受器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细胞介素(IL)-1和IL-6等炎症细胞因子的刺激下,蓝斑交感神经系统和室旁核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初始同步激活相关。这两个系统被共同激活,以至于一个系统的激活也倾向于激活另一个系统。其后果包括从淋巴器官的交感神经末梢释放去甲肾上腺素、从肾上腺髓质释放肾上腺素以及从肾上腺皮质释放皮质醇。值得注意的是,血管加压素的释放也受表征自主神经系统的压力感受器和化学感受器的控制[6]。此外,血管加压素还增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激活[7]。最后,血管加压素和血管紧张素II在外周水平于血管平滑肌中协同相互作用,以增加钙浓度[8]。总之,所有这些系统共同参与维持血管反应性,特别是在休克状态的初始阶段。
交感神经系统的持续激活与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相关,该综合征的特征是心血管变异性丧失伴不适当的心动过速、儿茶酚胺水平过度升高伴肾上腺素受体脱敏以及促炎状态导致不良预后[9]。这一三联征参与休克状态期间对血管升压药的血管低反应性。
G蛋白偶联受体
参与血管张力调节的三种主要受体(肾上腺素能受体、血管加压素1(V1)受体和血管紧张素1型(AT1)受体)均为GPCR。在休克状态下,肾上腺素能受体、V1受体和AT1受体经历相似的脱敏过程。持续的激动剂激活(如休克初期阶段)与GPCR激酶(GRKs)对GPCR的磷酸化相关。该过程似乎早期即被激活,甚至在短暂激动剂刺激后亦可发生,是导致血管对三种主要血管升压药反应性降低的主要原因。已知α肾上腺素能受体对各种分子(如内毒素)的亲和力降低可增强脱敏[10]。在实验性脓毒性休克后的最初数小时内,AT1受体发生下调。该过程与低血压和低全身血管阻力相关[11]。然而,其他研究也表明AT1受体主要发生下调,但其原因并非激动剂作用,而是AT1受体相关蛋白Arap1表达缺陷所致。已知Arap1可增强AT1受体从内体向质膜的转运[12]。最后,V1受体似乎对激动性刺激的敏感性较低,这是由于即使在休克状态下血液中血管加压素的循环浓度也较低[7]。在休克发生时浓度初始升高之后,最常观察到血浆血管加压素水平下降[13]。
第二信使通路的改变
除脱敏过程外,其他机制也高度参与血管对血管升压药反应性降低。例如,在休克状态下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s)中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表达增强,同时NO产生增加千倍。内毒素和促炎细胞因子增加iNOS表达和NO产生[14]。NO激活环磷酸鸟苷(cGMP)的产生以及钙敏感性钾通道、ATP钾通道和肌球蛋白轻链磷酸酶,所有这些均促进血管舒张[15]。同样参与血管舒张的其他机制包括前列环素和环氧化酶2(COX2)通路,尽管目前尚无已知的积极治疗意义[16]。
危重症相关皮质类固醇不足(CIRCI)发生于50%的脓毒性休克患者中,对血管对血管升压药反应性降低有重大影响[17]。涉及的机制包括皮质醇合成不足、组织对皮质醇抵抗以及过度的促炎反应。在下丘脑-垂体轴的各个层面均可观察到损伤。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分泌可能因休克诱导的垂体轴解剖学损伤而受损[18]。长期以来也已知道,肾上腺坏死和/或出血可能由休克状态尤其是脓毒性休克所致[18]。组织抵抗具有多因素原因,其中包括组织水平糖皮质激素受体α的下调和皮质醇向感染部位输送的减少。过度的促炎分泌也影响ACTH分泌。因此,脓毒性休克期间大量释放的TNFα和IL-1下调ACTH和皮质醇的产生。
CIRCI对休克状态下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影响广泛,表现为对去氧肾上腺素的血管低反应性和低血压。其潜在机制涉及NF-κB的去抑制以及iNOS上调,后者导致NO过度产生。
血管麻痹的治疗
肾上腺素能血管升压药的使用
与血管低反应性相关的低血压显然与死亡率相关,且这种关联既显著又独立[19]。在容量复苏后,儿茶酚胺的使用被认为是感染性休克血流动力学治疗的基石[20]。此类治疗药物包括多巴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去氧肾上腺素。所有这些分子均通过刺激α1肾上腺素能受体来升高平均动脉压(MAP)。然而,除去氧肾上腺素外,上述所有儿茶酚胺均刺激其他肾上腺素能受体,从而导致各种血流动力学、代谢和炎症效应[21, 22]。表1描述了这些不同药物对受体亚型的亲和力比较以及与受体刺激相关的效应。因此,选择最佳肾上腺素能血管升压药不仅应考虑其血管升压效应,还应考虑其心脏、代谢、微循环和免疫效应。
当前建议
最近一项Cochrane分析得出结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任何一种血管升压药在死亡率方面优于其他药物,因此特定血管升压药的选择可以个体化,并由主治医师自行决定[23]。尽管证据水平较低,拯救脓毒症运动(SSC)根据血管升压药的生理效应以及感染性休克中正性肌力药/血管升压药组合的选择,在大量文献综述中公布了若干建议[20]。
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线药物
去甲肾上腺素是一种非常强效且可靠的血管升压药。它能升高MAP而不伴随心率增加。通常,心脏指数增加,其原因既包括通过动员内脏无张力容量使舒张末期每搏量增加,也包括通过β1肾上腺素能受体刺激对心肌细胞的直接作用[24]。与其他血管升压药相比,去甲肾上腺素具有诸多优势,包括:a)血管升压效应非常强效,与肾上腺素和去氧肾上腺素相当,且高于多巴胺[25];b)与肾上腺素相反,去甲肾上腺素不作用于β2肾上腺素能受体——因此乳酸水平不会升高,并可用于指导复苏[26];c)与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相反,去甲肾上腺素增加心脏指数而不增加心率,因此不会过度增加心肌氧耗[27];d)与仅作用于α1肾上腺素能受体的去氧肾上腺素相反,去甲肾上腺素还作用于心脏β1肾上腺素能受体,因此可能保护心室-动脉耦联[28]。
最后,肾上腺素能血管升压药具有潜在的副作用,如增加氧化应激、与细胞能量代谢相互作用和/或调节炎症反应[22]。因此,出现了一个称为“去儿茶酚胺化”的新概念,即使用非儿茶酚胺类血管升压药以减少儿茶酚胺暴露[29]。
血管加压素作为二线药物或儿茶酚胺节省药物
严重脓毒性休克患者通常需要非常高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才能达到目标MAP,从而可能导致不良副作用[30]。SSC建议在去甲肾上腺素中加用血管加压素(最多0.03 U/min;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以将MAP升至目标值,或加用血管加压素(最多0.03 U/min;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以减少去甲肾上腺素剂量。使用血管加压素的理由在于,脓毒性休克中存在相对血管加压素缺乏,因此补充外源性血管加压素可通过作用于非肾上腺素能受体恢复血管张力、升高血压,从而减少去甲肾上腺素需求,并可能对细胞因子产生有益影响[31–33]。总体而言,血管加压素在升高MAP方面与去甲肾上腺素同样有效,且与去甲肾上腺素联合使用时,低剂量血管加压素具有节省去甲肾上腺素的作用。VASST研究使用替代剂量的血管加压素(< 0.04 U/min),显示总体死亡率无改善[34]。然而,在一项事后分析中,开始使用血管加压素时脓毒性休克较轻(即去甲肾上腺素< 15 μg.min−1)的患者与仅输注去甲肾上腺素相比,28天死亡率更低(26.5 vs 35.7 %;p = 0.05)。较高剂量的血管加压素与心脏、指端和内脏缺血相关,应仅保留用于其他血管升压药治疗失败的情况[35]。VANCS试验在心脏手术后血管麻痹综合征的治疗中比较了去甲肾上腺素与血管加压素[36]。主要终点是30天内死亡率或严重并发症(卒中、需要机械通气超过48 h、深部胸骨伤口感染、再次手术或急性肾衰竭)的复合终点。主要结局发生在32 %的血管加压素患者中,而去甲肾上腺素患者为49 %(未调整风险比0.55;95 % CI 0.38至0.80;p = 0.0014)。关于不良事件,作者发现血管加压素组心房颤动的发生率较低(63.8 vs 82.1 %;p = 0.0004),两组在指端缺血、肠系膜缺血、低钠血症或心肌梗死发生率方面无差异。因此,这些结果提示血管加压素可作为心脏手术后血管麻痹性休克的一线血管升压药,并改善临床结局。最后,VANISH研究评估了血管加压素与去甲肾上腺素联合或不联合加用氢化可的松(2X2析因研究)作为脓毒性休克初始治疗的效果,结果显示无肾衰竭天数无改善[37]。在两个血管升压药组中加用氢化可的松作为辅助治疗,用于上调VSMCs上的受体表达并增强抗炎作用。
特利加压素是一种长效的血管加压素类似物,主要具有V1受体活性,也已被提出使用。与去甲肾上腺素相比,特利加压素显著减少了儿茶酚胺的需求量,并导致更少的反弹性低血压事件,且不增加胆红素水平[38]。关于其理想剂量和给药方式(尽管半衰期长但仍持续输注还是间歇给药)仍存在争议。尽管如此,特利加压素可能导致肺血管收缩并影响凝血系统,而血管加压素则不会[38]。因此,由于其半衰期较长且支持其在循环性休克中使用的临床证据仍然稀少,特利加压素被认为与血管加压素相比不具有更大的优势[20]。尽管存在这些注意事项,特利加压素的地位目前正在两项正在进行的研究(NCT03038503和NCT02468063)中进行评估。
去氧肾上腺素的应限制使用
去氧肾上腺素是一种纯α1肾上腺素能激动剂,其临床试验数据有限。它具有引起内脏血管收缩的潜在可能。此外,在大鼠脓毒性休克模型中,去氧肾上腺素的使用与对固有心脏功能的不利影响相关[39]。最后,在受2011年去甲肾上腺素短缺影响的美国医院脓毒性休克患者中,Vail等人[40]发现最常用的替代血管加压药是去氧肾上腺素。在短缺期间入住这些医院的患者具有更高的院内死亡率。
对推荐意见的批判性审视
有两项推荐意见应当予以讨论。第一项推荐意见涉及将肾上腺素作为二线药物使用,第二项涉及在高度选择的患者中使用多巴胺。使用肾上腺素联合去甲肾上腺素的相关性应当被讨论,因为a)肾上腺素显著增加乳酸水平,因此可能妨碍使用乳酸清除率来指导复苏[25],b)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均作用于α1肾上腺素能受体,因此当去甲肾上腺素未能提高平均动脉压(MAP)时,添加同一类型的分子没有治疗价值,c)去甲肾上腺素联合多巴酚丁胺允许分别滴定血管加压和正性肌力效应,比单用肾上腺素更为合理。因此,我们坚信肾上腺素在脓毒性休克治疗中没有地位,除非在资源有限的国家(它比去甲肾上腺素便宜)。在这些国家,使用肾上腺素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没有数据支持在疗效、死亡率或发病率方面存在差异[29, 41]。关于多巴胺,目前有充分证据表明去甲肾上腺素或肾上腺素在恢复MAP方面更为有效,且两种药物均可通过外周静脉通路使用[42, 43]。因此,多巴胺不应再用于脓毒性休克。此外,在一项比较多巴胺和肾上腺素治疗休克的随机研究中,对280例心源性休克患者的亚组分析显示,与去甲肾上腺素相比,多巴胺与28天死亡率增加相关[27]。
未来
Selepressin——一种改良的血管加压素受体激动剂?
由于血管升压素对所有的血管升压素受体亚型(即V1a、V1b和V2受体)具有相当的刺激作用,它也可能通过V2刺激产生严重的不良副作用(液体潴留、微血管血栓形成、血管扩张)[44]。Selepressin是一种短效选择性V1a受体激动剂,可能克服这些缺点[45]。此外,selepressin不诱导促凝血Willebrand因子的释放[46]。在Maybauer等人[47]描述selepressin在绵羊严重脓毒症模型中作用的研究中,使用选择性V1a(selepressin)和V2(去氨加压素)受体激动剂比较了V1a和V2受体激活的效果。液体潴留被精氨酸血管升压素减弱,而被selepressin逆转。当selepressin与去氨加压素联合使用时,液体潴留恢复至与脓毒症+血管升压素组相似的水平。这些发现也被He等人[48]所证实,他们发现与血管升压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相比,早期给予selepressin作为一线血管升压药治疗改善了平均动脉压(MAP)、心脏指数、血乳酸水平、肺水肿和液体平衡,并与更高的生存率相关。鉴于上述情况,若干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正在研究selepressin的临床意义。两项II期试验(NCT01612676和NCT01000649)的初步结果表明,selepressin使去甲肾上腺素的剂量需求得以减少。此外,发现递增剂量的selepressin可减少总体过度液体潴留,并与更高的无呼吸机天数比例、休克缓解率和患者7天内生存率相关[49]。因此,一项正在进行的双盲IIB/III期随机临床试验(NCT02508649)正在研究selepressin与安慰剂相比对无呼吸机和无血管升压药天数的影响。
血管紧张素II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激活导致血管紧张素II的产生[50]。血管紧张素II通过与特异性G蛋白偶联受体(GPCR)结合发挥作用,即AT1和AT2[51]。由AT1受体激活介导的主要血流动力学效应包括血管收缩、醛固酮分泌、血管升压素释放和心脏重塑[52]。在ATHOS-3研究中,接受去甲肾上腺素剂量超过0.2 μg.kg−1.min−1或等效剂量其他血管升压药的血管扩张性休克患者被分配接受血管紧张素II或安慰剂输注[53]。主要终点为输注开始后3小时的平均动脉压(MAP)反应,反应定义为较基线升高至少10 mmHg或升高至至少75 mmHg,且背景血管升压药剂量未增加。血管紧张素II组达到主要终点的患者多于安慰剂组(p < 0.001)。在48小时,血管紧张素II组的心血管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的平均改善大于安慰剂组(p = 0.01)。血管紧张素II组60.7%的患者和安慰剂组67.1%的患者报告了严重不良事件。第28天死亡在血管紧张素II组发生于75/163例患者(46%),在安慰剂组发生于85/158例患者(54%)(p = 0.12)。
亚甲蓝
抑制NO和cGMP的过度生成及活性,对于治疗心脏旁路、感染性休克、中毒和过敏反应患者中出现的难治性血管扩张性休克可能至关重要。亚甲蓝(MB)具有多种可能抵消NOS刺激增强所致效应的作用。首先,它可拮抗内皮型NOS活性。此外,它可直接清除NO并抑制鸟苷酸环化酶活性[54]。实验动物研究报告,给予MB后除血管升压药需求减少外,正性肌力支持也减少,可能归因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减轻[55]。在一项人类感染性休克研究中,发现平均动脉压(MAP)和心脏指数均升高[56]。Kwok和Howes[57]对关于MB在脓毒症中应用的文献进行了系统评价,结论为:虽然研究大多为观察性研究,但MB可增加全身血管阻力和MAP;然而,其对氧输送和死亡率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外,上述所有研究均相对较早,可能未考虑当前的推荐意见。
MB不仅被提议用于感染性休克,还被提议用于治疗心脏手术后血管麻痹、药物中毒、过敏性休克和肝移植后再灌注综合征[54]。然而,与感染性休克类似,目前数据不足以提议将MB作为一线药物[58]。
尽管如此,应牢记针对感染性休克中iNOS过度表达的治疗的潜在危险。例如,非选择性iNOS阻滞剂在改善全身血管阻力和MAP的同时,也会降低心输出量并增加感染性休克患者的死亡率[59]。同样,在心源性休克患者中,使用替拉精氨酸进行非选择性iNOS抑制与安慰剂相比,未能降低30天死亡率[60]。有趣的是,休克持续时间等血流动力学结局也无差异。这一阴性结果可能是抑制其他有益NO同工型所致[61]。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MB在血管麻痹治疗中的地位目前正在多项正在进行的研究中接受评估(NCT03038503、NCT01797978、NCT03120637)。
潜在的新策略
极高剂量去甲肾上腺素
根据不同研究,与超额死亡率相关的高剂量去甲肾上腺素被定义的界值范围为0.5至2 μg.kg−1.min−1,尽管近期趋同证据已确认界值为1 μg.kg−1.min−1[30, 62]。显然,应考虑所针对的MAP目标水平。
由于这些极高剂量可能伴随潜在有害效应,当常规治疗未能将平均动脉压提升至推荐目标时,是否增加血管升压药剂量仍存在争议。儿茶酚胺的药效学效应特征为效应随浓度对数增加而线性增加,在高剂量下无任何饱和现象[63]。Auchet等[62]发现,血管升压药剂量高于0.75 μg.kg−1.min−1时,SOFA评分>10的患者死亡率为86%,SOFA评分<10的患者死亡率为58%。
此外,在发生严重不良事件时应停止使用高剂量。在两项研究中,心肌、肠系膜和指端缺血的发生率低于10%[62, 64]。此外,为减少去甲肾上腺素用量而加用另一种血管加压药(血管加压素)与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的降低无关[64]。
因此,在血管麻痹性难治性低血压且心功能充足的情况下,医生也应将增加去甲肾上腺素剂量视为一种可能的治疗选择,而不必担心缺血性并发症。
交感神经系统的调节
α2受体激动剂
在休克状态下,交感神经系统的不适当激活与受体脱敏相关[65]。一种创新方法可能是降低交感神经活性。α2受体激动剂如可乐定或右美托咪定(效力为可乐定的200倍)直接作用于蓝斑。通过与突触前α2肾上腺素能受体结合,这些激动剂还可对去甲肾上腺素分泌产生负反馈调节。这种中枢性下调的已知药理效应为低血压、心动过缓和镇静[66]。然而,近期在小型和大型动物中进行的实验研究发现,给予α2受体激动剂通过降低中枢交感神经活性,还可恢复对血管收缩剂(如α1受体激动剂或血管紧张素II)的反应性[67, 68]。一种有吸引力的假说是,交感神经流出减少可使外周肾上腺素能受体的脱敏程度减轻,并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α2受体激动剂的直接血管收缩效应也应予以考虑。
选择性β1受体阻滞
β1受体阻滞似乎可恢复血管对血管加压药的反应性。2013年,Morelli等[69]证明,在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感染性休克患者中给予艾司洛尔(一种选择性β1受体阻滞剂)可有效降低心率,且无明显不良反应。更令人关注的是,作者观察到与安慰剂组相比,艾司洛尔组的去甲肾上腺素输注剂量降低。对于这一关于去甲肾上腺素剂量的意外结果,有两种主流假说。第一,2016年,Morelli等[70]发现,在接受艾司洛尔治疗的感染性休克患者中,心率降低与动脉弹性改善相关,从而恢复了心室-动脉耦联。第二,我们团队最近发现,在实验性感染性休克中,大鼠输注艾司洛尔即使在不引起心率降低的低剂量下,与非治疗动物相比也与更好的离体血管反应性相关。这些有益效应似乎与血管中炎症通路(如NF-κB)的下调相关[71]。
肾上腺素能调节的前景可能包括通过α2受体激动剂中枢性减少交感神经流出,以及通过选择性β1受体阻滞剂外周性下调β1肾上腺素能受体。据此,Hernandez等人[72]最近发表了一项实验研究,在早期内毒素休克绵羊模型中,他们比较了右美托咪定和艾司洛尔相对于脂多糖对照动物对外源性乳酸清除率的影响。作者发现这两种药物在血流动力学上耐受良好,并与更好的外源性乳酸清除率相关。然而,这两种药物联合使用的正确剂量和血流动力学耐受性仍有待探索。
糖皮质激素
许多实验研究表明,给予糖皮质激素可恢复血管对血管升压药的反应性,可能通过非基因组机制抑制花生四烯酸级联反应以及基因组机制抑制NF-κB转录因子的核转位[73]。此外,糖皮质激素还抑制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和环氧化酶2(COX2)的合成[74, 75]。最后,低剂量糖皮质激素似乎通过增加α肾上腺素能受体基因表达来恢复血管对去甲肾上腺素的反应性[76]。一项临床试验表明,在感染性休克患者中给予低剂量氢化可的松倾向于使血管对去氧肾上腺素的反应性正常化[73]。然而,一项评估低剂量氢化可的松对感染性休克患者死亡率有效性的大型临床试验结果相互矛盾。因此,SSC建议如果血流动力学液体和儿茶酚胺能够恢复稳定性,则不应使用低剂量静脉氢化可的松治疗感染性休克。然而,在难治性感染性休克的情况下,可给予低剂量氢化可的松(每日200 mg)[20]。APROCCHSS研究(NCT00625209;涉及氢化可的松和氟氢可的松)的初步结果显示对90天死亡率和休克逆转有益。
血管升压药联合用药
根据疗效/风险比,最佳血管升压药治疗可能包括作用于不同受体的药物联合使用,同时尽量减少每种药物的剂量,从而可能提高整体安全性。这一范式在VAAST和ATHOS-3研究中得到了间接验证[34, 53],在这些研究中,添加血管加压素或血管紧张素II时去甲肾上腺素剂量减少。联合用药使去甲肾上腺素总剂量得以降低。不幸的是,这种剂量降低与不良事件减少无关。
肾上腺髓质素阻断
肾上腺髓质素在感染性休克中被认为是双刃剑。一方面,补充肾上腺髓质素可改善内皮屏障功能、减轻全身性炎症,并逆转绵羊内毒素血症中的低动力循环和肺动脉高压。另一方面,高水平的肾上腺髓质素与感染性休克和心源性休克患者的短期死亡率和升压药需求相关[77, 78]。最后,已发现肾上腺髓质素结合可减弱休克相关的能量代谢障碍,并减少亚硝化应激和减轻全身炎症反应,所有这些最终都与肾脏功能障碍和器官损伤的减少相关[79]。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NCT03085758)目前正在比较两种剂量的ADRECIZUMAB(一种人源化鼠单克隆IgG1抗体,特异性结合人肾上腺髓质素的N端区域)在早期感染性休克且血浆生物肾上腺髓质素浓度高的患者中的应用。
基因组学和药物基因组学的作用?
药物基因组学可应用于提高用于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的药物(包括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血管加压素和皮质类固醇)的疗效和安全性,因为已知的基因组变异与这些药物存在交叉。例如,Nakada等人[80]证明β2肾上腺素能受体基因多态性与感染性休克中对肾上腺素能激动剂反应的改变及死亡率相关。然而,该变异仅存在于5%至7%的人群中,因此制定特异性检测方法困难重重且可能非常昂贵。
结论
血管麻痹是所有晚期休克状态的共同特征,去甲肾上腺素仍是血管麻痹所致低血压的基石治疗。然而,鉴于我们对血管麻痹认识的提高,管理很可能从单纯去甲肾上腺素的标准化治疗演变为使用两种或更多升压药的多模式策略。基于新的病理生理学数据,目前正在研究众多潜在药物。尽管如此,这些新的潜在治疗或治疗策略不仅应评估其升高动脉压的能力,还应评估其改善生存或减少主要发病率的能力以及其有效性/成本比。
参考来源
- Levy B, Fritz C, Tahon E, et al. Vasoplegia treatments: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Crit Care. 2018. PMID: 29486781. doi:10.1186/s13054-018-1967-3
- 全文:PMC638927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638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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